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些被趕出家園的人》作于1960年

供圖：印尼革命文化組織印尼人民文化協(xié)會（Lekra）成員阿姆魯斯·納塔爾西亞

　　親愛的朋友們：

　　三大洲社會研究所向您問好。

　　明年是1955年在印度尼西亞萬隆舉行的亞非會議七十周年，來自29個非洲和亞洲國家的國家元首和政府首腦出席了會議。印尼總統(tǒng)蘇加諾（1901—1970）領導了印尼反對荷蘭殖民主義的自由運動，他在會議開幕式上以《讓新亞洲和新非洲誕生吧！》為題致開幕詞。七十年間（大約是全球平均預期壽命），萬隆精神失之東隅，收之桑榆。人類尚未運用他們手中的巨大力量。

　　普羅米修斯之火曾被用來對抗亞非人民的反殖民斗爭，也被用來對抗廣島和長崎的人民，這引發(fā)了恐懼。蘇加諾說：“人的生命被恐懼腐蝕，變得苦澀。對未來的恐懼，對氫彈的恐懼，對各種意識形態(tài)的恐懼。”蘇加諾警告，這種恐懼比武器更危險，因為它驅使人類“做出愚蠢、欠考慮甚至危險的行為。”然而，他接著說：“我們絕不能被這些恐懼所引導，因為恐懼是一種酸，會將人的行為腐蝕成奇特的模式。要以希望和決心為指導，要以理想為指導，是的，要以夢想為指導！”

《圖騰，圖騰》馬德·迪爾真納（印度尼西亞）作于2021年

　　萬隆會議通過的議程很明確：

　　終結殖民主義，實現包括聯合國在內的國際政治體系民主化。

　　瓦解新殖民主義經濟結構，這種結構助長了前殖民地世界的依附。

　　徹底改變助長卑劣等級制度（尤其是種族主義）的社會和文化制度，建立一個相互理解、國際團結的世界社會。

　　從20世紀50年代末到80年代初，萬隆精神確定了第三世界計劃的奮斗目標，并取得巨大成就，例如使殖民主義和種族主義非法化，并努力建立國際經濟新秩序。但是，在20世紀80年代債務危機的漩渦中，隨著蘇聯的最終解體，這一計劃也隨之夭折。這次崩潰可以追溯到1981年10月在墨西哥坎昆舉行的關于合作與發(fā)展的國際會議，討論《國際發(fā)展問題獨立委員會的報告》（又稱為《勃蘭特報告》〔Brandt Report〕）。這次會議未能達成任何實質性承諾，1982年8月，墨西哥無力償還外債而違約。

　　萬隆會議50年后的2005 年，89個國家的代表齊聚印尼，參加2005年亞非首腦會議，并在會上起草了《亞非新型戰(zhàn)略伙伴關系宣言》，但這次會議并未引起廣泛關注，也未得到“國際社會”的重視。印尼近年來才掙脫靠一場可怕政變上臺的政權，該政權從1965年至1998年統(tǒng)治該國。從1998年起，印尼在新自由主義政策（包括深化與美國的關系）的礁石上搖搖欲墜。主辦2005年會議的印尼政府包含參與1965年對蘇加諾發(fā)動血腥政變的軍隊。這既不利于紀念最初的會議，也不利于構思全球南方的新議程。兩年前，美國對伊拉克發(fā)動了一場大規(guī)模的非法戰(zhàn)爭，并入侵了阿富汗，當時美國的單極化似乎不會受到無限期的挑戰(zhàn)。印尼和其他全球南方大國沒有做好挑戰(zhàn)美國的準備。這就是為什么2005年峰會上宣布的“亞非新型戰(zhàn)略伙伴關系”只是對萬隆計劃最初原則的空洞呼應，沒有做太多修改，因此也沒有任何熱情。

　　自1955年和2005年以來，中國發(fā)生了巨大變化。為了解這些變化的特點，我們向中國最重要的左翼知識分子之一汪暉求教，他本人就是1949年中國革命和萬隆精神的產物。在我們的最新一期匯編《二十世紀、全球南方和中國的歷史位置》（The Twentieth Century, The Global South, and China’s Historical Position）中，汪暉反思了從中國和全球南方自身的動態(tài)而非以西方為默認參照點來解讀中國和全球南方歷史的重要性。在俄國十月革命107年之后、辛亥革命75年之后、萬隆會議近70年之后，當中國和其他全球南方大國將自己定位為世界大國時，汪暉的分析有助于我們深入事件的表層之下，對中國和全球南方的崛起做出深入的理論解釋。

