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我們從政治經濟學的立場回顧戰后70年的歷史時，腦內浮現出的最大謎團應該說是以下兩個問題，即資本主義能在戰后如此長時間地生存，其秘密何在;資本主義不僅在戰后延續，而且以兩次大戰間、那全面危機的時代想象不到的規模與內況得到了擴大和強化，其秘密何在。用稍微專業一點的語言來說，給予戰后資本主義“積累的欲望和能力[1]”的根本要因是什么。而且，使集中——遠比單純的積累迅速的資本擴大手段——成為可能，一舉推進了壟斷資本主義成立的原因究竟是什么。回答這些疑問不正是當下的必要嗎。只有回答了這一疑問，我們才真正能夠開始接近戰后資本主義強韌生命力的秘密，此外，若是做不到這一點，我們也就無法剝除資本主義最后的神秘性吧。那么，我們有什么線索呢?我認為，過去在資本主義走向壟斷時代的歷史性轉換前，就看透并把握了資本主義將來的馬克思的議論，以及當時他指出的“(對利潤率的下降趨勢)起反作用的各種(六種)原因”，這些議論可以成為我們時下的著眼點。

一、勞動剝削程度的提高

　　要因一，“勞動剝削程度的提高”。發達資本主義國家能夠實現從戰后的荒廢到如今的恢復與復興、發展與繁榮的最大要因，在于戰后資本主義建立了歷史上罕見的勞動剝削體制，并最終得到了工人階級的接受。即，資本不可動搖地確立了絕對剩余價值與相對剩余價值的剝削體制，并成功地使其體制化。具體而言，一方面，使大量的勞動者成為雇傭勞動者、強化長時間勞動(絕對剩余價值的榨取);另一方面，通過生產過程的技術基礎永無止境的變革，徹底推進勞動的強化(相對剩余價值的榨取)[2]。

　　只要通過戰后70年間雇傭勞動者的增加就可以清楚地明白，大量的人被投入勞動市場，暴露于資本的剝削下這一事實。主婦以兼職的形式、學生以“打工”的形式編入勞動力，就連退職后的高齡者就業也達到了過去的最大規模(595萬人)。他們主要作為短期或非正規雇傭的雇傭勞動者，被靈活地利用于發展戰后資本主義。日本也同樣，加上正規雇傭的雇傭工人階級主力，非農就業者占總人口比重在戰后70年中不斷增加(見表1)。

　　本來，對資本而言，作為剝削材料的勞動者數量越是增加，絕對剩余價值的量也越增加。而且，只要考慮過勞死的問題，就能充分暴露出這些人數不斷膨脹的雇傭勞動者遭到了怎樣的剝削。在戰后資本主義的世界中，令人難以置信的長時間勞動、過密勞動被常態化了。勞動時間的延長，勞動密度的強化，換而言之，戰后資本主義繁榮基礎的建構，正是靠勞動在外延和內在兩方面上的擴大。

二、工資被壓低到勞動力的價值以下

　　要因其二，工資被壓低到勞動力的價值以下。

　　實情是，即使能夠免于過勞死，勞動者的工資水準也逼近(會導致他們)過勞死的維持生存的水準。這里所言之工人階級，當然包括了形形色色的勞動者。工人階級中的低收入層，其工資水準還趕不上維持生存的水準，甚至發生最低工資和最低保障之間的逆轉現象。與之相對的另一極，是工人階級中報酬最優厚的部分。享受有利的勞動條件的勞動貴族也是存在的。這些受惠層的人們，或許能夠比較充裕地享受戰后資本主義的黃金期。發達資本主義國家主流意識形態的基本立場，正是通過夸大這一事實，主張戰后資本主義的“成功”。從“富裕的工人階級”論開始，到“階級的死”論、“一億總中流”[3]論，種種謬論粉墨登場，流向發達資本主義國家的工人階級。然而，這些不過是幻想罷了，馬克思已經在《資本論》中做出了如下揭露。

