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當代中國劇烈分化重組的社會歷史進程之下，一個突出的現實是，知識分子階層也發生了空前強烈的裂變重組，在分化的過程中產生各個不同的群體，呈現不同的性狀與取向。這是研究研討當今中國知識分子問題的出發點與立腳點。

　　一部分知識分子繼續沿襲過去的發展路線，傳承走與廣大工農及社會群眾相結合的道路，這些人在接受高等教育掌握相應的知識與技能后，融入工農及普通社會群眾、投身生產或社會工作第一線，其中包括工程技術人員，國家企事業單位雇員，中小學教師以及大多數高等院校教師等，這些人雖然屬于傳統意義上的知識分子，但鑒于高等教育大眾化發展甚至普及化趨勢，導致這部分人其身上的知識分子特征日漸大眾化、普通化，因此他們既作為知識分子的大多數而存在，同時也是普通勞動者，成為社會群眾的一部分。

　　另外一部分知識分子繼續熱衷于“摧眉折腰事權貴”，這些人往往都是些“專家”、“學者”，他們以文論政、以文論治，充分利用手中的知識與技能，依靠內外權力機構或者政治勢力的支持，打著學術旗號對中國社會評頭論足，指點江山、激昂文字，以販賣知識為基本方式，以支持者精神守護人的身份而發揮作用，實際上則是通過這種形式為其支持者服務。這些人的社會顯示度很高，構成現實狀態下人們心目的知識分子群體，他們仍然以當代知識分子的面貌活躍在社會生活當中。人們慣常語義中的知識分子，現在主要地是指這些人。

　　活躍在當代中國社會中的知識分子中具體地分成諸多群體，這其中最令人矚目的是依附新興資本勢力的那一部分。

　　當代中國知識分子大批量地依附于新興資本勢力，這已經是有目共睹的事實，其中有些是顯性地依附，有些則是隱形地依附；顯性的依附就是直接被新興資本勢力所聘，譬如什么首席、顧問、代理、獨董等名號，隱形依附則依靠看不見的各種關系或聯系紐帶為新興資本勢力服務，譬如各種智庫、論壇、學會研究會等等，具體表現形式多種多樣、五花八門。從目前的基本趨勢看，伴隨中國新興資本勢力的發展，這部分知識分子正像滾雪球一般發展壯大，從而成為當代中國知識分子諸多群體群中的蔚然之大觀。

　　這是當代中國社會分化過程中所發生的新組合，構成社會結構中值得注意的政治現象。

　　一是互相需要

　　吸附知識分子是資本勢力壯大到一定階段的產物，就像中世紀歐洲的貴婦人喜歡豢養知識分子小白臉一樣，中國的新興資本勢力發展壯大到一定程度后，也需要用理論與思想來為自己裝飾，需要一大批知識分子為之前驅效力，為之洗白、升華和張目，只有這樣他們才能走進政治舞臺并不斷向上攀登，否則不管多么有錢，總難免暴發戶的形象，也總是難以擺脫腦滿腸肥的模樣。新興資本勢力也深知，這樣的色彩與形象必須改變，不然就根本不能成為社會上層與精英，而要做到這一點，非得有知識分子來加持不可，否則就無從談起。

　　一些知識分子也渴望依附新興資本，這是他們知識變現的高效捷徑。歷史上形容讀書人是“學成文武藝，貨與帝王家”，現如今的情形則是“練就鸚鵡舌，賣給資本家”。對于一些知識分子而言，知識變現是他們主要追求，如何將其最大化、最優化，這個問題完全可以在新興資本勢力那里找到答案。譬如有個經濟學家，據說先后依附恒大等若干資本商業帝國，月薪高達幾十萬元。如此巨額回饋與回報，是任何其它社會階層或集團都難以做到的事情，服務政府、服務國家民族完全沒有這個指望。正如某位著名老公知所言，“我不在乎拿外國人的錢，也不在乎拿資本家的錢。我不拿他的錢，我拿誰的錢?誰給我錢？”

　　如此互為急需，新興資本勢力與知識分子之間高度契合，彼此結成神圣同盟，在當代中國社會形成“資本+知識”這一空前重要的新組合。

　　當然，在此之外還有“霸權勢力+中國知識分子”這一重要的組合，當代中國有的知識分子誠心誠意地將自己賣個霸權勢力，積極反華，由此獲得的綜合收益更是大得很。這是另外一個話題。

　　二是互相助力

　　吸附知識分子，形成資本+知識這一新的社會組合，意味著中國新興的資本力量得以在更高、更深的層面發揮自己的政治與歷史作用。

　　其一是扎下新興資本的思想根基

　　在中國，古往今來 “公”與“私”究竟哪個為高為尚，歷來爭論不休，相關各派都有不同的主張和意見。現如今的中國也是這樣，有的人主張“天下為公”，而有的人則認定“私有萬歲”、“私有萬能”。新興資本如果要想在中國社會與歷史中找到自己的位置，急需在思想理論上確定“私”的合法地位，最大限度地肯定“私”的價值與作用，譬如不斷掀起的有關“國有制企業”與“民營企業”之間優劣大小進退等爭議，其實質就是有關“公”與“私”上述爭議的具體表達。這樣的思想理論戰爭需要大批知識分子，“公”的一方是這樣，“私”的一方也是這樣，沒有一支強大的知識分子先鋒隊為之耕耘，新興資本就不可能在中國社會扎下自己的思想根基；

