許多反對特朗普的選民將他視為黑人總統的頑固反對者:他將奧巴馬說成是非洲的非法移民，同時將奧巴馬的政策和“避難城市”(sanctuary cities)的政策視為種族和民族分裂的政策。但是，在另一些選民那里，對特朗普的支持則意味著對奧巴馬所謂的“希望”以及希拉里與反勞工政策的關聯感到失望。

　　與此同時，特朗普對希拉里的性別的攻擊是膚淺的，但結果卻使更多接受過大學教育的白人婦女將票投給了特朗普，而不是希拉里——這一事實使一些觀察家感到震驚，因為特朗普公然宣揚性別歧視，而長期預測也表明，他會因失去女性選民而毫無懸念地輸掉大選，但是這一幕并未出現。也許是三種現象共同造成了這一結果。第一，一些白人對其日益下降的謀生能力懷有普遍的焦慮感，更別提在與美國移民和海外勞工競爭的情況下實施退休計劃或在房屋市場促進凈資產收益了。第二，白人婦女懷有一種特別的焦慮感，(不無理由地)認為自己的地位受到了極大的威脅。第三，源于奴隸制時期的種族矛盾長期植根于工人階級中;當時，奴隸主用黑人勞工壓低白人工資，而在《解放黑人奴隸宣言》頒布后，貧窮的黑人再次拆了白人勞工的臺。這些歷史問題為現實埋下了伏筆。白人工人階級和中產階級選民易受一種偏執敘事的影響，因為他們的特權——一直以來都以犧牲他人為代價取得，但同樣遭受著資本的剝削——自1980年代以來一直受到損害，而2008年以來更是遭到新的沉重打擊。因此，他們很容易受到特朗普競選時的種族主義基調的影響——黑人、拉美人或穆斯林想得到我們的工作;如果得不到工作，他們就想從我們的稅收中獲取福利;如果得不到我們的工作和稅收，他們就會企圖通過戰爭和各種花招搞垮我們偉大的國家。這一點，加上伊拉克戰爭和阿富汗戰爭不盡如人意的結果所導致的人們對美國海外地位日益下降的認知，再加上對中國崛起和俄羅斯復興的大肆宣揚，共同造就了不滿和擔憂的氛圍。

　　把這種情況描述為民粹主義是錯誤的，因為事實上，特朗普并未贏得大多數選票，他的支持率一直在30%—40%之間。他上任以來用以改善經濟的政策不可能惠及那些出于失望而將選票投給他的經濟上的弱勢群體。的確，許多人之所以投票給他，是因為他們對制度感到失望，他們在希拉里身上看到了這一制度的人格化表現。希拉里第一次敗選是因為工會在初選中支持了奧巴馬———勞工對希拉里的丈夫在擔任總統期間的記錄感到不滿，因為他解散了聯邦雇員工會并促成了NAFTA，從而進一步損害了工人的收入和工會的價值觀。實際上，這是桑德斯的突破口，他以左翼的面目競選，迫使希拉里在初選時否認TPP——一項反映她和她丈夫長期執政理念的核心政策。這樣的發展態勢，與表明希拉里和華爾街大佬們暗通款曲的“郵件門”事件關聯在一起，使得希拉里看起來不可信、不誠實，而特朗普無論是有意為之，還是一反常態，都沒能做到“政治正確”。不出所料，大批選民投票給特朗普，旨在真正“打破”現有的制度。對希拉里不利的因素還有，她無法與特朗普的“品牌”或他操縱媒體的能力競爭，面對暴露自己丑聞史的長長的公開記錄(雖然這些丑聞并不具有太大的毀滅性，但卻很可能使她喪失邊緣選票)，她脆弱不堪。此外，關于俄羅斯干預大選一事，對特朗普的指控既未被證實，也未被量化;但在這一點上，似乎很明顯的是，希拉里方面出了問題，或許是民主黨服務器遭到黑客攻擊，導致秘密競選備忘錄令人尷尬地泄露出來，從而在某種程度上破壞了她的競選活動。最后，大量選民之所以情愿忽略特朗普荒謬的選戰，是因為他們似乎將其視為一種元報道(meta-commentary)——而非他們所鄙視的政治文化的拙劣模仿——接受了下來。再說一次，這更像是反政治，而非民粹主義。

　　使人容易將這次選舉理解為民粹主義之表現的是這樣一個事實:在過去的30年中，共和黨人在國家議會選舉中投入大量資金，使得共和黨有能力改變選區，而這反過來又在國會中形成了微弱但卻有效的多數和有利的選舉人團名額分配。的確，特朗普正是通過選舉人團而非普選票贏得了大選，他的勝利果實得到鞏固也是因為他所在的政黨現在控制著美國參議院和眾議院。

