丁學良:如何學習當代社會科學
   

應中央財經大學中國經濟與管理研究院的邀請，美國“卡內基國際和平基金會”高級研究員、香港科技大學社會科學部教授、中央財經大學中國經濟與管理研究院(CEMA)國際MPA(IMPA)項目聯合主任丁學良教授于2006年5月28日在中央財經大學做了一場題為《如何學習當代社會科學》的演講。

本次講座的內容由中央財經大學中國經濟與管理研究院整理。征得丁學良教授的同意，我們將這次演講的全文刊登如下。

主 題：如何學習當代社會科學？

時 間：2006年5月28日. 地點：北京，中央財經大學圖書館配樓報告廳
主講人：美國“卡內基國際和平基金會”高級研究員、香港科技大學社會科學部教授
中央財經大學中國經濟與管理研究院(CEMA)國際MPA(IMPA)項目聯合主任
丁學良 教授

主持人：

尊敬的各位來賓，尊敬的各位老師、各位同學，大家下午好！今天在這里非常榮幸請到了著名社會科學家丁學良先生，為大家做一場有關如何學習當代社會科學的演講！丁學良先生1992年畢業于哈佛大學，獲得博士學位，是著名社會思想大師丹尼爾&S226;貝爾的關門弟子。現在丁學良先生是美國“卡內基國際和平基金會”高級研究員，香港科技大學社會科學部教授，同時也是國立澳大利亞大學高等研究院的兼職研究員。他是研究當代中國社會政治問題這些方面具有國際影響力的專家，主要研究領域包括轉型社會、全球化、發展與腐敗、華人社會的互動、大學制度等問題。丁先生曾經說過他最喜歡和年輕學生在一起，今天在座大部分都是學生，所以我希望大家充分利用好這次機會，充分與丁先生進行交流！下面我們以熱烈的掌聲歡迎丁先生給我們進行講座！

丁學良：
非常感謝你們大學給我這次機會，北京我每年都來好多次，但中央財大是第一次來，以前老是到北大清華去。后面的聽得見嗎？我的普通話不行。我昨天晚上跟你們邱書記講，一九八零年代中期在哈佛大學留學生中間有一個著名的說法，中國大陸到哈佛去留學的人中間有三個人普通話最差，第一差的人叫胡祖六，第二差的是鄒恒甫，第三差的人是丁學良。然而這三個人又天天搞在一起，他們的普通話進步沒希望了。我的普通話到現在為止還處于初級階段，大家原諒一點。我在這里來講也不算是講座，講座要選一個很專業化的題目，挖得很深。我做的專業是轉型研究和大學制度，要抓得很深的話，聽眾就不會來了，來三五個人聽我就挺丟人。今天講的是通識教育，general education, 我不知道國內現在怎么強調通識教育，幾年以前我看到武漢大學副校長黃進編了一本《大學通識教育》，國內也在嘗試把這方面的教育弄好。

今天講怎么學習社會科學，這個題目聽起來有點跟參加奧林匹克的運動員講怎么跑步游泳一樣，跟你們講這個題目，有人會說，是不是你把我們當傻瓜，我們考上重點大學快畢業了，還要教我們學社會科學！我這里面沒有看不起在座諸位的意思，不是說我社會科學怎么樣精通，不是這種心態。我跟你們講是一種平輩之間的交流談心，只不過我跟鄒恒甫教授是中國大陸改革開放以后比較幸運的，屬于最早的一兩批能夠到西方留學，而且也是很幸運在比較好的學校里面受到系統訓練的。我們訓練的過程從某種意義上來講，就是脫胎換骨的過程。這個脫胎換骨的過程中間有很多心得體會，我們當時在哈佛念書的時候經常講，希望有一天我們能把我們在美國研究型大學里面，脫胎換骨以痛苦為主的那種經驗，能夠盡快原汁原味地帶回國來，能夠對中國社會科學教育和研究、對培養人才起到一定作用。讓我們很欣慰的是，國內這些年來對高等教育比較重視了，使得我們這些人能回國來做這方面的一點工作。我個人做的不如鄒恒甫做得那樣瘋狂。我幾年前第四次到浙江大學作報告的時候，浙江大學經濟學院姚院長等我們吃晚飯，我給研究生講，要問我們最想做的事情是什么。有人很謙虛，說既不想當官，又不想發財；現在有的人回來又想當官又想發財，我這個人最想做的事情就是做中國高等教育改革發展這方面的一個鼓吹手，一個傳教士。為什么我把自己定位在傳教士上呢？英文的傳教士是missionary，英文中的使命就是mission ——你覺得有一件事是你最想做的，如果這件事做得比較成功，你就覺得人生挺有意義，那么你就把它當作你的mission。如果說你把這個mission盡可能的跟更多的人講，反復的講，講得越多越好，那么你從事這種mission就成了傳教者。

傳教士有什么基本特點呢？傳教士比較窮，中國傳統的傳教士，不是說只有基督教才有傳教者，中國的宗教也有傳教者，中國佛教傳教者手里托著一個缽，赤著腳，到處去傳教，因為比較窮，同時要去化緣討干糧，這就是我想做的事情。

我會給你們足夠的時間提問題，你們有什么問題盡快提，充分一點，盡量把問題提得尖銳一點。你們要充分的把問題磨一磨，磨尖。

英文中“社會科學”有兩種寫法，一種是英國寫法，一種是美國寫法。我在香港科技大學，建校的時候大學的憲章都是英國人寫的，Division（學部） of Social Science是單數的。美國人的寫法是social sciences 是復數的。這里面的關系很微妙。這個區別就顯示了英國對社會科學的理解是比較古典的，美國對社會科學的理解是更新，因為它體現了社會科學的不同學科之間有很大的差別，這個“s”體現了學科之間的分化。我今天主要講美國式的社會科學，同學們不要以為我回來鼓吹美國的什么東西都好，我對美國并不是很熱愛，但是我很熱愛美國的好大學。這聽起來好像挺可笑，好像美國的好大學不是美國的？是啊！但是我們去過的人都知道，美國最好的大學是非常非常國際化、全球化的。美國越是好的大學，學生和教師越是全球化。我們到美國念書的時候，經常出去和美國人交流，別人問你們在哪兒念書，我們說在波士頓；別人問在波士頓的哪里啊，我們說在波士頓的劍橋市；在劍橋市的哪里啊？我們說在哈佛大學念書。我們說我們很感激能到哈佛來念書，來了解美國的社會，來了解美國的文化和高等教育。但我們經常聽到美國朋友的一句話：你們要想真正了解美國，要想念地道的美國學校，別去哈佛。哈佛不是地道的美國的！哈佛里面的很多人都不喜歡美國，常批評美國的主流文化。所以我講的是美國最全球化的一類大學的那種理念。