　　馬克思考察了“對工人最有利的積累條件[4]”的時期。這一時期中，“在工人自己所生產的日益增加的并且越來越多地轉化為追加資本的剩余產品中，會有較大的份額以支付手段的形式流回到工人手中，使他們能夠擴大自己的享受范圍，有較多的衣服、家具等消費基金，并且積蓄一小筆貨幣準備金。但是，吃穿好一些，待遇高一些，特有財產多一些，不會消除奴隸的從屬關系和對他們的剝削，同樣，也不會消除雇傭工人的從屬關系和對他們的剝削。由于資本積累而提高的勞動價格，實際上不過表明，雇傭工人為自己鑄造的金鎖鏈已經夠長夠重，容許把它略微放松一點。[5]”工人階級意識到這一點，是在繁榮的黃金期結束，貧富差距的時代來臨，工人階級勤勤懇懇積累的“特有財產”從他手中一點一點被奪走。

　　《資本論》中引用了一則新聞紀實，以說明資本主義繁榮期中，得到微不足道儲蓄激勵的“報酬最優厚的部分”如何在金融危機的時候失去了他們的“特有財產”。這則紀實是一件一件走訪了陷入苦難中的勞動者家庭的記者報道。

　　我們又敲第二家的門，開門的是一個中年婦女，她一句話也沒有說就把我們領進一間狹小的后屋，一家大小都在那里一聲不響地坐著，呆望著快要熄滅的火。他們臉上和他們的小屋里籠罩著的那種凄涼絕望的情景，使我再也不愿看到類似的景象。婦人指著她的孩子們說：“先生，他們已經26個星期沒有活干了。我們所有的錢都花光了，那是我和孩子們的父親在光景好時積蓄下來準備困難時用的。請你們看吧!”她幾乎是發狂似地喊著，一邊拿出一本存取款項寫得清清楚楚的銀行存折;我們從上面可以看出，這筆小小的財產最初怎樣從5先令開始存起，怎樣一點一點地增加到20鎊，然后又怎樣逐漸消失，從若干鎊減到若干先令，直到最后一次提款使存折變得象一張白紙一樣一文不值。這家人每天從貧民習藝所領到一頓救濟飯……

——《資本論》第一卷，734頁

　　戰后70年，謳歌資本主義黃金時代的工人階級大多，通過“擴大自己的享受范圍”從底層支撐黃金時代中特有的享樂至上主義。或者，他們通過“充實較多的衣服、家具等消費基金”推進大眾消費熱潮。也許(他們)因為“積蓄了一小筆貨幣準備金”，享受著微薄的個人儲蓄和個人投資的體驗。迄今為止，工人階級作為一個階級，擁有了他們未曾有過的“特有財產”，這是事實。也正因此，因為工人階級首次品嘗到所有者意識而歡天喜地[6]，真的接受“富裕的工人階級(工人階級的貴族化)”這種意識形態的說教，打心眼相信維護體制一方鼓吹的“階級的死”與大眾媒體宣導的“一億總中流”，這樣的人也出現了。這正是，到戰后資本主義的黃金期迎來終焉、急轉向新自由主義帶來的貧富分化時代拉開了帷幕為止，短短的、連半世紀也未滿，那一時期看到的轉瞬即逝的夢。伴隨著貧富分化社會的來到，工人階級在戰后資本主義的白日夢雖然破滅了，卻仍茫然不知所措地呆立在時代的潮流前。

三、“不變資本各要素變得便宜”

　　要因其三，“不變資本各要素變得便宜”。

　　戰后資本主義受到了多少技術革新這一要因帶來的恩惠，啊，不對，它們是如何謳歌這一技術革新帶來的繁榮，都被詳細地記載在經濟企劃廳[7]的昭和59年《年度經濟報告——對應新國際化的日本經濟》。下面是發達資本主義的監督官的證言。報告如下記述了戰后資本主義的發展原因。

　　源于戰后美國的新商品、新工程的技術革新波及了世界，我國也因此，在20世紀60年代發展了一貫鋼鐵廠、大型石油化學平臺等裝置型量產技術，及自動車、家庭電器等中的組立(一體)型量產技術。70年代中，將其進一步大規模化，與此同時，以石油危機為契機，在各產業中推進能源節約、資源節約型技術革新。在此基礎上，80年代中，在廣泛的產業間推行以微電子(Micro-electronics)為中心的尖端技術革新。而且這一過程并非局限于資本龐大的大企業，現在正擴展向中小企業。