　　可以肯定的是，如前所述，特朗普的一些核心支持者之所以支持他，是因為某種特定的思想訴求將他們與特朗普聯系起來，也將他們與自己狹隘的美國價值觀聯系起來，但是，即使是這些核心支持者也存在著分歧。例如，他們并非種族主義者和仇外者，并非潛在的財閥或文化精英，并非機會主義者，而只是基于種種原因對其他政治選項感到不滿。在所有的選民中，反對奧巴馬簽署健康保險計劃的甚至不超過半數，事實上，他的支持率一直比特朗普現在的支持率高得多。盡管相當多的工人階級選民支持特朗普并助他在威斯康星州、密歇根州和賓夕法尼亞州取得了關鍵性勝利，但最后，支持希拉里的工人更多。

　　在這一點上，認為特朗普巧妙地拼湊了一個由不同利益群體組成的聯盟，并在沒有贏得普選票的情況下戰略性地贏得了選舉人票的想法，是一種不成熟和有點不切實際的想法。在獲勝之前，他質疑選舉人團的民主合法性;獲勝后，他又堅稱，希拉里普選票領先是選民舞弊造成的。

　　我們盡可以說，特朗普因勢贏得了大選，或希拉里因同樣的原因丟掉了大選。但這樣說就是意味著，這樣的選舉活動給了選民真正民主的選擇。然而，我們很容易忘記，這場選舉的大輸家除了照舊有工人階級和下層階級外，還有桑德斯。盡管特朗普可能使用了骯臟伎倆或至少從中獲益，但是希拉里濫用權力、通過操縱初選挫敗桑德斯的家長式作風也被當成了阻撓特朗普的必要手段。同時，正如被泄露的希拉里華爾街秘密談話所表明的，希拉里同樣是大財團利益的捍衛者，而這些利益與特朗普、奧巴馬或布什所捍衛的利益沒有什么根本區別。當特朗普說希拉里有、而他沒有的一件事就是性別差異時，他說的并不全錯。事實上，這句話被希拉里競選團隊大做文章，將它作為投票給她的有說服力的理由，就好像瑪格麗特·撒切爾、安格拉·默克爾或現在的特蕾莎·梅單單從性別上講就更具進步意義，同時又比其政治隊伍中的男性少了些精英主義。

　　奧巴馬在其總統任期內也遭到了同樣的批評。就特朗普無端中止或重新制定與奧巴馬有關的政策——如《平價醫保法案》(Affordable Health Care Act)等——來說，需要注意的一點是，平價醫保對于很多美國人來說實際上仍然無法負擔，或者說，這一法案給工人階級家庭造成了負擔，而它在總體上給醫保行業帶來的好處要超過被迫為它買單的人。奧巴馬制造的戰事、對中國的挑釁、在利比亞、敘利亞、烏克蘭和其他一長串熱點地區的干預行動，以及他對移民和少數族裔不溫不火的支持，只有通過比較才能看到進步性。考慮到美國種族關系的歷史，在美國選舉一位黑人總統無疑是重大的歷史平衡的成果，但是我們能說作為貧窮的或工人階級的美國黑人，他們生活在奧巴馬八年任期結束時比生活在小布什任期結束時要更好一些嗎?最終，一種宣揚候選人的種族或性別的身份政治只不過是在政治上扮演了黑人的角色，它取代了對工人階級所面臨的錯綜復雜的問題的有力支持。希拉里競選團隊認為她比桑德斯——一個猶太白人兼公開承認的社會主義者——更加進步，也更加務實，這種做法是精英特權的標志。

　　特朗普的偽民粹主義可能會失敗，因為美國的決策受到保守主義機制的制約，而這些機制是偽裝成政治實用主義的發達資本主義制度的核心。特朗普無法如其所承諾的那樣，使美國勞工免受國際競爭(或自動化程度不斷提高)的影響;他也無法像他的前任們那樣，以美國軍事力量相威脅，從而有效謀求更好的國際地位。也就是說，特朗普的政策不可能讓中產階級重回經濟健康發展的軌道，也無法扭轉美國在國際上的衰落局面。然而，就這兩個方面來說，他會通過放棄美國多邊自由貿易協定而轉向雙邊談判的策略，努力創造一些可度量的業績，無論它們多么微不足道。因此，特朗普放棄了TPP，同時宣布，只要有可能，他將就NAFTA和其他貿易協定進行重新協商。這可能會在短期內促進協議的制定，因為一些比之前小得多的經濟體將單獨站在談判桌旁，同時相互制衡。然而，這些做法可能會鼓勵對抗美國的地區合作，并破壞美國的安全部署，從而損害這些短期利益。

　　基于所有這些，我們必須承認，以現代右翼形態呈現的民粹主義政治一般包括對特定種族、文化和/或經濟利益的民族主義訴求，并且常常利用其政策調解精英與大眾之間的利益，盡管總的來說對前者有利，但有時也會將其妖魔化。在某種程度上，特朗普的訴求符合這一模式。我們驚訝地看到，曾是“媒體精英”的特朗普對媒體的運作要比希拉里有效得多，但他卻攻擊“媒體精英”。但是，他已經開始支持他在選戰中所反對的立場了。