我們按照美國方式，社會科學至少分成這幾大塊——經濟學、政治學、社會學、社會心理學、人類學、語言學、人口學、經濟地理學。最重要的是經濟學、政治學、社會學，當然還有心理學。不過心理學中間有相當一部分是實驗心理學，社會科學主要研究的是社會心理學。在不同的社會科學中間，之所以將這些學科定義成社會科學，而不是"Humanities”，這一點區別很重要。我不知道國內這些年來，為什么還沒有把學科劃分轉到國際主流的劃分法上來。中國的高等教育到1952年之前，是同國際高等教育的主流吻合的，再看老的高等院校里學科的配置，以及老一輩的學者，他們馬上告訴你什么是社會科學，什么不是社會科學。到了1952年，我們把蘇聯高等教育全部一刀切搬過來的時候，就把中國原來很好的、和世界主流接軌的教育體系搞亂了。現在有些方面調整得好些，有些方面還沒調整好。什么叫社會科學，很多人說歷史也是社會科學，哲學也是社會科學，文學批評研究也是社會科學，藝術史，宗教研究也是社會科學。它們不是社會科學！它們是“Humanities”，它們是人文學科，不是社會科學。因為這里的區別是非常重要的，在座的同學請給我講一講，為什么區別是重要的？

學生之一：社會科學首先是一個科學，哲學歷史比較抽象，沒有什么政治色彩。

丁學良：
你講的部分是對的。社會科學的樣板是現代物理學，經典物理學。現代物理學源于牛頓，物理學延續下來是愛因斯坦。現代科學的樣板是物理學，而哲學、文學批評，宗教研究等人文學科主要不是解釋因果關系，不是用經驗事實來驗證因果關系，他們給你傳輸的是價值觀念，用英文來講，它們不是causal explanation，而是interpretation of meanings。

社會科學是解釋，人文學科是詮釋，講的是意義，是更加主觀的；而社會科學是更加客觀的、實證的。我這么講當然不是絕對的，而是畫一條線而已，一端是更加主觀的，一端是更加客觀的。哲學不是社會科學，是人文的。西方比較好的大學里，哲學和宗教常在一個系，因為它們都是研究人類關注的終極意義問題。而且往往是這樣：一旦有一部分可以用經驗的實證的方法找到驗證的話，那一部分就會劃分出來，就會變到社會科學里面，在哲學和宗教里留下來的還是對終極意義的探索和追尋，圍繞著終極意義的對話（discourse）。

舉個簡單的例子：原來西方最早的宗教跟科學史有關系，解釋人類為什么以這種那種方式活著；一旦這部分變得非常經驗、有實證以后就劃分出來了。從這個意義上來講，國內的學科劃分還是18世紀19世紀留下的陳舊認識，國內學科劃分還沒有轉到對現代社會科學內在邏輯的認識的基礎之上。這是很大的一個欠缺。這跟對社會科學的基本認識相關，與大學里面的系科(department)劃分是直接的相關。如果說社會科學里的學科劃分不科學、不合乎科學的內在邏輯的，那么你這種系的劃分、專業的劃分也會出問題，這種劃分對國內培養青年學生的才能，從中學開始就會有嚴重的誤導。這個誤導體現在什么地方？

我經常遇到焦急的父母對我說：丁先生，你在外面的教育界這么多年，在國內鼓吹高等教育的改革開放，能不能給我們孩子考大學提些建議？我說你的孩子想學什么？有的說孩子學文科，有的說學理科。我說你孩子現在才中學生啊，為什么把文科、理科劃分得這么清楚呢？中學階段就把文科理科這么早區分開來，以后怎么辦呢？這個文科和理科的截然劃分是非常誤導性的，劃分得越早越誤導。這一點我深有體會。我原來在國內沒有受過系統的中學教育，很多東西是自學的。學哲學、學歷史、學政治學理論這些比較好自學；但是我有一樣東西自學總是達不到自己希望的水平，你們猜猜是什么？那就是數學！為什么？因為以前被老師給誤導了，說你以后不是念文科嗎？干嘛學那么多數學啊？一到西方去留學我才知道這種認識真可怕！

如果有人問我，這一生在知識和教育方面，你最后悔的兩件事情是什么？第一件就是我在學數學上被誤導了！我小學是在農村啊，就在那么一個茅草屋里面，就那么一個老師上所有的課。這個老師也上語文，也上數學，也上體育，也上政治，也上繪畫，也上唱歌。另外一個原因，主要是我沒有這種意識，假如有這種意識我就會盡早彌補自己在數學方面的不足。數學的不足對我造成的危害有多大？我真的不希望在座的任何一個人再重復我這種深刻痛苦的教訓。

我到了哈佛去以后，選學科讀博士，大家知道我最想學什么學科？我最想學的不是社會學，而是國際關系。剛才你們汪老師介紹，說我是著名的社會學家，我一聽以后馬上就坐下來了，本來我都是站著的。為什么呢？因為我不算美國主流意義上的社會學家。美國主流社會學是一天到晚做回歸，社會統計，對我這種數學水平來講還挺麻煩的。我在國內數學只學了樊映川的工科《高等數學》上下冊，搞得也不是很清楚，這樣的數學水平到美國去學主流社會學還不夠！我根本對社會學不感興趣，我回來就怕別人喊我社會學家。我感興趣的是國際研究和國際比較，比較政治學這個領域。這里面也有人做精致的數學模型，但是還有人非常看中那種“Big ideas”，“大觀念”。我老老實實講，假如我到美國去以后，我的數學基礎好到能夠比得上國內大學數學系本科畢業的水平，我就會進哈佛經濟系了，就不會在別的系里面做了。哈佛所有的社會科學的系里，有兩個系地位最高影響最大：經濟系和政治系。這兩個系培養的是全美國乃至全世界最好的研究人員。我就是數學不夠，沒辦法到經濟系，就只能做比較政治社會研究方面。所以文科和理科的截然劃分是害死人的東西，劃分得越清楚越害人，劃分得越早越害人。數學對學好現代經濟學不知道有多重要！我在美國的同學朋友中間，經濟學學得最好的人，都是數學非常好的，訓練得非常好。有些人本身在國內就是數學系畢業，現在經常有人問我，丁老師我想學經濟學，那我就問你數學好嗎？他說他在中學里數學還可以。我說那怎么行啊！就靠這點數學，到美國怎么學經濟學啊？！到美國我看只能學文學研究了。而現在有些文學研究都要有好的數學基礎了，有一個分支就要靠數學工具。

