陳平原：警惕學術專業(yè)化潮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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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張弘　熊濤

　　大師們曾經是大學校園里最亮麗的風景線，他們的背影和傳說永遠地留在了人們的記憶和懷念里。大學里還能否出現(xiàn)特立獨行、學問與情趣兼?zhèn)涞拇髱煟?/p>

　　人文與社會科學的專業(yè)化分工潮流是否合理？8月5日，北大中文系教授陳平原在三聯(lián)書店以《現(xiàn)代中國的文人學者》為題，緬懷了前輩大師們的風采，論述了知識分工帶來的現(xiàn)代學者缺乏情趣與獨立個性的問題。

　　陳平原在讀博時有幸與老師們“聊天”成材，他感慨現(xiàn)在的專業(yè)化體制已經培養(yǎng)不出學識與才情兼?zhèn)涞拇髱熜蛯W者了。實習生熊濤攝

　　●陳平原

　　1954年生，文學博士，現(xiàn)為北京大學中文系教授，長江學者特聘教授。主要著作有《中國小說敘事模式的轉變》、《千古文人俠客夢》、《中國現(xiàn)代學術之建立》、《中國散文小說史》、《觸摸歷史與進入五四》、《大學何為》等。

　　■演講摘錄

　　人文學和社會科學的個性與共性

　　上世紀90年代初我一個很熟悉的朋友做社會學研究，我們有一場爭論。他說你們做文學、做思想的就幾個人，魯迅、沈從文，有什么好說的。這些人的論文有多大的代表性？

　　魯迅在中國有多大的代表性，我相信沒有一個人能回答。接下來他問我，你這個問題即使講清楚了又有什么用？能上升為規(guī)律嗎？我想沒有人能夠回答這個問題。當時我氣不過，因為他說你們做文學的講的都是沒有普遍性的、不能往前推演的那種論題，我跟他討論說，其實做社會學、經濟學的，有模式、有模型、有統(tǒng)計，表面上很客觀，其實也是根據(jù)研究者的需要而設計出來的框架。

　　當時我剛好聽到一個笑話，有一個人說他做了統(tǒng)計，中國留學到美國的女孩子有一半嫁給她們的導師。根據(jù)他的抽樣調查，他們學校總共有兩個女生是從中國來的，其中一個嫁了。這個說法從理論上沒有問題，統(tǒng)計沒有問題，結論也很對，但是我說你的統(tǒng)計沒有任何意義。

　　問題并沒有解決，起碼讓我認識到一個問題，其實不同的學科，尤其是人文學和社會科學，它們除了理論設計、工作模型、操作方法不一樣以外，還有一個根本性的問題，即如何看待個體的人？不是五千萬，不是一億，而是一個人，對這些個體的人他們的吃喝拉撒，他們的喜怒哀樂，他們的學習、思考、表達等等值不值得你專門做研究，人文學告訴你很重要，但社會學告訴你這不太重要，因為個別的人對于整個模型來說是沒有什么意義的。

　　文和學的分開

　　晚清專業(yè)化成為主流，文和學徹底分家，這是我關注的問題。也就是說傳統(tǒng)中國文人，有人專攻文章，有人專攻學問，但是文和學之間有某種聯(lián)系，這一點其實一直沒有分開。

　　中國歷史上很多大文人有學問，科學家也會寫文章，但是晚清以后隨著西方的制度進來以后，我們的專業(yè)分工越來越明晰，以后我們會越來越偏于或文或學，文、學之間徹底分開。最后一代保留文和學兼修的比如梁啟超這些人，上世紀30年代以后進大學的基本上就是文、學分開了，到今天我們基本上也是分開的。

　　當然你可以說人可以全才，可文可學，有的人學問好，有的人文章好，沒有什么問題，古代也是這樣的。清代的詩人袁枚寫信給他的朋友，說人一輩子最怕沒有專長，很小的時候就立志將來進入文苑傳，想進入文苑傳的趕快主攻詩文，最怕你猶豫不定。建功立業(yè)必須這么做。

　　其實文和學的分開在古代有這個傾向，但不是特別明顯，但到了現(xiàn)代以后這成為一個主流，到今天基本成為一個客觀事實。當然，專業(yè)不一樣，問題也不一樣，問題有的明顯有的不明顯。專業(yè)不一樣，你是做自然科學你不會寫文章，沒關系，你做原子彈研究，寫詩寫文對你來說根本沒有意義；甚至你做社會科學研究，你做經濟、法律等其他研究，做人口研究，你不會寫文章問題也不大；但是做人文研究的，做文學、史學、哲學的，你不會寫文章那太可怕了，我關注的是這一點?，F(xiàn)在連人文學者也都不會寫文章，那問題就大了。

