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編者按

　　非洲現代文學是 20 世紀世界文學的一個重要組成部分，它形成于上個世紀 60 年代，是伴隨著非洲民族獨立運動而勃興的民族意識的產物，而中國的非洲文學研究面臨的重要挑戰是學者如何利用自己的西學知識但又不為其所困，得以獨立地發展中國的非洲文學研究。本文不擬泛泛地談論后殖民理論，而是選擇以佳亞特里·斯皮瓦克為代表的美國后殖民理論和以海倫·蒂芬為代表的寄居者白人開創的后殖民話語對庫切的不同解讀來挑開后殖民理論的面紗。這種處理方式將有助于我們理解后殖民理論內部呈現的中心和邊緣的話語結構和權力沖突，看到后殖民理論內涵的地緣政治性，以及后殖民理論與西方人文學術范式轉型的關系，剖析后殖民理論運作所維系的意識形態。

　　1　中國非洲文學研究的西化趨勢

　　從 2014 年至今，在短短兩年多的時間里，中國已經召開了兩次全國范圍的非洲文學研究大會，一次是由北京大學外國語學院亞非系牽頭，一次是由浙江師范大學外國語學院和非洲研究院牽頭[1]。這兩次大會都吸引了全國數十位非洲文學研究者參加，在北京大學訪學的數位尼日利亞學者也應邀出席了會議。這些動向表明非洲文學研究在中國開始進入快速發展時期。

　　中國對具有豐厚傳統的非洲文學知之甚少, 在中國傳統學科體制中, 北京外國語大學和中國傳媒大學分別在60年代初為中國培養了不少精通非洲小語種的語言人才。但在文學研究領域, 除了依托阿拉伯語言文學系而較早開展的埃及文學研究之外, 撒哈拉南部非洲的文學研究長期以來只有屈指可數的幾位學者在默默耕耘[2]，他們雖然取得了很高的成績, 但遠遠無法滿足我們對非洲文學認識的需要。

　　非洲現代文學是 20 世紀世界文學的一個重要組成部分，它形成于上個世紀 60 年代，是伴隨著非洲民族獨立運動而勃興的民族意識的產物，是獨立的非洲國家所進行的長期的民族文化建設的一個有機部分。非洲現代文學的出現使得“世界現代民族文學”體系得以最終確立。盡管非洲現代文學深受西方影響，但它并不是西方文學的一個分支，而是屬于 20 世紀世界范圍內發生的反帝反封文化的一部分，它以“種族解放”話語豐富了世界文學中的“階級解放”話語，并因此具有獨特而普遍的意義。獨立后，非洲歷史依次進入冷戰格局中的“新殖民”時代和全球化進程中的“后殖民”時代，而非洲文學是非洲現代化進程持續的見證人，它記錄著各種各樣的災難、戰亂、獨裁、貧窮、饑荒、瘟疫等人間慘象，也記錄著社會方方面面所發生的積極變化，如果說，今日世界還有哪種文學是孕育在災難和希望中，那就是非洲文學，也因為這個原因，它不可能成為西方發達國家文學寫作的一部分。非洲文學不僅是世界文學的一個地理位置上的“他者”，更是時間意義上的世界文學的一個“自我”, 這就要求中國的文學研究者通過研究非洲文學而再次進入歷史, 并重新獲得“世界歷史意識”。中國的西方文學研究具有悠久的歷史，人才輩出，大師如云，對西方文學的譯介和研究可以說是內在于中國現代文學的發生和發展的，為中國現代文學的形式創新、語言創新和價值生成提供了豐富的營養，這種作用是今日中國的非洲文學研究不可能具有的。但，這并不表示非洲文學研究將是無足輕重的一門學問; 相反，它有特殊的功能: 幫助中國讀者對于文學在 20 世紀發展的全局有更全面的把握，幫助我們重新勾勒一幅“世界文學”的版圖，重新考察世界文學形成的秩序，重新檢討由西方發明卻不斷被修改的文學的多樣“現代性”內涵。

　　今天中國的非洲文學研究( 主要指撒哈拉以南非洲文學研究) 面臨的一個挑戰恰恰是，它能否擺脫中國的西方文學研究的影響。從研究者的組成情況、研究對象的設定和方法看，中國的非洲文學研究深度依賴于中國的西方文學研究這個學科體制，因為這個行業的研究者主要出身于西語系，因此難免直接挪用過去的學術訓練和積累來處理非洲文學這個新的對象。這樣，非洲文學可能會很自然地被當成廣義的歐洲文學來研究，再加上非洲文學主體都是用殖民語言寫成的，而西方也不斷炮制新的術語，如“新英語文學”“用英語寫作的世界文學”“英語語系文學”“法語語系文學”“葡萄牙語系文學”等，企圖將非洲文學依然看成是歐洲文學的一部分，而中國的一些學者也非常認同西方的這個學術游戲[3]。學者如何利用自己的西學知識但又不為其所困，獨立地發展中國的非洲文學研究，是目前面臨的一個挑戰。

　　目前中國的非洲文學研究的得失從一個小例子中便可一窺端倪。庫切是當下最受中國研究者重視的非洲作家( 目前他已移民澳大利亞) ，研究他的專著和論文集已經接近10本，這是其他非洲作家享受不到的榮譽。究其原因，這里面當然有所謂的“諾貝爾獎效應”因素: 我們在選擇非洲文學翻譯和研究對象時無不奉西方規定出來的“經典”為圭臬，尚不能提出自己見識和標準。但這只是其中一個原因，另一個重要的原因是，庫切的作品確實不太像“非洲文學”，而是更接近偉大的歐洲傳統。我們輕易地就可以在西方后現代主義和現代主義譜系中看到庫切的偉大之處，因此言說他便毫無困難。我們可以想象，一個通曉貝克特、卡夫卡、陀思妥耶夫斯基等西方現代文學傳統的人，很容易將庫切的藝術評說得頭頭是道[4]; 對于一個了解敘事學、讀者批評理論和后殖民理論的人，亦不難拿他的復雜的形式理論一番[5]。總之，我們對于庫切的研究的整個方向不著重于他和非洲文學的關系，不旨在通過他的作品揭示非洲文學的某些特性; 恰恰相反，庫切的闡釋自覺不自覺地在為中國的文學偶像殿堂增添一位新的歐洲文學大師。當我們的非洲文學研究激活的是我們對西方文學的熱情時，亦是非洲文學研究迷失之時。沒有清晰的方法論，沒有明確的方向感，我們如何與西方非常成熟的非洲文學研究對話? 什么是有中國特色的非洲文學研究道路? 這篇文章無疑是這些焦慮和困境的產物，它試圖對中國現有的非洲文學研究方法作一個初步的總結和思考。

　　本文的一個根本看法是，任何一個學科的成熟都依賴于一定的歷史條件。30 年前，拉美的魔幻現實主義風靡國內，對中國文學的創作和研究都產生了深遠的影響。從今天的角度看，中國作家和拉美文學的“神交”乃是一次比較純粹的文學事件，其主要動力來自創作的需要，因此，許多作家都參與其中，并身受拉美魔幻現實主義影響[6]。但這次出現的非洲文學的譯介和研究熱則有所不同，它基本與作家無關，與寫作無關，純粹是一次研究的行動，動力則主要來自中非關系發展的大局，來自國內非洲研究機構的積極推動，屬于在缺乏作家參與的情況下由過去英美文學的研究者所主導的一次行動。可以說，非洲文學研究因受制于專業化的種種限制，而失去了對思想問題的把握，從一開始就呈小家碧玉相，與整個知識界、藝術界、公眾界的互動不足，對自己與生具來的歷史使命缺乏清晰認知和堅定的信念。

　　如果只把非洲文學研究當作一門學問做，恐怕永遠也做不好。西方的非洲文學研究可圈可點之處在于它是經世致用之學，它載帝國之道，而絕非狹義的學術研究。略加翻檢西人的研究就可發現，他們有兩種相互支撐的研究方式，第一種是顯微鏡式的研究，即觀察、考量非洲文學各個細枝末節的問題; 另一種是望遠鏡式的研究，即把非洲文學鎖定于帝國所制定的世界文學秩序的版圖之中，這兩種做法互相牽動，統一起來，就形成了西方非洲文學研究的特點: 具體的觀察為整體意識形態構建服務，而整體的視野又為具體的研究指出方向。總的說來，西方的非洲文學研究體現如下特點: 維護西方語言的霸權，忽視用本土語言寫作的作品———這并不是說他們在人類學意義上對本土口傳文學不感興趣; 用西方的文學研究術語、普適性價值標準來闡釋非洲文學，而忽視非洲文學的本土性; 為非洲人文才俊開放西方的研究和出版資源，以形成親西方的非洲文化精英; 強調文學的審美和倫理教化職能，否定文學所攜帶的政治能量。這些趨勢在1980 年代末期出現的后殖民研究里面達到了高峰，是由幾種原因造成的: 第一，后殖民理論是適應全球化時代的批評理論;第二，它從西方后結構主義和后現代主義中吸取了許多思想資源，使它具有反西方中心的天然合法性; 第三，社會主義陣營解體，革命話語消失，后殖民理論乘虛而入，重新把握住對非洲闡釋的話語權; 第四，它推行的跨學科研究方式將非洲研究的各個學科整合起來，可以更緊密地配合西方在非洲的經濟、政治和文化利益。英美的非洲研究和非洲文學研究都具有極強的實用性和現實功利目的，是一門“載道”之學。