我再舉個例子，我去年到同濟大學作講座，剛好教育部委托同濟大學召開全國的座談會，這個座談會叫“新綜合性大學里的文科教育”，他們也請我去作報告。這個會議指的是1952年高校調整以后，理工科大學如清華大學、交通大學、同濟大學、中國科技大學等等，最近幾年在綜合性大學競爭的壓力之下，也在發展經濟學、政治學、社會學、人文學科等。所以教育部認為這樣一類的高校發展非理工科的學科有自己突出的困難，同時也有潛在的優勢。因此我就去參加這個座談會。雖然他們對我很客氣，但我的第一句話就把在場三分之一的人給得罪了。我說你們請我來作報告，我對你們的研討會的題目就反對。我說你們是只想發展文學研究、歷史研究、哲學研究、宗教研究嗎？他們說不是啊，我們主要是想發展與經濟有關的學科啊，現在與經濟學有關的學科最熱門，是研究財富、創造財富啊。我說你們怎么叫這些是文科呢？這是社會科學啊！他們說他們就是這么叫的。我說這樣叫，認識上就是誤導的！我于是就講了剛才說過的一些，還講到甚至連西方比較好的大學里面的文學研究，都對數學的要求提高了。大家都知道莎士比亞留下來的劇本，有的是他寫的，有的懷疑不是他寫的；就如中國的《紅樓夢》，大家都爭議，說是不是第一部是曹雪芹寫的，第二部是不是高鄂寫的？西方也爭論了很多年，但是現在已經很技術化了。現在可以把莎士比亞原版的所有劇本中間被認為最最可靠是莎士比亞本人寫的劇本，他的習慣用詞、配詞、表達方式，把它們輸入電腦，看在不同的情景之下，用這些的概率有多大。發展出模型，把有疑問的莎士比亞劇本也輸入電腦，看看差異有多大。差異越大的越不可能是莎士比亞寫的。你說這是文科嗎？這當然是文理綜合科了。要想把所謂新綜合性大學里的非理工科的系別搞好，就必須扭轉古老的、陳舊的、落后的、害人的觀念。于是我當時就把在場的三分之一人給得罪了，以后再也不和我打交道了。我希望我今天講完以后，你們不要不理我。

我下面講在社會科學里面的訓練，學校對你們的訓練。對社會科學的訓練來講，國內和美國最好的研究性大學，區別在于越是好的美國研究性大學對研究生的訓練，設置得越好，設計的過程也不是定下來以后不動，每年都會有小的變動，若干年后就會有中等的、甚至大型的變動。現在越是好的美國大學，無論是對本科生還是研究生的訓練，越是有自己的特色。為什么？二十一世紀是知識為基礎的經濟，社會也是學習型的社會。這樣的經濟和社會，本身就是不斷創新的過程，如果說高等院校培訓學生的大綱，不是以創新為基礎，怎么能夠在這個日新月異的經濟體和社會里面，使你們的學生成為各個領域前沿的實踐者？我這次回國，前幾天又聽到這個老問題，說現在學校里教的很多東西，學生還沒畢業出來就過時了。在中國這幾年很奇怪，一方面在很多大學里有嚴重的厭學情緒，有些是因為談戀愛談得太多，唱歌唱得太晚了，上網太上癮，有這部分的原因。但是如果說相當多的學生都厭學，那就不能全歸于這些原因了，而要找一下是不是教育方式的問題，大綱的原因，課程設置得不好。因為你的教學課程如果不是前瞻性的、導引性的，不是為明天而教學和取向的東西，如果是用昨天前天的東西來教學，二十幾歲的人怎么能不厭學？你到外面走一走，到處都在辦講習班，速成班之類，干什么呢？就是要來充電！實際上這些表明了中國高等教育里面的很多教學方式，它們不是教育，而是反教育，我造了一個詞：counter-education。沒有教育頭腦子是空的，反教育則是朝腦子里塞無意義沒有用的東西，你要再想學好的東西，首先要把原來的東西洗掉，然后你才再學更好的東西。這話不是我一個人講過。普林斯頓大學的鄒老先生說過，如果在國內沒有學過經濟學，那么你的優勢是零。如果你在國內學過經濟學，那么你的優勢是負的。因為在國內學的那些東西，我不是說它們不對，而是它們不是經濟科學的東西。我不是經濟學家，我在國外的很多同學都是經濟學家，我跟他們待時間長了，我當然也知道什么是經濟學了。所以你們學的很多不是經濟學，是別的學科的東西。我給你們舉個例子，這是在全中國最有名的大學之一里面的經濟系的教授，還是一個學院的頭，我不講他的名字。他們學院畢業的一個學生到美國留學，后來回母校看到了所用的經濟學教材。他帶回來后給我們講：我的天啊，我們學校現在還在用這樣的教材教學生！說什么叫經濟規律啊？就是中國房地產價格一定會高速增長，買房子一定會賺錢，不管在哪里買都會賺錢。別人說，有的人買了房子就虧了本啊？那位教授說，根據我的研究成果，在中國哪兒買房子都會賺錢，這是符合經濟規律的。

我現在講對社會科學方面的訓練。在美國最好的研究型大學里面，很講究在大學本科這個階段上盡可能地推遲選專業。我們在美國念書時就知道，像哈佛、斯坦福，大學本科一年級不分專業，到二年級的時候，開始選專業。現在哈佛、斯坦福已經改了，到三年級的時候才選專業。就是因為他們看得很清楚，這個社會變得太快，在大學本科水平上分科分得越早，學生的知識面越狹窄，受的訓練越是片面，自己出去以后調整、學習、開發、創新的能力越是得不到培養，到找工作時就越是不利。所以現在到三年級選專業，本科方面是這樣。另一方面就是一個核心課程制度，不管你以后學什么專業，必須要學習核心科目，那是為了訓練一個有知識、有本領、有教養的社會公民的基本科目。你不管學什么專業，都要學這些核心課程。我聽說你們大學有一個實驗班，我知道你們有一點很棒的就是數學，但不知道你們實驗班里面有沒有把中國和西方的經典引過來？還沒有啊？武漢大學高級研究中心這方面做得好，要讀經典。這都是核心課程中間的理念，要讀經典，這非常重要。為什么重要？無論是中國的還是西方的經典性的東西，那些大的discourses 和debates，你要找源頭的話，都可以追溯到這些經典中去。我不是說完全可以歸結到那里，但源頭是在那里。在以后多少代的發展進程中，經典的東西都會與你同行。如果你沒有接受過這些基本的教育和素養的話，那么你很難在你的研究領域中有深刻的洞見。凱恩斯不是講過這樣一句名言嗎？要做一個普通的經濟學家，只要你能收集一大堆的經濟數據資料，數學還可以、英文還可以、能寫論文就可以了；要想成為非常優秀的經濟學家，你必須是一個非常好的哲學的學習者、非常好的歷史的學習者、非常好的數學的學習者、非常好的英文的學習者，政治學也非常好，這樣才能成為很好的經濟學家。所以我們要讀經典。在研究生的培養階段上，這些問題就顯得更重要了。我們知道在西方世界里，培養研究生有一個美國的培養方法，有一個英國的培養方法。美國的培養方法是我們進行高等教育改革應該認真研究的。在英國的制度下，培養研究生，只要你考進來了，你就跟著導師做，沒有上課的要求，那么這樣的訓練要求對于什么樣的學生來講問題不大呢？

