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個現代化的發展戰略與毛澤東關于計劃生育的決策

中國社會科學院政治學所  彭才棟

[內容提要]  毛澤東關于計劃生育的決策，是在四個現代化的發展戰略的背景下，在社會主義經濟建設的實踐中逐步確立的，是“摸著石頭過河”的產物。四個現代化的發展戰略，是四個現代化的戰略目標以及客觀上起到了戰略手段作用的一系列社會主義經濟建設方針的總稱，它對人口政策有著相互矛盾的要求：多快好省的建設方針是一個放任人口增長的誘因，而高積累政策和向重工業傾斜的產業政策要求控制人口。此外，歷史上遺留下來的失業人口、勞動者再生產長周期與四個現代化第一戰略階段的短暫性之間的矛盾、人口再生產的強慣性、我國和人類自然資源的有限性等因素也要求控制人口。由于四個現代化的發展戰略對人口政策存在著相互矛盾的要求，由于四個現代化發展戰略的形成和付諸實踐有一個過程，毛澤東關于計劃生育的決策經歷了一個曲折轉變的過程。改革開放前我國未能及時確立計劃生育的國策，無疑是令人遺憾的，但這是“摸著石頭過河”的必然要付出的代價和局限性所在。

計劃生育曾經長期充當我國的基本國策；在這一國策引發爭議的今天，鑒于人口對我國資源和環境的強大壓力，鑒于放松人口控制極有可能導致我國被鎖定在“世界車間”這一近乎半殖民地的國際分工地位上，筆者堅定地支持程恩富教授倡導的“先控后減”的“新人口策論”。[1]但不能不指出的是，很多計劃生育的倡導者和支持者未能公正對待計劃生育國策的奠基人毛澤東：自上世紀70年代末以來，關于他“錯批一人”導致“多生三億”的不恰當論斷不僅長期在社會上廣為流傳，而且被學術界廣泛接受，并且至今仍在某些重要的學術文章或論著中上出現。這種把毛澤東與計劃生育對立起來的看法，是片面突出某個歷史片斷和某些個別論斷的產物，其后果是不僅在一定程度上貶低了改革開放前的社會主義建設史，助長了歷史虛無主義，而且為“先控后減”的“新人口策論”平添了許多不應該有的反對者：鑒于“新人口策論”會削弱中國的勞動力比較優勢，動搖中國作為“世界車間”的根基，甚至引發對改革開放的全面反思，改革開放中形成的種種既得利益集團（特別是國際壟斷資產階級及其代言人）反對它，是再正常不過的事情了；然而一些對改革開放持反思態度的左翼人士（包括仲大軍這樣的經濟學者）竟然也以勞動力比較優勢可能被削弱為理由加入反對者行列，不能不說有一種為毛澤東而反對計劃生育的情緒在其中作祟。

當然，自90年代中期以來，一批黨史學者、人口學者站了出來，對“錯批一人，多生三億”的觀點進行了初步的澄清。其中，黨史學者們力圖全面地概括毛澤東的人口思想，揭示毛澤東多次論述計劃生育思想的事實，證明他不應當對批判馬寅初的《新人口論》負責[2]；而人口學者們則側重于證明：批判馬寅初的《新人口論》不等于否定計劃生育政策，當時人口增長速度過快不能完全歸咎于人口政策的失誤。[3]

但是，由于對改革開放前我國社會主義經濟建設的發展戰略——四個現代化及其對人口政策復雜的客觀要求理解不夠，人們仍然不能準確地理解當時推行計劃生育的必要性所在，也不能準確地理解毛澤東在計劃生育政策問題上的曲折轉變。本文試圖對這些問題加以初步的探討。

一、  四個現代化的發展戰略對人口政策復雜的客觀要求

一個時期以來，許多人形成了一種偏見，以為人口眾多對于新中國來說是一件有百害而無一利的事情。不僅許多深信“錯批一人，多生三億”的人有此傾向，就是在這個問題上為毛澤東說公道話的人們也往往受此影響。這種偏見是不理解改革開放以前我國社會主義經濟建設所執行的發展戰略——四個現代化——及其對人口政策復雜的客觀要求的結果。

1、四個現代化發展戰略的含義與意義

這里所說的四個現代化的發展戰略，是指以毛澤東為代表的中國共產黨第一代領導集體所提出的四個現代化的戰略目標以及一系列在客觀上起到了戰略手段作用的社會主義經濟建設方針的總稱。嚴格地講，“四個現代化的發展戰略”的提法是不符合歷史的，這不僅是因為當時沒有這樣的提法，更重要的是當時人們頭腦中有的只是一以貫之的社會主義經濟建設方針，普遍缺乏戰略手段（僅僅服務于特定時期的戰略目標）的觀念和概念。這里使用這種提法主要是為了行文的簡便。

