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經濟發展的“新常態”與“金融風險”

　　亂云飛渡

　　“我國經濟發展的顯著特征就是進入新常態”。什么是經濟發展的“新常態”呢?就是經濟發展速度下降，“實體經濟效益下滑”，經濟結構失衡，“產能過剩”，“房地產綁架金融”，“虛擬經濟”金融泡沫，“三農問題”突出。面對經濟發展的“新常態”，“社會主流”認為：“新常態是一個客觀狀態，是我國經濟發展到今天這個階段必然會出現的一種狀態。”;還有一些人認為：中國經濟發展的“新常態”，是受國際金融危機影響，是國際大環境制約下必然的結果;甚至有一些人認為：“經濟周期(經濟危機)，社會主義國家也不能擺脫”。中國經濟發展的“新常態”，是正常的“客觀狀態”嗎?中國經濟發展的“新常態”存在金融風險嗎?這是本文討論的主要內容。

　　筆者認為：中國經濟發展的“新常態”，并不是一個正常的“客觀狀態”，而是經濟發展出現了問題。按照馬克思的觀點講，就是出現了資本主義的“經濟危機”。“產能過剩”的狀態，即“生產過剩”的表現：大量工業品賣不了或在低價位徘徊，“實體經濟效益下滑”;而與人們生活相關的食品、住房、醫療、教育等價格上漲，“過剩與不足并存”，這是資本主義社會“經濟滯脹”的表現。馬克思在《共產黨宣言》中講到：“在商業危機期間，總是不僅有很大一部分制成的產品被毀掉，而且有很大一部分已經造成的生產力被毀掉，發生一種在過去一切時代看來都好像是荒唐現象的社會瘟疫，即生產過剩的瘟疫。”(《共產黨宣言》新版《馬恩選集》第一卷第278頁)。

　　馬克思指出了資本主義“經濟危機”的主要標志，就是“生產過剩”。“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經濟發展，也是“生產過剩”，這難道不是相同的“經濟癥狀”嗎?“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為什么會出現這種資本主義社會的“經濟危機”現象呢?因為“改革開放”，取消社會主義“統籌計劃管理體制”，“改革”(削弱)“公有制”國營企業，發展“私有制”私營企業，“私有制”決定：“社會上大多數人收人較低，少數人收入較高”，隨著“私有制”經濟發展壯大，必然導致貧富懸殊的“兩極分化”，“兩極分化”使得大多數人“收入不充裕”，大多數人“收入不充裕”，就不能形成“市場消費”，缺少“市場消費”，即“市場有效需求不足”，經濟發展自然萎縮;而現代科技進步生產的能力是巨大的，即能夠生產“人們需要的各種產品”，因為社會上大多數人“收人較低，消費不起”，這樣才造成“生產能力過剩”的“經濟危機”現象，這是經濟發展一種不正常的“病態”，根本就不是什么正常的“客觀狀態”;也不是什么“經濟周期(經濟危機)，社會主義國家也不能擺脫。”而是“資本主義社會”無法擺脫。“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學習外國的先進經驗”，“走資本主義道路”，當然也無法擺脫資本主義“經濟危機”的特征。盡管“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不承認“走資本主義道路”，回避敏感的“經濟危機”詞匯，以經濟發展“新常態”而代稱，但是“經濟危機”：“生產過剩”、“經濟結構失衡”、“實體經濟效益下滑”的客觀事實，是無法否認的。面對中國經濟發展的“新常態”，“社會主流”提出：“推進供給側結構性改革，是綜合研判世界經濟形勢和我國經濟發展新常態作出的重大決策”。“供給側結構性改革”，主要就是“調整經濟結構，穩定經濟增長，發展創新驅動力產業”。具體講就是“三去一降一補”，“減稅放權”，“深化國企混和所有制經濟改革”，這些措施與辦法，都不能解決中國經濟發展的“新常態”問題。從社會形態性質所有制的角度講：無論“供給側結構性改革”怎么改，都不能解決因為“私有制”而產生大多數人“收入不充裕”的問題，沒有大多數人創造“市場消費”，根本就不能形成經濟發展，也改變不了經濟發展速度下滑的“新常態趨勢”(詳見筆者《供給側結構性改革是錯誤的》一文);從科學技術進步的角度講：發展創新驅動力產業，并不能解決社會經濟發展的問題。因為科技進步只能解決生產問題，并不能解決“人們需要收入與形成市場消費”的經濟發展問題。或者說，科技進步與發展并不能治愈資本主義社會的“痼疾”，即“私有制”產生的“兩極分化”與“經濟危機”。就像世界上美國等經濟發達國家，雖然科技先進，但是仍然解決不了“1%與99%”的問題，也解決不了經濟發展長期徘徊不前的問題;從組織體制實施方式來講：在市場經濟體制下，即“市場在配置資源中起決定性作用”，“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的措施辦法，都需要通過國家的稅收、財政與貨幣政策間接作用于實體經濟的發展，而這些政策措施都不能直接解決“實體經濟如何發展的問題”，實體經濟發展的關鍵要害，在于找到“市場消費需求”，沒有“市場消費需求”，任何實體經濟都不能實現經濟發展。資本主義在市場經濟“價值規律”作用的基礎上，實行市場稅收體制與政府輔助財政與貨幣政策，不能解決資本主義“經濟危機”，這已由資本主義幾百年“經濟危機”循環發生的事實所證明(詳見筆者《用毛澤東主義揭開經濟發展歷史的迷霧 --解析“經濟危機”發生的原理》一文)。“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學習外國的先進管理經驗”，在“市場在資源配置中起決定性作用”的基礎上，也實行通過“市場稅收體制和政府財政與貨幣政策”來調整經濟發展，這與資本主義社會調整經濟發展運行的體制與方式是相同的，當然也不能避免與解決中國“經濟危機”的“新常態”。

