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部分：我認為這就是中國通向光明未來的合理路徑

　　如果新自由主義的這些藥方，中國都服下了，中國不僅僅變成資本的國家，而且還是西方資本當太上皇、買辦資本當家做主的國家。

　　俄羅斯因為新自由主義政策差點變成大號的沙特，而中國是變不成俄羅斯的，而是更可能成為一個大號的烏克蘭。因為俄羅斯豐富的石油天然氣資源，中國是沒有的。烏克蘭守著歐洲最大的糧倉，繼承原蘇聯的尖端工業，現在混的比俄羅斯還慘。烏克蘭可以作為一個警示中國警惕新自由主義的現實標本。而葉利欽時代的俄羅斯，是提醒中國牢記前車之鑒的歷史標本。

　　新自由主義之所以這么有威脅性，是因為它的兩個最為核心的主張，即經濟私有化和金融自由化，能夠突破中國經濟最重要的兩道防線，也就是公有制的主體地位和資本項目的管制。

　　第一道經濟防線，已經部分失守，引發了一系列問題，比如貧富懸殊問題，這個問題又引發了生產相對過剩的問題，后者又是中國現在幾乎所有經濟問題的原因(我們后面再展開分析)。意識形態的形勢嚴峻，也跟經濟基礎的變化有很大關系，社會意識最終是要反映社會存在的，經濟結構的變化，也要反映在意識形態上，馬克思主義的被邊緣化和西方各種資本主義理論成為主流聲音，最重要的原因還是在經濟層面。公有制的主體地位不能重建，社會主義的聲音也不太可能壓倒支持資本主義的聲音。

　　好在中國的公有制比重雖然已經不具有主體地位，但國企還控制著最重要的經濟命脈，如金融、能源、電信、鐵路等等，經濟的比重雖然不高，但控制力還是比較強。所以，中國并沒有被資本逼到墻角。

　　第二道經濟防線，已經松動。好在，還沒有徹底放開資本項目，距離資本項目的徹底自由兌換還有幾個重要閥門還沒有打開。所以，在人民幣匯率承受巨大壓力，而外匯儲備快速減少的時候，資本外流的速度還沒有完全失控。雖然代價大了一點，但畢竟還沒有大到不可承受。

　　當然，如果不是因為中國堅持住不搞政治多黨制和軍隊國家化兩個最重要的政治防線，政治優勢因此沒有被消解，中國因為金融放開和經濟的私有化，已經具備一場金融危機的條件(這個也放到后面詳述)。

　　研究其他國家經濟的崩潰，問題就出在，私有化和資本集中產生了寡頭化資本，自由化讓政府失去制約寡頭化資本的能力。資本自由任性的盡頭是一次次經濟危機。經濟危機是一個國家和人民的災難，但卻經常是最有實力的經濟寡頭的盛宴(當然一部分經濟寡頭也會倒下，但這會成就其他寡頭的進一步集中和壟斷)。

　　而在中國，政治的優勢在手，只要政府有態度，寡頭化的資本，還是得收斂自己。中國因此也可以通過行政力量把風險控制在危機不爆發的程度。

　　這是中國的優勢，國家能夠控制資本，所以資本不能任性到經濟危機爆發。中國的快速崛起，一個重要條件是中國雖然遇到過各種經濟挑戰，但卻沒有發生過經濟危機。對此，中國應該慶幸。慶幸自己沒有讓美國滿意，沒有讓美國培養出來的新自由主義學者滿意。雖然中國因此經常處于他們的輿論指責當中，這恰恰說明中國沒有迷失到失去自我。

　　即便如此，我們也不能有輕松感。因為面對的問題不解決，早晚還會變成不可收拾的顛覆性風險。

　　解決問題，就要對癥下藥。既然我們的診斷是：中國經濟面臨的最頭疼的問題，追根溯源，基本都能歸結到經濟過度私有化和市場(主要是金融)過度自由化上面。而中國經濟之所以沒有出大問題，是因為中國經濟還沒有徹底私有化和自由化。那么，我們對癥的藥方，最重要的就是兩個：增加公有制經濟的比重，加強政府對經濟的調控。一句話，就是逆新自由主義而動，讓新自由主義者繼續不高興。

　　還在2013年的時候，中辦就有一個文件，把新自由主義列為幾種要警惕的錯誤思潮之一，但是新自由主義的話語權實在太大了，他們通過各種概念和理論的變種，繼續影響著中國的決策和改革路徑。而中國雖然也一直存在著對新自由主義的警惕和抵抗力，但是用行動向新自由主義說不，卻是從去年開始對防范金融系統性風險的反復強調和建立房地產的穩定長效機制開始。