四個現代化的發展戰略是中國共產黨第一代領導集體在領導革命和建設的實踐過程中逐步提出的，其過程大致是：民主革命時期到1953年6月過渡時期總路線提出之前為萌芽階段。由于這一時期的中心任務是開展民主革命，根據地、解放區的經濟建設主要用于滿足軍民基本生活需要和保障軍事供給，黨對未來如何開展經濟建設的展望非常有限，主要是從民族獨立和國家富強的需要的角度提出了工業化以及農業近代化的目標。[4]1953年6月到1957年10月中共八屆三中全會為初步提出階段。過渡時期總路線提出以后，我國進入了學習蘇聯經驗、開展大規模經濟建設和社會主義改造并舉的階段。由于社會主義改造加速完成，十五年實現工業化的過渡時期經濟發展戰略演變成了社會主義經濟建設的戰略任務。在各項任務順利開展的形勢的鼓舞下，黨對原來的戰略部署進行了延伸，初步提出了“兩步走”的戰略構想，即用十五年時間為工業化、農業機械化打下一個基礎，建成社會主義；用大約五十年的時間建成一個具有現代工業、現代農業、現代科學文化的社會主義國家，趕上和超過美國。[5]在初步總結大規模經濟建設經驗教訓的基礎上，黨還對經濟建設中的幾個重大關系進行了初步的反思。八屆三中全會到1964年12月三屆人大一次會議為基本形成階段。由于領導社會主義經濟建設的經驗不足，由于急于改變我國貧窮落后的面貌，加上受到各項工作順利開展的形勢的鼓舞，毛澤東滋生了急于求成的傾向。在他的推動下，各級干部爭指標、爭資源的動力被激發出來（這種“投資饑渴”決非計劃經濟的必然產物，而是趕超發達國家的壓力、因經濟文化落后而缺乏有效監督這兩重因素導致的），于是黨制定了片面強調發揮主觀能動性和高速度的社會主義建設總路線。在總路線的指導下，受農業戰線虛報浮夸的影響，黨發動了以高指標、片面強調重工業為主要特征的“大躍進”。在“大躍進”的背景下，原來的戰略部署被打亂，不僅兩步并作一步走，而且趕超的內容一再被簡化，期限一再被提前，以至于提出了1959年在鋼產量上超過英國、1962年超過美國的設想。[6]進入國民經濟調整時期以后，毛澤東不僅對片面強調高速度、重工業的傾向進行了反思，而且在戰略目標方面做出了重大調整，恢復了前一階段兩步走的戰略構想，并一度將趕超美國的期限延長至一百年。由于此時趕上中蘇關系惡化，蘇聯單方撕毀合同，撤走專家，經濟建設的獨立自主問題空前突出，于是兩步走戰略的第一步便由籠統的“為工業化打基礎”，演變為明確的“建立一個獨立的比較完整的工業體系和國民經濟體系”。三屆人大一次會議以后到改革開放以前，四個現代化的發展戰略未發生重大變動。“三線建設”雖然突出地強調了備戰，并對經濟布局和產業導向進行了相應的調整，但畢竟沒有走到把國民經濟納入戰爭軌道的地步，因此可以視為四個現代化發展戰略在特定情況下的一種表現形式。

關于四個現代化的戰略目標，最完整的表述出現在1975年1月周恩來在四屆人大一次會議所做的《政府工作報告》中。報告說：“遵照毛主席的指示，三屆人大一次會議的政府工作報告曾經指出，從第三個五年計劃開始，我國國民經濟的發展可以按照兩步來設想：第一步，用十五年時間，即在一九八〇年以前，建成一個獨立的比較完整的工業體系和國民經濟體系；第二步，在本世紀內，全面實現農業、工業、國防和科學技術的現代化，使我國國民經濟走在世界前列。”[7]

講到四個現代化的戰略目標，不能不強調一下第一階段戰略目標。第一階段目標作為優先完成的目標，顯然是四個現代化的當務之急，而把建立獨立的比較完整的工業體系和國民經濟體系作為第一階段戰略目標，則意味著盡快鋪好攤子，解決一些經濟部門從無到有的問題。遺憾的是，許多研究者將過多的精力耗費在四個現代化的具體提法這種次要的問題上，而對第一階段戰略目標這一當務之急視而不見；有些人雖然注意到了第一階段戰略目標，但卻不恰當地把它與工業化（以強調工業在國民經濟中比重的擴張并最終占據優勢為主要內容）劃了等號。

當時提出的在客觀上起到了戰略手段作用的社會主義經濟建設方針主要有：在產業政策方面，堅持重工業優先條件下的工農業并舉；在速度與效益、質量的關系方面，堅持多快好省地建設社會主義；在資金積累方面，堅持實行事實上的高積累，并保持一定水平的工農業價格剪刀差；在科技應用方面，堅持機械化以及土洋并舉；在人口政策方面，堅持計劃生育；在教育政策方面，堅持教育與生產勞動相結合；在經濟布局方面，追求相對平衡的經濟布局；在對外關系方面，堅持自力更生基礎上的對外經濟交流；等等。

四個現代化的發展戰略對于我國社會主義經濟建設具有非常重要的指導意義。把趕超發達資本主義國家作為戰略目標，是在發達資本主義國家主宰世界經濟政治秩序、但一時尚不具備全面的世界革命形勢的情況下，在中國實現民族復興、壯大社會主義制度和促進世界經濟政治秩序改良的必然選擇；把建立獨立的比較完整的工業體系和國民經濟體系作為第一階段戰略目標，不僅符合改善中國在世界經濟體系中地位的長遠需要，也是應付外部封鎖制裁和軍事威脅的迫在眉睫的需要，抓住了當時中國作為一個新興的發展中的社會主義大國開展經濟建設的當務之急、重中之重；當時所提出的一系列社會主義經濟建設方針在很大程度上是服務于第一階段戰略目標的，對于后者的勝利完成起到了重要的保障作用，同時它們對于后來的經濟建設也具有重要的參考意義（可惜的是，后來這些成功經驗日益被日益淡出人們的視野）。

當然，四個現代化的發展戰略也存在明顯的缺陷。（1）把趕超發達資本主義國家作為四個現代化的外在尺度，包含著對西方物質文明的盲目崇拜。西方物質文明建立在對廣大發展中國家的資源特別是能源的掠奪的基礎之上，在很大程度上具有不可持續性和不可復制性。普遍趕超發達資本主義國家對于廣大發展中國家來說無異于鏡花水月，即便是像中國這樣條件較好的發展中國家，要想實現趕超，也難免要走上與發達資本主義國家爭奪全球資源特別是能源的道路。（2）在上世紀末趕超發達資本主義國家的設想，仍然是急于求成的產物，并且已經被實踐證明脫離實際。（3）四個現代化的發展戰略還存在著過于強調長遠利益、而相對輕視人民群眾眼前的物質利益的問題，這使得它難以長期贏得人民群眾的支持。至少在第一階段戰略目標完成之后，就應該進行戰略調整：在戰略目標方面更加重視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戰略手段也應該相應地進行調整。特別是考慮到美國別有用心地在我們周邊扶植起了“亞洲四小龍”，這種調整就更有必要了。但是，四個現代化的提出者們對于這種調整顯然是缺乏思想準備的，最能說明問題的是：那些總的來說只適合于第一戰略階段的經濟政策被視為整個社會主義經濟建設的方針加以強調。