　　中國經濟發展“新常態的趨勢”是無法否定的，而一些形而上學的專家學者講：中國經濟的基本面是好的，經濟發展“穩中向好”;我國“GDP”總量全球排名第二，2017年第一季度中國“GDP”超預期，增速達到6.9%，相對其他國家的發展速度是較高的。全球資本主義國家經濟發展處于長期徘徊不前的狀態，自不必說。中國經濟發展“穩中向好”的主要依據是什么呢?就是中國的“GDP”增速。而中國“GDP”增速“華而不實”的表象，并不能真實反映中國經濟發展的問題。在“GDP產值”中，一些“流通領域、服務業、政府消費”的部分產值，是不應該計入“GDP產值”中，因為按照馬克思的觀點，這些“流通領域、服務業、政府消費”，并不創造工農業產品產值，它只是“社會財富再分配的形式”;如果再去掉“GDP產值”中，外資或控股企業占有的很大一部分產值，中國經濟發展“GDP產值”增速，實質是“負增長”，這由“實體經濟效益下滑”的事實為證。即使不以馬克思的觀點來看待中國經濟發展的“GDP產值”，以資本主義經濟發展理論，國民生產總值(GNP)對比“GDP產值”，也會發現中國經濟發展中存在的問題。當然形而上學的“社會主流”，不是這樣認識與理解經濟發展“新常態”的，而是頑固地抱著“華而不實”的“GDP產值”增速，“孤芳自賞”，根本就不管“GDP產值”的基本概念涵義;即不看中國事關民生消費生產領域的主導權，大都已被外資或控股公司所掌控;更不看在外資或控股企業的“GDP產值”中，掩蓋的是對“中國勞動者剩余財富價值的占有，社會剩余財富的流失”。形而上學的“社會主流”，每每說到“改革開放”，必講“改革開放”前后兩個時期經濟發展的“GDP產值”對比，這是其唯一的“救命稻草”，否則“改革開放”就沒有什么“偉大成果”了。世界上大多數國家，因為科技進步的原因，自我發展經濟總量前后兩個時期對比，總是“后來者居上”，不是嗎?用“后來者居上”的現象，來證明“改革開放”的正確，是沒有說服力的。形而上學的“社會主流”，不知道什么是社會發展進步的本質(詳見筆者《中國社會發展的核心問題》一文)，也不能解釋經濟發展產生“新常態”的原因，就誤認為是一種正常的“客觀狀態”;或者把原因推向外部，“受國際經濟大環境的影響”，這正是“改革開放”放棄“我國獨立自主的經濟發展體系”，融入世界資本主義經濟發展體系的結果。如果中國經濟發展是一個“獨立自主的經濟發展體系”，國際經濟大環境的外因，又怎么能夠決定我國經濟發展的內因呢?如果中國真是社會主義國家，就完全可以實現比資本主義國家更高更快的經濟發展速度，因為社會主義“公有制”，能夠解決大多數人收入分配問題，不會產生少數暴富階層，也就是可以解決“經濟發展大多數人市場消費的根本問題”;因為新農村建設存在巨大的市場發展潛力，相對工業生產能力而言，永遠也不會出現“生產過剩”的問題。只是因為走了資本主義道路，恢復了“私有制”，改變了社會主義“公有制”的經濟基礎，而變成經濟發展緩慢的“新常態”。我國經濟發展的“新常態”，有著特殊的經濟發展背景，就是前期“投資、消費、出口創造需求，拉動經濟增長”的錯誤政策，盲目投資擴建，表現為虛假的“經濟繁榮期”，最終因為“市場消費有效需求不足”，導致“生產過剩”，金融系統“壞賬，呆賬”增加，內債赤字激增，巨大的內債實在無法“繼續實行積極的財政貨幣政策了”，即不能再“超發人民幣了”，所以經濟發展不可阻擋陷入“經濟發展下滑趨勢”，這實質是資本主義“經濟危機”的“蕭條衰退期”，只是被形而上學的“社會主流”，冠于“新常態”的新名詞而已。

　　中國經濟發展的“新常態”會帶來“金融風險”嗎?今年“中共中央政治局4月25日召開會議，分析研究當前經濟形勢和經濟工作時指出：要高度重視防控金融風險”。7月14日至15日，中共中央總書記、國家主席、中央軍委主席習近平在全國金融工作會議上強調，“服務實體經濟、防控金融風險、深化金融改革”三項任務。“設立國務院金融穩定發展委員會，強化人民銀行宏觀審慎管理和系統性風險防范職責，落實金融監管部門監管職責，并強化監管問責”。

　　社會主導力量如此“高度重視防控金融風險，加大防控金融風險的力度”，至少說明金融系統存在較大的金融風險。而一些金融專家與媒體，宣稱中國金融系統“發生金融風險概率極低”。這些金融專家與媒體根據什么得出這個判斷呢?就是“銀行業整體流動性狀況良好，主要商業銀行負債資金來源穩定”，“負債結構健康、穩定性強、成本可控，”等等，這些形而上學的金融專家，都是根據“國際金融經驗”，即西方經濟金融學理論來認識與理解：中國經濟發展的金融風險。即便是現在金融系統“危機不大”，有誰能夠保證經濟發展“新常態”的趨勢，金融系統的“壞賬，呆賬”繼續增加呢?“改革開放”以來，因為前期“需求導向，超發貨幣”的錯誤政策，導致“產能過剩”，造成金融系統“壞賬，呆賬”增加;后期因為“以房地產為支柱產業”的錯誤政策導向，造成“房地產綁架金融”，經濟結構失衡;因為中國巨大的內債，不能“再超發貨幣了”，“實體經濟效益下滑”，導致“經濟危機的新常態”，所以“市場貨幣流動性不足”，各商業銀行為了維護“市場貨幣流動性”，不得不大量發行“理財產品”或“高息攬存”;資本市場的“高利貸”，沉渣四起;市場疲軟，經濟預期不好，外資“賺錢少”，自然會有“資產變現，資本外逃”的趨勢，即“外匯儲備下降”的表現。這些“金融亂象”都表明：“中國經濟發展出現了嚴重問題”，中國金融系統的風險與“經濟危機的新常態”是高度一致的。“防控金融風險”，已迫在眉睫。

　　面對中國經濟發展金融系統的各種問題，社會主導力量又是如何做的呢?這就是“深化金融體制改革，大力推進資本市場建設。”“與國際金融體系接軌”，“人民幣國際化”，“對外開放”，放開外匯管制，外匯市場實行“市場自律機制”等。豈不知這一切“深化金融體制改革的措施”，正是加速形成中國經濟發展金融風險的“根源”。為什么呢?因為這些“金融體制改革的措施辦法”，都是形而上學的金融專家學者，全盤接受“資本主義經濟發展金融理論”，“學習資本主義金融先進管理經驗”的結果。而資本主義經濟發展金融理論，完全是在一個錯誤的概念基礎上，而建立的一門所謂“理論學問”。按照資本主義貨幣主義理論的核心觀點，就是“貨幣具有經濟推動力”，利用“貨幣供應量的變動”，來調節與解決經濟發展的問題，實現“社會財富增值”的目的，即“以錢生錢”。按照馬克思的觀點，“貨幣只是價值的尺度”，貨幣量只是衡量社會與人擁有財富的尺度，它是人們勞動生產產品，通過市場交換而形成的“勞動剩余社會財富”，是社會生產經濟活動的“成果”，即“勞動剩余社會財富是由勞動者創造的”。金融業不能直接創造勞動產品價值，只能間接服務于工農業生產勞動，即金融業本質：就是一個服務業。資本主義形而上學的經濟金融理論，否定“勞動者創造勞動剩余社會財富”的本質，脫離金融服務業本質，主觀唯心以“勞動剩余社會財富”貨幣的表現形式，作為經濟發展“具有經濟推動力的中心”，即“以金融貨幣作為推動經濟發展的中心”;根據“市場貨幣供應量的變動”，來調節與解決經濟發展的問題，只是玩弄“金融貨幣的游戲而已”。“金融貨幣根本不具有經濟發展的推動力”，“錢也不能生錢”;根據“市場貨幣供應量的變動”，也不能調節與解決經濟發展的問題，只會造成“畸形”的經濟發展。脫離實際主觀想象的財富增值，正是毀滅現實財富的原動力。因為主觀想象的財富增值，否定勞動生產增加財富的正確途徑，脫離金融本職功能，誤入歧途，必然適得其反，毀滅現實的財富。這是違反客觀規律必然走向反面的辯證法道理。