——ibid.第三章第二節

　　“我國的技術，雖然在初期階段主要依賴技術引進，但隨著對發達國家追趕的成功，今后將采取開拓技術前沿的立場。”《報告》這般夸耀道。

　　這種技術革新究竟帶給了資本怎樣的優越性?(其優越性)“在于單位生產成本的有利化”，報告如此指出。這不正是馬克思所言“不變資本各要素變得更便宜”么。為了證明這一點，《報告》分析了1970-1982年間，制造業11部門中，日本與美國各產業的每單位產出生產成本的年率上升了多少。其理由在于，“可以認為，比較各個產業，生產費用的上升率相對較低的國家，能強化該產業的國際競爭力，進一步提高比較優勢，或者縮小(或試圖縮小)比較劣勢的差距”。

　　生產費用本來就是由工資成本、資本成本、原材料成本組成的，技術革新能夠起到降低所有這些成本的效果。因為單位生產費用的上升率應該可以發揮抑制工資、資本、原材料，所有這些成本的上升率的效果，所以從工資、資本原材料各成本上升率的加權平均中扣除技術進步率(這是一個綜合計算合理化及省力化帶來的生產力的向上、同時實現生產規模擴大與成本下降的熟練效果，以及能源節約和資源節約帶來的原材料原單價下降效果等的值)，就可以得到單位生產費用的上升率，并能夠算出日本與美國單位生產費用上升率的差距。請參照下圖(第3-4圖)。從圖中我們可以看出，除去石油、煤炭、陶瓷工業、泥石等行業，日本的單位生產費用出現了有利的變化(見圖1)。

　　《報告》特意強調，這種單位生產費用的有利變化，并非是當時廣為流傳的低工資造成的。在日本，工資成本上升率對單位生產費用有利變化的貢獻度是負向的，通過原因分解我們容易理解這一點，例如，“如果我們考察制造業，在單位生產費用上升率整體為日本帶來了3.3%的有利變化同時，工資成本上升率卻對日本造成了約0.5%的不利影響。蓋過工資成本因素不利化，帶來單位生產費用有利化的主要原因，應當認為是包含降低原材料成本費用的技術進步。”

　　因此，《報告》得出了如下結論：“可以說越是技術進步率高的產業，越能將單位生產費用的上升率抑制得更低，從而可以強化國際競爭力，并逐漸成為我國新的支柱產業。”

　　從這些當事者的資料中，我們也能明白技術革新是如何強力地支撐了戰后資本主義吧。

四、“相對過剩人口”的存在

　　要因其四，“相對過剩人口”的存在。或者說，接收相對過剩人口的新生產部門的形成，這樣的問題更為妥當。如馬克思所言，只要存在相對過剩人口，就會出現剝削這些人的“新的生產部門，特別是生產奢侈品的部門，這些生產部門把其他生產部門中常常由于不變資本占優勢而失業的上述相對過剩人口作為基礎，而這些生產部門本身則建立在活勞動要素占優勢的基礎之上，以后才逐漸地走其他生產部門所走過的路。[8]”戰后的資本主義也提供了接收這些相對過剩人口的新容器，人們大舉涌入這些新部門，從而這一部門的資本能夠在有利的條件下確保高利潤。在這些部門中，“可變資本在總資本中占有相當大的比重，工資則低于平均水平，結果這些生產部門的剩余價值率和剩余價值量都非常高[9]”。馬克思稱呼這種狀況為“勞動或多或少不完全從屬于資本的現象[10]”，“即使這種現象初看起來和一般發展水平已不相適應，這種現象仍會繼續存在[11]”于這些產業部門中，只要看看可被稱作戰后資本主義繁華的第三產業的興盛，就能明白這一事態。

　　在經濟高速增長的時代，政府將重化工行業作為支柱產業，努力培育鋼鐵、化學產業、汽車、家庭電器等制造業。這是因為，這些行業生產力上升率的基準高，需求的收入彈性高。然而，隨著國民收入水準上升，國內需求的重點從耐久消費品移向了服務領域(如圖2、表2)。

　　一般而言，從制造業向服務產業的移動被稱作“服務經濟化”，這一現象也能在就業結構上得到確認。讓我們注意1970年以后分產業的就業者數量，農林牧漁業的構成比重自不消說，制造業的構成比也下降了，而第三產業的從業者比例占壓倒性多數(如圖3、表3)。