　　當然，也可以認為是從供給側結構性改革開始。

　　這些重大舉措的積極一面首先在于，迷信市場的作用，雖然在學界依然是主流聲音，但在政府層面已經越來越沒有市場。這些措施，都是在用政府的力量，解決市場自發作用帶來的問題。這是用干預主義，向自由市場經濟劃清界限。

　　同時，也是在黨的正式文件確定的“使市場在資源配置中起決定性作用和更好發揮政府作用”和政府不能干預的自由市場經濟之間構建起一個日漸清晰的邊界。

　　在三中全會公告和決議出來之后，中國的自由派就利用話語權，第一時間搶占解釋權，而且他們的解釋都有一個共同點，只選擇性強調市場的決定性作用，而不提“更好的發揮政府作用”，只強調市場“無形的手”的自發作用，而選擇性忽略政府這只“有形的手”的宏觀調控作用，要把“兩只手”變成“一只手”，模糊了政府調控下的市場起決定性作用與自由市場的邊界。一些部門喊著金融市場化，卻實際導向金融自由化的原因，就是模糊了這個邊界。

　　自由市場，是建立在“市場經濟才是資源配置效率最好的經濟體制”這個未經理論證明和事實驗證的假設上。西方經濟學把假設當不證自明的公理來使用，也不是一次兩次了。如果要讓這句話成立，那就必須在市場經濟前面加一定的限定條件，至少包括：在一定的歷史階段，可以通過政府調控限制市場自身的缺陷。認為不帶限制條件的市場經濟是最好的經濟體制，其實是“歷史終結論”的經濟版。

　　福山的歷史終結論，已經被歷史的實際發展進程否定，福山自己也承認“歷史終結論”有問題，歷史沒有終結在西方的自由市場和多黨政治，而“歷史終結論”已經被現實終結。“歷史終結論”的經濟版，也一樣站不住腳，但它卻依然成為主流經濟學界不容置疑的信條，實際成為一種迷信和教條。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斯蒂格利茨在《新自由主義的終結》一文中指出，新自由主義一直是為某些利益集團服務的政治教條，從來沒有得到經濟學理論的支撐。

　　更進一步講，新自由主義的立論建立在自發的市場能夠實現自動均衡、最優配置或者配置效率最高的假設之上，而這些假設是挑戰事實而被事實反復證偽的。他們用理論構建的自由市場實現自動均衡是一種市場烏托邦，是一種神化過的市場。

　　2008年美國金融危機的爆發以及救市的整個過程，都宣布了新自由主義在政策層面的神話破產。2008年1月22日，美國《國際先驅論壇》刊發的題為《經濟史拐點》的文章，直接指出，世界經濟正在步入一個拐點，即全球主流經濟政策正在由自由放任轉向政府干預。

　　但是在中國，新自由主義的話語權竟然沒有受到什么削弱，新自由主義還在對決策有著很大的影響力，直接的原因大概是因為他們之前建立的優勢太過明顯，又能抱團取暖有很大關系，更重要的原因是他們背后有已經強大起來的資本力量。

　　新自由主義者，尤其以奧地利學派為代表，對市場的作用不允許有一點懷疑，他們從不認為市場會犯錯。當事實證明市場也會犯錯時，他們的回答是這樣的：“邏輯是最可靠的，事實是不可靠的，因為對事實，不同的人看法也不同。對于用邏輯推導出的結果，如果他人用事實證明結果是錯的，奧地利學派是不承認的”。所謂邏輯，就是他們自己的邏輯，凡是不符合他們邏輯的事實，他們是采取不承認的辦法，來維護市場永遠正確的教條。教條到這個程度，和宗教的距離還有多遠？

　　這幫市場原教旨主義者，不但用邏輯挑戰事實，排斥實踐的檢驗，而且對勞動者也特別冷血，比如在富*士康跳樓問題上，這幫人說出了讓人震顫、震驚、震撼的話：“沒有資本家，你連跳的樓都沒有”。

　　新自由主義者，對資本家有多忠心，對勞動者就有多冷血。同理，當國家利益和資本利益發生沖突的時候，他們也會站在國家的對立面。

　　堅持市場永遠不會犯錯教條的背后，是一顆維護資本利益至上的堅硬的心。就連同在右翼陣營的儒家憲政主義學者秋風都忍不住說：“在中國，有這樣一群經濟學家或者經濟學愛好者，他們似乎是投資人聘請的專業辯護士”。