　　社會主義國家，金融機構是國家“貨幣財富集聚的核心”，“金融貨幣”是經濟活動“流動的血液”，而國家的“工農業生產”，則是“金融貨幣”的“造血機器”，只有搞好“工農業生產”，才能保障金融貨幣“正常的流動性”。從經濟的角度講，解決金融問題的關鍵，在于解決好“工農業生產問題”;“防控金融風險的關鍵，在于金融系統遵守本職功能，為“工農業生產做好服務”，即金融不能“以自我為中心發展”，更不能用“加杠桿作用，放大未來收益”的方法來調整與影響經濟發展。“金融以自我為中心發展”，“加杠桿作用，放大未來收益”，就是給經濟活動“流動的血液中注水”，這當然會產生危害正常經濟活動的金融風險。

　　“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形而上學的金融專家學者，全盤接受“資本主義經濟發展的金融理論”，“學習資本主義的先進經驗”，打著“投資融資，發展經濟”的幌子，“深化金融體制改革，大力推進資本市場建設”，即大力開辦股市、期貨、證券的“資本市場”，這完全是“東施效顰、邯鄲學步、誤入歧途”，也是造成金融風險的直接原因。任何“資本市場”都是以“加杠桿的作用，放大未來收益”，來引誘人們投資、融資，即宣揚“以錢生錢”，“你不理財，財不理你”，“投資致富”等理念口號。“資本市場”上的投資、融資、債權債務等，根本就不能用“加杠桿的作用，來放大未來收益”。因為“未來的收益”誰也不能確定，不能確定“未來的收益”，反而“加杠桿的作用，來放大未來收益”，就像描繪了一個“發財美夢”，來引誘人們投資、融資，這當然就會有投資的“金融風險”。就像“資本市場”告誡人們：“股市有風險，入市需謹慎。”既然有風險為什么還要開辦呢?

　　所謂的“資本市場”或稱“金融市場”，實質就是“一個投機的賭場”，人們“夢想發財”的投融資行為，實質就是一種“投機賭博行為”。這是資本主義社會“私有制”的產物，它是瓦解國家意志，腐化民風民氣，培植馴化“資本奴隸”的工具;是“消滅與消弱白領階層和小資產者”，加速社會“兩極分化”的助推器，是資本主義社會“金融寡頭，壟斷資本”生存的需要，社會主義國家應該取締關閉。社會主義國家應該鼓勵人們勞動致富，而不是鼓勵這種“自私自利”、“夢想發財”的“投機行為”。古人講：“民氣為國之根本，民氣正，則國強盛，民氣頹，則國羸弱。”一個國家，人人“自私自利”、“夢想發財”，誰來考慮國家利益呢?這樣的民風，國家怎么會有凝聚力、又怎么會強盛呢?

　　近期中國社會主導力量，為了防范金融風險，提出“服務實體經濟、防控金融風險、深化金融改革”三項任務。這些金融改革的措施，就是維護現有的“資本市場”或稱“金融市場”。“資本市場”本身就是違反金融基本職能的產物，維護非法的“資本市場”，就是維護錯誤，這當然不能解決中國經濟發展的“新常態”，更不能“防范金融風險”。“服務實體經濟”，看似符合金融基本職能，實則是形而上學的觀點。因為社會主義國家“金融服務于工農業生產”與資本主義國家“金融服務于實體經濟”，“形似而神不同”，關鍵區別在于：“公有制”的“工農業生產實體經濟”與“私有制”的“私營實體經濟”，“勞動剩余財富處理方式”不同，對社會發展的作用與意義也完全不同。社會主義國家“金融服務于工農業生產”，是為了國家與人民的整體利益;而資本主義國家“金融服務于實體經濟”，是為了“少數人的個人利益”，這由“公有制”與“私有制”的社會性質決定。從金融的角度講，社會主義金融系統：由政府“統籌計劃管理”，“集中使用資金”，“不加任何杠桿作用”，直接作用于工農業實體經濟生產;而資本主義金融系統：則利用“資本市場”，“必加杠桿作用，來放大未來收益”，間接作用于私有實體經濟。因為社會主義金融系統，是國家整體利益的一部分，不能“以金融為中心發展”，即不能以“加杠桿作用，放大未來收益”來謀利;資本主義金融系統，“以金融為中心發展”，因為“金融寡頭，壟斷資本”各自利益需要，“必加杠桿作用，放大未來收益”來謀利。這是社會主義與資本主義金融系統完全不同的經濟內容與意義。古人講：“神大于形者智，形大于神者迂。”社會主義與資本主義金融系統“無形的不同神韻”，體現在：完全不同的內容與作用方式，旨在各自不同的理解與主張，因此造成金融發展兩種完全不同的社會效果。

　　“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私有制經濟”已經“合理合法存在”，任何“服務實體經濟”的機構與人員，都只能淪為“私有制經濟的服務工具”。金融為“私營實體經濟”服務，不能解決因“私有制”而產生的“兩極分化”問題，或者說：不能解決“大多數人們收入提高的問題”，就無法形成“市場消費”的經濟發展;沒有經濟發展，就無法改變“新常態”，當然也不能解決因經濟發展“新常態”而引發的金融風險問題。從經濟的角度講：金融只是實體經濟的“服務業”，“實體經濟如何發展”，也就是如何選擇產品與市場，“金融服務業”根本就不能代替與解決;不能解決“實體經濟如何發展”的問題，又怎么可能改變經濟發展的“新常態”呢?“加杠桿作用，放大未來收益”，不能確保“未來收益”，又怎么能夠“防范金融風險”呢?