2、四個現代化發展戰略對人口政策復雜的客觀要求

四個現代化的發展戰略一經確立，就必然會對當時中國的人口政策產生影響，而這種影響是復雜的：

首先，與一度流行的把經濟發展與人口增長絕對對立起來的觀點相反，四個現代化的發展戰略明顯地存在著一種要求放任人口增長的傾向，這主要是多快好省地建設社會主義這一因素造成的。

多快好省地建設社會主義，實質上就是在確保產品質量合格的前提下堅持速度優先兼顧效益。在中共八屆三中全會上，毛澤東曾經將多快好省解釋為辯證處理社會主義經濟建設中的速度、效益和產品質量之間關系的一項原則，“本來，好、省是限制多、快的。好者，就是質量好；省者，就是少用錢；多者，就是多辦事；快者，也是多辦事。這個口號本身就限制了它自己，因為有好、省，既要質量好，又要少用錢，那個不切實際的多，不切實際的快，就不可能了。”[8]但由于當時將高速度地發展生產力視為社會主義優越性的表現和革命的目的，并將它提高到了關系到社會主義國家生死存亡的高度[9]，實際上形成了向速度的傾斜。應當指出的是，這種傾斜并不完全是無視經濟規律、急于求成的結果，它同時也是四個現代化第一步戰略目標的客觀要求，因為：既然要盡快解決一些經濟部門從無到有的問題，那么成本的高低甚至質量的優劣，在一定程度上就是次要的了。比如，“一五”時期為了順利建成156個項目，甚至動用了原有企業的折舊基金。[10]動用折舊基金意味著削弱未來的簡單再生產能力，但在特定的時期卻有其合理性。

速度優先兼顧效益，對于中國這樣一個人口眾多、人均自然資源較少、資金短缺的發展中國家來說，必然要求在生產要素的投入上更多地依賴勞動力的投入，走以外延型擴大再生產為主的擴大再生產道路。而且，越是傾向于追求高速度，對勞動力投入的依賴程度就越大。在這種情況下，歷史上遺留下的失業問題和人口急劇膨脹所帶來的就業壓力就會得到緩解，甚至會產生勞動力供不應求的狀況。這無疑會誘發放任人口增長的傾向。

在此應當指出的是，有些研究者其實也注意到了追求高速度對計劃生育的負面影響，但由于他們自覺地或不自覺地將追求持續、穩定、高效的經濟增長這一增長經濟學的信條教條化，簡單地將過去追求高速度視為急于求成的表現，不理解甚至無視四個現代化第一階段戰略目標，因而不能正確地認識和評價這種影響。

在此我們也不能不回應對“人手論”的片面指責。“人手論”是在上世紀50年代批判馬寅初《新人口論》過程中出現的。針對《新人口論》反復強調人口增長與資金積累的矛盾，馬寅初的批評者們指出：人口多生產就越多，積累越多；或者人口多生產就可能越多，積累越多。這就是“人手論”。應當說，盡管“人手論”是片面的，但它與《新人口論》之間卻并非一種簡單對立的關系，兩者的立足點不同：“人手論”立足于外延型擴大再生產，而《新人口論》立足于內涵型擴大再生產。而且，相比較而言，“人手論”更貼近于四個現代化的發展戰略。但是，自從為馬寅初平反以來，“人手論”一如《新人口論》過去一樣遭受了不公正的待遇，它被認為犯了兩大錯誤：一是忽視了人口與勞動力的區別，忽視了一個人在成為勞動力之前要長期充當純粹消費者，忽視了勞動者在喪失勞動能力之后要再度充當純粹消費者；二是忽視了科學技術是第一生產力。其實，前一種批評輕易指責論敵缺乏基本常識，未免失之武斷和輕佻；后一種批評則割裂了內涵型擴大再生產與外延型擴大再生產、高新技術產業與傳統產業的辯證關系，夸大了科技創新在生產力發展中的作用，這種錯誤觀點的認識論根源是孤立地看待發達國家的國民經濟，忽視了國際范圍內的新殖民主義，忽視了發達國家對發展中國家的剝削。具有諷刺意味的是，在過去一個時期內，我們雖然在理論上大力宣揚“科學技術是第一生產力”，但在實踐上卻積極迎合國際壟斷資本的需要，片面發展以出口為主要導向的勞動密集型加工工業，揮霍自身并不豐富的自然資源，向國際壟斷資本出賣苦力。

不過，誘發放任人口增長的因素并不必然導致放任人口增長的政策，因為它還要受到其它因素的制約。這種制約因素既來自四個現代化發展戰略本身，也來自四個現代化發展發展戰略之外。

來自四個現代化發展戰略本身的制約因素主要是：高積累政策和向重工業傾斜的產業政策。

毛澤東和中共中央并沒有明確地提出過高積累，但是他們所主張實行的積累率始終是相當高的。發展經濟學家們曾經把資本積累率達到10%視為擺脫“惡性貧困循環”、實現經濟“起飛”的門檻[11]，但毛澤東和中共中央所設想的積累率從未低于20%；而在1952至1982年我國經濟建設的實踐中，僅有1961到1963年3年低于20%，其它各年都在20%以上，1971至1980年的10年間更是一直在30%以上。[12]相對于四個現代化的戰略目標特別是第一階段的戰略目標來說，這種高積累同樣具有一定的不可避免性；而在當時的收入水平上實行如此高的積累率，就意味著把消費壓低到維持生存的水平上，就意味著新增的人口只能靠新增的農業產出特別是新增的糧食產量來養活，社會所能承受的人口增長速度取決于農業特別是糧食的增產速度。如果考慮到其它方面的消費需要（穿、住、行等）、改善生活的需要以及出口換匯的需要（1950-1980年間，我國出口總額的2/3以上由農副產品、農副產品加工品提供[13]），人口增長速度應該大大低于農業特別是糧食增產的速度。