　　就是這樣一群人，構成中國經濟學的主流圈，掌握著比其他任何流派都大得多的話語權，這真是中國的不幸。

　　而中國不幸中的幸運，是新自由主義者雖然掌握了最大的經濟學術、媒體話語權，卻沒有變成官方壓倒一切的排他性決策。中國始終沒有放棄政府對經濟的調控職能，中國的經濟因此沒有成為完全的自由市場經濟。所以，中國沒有拉美化。

　　但因為新自由主義話語的強勢，更好的發揮政府的作用，目前更多被理解為“先讓市場決定，市場決定不了或不宜決定的，政府再發揮彌補的作用”。這是把政府發揮作用的置于消極的角色，重點放在事后的調控和補救，而這樣做的代價會很高。這種定位很明顯沒有擺脫新自由主義對政府“守夜人”的職能定位的影響。

　　更好的發揮政府的作用，應該把政府的角色設計的更為積極。在公有制失去主體地位而引導作用下降的情況下，政府積極發揮對市場經濟的調控作用，更為必要。當然，這種必要性跟中國面對的主要問題和挑戰有關。

　　當中國的公有制經濟比重下降為30%左右，而非公有制經濟比重上升為70%左右的時候，社會化大生產與資本私人占有之間的矛盾，就變得尖銳起來。這個基本矛盾又表現為資本為利潤而擴大生產與貧富懸殊引起的市場狹窄之間的矛盾，中國現在經濟的主要問題和挑戰都是從這個矛盾展開的。

　　困擾經濟的產能過剩問題，既有生產的社會無計劃性造成的絕對過剩和結構錯配，又有市場相對狹窄造成的相對過剩。前者靠市場的自發調節，恐怕只有通過經濟危機的方式才能強行讓生產力與市場容量再次平衡。中國因為政府有比較強大的調控能力，可以通過供給側結構性改革，消化掉一部分產能，然后通過推動產業升級，讓生產和消費的結構的錯配得到改善，但又會以為市場調節的滯后性產生新的產能過剩。

　　光停留在如何防范新自由主義的層面是不夠的，我們還需要找到解決問題、通向未來的合理路徑。

　　我覺得解決產能過剩問題的更好出路，是在重建公有制主體地位的同時，增強經濟的計劃性。關于新的計劃經濟的可能性和可行性，馬云去年11月19日在“2016世界浙商上海論壇”演講時提到：“昨天在一場交流里，馬克思主義講到的市場經濟和計劃經濟到底哪個好?我認為這個觀念我們過去的一百多年來一直覺得市場經濟非常之好，我個人看法未來三十年會發生很大的變化，計劃經濟將會越來越大。為什么?因為數據的獲取，我們對一個國家市場這只無形的手有可能被我們發現”。

　　現在，通過市場發展起來的，最具有市場創新意識的資本家馬云，站出來說計劃經濟重新又有了可能，對主流經濟學家的心理沖擊是最大的。不管他是為了自己企業的利潤和控制力考慮，還是出于其他的什么動機，他這些話，都不是為了表現特立獨行那么簡單。

　　曾經的計劃經濟有很多問題，但絕對不是現在西方經濟學者說的那樣一無是處，而且，中國的工業化就是用這套體制建立起來的。二戰之后，用市場化的體制，在中國這樣規模的農業大國，建設一套完整的工業體系的可能性，比零大不了多少(不能跟依附于美國的韓國比，美國可以允許韓國工業化，但絕對不愿意見到中國工業化)。

　　當然，馬云不是主張要恢復過去的計劃經濟模式，事實上，恢復到過去的計劃經濟模式也沒有可能性和必要性，因為過去的計劃經濟模式，是屬于短缺經濟時代或者工業化過程的。而現在我們處于買方市場，處于互聯網時代，需要新的計劃經濟模式。大數據處理技術的成熟，讓不具備技術條件的計劃經濟，在技術上具有了可能性和可行性。

　　我認為，在市場自發作用已經暴露出很大局限性的情況下，在大數據與云計算已經讓計劃經濟具備技術條件的情況下，研究建立有計劃的市場經濟，或者基于市場的計劃經濟，正逢其時。我認為在互聯網條件下探索計劃經濟，才具有根本性的創新價值(更多有關的分析，詳見本公號的計劃經濟系列文章)。