　　“深化金融改革”關鍵的錯誤：就是在資本市場”或稱“金融市場”，堅持市場導向：不斷“創新推出”金融市場需要的“金融衍生品”，這些“加杠桿作用，放大未來收益”的“金融衍生品”，正是制造金融風險的“元兇”。強調“完善金融市場”、“強化金融市場監管”，無濟于事。因為“金融市場監管”這一套，都是“學習資本主義金融理論與實踐”的結果。這就像打開了“潘多拉魔盒”，放出了魔鬼，而企求監管好，豈不是徒勞。大家都知道，美國“金融危機”即“次貸危機”，正是在“資本市場”大量推出“加杠桿作用，放大未來收益”的“金融衍生品”才發生的。中國“深化金融改革”，“學習資本主義金融管理的先進經驗”，也在“金融市場”大量推出“加杠桿作用，放大未來收益”的“金融衍生品”。美國上百年的“金融市場管理經驗”，都不能避免“金融危機”的發生，中國“金融市場監管”的“菜鳥”，又怎么可能“防范金融風險”呢?“不識廬山真面目，只緣身在此山中”。

　　社會主導力量，提出“服務實體經濟”、“完善金融市場”、“強化金融市場監管”，就是維護非法的“資本市場”，這種“強化金融市場監管”形而上學的“改良主義”，雖然不能從根本上解決經濟發展“新常態”與防范金融風險，但好歹主觀愿望也是想“防范金融風險”;更值得警惕的是：頑固堅持“金融改革市場化，就可以解決中國經濟發展問題”的“唯心主義”，即“大力推進資本市場建設”，“金融(資本)市場化”，“外匯市場對外開放，放開外匯管制，實行“市場自律機制”，這種偏激的觀點根本不考慮“防范金融風險”的問題，按照這種“金融(資本)市場化”的“唯心主義”觀點，中國金融風險將會來的“更快更猛烈”。金融市場形而上學的“改良主義”與“唯心主義”的“市場化”，都不能解決中國經濟發展的金融風險問題，兩者立腳點不同，一是加強金融(資本)市場監管;一是放任“金融(資本)市場化”，只是對中國經濟發展金融系統的“危害時效不同”。兩者錯誤的基礎，就是都承認與維護非法的“資本市場”“合理合法”的存在。因為都沒能從根本上提出解決“實體經濟如何發展”的辦法，也沒有提出取締關閉“資本市場”，嚴禁推出“加杠桿作用，放大未來收益”的金融衍生品，所以都不能解決經濟發展的“新常態”，更不能防范金融風險。金融(資本)市場，形而上學強調“金融市場監管”，“唯心主義”強調“金融市場化”，與資本主義社會形而上學強調“政府干預”，“唯心主義”強調“市場機制”的錯誤邏輯相同。金融(資本)市場的錯誤基礎，就是維護非法的“資本市場”;資本主義社會的錯誤基礎，就是維護不合理的“私有制”經濟基礎，這不能防范金融風險，也不能解決“經濟危機”。維護錯誤，就只能產生違反主觀愿望的“錯誤結果”，這由資本主義社會，幾百年以來的“經濟危機”，“股市危機”，“金融危機”為證。

　　筆者在此闡述一下資本主義“金融危機”與“經濟危機”的不同特征與關系。

　　資本主義“經濟危機”表現在實體經濟方面，而“金融危機”則表現在“資本市場”方面，也可以講“金融危機”是“經濟危機”的集中表現。因為“經濟危機”是由“市場經濟機制”導致的;“金融危機”是由“現代貨幣信用機制”導致的，兩者的本質：都是市場經濟“價值規律”在起著決定性作用，只不過是一個表現在實體經濟方面，一個表現在“資本市場”方面，同一錯誤機理，因為表現在不同方面，所以危害不同：“經濟危機”危害實體經濟發展;“金融危機”危害人們的“資金財富”。資本主義早期，之所以沒有發生“金融危機”，是因為沒有形成“金融資本全球化體系”，在相對“孤立與分散”的“資本市場”上，金融機構沒有大量發行“放大杠桿作用”的金融衍生品，即債權債務與資產證券化，最多也只是在“股市上瘋狂一把”。現代資本主義經濟，“跨國資本金融關系緊密相連，金融資本全球體系化”，因為金融機構在“國際金融資本市場”上，大量發行“放大杠桿作用”的金融衍生品、債權債務，資產證券化，這才產生了影響世界經濟的“國際金融危機”。“國際金融危機”之所以發生在美國，有其特殊的“背景”，因為“美元”是世界各國通用儲備貨幣，跨國經濟的金融聯系，使“美元金融霸權”主導了國際金融體系，或者說“美元金融霸權”可以在所有與其密切聯系的“資本市場”上“發揮重要影響”。“美元金融霸權”是如何發揮重要影響的呢?就是掌控“資本市場”“信用評級的服務”機構，利用“放大與縮小金融杠桿的兩種作用”，對“資本市場”的金融衍生品、債權債務，資產證券化，提出“價值信用評定的等級”。這就像給市場商品“定價”的機構，掌控著市場商品“定價”的“生殺大權”。它可以提高金融衍生品的“信用等級”，也可以降低“信用等級”。請讀者注意：在“資本市場上”，“放大金融杠桿的作用，可以引誘人們投資;縮小金融杠桿的作用，可以壓價收購“優質資產”。這里更正社會主流媒體所講：“金融危機”危害的基本概念，“金融危機”危害表面是“信用危機”，即很多不守信用的“金融證券機構破產倒閉”，這只是“金融危機的表象”，更重要的本質是人們的資金財富被“資本莊家或金融大鱷”所騙取。因為“資本市場”上任何“放大金融杠桿作用”的金融衍生品、債權債務，都需要證券“基金機構”或“資產管理公司”來“接盤”，“接盤者”需要付出“資金財富”。發行“放大金融杠桿作用”金融衍生品的商業銀行或金融機構，可以因“不守信用”而破產倒閉，但是“接盤者”付出的“資金財富”，卻是無法收回的。同理反推“縮小金融杠桿的作用”，可以“壓價收購，優質資產”，然后再利用“放大金融杠桿作用”，以新的金融衍生品面貌出現，尋求各種社會資產管理公司與社會基金“新的接盤者”，以斬獲人們更多的“資金財富”。“資本市場上”“信用評級的服務”機構，利用“放大與縮小金融杠桿兩種作用”的“生殺大權”，利用外資或控股的資產管理公司，掌握“低買高賣”的手法，就可以在“資金與資產的變換中”來“巧取豪奪人們的資金財富”;再利用“自由進出”的外匯市場，逃離出境，就像“日元危機”、“東南亞危機”等發生的現象，這也就是人們常講的“金融戰爭”。資本市場、證券市場“聲名顯赫”的投資家，令人恐怖的“金融大鱷”，與街頭小販“壓價收購好貨、低買高賣”或“以次充好、多賣得利”的表現邏輯相同，只不過“有合法的外衣身份，有華麗的語言包裝，有較為復雜的程序”，而不易被人們識破而已。“金融危機危害的本質，就是掠奪人們的資金財富。”所謂“國際金融(資本)市場”，就是資本主義社會一個“合法的賭場”，它是國際“金融寡頭，壟斷資本”，掠奪他國經濟財富的主要工具與場所，也是國際“金融寡頭，壟斷資本”生存的需要。早期“帝國主義按勢力瓜分殖民地”的形式，因為“跨國資本金融關系緊密相連，金融資本全球體系化”，已轉化為新的“金融戰爭”形式。現代“金融戰爭”，產生了“經濟殖民地”的新形式，即“奴性的附庸經濟”。就像經濟金融領域“核心主導產業”與“輔助服務產業”的關系。“帝國主義按勢力瓜分殖民地”的戰爭形式，是為了獲得巨大利益，現代經濟的“金融戰爭”形式，也是為了獲得巨大利益，本質是相同的，只不過因時空條件變化，表現形式不同而已。