　　我們向西方的非洲文學研究要學習的首先是這個“道”。同時我們不得不看到，西方研究非洲文學比我們具有天然優勢。因為歷史的原因，非洲不是西方外在的研究對象，而是一個內部的歐洲的自我: 無論是語言、形式、宗教、文化價值、文學所表現的社會制度，包括作家這個精英階層，非洲文學從物質到精神都拜西方殖民所賜，這便給了西方的非洲文學研究一個內在的視角。我們的情況則不同，非洲文學和我們的關系全屬于外在關系，在這種情況下，我們如何研究一個充滿這么多歐洲元素的異質文學? 我們能有什么獨到的話語? 我們是否只能重復和介紹西方的非洲文學研究而別無創新之可能? 如果這個問題是在十年前發問的，那么回答會是悲觀的; 但今天，我們將可能有不同的回答。如果說，西方的非洲文學的合法性建立在非洲今天依然處于“后殖民”的歷史條件之上，那么，這個被西方給定的“后殖民性”正在發生著劇烈的改變，非洲開始轉向亞洲，開始對中國發生強烈的興趣，開始通過經貿和人文交流改變對西方的依賴，開始慢慢脫下不太好看的“后殖民”的帽子。如果中國能幫助非洲進行緩慢的自我重建，非洲在未來就可能不再是西方的內在的一個自我，而變成它自己，和中國的關系也不再是純然他者的關系，而是交互主體。也就是說，中國的非洲文學研究在今天還是門“與我無關”的學問，在明天就會是“與我相關”的一門學問，即我們將從“外部研究”向“內部研究”過渡。而在這個過程中，批判地繼承后殖民研究的遺產將至關重要。我們要學習西方的非洲文學研究，同時要動搖“后殖民”這個根本大法，中國的非洲文學研究方法論才能相應產生。

　　2　非洲文學研究中國化的可能性

　　非洲文學是非洲各個國家的民族文學的總稱，是非洲國家民族文化的一部分，它和非洲的傳統文明有關，也和西方的文學有關，但在本質上，非洲文學是非洲各種政治主體在歷史中生成的文化表述。所以，只要是關乎主體生成的文學，無論是用西方語言還是本土語言寫的，都是非洲現代文學的一部分。即使采用歐洲語言創作的作品，它們在實現藝術的功能和體現藝術品性方面都帶著第三世界文學的根本特點，此即構成它與中國文學的可比較性的基礎: 它們是在第三世界文學這個概念里表現出相同性和差異性的。我們將一些比較顯著的相同之處暫列如下: 在主題方面，非洲現代文學建立了關于以家族倫常和宗法社會衰落為開端的非洲現代社會的起源敘述，和中國現代文學享有共同的主題[7]; 在社會功能方面，具有天然左翼性質的非洲文學同樣肩負著“啟蒙”和“革命”的雙重任務[8]; 在實際影響方面，從“萬隆會議”之后，社會主義文學開始對非洲作家具有強大的吸引力，高爾基、魯迅等人的作品，盧卡契等人的馬克思主義文論在非洲有一定的傳播，20 世紀 70 年代中國的革命文學包括樣板戲《紅燈記》流傳到非洲[9]，毛澤東的《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經美國黑人藝術運動介紹，開始輸入非洲，影響了非洲的馬克思主義文藝運動[10]，這些都使得非洲文學具有高度的政治性，而這部分歷史和文學多為后殖民研究避而不談的“難言之隱”; 在藝術觀念上，非洲作家和中國現代作家一樣，批判“純藝術”的觀念，強調作家是民眾的導師，主張藝術為人生，呼吁藝術與民眾的結合，這使得非洲現代文學論里充滿“實踐論”和“功能主義”的思想[11]。總之，非洲現代文學內部巨大的“回心”與“抵抗”的傳統文化再生之路創造了許多“歷史主體”模式，應該被認為是第三世界現代性的普遍內容，而理應為我們所深刻闡發。近一兩年間，南非學者開始對中國的儒家思想和南部非洲社會的主要倫理觀念“烏班圖”( Ubuntu) 進行比較研究，以探求一種有別于西方社會組成結構的倫理學[12]。

　　然而，有相似就必有差異。現代非洲文學在許多方面無法通過“現代中國文學”之概念來參照理解，二者有許多顯著的差別。這里，我們僅舉三點: 首先，在語言方面，現代非洲文學的主體部分是使用歐洲殖民語言書寫的，因此不但沒有經過“國語的文學”和“文學的國語”的運動，即通過發展現代普通話來為現代非洲各國文學奠定基礎，在很大程度上反而是通過放棄非洲傳統部落語言來實現的。非洲現代文學在這個意義上是殖民的產物，至今也未真正的“去殖民化”[13]。其次，非洲民族主義的產生來自兩個條件: 第一，歐化的知識分子群體的產生，他們把樸素的民族意識轉化為民族主義; 第二，歐洲的語言為民族主義提供了最基本的載體: 說不通語言的部落可以通過使用歐洲語言去交流、去想象一個過去不存在的“想象的共同體。”這種先決條件也同時導致兩個后果: 第一，非洲現代知識分子最初關于非洲的整體意象和觀念是借助殖民者對于非洲的虛構和想象來獲得的，也就是說，非洲現代知識分子的自我意識首先是“自我他者化”的意識; 第二，由非洲文學體現出來的民族認同必然從對抗歐洲關于非洲的“元敘事”開始，必然始自重新發現“真實”非洲的熱望、重新講述一個“真實”非洲的生活和傳統的要求。非洲文學的永恒的主題不是歐洲文學里面的“愛”、“死 ”和 對 于“永 恒 ”的 冥 想 ，而是“生 存 ”和“生 存 感 ”，是“我是誰”與“我 不是誰 ”的 辯 證 思 考 。最 后，非洲現代作家想象的讀者并不主要是本國的民眾，而是西方讀者，這是由如下歷史條件決定的: 第一，非洲缺乏書寫傳統，大眾的文藝形式為口頭文藝，因此，現代文學不可能設想大眾為其主要讀者。第二，掌握殖民語言的只是非洲各個國家的極少數精英，這群人接觸的書面文學是西方文學，他們對西方經典耳熟能詳，從這個意義上說，非洲讀者群體和歐洲讀者群體沒有實質的區別，反而像是一個閱讀共同體。非洲文學一開始就是為這個共同體生產的，非洲文學構建的“想象的共同體”包括了殖民者和被殖民者，這是中國現代文學里沒有的現象。第三，20 世紀 60 年代，出版體制基本控制在西方手中[14]，非洲現代文學之父阿契貝寫完其處女作《瓦解》是將手稿寄往英國一家出版社尋求出版的[15]。出版權不在本國知識分子手中，這是中國現代知識分子不可想象的事情。中國現代史上所謂的文學大眾化運動因此不可能在非洲發生，非洲現代文學( 用歐洲語言書寫的部分) 從一開始就是面向西方運動的文學，而缺乏文學與大眾的真實結合，因此很難真正民族化，也無法從民族化里獲取足夠的去殖民化的資源和動力[16] 。

　　我們可以將上述幾個非洲文學的共同特征歸納如下: 非洲文學內在的運動與其說是“脫歐”，不如說是“入歐”; 與其說是建立在“言文一致”之上，不如說是二者的斷裂; 與其說是獲得“歷史的同一性”意識，不如說是因無法建立這種同一性而強調民族文化內部的差異性價值。這就是說，非洲現代文學比中國現代文學包含了更多的矛盾( 除了階級矛盾之外還有更重要的種族矛盾) 、更多的異質元素( 歐洲語言和多達 2092 種非洲本土語言) [17]和對西方更大的依附性。正是這些歷史原因使中國文學研究慣用的話語體系失效，但這正是研究非洲文學的價值所在，不同的文學現代化道路、不同的知識分子心路歷程、不同的形式與歷史的沖突將豐富我們對于世界文學形成和演變的認識，也能幫助我們更深刻地了解中國現代文學的性質。

　　在非洲文學的眾多特殊性里面，有一點或許最特別，那就是寄居者文學, 這是由在非洲生活的世世代代的白人創造的文學, 這部分寫作當然應該屬于非洲文學，但又明顯在各個方面都和被壓迫的黑人文學十分不同，可以說是另一類的主體文學。這部分文學在過去的 30 來年時間里忽然“發跡”, 正從過去隸屬于“歐洲文學”的陰影里走出來，成為一種獨特的世界文學現象。以庫切為代表的南非白人文學屬于這種文學, 米亞·科托代表的葡萄牙語莫桑比克文學, 加拿大、澳大利亞和新西蘭的白人英語寫作皆屬此類, 它們可以說是歐洲文學內部變異出來、經過和寄居地文化雜交而發展出的一種最難以歸類的殖民地文學。這部分文學現象被揭示出來后，極大地挑戰了既有的美國比較文學、區域文學和英語文學研究模式，開啟了一個新的文學研究時代，那就是由后殖民理論主導的對后殖民文學的研究。

　　和中國的現代文學研究話語體系相比，后殖民理論在處理非洲的寄居者文學和從英語文學脫胎出來又產生極大變異的非洲英語文學寫作時具有明顯的優勢，這是不可否認的事實。但是，因為后殖民理論受自身的意識形態束縛，也使它無法提出在中國現代文學運動內部提出的關于第三世界文學具有世界性意義的諸種命題，如革命和啟蒙、回心與轉向、讀者為誰等。后殖民文學批評從來沒有關心過非洲文學的民族性問題，因此無法有效解釋非洲文學和民族獨立的關系以及非洲文學內部的民族主義問題，它也很少關注用非英語寫作的非洲文學，更對非洲內部使用本土語言所做的“言文一致”的嘗試無力評說。這些局限性在后殖民理論內部無法解決。