但是，另一方面，與四個現代化戰略目標密不可分的向重工業傾斜的產業政策，以及維持一定水平的工農業產品價格剪刀差的做法，勢必要制約農業和糧食的增長速度；如果不控制人口增長速度，中國將面臨無法養活新增人口的嚴重問題。據統計，1952到1982年間，我國社會總產值年均增長7.9%，工農業生產總值年均增長8.1%，工業總產值年均增長10.7%；但農業總產值年均增長僅3.8%，糧食產量年均增長僅2.6%。[14]這個糧食增長速度比建國后第一個人口增長高峰期（1952-1957）的人口自然增長率高不了多少，比建國后第二個人口增長高峰期（1962-1970）的人口自然增長率要低。[15]

來自四個現代化發展戰略之外的制約因素主要有：歷史上遺留下來的失業人口、勞動者再生產長周期與四個現代化第一戰略階段的短暫性之間的矛盾、人口再生產的強慣性、我國和人類自然資源的有限性。

歷史上遺留下來的失業人口（包括所謂隱蔽失業人口），可以用來滿足四個現代化第一戰略階段外延型擴大再生產對勞動力增長的需求，因而會減少對新增勞動力的需求。

新增人口成長為勞動者，一般需要十幾到二十年時間，而四個現代化第一戰略階段充其量也就是二三十年時間，因此在四個現代化第一戰略階段新增的人口中有相當一部分是不能作為勞動者服務于這一階段的經濟建設的。而且，在第一戰略階段目標實現之后，隨著戰略調整和向內涵型擴大再生產的轉變，第一戰略階段內新增的人口，包括那些趕上了這一階段經濟建設班車的那一部分，都有可能轉變為就業壓力。

人口慣性是指人口數量變動方向在一定時期內的持續性，即在一定時期內，即使是婦女的生育率已降到更替水平甚至更低（或者上升到更替水平甚至更高），人口仍將持續增長（或者減少），以及人口再生產波動的重復性，即人口生育高峰（或者低谷）經過一個人口再生產周期之后，會在一定程度上重復再現。人口慣性是由歷史形成的人口年齡結構（人口在不同年齡段上的不均勻分布）造成的。任何事物都具有慣性，人口再生產的慣性之所以強，是因為：由于種種因素的影響，婦女的生育率具有較強的穩定性。即使獎勵生育，一位婦女一生所能生育的胎數也是有限的；即使嚴格控制人口增長，也不可能不讓人生育。人口再生產強慣性的特征使得人口再生產與物質再生產很難做到完全步調一致，這就要求人口政策要把熨平人口再生產的波動作為目標之一，而不宜片面強調服務于特定時期的經濟發展戰略。在當時人口增長迅速的情況下，熨平人口再生產的波動就意味著控制人口。

作為一個人口眾多因而人均自然資源短缺的國家，我國不能不考慮人口對自然資源的壓力，即便人口增長對眼前的經濟增長和發展有利，也不宜盲目放任。那種把希望寄托在進口上的想法是不切實際的。首先，它將遭到國際壟斷資本的當頭棒喝，國際壟斷資本更樂于見到中國充當資源凈輸出大國，一定會采用各種措施打壓中國成為資源凈進口大國的努力，比較露骨的手段如操縱資源價格，比較隱蔽的手段如兜售比較優勢戰略、讓中國死心塌地地充當世界車間（它們攻擊中國計劃生育政策的奧妙也正在于此）。其次，即使我國能夠沖破國際壟斷資本的圍堵，世界可供我國進口自然資源也是有限的，因為人類資源特別是能源終究是有限的，而團結廣大發展中國家共同進步是我國沖破國際壟斷資本圍堵的必要條件。最后，具體到毛澤東時代，我國不僅不可能大規模地進口資源自然，反而不得不依賴出口自然資源消耗水平較高的初級產品換取外匯，甚至還要直接出口部分自然資源。

因此，盡管改革開放以前的社會主義經濟建設面臨著一種放任人口增長的誘惑，但是我們仍然應當實行計劃生育。

二、        毛澤東確立計劃生育決策的歷程

毛澤東關于計劃生育的決策，是他在總結中國社會主義經濟建設的實踐經驗基礎上形成的。由于四個現代化的發展戰略有一個逐步確立的過程，它對人口增長的復雜影響也是逐步顯現的，毛澤東關于計劃生育的決策在經歷了曲折轉變之后才得以確立。

1、事實上的自由放任——毛澤東走向計劃生育決策的起點

在參加民主革命以前，毛澤東已經形成了人類人口必須有所控制的思想，這也是他在1920年12月1日致蔡和森等人的信中所闡述的反對無政府主義的理由之一，“我的理由卻不僅在于無強權無組織的社會狀態之不可能，我只憂一到這種社會狀態實現了之難以終其局。因為這種社會狀態是定要造成人類死率減少而生率加多的，其結局必至于人滿為患。如果不能做到（一）不吃飯，（二）不穿衣，（三）不住屋，（四）地球上各處氣候寒暖和土地肥瘠均一，或是（五）更發明無量可以住人的新地，是終不免掉人滿為患一個難關的。”[16]不過，沒有證據表明他當時考慮過中國在未來一個時期內是否有必要控制人口的問題。

到了全國解放前夕，為了反擊美國國務卿艾奇遜等人利用馬爾薩斯人口論對中國革命發生原因的歪曲，毛澤東針鋒相對地強調了人的能動作用。在此后相當長的一段時間內，他在人口政策上實際上持一種自由放任的態度。