　　中國防范金融風險的辦法，就是堅持“毛澤東時代獨立自主的經濟發展體系”，不加入這個“合法的賭場”。一些有見識的金融學者講，“國際金融危機：由于多種危機傳染機制需要在資本項目和金融市場開放條件下才能實現”。而我國的金融改革，“大力推進資本市場建設”，“金融(資本)市場化、國際化”，“外匯市場對外開放，自由兌換”，正在打開這個門戶。中國金融市場“正在融入資本主義金融體系”，至少是“向著這個方向前進中”。中國經濟發展拋棄“毛澤東時代獨立自主的經濟發展體系”，就只能是帝國主義“奴性的附庸經濟”，即新形式的“經濟殖民地”;中國的所謂“金融市場”，正是國際“金融寡頭，壟斷資本”，洗劫我國經濟發展資金財富，制造“金融危機”的途徑與場所，不取締關閉，就不可能防范金融風險!

　　最近《中美經濟合作百日計劃》，“允許在華外資全資金融服務公司提供信用評級服務，并開始申請征信許可程序(債務調查許可程序);“向美方兩家合格的金融機構頒發中國銀行間債券市場承銷牌照和結算代理人業務資格。”

　　中國經濟發展金融出現問題，各種資產債務的“價值信用評定”，應該由我國自己的金融機構來處理，為什么要“允許在華外資全資金融服務公司提供信用評級服務”呢?這難道不影響我國“獨立的金融主權”嗎?或許形而上學的金融專家認為，“學習外國先進管理經驗”，“金融市場國際化”，已經沒有了“金融主權吧”!?請問美國的“金融危機”，難道不是在“這些金融服務公司提供信用評級服務”下發生的嗎?美國人自己都不能避免“金融危機”，又怎么可能為“防范中國金融風險”而提供有益的幫助呢?就連美國投資大亨羅杰斯都講：“巨額的債務積累和資產估值的不合理，造成全球經濟比2008年時更加脆弱，下一次金融危機將是“我生平見過的最大危機”。這其中“資產估值的不合理”，難道不是對“各種信用評級服務機構”的質疑嗎?《中美經濟合作百日計劃》，卻把這種全部外資的“信用評級服務機構”與“結算代理人業務資格”，引進中國經濟發展金融領域，這合適嗎?

　　“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金融現實，“金融改革”主導力量，至少也應該想一下，難道不存在這樣一種可能嗎?就是外資“信用評級服務機構”與我國金融機構“內鬼”勾結，人為放大或縮小金融衍生品的“信用等級”，制造虛假信息，利用外資或控股的資產管理公司，實現“低買高賣”套利行為，洗劫人們的資金財富，再利用外匯市場自由進出，逃離出境。請問中國“金融改革”的主導力量，有什么辦法能夠阻止這種“金融風險”的發生呢?如果中國發生嚴重的“金融危機”，人們的資金財富被洗劫，人民不起來“革命”或稱“內部動亂”嗎?屆時外部反華勢力再“積極配合，外部施壓”，中國還能“安穩”嗎?

　　所謂“資本市場”，就是爾虞我詐“利益爭奪”的戰場，國際“金融寡頭，壟斷資本”，在資本主義上百年“資本市場的金融戰爭中”早已“百煉成精”。什么“互利共贏，和平發展”，“全球經濟一體化”，“金融(資本)市場化、國際化”，全部是欺騙人們的謊言。國際“金融寡頭，壟斷資本”，如果不這樣講，中國形而上學的金融專家學者，還不會“上當呢”。傻乎乎的中國“金融改革”主導力量，被資本主義金融理論“忽悠著”，走向“金融危險的深淵”，還自以為“走在正確的道路上”。就像老百姓所講的“被人家賣了還在幫著數錢呢”。

　　社會主義國家的金融系統，是國家財力“貨幣集聚的心臟”，國家利用“統籌計劃集中管理的體制與手段”，為滿足“人民群眾日益增長的物質需求”，合理安排“有限的資金”，用于解決工農業生產問題，即金融系統通過“低利率”的信貸關系、直接為工農業生產經濟發展服務。俗話講：百業興，則金融興;百業穩，則金融穩”。沒有工農業生產為基礎，哪里還有什么金融問題呢?從金融的角度講：“金融系統以遵守信用安身立命”，“為工業農生產經濟發展服務”，是金融機構的基本職能。社會主義金融機構的特證，就是不能脫離工業農生產經濟活動，“以自己為中心發展”;金融系統講信用，就是金融的支付工具與手段，“不能加任何放大的經濟杠桿作用”。國家有多大“貨幣財富能力”，就集中力量解決多大的經濟問題，沒有“貨幣財富能力”，只有解決好“工農業生產的問題”，才能增加社會“貨幣財富”，實現經濟快速發展。即使因為“貨幣財富能力不足”，“借一些外債”，也不能影響與喪失“國家經濟發展的金融主權”。社會主義國家對外經濟關系，必須由國家統一管理，經濟交往有多種貿易方式，就是不能以“資本市場”的形式，對外發生經濟關系。這就是毛澤東時代社會主義建設的正確路線，即社會主義“獨立自主的經濟發展體系”，也是“經濟健康發展的基本原理”。“經濟健康發展的基本原理”，就是這么“簡單、樸實、無華”，這充分體現在毛澤東領導的“社會主義偉大創新實踐中”。金融界流行一句很有見識的話，就是“把金融搞得很復雜的那些人都是騙子”;同理“把經濟搞得很復雜的那些人同樣也都是騙子”。俗話講：“平平淡淡才是真”，只是“返璞歸真”，需要“用心領會”。社會上任何事業發展，按照市場經濟“價值規律”來運行，即“市場在資源配置中起決定性作用”，都必然出現“兩極分化”的現象，如經濟發展“過剩與不足”的“經濟滯脹”現象;醫療衛生事業，大城市醫療中心，人滿為患，而農村則普遍缺醫少藥;高校招生，公務員招聘，人員流動等，“好的行業擠破頭，不好的行業無人問及”，這也是“過剩與不足”的表現;“偏遠的農村，不好的行業”，難道不是社會主義的一部分嗎?不需要有人來建設嗎?在市場經濟“價值規律”的誘導下，一切社會發展現象都是扭曲的。毛澤東領導的“社會主義偉大創新實踐”，組織社會各個領域的發展，正是違反市場經濟“價值規律”而為，這是“反者道之動”的辯證道理，就像古人講的，“大仁不仁，大善不惠。”現代人講的，“嚴是愛松是害”的辯證道理(詳見筆者《用毛澤東主義揭開經濟發展歷史的迷霧 --解析“經濟危機”發生的原理》一文)。·