　　在后殖民文學研究出現之前，蘇聯和中國都有一套不同于西方的對亞非拉文學的理解，其中蘇聯的研究還是具有一定深度的，中國方面則受政治影響過大，乏善可陳。正是由于社會主義陣營沒有產生高質量的研究成果，才給了后殖民理論后來居上的可能性。所以，后殖民研究或許存在許多局限，但依然產生了不少重要成果，我們應該很好地學習。簡單地回到 60 年代政治化的研究模式，只會再次失敗; 但是，同樣的，如果不批判地學習后殖民研究，也無法開創中國自己的非洲文學研究道路。筆者始終認為，在非洲文學研究領域，能否動搖后殖民理論的闡釋權威乃是牽一發而動全身的事情。為何這樣說?因為后殖民理論本來只是從研究寄居者文學、美國黑人文學、或逃亡或離散在西方的非洲黑人精英的文學而發展起來的一套文學理論，但由于其深刻地改變了美國的人文研究和教育體系，自身也獲得了在世界范圍內闡釋文學的權力，甚至為世界確立了新的文學價值，并代替過去的新批評介入對當代寫作經典的重構，從而對諾貝爾獎、布克獎等世界級獎項的選評標準都產生了深刻的影響。可以說，如果沒有后殖民理論所確立的文學價值，庫切就獲不了諾貝爾文學獎，奈保爾恐怕也很難。后殖民理論在第三世界國家挑選出了一批代表作家，重構了世界文學這個公共空間。所以，中國的非洲文學研究者一方面要以自己的文學經驗來處理非洲的文學經驗，一方面也要進入后殖民理論內部來對其進行祛魅化，這雙重的工作都十分重要。

　　本文不擬泛泛地談論后殖民理論，而是選擇以佳亞特里·斯皮瓦克為代表的美國后殖民理論和以海倫·蒂芬為代表的寄居者白人開創的后殖民話語對庫切的不同解讀來挑開后殖民理論的面紗。這種處理方式將有助于我們理解后殖民理論內部呈現的中心和邊緣的話語結構和權力沖突，看到后殖民理論內涵的地緣政治性，以及后殖民理論與西方人文學術范式轉型的關系，剖析后殖民理論運作所維系的意識形態。

　　3　第三世界學者在美國發展的后殖民理論：佳亞特里·斯皮瓦克對《福》的批評

　　最常見的關于《福》的批評來自于后殖民理論家，他們常常把它解釋為一部后殖民主義的經典之作，但是，這種解釋在假設層面上出現了錯誤，因為如果考慮《福》寫作和出版的年代正處于南非反殖民斗爭的高潮，它不可能被當作一部后殖民作品。但《福》的文本確實和歷史有重大的錯位，我們非但在《福》中找不到一丁點現實的影子，反而看到西方意義上的后現代敘事。我們應該問的也許是，如此通過后現代藝術形式介入依然處于現代甚或前現代專制制度的南非社會究竟意義何在?后殖民理論恰恰在這點上不能作出令人滿意的回答，這本身就是后殖民理論的局限。

　　后殖民是一種文化批判理論，但與馬克思主義批判理論有所不同，它不肯定主體，相反，是對在歷史中實踐的主體所作的批判。它假設后殖民社會最根本的矛盾在殖民解放的任務完成后已經聚焦在話語生產領域，下一個解放的任務是言說的革命，是探討一種真正能夠脫離歐洲中心主義話語模式的言說方式，只有改變了說話的方式，才能最終在文化層面上清算西方的殖民統治。在這種總體一致的革命方案里，不同的后殖民理論家側重解決的問題多有不同，而事實上把握這些不同的批判實踐對理解后殖民理論尤為重要，這些不同體現了后殖民理論家所處的不同的位置、所具有的不同的關懷、所攜帶的不同的歷史意識。可以說，后殖民理論本身包含著不同的歷史話語，它們來自不同的社會實踐，背后潛藏著不同的歷史主體的意識，只不過在表面上，所有的后殖民理論者都否定關于“主體”概念的有效性。

　　這就不難理解，為什么后殖民理論在第一世界和第三世界都有眾多的追隨者，因為大家都可以利用后殖民理論實踐自己對社會的批判。總之，后殖民理論盡管在理論上主張反歷史，但它和西方的后結構主義、后現代主義不同之處恰恰在于它喚起了一種歷史意識，或者說它把一種第三世界的歷史意識曲折地植入西方的“后結構”和“后現代”的精神中，使其在他者的歷史中被再度歷史化。即使對主體進行最極端批判的斯皮瓦克本人也在80年代中期回到印度的現實中去思考底層如何發聲的問題。正是通過一群后殖民批評家的努力，后殖民社會應該建設什么樣的話語形式問題才能在西方的知識框架里被呈現出來，這是后殖民理論所含有的歷史進步意義之所在。從長遠看，后殖民理論批判依然具有重大的現實意義，它尤其對一切以代言自居的知識分子精英立場提出了有力的警告。它使得我們在用語言接觸現實時更加謹慎，更加充滿自我批判意識，更加避免以外在的視角和立場來干預現實，更加意識到所有的精英話語與其說是一種真理的聲音，不如說是一種“依賴”式的存在體——它依賴社會歷史實踐。從最積極的方面理解后殖民理論，可以看到它和毛澤東所倡導的文藝思想的內在相同之處：都是為警惕知識分子話語權力而敲響的警鐘，但它們又有本質的差別，這在于第一世界和第三世界知識分子所承擔的歷史使命不同。如果說后殖民理論家(西方學院左翼)在現有的學術體制內完全不需要真正介入現實斗爭，第三世界的左翼知識分子則無此特權，他們必須要完成話語批判實踐和客觀歷史實踐的統一這雙重任務。

　　庫切不是通常意義上的左翼作家，但他的作品依然具有左翼的、革命的特點，而這個特點得到了后殖民理論的充分說明。斯皮瓦克在《在邊緣的理論：庫切的福對笛福克魯索/羅克薩娜的閱讀[18]這篇極其著名的論文里考慮的根本問題是：我們應該以何種方式介入對于“第三世界”的言說?注意，這里所說的“介入”不是直接介入第三世界革命歷史實踐中去，而是介入可能言說第三世界的話語條件，這里所說的“我們”亦不是“第三世界的知識分子”而是“第一世界的知識分子”。斯皮瓦克意圖通過她對《福》的解讀來批判美國區域研究本身的方法論錯誤。這樣我們就不難理解，在她對《福》的解讀中，一絲一毫都沒有和南非具體的社會歷史發生關聯，就仿佛這是一部與南非經驗無關的著作。在其文章中，她不斷安插美國高校人文教學的課堂場景，以展示這部著作應該如何在美國課堂被研究生討論。如果她的實際教學真如這篇文章所呈現的那樣，那么，我們只能說，她教授這篇小說的方式實在是舍本逐末了，因為她一點都沒有提示學生如何通過《福》進入南非當下的歷史;相反，她要求學生進行解構主義式的文本細讀，從而辨析出她贊同的教義：作為作家的庫切是如何通過消滅自己的主體而獲得在歷史中的存在?對于斯皮瓦克來說，任何一個知識分子在對第三世界發言時會面臨同樣的困境：你用何種語言、何種語法來言說?在她看來，如果我們無法找到他者的語言來言說他者，我們就最好打消為他者代言的浪漫主義想法，一個知識分子在不得不言說他者時所能做的有意義的工作就是讓語言變成一種精神病患者的語言——一種不及物的、復制性的囈語。

　　于是，斯皮瓦克的解構閱讀法就導向揭露《福》文本的自我混亂之處。她找到的最好的例子也就是《福》文本最困惑批評家的情節：蘇珊·巴頓本有一個女兒，兩年前遺失了，因為尋找女兒，巴頓才在海上遇難，飄零到了魯濱遜居住的孤島。從孤島得救后，一個女子自稱是她的女兒，不遠千里前來認母。但這個女子根本就不是巴頓的女兒，至少巴頓看出來，這是福先生設下的圈套。這部分情節奇特得匪夷所思，在小說中沒有發展出任何新的故事線索，因此只是敘事，甚至連故事都算不上。在斯皮瓦克看來，這就是完全的虛構、一個不能成為故事的虛構、一個無法被故事據為己有的純然異質，正是通過加入這個中斷功能的虛構，庫切的小說文本出現了各種能指和所指的斷裂，它變成了作者無法講述第三世界故事的寓言。她告訴她的研究生，如果巴頓最終發現自己無法確定這個女子是自己的女兒，這個困境本身就表現了德里達的“不能決定性”原則。

　　隨后斯皮瓦克指出，《福》的中心情節總是將敘述的各個線索推到使所有線索中斷的懸崖峭壁上，從而引起全部已有線索的大倒退，像每次沖擊上岸的海浪一樣，不管多么洶涌澎湃、威力無邊，必然在登陸的地方一無所獲，空吼著打道回府，就如克魯索在島上建了龐大的梯田卻顆粒無收一樣。這些懸崖峭壁包括：星期五被割掉的舌頭，他因此無法講述自己的故事，同時消磨盡巴頓和福先生替星期五講述故事的欲望;巴頓將故事講述出來的欲望總遭到敘述者福先生不在場的破壞，自己寫出來的故事又被福先生不斷否定。到頭來，《福》的文本沒有建構起關于任何人的歷史敘事：福先生、巴頓、星期五、克魯索所有的歷史都以碎片的方式存在，整合不到一個總的單一的歷史框架中，誰的歷史也無法成為別人的歷史。斯皮瓦克認為，女性受難和奴隸受難各有不同的歷史，因此，它們不能放在同一個“壓迫史”中被敘述，也不能在同一個“解放話語”里完成一個共同主體的創造。