　　等到未來社會主義發展到更高階段，實現單一的社會所有制，商品和市場存在的條件消失，基于市場的計劃經濟還可以進一步躍升到產品計劃經濟階段。

　　在重建公有制主體地位的同時，探索建立有計劃的市場經濟，或者基于市場的計劃經濟，這樣做的好處是多方面的。

　　重建公有制主體地位，有利于增強政權的經濟基礎和社會基礎，有利于實施按勞分配為主體的分配制度縮小貧富差距，也就解決了市場狹窄與生產擴大的矛盾。探索建立互聯網條件下的有計劃的市場經濟，作為從市場經濟到產品計劃經濟的橋梁。它既是市場經濟的升級，又是新的計劃經濟模式的探索(這種模式的特點、形式，有興趣的可以參考本公號的計劃經濟系列文章，在此不展開)。

　　我認為， 公有制的主體地位+互聯網條件下有計劃的市場經濟，中國也就找到了從目前的社會階段向更高階段躍升的階梯，這也是從根本上跳出市場經濟圈子以解決經濟現實問題的路徑。

　　我覺得這就是中國可以走得通的路，而這條路從現實出發，通向社會主義更高階段，最終走向共產主義。

　　而互聯網信息技術和智能技術的發展，比以往任何時候，為共產主義創造著更接近要求的技術和物質條件。

　　現在很多人都開始認識到，互聯網的協作和共享精神，催生了共享經濟，而共享經濟，通向共產主義。

　　不只是互聯網，劉強東認為機器人和人工智能，讓他感覺到共產主義具有了實現的可能性。他的原話是這么說的：“我突然發現其實共產主義真的在我們這一代就可以實現。因為機器人把你所有的工作做了，已經創造了巨大的財富，人類可以享受，或者可以做點藝術性的、哲學上的東西。國家可以將財富分配給所有人，沒有窮人和富人之分”。

　　馬克思在《哲學的貧苦》中說，“手推磨”產生的是封建主義的社會，“蒸汽磨”產生的是工業資本家的社會。有什么樣的生產力就需要有什么樣的生產關系與它相適應。那么，正在發生的信息技術和智能技術產生的是共產主義的社會。信息技術和智能技術的發展，和私有產權的矛盾沖突，也表現的越來越激烈，客觀上需要新的生產關系。

　　對人類來說，如果不跳出私有制加市場化的老路，我們就只能困在市場經濟的圈子里，繞來繞去，卻擺脫不了產生問題的內在矛盾的束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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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五部分：中國經濟怎樣才能創造歷史，不重蹈美英覆轍？

　　筆者在上一部分提出，重建公有制主體地位，建立基于互聯網的有計劃的市場經濟，是解決中國經濟現實難題的切實可行的辦法，很多人肯定對此不以為然，畢竟市場經濟的神話宣傳進行這么多年了。但是，中國現在面臨的經濟難題，在市場經濟的圈子里是很難得到有效解決的。這是由市場自身的局限性決定的，而且，市場的局限性在私有制的條件下，還會被放大。

　　這個問題還可以換一個角度分析：如果不重建公有制主體地位，建立有計劃的市場經濟，能不能有效解決中國經濟現在面臨的難題？

　　中國現在的經濟難題，不僅僅是金融積累的風險問題和房地產的泡沫問題，還有生產過剩和經濟脫實向虛的問題。這些問題都有同一個根源：資本私有制下的市場自由化傾向。

　　前幾章，我們講到了生產過剩的問題。私有制導致貧富分化，貧富分化引起有支付能力的市場規模的狹窄問題，后者又引起生產相對過剩的問題。市場機制，無法克服生產的社會無組織性、市場調節的滯后性，又引起生產的絕對過剩問題。