　　第三產業的成立是以一、二產業中“失業的相對過剩人口作為基礎，而這些生產部門本身則建立在活勞動要素占優勢的基礎之上[12]”。因此，在當初，這些產業的勞動生產力比其他的產業低也是當然的了。然而，美國的經濟學家威廉·鮑莫爾(William J. Baumol)卻將其捕捉為問題。一般而言，在一個生產力上升率較高的部門(典型的如制造業)與較低的部門(服務產業)共存的經濟中，因為伴隨著收入水平的上升，生產力上升率較低的服務產業的權重會逐漸上升，只要針對制造業制造品的收入彈性不是極端的高，生產力上升率較低的服務的相對價格(費用)上升和服務部門的勞動份額上升就會持續，結果，經濟整體的增長率會逐漸鈍化，這就是鮑莫爾病[13]的思維過程。也就是說可以認為，前者(制造業)因為資本集約化等勞動需求下降，由此剩下的勞動者流入生產力較低的部門(服務業)，結果經濟整體的增長變得鈍化。如果考慮到馬克思論述的，第三產業的成立是以一、二產業中“失業的相對過剩人口作為基礎，而這些生產部門本身則建立在活勞動要素占優勢的基礎之上[14]”，這一事實也沒什么不可思議的。那么問題到底是什么呢?(恐怕在于人們認為)制造業的高生產力與服務業的低生產力共存是不自然的，是一種病。從制造業的高生產力出發來看，服務業的低生產力大概是必須要治療的“病”吧。從前面馬克思的記述來說，“即使這種現象初看起來和一般發展水平已不相適應，這種現象仍會繼續存在[15]”，這在鮑莫爾眼里成了問題，他無法理解這一現象的“原因”，而是認為“服務產業”這一新部門中潛入了什么病原菌。從這一思維中產生的只能是，“服務”中肯定藏有什么神秘性，這樣越發的混亂和自以為是。然而，現實并非如此。如馬克思所言，不過“它也是下述情況造成的結果：可供支配的或失業的雇傭工人價格低廉和數量眾多，一些生產部門出于其本性而更加強烈地反對由手工勞動轉化為機器勞動[16]”。證據就是，在鮑莫爾的祖國英國，“20世紀90年代后，隨著IT化的進展，服務產業的生產力加速上升，認為鮑莫爾病已經被治愈了的看法廣為流傳[17]”。如馬克思所言，“這些部門本身又建立在活勞動要素占優勢的基礎之上(當初本來建立在活勞動要素占優勢的基礎上，后來可能離開了低勞動生產率)，只是逐漸地走上其他生產部門所走過的路。[18]”

　　不用擔心，戰后資本主義或許正這樣竊竊私語吧。

五、對外貿易

　　要因其五，對外貿易。換言之，也可以說是將國民經濟統合于世界市場的問題。今日被冠以全球化之名的這一世界規模上的經濟統合，是貿易、人口移動、資本流動等各運動的總和，具體而言，通過世界GDP測算的各國出口物品的合計，與發展中國家國內總生產相對應、外國資本余額的比例(只是，發達國家之間的直接投資被從這里面除開了)，嚴格的邊境管理下人口移動的限制(歷史上向美利堅合眾國的移民是個例外)，這些都是可以測量的。

　　當我們用這些指標測量時，我們能確認1870年以后，資本主義世界存在三個大波(長波)，即全球化的歷史性波動(如圖4)。

　　1870年左右開始的這一世界規模的經濟統合是資本主義的結果。從那時起到一戰爆發是第一波。運輸費用的下降支撐了各國國民經濟的統合，世界第一次見證了資本主義的全球化的展開。馬克思在《共產黨宣言》及其他的作品中展望資本主義的話語，正是在資本主義走向第一次全球化的過程中。

　　然而，一戰及其后的潮流在這一全球化的基礎下大踏步后退了。雖然，一般人認為政治上的民族主義高揚，經濟政策上的以鄰為壑(Beggar thy neighbour)政策的采用是這一后退的原因，但我們有必要找到試圖掌握全球霸權的帝國主義國家間國際對立的真正原因。

　　等到新的美國的國際霸權得到確立，第二次全球化開始，已經是二戰結束的時候了。美元基軸體質、國際通貨管理、貿易規制這些美帝國主義下的經濟統合雖然一直持續到1980年左右，但正如世界銀行的政策研究報告所述，“持續到1980年左右的全球化第2波，幾乎就是向第1波全球化的回歸[19]”。