　　斯皮瓦克認為，庫切對笛福原著的改寫首先顛覆的是建立在“基督教倫理、理性和私有財產”上的西方男性形象，這是西方文學長期供奉的神龕。在《福》里，魯濱遜的形象被完全改寫，從一個可以主宰一切的有著強烈信仰和實踐理性的白人男性形象變成另一個絕望的、無助的、無法溝通的、自私自利的狹隘的遇難者形象，庫切為殖民者描繪了一個完全不同的肖像。與此同時，庫切并未建立另一個反抗克魯索的英雄，巴頓并不是克魯索的反抗者，相反，她自視為克魯斯的妻子，和他調情，向他獻身，實際上，巴頓準備向所有的男人獻身，并以獻身的方式來完成對男性權力的顛覆。巴頓絕對不是通常意義上的革命者形象，她與其說是種新的敘事話語，不如是一種靠依附其他話語而存在的話語。這樣，斯皮瓦克回到解構主義最核心的批判姿態上來了，那就是，解構的任務不是建立一種新的敘事，而是解構舊有的敘事，這種解構工作不是由任何一個新的主體承擔的，而是歷史文本的自解構。解構的工作就是調動各種已有的敘事然后讓之遭遇自己的虛構真相，正是在這個意義上，庫切是解構者，而作為閱讀者的斯皮瓦克本人也必須是。解構者必須遵守一個鐵定的原則，就是放棄直接構建一個自己認為更加真實的“他者”形象，以取代舊有的。庫切很好地讓巴頓不去告訴我們星期五的真實歷史，他最終希望星期五通過學習英語來自己完成。但與此同時，斯皮瓦克敏銳地分析了星期五如何把新學的字符變形的過程，以說明德里達“彌散”的洞見，即西方語言的本質可以在精神病人夢囈般重復的話語中顯現出來：混亂、重復和缺失。這樣，再次證明他者是無法被言說的，因為語言結構保證可被言說的只是“無物”，語言無法為溝通和了解提供可能。在對語言的理性結構作了如此徹底的批判后，斯皮瓦克和解構主義就不能為理解的可能性作任何建設性的工作;相反，他們熱衷于捍衛“他者”無法言說的正當性，而一切倫理，或者世界主義的倫理原則就是建立在這個基礎之上的：為一切差異性的合法存在作最終的辯護——與他人成為鄰居，但閉口無言。

　　今天，我們將如何評價這篇著名的甚至連戈迪默都拜讀過的歷史文獻?[19]它的一個最大貢獻是讓讀者明白《福》中一些不忍卒讀的甚至會抱怨作者無病呻吟的片段中的微言大義：庫切將敘述提升到“元敘述”這樣的高度，從而冷酷無情地令讀者接受知識分子在關注他者并向往革命的過程中所深陷的言說困境，這種蒼涼的體驗被庫切以如此輕松和戲虐的游戲姿態表達出來，如果不借助斯皮瓦克精湛的解讀功力，確實難以為外人所知。但是，中國的非洲文學研究者依然會問這樣的問題：當我們來教授這部作品的時候，我們是否會依循斯皮瓦克給出的教案?我們會如何批評她的解讀?

　　實際上，如果我們回到斯皮瓦克寫作此文的年代，無法不驚奇地感到作者是如何孤高地漠視彼時世界的風云變幻。這是一種超凡脫俗的境界，還是在亂世中顯出作者格局的狹小?也許1990年在美國的歷史上是相對平靜的一年，但整個東方卻經歷著滄海桑田的變化：冷戰格局正在終結，東歐劇變已經開始，非洲民主化浪潮洶涌，納米比亞從南非白人統治中獨立，南非黑人領袖曼德拉出獄，以前非法的政黨合法化，世界上最后的白人統治搖搖欲墜。這一切變化在斯皮瓦克一連串的近期著作中都沒有反映出來，我們很難想象她在1990年作《福》的評論卻似將時間停留在1986年。南非新出現的重大變化完全沒有進入斯皮瓦克反思《福》的視角，這樣去歷史化的研究不得不令人想到福山的關于“歷史的終結”的預言，于是我們不得不問，斯皮瓦克的研究是在什么知識條件下產生出來的?她的工作是為誰而做的?她設想的讀者是誰?只有將她的工作歷史化，我們才能看到美國學院體制里的后殖民理論自身的局限性。

　　斯皮瓦克正如她的同事科林·馬克卡貝所評價的，是美國人文研究學者中少有的對教育懷有巨大激情的學者。他在為斯皮瓦克《在其他的世界中》寫的序言中說，“這些論文的一個突出價值是貫穿在字里行間的作者對教學和教育的熱情。斯皮瓦克是少有的能夠對影響世界的主要問題有所把握同時又關注這些問題是如何在具體的教育語境下被思考和討論的學者。”[20]這句話準確點出了斯皮瓦克學術思想發展的方式：她思考的動力從來不像德里達那樣來自應對自西方思想在20世紀所面臨的巨大挑戰，給她學術不斷增添活力的是在各種各樣的具體美國學院教學環境下她所倡導的解構主義方法和原則所面臨的挑戰，對這些挑戰的回應構成了具體的學術活動，這些挑戰包括：女性主義研究如何和馬克思主義結合的問題，[21] 解構主義批評如何不淪落為傳統意義上的“新批評”傳統，如何理解解構的原則——讓作品意義顯現自我矛盾的特征——和批評家必要的主體介入的矛盾問題，[22]這篇論文令人感興趣的是提出女性主義批評的路徑為“內批評”。第三世界文學和歷史應該如何研究,[23] 美國流行的各種批判理論所受“唯心主義”和“結構主義論的科學主義”的干擾等等。同時，在深入介入對美國的“區域研究”“比較文學”“英語文學”的批評時，她試圖通過改革美國人文教育來重新塑造“美國的心靈”。我們認為，斯皮瓦克本質上是一個教育家，她全部的熱情在于“改造我們的學習”。

　　在寫作《在邊緣中的理論》前后，斯皮瓦克的工作是回應勢力正在壯大的后來在小布什任上對美國政治具有深遠影響的新保守主義對美國多元文化信仰的挑戰。阿倫·布魯姆在1987年發表的新保守主義力作《美國封閉的心靈》成為當年排名第一的暢銷書，次年出版的赫施《文化教養》[25]的發行量則僅次于前者。這兩部書都是美國文化的尋根之作，分別從精英和大眾立場重新強調通過經典閱讀鞏固美國傳統價值。正是在這個背景下，斯皮瓦克開始寫作《在邊緣中的理論》和其他文章，批判美國右翼提出的重建美國核心文化和主體意識的方案，[26]只有了解了這個背景，我們才能理解《在邊緣中的理論》文章的前面部分斯皮瓦克對薩特和美國區域研究突然發起攻擊的目的，也能理解，為什么斯皮瓦克會不斷提到她和學生討論《福》的過程。總之，斯皮瓦克這是在借《福》發揮，來談論美國人文教育和研究所面臨的問題。

　　因此，我們不可能照搬斯皮瓦克的方案用在我們的非洲文學研究和教學中。雖然如此，斯皮瓦克的研究對我們依然具有很大的啟發意義，特別是她從解構角度對女性主義的批評立場、如何書寫女性歷史等問題所提出的意見，才是她思想精華之所在，也是在這個領域，當她把女性主義批評和馬克思主義進行連接后，極有可能產生實體政治，突破她自己的“政治中立”原則。相反，她對第三世界學者看重對底層“階級意識”的發掘工作所作的批評，顯然只有立場，并無實際的貢獻。

　　和斯皮瓦克成為有趣對照的是，庫切雖在作品中屢屢采用女性敘事，但這與其說是作者在提出一種富有遠見的女性政治遠景，不如說是對西方盛極一時的女性主義的迎合。女性在庫切《福》和《鐵器時代》中形象扁平，缺乏真實意義的心理活動，充當的僅是敘事功能。頻危的庫倫老太對死亡所作的冗長的沉思、巴頓乖張的舉止都無真實性可言。庫切以女性作為自己敘述的姿態而不是作為困難的象征。因此評論家和作家便有了不可調和的位置差異：斯皮瓦克思想中能通向實體政治的女性主義理論，恰恰是庫切思想中邊緣性和表演性的東西。斯皮瓦克怎么會意識不到這種區別?故而在文章來她加了一句輕描淡寫的話：“我對一個男性作家寫女性的作品多少有點不舒服。”這句話是斯皮瓦克的擋箭牌?因為如此贊揚一個男性作家制造的女性話語文本是很不符合西方女性主義政治正確原則的。或許這是一個遮羞布?掩藏自己無力更深地進入庫切話語所指向的實體政治內容?無論怎樣，這句話表明了斯皮瓦克批評的挫敗感，而她的論文沒有證明她最終克服了這種挫敗感。什么是庫切在存在意義上關心的問題?什么是他思想中可以轉化為實體政治的可能性?能夠回答這個問題的不是斯皮瓦克式的美國學院后殖民理論家，而是另一批理論家，他們對庫切顯然有著更深刻的理解，因為雙方都是寄居殖民地白人歷史的承載者。這就使我們需要展開圍繞著《福》而產生的后殖民批評的第二個方向。

　　4　白人寄居者的后殖民理論：海倫·蒂芬對《福》的批評

　　在后殖民理論家中，一批來自加拿大、新西蘭和澳大利亞的學者與斯皮瓦克、霍米·巴巴、薩義德等人不同，他們并不在美國的學術體制內工作，而是在自己的祖國，他們更有家園的歸屬感，同時，西方文化對他們來說也不是什么外來文化。這樣，后殖民文學研究就產生了兩種集團，一種鼓吹美國的多元文化，另一種則是寄居者白人對自己生活世界所作的“自我肯定”。

　　這個學派對于后殖民文學理論的發展作出了巨大的貢獻。實際上，《逆寫帝國》【27】是這個領域開山和扛鼎之作，沒有這部理論著作的出現，就沒有今日后殖民文學研究的格局。它為后殖民文學研究提供了行之有效的方法，真正改變了第三世界文藝運動雖然在60年代由社會主義陣營發動卻無很好的研究、在詹明信那里得到初步理論化卻無實質進展的情況，這種改變意味著第三世界文學以政治為主導的研究的失敗，現在的研究權落入后殖民文化研究者手里。

　　寄居地后殖民文化理論大致肇始于1985年前后，而《福》是1986年出版的，二者具有時間的同步性，但這種同步性并非僅僅是時間上巧合，更是西方社會內部和外部變化的結果，二者也并不是平行關系，而是互相連接，共同完成了寄居地后殖民話語的建設工作。