　　這個邏輯鏈條到這里還沒結束：生產過剩又導致實體經濟的利潤降低，資本開始從實體經濟向資產市場轉移，同時產生了經濟脫實向虛的現象。

　　這兩年實體經濟比較難做，而資產市場那邊卻表現的非常火爆，這就反映了脫實向虛的趨勢確實存在。

　　英國和美國，都先后經歷了這樣的過程。當一個國家出現產業空心化，主要靠金融等虛擬經濟支撐的時候，這個國家也就開始轉向衰弱了。

　　支持一個強大國家的堅實基礎，從來都是物質財富的生產能力，這是一個國家綜合國力的物質基礎。

　　對中國來說，現在最具有競爭力的是中國擁有世界上最為完整的工業體系、產業配套能力和世界上最大的工業生產規模，這是中國崛起最可以依靠的核心競爭力。

　　現在，擺在中國面前的問題就是，實現中華民族的偉大復興之后，如何不走英國和美國的老路，成為世界最強的國家，又因為脫實向虛，國力開始走上下坡路。

　　英國是在通過工業革命建立起世界最強的工業體系之后實現的全球第一強國地位。而當英國產業轉移到法國、德國、美國之后，工業能力被德國和美國超越之后，英國的地位受到挑戰是必然的。美國成為世界第一的工業強國之后，才有了美國世界地位的基礎。而美國現在的相對衰落，又是跟它失去了世界第一的工業能力有最直接的關系。

　　美國的去工業化在冷戰時期就開始了，美國將部分民用產業向歐洲、日本，后來又直接或通過日本轉移向亞洲四小龍。冷戰結束后，美國先后把重點放在發展互聯網、房地產和金融方面，而這個時候中國成為世界工業轉移的承接人。到了本世紀，中國已經成為新的“世界工廠”。

　　問題在于，有英國的教訓擺在前面，美國怎么還會犯同樣的“錯誤”呢？

　　這不是因為美國人自己糊涂，而是自由市場經濟下，在資本的流動不受限制的條件下，馬克思的資本平均利潤率下降規律在發揮作用，資本總是從利潤低的部部門流向利潤高的部門，從實體經濟再到服務業;在同一個部門內部，也存在著從傳統工業到高新技術產業，從低端服務業到中高端服務業的流動;資本也會從利潤低(表現為成本高)流向利潤高(表現為成本低)的國家。以上構成了產業轉移的整個圖景，反映了資本在逐利動機驅動下的流向。

　　在自由市場經濟體制下，如果讓市場自發的起決定性作用，資本的這種流動就不會停止，從英國到法德再到美國、日本、亞洲四小龍然后到中國。當然，如果中國也讓市場說了算，這種流動也不會止步于中國。

　　如果是資本私有制的市場經濟體，這種趨勢就更明顯。私人資本眼中，哪里有利潤就去哪里。所以先是英國，后是美國，產業空心化都無法阻擋。如果美國繼續采取自由放任的市場模式，除非，美國出現新的技術革命，引發新的產業革命，讓工業不再依賴于勞動力人口，否則美國的再工業化再也沒機會。實際上，特朗普現在是想通過國家干預，也就是稅收等手段，讓產業資本回流美國，這實際上不僅僅是要逆全球化，而且還是去市場的自由化。

　　中國目前的情況更顯復雜：一方面，中國現在已經具有世界上最為完整的工業體系；另一方面，中國還面臨著傳統工業產能過剩的現實困難以及產業升級的歷史任務，還出現了脫實向虛的現象，工業制造企業向其他成本更低國家轉移的數量正在增加。金融服務業異常繁榮，大量資金涌向資產市場。流入資產市場的資金推高資產價格之后，又增加了工業制造業相應的成本都有關系。

　　中國在低端產業面臨著那些人力成本更低的國家的競爭，在中高端產業的突破又要面對著歐美日的先發工業和科技優勢的壓制，可謂前有堵截，后有追兵。

　　中國要想不步英美的后塵，讓“世界市場”的地位得而復失，那就必須克服資本私有制企業的利潤動機與國家和人民利益的內在沖突，這個沖突實際上也就是生產力的社會化與生產關系的私人占有之間的矛盾。

　　前面分析過，在自由市場經濟條件下，這個問題無解。

　　而且，脫實向虛的問題，還不是現在中國面對的最為緊迫的問題。中國現在首先要解決的問題是防范系統性金融風險。

　　現在我們就講到了金融系統性風險的問題，金融系統性風險，也跟中國經濟的脫實向虛有關。脫實向虛問題的另一面表現，就是金融服務業的比重上升，金融服務業對實體經濟利潤的侵蝕嚴重。早在2012年，中國最大的5家商業銀行(工、農、中、建、交)營業收入占500強企業收入總額6.2%，利潤占35.6%。268家制造企業創造利潤還不及五大銀行利潤總和的57%。2013年到2016年，金融業增加值占GDP的比重，依次為6.51%、6.92%、7.25%、8.44%和8.35%;同期工業增加值占比為38.66%、37.35%、36.31%、34.5%和33.31%。從利潤角度更為明顯，2016年麥肯錫發布的《中國的選擇：抓住5萬億美元的生產力機遇》報告也顯示，金融業的經濟利潤占中國經濟整體利潤的比例超過80%。根據調查數據顯示，2015年，工業企業主營業務收入平均利潤率為5.59%，而金融業的平均凈利潤達到30%。