那就是：第一，這個學生本人的素質非常好；第二，不但素質好，而且非常刻苦學習；第三，他的導師非常好；第四，導師不但自己學問好，而且對學生抓得緊。這四個條件缺一不可，這樣，這個學生才能把論文做好。而在美國的大學，要求你本科畢業以后考上任何一個系科的研究生，首先要滿足上必修課的要求。不上一兩門課可以，但你在別的大學上過的課要符合這個大學該門課程的難度和水平，你這門課才可以免了；如果你達不到這個要求，你還得上必修課。為什么有這個要求？就是考慮到在美國的靈活教育制度之下，有些人本科所學的東西和研究生學的內容不是一個方向。考上研究生以后必須要接受這個學科里面最重要的必修課的訓練，這些必修課的訓練在社會科學領域里面，主要集中于兩大塊：第一是理論，第二是方法。當然理論可能分得更細一點，比如說，經濟學領域分宏觀和微觀，這兩塊里面的課是必修課，不能找理由不上。越是好的大學在這兩塊里面的訓練越是嚴格。謝丹陽，芝加哥大學畢業，他是我和鄒恒甫的好朋友，他就講國內經濟學的那些系別，我拿這邊考博士研究生資格的考題給那些人做，他們能考到50分，那就不錯了！為什么？在美國考博士研究生的考試題，就是資格考試，就是qualify，如果不通過這個資格考試，你就不能去進行博士論文的研究寫作。什么叫做博士論文？論文是要有創新內容的！

研究生是做研究，不能把別人做過的東西拷貝下來。如果你不通過這個qualification，你怎么去做研究？整個這些環節，我們到美國學習真是一種脫胎換骨的感覺，脫胎換骨是個很痛苦的過程，但是這個過程就是把你塑造成新人的過程。什么是新人？博士候選人，國內有這個概念么？好像沒有，就是因為沒有這個嚴格的訓練體系，你沒有通過這個qualify的考試，你就不能叫博士候選人。

我非常希望你們中央財大的這個實驗班，不僅能把讀經典這一點做好，而且希望你們把這個必修課能夠接近于美國好的研究型大學里面的相關系科里面的水平。像他們一樣，通過考試來測試一個人有沒有資格做博士論文，沒有這些環節很難。因為做研究的能力是嚴格訓練出來的，不知道在座的同學注意到有一個英文詞，就是discipline，“學科”。這個詞的另外一個翻譯是什么？是“紀律”。為什么經濟學是個discipline,數學是個discipline，物理學化學都是discipline？因為每一個學科里面都有一些最重要的理論、方法和技巧，要通過系統訓練傳到你們身上去，使你們能夠把握，這就是對你們的紀律，如果不這樣你就沒有真正進入該學科。經濟學也好，政治學也好，社會學、心理學也好，每一個學科都是一套紀律，沒有對它們各自的理論和方法的訓練和把握，你就進入不了它里面做事。我非常希望你們的試點班能辦好，變成一個“discipline”的試點班，你們就能夠成為合格的從業者，你們出去就會比別人的本事高一點。

有沒有受過基本的discipline這一點很重要，它關系到你看問題的角度，這里我再講一個親身經歷的事情。我去年夏初在福州大學的座談會上講，國內有一種說法叫“落后就要挨打”，這個提法只是一部分正確，還有一部分不正確，正確的部分被不正確的部分掩蓋了。在公元0年，中國西漢時人均GDP按2002年美元的計算是430多美元，可以去查表；到了公元1000年，一千年以后，中國GDP人均下降到420多美元。到了1976年中國人均GDP降到了300多美元。你再看得更細一點，你看保羅&S226;肯尼迪《大國的興衰》那本書，里面的表五。直到1870年代為止，中國的經濟總產出GDP都比美國高，都是世界上的老大老二，中國的衰落正是從那個時候開始的。所以啊，落后就要挨打，那么是什么東西導致中國經濟的落后？是體制，是制度，是觀念，是這些東西先落后，然后中國的經濟才再步步下落。落后挨打，制度、體制落后是造成其他落后的根源。觀念落后和體制落后是連在一起的，只有觀念、體制不落后了，經濟其他方面的起步才有可能。當然今天中國社會從基本生活水平來講要遠遠超過1976年以前，我們憑良心講，這些都是得益于中國在鄧小平領導下，拋棄了很多的落后觀念和體制。

在美國研究型大學里面，研究生培養過程還有兩個環節，國內也要加強：一個是助教（TA），一個是助研(RA)。在國內的大學里助教就是全職工作，在美國助教不是全職工作，而是指你的qualify已經通過了，你一定要教課。如果不當助教，你的系統訓練的環節就沒有滿足，你的導師希望你做他的助教。重點學校培養出來的研究生要到別的高等院校教書，如果讀博士階段沒有受過嚴密訓練，就不能夠做一個很稱職的教師和研究者。在美國好的大學里面要經過競爭才能當上助教，如果教得很好，那你能當兩年或者三年。如果競爭不上去怎么辦？要去餐館洗盤子掙錢，雖然不是低賤的工作，但是和專業離得很遠。
和助教相關的是助研，助研通常也是拿到碩士學位以后，給你的導師、或者本系其他教師、甚至其他系的教師作助研，你要通過這個學會怎么樣做研究。在國內這些環節的訓練很弱。你們申請海外大學時要寫一個陳述，簡要講一講你的受過的訓練，更重要的是講一下你想做什么樣的研究。我們發現國內很多人，成績好能考滿分，但是他寫的這個陳述卻讓人看了半天不知道他要干什么，所以他對如何去研究問題這個環節認識很薄弱。你要寫清楚要做什么樣的研究，對什么樣的問題感興趣，以后怎么樣研究這個問題，這些方面是最最薄弱的環節。寫這個陳述實際上是非常難的，你不能寫得很厚啊，寫得太厚了人家沒時間看，越是好的大學，接到的來自外國的申請就越多，那些研究生審批委員會，在每一份申請上都花很少的時間。如果申請寫得好的話再仔細看一下，不好在前三五分鐘就淘汰掉。你的陳述如果寫得不搶眼的話，那他就直接進入第二第三第四個環節了。下面我問一個同學，如果你寫這樣一個statement，你從哪幾個方面寫呢？