　　2017年5月23日，習近平主持召開中央全面深化改革領導小組第三十五次會議指出：“對具有基礎性、支撐性的重大制度改革試點，要爭取早日形成制度成果”。一個社會“具有基礎性、支撐性的重大制度”是什么呢?就是社會形態性質的所有制，也稱社會的基本制度。它規定了“社會經濟基礎”的性質，決定社會發展的整體效果。社會形態性質的所有制，其實質是“勞動剩余財富處理方式”的社會規定，不同“勞動剩余財富處理方式”社會規定的變革，就是“階級斗爭”。(詳見筆者《階級與階級斗爭的再認識》一文)。資本主義，以“私有制”為“社會經濟基礎”;社會主義，以“公有制”為“社會經濟基礎”。“經濟基礎”，就是社會基層從事生產經濟活動的“社會基因細胞”，眾多“社會基因細胞”決定社會經濟發展的整體效果。“社會基因細胞”，因為“公有制”與“私有制”，“勞動剩余財富處理方式”不同，而成為“不同變異的社會基因細胞”，“不同變異的社會基因細胞”，導致“社會經濟軀體”發生不同的表現與效果，即表現為社會經濟健康快速發展，或徘徊不前、發展緩慢的“經濟危機”。“公有制”或“私有制”的“勞動剩余財富處理方式”，就像“政治靈魂”一樣存在于“不同變異的社會基因細胞中”，“政治靈魂的作用”，無法通過“生產經濟活動相似的表現形式”來直接認識，只能通過社會發展的“經濟實踐效果”來抽象認識與理解。“改革開放”恢復與發展“私有制”的“經濟基礎”，改變社會主義“公有制”的“經濟基礎”，即改變社會主義基層從事生產經濟活動的“社會基因細胞”。“基礎不牢地動山搖”，社會“經濟基礎”，因為存在“私有制經濟”“變異的社會基因細胞”，所以經濟發展表現出資本主義“經濟危機”的特征。或許上層建筑的大部分人，“真心”希望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中國夢”，而且“很辛苦勞作”，豈不知這一切努力都是“在做無用功”，因為“上層建筑是為經濟基礎服務的”，社會主義“經濟基礎”變異，因為“私有制經濟”的存在，這些人的努力，只能是“為私有制經濟服務的工具”，這樣當然不能解決因為“私有制”，而產生得中國社會政治經濟等領域的問題。戰略方向的錯誤，靠正確的戰術，是調整不過來的。就像生活中，人們走錯了方向，無論怎樣“努力拼搏”，都無法挽回失敗的命運，唯一的解救辦法，就是回歸正確方向。自古以來“公私分明”就是社會的核心要害。當代社會“公私分明”的核心要害：就是“私有制”不平等的勞動雇傭關系;“公有制”人人平等，沒有雇傭關系，只有為國家發展共同勞動的協作關系。社會主導力量希望“對具有基礎性、支撐性的重大制度改革試點，要爭取早日形成制度成果。”正是不明白“公與私的對立矛盾關系”，不知道“公有制”就是社會主義“具有基礎性、支撐性的重大制度”;“私有制”就是資本主義“具有基礎性、支撐性的重大制度”，這是迷失社會主義方向，沒有“社會主義公有制自信”的表現。舍棄“社會主義公有制”，就沒有人能夠再找到社會主義“具有基礎性、支撐性的重大制度”;所謂另類“具有基礎性、支撐性的重大制度改革試點”，都是在錯誤方向的道路上“瞎折騰”。沒有社會主義“公有制”的“經濟基礎”，就不能建設發展社會主義事業。“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既有少部分“公有制經濟”的國企，又有大部分“私有制經濟”私企。這種“半社會主義半資本主義結構”、混亂的“經濟基礎”，正是造成中國社會政治經濟等領域問題的根源。中國社會政治經濟等領域存在的問題與發展的趨勢，與中國社會“經濟基礎”：“公有制經濟”的國企與“私有制經濟”私企的比例變化高度一致，也就是“公有制經濟”的國企占比大，社會矛盾就少、問題就不嚴重，“私有制經濟”私企占比大，社會矛盾就多、問題就嚴重。這是“經濟基礎決定上層建筑的基本原理”，需要社會主導力量“用心來體會”。“事物無形的本質，總是存在于有形的表現形式之中。”無法通過“表現形式來直接認識”，只能從實踐效果中，來抽象認識與理解。不掌握馬列毛主義，特別是毛澤東“對立統一矛盾規律”的哲學思想，就不能正確認識與理解，中國社會政治經濟等領域存在的問題本質，更找不到解決問題的辦法。

　　社會主導力量，堅持“將改革進行到底”，固執認為“改革”始終是正確的。因為“改革是社會主義制度的自我完善”，豈不知在“改革”的名詞下，卻隱藏著兩種完全不同的“改革行為”，社會主導力量有什么理由，認為“改革”就一定是“社會主義制度的自我完善”呢?“改革”為什么不會是對“社會主義制度的自我否定”呢?“社會主義制度的自我完善，就是鞏固與發展社會主義公有制的經濟基礎”。請問“改革”發展“資本主義私有制”的“經濟基礎”，削弱“社會主義公有制”的“經濟基礎”，是“社會主義制度的自我完善”嗎?請問有哪一個理論專家，可以在“改革”名詞下，分清這兩種完全不同的“改革行為”呢?“對外開放”，看起來很動聽，就是告訴人們不能“閉關自守”。但是“獨立自主發展，排除外界干擾”，也可能是“閉關自守”啊，“對外開放”，打開大門，也可能是“開門揖盜”啊。請問哪一個理論專家，可以把這兩者不同道理給人民群眾講講呢?“改革開放”是形而上學掩蓋錯誤行為的口號，它不能分清社會正確與錯誤行為的內容(詳見筆者 《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理論隱藏的錯誤核心》一文)。“改革開放”以來，“包產到戶，分田單干”，被包裝成“家庭聯產承包責任制”;“自由市場”，被包裝成“市場經濟”;“資本家”，被包裝成“企業家”;私有制經濟，被包裝成“民營經濟”;資本主義“股份制”，被包裝成“混合所有制經濟”;社會主義“統籌計劃管理體制”的優越性，被說成“僵化官僚體制”的弊端;人們按勞分配相對平等平均的收入，被說成“吃大鍋飯”沒有積極性;讓工人下崗失業，被說成“減員增效”;削弱“公有制國企”，被說成“深化改革國企”;化公為私的所有權剝奪，被說成“產權制度改革”;還有近期的“資本市場”，被包裝成“金融市場”;引誘人們投資發財，被包裝成放大杠桿作用的“金融理財產品”;鼓勵資本家辦實業剝削勞工，被包裝成“鼓勵社會資本辦產業為發展做貢獻”;舊社會的“官商勾結”，被包裝成“政府與社會資本合作”(PPP)等等。或許“形而上學”永遠也不明白，千百年以來“變幻的是形式，不變的是本質”，本質就是客觀規律的邏輯關系。就像古代的“大刀長矛”，近代的“坦克大炮”，當代的“核武器”，盡管形式變幻完全不同，但是本質都是“殺人的工具”，不會有人把這些變幻形式的“殺人的工具”，當成“救人的工具”。“萬變不離其宗”，“不變與變，變與不變，理在其中”，不變的本質，只能“用心領會”。“社會主流”形而上學的邏輯特征，就是違反客觀規律邏輯關系“不變的本質”，“正話反說，反話正說”，“名實異同，名異實同”，利用這些正能量的詞匯或新名詞的變幻形式，迷惑人們，掩蓋“改變社會主義本質公有制，恢復資本主義本質私有制”的錯誤行徑。用老百姓的話講，就是“掛羊頭賣狗肉”，若用“老觀點”的形式，人們就不會上當受騙了。新舊觀點的本質與形式，從理論概念上是不容易辨識與說服的。即使通過事實表現，來抽象認識與理解事物本質，因為各取“事實不同的表現”，也會形成“不同本質”的認識觀點，無奈正確的觀點存在于錯誤觀點爭辯中，人們只能“各自體會，各取所需”。就像生活中，當人們把錯誤的事物，當成正確的事物;就一定會把正確的事物，當成錯誤的事物。按照老百姓的話講，就是“顛倒黑白、混淆是非”，這是人們犯錯誤的必然邏輯。

