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學期開課，帶著研究生讀賽義德，講導論的時候我說，“當代有兩個愛德華，對我個人影響特別大。一個是用英語寫作的愛德華·賽義德，一個是用西語寫作的愛德華多·加萊亞諾。前者罹患血癌，68歲就去世了;后者也正在跟肺癌作斗爭，”。沒想到，學期還沒到一半，加萊亞諾就撒手人寰。

　　獲知加萊亞諾逝世的消息非常突然。當時看到朋友們都在為君特·格拉斯刷屏，我習慣性地去國外媒體上看一下，就這么不經意地被他的訃告擊中。El Pais、BBC、New York Times看了一圈，確認不是假消息。我連忙把自己為加萊亞諾的《鏡子》中文版寫的舊文翻出來，在公號“海螺社區”中推送出去。很快，看到戴錦華教授的轉發，她說，“我深愛的拉美大師，走好。”香港嶺南大學文化研究系的劉健芝教授還告訴我，上個月17日她還曾寫信給加萊亞諾，希望能邀請他成為Global University的創始人之一，沒想到這么快就辭世了。

　　對于關注第三世界的知識分子而言，每個人都必然會在某一時刻邂逅加萊亞諾。我也一樣。本科在北大讀中文系，外國文學我們只學歐洲文學史和俄蘇文學史，讀的理論書也基本是杰姆遜、福柯、德里達，拉丁美洲從來沒出現在學習范圍之內。直到有一天在戴錦華老師的“文化研究工作坊”里，20歲的我才第一次聽說切·格瓦拉，因為那一年他的遺骸被找到。戴老師關于切的研究巨著秘而不宣，當年無緣讀到，但她在我心底掀起的“切”風暴已經無法平息。后來讀研究生，毫不猶豫地選擇了西班牙語文學，開始學習西班牙語，希望有一天能讀懂西語的切·格瓦拉日記。開學沒兩天，我在圖書館借了一本被翻得已經很破舊的書《豐饒的苦難》，作者索颯，當時被那本書所講述的歷史給震驚了，同時也被作者的激情所打動。一同被打動的還有當年的好友閔雪飛。我們倆都有點“不務正業”，因為我們都沒出國的激情，也沒什么賺錢的動力，整天一起瞎操心拉丁美洲的命運。在《豐饒的苦難》中，我第一次知道了加萊亞諾和他的《拉丁美洲被切開的血管》。在西語系“鬼混”的日子，拉斯卡薩斯、馬里亞特吉、加萊亞諾是老師們經常提到的三位拉美思想家。師母段若川教授好像還曾經帶領上幾屆的學生翻譯過《拉丁美洲被切開的血管》，她還喜歡唱歌，很多學生都跟她學會了西語版的《國際歌》，包括當時在北大讀書的陳順馨老師。我的導師趙振江教授主攻詩歌翻譯與研究，譯介的詩人基本都是左翼，比如聶魯達、巴列霍、阿爾貝蒂、阿雷克桑德羅……三年的學習，我對“豐饒的苦難”“被切開的血管”所講述的歷史有了更深刻更豐富的感受。最重要的是，我的世界觀和歷史觀已經不再是以西方為中心的了，我開始自覺地站在第三世界的立場與視角觀察和思考問題。

　　碩士畢業之后回到中文系追隨戴錦華教授讀博士，并確定了以“拉美文學漢譯與中國當代文學的關系”為選題寫作博士論文。寫作過程中，我閱讀/重讀了大量拉美思想與學術著作，尤其是二十世紀六七十年代的作品。那時恰好汪暉、劉健芝、索颯等老師策劃并組織翻譯的“貓頭鷹學術譯叢”陸續出版，加萊亞諾、薩米爾·阿明、弗朗索瓦·浩達等當代著名的第三世界知識分子與運動領袖第一次在中文世界中首次集體亮相。也是在這套叢書中，《拉丁美洲被切開的血管》的第一個正式中譯本面世了。十四年來，這是我閱讀、引用、推薦最多的一本書。每一年講授“歐洲文學史”的時候，我都把這本書列入必讀書目，甚至在給中學生做講座的時候，我也會推薦它。