　　在《城邦與人》(City and Man，1964)中，列奧·施特勞斯在論述亞里士多德的文章中指出，在當代美國，更高的政治道德作為一種社會價值，已經通過以市場為基礎的大眾民主淪落為文化媚俗。媚俗的結果是在市場上出現了普遍的虛無主義，換言之，就是大量的淺薄表現———沒有什么是為了展現和保護更高的道德權威，只有資本的積累(即使不是資本的分配與再分配)才受到實質的或特別的重視。

　　施特勞斯的文章深受弗里德里希·尼采的影響，但米歇爾·福柯在法蘭西學院演講時對“主體解釋學”(hermeneutics of the subject)的“哀悼”———他斷言政治和經濟已經被限定在市場邏輯和市場文化所許可的范圍內———就很難說是這樣了。[Michel Foucault，The Hermeneutics of the Subject，Gra- ham Burchell( trans. ) ，New York: Picador，2005，p. 501 . ]市場吸收和包容差異，但它是以表面的、異化的形式表現差異的，其代價是福柯在個體層面和社會層面所描述的對自我關懷的無能為力(inability to care-for-the-self)。因此，雖然選民可能會看到一場由經過精心設計的不同風格的事物構成的盛況，但最終起決定作用的是與生產、消費及其相互關系有關的客觀事實，而且在這個框架內沒有任何選擇的權利。所以，即使有人利用了民粹主義的把戲，但同化各黨派和候選人個人的還是文化和經濟。

　　我們可以從施特勞斯和福柯那里得到的一個觀點是，政治民粹主義自始至終都受到與資本利益相一致的市場經濟的支配。福柯在悲觀中死去，部分原因是因為他的事業從未創造出有意義的政治，以推動他認為必要的那種解放，但更根本的原因是，他不再確信這樣的政治是否還有可能。他在對他的最后訪談中重新回到了尼采，認為自由的唯一可能性或許可以在擺脫了物化自我的自我自由中找到，這種自由既擺脫了日益狹隘的意識形態譜系，同時也排斥另一種對抗形式的意識形態譜系。[Michel Foucault，The Final Foucault，James Bernauer and David Rasmussen ( eds. ) ，Cambridge: MIT Press， 1987，pp. 19 - 20.]然而，施特勞斯政治觀點的解讀者和實踐者大都信奉少數人統治多數人的政治，信奉為了精英和大眾的最高利益而由精英操縱大眾的政治，諸如此類的觀點在里根以來的歷屆政府中都有明顯反映，而在小布什當政期間尤其明顯。[Earl Shorris， “ Ignoble Liars: Leo Strauss， George Bush，and the Philosophy of Mass Deception”，Harper's Magazine，June 2004，pp. 65 - 71. ]

　　然而，這種悲觀主義是沒有必要的。

　　左翼歷史學家和社會評論家托馬斯·弗蘭克(Thomas Frank)斷言，許多美國人向往真正的民粹主義，但卻不知道當它出現在眼前時如何識別它。需要強調的是，對弗蘭克而言，民粹主義并非右翼的騷動，而是一種更加左傾的、進步的正義追求，它與19世紀末20世紀初在美國中西部地區常見的民粹主義運動相似。[Thomas Frank，What's the Matter With Kansas? New York: Henry Holt，2004. ]他特別強調指出，美國中西部地區———包括俄亥俄、賓夕法尼亞、密歇根和威斯康星———遭到破壞的工人階級城市如今全都投票支持特朗普并幫他贏得了選舉人票。弗蘭克特別提到了民主黨的“達沃斯意識形態”(Davos ideology)，他稱之為對工人階級價值觀的背叛，但這種意識形態卻使特朗普這樣的偽民粹主義者得以崛起并獲得勝利。[Thomas Frank，“The Democrats' Davos Ideology Won't Win Back the Midwest”，The Guardian，April 27， 2017 . ]弗蘭克認為，為了下一次的勝利，民主黨需要發動一場以工人利益為旨歸的真正的民粹主義選舉，但這很難實現(盡管有桑德斯)，因為像共和黨人一樣，許多民主黨人是由更愿意延續現狀的現存政治經濟勢力所支持的。

　　世風日下，美國正走向衰落。全球變暖等其他的壓力正在向人們表明，必須做出根本性的(即使不是革命性的)變革。全球工人階級和環境的脆弱性日益凸顯，現有的政治經濟秩序無力保障穩定，更不用說生存了，這種脆弱性和無能為力的狀況很可能正在達到極限。美國文化價值觀中真正的轉變尚未到來，但是它仍然有可能到來，即使它來得太晚，以至于無法扭轉美國的命運或資本的命運。我們甚至可以得出結論:只有當美國中西部的工人丟掉懷舊情結，并明白與華爾街那些進行幕后操控的同胞相比，他們的命運與“全世界工人”有更多的共同之處時，真正的民粹主義才會到來。

　　【原載《國外理論動態》2017年第7期，原標題：“美國價值觀發生了民粹主義轉向?來自馬克思主義的分析”。作者：約瑟夫·G·馬奧尼(華東師范大學政治學系)，譯者：張永紅(西南大學馬克思主義理論研究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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