韭菜的任務是貢獻利潤，不要指望你們能有資格喜滋滋地不勞而獲，有這樣的想法是缺乏理性的……
要回答這個問題，首先要讀權威人士的這幾篇文章：
我國經濟發展基本面是好的，有世界最高的居民儲蓄率和最大的宏觀經濟政策空間，經濟韌性大，制度優越性明顯。只要把握好，就出不了大問題。
我國經濟發展到現在這個階段，能不能把儲蓄轉化為有效投資是支撐穩增長的關鍵。目前居民儲蓄率很高，海量資金無處可去，人們難以獲得可持續的財產性收入；可另一方面，實體經濟和重大建設項目缺乏資金保障。所以，財稅、金融、投融資體制改革必須整體推進，特別是要打通投融資渠道，挖掘民間資金潛力，讓更多儲蓄轉化為投資。
當前經濟風險總體可控，但對以高杠桿和泡沫化為主要特征的各類風險仍要引起高度警惕，借債還錢，天經地義。我國廣義信貸和GDP之比是176%，比2008年上升了63個百分點。從結構看，這幾年債務增長最快的是非金融類企業，其債務余額已占到GDP的125%，在世界上處于高水平。高杠桿企業主要來自產能過剩行業、房地產行業、部分國有企業，要高度關注這些行業和地方政府債務增長的情況。
但是，如果采取大規模強刺激和拼投資等老辦法，可能會積累新的矛盾，使包袱越背越重，結構調整步履維艱。我們不是不要GDP，而是要有質量、有效益的GDP，這是“發展是硬道理”戰略思想的內在要求。
因此，既要加大力度穩增長，又要堅定不移調結構、防風險、化解過剩產能、治理生態環境、努力改善民生，正確處理好這幾者之間的關系。通過實施積極的財政政策和穩健的貨幣政策，防止經濟增速滑出底線。積極財政政策要名副其實，在增加公共支出的同時，加大降稅清費力度。目前企業生產經營成本全面上升，財政政策要把為企業減負擔、降成本作為政策重點，謹防出現經濟放緩、企業利潤減少但稅負增加的“逆周期”現象。穩健貨幣政策要把好度，疏通貨幣政策向實體經濟的傳導渠道，把錢花到實體經濟上去。現在價格總水平漲幅較低，常規性的財政貨幣政策空間有所加大，但也不能放水漫灌，而要注意“度”，注重精準滴灌，既有利于經濟增長和結構調整，又防止增加宏觀經濟的總負債率和杠桿率，在穩增長和降杠桿之間找到平衡點。
無論是處置“僵尸企業”、降低企業成本、化解房地產庫存、提升有效供給還是防范和化解金融風險，解決的根本辦法都得依靠改革創新。比如，降低企業制度性交易成本、減輕稅費負擔、降低資金成本，必須減少行政審批，改革財稅、金融體制；擴大有效投資補短板，必須改革財稅、金融、投融資體制，才能解決“錢從哪里來，投到哪里去”的問題。同時要看到，完成這些重點任務，本質上是一次重大的創新實踐，只有進行頂層設計創新、體制機制創新，不失時機地進行技術創新，才可能有效推動這次重大的結構性改革。
陣痛是不可避免的，但也是值得的。我國處在結構調整的陣痛期，地區、行業、企業發展出現明顯分化，可謂幾家歡樂幾家愁。在推進供給側結構性改革過程中，不可能皆大歡喜，產業會此消彼長，企業會優勝劣汰，就業會轉崗換崗。特別是眼下一些發愁的企業可能會更愁，甚至關門倒閉，引發職工下崗失業、收入降低等。但這種陣痛是一朝分娩的陣痛，是新的生命誕生和充滿希望的陣痛，是新陳代謝、是鳳凰涅槃，這是值得的！適當的后退是為了更好地前進。只有退夠，才能向前。正如老子所言：“明道若昧，進道若退。”拿“僵尸企業”來說，是等著這類企業把行業中的優質企業拖垮，最后一起死，還是快刀斬亂麻，處置這類企業從而騰出必要的市場資源和空間？顯然，必須盡快處置“僵尸企業”，實現經濟發展質量和效益的整體提升。
去產能，各地要明確具體任務和具體目標，加大環保、能耗、質量、標準、安全等各種門檻準入、制度建設和執法力度；處置“僵尸企業”，該“斷奶”的就“斷奶”，該斷貸的就斷貸，堅決拔掉“輸液管”和“呼吸機”。
去杠桿，要在宏觀上不放水漫灌，在微觀上有序打破剛性兌付，依法處置非法集資等亂象，切實規范市場秩序。