丁教授：這位同學，你是什么專業的？

學生：中財數理經濟與數理金融實驗班的。

丁教授：那么你以后打算學什么方面呢？

學生：嗯，那就是經濟方面了。

丁教授：那好，如果你要申請海外一個比較好的大學的經濟系研究生，你要如何寫你這個statement?大概用三頁，當然你可以用中文講。你準備怎么寫呢？

學生：首先說一下自己對這方面比較感興趣，然后陳述一下自己所想的這個專業的前景，以及自己以后應該怎么研究，然后把自己的意見都寫出來。

丁教授：第一，你應該稍微講一下，為什么你對這個問題發生興趣；第二，你稍微要講一下，如果你去了，要研究這個問題你會怎么切入。對于做我們這個國際比較研究的方面的，你還要講一下，你怎么樣搜集硬資料，要說的細一點。有的同學做社會科學是創意非常好，而且對問題考慮得很細，從研究方法上也是可行的，但是他不能找到可驗證打的資料，研究就做不下去了。

我再舉個例子。中國人民真正的生活水平改善，是在過去20年里發生的。有一個人想做中國人均收入不平等這方面的研究，這是社會學的研究，這個學者是斯坦福的。他對中國其他方面的好多數據的準確性不相信，結果他去找了一組數據，找中國衛生部門的資料，不同年代出生人的平均體重，再找不同年齡組的人入小學時平均體重，入初中、高中、大學時的體重，這些資料相當完備，而且有縱向時差的分布。他從這個資料上研究出來一個非常好的模型，來推算中國在過去二十年中在收入、生活水平改進上，地域差、性別差、年齡差、城鄉差、階層差別。這是一個很聰明的研究方法。所以我希望國內的大學，你們這個實驗班，一定要把國外好的東西引進進來，因為國內的相關訓練，一旦接觸到需要獨立的思考與做研究的階段，很多學生就束手無策了。如果中國最好的一些大學在這個環節上有了顯著的進步，那么我可以說中國在建設研究型的大學、在培養研究生方面邁出了非常有意義的一步，那就非常值得人欣慰。那么，中國最好的大學就不再是外國研究生院、外國大學的預備站了。

我最后講一講大學里面院系的劃分。我一開始就講，國內對現代社會科學的劃分認識的模糊，會在組織機構上體現出來。我是個環保主義者，本不想用紙，但現在得用紙了，對不起。（注：此時丁學良在投影儀下的白紙上作圖。）我以我最熟悉的哈佛大學為例，本是說沒有其他的模式，而是因為我太熟悉它了，所以我只能用它做例子。這張紙是一個大學，它有有一個本科生院，去年度本科生院四個年級將近7000人，這個院和GSAS（文理研究生院）屬于一個整體，文理研究生院和哈佛本科生院在一起統稱叫FAS（Faculty of Arts and Sciences）, 都是復數，Arts是人文學科，Sciences 是自然科學、技術科學、社會科學。這FAS是哈佛大學進行基礎研究的重心，得諾貝爾獎之類的人才最重要的組成部分。基本學科，象數學、物理、化學等等，經濟學、政治學、社會學、心理學等等，FAS里面的教授既教本科學院又教研究生院的學生。然后在這個FAS旁邊還有十個專業學院，有一個醫學院，一個公共衛生學院，一個牙醫學院，有法學院，政府學院，教育學院，神學院，設計學院，還有商學院，是這樣的一個架構。

拿我比較熟悉的兩個專業學院跟你們舉例子，一個是政府學院，一個是商學院。這兩個學院里面的教授有很多是兼職的，如果純粹從工資收入來看，在商學院里面教授的工資要超過FAS里面的教授。但是我跟你們講，有很多我了解的教師，他在FAS是副教授，但是可以在商學院里面當正教授，甚至是講座教授。雖然商學院里的工資要高一些，肯尼迪政府學院里面的教授到政府里當高官的機會多一些，但這兩個學院的學術聲望卻很難比得上在FAS里。為什么？這就是我所講的基本學科在研究型大學里的位置，在一個學科領域里成為大師級的人物，大部分是在基礎學科作的研究。像商學院、政府學院是一個多學科知識應用的平臺，我不是說他們不做研究，他們也做很多的研究，但是那些研究同這FAS里的研究不一樣，這攤子（基礎學科方面）的研究才是源頭的研究。比如像我這樣的人，做的是國際比較研究，我怎么混都混不到FAS的經濟系去當教授，哪怕是助理教授都不行，任何一所國外好的研究型大學都不行。但是我能夠進商學院里面當教授，就在于我的國際比較研究的東西，對于工商管理學院是有實際應用意義的。所以工商管理學院是好多相關學科，經濟學、政治學、社會學、心理學甚至人類學的一些分枝，都可以在商學院和政府學院里面找到合適的配置，在它們的領域作非常好的program的一部分。

講到這里，我有一句話，國內的同學們，我不是勸你們當一個不識人間煙火的神仙，咱們都做不到這一點，我今天給你們講這些，也是因為我有牢固的飯碗，如果沒有，我也不可能來跟你們講。鄒恒甫是我的老同學加小兄弟，我在浙江大學曾經講過一句話，那時候他本人不在場，你們可以到浙江大學原經濟學院的姚院長那里去查證。那次我在浙江大學說，這一次你們請我來講，下一次我要把我的好朋友鄒恒甫請來給你們講。我這個同學呢，他對國內經濟學的高等教育是以瘋狂的方式推進改革，你們要么喜歡他，要么討厭他，不可能取中間狀態，因為他對經濟學高等教育是瘋狂的。為什么我們這批人，從國外受到訓練回來后，都有這種著急得不得了的現象？因為我們都是出生于中國的農村，我是我們家第一個念小學的，第一個念過兩年初中的，第一個讀研究生的，第一個出國留學的，第一個在大學教書的。我就想，我今天能這樣，靠得是什么東西？就是靠受到了好的教育。如果中國貧困階層的孩子，越來越多地能夠得到教育資源的公平享受，中國的人力資源不知道會變成多么好！中國十三億人中間，我就知道農村里有好多聰明的孩子，就苦在沒有受教育的機會。有的家里有兩個孩子，到了高中階段就一定要犧牲一個孩子，往往犧牲女孩子，中國那些在農村里家庭的悲劇最后就會出在女孩子身上。為什么我們這些人回國來，到處都在講高等教育？當然我不是說中國高等教育一支獨大，初等和中等教育不重要，我不是這個意思。從某種意義上來講，中國作為一個發展中國家來講，投資在初等教育和中等教育上的綜合經濟效益，可能比高等教育還要大。因為中國還處在工業化早期和中期的階段，中國有的地方還才剛剛進入工業化。但是在中國這樣的一個十三億人口的大國，要想二十一世紀上半葉中國不再是一個在全世界分工鏈條上處于下段和中下段，中國人絕大部分不再是給世界市場充當打工者的這樣一個狀況，就必須要把自己國家的大學辦好。你只有把大學辦好，把中國少數的幾所大學辦成真正的研究型大學。什么叫研究型大學？研究型大學是以培養研究生為主的。什么叫研究生？研究生指的是年輕的、已經受過大學本科教育的、同你那個領域里面進行開創性研究的教授們在一起攜手做新研究的伙伴。如果中國沒有少數大學進入研究型大學的高度，二十一世紀上半葉中國的綜合國際競爭力很難有顯著的改善。