　　如果簡要回顧一下后殖民理論發展的歷史的話，我們可以看到它在不同時期的關注點是和全球的地緣政治密切相關的。從后殖民理論的起源看，它是兩個歷史時刻的產物。第一個是冷戰框架下產生的非洲民族獨立解放運動，阿爾及利亞革命(包括古巴革命和越戰)促進了法國戰后的后結構主義和解構主義思潮，誕生了薩特的激進反殖思想、福柯和德里達對西方形而上學的徹底顛覆、喬姆斯基革命性的生成轉化語言學和相應的社會語言學、薩義德的東方主義批評，這些成為隨后出現的后殖民理論的重要思想資源。【28】第二個歷史時刻則是80年代末來臨的全球化時代，這為后殖民理論奠定了新的歷史基礎。后殖民理論的本質是新的地緣政治的文化表述，它成為全球化時代西方處理新型國際秩序，特別是重構與前殖民地國際關系的最重要的理論依據。

　　從地緣政治看，后殖民理論的發展有三個不同的階段：第一個階段處理的是“東方問題”，這也正是薩義德可以引領時代的關鍵。整個亞非拉都可以放在“東方”這個地緣政治框架內來理解，它通過西方的自我批判來確立邁克·哈特所說的帝國所需要的全球化意識形態，來自第三世界的學者在美國學院體制內為這個時期的后殖民理論作出了重要貢獻，斯皮瓦克對《福》的闡釋是迎合這種需要的產物。但是，斯皮瓦克這些理論家自身的經驗與寄居地白人的生活經驗有很大差異，因此處于這個地緣政治內的學者便產生了自我言說的需要。當《福》被這套話語闡釋時，新的地緣政治特點和歷史意識必然被融于其中，這便是后殖民理論發展的第二個階段。后殖民理論發展的第三個階段，是以美國入侵伊拉克而引發出的全球恐怖主義活動以及非洲的難民問題為開端，后殖民理論開始重視中東和伊斯蘭問題，新的地緣政治不斷促進后殖民理論的調整和變化。【27】序言部分。在這個階段，《福》和庫切文學的重要性都有了明顯的下降，所以本文并不涉及對這個階段后殖民理論的批評。

　　大約在1985年前后，西方文學研究因為出現了來自加拿大、澳大利亞和新西蘭學者的聲音而發生了明顯的變化，這些國家的文學以前一直處于西方主流文學陰影中而沒有受到重視。現在，隨著西方完整的自我鏡像被二次世界大戰、社會主義革命、第三世界反殖革命和西方內部的社會運動沖擊得四分五裂，西方內部地處邊緣的文化主體性意識崛起，向中心發起了挑戰，并逐漸改變西方比較文學、英語文學的研究狀況。這體現在如下兩個方面：第一，西方傳統的比較文學研究比較的是使用不同歐洲語言創造出的文學作品，即英、法、德、拉丁文學等的比較，忽略的是使用同一種歐洲語言卻在不同地方創造的文學【28】，這使得加拿大、澳大利亞、新西蘭創造的英語文學長期在美國學院體制中處于邊緣位置【29】。后殖民研究則不重視非洲的法語文學和非洲的英語文學之間的關系，重視的是非洲的英語文學和法語文學分別和英國文學、法國文學的關系。在同樣的語言系統下書寫發生的差異應該如何理解，是后殖民研究的重點，這也就是“英語語系”“法語語系”研究得到迅速發展的歷史背景。第二，加拿大、澳大利亞、新西蘭等國創立的英語文學一直被認為是歐洲文學的一部分，而不是后殖民文學，現在強調其后殖民性，等于強調這些國家文學的主體價值，這為這些地區的文學研究重新奠定了區域主義(如果不能說是民族主義)的方向。

　　比爾·阿希克洛夫在《閱讀“后殖民的澳大利亞”》一文中明確指出，澳大利亞是發達的西化國家，它的后殖民性不體現在與西方制度設計方面的差異，而體現在文化方面。是這種文化獨特性給予澳大利亞以自我認同。【30】這個多樣性的現代性文化方案有兩個明確的含義：第一，和英國英語(即所謂“大寫英語”)相比，世界其他地區發展出來的豐富多采的地方英語(即“小寫英語”)體現了英語形式的多樣可能性，因此這些使用“小寫英語”創造的作品不應該用“大寫英語”標準衡量，評論家的工作是解釋“小寫英語”如何在與“大寫英語”的斗爭過程產生，正是這種英語的多重現代性方案形成了不同的地方文化認同;第二，80年代出現在西方之外的后現代主義潮流為什么不是一個“后現代現象”反而是一個“后殖民現象”?也就是說，引申開來，后殖民文學不應該理解為西方文學的替代，而是西方文學內部的多元樣式。這兩個理論命題目前正是西方主導的后殖民文學研究的兩個理論支柱：一個屬于語言問題，一個屬于藝術形式問題。

　　澳大利亞學者海倫·蒂芬無疑是這種后殖民文學研究最有影響的理論家。她的名篇《后殖民主義、后現代主義和后殖民歷史的修復》在理論上闡述了西方盛行的“后現代”理論在被用于解釋“來自印度、非洲、澳大利亞、加拿大、新西蘭、南太平洋和加勒比海作品”時的不恰當性。她提出，西方后現代主義作品里面所設定的關于“自我/他者、土著/流放、語言/地點以及奴役/解放”的二元對立模式如果被作為基本分析原則用于其他社會時，就會取締這些社會矛盾內部固有的復雜性。因此她斷言，“西方的后現代的標簽必須拒絕，西方白人創造的后結構主義對后殖民理論家則具有啟發性，但是，如果只接受它們的觀點而不從后殖民角度進行認真的辨析，則這些觀點就非常有害。”【31】她發表于1984年的《英聯邦文學和比較方法》則確立了后殖民文學研究的政治便是語言的政治的觀點：“使用何種語言是后殖民文學的一個內在的政治性問題，正如對它做的形式和發展的歷史學研究一樣。用英語寫作本身就會給殖民地作者以帝國的權力。在很多時候，作者們都自覺和審慎地要逃離這語言的牢籠，而許多最具實驗性和精彩的作品因此而產生。”【32】這個觀點在1989年發展為《逆寫帝國》全書的批評框架;她于1987年發表的《后殖民文學和反話語》則闡述了后殖民文學的本質是西方文學的“反話語”。她說：“后殖民作家和批評家在反抗一個普世的文學觀念(或者反抗被西方控制的‘后現代’和‘后結構’理論)的實踐里創造了‘反話語’。”【33】這便是后殖民話語實踐的本質，而所謂的后殖民研究就是揭示這個反抗的本質。它包括兩種研究模式：“我們提出兩種可能的后殖民研究方式(不一定互相排斥)。第一種是將一個文本的后殖民性定義在它的話語形態上，第二種是找出這種話語形態和物質現實的決定性關系。第一種方式常引起的錯誤是僅在話語中理解話語;第二種易引起的錯誤是本質化。”【34】蒂芬謹慎地要將后殖民研究既導向對西方普遍話語的批判，又避免陷入本土的本質主義。可以說，這個方向的后殖民文學研究都是根據她的這個原則展開的。

　　蒂芬對庫切和《福》的研究指明了不同于斯皮瓦克的方向。這主要體現在兩個方面：第一，《福》被置于南非的現實語境中來闡釋，這即蒂芬說的，既辨認出這部作品的“后現代主義”風格和“元敘事”特征，同時，又不像斯皮瓦克的研究那樣，將這種風格看成與南非的現實無關的產物。庫切公認的權威研究者大衛·阿特維爾在這方面作出了最引人注目的貢獻。他這樣陳述自己的方法：“我的研究涉及庫切小說中的后現代主義問題，不過這只是一種趕時髦的做法。實際上，盡管庫切采用了許多現代主義及其相關的技術，他的特點卻是能夠將其融入充滿倫理和政治沖突的南非現實。換言之，我們要做的是在后殖民性中理解他的文學的后現代主義。”【35】具體做法就是突出《福》與南非白人英語文學文本的互文性，而不是僅在貝克特、卡夫卡這群歐洲大師作品中找到庫切的對話對象。這樣，他遠遠超越艾娜·格拉貝的研究，后者僅限于指出，庫切在《福》的小說里關心的不是講個什么故事，而是如何講述故事，所以他的文本屬于后現代文本，因為“能指”而不是“所指”是其文本的主角。【36】阿特維爾則為我們找到并細膩地揭示出庫切在不斷挪用南非著名女作家施賴納《一個非洲莊園》的文本的種種跡象，甚至指出這位女作者在1871—1892年游逛在倫敦街頭為自己作品尋找出版社的經歷都影射為蘇珊尋求福先生來講自己故事的情節。在阿特維爾看來，《福》字字都有南非文化的來歷，它首先講的是“大都市、寄居者殖民地社會和殖民地社會的權力關系”【37】。

　　蒂芬指明的第二個方向是研究庫切文本背后的語言政治，選擇什么樣的英語，是一個理解庫切思想的重要角度。杰萊德·齊姆勒在其《庫切和風格政治》一書第五章研究《福》和《邁克爾·K的生活與時代》使用英語的情況，盡管并不成功，但依然是一個有益的嘗試。【38】 澳大利亞學者考秀并不是才華橫溢的研究者，但她在《筆和權力》這部書的前言部分作了一個出色的工作，即讓我們清楚地看到南非黑人、有色人種和白人在使用英語、本土語言還是阿非利卡語寫作時的不同選擇和考慮。她這樣總結道：“南非以英語為母語的作家一定選擇英語寫作，黑人作家除了英語，沒有別的什么選擇，而說阿非利卡語的白人和有色人種選擇就相對困難，阿非利卡是他們的母語，但他們有時出于許多考慮會選擇使用英語寫作。”【39】庫切就屬于這種例子。他是阿非利卡人后裔，但從小在家里就以說英語為主，最后他選擇用英語創作。考秀對《福》的解讀繼續她對“筆和權力”問題的關心，認為庫切在《福》里主要探討的是“誰來寫故事” 的問題。

　　蒂芬本人對《福》的解讀寫在《后殖民文學和反話語》一文中，體現了她對具有進步傾向的寄居者白人知識分子對于黑人解放的巨大困惑的理解，庫切的困境也是澳大利亞白人處理土著文化時面對的矛盾，她將之歸結如下：