　　未名湖邊再沒有這樣的風景

　　1998年北京大學百年校慶，我寫過一篇文章《即將消逝的風景》，這篇文章在大學生中流傳比較廣，大學生是如何看待學校老師的，大學生是如何看待值得他們鑒賞品味的學者的？我文章里面說到除了上課以外，還有一種辦法，“從夫子游”。

　　古代從某某夫子游，不是讀書，不是考試，很大程度上是跟你朝夕相處。我進北大的時候，剛好那一屆北大開始招博士生，中文系只有兩個博士生。我只是負責跟各個老師聊天，系里除了我的導師王瑤先生，還有四個老師，四個老師各有不同的專長。我的導師告訴我你有空就找他們聊天，因為當時中國的博士制度剛剛建立，還不知道怎么教博士生，中文系老師大體上都沒有博士學位，所以他說我也不知道怎么辦，你們來聊天吧。所以我的任務就是不斷地跟這幾位老先生聊天，聊了這么幾年就算畢業(yè)了。我那篇文章里有一段比較形象，說我的導師整天抽煙，我喝茶他抽煙，這樣過了三年的時間我被熏陶出來了。那時候制度不完整，所以有比較大的自由度。

　　其實像北大校園里好就好在有一批這樣的老先生值得你聊天，值得你鑒賞，值得你品味。有一年中秋節(jié)，我們和導師到未名湖邊，有人念起了卞之琳的《斷章》：“你站在橋上看風景，看風景人在樓上看你。明月裝飾了你的窗子，你裝飾了別人的夢。”大學校園里面，包括我所熟悉的北京大學校園里面，這些老先生們成為最為亮麗的風景，可是隨著這些老先生逐漸去世，未名湖邊再沒有這樣的風景可以看了。我進來的時候還有王力等先生在，等到我成為老教授的時候差不多沒了，我們學校文化大革命中間沒有留下學生。老一輩的學者除了學問以外，他們的個性、他們的氣質、他們的才情是學生們閱讀、欣賞的對象。這些人過去了，校園里再也沒有這樣的人了，未名湖邊再沒有這樣的風景了，我說沒有他們，未名湖肯定會顯得寂寞多了。

　　我們這一代還能成為風景嗎？

　　江山代有才人出，我們這些人也會逐漸變成老教授。

　　所謂學術上青黃不接大概屬于危言聳聽，學問會不斷地往前推進，可是就讀書還是讀人而言，我們這一代教授還能不能成為校園里面的風景，我不敢說。這有幾個原因。

　　第一個原因，制度的問題。我進北大的時候，校園里面有好多七八十歲的老先生在散步。今天北大校園里沒有多少老先生了，老先生全住到校園外，越住越遠。即將成為老先生的人，按照規(guī)定63歲退休，校園里面沒有63歲以上的人，那是很可怕的現(xiàn)象，都是年輕人的校園不是一個特別美好的校園。也許這種制度性的設置，使得校園里沒有老人了。

　　我最近看報紙上說娛樂圈二十多歲已經老得不像樣了，學術界五六十歲還是年輕的學者。我的一個朋友比我大15歲，我們共同寫文章發(fā)表，人家稱他年輕學者，他說我都快60了，哪還是年輕學者。在人文學里面，60歲絕對不是一個即將退休的狀態(tài)，精神上不是那樣的。相對來說，自然科學到了60歲再往下發(fā)展很難了，那時候主要的任務是當伯樂。人文學者到60歲以后才是經驗最豐富而且能夠出大成果的時候。

　　第二個原因是師生關系，正因為我們住得很遠，老師進課堂匆匆講完就走，你也匆匆我也匆匆，我們只是教書、講課、改作業(yè)、給分數(shù)，而沒有更多地跟學生接觸，尤其是本科生沒有更多機會跟著名的學者面對面交流，面對面談那些跟專業(yè)沒有關系的話。我上文學課只跟你談文學，別的我不管，只有同代人可以對話，沒有上下兩代人的對話。我覺得我們這代人的成長跟當年我進大學的時候校園有一大批七八十歲的老先生有直接關系，所有的遺傳大部分是隔代遺傳，我和我的父親有代溝，我和我的爺爺很好對話，因為我們沒有利害關系，所有學術界的對話跟你最接近的這兩代人矛盾最大。

　　最后一個問題，我輩學人。我們經過文化大革命，在為人處世方面不是很張狂；老一輩的先生特立獨行，你會發(fā)現(xiàn)學問是一回事，做人或者說為人處世是一回事。80歲先生的著作我們讀起來很有趣，反而是60歲的人多多少少受束縛。專業(yè)上我們不擔心，我們總會做得越來越好，作為大學教授，他除了專業(yè)做得好，還要課講得好，還要值得老學者們欣賞。