　　但嚴格來說，愛德華多·加萊亞諾算不上理論家，他也沒有什么專長的學術領域。他不是薩米爾·阿明、不是諾姆·喬姆斯基、不是愛德華·賽義德，因為他沒受過高等教育，沒有學術專長。他曾經是工人、銀行職員、記者、編輯、政治卡通畫家、流亡者，以至于面對他的死亡，人們甚至無法找到一個合適的“頭銜”來完成訃告。古巴總統勞爾·卡斯特羅在發給烏拉圭總統塔瓦雷·巴斯克斯的消息中稱加萊亞諾為“杰出的戰士、知識分子和古巴人民的老朋友”。從《拉丁美洲被切開的血管》《火的記憶三部曲》《足球往事》《擁抱之書》《鏡子》到生前出版的最后一部《時日之子》，加萊亞諾一直筆耕不輟，總共出版了三十五本書，也稱得上是著作等身。但他所寫的既不是純虛構也不是純紀實，既不是純史學，也非純時政。1988年，他曾經對《洛杉磯時報》的記者說，他這種“另類的寫作風格就是要嘗試恢復記憶，并且去敞開通往未來而不是過去、通往希望而不是懷舊的大門”。他對自己這種混雜跨界的寫作方式是有著清醒和自覺的意識的。他是以他的“四不像”和“渾不吝”蜚聲國際的。索颯老師曾經提到過一個小段子，很像“小明滾出去”。加萊亞諾小時候上歷史課，老師說西班牙殖民者登上巴拿馬一座高山之后，成為同時看見大西洋和太平洋的第一人，他舉手提問，“老師，當時印第安人都是瞎子嗎?”“出去!”這個攪局者“小明”從此跟歷史課和歷史書較勁。多年以后，他還說，“學校里的歷史課真糟糕，無聊、無趣、空洞……好像老師們是故意要偷走我們與現實之間的聯系，好使我們順從現實，而不去意識到歷史是人們用生命在現實中寫就的。”加萊亞諾不是學者，考據扒梳、建構體系非他所長，所以很多學院派對他嗤之以鼻。他也從來沒有偽裝過自己是理論家，其實他根本不跟學術圈一塊玩兒。倒是保守的主流學術圈不肯輕易放過他，總是嘲笑他的“出身”。

　　加萊亞諾從來沒有偽裝成專家的愿望，他始終說，“我是咖啡館畢業的，我在蒙得維的亞的咖啡館里受的教育”。去年他在巴西的時候，再次表態，批評少作《拉丁美洲被切開的血管》，承認自己沒有政治經濟學的準備，他也不喜歡人們總是把他和這本書聯系在一起，他甚至說自己都不愿意回去重讀這本書，覺得當時所使用的語言很乏味。他的這番說辭立刻被全世界的右翼逮住，大肆傳播，并添油加醋地闡釋成“加萊亞諾的懺悔”。對加萊亞諾哪怕有一點了解的讀者都知道，他終其一生批判資本主義、批判殖民主義、批判不合理的世界政經結構，直到生前最后一本出版的書《時日之子》中，這一立場仍然沒有改變。就是在巴西的那次所謂“懺悔”中，他不帶半點含糊地宣稱，“我從來沒有后悔寫過它(《拉丁美洲被切開的血管》)”。聶魯達曾經不止一次提到過，即使在他一把年紀了之后，人們(包括一些名流顯要)會在各種各樣的場合當著他的面表達對他的崇拜，并朗誦他情竇初開時寫下的“二十首情詩和一支絕望的歌”，這一直讓他無比難堪。加萊亞諾一定有著跟聶魯達一樣的感受。2009年，查韋斯把《拉丁美洲被切開的血管》送給奧巴馬之后，加萊亞諾的這本近四十年前的舊作突然成了各大媒體頭條，成了亞馬遜暢銷書，他本人倍感意外的同時，也連稱“太恐怖”。在這樣的語境下，他親自出來給這股狂熱降降溫，希望人們能還原歷史語境去閱讀，希望人們認識到它的局限性;同時作為一個筆戰一生的老斗士，他不希望人們只記得他一本書，而完全無視他此后四十年的努力。這么人之常情的道理，如果不是右翼媒體和學界昧著良心，又怎能齊聲歡唱、眾口鑠金“加萊亞諾倒戈”。