　　我們現在正見證著的，是這之后繼續的第3波全球化浪潮。可以將上世紀80年代后逐漸變得顯著的第3波全球化，理解為70年代襲擊發達資本主義國家的滯漲波的歷史性反動。向政治上的新自由主義、經濟上的新的經濟統合(第3波全球化)的急轉彎在全世界引起了這一浪潮。徹底否定甚至在第二次全球化下也能得到保護的工人階級的利益，以摧毀一切對資本運動的障礙的決意向前推進市場的規制緩和(deregulation，或放松管制)，其背后正是主導這一新潮流的資本勢力。現在不僅停留在物資的移動(貿易)上，資本移動、勞動移動、文化、教育、福利等一切市場和分野中都在強力推行以資本利益為最優先的結構改革。這正是，資本點燃的新的反革命的狼煙。也可以說反動的時代已經到來了。戰后資本主義暴露出了它的本性，打開了貧富分化與危機和戰爭的世紀。

六、股份資本的增加

　　要因其六，股份資本的增加。嚴密地說，股份資本的增加是資本集中的和平手段，與作為暴力手段的合并，以及單純的積累手段相區別。戰后資本主義驅使這一和平的手段，在巨大的規模上推進資本的集中，使壟斷的時代開花結果，這是無須再言的歷史事實。

　　在此，讓我們從資本主義擴大的角度在概念上整理一下在戰后引發的資本的運動。

　　首先，資本主義擴大與發展的方法中，有緩慢的資本擴大手段，如積累;也有遠比積累迅速的資本擴大手段，如集中。如馬克思所言，無論采取哪種手段，因為集中能夠提供遠比單純的積累更迅速的資本擴大手段，“假如必須等待積累去使某些單個資本增長到能夠修建鐵路的程度，那末恐怕直到今天世界上還沒有鐵路。但是，集中通過股份公司轉瞬之間就把這件事完成了[20]”

　　順便一提，“集中的兩個最強有力的杠桿[21]”就是競爭與信用。

　　同資本擴大存在緩慢(積累)和迅速(集中)兩種方法一樣，集中也存在暴力(合并)于和平(股份公司的設立)兩種方法。前者是進行吞并的強制性道路[22]，“在這種場合，某些資本成為對其他資本的占壓倒優勢的引力中心，打破其他資本的個體內聚力，然后把各個零散的碎片吸引到自己方面來[23]”。與此相對，后者屬于“比較平滑的辦法”，(它)“把許多已經形成或正在形成的資本溶合起來[24]”。

　　戰后70年間能夠確認到股份資本增加的事實背后，潛藏著無論是用和平的方法，或是用暴力的方法，通過這些方法以未曾有的規模進行著的資本集中的歷史。其證據在于，支撐戰后資本主義的日本公司企業數量在2006年的現在，有151萬6千家，其中采取股份公司這種經營組織的企業占壓倒多數的149萬6千家[25]。此外，歷史上未曾有過這樣規模的資本集中，它的背景中，潛藏著資本主義生產與資本主義積累以同樣未曾有的規模發展，這一事實。馬克思用簡潔的語言如下整理了這一連串的關系：“隨著資本主義生產和積累的發展，競爭和信用——集中的兩個最強有力的杠桿，也以同樣的程度發展起來。同時，積累的增進又使可以集中的材料即單個資本增加，而資本主義生產的擴大，又替那些要有資本的預先集中才能建立起來的強大工業企業，一方面創造了社會需要，另一方面創造了技術手段。[26]”戰后70年，資本主義抵達的道路正如馬克思所寫。

　　壟斷企業正是這一過程的結果。馬克思對股份公司的設立推進集中，并由此產生出壟斷企業的事實，做出了如下預測：“集中可以通過單純改變既有資本的分配，通過單純改變社會資本各組成部分的量的組合來實現。資本所以能在這里，在一個人手中大量增長，是因為它在那里，在許多單個人的手中被奪走了。在一個生產部門中，如果投入的全部資本已溶合為一個單個資本時，集中便達到了極限。(77b)在一個社會里，只有當社會總資本或者合并在唯一的資本家手中，或者合并在唯一的資本家公司手中的時候，集中才算達到極限。[27]”

　　恩格斯在馬克思文章的第4版中追記了一個注釋(77b)，給予這一事態“壟斷”的名稱。“英美兩國最新的‘托拉斯’已經在為這一目標而奮斗，它們力圖至少把一個生產部門的全部大企業聯合成一個握有實際壟斷權的大股份公司。”