　　今日中國學術界風氣已經養(yǎng)成了，而且專業(yè)化已經成為主流了，我們都成為一個一個專家，我相信日后的讀書人會永遠地懷念像金克木先生這樣博學深識有專家之學的雜家，以及他發(fā)表在《讀書》雜志上的不倫不類的文章。

　　■陳平原談前輩學人風采

　　自學成材的雜家金克木

　　金克木先生在上世紀八、九十年代是《讀書》雜志發(fā)表文章最多、最能代表其風格的雜家型學者，并成為北大未名湖邊最令人津津樂道的傳說。

　　我認識金克木先生的時候他已經80多歲了，一個人在家里沒事干，自己跟自己下棋，然后就是寫文章。我們到金先生家里基本上是聽他說話。到最后十年不斷地聽他說我不行了，要死了，過兩天又有文章出來了。我對他的睿智、不拘一格留下極為深刻的印象，見什么人說什么話，我是學文學的他講文學，別人來他談考古，什么都亂談，每件事他都說，而且大體上都能說到點子上，現(xiàn)在很難找到這種人。

　　金克木先生在北京大學當過圖書管理員，他欣賞的著名學者來借書，他就把借書條抄下來，人家借完他跟著借，他相信這些人的眼界高，這樣的讀書經歷，自然而然形成一套跟中文系、歷史系都不一樣的知識結構。他讀書是靠自己摸索出來的一套路子。

　　風流瀟灑的黃侃

　　逝世71年的國學大師黃侃文人俠士的性格才情至今仍在校園流傳。

　　辛亥革命以后黃侃（字季剛）先生回到學校讀書做學問，他有這樣的詩句：“此日窮途士，當年游俠人”，今天表面上是讀書人，在當年卻是游俠之士。所有讀過北大校史，或者是南京大學校史的，都知道黃侃先生的學問好，但是他上課三分之二的時間在罵人，剩下的三分之一在真正談學問。

　　北京大學教授中軼事很多的就是黃侃先生，他的性格、才情更像是晉人——晉人的風流瀟灑，對俠的想象。除了有名的罵人及喝酒，他還帶著自己欣賞的學生到名勝古跡喝酒吟詩，這樣的風流瀟灑今天再也沒有了。

　　當年在北京大學任教，1919年黃侃34歲，聽到比他大兩歲的劉師培說他沒有傳人，非常悲苦，黃侃就說我拜你為師，拜長他兩歲、學問跟他一樣好的劉師培為師。

　　■對話陳平原

　　人文學者的自我反省意識比較弱

　　新京報：你剛才說到了知識分工的問題，在現(xiàn)在的知識體系里面，這種分工是不可避免的。你怎么看待這種趨勢？

　　陳平原：其實我們現(xiàn)在不太可能回到原來的狀態(tài)。拿我自己來說，我也是有專業(yè)的，在肩負自己專業(yè)的狀態(tài)下，保持比較寬廣的興趣，或者能夠跨越這種專業(yè)的邊界，做一些閱讀、寫作。但是，現(xiàn)在的情況是過于專業(yè)化，知識分子出了自己的專業(yè)，對別的東西一概不知，那也會有問題。尤其是人文社會科學的學者，對人類的命運、歷史和社會都不關注，這是很可悲的。晚清以后，專業(yè)化是主要潮流。只是我們對這個主要潮流要保持警惕，還要努力有所超越。

　　新京報：這里有一個悖論。且不說從事自然科學研究的學者，即使是同為人文社會科學如經濟學、政治學、社會學等領域的一些學者，他們對文學等學科都是很輕視的，你怎么看待這種現(xiàn)象？

　　陳平原：你說的這種情況確實很普遍，我在《大學的虛和實》這篇文章里面提到過，大家比較看重那些“實”的，比較輕視那些“虛”的。在社會科學和人文科學之間，講精神、講品格、講境界……這些是“虛”

　　的，講產值、講實用性……這些是“實”的。上世紀八九十年代的轉折，就是從人文科學為中心轉換到以社會科學為中心，但是，一些社會科學學者對這種狀態(tài)缺乏警惕性，所以我認為，在意識到自己的學科和意義的同時，要理解它的邊界和局限。這種自我反省的意識在人文學者里面比較弱，尤其是比較熱的學科里面。其實，專業(yè)分工讓我們對這個有不同的看法，不同的立足點和不同的研究事業(yè)，這樣，能讓這個世界更豐富多彩。