去庫存，要加大戶籍制度改革力度，建立健全農民工進城的財稅、土地等配套制度。
降成本，就要把整體稅負降下來，把不合理的收費取消掉，把行政審批減下來。
補短板，就要注重脫貧攻堅的精準度，扎實推進科技創新和生態文明建設，完善基礎設施建設“錢從哪里來、投到哪里去”的體制機制。
還有這兩篇：
6. 兩次危機都與貨幣政策相關聯。在兩次危機之前，最方便的手段是采取更為寬松的貨幣信貸政策。大蕭條前，泛濫的信貸政策引起了股市的泡沫和投機的狂熱；在這次危機前，美聯儲極其寬松的貨幣政策、金融放松監管和次級貸款都達到前所未有的水平，使得經濟泡沫惡性膨脹。在經濟泡沫導致消費價格上漲的壓力下，貨幣當局不得不采取緊縮貨幣政策，從而捅破了泡沫，改變了投機者的心理預期，使得遲早發生的事終于發生。兩者的主要區別在于，1929年大蕭條還沒有明確的宏觀經濟理論指導，而本次金融危機則是宏觀經濟政策長期服從于政治選舉目標。兩者的共同之處在于，貨幣當局對宏觀經濟形勢都缺乏準確的理解，大蕭條時期美聯儲的決策者基本沒有總需求管理的意識，而這次美聯儲則對已經全球化的世界經濟與美國作為儲備貨幣國所應該執行的貨幣政策認識很不到位。
7. 危機爆發后， 決策者總是面臨民粹主義、民族主義和經濟問題政治意識形態化的三大挑戰，市場力量不斷挑戰令人難以信服的政府政策，這使得危機形勢更為糟糕。在面對嚴重危機的時候，主要國家在應對政策上總犯同樣的錯誤，特別是應當采取行動的時候總會錯過時機，應當采取宏觀擴張政策的時候則采取緊縮政策，應當開放和進行國際合作的時候往往采取保護主義政策，應當壓縮社會福利、推動結構改革的時候卻步履艱難甚至反復和倒退（2012年歐債危機持續發展，法國、希臘、西班牙等國的民意普遍左轉，民族主義和極左、極右勢力明顯抬頭，大選之年政府不得不迎合民意，許多有利于債務問題解決的政策難以實施，歐債風險迅速上升）。這些明顯的錯誤在事后看起來顯得可笑，但對當事人來說，實施正確的政策卻困難重重。這是因為，大危機在人的一生中往往僅會遇到一次，決策者缺乏經驗，又總是面臨民粹主義、狹隘的民族主義和經濟問題政治化這三座大山，政治家往往被短期民意綁架、被政治程序鎖定和不敢突破意識形態束縛，這幾乎是普遍的行為模式，這一點在最近的希臘危機中表現得最為明顯。同時，在市場大幅波動中獲益是大金融資本的逐利本性。在一些國家軟弱的政府政策面前，國際金融市場 力量往往起到“樹欲靜而風不止”的作用，這種力量又與在野的政治力量相結合，使得當政者處境岌岌可危。特別需要強調的是，兩次危機中的市場力量從來都是高度政治化的力量。如果僅從經濟角度認識問題而忽視其政治屬性，就會犯重大的判斷性錯誤。
8. 危機的發展有特定的拓展模式，在它完成自我延伸的邏輯之前，不可輕言經濟復蘇。在經濟危機的過程中，會發生很多意外事件，它們似乎是一些小概率事件，由運氣決定。但事實并非如此。經濟一旦從正常狀態轉入危機狀態，它就開始以一種不同尋常的方式循環。危機往往從經濟大幅跳水開始，由泡沫破裂走向失業率攀升，由經濟困境加重轉向社會矛盾激化，由經濟社會領域轉向政治領域乃至軍事領域。在這個過程中，政府面對超高的負債率，先是在財政上采取緊縮政策，去杠桿化進程開始，隨后經濟泡沫破裂所帶來的經濟壓力往往通過貨幣貶值和債務重組得以緩解。而后，在經濟未實現好轉之前，通脹上升和股市繁榮往往帶來一次虛假復蘇，但很快會遇到經濟的二次探底。在1929年的大蕭條中是這樣，在這次國際金融危機中已經出現了這種跡象：美國金融危機一度出現緩解，但歐債危機卻出乎意料地全面惡化，系統風險迅速上升，全球經濟可能由此進入第二輪危險期。同樣，當國內矛盾激化到一定程度之后，就會向外部轉移和推卸責任。危機的自我拓展只有走完全過程才能達到新的平衡點，大危機一旦發生就注定是一個較長的過程。上次大蕭條最極端的情況是希特勒通過民選方式上臺和第二次世界大戰爆發。當前特別需要重視的是，在危機自我邏輯實現的過程中總會出現意外事件，一連串的失控和誤判也屢屢發生。目前，歐債危機正在深化，中東形勢很不確定，經濟、政治、社會、歷史、文化等方面的沖突相互交織，在這種情況下，我們對本次危機可能出現的重大風險必須有充分的思想準備。