　　也就是說，在這里，馬克思與恩格斯簡潔地表現了資本集中的進展促成股份資本的增加，以及壟斷企業的產生，這一歷史性潮流。此外，這一巨大的壟斷企業的生產過程中，含有“強大工業企業的技術手段”這層意思。或者，反過來說，壟斷的發展產生了社會性欲望與巨大的產業，而競爭和信用成為支撐它的制度性基礎，如果這樣考慮，這一表述不正是恰當地表現了戰后70年資本主義發展的本質嗎。

　　戰后的資本主義在給自然、人類與社會帶來嚴重危機的同時，為何還能維持其“繁榮”，本稿試圖說明其一般理由。通過我們的表述，至少我們能夠明確，馬克思指出的、與利潤率下降傾向的一般規律相對、起反作用的六個原因，足以成為說明日本戰后資本主義繁榮原因的要素。接下來的問題在于，需要確認，在說明1970年代的收益性危機和1980年以后(資本主義)向新自由主義的變質時，這些原因能夠發揮何種程度的說明能力。

　　注釋：

　　[1]馬克思：《資本論》第三卷，258頁。

　　[2]參照ibid.258~259頁。

　　[3]一億總中流(いちおくそうちゅうりゅう，或稱一億總中產)，是1960年代在日本出現的一種國民意識。其在1970和1980年代尤為凸顯。即在終身雇用制下，九成左右的國民都自認為中產階級——譯者注。

　　[4]馬克思：《資本論》，第一卷，677頁。

　　[5] Ibid.677-678頁。

　　[6]原文為“有頂天”，佛教用語，指生死輪回的三界最上邊的天，喻指得意洋洋、高興得忘乎所以——譯者注。

　　[7]現名經濟產業省。原日本通商產業省(簡稱通產省)，成立于1949年5月。1949年，美國政府派遣道奇到日本推行經濟穩定計劃，揭開了統制經濟向市場經濟體制轉變的序幕。隨著經濟轉入正常化，統制大幅度緩和，“經濟安定本部”的歷史使命也遂告結束。1952年7月，“經濟安定總部”改稱“經濟審議廳”。1955年7月，“經濟審議廳”又更名為“經濟企劃廳”。2001年(平成13年)1月6日日本中央省廳改革之后，被改名為經濟產業省——譯者注。

　　[8]馬克思：資本論，263頁。

　　[9] Ibid.

　　[10] Ibid.

　　[11] Ibid.

　　[12]馬克思：《資本論》第三卷，297頁。

　　[13]鮑莫爾病(Baumol's disease)是美國經濟學家威廉·鮑莫爾在1967年一篇研究經濟增長的論文(Macroeconomics ofUnbalanced Growth: The anatomy of urban crisis", 1967, AER)中提出來的。他建立了一個兩部門宏觀經濟增長模型，其中一個部門是“進步部門”(progressive　sector)，另外一個部門是“停滯部門”(nonprogressive　sector，后來鮑莫爾常用stagnant　sector)，進步部門的生產率相對快速增長將導致停滯部門出現相對成本的不斷上升。

　　[14]馬克思：《資本論》第三卷，297頁。

　　[15] Ibid.

　　[16] Ibid.

　　[17]參考前文所提到的《通商白皮書》。

　　[18]馬克思：《資本論》第三卷，297頁。括號內的字為作者所加——譯者注。

　　[19]世界銀行;新井敬夫日文譯：《全球化與經濟發展》，Springer東京(シュプリンガークラーク東京)，2004年，28頁。

　　[20]馬克思：《資本論》第一卷，688頁。

　　[21] Ibid.，687頁。

　　[22] Ibid.，688頁。原文為“……強制的道路進行吞并”，由于日語語序問題，為與上下文一致，這里調整了引文的語序——譯者注。

　　[23] Ibid.

　　[24] Ibid.

　　[25]總務省統計局《事務所·企業統計調查》

　　[26]馬克思：《資本論》第一卷，687頁。

　　[27] Ibid.687-688頁。

　　（渡邊雅男(Watanabe Masao，1950~)，一橋大學名譽教授，清華大學馬克思主義學院教授，社會學博士。

　　高晨曦(1993~)，清華大學經濟學研究所本科生，政治經濟學與現代資本主義研究會代理書記。譯有同作者作品，《經濟的金融化與資本的神秘化》《國民收入與生產勞動》等三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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