馬爾薩斯人口論是以1798年英國傳教士馬爾薩斯的《論人口原理》一書出版為標志聞名于世的。它拋開生產關系和社會制度，將人口生產歪曲為人的本能，“兩性之間的情欲是必然的，且幾乎會保持現狀”，“當生活資料增加的時候，人口總是增加”；它將（在不發生技術進步條件下）過度的勞動力和資本投入將導致總收入遞減的現象絕對化，宣揚所謂“土地收益遞減規律”，斷言人口增長必然超過生活資料的增長，“人口若不受到抑制，便會以幾何比率增加，而生活資料卻僅僅以算術比率增加”；由此它斷言：如果不對人口增長實行道德抑制（即禁欲或晚婚。后來的新馬爾薩斯主義者主張節育），那么貧困和罪惡不僅是不可避免的，而且是限制人口增加、恢復人口和食物之間平衡所必需的。它還妄稱：濟貧不會增加食物，只會增加人口，反而會使貧困加劇；公有制會消除人們對貧困和饑餓的顧慮，導致人口增殖迅速超過食物的增加。[17]馬爾薩斯人口論不僅具有鮮明的消解革命和改良的意識形態功能，而且從一開始就把矛頭直指革命和改良，因此歷來受到各國反動勢力、保守勢力及其文人的大力吹捧，也歷來受到各國進步人士的批判。馬爾薩斯人口論于19世紀后期傳入我國，經過嚴復、陳長蘅等人的大力鼓吹，在社會上造成了相當廣泛的影響。另一方面，它也遭到了民主革命的先行者孫中山、著名的國民黨左派廖仲愷以及中國共產黨的締造者李大釗、陳獨秀等人的批駁，特別是李大釗、陳獨秀用馬克思主義的立場、觀點、和方法對它進行了比較系統的清算。[18]

早年的毛澤東可能受到過馬爾薩斯人口論某些內容的影響，主要是將人口生產視為人的本能的傾向和對人滿為患的擔憂，并且這種影響一直延續到他轉變為馬克思主義者之初，本文前面引用的他致蔡和森信中的那段話中似乎可以證明這一點。但是，從小就立志于救國救民的毛澤東顯然是不會接受馬爾薩斯人口論中那套反對革命和改良的反動說教的。在他投身革命并成長為革命領袖之后，在他獲知蘇聯解決失業和吃飯問題的成功經驗，并且取得領導根據地、解放區軍民開展經濟建設、實現豐衣足食的成功經驗的之后，在艾奇遜挑起爭論的情況下，他正面批判馬爾薩斯人口論就不可避免了。

在全國解放前夕，艾奇遜等西方資產階級政客將中國發生革命的原因歪曲為人口太多，并妄想人口問題會拖垮中國共產黨，毛澤東不僅駁斥了這種謬論和妄想，而且針鋒相對地肯定了人的能動作用以及革命對人的解放作用。他說：把發生革命的原因歸結為人口太多，艾奇遜的歷史知識等于零，古今中外發生革命包括美國的獨立戰爭都是剝削和壓迫引起的，而決不是因為人口太多；“中國人口眾多是一件極大的好事。再增加多少倍人口也完全有辦法，這辦法就是生產。西方資產階級經濟學家馬爾薩斯者流所謂食物增加趕不上人口增加的一套謬論，不但被馬克思主義者早已從理論上駁斥得干干凈凈，而且已被革命后的蘇聯和中國解放區的事實所完全駁倒。”“世間一切事物中，人是第一個可寶貴的。在共產黨領導下，只要有了人，什么人間奇跡也可以創造出來。我們是艾奇遜反革命理論的駁斥者，我們相信革命能改變一切，一個人口眾多、物產豐富、生活優裕、文化昌盛的新中國，不要很久就可以到來，一切悲觀論調是完全沒有根據的。”[19]1949年9月21日，他在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第一次全體會議開幕詞中又說：“我們的極好條件是有四萬萬七千五百萬的人口和九百六十萬平方公里的國土。”[20]

在這里，毛澤東并沒有深入清算馬爾薩斯人口論，只是用事實批駁了食物增加趕不上人口增加的觀點。他在肯定人的能動作用、“人多是好事”的觀點的時候，也出現了將蘇聯經驗、根據地解放區經驗絕對化的偏差，對人在生產中的能動作用受到客觀條件限制的一面重視不夠。

當然，毛澤東強調人多是好事，也有備戰的考慮。1954年8月，他在同英國工黨代表團談話時說：“誰要打仗，就反對他。我們沒有別的本錢，只有一樁，就是老百姓。人多，地大，是我們的兩樁本錢。”[21]

不過，論戰也好，備戰也罷，毛澤東雖然肯定了人多是好事的觀點，卻從未提出過鼓勵生育的主張。在這個問題上，他在相當長的時間內實際上持一種自由放任的態度。

在大規模經濟建設展開之后，人口增長過快與經濟建設、人民生活的矛盾開始暴露。在這種情況下，黨內外的鄧小平、鄧穎超、邵力子等人先后于1953年到1954年間，從有利于母嬰健康、緩解家庭困難、有利于國家經濟建設的角度提出了節育問題。1954年12月27日，劉少奇主持召開了有中央若干部門參加的節育問題座談會，代表中共中央對節育表示了支持。1955年3月1日，中共中央批轉了衛生部根據這次座談會精神寫成的報告，向各中央局（分局）和省市黨委發出了適當宣傳節育的指示。但是，當時毛澤東重點關注的是社會主義改造特別是農業合作化，他觀察到的是另一番景象。1955年下半年，他在為《中國農村的社會主義高潮》一書所寫的按語中，針對當時人們對合作化會導致大批剩余勞動力出現的擔憂，多次根據手頭的材料指出：合作化為擴大生產規模、發展多種經營開辟了廣闊的道路，不僅為剩余勞動力找到了出路，甚至還會帶來勞動力不足的問題。[22]這不能不影響到他對我國人口形勢的判斷，因為：如果真的出現勞動力短缺的狀況的話，那么多生即使會帶來一時的困難，從長遠來看可能也是值得的。