　　中國現在還沒有站在當年英美工業在世界的高度，就出現了經濟金融化趨勢。2016年中國金融業增加值達到8%，超過美國的7%和歐日的5%，這是一個危險的信號。

　　而同時，中國的房地產價格，以一線城市為例，已經不低于東京的價格。“中國發展高層論壇2017”上，野村控股株式會社會長古賀信行發言時認為，中國一線城市房價已經超過八十年代末地產泡沫時代的東京了，他提醒：“需要注意到的是日本的住宅專業金融機構，是從銀行獲得貸款，然后再次轉貸的，銀行向住宅發放貸款的時候，這些貸款都是被寫入銀行的資產負債表得到反應的。而中國的影子銀行是完全獨立于銀行之外的，不反應在銀行帳戶上的貸款。如果真正中國的影子銀行出問題，出現了違約的情況的話，很可能會給中國的金融系統帶來比日本當時更大的沖擊”。

　　《中國一線城市可買半個美國?》一文的調研數據也表明：“20多年前，日本房地產市場一片火爆，賣掉東京的土地可以買下整個美國。20多年后的今天，中國的城市“貴”得也可以買下整個美國了。根據我們的測算，僅僅賣掉中國北上廣深建成區的土地，就可以買下半個美國”。

　　根據西南財經大學中國家庭金融調查與研究中心的調查，2013年中國住房空置率高達22.4%，一線城市也達到21.2%，遠遠高于美國(2.5%)、中國香港(4.7%)、歐盟(9.5%)、日本(13.1%)、中國臺灣(17.6%)等國家和地區。而根據2015年騰訊網、騰訊房產研究院與中國房地產報、《騰訊智慧》聯合調查的數據，一線城市住房空置率22%，二線城市24%，三、四線城市26%，依然偏高。

　　這些都說明居民購房行為存在比較明顯的投資甚至投機成分，房地產的額泡沫就來自這些投資和投機資本。

　　房價的根本動力還是來自貨幣超發，房價泡沫的實質主要是貨幣超發。

　　中國房地產價格也主要是貨幣現象。有人研究過，從1990年到2013年的24年里，中國實際GDP平均漲幅為9.9%，CPI平均漲幅為4.6%，房價(全國房地產銷售額除以銷售面積)平均漲幅為10.7%，M2平均漲幅為21.0%。廣義貨幣m2的增長速度是GDP增速的一倍還多，顯然是存在明顯的貨幣超發現象。而且，貨幣供應量(M2)漲幅約等于實際GDP增長率與房價平均漲幅之和。這也就是說，中國超發的貨幣，基本都被房價吸收，超發的貨幣基本都去了房市。

　　按照黃奇帆的統計，房地產在國民經濟中產生的GDP是7%，占用的資金量是百分之二十七八。2016年，工農中建交等主要銀行，新增貸款的百分之七八十是房地產，全國而言，到去年年底，全國新增貸款量的46%是房地產。

　　房地產和金融的風險就這樣捆綁在一起了。一方面，貨幣超發推動房地產價格暴漲，既醞釀了金融系統的高風險，也推高了中國制造業的土地成本，是造成經濟脫實向虛的推動力之一。

　　房地產的價格泡沫如果破滅，就足以把銀行在內的金融系統打爆。房地產的價格不僅僅是資金堆起來的，而且還是杠桿吹起來的。購房有杠桿，首付款一般在30%，這還是一般的情況。有些金融機構推出首付貸，這樣杠桿就又增加了很多倍。供應端的房地產開發商開發項目也是高度依賴杠桿。黃奇帆認為，保守估計，房地產的自有資金量與融資量的比值是1：9，也就是房地產商自有資金一千萬，就可以開發一個億的項目。

　　高層為什么在強調防范金融系統性風險的同時，總是要強調房地產的健康發展，原因就在于此。

　　系統性金融風險的直接來源，雖然是金融自由化的創新通過不斷加杠桿造成的，但是金融創新的理由，卻是為了解決經濟的增長性問題。一談到這個問題，又要回到我們前面分析過的生產過剩、脫實向虛、資本平均利潤率降低等問題，追根溯源，又回到了資本私有制和市場自由化等原因。(未完待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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