　　其二是筑牢新興資本的社會根基

　　資本不僅僅表現為金錢，更重要的還要依托金錢來爭取受眾、造就新的社會關系。直白地說，資本要想成勢，也必須爭取群眾，構筑新的社會關系，而不能把自己孤立起來成為孤家寡人。要做到這一點，也迫切需要知識包裝與武裝，一些知名商業金融帝國之所以十分熱衷搞書院、辦大學，經營俱樂部，其意概在于此。要從事這樣事業，必須有大量的的知識分子為之效力賣命才行；

　　其三是發展壯大新興資本的政治力量

　　新興資本越是發展壯大，相應的政治對立面就越大，所遇到的阻力與狙擊就越強烈。坦率地說，新興資本完全知道他們的天敵之所在。在這個問題上，除了一般意義上的掘墓人以外，新興資本在中國所遇到的天敵還有“愛國主義”、“自力更生”以及“斗爭精神”等，要同這些政治對立面較量，僅僅靠“錢”完全不行，還要靠“知識”，必須有一大批知識分子來助力幫襯，否則新興資本自身則無能為力。

　　與此同時，以新興資本為靠山，知識分子也得以插上了飛黃騰達的翅膀：

　　其一，據此可以擁有優渥的經濟保障條件，沒有生活后顧之憂，在相當程度上實現經濟自由；

　　其二，依托新興資本搭建更好的活動平臺，開辟更大的發展空間；

　　其三，資本助力于知識分子，將他們推出去、豎起來，能夠更快更好地成名成家；

　　因此，知識分子同新興資本的組合，是資本勢力的放大，也是資本力量的拓展與延伸，也因此讓知識分子站到了巨人的肩上，實現資本與知識的“雙贏”，獲得“1+1>2”的突出效果。

　　應該說，知識分子歷來都難以構成一個獨立的階級，分化在所難免，在當代中國也是這樣，但由此所產生的社會影響與歷史作用卻不可忽視.

　　知識分子的立場問題歷來十分尖銳。從來都是各路勢力爭相拉攏的對象，不要講豪門貴族、藩鎮軍閥對此十分熱衷、趨之若鶩，甚至連占山為王的土匪綠林團伙也要找幾個讀書人來裝點門面或出謀劃策。中國新興資本勢力也是這樣，他們也在極力拉攏吸附知識分子為己所用。應該承認，在當今中國，知識分子雖然已不屬稀缺寶貝，但仍然是香餑餑，各種政治勢力都在安撫、拉攏他們。執政黨所打出的旗幟是提高知識分子的待遇，而其它政治勢力則是赤裸裸地收買。顯然，在人人爭相先富起來的大潮下，沒有什么能比“讓知識變現金”更有吸引力了。在這個問題上，新興資本勢力有著無可比擬的優勢，因而能夠吸引招徠大批知識分子為之效力，知識分子群體由此產生劇烈的分化，其中的一大批人努力與新興資本、霸權集團相結合，向他們投懷送抱，前來依附，甘當其代言人吹鼓手。他們努力脫離工農脫離基層社會，以此走出新的發展道路。這已經成為當代中國知識分子最為熱衷與青睞的事情。在此之外，只有其中少數“專家”、“學者”才繼續與工農相結合，才站在普羅大眾一邊，而這些人往往被視為傻瓜，也是當下一些人所定義下的極“左”與“再文革”。

　　這也就是說，中國知識分子的不同群體完全在站在了不同立場上，這才是問題的根本。

　　由此一來，失去公允和公共屬性，已經成為當代中國的知識分子的顯著特征，網上流行“兩個烏龜打賭”的段子就是很貼切的反映。從理論邏輯上說，作為一種社會存在，知識分子理應代表時代的智慧與良心，應該具有濃厚的家國情懷，秉持公理與正義，不管塵世怎樣沉淪，他們都應該“居廟堂之高則憂其民，處江湖之遠則憂其君”，或者“道濟天下之溺”…古往今來，人們都有這樣強烈的渴望。一個時期中國一些知識分子打起“公知”的旗號，就是通過迎合這樣的渴望而投機，可惜他們的偽裝很快就破產了。現在，人們都認清了所謂“專家”、“學者”的真面目，因而也在相當程度上失去了對他們的信心。

　　知識分子光環不再，相應地，知識的榮譽和價值也受到嚴重的影響，有些知識分子甚至干脆撕下偽裝當起了知識流氓，號稱“我是流氓我怕誰”。這是一種很可怕的歷史與精神的倒退。

　　知識分子的分化與依附，還加重和加劇整個社會的分化分裂，這種加重的主要表現發生在意識形態領域。他們有的遵從西方的意愿，有的順應資本的需求，各自按照不同的旨意來立言立論，宣揚其宏圖大道，把各種私利與茍且描述成人間正道與天國之路。一直有人津津樂道于現代中國這種所謂“多元”，其實本質上說這是一種嚴重的撕裂。

　　知識分子的分化還在形而上層面強化了既得利益集團，使他們不但得以在規模上擴張，更在內涵上得以凝神鑄魂，真正發展成為大到不能倒的勢力，從而事實上在中國社會形成思想政治與經濟的綜合體，這些綜合體猶如各路諸侯一般雄踞一方，一方面群雄逐鹿、呼風喚雨，一方面還要挖空心思地同中央集權博弈周旋，所謂“儒以文亂法”是也。

　　總之，知識分子問題具有強烈的時代色彩與特征，現如今正再一次上升成為中國社會突出的政治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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