謝謝大家！

我給你們再講最后一個例子就完了。剛才我講哈佛大學的政府學院，說肯尼迪政府學院牛得不得了，我們知道去年中國一批政府機關干部送到肯尼迪政府學院去學習，有大批的人反對，說用我們納稅人的錢供這些人去哈佛鍍金，不得了！政治學授碩士學位，肯尼迪政府學院自己就可以授。但是要授博士學位，它就不能授，必須回到FAS的政府系，他們那邊叫政府系（Department of Government），必須由政府系來授。為什么？因為政府學院的PhD.作為研究政治的最高學位，只能由基本學科的系來授，其他的機構都不能授。你想什么叫做學術的殿堂啊？這才是殿堂，這才是大師所在的地方。好了，我講完了，大家可以提問題了，敞開提吧。

主持人：
謝謝丁老師的精彩演講，下面是提問題的時間。

提問一：
丁老師您好，我是來自清華大學的研究生，我本科學的是基礎數學。按照你的說法，本科應該學比較基礎的為好，可是我發現一個問題：在現在的中國社會里面，學基礎的人根本沒有出路。我們當時有很多本科生的數學很好，但是最后只能轉，轉成其他方向。然后如果只是學數學，那在社會上根本就沒有出路。如何去平衡，解決自己在學基礎和為自己某一個生存出路這之間的矛盾？這是第一個問題。
第二，學數學之后，我后來轉到了工科，但是我對經濟學還是有相當的興趣。（我是學電子學的。）于是我想問一下，我如何在業余時間里面學一些經濟學相關的思想和方法，請問丁老師能不能給我提供一些思路呢？

丁學良：
我的體會是，不管一個年青人未來要選什么專業，不管你未來要從事什么工作，不管你未來到哪兒掙一碗飯吃，如果你不想只做一個體力勞動者，而是做一個腦力勞動者，做一個專業人員，你注意最好學會三個基本東西，它們對任何人都有用：

第一， 作為中國人你要學好中文，聽起來你覺得荒唐，但實際上一點都不荒唐。現在中國人的文字表達力有多差？我主要是從中國古典文學自學過來的，雖然我常念錯別字，但我的文字表達能力好得很。我要舉個例子，現在很多中國人的漢語學得多差：“我們一定要抓好質量這一關！”這話不錯，然后下一句話出問題了：“你這個產品阿，質量很好。”第一句話是對的，第二句話是錯誤的。產品的質可以很好，產品的量怎么可以很好呢？量只有大小之分，質才有好壞之分阿！這種水平的漢語，根本就是把我們中國古代漢語古典的東西都搞得一塌糊涂了。質（quality）有好壞之分，優劣之分，上下之分；量（quantity）只有大小之分，沒有好壞之分的！這個漢語水平太差了！

學生之四：那你要表達一個產品的質量非常好，你要怎么說呢？

丁學良：它的素質很好，品質很好，或者質地很好。

學生之四：但是你把質和量分開是用英語解釋的。

丁學良：不一定是用英語解釋的。你搞錯了，在1950年代以前老一輩的人，他這兩個字就分開講。這主要是因為“文革”以來，中國的漢語被改變了。

學生之四：我感覺你是受了英語的影響。

丁學良：一點都不！你可以去問問老前輩，老一輩的講中文的，其實就是他們把我糾正過來的。你看看臺灣，臺灣的漢語水平就比我們的好。為什么？臺灣是中國領土的一部分，臺灣用繁體字，臺灣學校里面的漢語稱之為“國語”，就是因為那時候中國語是教育界專用的、傳承下來的東西。他們受過教育的老輩人，對漢語的那種計較比我們講究得多。我第一次被糾正，就是我1988年底訪問臺灣的時候，他們把我糾正過來的。有一次到宏基，做電腦的宏基。我說你們質量做得很好，他們就跟我說：你們大陸的漢語這么說是不對的。他們老總跟我關系很好的啊，他就跟我說：我們只能講品質很好，素質很好，“質”比好壞，“量”比大小，這兩個字聯在一起說“質量很好”是不對的。我對這個事情的印象太深了！

學生之四：那我想問一下在座的各位，同意不同意丁老師的觀點？

丁學良：同意不同意都不影響我對這件事的觀點，因為你們那么習慣說是錯的。中文要學好，用中文寫出來的東西，字越少越好。英國獲諾貝爾文學獎的大哲學家羅素是一個風流才子，有一天給他的女朋友寫信說：我抱歉，最近太忙，沒時間給你寫一封短信，只好寫一封五頁的長信。為什么？因為同樣的一個信息、一個概念，用五頁紙解釋與用一頁紙解釋，你想用一頁紙解釋耗神要耗到什么地步！用中國古文講是推敲推敲，輾轉反側。所以中文要學好，不管做什么，用中文講不清寫不好，就不行。

第二，英文要學好，為什么？英文是全世界最大的信息庫，你要到里面調東西，不用英文調不出來。別的不講，我就覺得研究中國近代史，全世界你要找十個最大的研究中國近代史的大學者，五個以上是用英文寫作。你不懂英文不行啊，英文要學好！當然你說我英文學不好我能不能學德文法文？也可以，但相對來講利用效率就少一點了。如果你被迫選一種外語的話還是選英語。