　　“

　　語言、文本、作者/權力以及這些賴以運作的話語場是《福》的主題。敘述模式和政治壓迫的密謀體現在歐洲和南非寄居者的歷史主義和現實主義寫作模式中，這讓庫切可以證明文本作為壓迫黑人的政治工具和拆解它的必要。當塞爾文使用多元聲音來顛覆統治性的一元聲音時，庫切卻選擇一個自由主義者的位置發言，以揭示政治和審查制度依然剝奪著星期五的發言權，他也選擇在一個克魯索將星期五當成合法奴隸而自己又每天被“野蠻者”留在沙灘上的腳印弄得惴惴不安的世界發言。在這種情況下，如果星期五可以發言，也只能使用克魯索的語言，而庫切不打算讓他這么做。相反，他將使星期五失言的壓迫機制作了戲劇化的夸張：使他的舌頭被不能確定的什么人割去。庫切批評了自由主義者對此的配合，以及在歐洲和南非歷史書寫中不斷將星期五描寫為無聲存在的種種方式。【40】

　　”

　　5　馬克思主義對庫切的批評

　　通過介紹上述兩種后殖民理論對庫切《福》的解釋，我們可以對后殖民文學研究理論作如下歸納：第一，它提出和歐洲中心主義、民族主義都不同的文學觀念，庫切在后殖民理論家的闡釋中，既不是歐洲作家也不是南非作家，而只能是后殖民作家。第二，這些后殖民作家普遍具有兩個根本特點：首先，他們都有離散、移居甚至流亡的經驗，因此在身份、文化和地域認同上出現了很大的困難，這種邊緣性決定了他們的反抗性。但他們的反抗不是政治上的反抗，而是通過重建一種世界主義意義上的倫理學——他者的倫理——來重新設計中心/邊緣、同質/差異、單一/多元之間的倫理關系;其次，這些后殖民作家因為和祖國現實的隔離，寫作往往導向現代主義或后現代主義形式，但這種形式本身就是他們生命存在方式的美學象征。

　　后殖民文學理論同時是一種倫理理論和美學理論，它構成了西方研究非洲文學的整體思路和方法，下面我們介紹西方內部展開的對后殖民倫理學和美學分別進行的批判。

　　自后殖民作為提倡多元文化價值的理論問世以來，批評的聲音從來沒有停止過。但是，真正引起左翼和右翼聯合圍剿是發生在“911”事件之后。美國著名保守主義學者斯坦利·庫爾茲在美國眾議院教育委員會作證時，指責薩義德要為“911”事件負責，認為他的學說癱瘓了美國的區域研究，使得區域研究生產的知識不再為權力服務，這才導致今天的美國失去對中東和伊斯蘭世界的理解與判斷力。來自左翼的霍米·巴巴則批判后殖民理論沒有從法儂那里獲得足夠的教益，將本應更為重視的社會財產再分配和實現社會公正轉變為文化領域的身份大戰。【41】今天，隨著西方被越來越多的恐怖襲擊所威脅，后殖民所鼓吹的無政治性的文化融合不得不引起西方社會深刻的反思。

　　在《邊緣中的理論》一文的結尾，斯皮瓦克出人意料地回應了來自貝妮塔·帕里的批評(帕里批評她總是解構，而不是試圖讓星期五說話)，她說，“你可能忘記了吧，我也是土著人啊，星期五怎么說話的，我也怎么說，我只是比他說得更好一些而已。”這段辯詞或許真正暴露了斯皮瓦克的潛在身份認同，她沒有如我們想象那樣認同于女性白人敘事者巴頓，認同的竟然是黑奴男性星期五。可她想說什么呢?她是想說她是星期五的合法代言人?還是想說以后星期五將要獲得的語言也不過就是她所使用的英語?不論哪種回答，都和《福》的文本以及她對《福》的分析相抵牾。這種潛意識的瞬間“失言”多少反映了后殖民理論家的“虛偽性”，他們忽略了文化精英和普通勞動大眾的根本區別：精英可以任意流動和發言，而底層民眾只能被囚禁于自己的本質牢籠里面——要么是黑人性，要么是自己的階級，要么是自己的語言，要么是自己的國家。

　　實際上，巴頓和星期五的關系或許可以看作是“離散”的精英和無法“離散”的第三世界勞動大眾的關系。巴頓因為無法接近星期五的實體而引發的焦慮正是后殖民寫作內部的焦慮。庫切的后殖民寫作在本質上是一種“元敘事”，通過巴頓不斷對已有的敘事進行增刪、拼貼和修改而使得她的敘事本原化。但是，這種本原的獲得依然使她無法講述星期五的故事，也就是說，她的語言最終不是模仿的語言，不是行動的語言，不是現實的語言。巴頓的藝術是反現實主義的。可以說，在很大程度上，后殖民文學理論所經典化的作品屬于互文性強但現實模仿力弱的后現代主義作品。后殖民文學理論與后現代主義藝術運動一拍即合，是需要我們特別加以注意的現象。我們需要問，為什么后現代主義會成為后殖民寫作最根本的藝術形式?是后現代主義還是現實主義更能有效地反映非西方或者后殖民社會的現實?

　　正是對這個問題的回答，使我們進入對后殖民美學進行批判的馬克思主義方向。馬克思主義文藝批評在非洲的歷史因為篇幅的原因不擬具體展開。我們可以只談論幾個觀點：第一，馬克思主義本質是一種階級解放理論而非種族解放理論，所以在非洲長期缺乏響應者，直到70年代，隨著非洲進入所謂的新殖民階段，社會矛盾由種族轉向富裕的黑人和貧窮的黑人之間的階級矛盾，馬克思主義文藝理論才真正開始進入非洲的知識界。第二，在非洲工作的白人馬克思主義者和黑人馬克思主義者盡管道同術卻不合，黑人馬克思主義者受到毛澤東文藝思想的影響，視“文藝是為誰的”為首要問題，而白人馬克思主義者則普遍受到盧卡契的影響，強調現實主義的重要性，藝術必須反映社會的“整體性”。第三，從批判實踐看，非洲馬克思主義出現是以批判非洲的現代主義潮流為任務的。最著名的文章是漢特寫的批評索因卡的論文，索因卡作品里出現的神秘化的現代主義風格被解讀為非洲的新型知識精英在脫離勞動階級向資產階級過渡過程中出現的空虛、迷茫和重新神秘化自我的心境寫照。【42】

　　對庫切的馬克思主義批評依然沿襲著這個非洲的馬克思主義傳統。史蒂芬·沃森所著《殖民主義和庫切的小說》【43】是篇非常杰出的馬克思主義文論，它顯然說出了后殖民理論家沒有說出而讀者卻不難感受并困惑的對庫切的認知。庫切真的如后殖民批評家所說的那么偉大嗎?他和他自己祖國的關系是什么?他和為推翻種族隔離而浴血奮斗的黑人和白人的關系是什么?如何理解他從未在他的作品里向他們致敬這個事實?如何理解他的現代和后現代主義的風格?替換掉南非盛行的現實主義，這種嘗試的價值在哪里?

　　沃爾森不再看重西方流行的對庫切的贊美，而是致力揭露庫切作品華麗繁復敘事背后掩蓋的時代幻滅感和它的根源。沃爾森認為，庫切是一個殖民者，又同時是拒絕當殖民者的人，這便是庫切真實的身份。約翰內斯堡是因為開礦而新興的城市，它的文化是現代工業文化;開普敦與約翰內斯堡不同，是荷蘭人最早登陸居住的地方，在傳統農業上發展出了奴隸文化。庫切對后者熟悉而對前者則知之甚少，所以他的作品最基本的關系是主人和奴隸的關系。“如果殖民主義首先是外來者對一個地區的征服和奴役，那么它的基本關系就是權力和沒有權力的關系，就是主人和傭人、領主和奴隸的關系。庫切小說總是集中展現著這種關系”。《福》便是一個例子。巴頓是不想當殖民者的殖民者，她照顧并簽署釋放星期五的文件。這反映了庫切的態度，但庫切的主人公都缺乏真正的行動能力，都不知道怎樣融入改變歷史的進程中去。這是一種歷史虛無主義，它成了庫切采用現代主義而放棄現實主義寫作的原因：“當被描寫的主人公僅是被歷史撥弄來撥弄去的客體而不是改變歷史的積極行動者，這個世界采取現實主義來表現就不太可能。”

　　沃爾森提出，因為庫切不能從經濟剝削的角度理解殖民制度的實質，他就不可能真正理解殖民主義的歷史，也無法設想它的滅亡，因此，庫切的小說表現了思想和行動的斷裂。沒有了行動，沒有了改變世界的方向，寫作也就失去了現實主義的靈魂：現實主義就是描寫改變歷史的行動中的人。從這個角度講，庫切放棄了以戈迪默為代表的盧卡契式現實主義，而采取了現代主義寫作策略，結果必然導致庫切筆下的南非現實是抽象的、環繞著神秘主義氣息的、缺乏社會唯物史分析的、不可理解的壓迫的象征。他說，自庫切發表了第一部小說《塵埃》以來，在南非文學史上，從來沒出現過如此張揚和自覺地與現實主義傳統決裂的作家。庫切無比坦誠地宣布他自己的寫作的人造性和虛構性。隨后，他評論道：

　　我們應該記住，現代主義的中心任務是將凝滯了的經驗世界神秘化。從一方面說，庫切的作品便是這種寫作的一部分。它們是種神話而不是現實。或者說，它們將后者轉化為前者。如果有人喜歡他的東西，那不只是因為他們厭倦了如實反映現實的作品，因為現實要么太虛華要么太殘酷。不管承認還是不承認，真正吸引讀者的是其作品中呈現的一種準宗教的沖動，這貫穿在他的神秘書寫中，體現在他極不真實的情景和人物設計里，并形成了他的禁欲式的風格，正是這種風格讓他的作品不會有一絲一毫盧卡契曾批評的“自然主義的專橫”。【44】