　　“改革開放”的“始作俑者”，把毛澤東“防止資本主義復辟”最偉大的“文革成果”，當成“晚年的錯誤”，把毛澤東“獨立自主的經濟發展體系”，當成“閉關自守”，把“改革(改變)”毛澤東“獨立自主的經濟發展體系”，當成“社會主義制度的自我完善”，把“對外開放”，引進資本主義的“開門揖盜”，當成“學習人類社會進步的經驗”，這一切都是“顛倒黑白、混淆是非”的作為。而“改革開放”的歷史功過，人們卻只能通過“改革開放實踐產生的社會效果”來認識;同理“文革的歷史功過”，也只能通過“文革社會實踐產生的社會效果”來認識;因為政治立場不同，各取“社會效果(事實)不同的表現”，形成“不同本質”的認識觀點，而正確的觀點存在于錯誤觀點的爭辯中，人們只能“各自體會，各取所需”，轉折的機遇，在于“有心人”的醒悟與奮起。

　　“改革開放”，走資本主義道路，導致社會政治經濟教育醫療等領域出現嚴重問題，其錯誤的根源，就是“小個子”錯誤的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理論，如今社會已經形成與人民群眾對立的階級，即強大的維護“私有制”的經濟力量與黨內代理人。“私有制”產生的社會矛盾與問題，要比“改革開放”之初嚴重的多。面對越來越多、越來越嚴重的社會矛盾與問題，“社會主流”何以說服人民群眾，證明“改革開放”是正確的呢?“后來者”，不思反省，繼續堅持錯誤，那么今天與未來的“嚴重后果”，“改革者”必須承擔其“歷史的責任”。

　　“階級斗爭是推動社會發展進步的動力”。毛澤東講：“階級斗爭，一些階級勝利了，一些階級消滅了。這就是歷史，這就是幾千年的文明史。”存在了幾千年的階級斗爭“文明史”，到了“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怎么會不存在呢?

　　前美國駐蘇大使馬特洛克在其《蘇聯政變親歷記》中曾說：“只要蘇聯領導人真的愿意拋棄這個觀念(指階級斗爭的學說)，那么他們是否繼續聲稱他們的指導思想為馬克思主義也就無關緊要了。這已是一個在別樣的社會里實行的別樣的‘馬克思主義’，這個別樣的社會則是我們大家都可以接受的。”

　　美國人的講話，確實說到了要害處，抓“階級斗爭”，是社會主義國家“興旺發達的動力”，放棄階級斗爭，就是社會主義國家垮臺的致命根源。這從反面驗證了一個道理，馬克思主義“不足之處”，正是沒有講清楚“階級斗爭”，這由馬克思的《資本論》，最終沒有完成“階級與階級斗爭”的論述為證。而世紀偉人毛澤東則抓住了“階級斗爭社會發展進步的根本動力源泉”。毛澤東告誡人們“千萬不要忘記階級斗爭”;毛澤東在晚年批評“三項指示為綱”時，講到“階級斗爭是綱，其余都是目。”

　　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一些傳統“馬克思主義的理論權威”，單純從“馬克思主義”中，尋找中國社會發展問題的解決辦法，這是沒有與時俱進的保守觀點，也不能解決中國社會發展的問題。因為階級斗爭的本質：是不同“勞動剩余財富處理方式”社會規定的變革，“維護與反對舊社會統治”，只是“階級斗爭的表現形式”(詳見筆者《階級與階級斗爭的再認識》一文)。“私有制”作為一種不合理的資本主義社會制度必須消滅，但是在“私有制”下的普通勞動者卻不能消滅，所以維護與反對(消滅)“私有制”的兩種勢力斗爭，就是資本主義社會“階級斗爭”的特征;同理社會主義“公有制”，是公平公正先進合理的社會制度，維護與反對“公有制”的兩種勢力斗爭，就是社會主義時期“階級斗爭”的特征。維護與反對不同“勞動剩余財富處理方式”社會規定的“人群對立斗爭”，只能用“階級斗爭”的政治觀點來認識與理解。反對資本主義“私有制”的根本立場，是社會主義“公有制”;反對社會主義“公有制”的根本立場，是資本主義“私有制”，這由“公有制”與“私有制”對立矛盾的性質決定，所以社會主義時期“階級斗爭”的觀點，是對社會發展核心對立矛盾，即“公有制與私有制對立矛盾斗爭”的正確闡述。“階級斗爭”對立的本質，就是維護與反對不同“勞動剩余財富處理方式”，但是因為資本主義與社會主義，社會發展時代背景不同，“階級斗爭”的主要內容特征與表現形式也不同。社會主義時代，維護與反對公有制，就是社會主義新時期的“階級斗爭”。

　　毛澤東在《實踐論》中指出：“客觀現實世界的變化運動永遠沒有完結，人們在實踐中對于真理的認識也永遠沒有完結。馬克思列寧主義并沒有結束真理，而是實踐中不斷地開辟認識真理的道路。”毛澤東在七屆二中全會講到：“我們不但善于破壞一個舊世界，我們還將善于建設一個新世界”。“消滅私有制”就是破壞一個舊世界，“建設公有制”，就是建設一個新世界。“消滅私有制，建設公有制”，是一個社會“清除舊世界基礎”與“建設新社會基礎”連續完整的“破舊立新”過程，僅知道“破”而不知道“立”是不行的，“破”是手段，“立”是根本。“固本培元，才能扶正卻邪。”