第三，數學要學好。你們做歷史也好，做文學也好，更不要說做經濟學、做社會科學了，一定要學好數學。

這三點聽起來有什么共同之處啊?這三點是元工具，作文和英語是自然語言，數學是科學語言，這三者都是元。這三個學好了，以后你不管學什么，你的底氣都比別人壯。就像練功一樣，你的內功比別人好。這就回答了剛才你問的問題了，有些只懂技術的人找不到工作。就像有的人講在中國人人都會講中文，我學中文怎么辦？我要你學好它不表示你以后要靠這個吃飯。也就是說你選專業不一定要受這個限制。

回答第二個問題，你現在從數學轉到電子學，你想學經濟學，憑你這么好的基礎，你要學經濟學容易得很。你不要找國內那些翻譯成中文的教材了，更不要找國內人編的教科書，你找英文的經濟學大師寫的教材和近期的論文,拿來看。憑你這么好的數學基礎,看不懂的地方給鄒恒甫他們打免費咨詢電話。我和鄒恒甫在哈佛的時候最好的朋友之一姓王，吉林人，北大數學系的。他去留學時的推薦信是這么寫的:他是中國這一代里最優秀的三四個數學青年之一。他去了以后，鄒恒甫天天勸他說：“你改行吧，你來學經濟學，你數學這么好,學經濟學還有什么問題？”他沒改行，但是據說在康奈爾大學教了幾年書之后也沒有做出突出的成績。因為他的野心很大，我們問他你是不是想做陳景潤啊，那個人很靦腆，說：“陳景潤做的都是給別人修修補補。”也就是說他不要給別人做修修補補,要獨立開創局面。雖然以后沒作出很大的貢獻，但眼界很高。

就這樣，你這么好的數學,只要你愿意學就一定能學好。千萬不要找中文的瞎編的教科書，那是害人的。我這里還有一句話，要是讀事實性的東西，就是facts-based readings，你看中文翻譯的沒問題；但對于conception,就是概念之類的東西，你一定要看英文。Conception很難翻譯成中文。Conceptualization怎么翻？概念化！概念化是非常難的，絕大多數人化不出來！中國大陸出去的，臺灣出去的，香港出去的，到西方學習廣義的經濟學的，學得很好的人大多靠的是很好的數學工具技能。如果他們在conceptualization這方面很強，就可以出大師一級的學者了。

提問二：
您剛才講數學在經濟學里面的作用，我不是很贊成，我覺得經濟學就是生活，很簡單，沒有必要花那么多數學模型強加到經濟學研究中。用太多的數學其他人看不懂，有那種曲高和寡的感覺，讓人產生誤解。經濟學到底是什么？到底要解決什么樣的問題？如果經濟學不能解決實際問題，那沒什么作用。鄒恒甫教授有一個觀點，一流的經濟學家不研究實際問題，如果經濟學不研究實際問題那要經濟學家干什么？

丁學良：
我不同意你講的第一點，說做經濟學不需要數學很好。我并不是說，一個人數學僅僅好就能把經濟學做好，數學非常好是能夠在現代主流經濟學做突出研究成果的必要條件，而不是充分條件。要做一個非常好的經濟學家，你除了數學好、英文好之外，你還要對哲學、歷史、政治、社會都有很好的認識。但一個人的數學不好要想把經濟學學好，沒門！

（鄒恒甫教授長篇插話，用世界銀行的例子，解釋經濟學與研究實際問題包括經濟政策的關系。）

丁學良：
我還是那句話，我們中國人一定要有一個天下觀。中國問題一定是中國人研究得最好嗎？不一定！很多情況下都不是。剛才講的劍橋大學的這套歷史書，有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的譯本，從秦漢開始，一卷一卷往下翻譯，一直翻到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和文化大革命，一直到這個時期為止。我看了一下，這套書中間的篇章，大部分都是集體工作，因為工作量實在太大了。中間全部的華人作者加起來，也就幾個人。主編是誰？主編之一是費正清（John King Fairbank），另一個是麥克法庫爾（Roderick MacFarquhar），這一位就是我論文答辯的四個委員中的一個。再過五天，你們在學校門口的報攤上，《南方周末 - 名牌》雜志上面有我對他的故事的一篇口述，你就可以看出他對中國歷史的見地。還有一本書，我曾經講過，叫做《唐代的外來文明》，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出的，是一個非常有名的吳先生譯的，他是花了十年的時間翻譯過來的。原作者是美國加州大學一個猶太籍的美國教授，白人。他的研究目的，就是考察在中國的唐代，從域外傳到中國最重要的那些藥品、服裝、食品、酒、藝術、舞蹈、珍奇古玩、奇奇怪怪的珍禽異獸等等，然后從這些東西來推論唐代文明作為一個開放文明，在中國歷史乃至世界文明上的地位。他那個考證的本事之深廣啊，我老實講，在現代中國大概只有一個人才有，陳寅恪老先生！其他的恐怕都沒那個本事！

我還要講一句。我剛到美國去的時候，鄒恒甫吃飯的時候跟我開玩笑說，你怎么跑到社會學系去啊？社會學系是二三流才進去的！我開始的時候還不相信他這個話是嚴肅的，后來我觀察時間長了以后，確實發現是這樣。我看到很多好的大學，有兩個特點礙——這是我昨天晚上跟你們邱東書記在一起的時候講得最開心的一個觀點——我就發現，在美國從名牌大學作為教授而對整個世界事務的發展起過重大影響的人，一是經濟學大牌教授對社會確實有很大的影響，另外一塊就是研究國際關系、研究大國政治的，基辛格，布熱津斯基，還有現在的賴斯，都是學國際關系出身的。基辛格和布熱津斯基，還有一個杭廷頓，三個人同班同學，這三個人都是在名牌大學學習國際關系、國際政治的，然后成為總統國家安全顧問，或是參與政治咨詢，然后對美國乃至世界歷史產生很深的影響。講到這個問題時我就很感慨，為什么在美國，這種做國際關系研究的人能夠對全國乃至國際事務有那么舉足輕重的影響？就是因為美國的體制。首先因為美國是全世界最大的大國，第二，還有一點非常值得我們中國人來吸取的，只要有創新的大主意的人，創新的big idea的人，你才能夠有一個創新的政府，才能有創新的政策。你搞一大堆人，天天在一起學的東西、看的東西都是陳芝麻爛谷子的東西，都是人家學過的前天的大前天的東西，然后你還指望這些人能有創新的big ideas，你能指望有創新的政府和政策么？！你能指望這樣的大國能在國際上引領世界潮流么？當然難了！所以我說，等到有一天中國最好的學生不但進經濟系，同時進比較政治、國際關系專業，那時候中國才不但是個經濟大國，而且是——更重要的是——成了一個世界大國。我回來的時候，有些學生告訴我，現在國內學科劃分還在搞荒唐的事情，把國際關系研究竟然叫做二級學科！哪有這種劃分法啊？無聊嘛！什么叫二級學科？國內現在竟然把學科之間那么流動的、與時俱進的、超前的智力互激的關系，定位為一種官僚等級的關系，這是在誤人子弟、在害人哪！