2、毛澤東確立計劃生育決策的曲折過程

（1）毛澤東初步提出計劃生育的階段（1956年10月到1957年年底）

在社會主義改造基本完成之后，毛澤東開始把主要精力放到領導社會主義建設上來。在初步認識了人口眾多與社會主義經濟建設之間的矛盾的情況下，他初步提出了計劃生育的思想。

1956年10月12日，他在會見南斯拉夫婦女代表團時說：“過去有些人批評我們提倡節育，但是現在贊成的人多起來了。夫婦之間應該制定出一個家庭計劃，規定一輩子生多少孩子，這種計劃應該同國家的五年計劃配合起來。目前中國的人口每年凈增一千二百萬到一千五百萬。社會的生產已經計劃化了，而人類本身的生產還是處在一種無政府和無計劃的狀態中。我們為什么不可以對人類本身的生產也實行計劃化呢？我想是可以的。”[23]這可能是他第一次明確提出在中國實行計劃生育的問題。

1957年2月14日，他在接見全國學聯委員時一改往日只說人多是好事的做法，三次談到人口眾多的困難，其內容主要是：六億人口怎么沒有困難呢？將來人口發展到九億、十億，那個時候你們會覺得現在的日子好過得很。中國人多也好也壞，中國的好處是人多，壞處也是人多。北京現在有三百六十萬人口，將來三千六百萬人口，北京市長如何得了。你們將來當了市長怎么辦？要安排工作，安排小孩子，解決交通運輸問題，那時逛公園也要排隊。

在同年2、3月召開的第十一次最高國務會議上，他兩次談到了人口和計劃生育問題。在事先擬就的《如何正確處理人民內部矛盾（講話提綱）》中，他寫道：“從六億人口出發，節育。去年就業近三百萬。廣州、上海等處還有一些人失業。百分之四十、四百萬、八十萬、九萬人不能入學和安排就業問題。” 在2月27日發表的講話（即《關于正確處理人民內部矛盾的問題》）中，他再次表達了人多是好事、但也有困難的觀點。3月1日，他在《在第十一次最高國務會議作結束語的提綱》中又寫道：“控制在六億人口（控制一個時期少增長，以待條件具備，再作適當增長）。”[24]次日，他在這次會議的結束語中說：應該在一個時期內把人口控制在六億，因為我們缺乏足夠的糧食、衣服、房子、教育機會等條件供養更多的人口；現在每年增加一千多萬，是無政府主義，應該搞有計劃的生產；政府應該設一個機構研究這個問題，人民團體也可以研究這個問題；我國有很多人是有節育的自覺性的。此外，他還明確地對馬寅初表示了支持（馬寅初當天在會議上就人口與計劃生育問題發表了自己的看法）。

同年3月20日，他在南京部隊、江蘇安徽兩省黨員干部會議上的講話中就糧食問題談到了人口多的弊端：一九四九年，人民政府成立的那一年，我們只有二千二百億斤糧食，去年我們就有三千六百多億斤糧食，增加了一千四百多億斤。但是多少人吃呢？我們這個國家的好處就是人多，缺點也是人多，人多就嘴巴多，嘴巴多就要糧食多，增加這一千四百億斤糧食就不見了，有時還覺得沒有糧食。

同年4月30日，他在和民主黨派負責人和無黨派民主人士談話時又說：我國有一特點，人口有六億如此之多，耕地只有十六億畝如此之少，不采取一些特別辦法，國家恐怕不好搞。

如此頻繁地談論人口與計劃生育問題，反映出當時毛澤東在發現新問題之后的興奮。同樣能說明這種興奮的是他當時所提出的把人口控制在六億的設想，這是一個不可能實現的急剎車方案。興奮往往意味著認識的不深刻、不穩定。當“大躍進”到來時，毛澤東迅速地轉變了立場。

（2）毛澤東關于計劃生育的決策遭受挫折的階段（1958年1月到1959年4月）

在這一階段，由于“大躍進”造成了勞動力供不應求的局面，由于農業戰線的浮夸風造成了糧食多得吃不完的假象，毛澤東對我國人口形勢做出了不正確的估計，因而將計劃生育的工作一再推后。

還在“大躍進”的醞釀過程中，毛澤東已經開始聯系《一九五六年到一九六七年全國農業發展綱要（草案）》中規定的三種地區糧食畝產分別達到四百斤、五百斤、八百斤的高指標，重新評估我國的人口形勢。1957年10月9日，他在談到這一指標時說：“我們靠精耕細作吃飯，人多一點，還是有飯吃。我看一個人平均三畝地太多了，將來只要幾分地就夠盡夠吃。”不過，這種人口形勢估計畢竟建立在遠未實現的糧食指標上，因此毛澤東當時并未動搖計劃生育的立場。他接著說：“當然，還是要節制生育，我不是來獎勵生育。”[25]在這次講話中，他還提出計劃生育也要搞個十年計劃：三年宣傳，三年推廣，四年普及推行。（10月25日八屆三中全會通過的全國農業發展綱要修正草案專門加上了宣傳和推廣計劃生育的內容）。但是，在人口控制目標上卻發生了較大的松動，將六億悄悄地變成了八億，“不然人口達到八億，再搞就晚了。”這一變化的直接原因是受到了當年5月11日上海文匯報登載的孫本文的《八億人口是我國最適宜的人口數量》一文的影響，但歸根結底還是受了農業發展綱要高指標的影響，因為八億是孫本文按糧食一項指標計算的經濟適度人口，而這一計算的基本依據就是前述糧食單產指標。