9. 危機只有發展到最困難的階段，才有可能倒逼出有效的解決方案，這一解決方案往往是重大的理論創新。大蕭條后，世界在絕望中發生了凱恩斯革命。在這次危機中，雖然凱恩斯理論再一次獲得生命力，但人口老齡化、全球產能過剩、資源約束強化所導致的潛在生產能力下降，加上勞動力市場更加“粘性”，使單純擴張總需求的政策撞到天花板。同時，全球通縮壓力、歐洲主權債務惡化等導致的負面效應顯現，全球經濟又一次進入十分困難和復雜的境地。前一段興起的心理學、經濟學和政治學相結合的不少研究引人注目，目前興起的關于國家資本主義的呼聲提高，這說明全球都在等待著理論創新。這次理論創新可能圍繞全球經濟最實質和困難的問題展開：世界出現的總需求萎縮和資本、技術與勞動力在全球宏觀配置失衡的局面，加上一些國家的經濟增長陷入絕境，既帶來本國的社會政治問題，也快速向全球傳染，怎樣解決這個問題尚無明確思路。在經濟全球化條件下，單個國家解決這些問題的能力明顯不足，而大國相互合作又如此困難，急需提出一個可行方案,解決這個全球性的復雜問題。我們看到，全球經濟的惡化又一次產生巨大的倒逼力量，這在最近結束的歐盟峰會上已經體現出來。同時還要看到，盡管理論創新十分重要，但全球經濟能否走出危機，又在很大程度上取決于外部運氣因素，這在1929年大蕭條的末期表現得十分充分。
國際市場狹小、初級產品價格上升、國內成本優勢變化、資源環境壓力加大，這些新的長期趨勢說明，傳統的粗放增長方式已經難以為繼，要求中國在全球經濟準確界定未來的動態比較優勢，更重視熊彼特增長模式和羅默增長模式的研究，充分發揮知識和人力資本作用，創造條件在國際分工體系中扮演新的合適角色。我的基本看法是，在未來我們要做好兩件大事：（1）中國要加快調整儲蓄和消費的關系，逐步成為內生性的需求大國，為全球提供巨大市場。（2）要促進產業結構升級，加快技術進步和提高投資效率，提升服務業的比重，使產業結構和國內資源稟賦相匹配。
我們需要認清潮流，從我國人多地少的實際出發，按照建立主體功能區和特大城市圈的思路，從資源環境承載能力和生產力合理布局的角度做好城市群發展規劃，對混亂的城市格局做一次整合，以大城市為核心，整合中小城市和小城鎮，相應做好政府事權劃分、財稅、住房、教育、社會保障、土地利用等制度設計，培育和創造符合中國在全球經濟定位的大城市圈。從戰術上，需要接受發達國家和部分發展中國家“大城市病”的教訓，審慎和負責地處理各類現實問題，在建立城市功能區、接受大量轉移勞動力和治理大城市帶來的噪音、空氣和水污染、交通堵塞以及解決社會難題等方面走出符合國情的新路徑。
拉美國家真正的教訓是，在軍政府向所謂的民主政府轉化過程中，政府普遍采取了民粹主義的辦法拉選票，放棄財政紀律和產權保護原則，做出各種超出政府支付能力的福利承諾，致使通貨膨脹加劇和外債高筑，造成政治和經濟周期的大起大落和兩極分化。更為深層次的是，因為缺乏中等收入者階層的理性制約，才導致了拉美民粹主義的嚴重情結。人力資源即將成為短缺資源，人力資本是未來國家競爭力的核心。因此，我們要更加相信教育和重視教育。創新是教育的函數，教育發展好了，創新成果將接踵而至。
美國次貸危機發生后，我一直密切關注國際經濟環境的變化，當我看到美聯儲不斷降息和對金融體系注入大量資金之后，我感到了真正的危機，因為挽救的對象是本應受到懲罰的不道德行為。在全球化曲折發展的形勢下，中國的確要建立起一道安全的防火墻，這就是真正擴大內需，穩步提高中等收入者比重，不斷加強教育，推動城市化的有序發展，使中國成為市場規模巨大的創新型國家。