　　馬克思主義揭示了“消滅私有制”的真理，而如何“建設公有制”，馬克思沒有實踐過，也不可能講清楚。不能講清楚如何“建設公有制”，那么怎么鞏固與發展社會主義呢?社會主義不能鞏固發展進步，則必然重回“私有制”社會。社會發展就像“逆水行舟不進則退”。“階級斗爭”的目的不僅是為了“消滅私有制”，更重要的是為了“建設公有制”。如果說實現共產主義，是社會發展的終極目標，那么“消滅私有制”，就是實現終極目標的斗爭手段，社會發展的終極目標不變，而斗爭的“內容特征與形式手段”，卻因為不同的社會發展時代背景而不同。資本主義時期，是“消滅私有制”，社會主義時代，就是“建設公有制”。資本主義時期的“暴力革命”，社會主義時代“無產階級專政下繼續革命”，都是實現共產主義終極目標“不同形式的斗爭手段”。忽視社會發展進步的時代背景，混淆社會主義與資本主義“階級斗爭”的主要內容特征與表現形式，即認為“消滅私有制”的暴力革命，是“階級斗爭”，而“維護公有制”的“無產階級專政下繼續革命”，就不是“階級斗爭”;或者認為“消滅私有制”后，就沒有“階級斗爭”了，這種不能與時俱進的落后保守觀點，正是不能正確認識：社會主義“維護與反對公有制的斗爭”，就是新時期“階級斗爭新的內容特征與形式”。毛澤東是無人能及的辯證法哲學大師，深刻把握“對立統一矛盾運動規律”真諦，毛澤東主義繼承發展與超越馬克思主義的現實意義，正是發現了社會主義新時期“維護與反對公有制的斗爭”，是“階級斗爭新的內容特征與形式”，這對馬克思主義來說，是無法完成。毛澤東講：“社會主義社會是一個相當長的歷史階段，在這個歷史階段中，始終存在著階級、階級矛盾和階級斗爭，存在著社會主義同資本主義兩條道路的斗爭，存在著資本主義復辟的危險性。”所以提出“無產階級專政下繼續革命”。可惜大多數人并沒有認識到：社會主義新時期，“維護與反對公有制”階級斗爭新的內容特征與形式，也沒有認識到：“這種階級斗爭新的內容特征與形式”，對促進社會主義事業發展進步的核心作用與意義。世上任何事物“新與舊”對立矛盾的斗爭都是相同道理，“矛盾斗爭永無止境，沒有矛盾斗爭，就沒有進化發展”;“矛盾斗爭的本質不變，而矛盾斗爭的形式，卻因社會發展時空條件不同而變幻無常”，這也是“不變與變，變與不變，理在其中”的辯證法道理。就像過去講“以斗爭求團結，求發展”，現代社會講“只有競爭才能推動進步”，都是“矛盾斗爭與發展進化”的辯證法道理。如果我們承認“階級斗爭是推動社會發展進步的動力”的真理，承認馬克思“奴隸社會-封建社會-資本主義-社會主義-共產主義”的社會發展規律，那么就應該承認：社會主義新時代，毛澤東主義繼承發展與超越馬克思主義的現實意義，毛澤東領導的社會主義“偉大創新實踐”，“實現了消滅私有制，完成了建設公有制”，這難道不是人類社會幾千年以來從來沒有過的壯舉嗎?所以毛澤東的偉大，史無前例，無與倫比。

　　形而上學的修正主義，否定或拋棄社會主義時代：“維護與反對公有制”的“階級斗爭”觀點，就是否定或拋棄“階級斗爭是推動社會發展進步的動力”的真理，就是否定或拋棄毛澤東時代“社會主義正確的實踐途徑與方法”，離開了毛澤東時代“社會主義正確的實踐途徑與方法”，社會主義就不能發展進步。什么“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理論”、“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民主社會主義”等，只不過是“國際共運史”老牌修正主義的“改頭換面”而已。他們共同的特征，就是不敢講“公有制與私有制對立矛盾”的“階級斗爭”，用空洞的口號理念調和“公有制與私有制對立矛盾”的“階級斗爭”。“共產黨的哲學，就是斗爭的哲學”，不講斗爭，還是共產黨嗎?另類的“社會主義”，在高喊“新思維”，“改革開放”，“發展生產力”，“小康、和諧、發展、民主、進步”等理念口號中，“削弱公有制，發展私有制”，退回到“私有制”社會，這就是蘇東社會主義陣營解體和當今“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現實。

　　“如何建設社會主義公有制”，是社會發展進步的“新時代命題”，毛澤東領導的社會主義偉大創新實踐，正確完整體現了社會發展客觀規律的邏輯關系，這不僅體現在社會主義“公有制”的“政治方面”，還體現在“經濟文化國防科教醫療社保等方面”，這已遠遠超過單純用“社會所有制”理論觀點，來認識“豐富多彩”社會發展實踐的局限性。毛澤東領導的社會主義偉大創新實踐，鞏固與發展社會主義，“解決了社會經濟健康發展的問題”，實現了社會發展全面進步，即解決了社會發展文明進步的“新時代命題”，也可以說為資本主義社會解決“經濟危機”做出了實證榜樣，這對全世界社會文明進步，經濟健康發展，當然具有重大的指導意義。毛澤東領導的社會主義偉大創新實踐，是人類社會發展進步唯一的正確道路。無奈毛澤東主義繼承發展與超越馬克思主義的現實意義，體現在毛澤東領導的社會主義偉大創新實踐中，需要人們“學習毛澤東主義，用心領會”。

　　美國前軍官、中國問題專家R特里爾：“他奇跡般地創造了一個不等式：毛澤東>馬克思+列寧+斯大林。”或許R特里爾根本不懂毛澤東“對立統一矛盾運動規律”的哲學思想，也不一定能夠講清楚馬列主義的道理，但是辯證法的斗爭實踐，使得美國人通過理性觀察，卻得出了一個正確的判斷。筆者贊成這個判斷，詳見筆者《馬克主義必然升華為毛澤東主義》一文。

　　錢學森曾經講過“離開了毛澤東思想和公有制，中國就完蛋了”。人民群眾認為“只有毛澤東思想才能夠救中國，救世界。”這絕不是什么頑固與盲目的崇拜，而是與時俱進的真理。毛澤東領導的社會主義偉大創新實踐，產生了繼承發展與超越馬克思主義的毛澤東主義，毛澤東主義是“社會主義新時代”，照亮人類社會文明進步的“燈塔”。一些別有用心的人，無論怎樣詆毀、誹謗，都是沒有用的，社會發展的客觀規律是不以人的意志而轉移的。“謊言說上千遍，也不會成為真理”。也許一時謊言會遮蔽“真理的光芒”，但是“太陽終究會出來的”。希望真正的共產黨人和富有正義的人民群眾團結起來，集體向黨的“十九大”呼吁：高舉毛澤東旗幟，走社會主義道路;希望社會主導力量順乎民心，正本清源，撥亂反正，回歸毛澤東的正確路線，“不要讓辯證法走向反面的歷史悲劇發生”。

　　歡迎批評質詢。 

　　2017年8月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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