1957年冬、1958年春的大規模農田水利建設和積肥運動揭開了“大躍進”的序幕，這種群眾性生產運動造成了勞動力供應緊張的現象，同時那種熱火朝天的場面也給毛澤東留下了人多干勁大的印象，于是他開始傾向于把計劃生育向后推遲。1958年1月28日，他在第十四次最高國務會議上說：人多一些好么，現在勞動需要人，但是要節育。現在是：一條控制不夠，一條宣傳不夠。人不能掌握自己的命運，恐怕將來搞到七億人口時再說，那時就要緊張起來。現在不要怕人多，有人怕沒有飯吃，那我們大家就少吃一點，人多一點，士氣旺盛。3月23日，他在成都會議期間說：要破除迷信，“人多了不得了，地少了不得了”。多年來認為耕地太少，其實每人二點五畝就夠了。宣傳人多造成悲觀空氣，也不對，應看到人多是好事。實際人口到七億五至八億時再控制。現在很難叫農民節育。少數民族、黑龍江、吉林、江西、陜西、甘肅不節育，其它地方可以試辦。一要樂觀，不要悲觀，二要控制。到趕上英國時，人民有了文化，就會控制了。4月15日，他在發表于《紅旗》雜志創刊號上的《介紹一個合作社》一文中寫道：“除了黨的領導之外，六億人口是一個決定的因素。人多議論多，熱氣高，干勁大。”[26]5月18日，他在“八大”代表團團長會議上講話時又說：八億人口，十億也不怕，美國記者說，一百年后中國占一半，那時文化高，都是大學生，很自然會節育。

如果說這時毛澤東還因為顧慮糧食問題而有所保留的話，那么同年夏季在我國農村出現的虛報浮夸糧食產量的現象以及1958年糧食產量被嚴重高估（實際產量為4000億斤，被高估為8000－10000億斤，毛澤東一度也相信有7500億斤），則打消了他的這種顧慮，使得他進一步傾向于把計劃生育往后推遲。8月17日，他在北戴河政治局擴大會議上說：人口的觀念要改變，過去我說搞八億，現在看來十幾億人口也不要緊。對多子女的人不要提倡。文化水平提高以后就真正節育了。同月24日，他又在會議上說：有人說：“大國人多事難辦”，看什么方法，只要方法對頭，再有十億人也好辦。12月10日中共八屆六中全會通過的《關于人民公社若干問題的決議》也說：“過去人們經常憂愁我們的人口多，耕地少。但是一九五八年農業大豐產的事實，把這種論斷推翻了。只要認真推廣深耕細作、分層施肥、合理密植而獲得極其大量的高額豐產的經驗，耕地就不是少了，而是多了，人口就不是多了，而是感到勞動力不足了。這將是一個極大的變化。”而這段話是經過毛澤東修改和補充的。[27]

在這種情況下，《紅旗》雜志甚至發表過人越多越好的觀點。該雜志1958年第9期題為《大踏步的九年》的社論說：“只有當人們解除了一切束縛，在共產主義思想大解放的‘中子’的沖擊之下，無窮無盡的潛力才會像‘原子能’那樣，從‘核連鎖反應’中爆發出來。在這種情況下，人愈多，就愈能多快好省地建設社會主義，就能愈快地促進社會主義生產力的發展，就能愈快地促使國家的物產豐富、興旺強盛，就能愈快地促使人民群眾的生活優裕、文化提高，這是被偉大的九年所充分證實了的結論。”但是，這很難說代表毛澤東本人的看法，善于辯證思維的他是不大可能犯這種錯誤的。

（3）毛澤東最終確立計劃生育決策的階段（1959年4月到1973年）

在對糧食與人口問題的認識回歸現實以及建國以來第二個人口增長高峰期出現的情況下，毛澤東最終確立了計劃生育的決策。

對糧食與人口問題的認識回歸現實是毛澤東最終確立計劃生育決策的主要原因。1959年4月17日，他批閱了國務院秘書廳和中央救災委員會辦公室四月初提供的兩份材料，得知全國有15個省2157萬人缺糧，這給他以極大的震動，使他開始從1958年的樂觀情緒中猛然醒悟。4月29日，他在給省級、地級、縣級、社級、隊級、小隊級干部的黨內通信中寫道：“經過十年八年的奮斗，糧食問題可能解決。在十年內，一切大話、高調切不可講，講就是十分危險的。須知我國是一個有六億五千萬人口的大國，吃飯是第一件大事。”5月6日，他在接見蘇聯等十一國代表團和駐華使節時又說：“中國人很多，要吃飯穿衣。這是很麻煩的問題。”[28]1959至1961年我國經歷了三年嚴重困難，并出現了大量人口非正常死亡的現象，這固然應該歸咎于“大躍進”這種過于偏激的具體做法，但也充分說明了在當時的戰略取向下養活全體人口決非易事。1963年5月3日，毛澤東在會見幾內亞政府經濟代表團和婦女代表團時以更為嚴重的語氣說：“我們的國家有一個很大的缺點，人太多，這么多人要吃飯，要穿衣，所以現在還有不少困難”。[29]

從1962年起我國進入建國以來第二個人口增長高峰期，1964年第二次人口普查顯示我國人口已達7.2億，其中大陸為6.9億，這無疑會給人一種雪上加霜的感覺。

在上述情況下，1962年12月13日，中共中央和國務院發出了關于認真提倡計劃生育的指示，要求各級黨委和政府加強對計劃生育工作的領導，做好宣傳和技術指導，做好避孕藥品和用具的生產供應工作。毛澤東本人也多次談到計劃生育問題。1965年1月9日，當埃德加•斯諾問他對中國計劃生育的進程是否滿意時，他說：“不滿意。在農村還沒有推廣。最好能制造一種簡便的口服避孕藥。”同年8月20日，他在接見衛生部負責人時又說：“天津計劃生育不要錢，看來國家出了錢，實際是劃得來的，國家出點錢保護生產力是合算的。藥錢拿不起也可以不拿。你們開展農村工作后，要搞節制生育。”1972年7月24日，他在一次談話又說：“關于避孕工作，我看要送上門去，避孕藥物、器械這些東西，免費提供，挨家送，因為人家不好意思來領嘛。”[30]