　　沃爾森因此得出的結論是，庫切的神秘主義是一種形而上學的沖動，這種形而上學的沖動將殖民暴力抽象化，因此找不到任何解救的出路。“當我們注意到理論和實踐在庫切那里是斷裂的，我們就不難理解為什么亞里士多德為西方文學現實主義所規定的有關內/外、真實/虛妄、過去/現實/未來的截然區分會在庫切的作品中都界限模糊了。”【45】

　　6　作為“外部研究”的中國非洲文學學

　　中國目前的非洲文學研究面臨的挑戰可以理解為由“外部研究”所帶來的問題。所謂外部研究不是指在批評史上和新批評相對的文本的“外部研究”，而是針對后殖民的“內部研究”而言的。整個后殖民研究模式是建立在“內部研究”之上的，如果咬文嚼字，“后殖民”三字中的“后”的全部意義是以“殖民”為前提的，其研究歸根結底是對殖民統治在去殖民之后遺留的社會和文化效驗的研究，這種殖民統治留下的各種效驗標志著所謂后殖民社會和孕育它的西方母體的血緣關系。這種現象是如此顯著以至于無需加以說明，我們僅需指出，后殖民研究的對象是被西方文明教化的那部分的第三世界，而具有更原生狀態的另一種第三世界的面貌則未被納入后殖民研究范疇，至少，從斯皮瓦克、霍米·巴巴、蒂芬的研究中我們可以看到，后殖民研究在我們討論的這兩個階段所設定的范圍就是英語輻射的范圍，英語這個文化載體保證了后殖民研究作為后殖民社會的內部研究的性質。

　　中國的非洲文學研究是中文和非洲英文、中文和非洲本土語言的互釋;它們之間的絕對差異使得我們的研究是一種外部研究，使得我們不可能做后殖民以語言政治為中心的研究的工作，至少，非洲文學的語言問題不能只在“大寫英語”和“小寫英語”的關系里面理解，而必須將其看成整個非洲革命和現代化建設實踐中的一部分，而不是全部;非洲作家對英語的反抗也只是對其他形式壓迫的反抗的一部分，而不是全部。我們的“外部研究”因此需要一個重新設計的總體規劃。

　　中國的非洲文學研究的“外部”特性還包括非洲的歷史、社會制度、精英構成、文化心理都外在于中國社會與文化，因此我們感受到的各種相似性只是相似而非共同的歷史的產物。而西方則在非洲發現了“另一個自我”，是西方強加給非洲一個歷史的產物。這就要求我們的非洲文學研究必須思考“比較的可能性”和“比較的條件”這些問題，亦即一個主體知識和一個客體知識展開對話的可能和前提的問題。

　　如果上述幾個方面都說明中國的非洲文學研究只能以“外部研究”的方式開始，我們就必須認識到這種方法的局限性、新的可能性和未來。

　　第一，局限性。研究一個文本如果只關注這個文本產生的歷史條件、作家是誰、其生平在作品中的投射、受誰的影響等，其實無法真正把握這部作品的內在自足性。同理，如果我們的非洲文學研究只是停留在外部研究階段，非洲文學的內在自足性也難以把握。因此從外部研究向內部研究過渡是必然的，但怎么做呢?我們想到的方法有：第一，學習掌握非洲本土語言，更好地理解非洲的洋涇浜英語，即通過把握非洲文學語言來進入非洲文學內部。但我們都知道，這是研究的必要條件，不是獲取“內在性”的充分條件。第二，作扎實的史料積累工作，這方面歐洲對資料的收集是我們學習的偉大榜樣。但，經驗上的資料收集和經驗主義式研究不一定能帶來對非洲文學深刻的理解，它只是我們得到這些理解的前提條件。第三，理論進入。西方進入非洲文學研究的重要方式是通過操作理論話語來完成的。我們知道，沒有理論，就沒有一個價值判斷標準、美學原則、歷史觀，沒有這些主體可以進行自我反思的知識范式，就沒有研究的展開。我們進入非洲文學研究必須從理論進入，但是我們用誰的理論?什么是中國理論?中國現當代文學研究的理論哪些源于中國獨創?靠理論來完成中國非洲文學學的建設幾無可能，這些即是我們的“外部研究”種種可能的局限之處。

　　第二，新的可能性。新的可能性需要通過對理論、經驗主義和支撐中國外國語研究領域的過分夸大語言重要性的語言本體論的反思和批判才能看到。如果中國的非洲文學研究體制只培養出了大量非洲語言人才，他們就不足以肩負中國的非洲文學學建設的重任;如果我們的研究者只從后殖民理論、拉康理論、馬克思主義理論等理論范式進入非洲文學研究，盡管會得到許多有趣的發現，但這不足以成為中國非洲文學學的主要知識形式;如果我們只做大量的材料收集翻譯工作，充其量是蓋了一間非洲文學紀念館。那么新的可能性在哪里呢?在我們看來，可能來自兩個方面。

　　第一個方面，為了克服經驗主義(或各種各樣的史學、作家作品研究等實證研究)，我們需要確立“比較的可能性”。非洲文學和中國文學可以比較的前提是由文學的現代性決定的，而文學的現代性是由世界歷史、不斷變化著的地緣政治、生產力和生產關系決定的。這是一種動態和變化生成的“現代性”，而不是被已有觀念和理論固定的“現代性”話語。重新回到歷史的進程通過不斷反思文學的“現代性”條件來確立非洲文學和中國文學的主體生成問題，非洲文學的研究本質上是兩個主體在世界歷史中形成的主體意識的對話。中國為什么需要非洲研究?中國研究非洲文學的巨大動力必然在于我們要以中國的方式把握20世紀世界文學的進程，并重新構造21世紀世界文學的秩序，這是中國文化主體自我認識、自我發展、自我更新的需要。正如黑格爾所說，一個主體的成長需要經歷客觀化和主觀化的辯證發展階段。我們的客觀化體現在我們現在是世界地緣政治重構的積極參與者，非洲的位置、非洲文學的位置都受正在變化的世界關系的深刻影響。我們不能失去在世界發展的動態過程中把握非洲文學現實的能力，我們要積極闡釋非洲文學和世界文學關系發生的新變化。主觀化的過程指，我們需要在研究非洲文學之中充分消化我們的現代性文學經驗，同時以我們的現代性經驗為參照系找到把握非洲文學史的方法。這需要我們打破90年代在全球化浪潮中發展起來的后殖民研究的壁壘，回到60年代中國曾參與的第三世界文學秩序構建的歷史，重新在第三世界文學框架下思考非洲文學、中國文學和普遍意義上的第三世界文學對于世界文學的意義。非洲文學研究因此必須在介入非洲思想史、社會史、政治史、文化史、非洲文學批評史和心靈史的層面分路展開，單純的審美批評根本無法進入非洲文學，純粹的文學外部研究也無法把握非洲文學形式問題。文學研究一定要離開文學，在外面走一圈之后再回到文學，因為作為話語、意識形態和社會思想情感載體的文學既是文學又不是文學，將之歸結為一點，就是文學研究是關于文學形式本身和文學形式生成的歷史條件的研究。

　　第二個方面，為了克服理論的抽象性，我們需要看到理論和實踐的辯證關系。所謂理論，基本都是西方的產物，這就是個矛盾，但并不是不可解決的可怕問題。解決理論的偏差永遠依靠實踐。西方的理論是西方形成自我意識和他者意識實踐過程中的產物，從這個意義上說，我們受西方影響的中國現代化道路也內在于西方的理論，這就是為什么馬克思主義理論可以對中國實踐進行指導的原因。但是，我們警惕西方的理論，是因為西方的理論總是要導向西方想要的一種現實生活，而我們想要另一種生活，就必然需要在實踐中重新改寫理論。西方通過理論看東方的現實是抽象的，就像庫切的小說對于南非的現實只有抽象的映射而無具體的了解;我們通過理論看西方的現實卻是具體的，因為西方的理論不過是西方經驗的理性總結，這就是我們的優勢。我們必須看到西方理論背后的“實踐”歷史，這才是真正尊重西方并把西方作為一個活生生的主體來理解的方式。同時，我們自己的主體也是在實踐中創立的，非洲的主體也是在非洲的實踐中創立的，抓住實踐是唯一抓住理論、抓住現實的方法。后殖民理論和西方后結構主義建立了一套放棄主體的學說，其實，它們放棄的不過是抽象的“主體性”，回到的卻是積極的實踐的“主體”——批評便是一種主體活躍的姿態。實踐總是活躍的，理論總是蒼白的。中國非洲文學界如果是活躍的，它就應該引起中國思想界對非洲問題的興趣;如果是活躍的，就應該帶動亞洲的非洲文學研究，以確立不同于歐洲的非洲文學研究范式和方法;如果是活躍的，就應該有能力以中國的非洲文學學和亞洲的非洲文學學介入歐洲和美國的非洲研究學中，形成積極的對話的主體。