為了避免知乎的政治敏感，不分析，大家自己去體會權威人士的經濟觀。
看過這些材料，我們再看下面這些新聞：
1-9月份工業利潤總額同比增22.8% 國企利潤增長47.6%
1-9月份，在41個工業大類行業中，39個行業利潤總額同比增加，2個行業減少。主要行業利潤情況如下：煤炭開采和洗選業利潤總額同比增長7.2倍，農副食品加工業增長6%，紡織業增長3.7%，石油加工、煉焦和核燃料加工業增長38.4%，化學原料和化學制品制造業增長37.9%，非金屬礦物制品業增長24.6%，黑色金屬冶煉和壓延加工業增長1.2倍，有色金屬冶煉和壓延加工業增長47.1%，通用設備制造業增長15.8%，專用設備制造業增長24.5%，汽車制造業增長10.3%，電氣機械和器材制造業增長8.8%，計算機、通信和其他電子設備制造業增長17.6%，石油和天然氣開采業由同期虧損轉為盈利，電力、熱力生產和供應業利潤總額同比下降23.7%。
1．誰在竊喜，誰在憂慮？以煤、鋼、有色為代表的中上游行業盈利大幅改善，紡織、食品、汽車、計算機等電子設備這些偏下游的行業利潤增速落后，電力、熱力行業利潤大幅縮水。結構性改善特征明顯，同一領域、產業鏈分化明顯，比如上游煤炭生產企業盈利遠超焦炭加工企業，建材中水泥在回暖而玻璃表現平平，化工中化學原料和纖維表現很好，但橡膠和塑料利潤增速很低。下游行業也出現明顯分化，涉及民生的“衣食住行”，只有“住”相關的生產商盈利大幅改善，具體看，地產、家電中的空調和冰箱生產企業盈利改善明顯；紡織服裝以及食品飲料（除了白酒以外）行業盈利增速較低；汽車行業中整車業務只有商用載貨車盈利增長較快，乘用車、商用載客車盈利同比負增。
為什么黑色系、有色、地產盈利改善，為什么電力、熱力利潤縮水縮水？想想就明白了。
2．改善邏輯一是供給收縮，二是地產鏈驅動。過去一年煤炭、鋼鐵、有色行業盈利改善的邏輯在于去產能帶來的供給收縮，市場競爭格局好轉、產品漲價從而出現盈利的回暖。盈利改善的另一個邏輯鏈是基建、地產相關行業，家用電器中的空調今年銷量大幅增加，化學原料中用于建筑的純堿、氯堿需求也大幅增加；挖掘機銷量的大增與基建、地產投資也有關系。
3．中上游整體擠壓下游利潤。下面從幾個典型的產業鏈入手，觀察利潤如何在產業鏈條中分配。煤炭漲價直接推升了火電、冶煉行業成本。火電受其影響尤為顯著，受燃料成本高企的拖累，盈利明顯下滑，幾個代表性火電廠已經面臨成本壓力。煤炭漲價也推升了煉鋼、鋁冶煉等行業的生產成本，只不過這些行業本身也在進行去產能，產品漲價下對成本上漲接受能力較強。以電解鋁為例，電力成本在其生產成本中占35%-40%，原材料煤炭漲價對沖了盈利增長，比如南山鋁業(3.860, -0.07, -1.78%)今年上半年營收75.5億，同比增加13.8億，同時營業成本也增加了近10.5億，成本上漲侵蝕了企業的利潤空間。
房地產庫存怎么去掉的？
3000億元消費貸流向樓市 監管圍剿“攪局者”升級_市場_地產頻道首頁_財經網 - CAIJING.COM.CN
居民的存款被激活，外加他們的貸款，全都進入流通，導致什么后果？
對債券來說，如果市場預期未來存在通脹的情況，那么利率和債券的收益率也要上升，債券的價格則下降，從而實現對債券未來現金收益的購買力進行補償。基本上，通脹或者通脹預期的高點對應著債券價格的低點。而對期限不同的債券來說，期限越長的債券，未來的現金收益受到的折現率的影響越大，其現值的變化也越大。也就是說，期限越長的債券對通脹和利率的變化就越敏感，其價格波動性也越強。
熱錢亂竄，收還是放？這些貸款許多已經打包賣給了銀行。沒錯，就是次級貸的運作模式，拼命放貸，然后把這些垃圾資產打包高價賣給銀行。
通脹預期上漲，能拖延得下去嗎？
為什么這些錢不去投資企業呢？大企業在去產能，小企業在經受產品滯銷、原材料上漲和查環保。
對中小企業來說，下一步兇多吉少：