不過，在國民經濟調整時期，毛澤東常常懷疑農民為了多留糧食而少報土地和產量、多報人口[31]，加上政治運動（“四清運動”、“文化大革命”）的干擾，因此直到1973年黨和國家才將計劃生育列入國民經濟計劃，嚴格意義上的計劃生育才正式實行。

此后，毛澤東在計劃生育問題上再未發生動搖。相反，在他生命的最后幾年內，他還一再強調這個問題。1974年2月22日，他在會見贊比亞總統卡翁達時說：“中國人口太多。”[32]同年年底，他在聽取有關部門匯報1975年年度經濟計劃時又強調：“人口非控制不行。”[33]

三、回顧歷史之后的幾點結論

在系統回顧毛澤東關于計劃生育決策的戰略背景和發展歷程之后，我們不難得出以下幾點結論：

第一，把毛澤東與計劃生育對立起來的觀點是錯誤的。毛澤東的確曾經發表過不利于計劃生育的人口觀點，但那是在大規模經濟建設開展之前和“大躍進”特定特殊背景下。了解一個人的思想，不應當過分執著其個別詞句，而應從發展趨勢上加以總體把握，因為世界是復雜的，人們認識各種現象都需要一個過程。從總的發展趨勢來看，毛澤東是越來越傾向于計劃生育的，并且在其有生之年確立了計劃生育的政策，這是無可辯駁的事實。

第二，毛澤東關于計劃生育的決策，缺乏系統的理論支撐，總體上是一種經驗決策。毛澤東關于人口問題比較一貫的觀點主要有兩個：一個是人口再生產與物質再生產（家庭生育計劃與國家五年計劃）相配合的觀點，這是1956年10月會見南斯拉夫婦女代表團時首次提出的；一個是人口多也好也壞的點，這是1957年2月接見全國學聯委員時首次提出的。從這兩個觀點出發，不僅得不出必須控制人口增長的結論，而且完全可以得出相反的結論。對毛澤東關于計劃生育決策起決定性作用的是一個經驗結論：中國人口太多，吃飯穿衣成問題。這是毛澤東在經歷了“大躍進”的嚴重挫折以后越來越明確的一個結論。如果一定要指責毛澤東在計劃生育問題上的失誤，那也應該指責這種把決策建立在經驗基礎上的做法，而不是去追究某些他自己已經放棄了的論斷。

第三，以為馬寅初的《新人口論》可以使當時中國免遭計劃生育問題上的波折，是一種不切實際的幻想。首先，《新人口論》并沒有表現出比“人手論”更高的理論素養。《新人口論》立足于內涵型擴大再生產和勞動節約型技術進步（機械化、自動化），強調人口眾多與加速資金積累以及提高勞動生產率的矛盾；“人手論”立足于外延型擴大再生產，強調人口眾多與加速資金積累的一致性。雙方各執一詞，各自表述，都沒有意識到自身的立足點、局限性和對方的合理性。其次，與“人手論”相比，《新人口論》更加遠離四個現代化的發展戰略。四個現代化要求的是以外延型擴大再生產為主的再生產方式，“人手論”固然片面，《新人口論》更是不著邊際。在這種情況下，有什么理由要求毛澤東按照《新人口論》的意圖行事呢？改革開放以后，我們實行了戰略調整，在經濟建設的目標上更加重視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在再生產方式上更加重視內涵型擴大再生產。在這種情況下，馬寅初的《新人口論》獲得較高的評價是自然的，但一定要把它逆推到改革開放以前，顯然是給予了它過高的榮譽。

第四，今天我們支持“先控后減”的“新人口策論”的理由，既不同于毛澤東所強調吃飯穿衣難題，也不完全等同于馬寅初所說的人口眾多與資金積累和就業的矛盾。我們支持“新人口策論”的理由主要有二：其一，為了緩解我國人口對資源和環境的壓力。我國的資源和環境不足以支持現有這么多人口實現現代化，進口資源又靠不住，只有通過減少人口數量加以緩解。至于我國的資源和環境可以持續支持的經濟適度人口到底是多少，還有待進一步研究，5億未必是一個準確數據。其二，為了緩解就業壓力，以推動經濟增長方式的轉變，跳出比較優勢陷阱。在過去的一個歷史時期內，由于片面追求經濟增長特別是GDP的增長，由于受到比較優勢戰略的誤導，也由于實實在在的就業壓力，我國長期片面發展以出口為主要導向的勞動密集型加工工業，結果對內揮霍了資源，污染了環境，摧毀了自主創新，影響了廣大人民群眾生活水平的提高；對外惡化了發展中國家之間的競爭，打擊了歐洲福利國家，養肥了國際壟斷資本，特別是資助了對我國懷有明顯敵意的金融帝國主義美國。要改變這種局面，控減人口、緩解就業壓力是一項必不可少的工作。

說到這里，不能不提到的是，《大國空巢》的作者、近些年來以反對計劃生育而著稱的美籍華人易富賢，于2009年拋出了一篇題為《美國控制發展中國家人口計劃曝光》的網文[34]，試圖洗清反對計劃生育與美國利益之間的關聯。但是，既然當年美國炮制這一計劃時的憂慮——發展中國家迅速增長的人口必將與美國爭奪資源——并沒有改變，化石能源就是最好的例子，“全球都在享受中國的人口紅利”絲毫不能掩蓋這一根本沖突，那么美國為什么要將當年的卑鄙計劃曝光呢？也許他們找到了更隱蔽、但也更有效的淘汰發展中國家人口的辦法，這從側面提醒我們重視關于轉基因主糧被用作基因武器的議論。易富賢先生指責計劃生育的支持者在為計生部門的官僚利益代言，但是，他是否明白他實際上可能是帝國主義的一枚棋子呢？

作者還利用一種可變要素的生產函數的曲線圖，對‘人手論’、馬寅初的《新人口論》和毛澤東的人口政策進行了形式化的對比。有興趣的可以點擊此鏈接查看：人口增長與經濟增長曲線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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