　　第三，未來。未來的非洲文學發展方向一定是從“外部研究”逐漸向“內部研究”過渡，從被動的實證和抽象的理論向活躍的實踐過渡。在這個過程中，非但不能排斥西方的研究成果，反而應該更加虛心地學習。如果中國的非洲文學研究尚未獲得世界性的普世意義，就不會有中國的非洲學誕生。中國的非洲學不是民族主義話語的外部拉練。只有在普世的意義上，一切局部的才有內部的屬性。在這點上讓我們再回到后殖民理論來。后殖民理論也許受德里達的影響要比任何其他的歐洲理論家都要多，也可以說，后殖民理論本質是一種解構的理論。而解構是一種什么樣的理論呢?它是告訴西方研究者如何進行“內部研究”的理論。解構是西方在全球化時代滿足新帝國知識要求的“內部研究”方法的哲學說明，所以后殖民理論才會以解構為基礎：把后殖民研究對象圈在英語寫作范圍內，將整個后殖民寫作歷史看成與殖民歷史同步，這是《逆寫帝國》對后殖民寫作的最著名定義。這種同步性的理解來自解構最基本的精神：一個系統總是帶著自己的否定物而存在。這種失去活力的、發生了變異的、貌似不健康的、脆弱的系統衍生物被解構主義者賦予了最積極、最革命的意義。這也是全球化時代關于差異和統一的辯證法基礎。歷史似乎也印證了德里達的設想：非洲大部分國家都是通過談判而不是暴力反抗而獲得獨立的，南非80年代黑人實行的破壞生產讓白人經濟停頓從而搞垮種族隔離制度的方式也似乎表達了這種策略，甘地創建的非暴力抵抗也有異曲同工之妙，是的，一切都以一種蟄伏的姿態、一個變動無為的姿態、一個阿甘本意義上的“使用而不占有”的姿態、一個庫切《邁克爾·K的生活與時代》里“邁克爾”耕耘但不筑界的姿態，來迎合西方把自我進一步內在于大地、內在于西方創造的生產力方式中去。而今天，我們需要建立的內部研究卻要依賴于更積極、更主動的實踐。

　　(全文完)

　　（本文原載于《山東社會科學》2017年第6期）　　

　　注釋

　　[1]2014年5月2-4日在北京大學召開“首屆非洲文學教學與研究國際學術研討會”, 2016年5月21—22日在浙江師范大學召開“全國非洲文學高端研究論壇”。

　　[2]老一代學者只有李永彩著有《南非文學史》專著(上海外語教育出版社2009年版), 翻譯家俞灝東著有阿契貝評傳和研究非洲作家的散論《非洲文學作家作品散論》(寧夏人民出版社2012年版), 今日非洲文學研究取得了一定成績的學者(庫切的一些研究者不能算為非洲文學研究者)有中南財經政法大學的蔡圣勤、北京外國語大學的孫曉萌和上海師范大學的姚峰三位。

　　[3]顏治強是國內堅決主張將“世界英語”作為研究范式的學者，著有質量頗高的《東方英語小說引論:南亞、西亞、東非卷》，人民出版社2012年版。

　　[4]許志強為庫切《鐵器時代》中譯本所作的序《在暴力的旋風中寫作》代表了中國學者對庫切作品中的“文學性”在歐洲現代主義潮流中進行直觀把握的趣向和能力。見庫切: 《鐵器時代》，文敏譯，浙江文藝出版社2012年版。

　　[5]段楓使用敘事學理論研究庫切作品里的敘事問題，見段楓:《歷史話語的挑戰者:庫切四部開放性和對話性的小說研究》，復旦大學出版社2011年版; 高文惠則借助后殖民理論研究庫切，見高文惠:《后殖民文化語境中的庫切》，中國社會科學出版2008年版;研究庫切“離散”特征的見蔡圣勤:《孤島意識·帝國流散群知識分子的書寫狀況:庫切的創作與批評思想研究》，外語教學與研究出版社2011年版。

　　[6]參見滕威:《“邊境”之南:拉丁美洲文學漢譯與中國當代文學》，北京大學出版社2011 年版。

　　[7]蔣暉在《現代非洲知識分子“回心與抵抗”的心靈史》一文中對欽努阿·阿契貝的小說《神箭》的分析試圖解釋“神權”和“父權”的雙重衰落是非洲傳統社會瓦解、非洲知識分子從傳統轉向現代的關鍵。此文載《清華大學學報》2015年第6期。

　　[8] 蔣暉:《論現代非洲文學是天然的左翼文學》,《文藝理論與批評》2016年第2期。

　　[9]尼日利亞戲劇家和小說家奧薩·費米2014年在北大訪學期間告訴筆者,70年代他在尼日利亞讀到過樣板戲《紅燈記》英譯本。

　　[10]蔣暉:《〈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的邊疆學研究:在非洲的故事》，《傳記文學》2015年第5期。

　　[11]強調“藝術為人生”是60年代以來非洲人文主義作家、啟蒙作家和革命作家一致的文學觀點，也是非洲文學批評在后殖民理論影響非洲學術界之前最有影響力的文學觀，南非人文主義作家兼學者伊齊基爾·穆法萊爾、尼日利亞的啟蒙作家阿契貝和肯尼亞的革命作家恩古吉分別可以看作這三個傳統的代表，每人都著有大量的文論，庫切的文論則基本和這三個傳統無關。見Eskia Mphahlele，Education，African Humanism &Culture，Social consciousness，Literary Appreciation，Cape Town: Kwela Books，2002; Chinua Achebe，Hopes and Impediments，New York: Anchor Books，1990; Ngugi Wa Thiong’o，Decolonizing the Mind: The Politics of Language in African Literature，Heinemann，1986; J.M.Coetzee，Doubling the Point: Essays and Interviews，London: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1992.

　　[12]南非圖圖大主教在做“真相與和解”委員會主席時，便以“烏班圖”精神來解釋種族和解的重要性。“烏班圖”推崇集體價值觀，它的意思是“在他人中成為自我”，見Archbishop Desmond Tutu，No Future Without Forgiveness，New York: Image Publisher，2000.

　　[13]在非洲一些國家，從實用角度贊成使用歐洲語言和從民族主義角度將歐洲語言看成殖民語言的觀點極為對立。恩古吉《語言的去殖民化》便是最激進的聲音，此外，經典的語言政治論研究著作有: Alain Ricard，The Languages & Literatures of Africa: The Sands of Babel，Oxford，Trenton，Cape Town: James Currey Ltd，2004; Ali A. & Alamin M Mazrui，The Power of Babel: Language & Governance in the African Experience，Ox-ford，Nairobi，Kampala，Cape Town，Chicago: James Currey Ltd，1998.

　　[14]經濟文化發達如南非者，也只有到了上個世紀的 70 年代才有了幾個自己的小型出版社: 如 Bateleur，Ad. Donker，David Philip，Raven Press 等，改變了南非作家在出版方面寄人籬下的情況。見Stephen Gray，Southern African Literature: An Introduction: Cape Town，David Philip Publisher，1979，p. 5.

　　[15]在《吾國吾鄉》的自傳中，阿契貝講述了《瓦解》出版的曲折經歷。作者先將手稿寄給一家英國出版社，結果不但沒出版卻被敲詐了32 英鎊，后來靠他的一個有關系的英國朋友出面才最終要回了手稿;一年后英國作家吉伯·費爾普斯幫助他將手稿寄給數家不同的出版社，多被拒回，理由是英國沒有閱讀非洲小說的市場。阿契貝說，“如果手稿當時真的丟失了，我不知道我是否還會繼續我的寫作生涯。”見 Chinua Achebe，There Was a Country，New York: The Penguin Press，2012，pp.48-55.

　　[16]應該說，民族化是非洲現代文學發展的一個內在動力，從夏班·羅伯特對斯瓦希里語文學的貢獻、葡語地區葡語對革命動員所起的歷史作用、目前非洲本土語寫作的勃興、用歐洲語寫作的非洲作家對非洲口語文學傳統的借鑒等等，都表明民族化一直是非洲文學獲得自我形式的重要方式。

　　[17]根據國際SIL的數據“Ethnologue”的統計，非洲大陸現有2092種語言，約占世界語言總數的30.3%，http: //www.ethnologue.com/web.asp. 

　　27.參見Pavan Kumar Malreddy, Birte Heidemann, Ole Birk Laursen and Janet Wilson (eds.) Reworking Postcolonialism: Globalization, Labor & Rights, Palgrave Macmillan Press,2015，

　　28.Helen Tiffin, “Post-Colonial Literatures and Counter-Discourse”, in Kunapipi9.3 (1987), p.18.

　　29.Nathanael O’Reilly, “Introduction: Australian Literature as Postcolonial Literature” in Nathanael O’Reilly (ed.), Postcolonial Issues in Australian Literature, Amherst, New York: Cambria Press, 2010.

　　30.Postcolonial Issues in Austrialian Literature, p.17.

　　31.Helen Tiffin, “Post-Colonialism, Post-Modernism and the Rehabilitation of Post-Colonial History”, in Journal of Commonwealth Literature, 23.1 (1988), p.171.

　　32.Helen Tiffin, “Commonwealth Literature and Comparative Methodology”, in World Literature Written in English, 23.1 (winter 1984),pp.26.

　　33.Helen Tiffin, “Post-Colonial Literatures and Counter-Discourse”, p.20.

　　34.Helen Tiffin, “Post-Colonial Literatures and Counter-Discourse”, p.21.

　　35.David Attwell, J.M. Coetzee: South Africa and the Politics of Writing, Berkeley and Los Angelas, California,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93, p.20.

　　36.Ina Grabe, “Postmodern Narrative strategies in Foe”, Journal of Literary Studies 5.2 (June 1989), pp. 147-148.

　　37.Attwell (1993), p.103-117.

　　38.Jarad Zimbler, J.M.Coetzee and the Politics of Style, New York: Cambridge Press,2014。

　　39.Sue Kossew, Pen and Power: A Post-colonial Reading of J.M. Coetzee ad Andre Brink, Amsterdam, Rodopi Press, 1994, pp16-28.

　　40.Helen Tiffin, “Post-Colonial Literatures and Counter-Discourse”, pp.28-29.

　　41.見“Editor’s Column: The End of Postcolonial Theory?” in PMLA, 122.3 (May 2007), p.634.

　　42.Geoffrey Hunt, “Two African Aesthetics: Wole Soyinka Vs. Amilcar Cabral”, in Georg .M Gugelberger (ed.), Marxism and African Literatures, Africa World Pr, 1986.

　　43.Stephen Watson, “Colonialism and the Novels of J.M. Coetzee”,in Graham Huggan and Stephen Watson (eds.) Critical Perspectives on J.M.Coetzee, Macmillan Press LTD, 1996.

　　44.Graham Huggan and Stephen Watson, “Introduction” to Critical Perspectives on J.M. Coetzee, p.16.

　　45.Critical Perspectives on J.M.Coetzee, pp.29-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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