中下游中小企業利潤下降、居民存款變房產，消費能旺盛就怪了。當然，有消費貸這個寅吃卯糧的工具在，假象還是能維持一段的。
放心吧，對絕大多數人來說，遲早是還不上的。要他們還得上，只能不斷放水、降息。不斷給他們加杠桿，讓他們借新還舊。
如果在某一個時刻，通脹有失控的趨勢，或者因為他國加息本國為了維持匯率相對穩定，不能再降息會怎樣？
那就是明斯基時刻。
“明斯基時刻”（Minsky Moment）所描述的時刻是資產價值崩潰時刻，即經濟長時期穩定可能導致債務增加、杠桿比率上升，進而從內部滋生爆發金融危機和陷入漫長去杠桿化周期的風險。
放水結束，大家不能繼續借新還舊，拆東墻補西墻，進入清算階段，欠債還錢。沒錢怎么辦，只好用資產抵債。
現在國外敵對勢力一直威脅要加息，加不加息，這簡直就是達摩克利斯之劍。
何況，即使外國敵對勢力不加息，國內不斷加杠桿，物價也會很快失控。
熱錢不死，只是流竄，你不讓我炒房，我就去炒鋁。
實體萎縮，金融暴走。金融暴走，加劇實體萎縮。
相當一批人認為高層會選擇通脹，于是增加加杠桿，買入資產。但是，還有一些人，一些擁有大量資金，可以影響決策的人，他們的選擇是去杠桿、套現：
剛剛李嘉誠402億徹底清倉！他終于還是跑了！ -基金頻道-和訊網
步入2017年，潘石屹變賣資產的速度似乎正在加速。據觀點地產新媒體查閱，早在2016年中期業績會的時候，潘石屹就高調宣布，將上海的天山廣場、虹口SOHO、凌空SOHO三個項目劃入非核心物業范圍，拿出來銷售。
到了2017年年初的全年業績會上，潘石屹又反口，說不賣了，理由是外匯管制之下出售資產回收的資金沒有更好的投資路徑，“持有境內資產好過持有人民幣”。
但僅僅過了三個月時間，潘石屹就違反了“諾言”，將虹口SOHO以35.7億賣給了吉寶置業，緊隨其后還宣布將北京光華路SOHO 2和上海凌空SOHO納入整售行列當中。
李嘉誠跑了，王石退休，王健林輕資產，許家印去杠桿，潘石屹加緊出貨。
當然，持現的另一個目的是為了明斯基時刻的時候，能廉價收購：
權威人士認為，只要是市場經濟就要有周期，掩蓋危機只能在未來醞釀更大的危機，這是沒錯的。
現在，房地產的庫存已經去得差不多了，至少大開發商跑得差不多了。大企業的盈利情況也改善了。多數人的存款也變成資產了，許多人還背上了債務。
如果李嘉誠、王石、王健林、許家印、潘石屹有更多的信息了解國家經濟政策內幕，有資格參與國家經濟決策，他們的選擇是理性的話，那么那些加杠桿買入資產的人很快就會被上一課——記住，你們的名字是韭菜，韭菜的任務是貢獻利潤，不要指望你們能有資格喜滋滋地不勞而獲，有這樣的想法是缺乏理性的……
大眾的心理都處于極端的投機狀態，不斷提出使自己相信可以一夜致富的理由。兩次危機前的產業神話和收入分配出現的巨大差距，往往導致資本主義制度下的社會心理狀態出現變異。改變其社會地位的急切心情，使大眾都開始追求一夜暴富，人們寧愿相信各種投機奇跡，人類本性中的貪婪和健忘達到前所未有的程度，沒有多少人可以經受泡沫產業的誘惑，社會心態浮躁具有普遍性，在寬松貨幣環境和以提高杠桿率為實質的金融創新助推下，大量舉債進行高風險投機，產生了巨大的資產泡沫，大蕭條前主要是股市泡沫，這次危機前是房地產泡沫。正如加爾布雷思所描述的，當經濟處于過度繁榮狀態的時候，沒有人不相信泡沫會繼續膨脹，人們不是找出理由使自己理性，而是找出理由使自己相信盲目冒險的正確性。可以肯定的是，在特定的歷史階段和制度條件下，人類這種自我膨脹的說服力量和缺乏理性是導致危機的重要原因。由此我們也可以提出一個相關的質疑：經濟學關于理性人的假設是否具有永恒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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