　　當然，替加萊亞諾為此事辯護，不意味著《拉丁美洲被切開的血管》一書完美經典因此毋庸置疑，盡管它已經譯成20多種文字，發行超過百萬冊，在幾乎所有大學的拉美研究課程中被列為必讀書目。這本書常常被一言以蔽之，“我們(拉美)很窮，錯在你們(歐洲)”;被看作是對“依附理論”的文學性與通俗化的闡釋。從某種意義上來說，這些詬病站得住腳。今天我們站在各種“后……主義”之巔，盡可以指責加萊亞諾二元對立的、簡單化的、機械主義的方法論。但問題就在于，漫長的五百年當中，拉美的貧窮與落后一直被算在拉美人自己身上，歐洲什么時候思考過這一落后與自己之間的關系，或自己的發展與這一落后之間的關系，更別提承認這些歷史了。想想夏多布里昂是怎么寫美洲的。拉美人年復一年的反省自己，反思自己的文化傳統、政治體制、經濟道路……試圖自我把脈，找到“病根”。如果沒有胡安·魯爾福、卡彭鐵爾、阿斯圖里亞斯、聶魯達、加西亞·馬爾克斯、富恩特斯……于二十世紀六七十年代在全世界掀起的拉美文化風暴，沒有他們正面積極地重新書寫自己的文化與歷史，豎起拉美文化的旗幟，也許直到今天，不僅“食人族”一類的刻板想象會繼續流傳，拉美人自己也會始終生活在文化自卑之中。從這個意義上說，加萊亞諾第一個對歐洲大聲說出，“我們很窮，錯在你們”，這難道不是地動山搖的一種力量嗎?伊莎貝爾·阿連德說1973年她逃離智利的時候，只帶了兩本書，一本是聶魯達的《頌歌集》，另一本就是《拉丁美洲被切開的血管》。這一力量對整個大陸動員得如此徹底，以至于從那以后歐洲及其代理人再也不能輕而易舉地就讓拉美人感恩戴德或亦步亦趨。

　　加萊亞諾常常引用畢加索的名言，“藝術是講述真相的謊言。”盡管學院派可以從《拉丁美洲被切開的血管》中尋找到各種大大小小的硬傷或瑕疵，但它還是講述了從前不被講述的另一部分“歷史真相”。雖然加萊亞諾花了四年時間調研、搜集資料才最終完成這部作品，但這也讓他看到自己的局限。畢竟非學院訓練出身，數據、史料和理論建構是自己的短板，即使盛名之下，他仍然清醒地認識到這一點，所以此后他其實很少再寫作這種“類學術”的作品。此后他最成熟的作品是發揮其敘事特長，他仍然講述歷史，但是以碎片化和故事化的方式取代了“宏大敘事”。他說，一個好的作家，是賦予歷史以現實感。他講述歷史的時候，我們能看到現實的陰影;他描繪現實的時候，我們能瞥見歷史的幽靈。這正是杰姆遜對所謂“魔幻現實主義”的概括——歷史回訪現實的那一刻。我們因此也可以說，加萊亞諾的那些小故事有著和《百年孤獨》同樣遼闊的視野和雄心。我們在加萊亞諾的創作談中，也讀到了和加西亞·馬爾克斯相近的神秘主義。加萊亞諾說，科學家認為人類是由原子構成的，但他認為人也是由故事構成的。我們都是時間的兒女，時日之子，每一天在每個人身上都留下了故事，這些故事必須被講述。不是我們寫作了故事，而是故事敲開了我們身體的門。到了晚年，他甚至不僅僅是為拉美而寫作，而是為所有被遮蔽的世界、為所有不可見的人寫作。用他自己的詩說，為那些“無名之人”(nadie)——“那些不說語言，只講方言/那些沒有信仰，只有迷信/那些沒有藝術，只有手藝/那些沒有文化，只有民俗/那些沒有名字，只有數量/那些不是人類，只是人力……”的人們而寫作。這一點在《鏡子》和《時日之子》中表現得很清晰。

　　Eduardo Germán María Hughes Galeano，其實對他準確的稱呼應該是休斯·加萊亞諾，就像加西亞·馬爾克斯不能簡稱馬爾克斯一樣，按照西語的習慣，父姓母姓都是姓，不能省略。但他本人似乎也有意淡化他的父姓，因為那標示出他的歐洲血統，一個威爾士人的后裔。就像愛德華·賽義德小時候一直很困擾自己的名字，一個在阿拉伯學校里太英美，在英美學校里太阿拉伯的名字，總是讓他感到“格格不入”。休斯·加萊亞諾的休斯不為人所知，或許可以看做是他的一種選擇，而這顯然與另一位英國人的后裔、路易斯·博爾赫斯的道路不同。

　　胡安·卡洛斯·奧內蒂，馬里奧·貝內德蒂、愛德華多·加萊亞諾，曾經把烏拉圭帶到全世界面前的巨星全部隕落了。這是一個悲傷的時刻。正如厄瓜多爾總統拉法埃爾·科雷阿的悼念Twitter所說，愛德華多·加萊亞諾的逝世，使得拉丁美洲的血管(再次)被切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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