　　新京報：你剛才說到的一些知識分子如胡適、蔡元培等人，他們不僅在文化界，在社會上影響也是比較大的。有些學者如茅海建等人只愿意專注于自己的研究而完全拒絕與外界的交流，你怎么看這個問題？

　　陳平原：對具體的學者來說，我們要尊重他的選擇。有的學者專業(yè)做得很好，但不善于表達，或者說不愿意把自己的專業(yè)成果大眾化。但是，我不排除這一點——在自己的專業(yè)之外對公眾發(fā)言，但是應該有所控制。我對這個問題的看法是，首先是要尊重學者的選擇；其次是知識分子確實應該在專業(yè)之外與公眾保持聯(lián)系。我?guī)啄昵熬驼f過，學者既要做自己的專業(yè)，也要對公眾發(fā)言，這既是一種學者的責任，也是傳播自己觀點的重要途徑。

　　■他方觀點

　　現(xiàn)在的學院很難容納“金克木們”

　　丁東（學者）

　　大家對“學者”的定義比較明確，就是從事某一專業(yè)研究并有一定成就的人，大家對“文人”的意會指的是中國古代的文化人，精通琴棋書畫，讀書，寫文章，比較有才情。這個概念比“作家”又要寬泛一些。陳平原討論文人和學者之間的關系，比上世紀80年代王蒙說的“作家學者化”不是一回事。他把學者和文人兩個概念提出來，要求學者有一些情趣，文人有比較好的學術訓練，多一點專業(yè)知識。

　　他講的金克木的情況很有意思。金克木死了多年，但像他這樣的人現(xiàn)在還有。這些人的特點興趣比較廣泛，比較有才氣，不怎么受學院派的學術規(guī)范的限制。金克木在那個時代學歷不完整不影響他在北大當教授，但是，在現(xiàn)在的情況下，學院對類似他這樣的人很難容納。無論把這些人叫做文人或者有文人氣的學者，他們都是最有文化活力的人。如果學院或研究機構能夠對這些人包容或開放，那么對學術研究肯定是有好處的。

　　現(xiàn)在最大的毛病是單一和僵化

　　謝泳（學者）

　　陳平原先生是我近年接觸的中年一代學者中，在讀書方面最重趣味的一個，也是本身具有高學歷而言談文章中，最不把高學歷當回事的學者。胡適是一路讀上來的學者，在他那個年代，可以說要什么有什么，但胡適對沒有學歷的沈從文、梁漱溟、羅爾綱很尊敬。因為這是真讀書人的感覺，只有半吊子學者和文人才用學歷唬人。

　　學科不同于自然科學，出身固然非常重要，但關鍵是一個人對知識有沒有強烈興趣。

　　如果一個博士在拿到文憑后沒有持續(xù)的讀書習慣，或者沒有讀書的趣味，一般是沒什么出息的。

　　中國大學，特別是名牌大學，現(xiàn)在最大的毛病是單一和僵化，在體制外不能有任何空間，所以越來越沒有趣味。就以退休年齡來說，文史哲學者，過六十歲退休，這基本可以說是一個荒唐的政策，如果這個政策再執(zhí)行二十年，中國的人文學科會更可憐。

　　■現(xiàn)場問答

　　問題1：

　　像王國維等大師們在中國是不是永遠不會再出現(xiàn)了？

　　陳平原：我不這么認為，其實每個時代的專業(yè)有特殊性，就史學而言，其實很多人對王國維有很多的批評，只是現(xiàn)在我們把他作為一個符號，特別強調他在專業(yè)上的貢獻，是很偉大的學者，但是你要說以后不可能再有，那這個世界太可怕了，我們做不到不等于后面的人做不到。

　　問題2：

　　您剛才說到金克木先生等等，他們都是自學成材，現(xiàn)在顯然沒有這樣一套機制，從這方面來說對人才也是一種損失，您對這個問題有什么見解？

　　陳平原：現(xiàn)在注重文憑肯定是一個很大的問題，我不知道在座有多少面臨這個問題的，比如說博士畢業(yè)了找不到工作?，F(xiàn)在不是我沒有文憑的問題，而是一定要有名校的文憑，而且還要查三代。我們的學生去找工作，用人單位不是看你北大的文憑，還要看你的碩士文憑是哪里，你大學本科的文憑是哪里，更有甚者問你哪個中學畢業(yè)的，把競爭歸到小學、中學是很不合理的。

　　對于學位過分推崇導致現(xiàn)在對一些特殊人才的壓抑。

　　這位朋友說的沒錯，今天再有王國維這樣的人進大學教書很難很難，我們很遺憾。我同意你的感慨，過分地強調資歷是不對的。

【原載】 《新京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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