再提問一個問題我們就得走了，請女同學提問，一定要女同學，男女平權。

提問三：
今天聽了您的講座真是受益不淺。我想問一個非常實際的問題，我是一名大學的學生，我是經濟數學系的，經濟數學系是經濟和數學的交叉學科。現在數學老師跟我們說，現在我們學的數學和北大清華數學系的要求明顯降一檔。我們以后的發展方向是經濟學，不是完全數學的方向。你認為我們需要有他們那么高的素養，還是我們現在學的數學就已經足夠了呢？

丁學良：
如果你學的是經濟數學——我只能這么說——它至多只能算是數學的運用。如果你覺得你在這方面的潛力較大，你就不妨考慮選修純數學系的課。而如果你發現你的potential不在數學這個方面的話，那么你在未來選取研究生專業的時候，就要考慮到數學方面不強對你可能造成的局限。你選的專業要使你學的數學能夠充分作為工具來實現，而不至于影響到你在這個方面的發展。我還要向大家說一句話。不是說只要是數學好你的經濟學就好，應該說數學非常好而且又有非常好的idea才行。這個idea太難了！而且你還要有把這個idea變成concept的能力，這是非常難的。我到現在為止，還沒有看到一篇好的論文來教給我這個conceptualization的本領是從哪兒來的，是不是與語言有非常深刻的影響？因為我發現母語是英語、德語這些結構性語言的學者，在conceptualization的能力方面，確實比我們漢語為母語的學者要普遍的好。我不是做認知科學方面的研究，因此非常希望以后有人能推薦這方面的文章。因為這個conceptualization太重要了，有的人一輩子只有一篇重要論文，只有幾頁，但是他提出了非常好的conceptualization，別人普遍應用，這就是大師。不用講更遙遠的，就說我們都上過他課的科爾奈，他就只有一個concept, soft budget constraint，“軟預算約束”。你聽起來簡單的不得了，但這不是你創出來的，他創出來，大家都用，這就是貢獻。原創出來被廣泛運用的，都是一些很基本的概念。

女同學再提一個問題，要男女平等，剛才有三個男同學提問題了，至少要有兩個女同學再提問題。我是非常講男女平等的，我是一個最最真誠的女權主義者。

提問四：
非常感謝丁教授把這個機會給了我。剛才您談到學術與政治的問題，讓我想到這是中國一貫的傳統，如果沒有記錯應該從漢代開始。剛才也領略到兩位老師的學子風采，我想問，兩位老師對于兩種文明的沖突，包括學術與政治等等之類的問題，你們是怎么處理的，尤其在學習的過程中？兩位是追求全球化，還是民族文化的多樣化？如果一味追求，認為正確的全球化可能會抹煞深刻的民族多樣化，請問兩位學者怎么看待這個問題？

丁學良：
如果你觀察得多了，會看到很有趣的一個現象。越是對自己中國古典的東西非常敬重和欣賞的人，如果他有機會到西方受熏陶，他回來一定鼓吹西方文明先進的東西。他鼓吹的目的，不是讓西方先進優勝的東西來取代和毀滅中國古典的東西，而是希望在這種演進的過程中，能使中國古典文化中有生命的東西能夠有再創造的過程。我為什么對這點感觸這么呢？我老家是皖南，胡適家離我們家只有二十公里。我到胡適家去，感覺他的國學根底真深刻，但他一生對各個領域的影響，不是體現在他教你要學好中國的古典，雖然這方面他也講過很多。他更重要的貢獻，是集中在把西方近代的實驗主義和科學精神，引進到中國古典的研究領域里來。我跟好幾個傳媒界的朋友講過一個很淺顯的道理，近代兩百年在好多領域里起到地震般的影響的人，他們講的話都不是從中國本源上出發的，而是從外部文明引出來的。王國維這位國學大師，他對中國史學最偉大的貢獻在什么地方？就是一句話：紙上的、書上的東西要靠地下的東西來驗證！這個觀點從哪里來的？完全是西方近代的考古學啊！用考古的辦法，用地下實物的東西來驗證紙上的東西，這一句話就開了中國歷史研究的新路子，中國近代考古學和史學偉大的進步，就這么一句話激發起來的。大家熟悉的毛澤東的那句話也是這樣的：十月革命一聲炮響，給我們送來了馬克思主義。這是什么意思啊？就是你自己沿著自己的傳統走下去，老路實在是不好走了，必須讓外來的東西給撞開死結，撞的目的不是要全面取代中國的傳統的、古典文明中最偉大的東西，而是要有讓它們再生的機能，這種再生永遠是在多樣化互相刺激的過程之中產生的。全球化不會造成一體化，我不相信這一點。在一個比較寬松的環境下，全球化一定會引發我們中華文明中那些古典價值中最偉大的東西的再生，我非常相信這一點。這是我對你問題的回答，一個很誠懇的回答。

主持人：
謝謝丁學良先生精彩的演講。丁學良先生今天給我們講述的是社會科學研究的一些基本問題。談論的也是古今中外，縱橫捭闔，既有高屋建瓴的闡述，也有細致入微的分析，當然鄒恒甫老師也進行了很多非常有益的補充，這些都能啟發我們的思維。丁先生對我們的實驗班也提出了很多期待，相信在座同學從中有很深的體會并且感受到很多的新東西。

丁學良：
我再補充一下。我從今年九月一號開始，從香港科技大學請了一年長假，在北京做美國“卡內基國際和平基金會”的一個學術交流項目，集中于美國與中國的關系和中國的競爭能力的比較。我現在正是在找房子的過程當中，很可能我找的住的地方離你們學校不遠，今后你們有很多機會向我提問題的。因為今天有很多同學想提問題，時間實在不夠了。從今年九月一號開始，大約每個月我們都會有在一起討論的機會。今天你們講了很多客氣話，說我們是大師，我會把今天演講記錄稿里你們稱我們為“大師”的地方都刪掉。其實我們什么都不是，我們只不過是跟外面更好的、開放的教育系統接觸方面比你們早走一些，比你們先走幾步。我們與你們分享的是我們的一種心得，而不是來教訓你們。

主持人：
謝謝丁教授！讓我們再次以熱烈的掌聲感謝丁學良教授精彩的演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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