　　汪暉的文章理論豐富，其中有三點尤其值得我們在討論世界尋求“新萬隆”時借鑒：

　　邊緣地區(qū)的革命。汪暉寫道，現代世界產生于兩個不同的以階級為導向的革命周期。第一輪是資產階級自由主義革命，始于1789年法國大革命之后；第二輪是無產階級、反殖民主義和社會主義革命，由1911年辛亥革命引發(fā)。第二輪革命更多地從1871年巴黎公社而非法國大革命中汲取靈感，它發(fā)生在邊緣地區(qū)、殖民地和“饑餓地帶”（英文“realms of hunger”，皮埃爾·保羅·帕索里尼在其1964年的詩作《萬隆的男人》〔L’uomo di Bandung〕中如是說）。在這些“饑餓地帶”，革命是戰(zhàn)勝封建世襲、建設生產力、盡快建立社會主義社會的漫長過程的一部分。與此同時，在“飽腹之鄉(xiāng)”（realms of full bellies）卻沒有發(fā)生革命。

　　邊緣地區(qū)的新概念。汪暉仔細研究了描述中國革命進程的詞匯，發(fā)現一些“借用”自其他國家經驗（歐洲政治史、馬克思主義、十月革命等）的詞匯是基于中國自身革命的歷史發(fā)展而形成的。這正是古巴或越南等其他革命經驗的寫照。他指出，即使是那些被借用的概念，也不是不加改造地移植過來；正如汪暉指出，它們經歷了 “置換的政治”（political displacement）的行為。中國革命進程借用了“人民戰(zhàn)爭”和“蘇維埃”等術語，但中國的人民戰(zhàn)爭和中央蘇區(qū)時期（1931—1934）的實際歷史并非這些術語最初描述事件的鏡像反映。正是在這些植根于不同文化世界、有時甚至是不同時代的經歷中，這些概念才得以豐富和蛻變。

　　后都市時代。汪暉認為，我們不僅處于后殖民時期，而且處于后都市時代。這種后都市狀態(tài)指的是，昔日的“農民國家”如今正慢慢成為世界發(fā)展、增長和文化的焦點。汪暉指出，中國和全球南方是推動這一轉變的“劃時代力量”（the epochal forces that propelled）。然而，這種轉型并不完全。西方對金融、資源、科學和技術的控制已經減弱，但對信息和軍事力量的控制并未式微。這種軍事力量是一種幽靈般的存在，它以巨大的破壞力威脅著世界，以維持大都市或核心國家的影響力和權力。

《貝魯特難民營大屠殺》迪亞·阿扎維（伊拉克）作于1982—1983年

　　通往新萬隆的征程已經開始，但它需要時間來發(fā)芽。最終，當正確認識了后都市世界之后，我們將能夠構建出新的發(fā)展理論和新的國際關系方法。槍炮不會是解決爭端的第一工具。

　　2016年，利比亞詩人兼兒童雜志編輯哈瓦·加莫迪寫道：在大屠殺之地，詩歌能做些什么？

　　世界變成了墓地

　　但太陽依舊升起

　　微風輕撫女孩的臉頰

　　大海沒有放棄它的蔚藍

　　燕子告訴我，我的童年

　　藏在它們的翅膀下

　　在某個地方，一個男孩預感到，他的愛人會親吻他的嘴唇

　　這些美麗的畫面展現了災難的另一面，是一位親眼目睹炸彈落下、槍炮射向幽靈卻殺死兒童的詩人用文字描繪的畫面。她繼續(xù)寫道：“我在給你寫信”，“我對廢墟的抵抗/我描繪了一個輝煌的世界/被一首他們在等待的詩/照亮”。

　　在某種程度上，這就是對我們所做新聞稿（自2018年3月1日以來，我們已出版348期）的最好描述：對毀滅的抵抗。

　　熱忱的，

　　Vija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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