導言

　　資本主義世界一旦出現危機，波蘭尼的思想就會重新引起熱議，而這背后是從未間斷的關于自由主義的爭論。在普林斯頓大學的歷史學教授杰里米·阿德爾曼(Jeremy Adelman)看來，波蘭尼對自由主義的抨擊是站不住腳的，他只是簡單地認為自由主義造成了社會的道德危機——人的“異化”，卻不能看到自由主義的好處。在《波蘭尼——失敗的道德經濟學“先知”》(Polanyi, the Failed Prophet of Moral Economics)一文中，阿德爾曼詳細闡述了自己的觀點。而在另一篇文章《如何批判(不批判)波蘭尼》(How (Not) to Criticize Karl Polanyi)中，作者史蒂文·卡萊恩(Steven Klein)則認為阿德爾曼的觀點是錯誤的，因為他誤解了波蘭尼的思想，導致其對波蘭尼的批判漏洞百出。

　　本次法意編譯，便為大家概述兩位作者就波蘭尼的思想展開的批判與反批判，以及他們對當今世界危機的看法。

　　阿德爾曼：尼道德經濟學只是對自由主義盲目的批評

　　阿德爾曼首先指出：自2008年全球危機以來，波蘭尼的遺產就受到更多關注，其代表作《大轉型》已經成了那些抨擊資本主義，但又和馬克思主義革命傾向保持距離的人所尊崇的“圣經”了。在伯尼·桑德斯和娜奧米·卡萊恩(Naomi Klein)這些人的背后，都可以找到波蘭尼的“道德經濟學”傳統。甚至可以說，每一次資本主義世界爆發危機，都是重讀波蘭尼的時刻。

　　但阿德爾曼本人對波蘭尼的觀點持批判態度。波蘭尼在《大轉型》中提出，市場應該是“嵌入”社會其他結構中，并為公共目的服務的。但在全球化的自由市場中，市場卻往往凌駕在社會之上，不僅造成社會和集體的瓦解，甚至更進一步造成人性的墮落。然而，在阿德爾曼看來，波蘭尼的“道德經濟學”視角與其不斷追求集體歸屬感而不得的人生經歷有密切關系。

　　波蘭尼本人出生于一個猶太家庭，但他于1919年改信了基督教，對基督教道德的強烈追求成了他抨擊自由主義最好的武器之一。1929年開始，大蕭條逐漸席卷全球，引爆了世界范圍內的資本主義危機，波蘭尼將這場危機歸咎于自由主義的盛行。在流亡英國期間，他接觸到基督教社會主義和行會社會主義，兩者希望不用馬克思主義階級斗爭這個工具而建立新道德秩序的立場，對他產生了一定的影響。

　　但是，這兩種社會主義對待大蕭條都是樂觀的，認為那是“成長的痛苦”——世界正從自由市場資本主義轉向由能夠分享自己財富的無私生產者組成的新社會。然而波蘭尼對待自由主義卻不這么樂觀，他追求的新基督教共同體拒絕自由主義式的改革，而且到20世紀30年代后期，他已經完全相信19世紀的體制使得經濟與人們生活的其他領域完全脫離，讓人類的需求完全屈從于市場。在寫給弟弟麥克爾·波蘭尼的信中，波蘭尼認為這樣的后果是一種“謀殺”，正是市場的絕對統治地位為后來法西斯主義的興起打好了基礎。

　　在《大轉型》一書中，波蘭尼指出了1919年第一次世界大戰后那些世界秩序“設計師”們曾經犯過的錯誤：不對自由文明秩序進行改革，而是試圖重建在戰場上已經被摧毀的舊秩序，而這些舊秩序恰恰是現代全球化的產品。19世紀世界經濟的發展，得益于四種制度：國家之間的力量平衡；國際金本位制度；自由國家和自我調節的市場。這四種制度造就了“百年和平”，其中金本位制是核心，基石則是“自我調節的市場”。但是，波蘭尼認為“自我調節的市場”只是一個純粹的烏托邦。土地、勞動力和資本的商品化是有組織地、強行地脫離基督教社會傳統的后果，導致了“有市場的社會”（societies with markets）變成了“市場社會”（market societies），一切都必須屈從于市場。

　　而且，波蘭尼也論述了如果僅僅依靠事物自身的發展，自由市場是不可能實現的，但那些政治經濟學家卻編造了一整套關于自由放任的理論。這種理論已經成了信條，以致任何反對自由放任的立法都被認為是對市場自我實現的干預。

　　到了20世紀30年代，消滅互助互益和重新分配的社會并實現個人主義的勝利，這一切兜了個圈子又披上了福利制度的外衣，無論是民主社會還是威權社會都存在。20世紀20年代的市場復蘇失敗了——金本位倒了，舊的大國平衡體系塌了，大量的失業因為自我調節的市場產生了，自由國家也灰飛煙滅了。這些實際上鮮明地體現了自由放任市場機制的頑疾。

　　不過，在阿德爾曼看來，波蘭尼將民族主義視為能夠在冷冰冰的全球化——那簡直是“人性粉碎機”——面前重建充滿了兄弟情誼的共同體的途徑。可這實際上非常不協調，因為波蘭尼自己恰恰就沒有民族——他不是猶太人，不是匈牙利人，也不是英國人。結果，對自由主義的批判和對民族主義的情感讓波蘭尼變得盲目，以致對于日本入侵中國，中歐清洗少數族群這樣的悲劇，他并沒有表達太多關注。

　　《大轉型》這本書也有很多問題。弗雷德·布洛克(Fred Block)和瑪格麗特·薩默斯(Margret Somers)在仔細研究了波蘭尼的社會學研究方法之后，發現波蘭尼的思想內部就存在張力：他一方面論證自由時代讓經濟從社會體系中“脫嵌”，另一方面又暗示市場總是依賴法律、知識和政治條件——而這些條件從來不是自發的。

　　此外，在論及密爾的自由主張時，波蘭尼也從來不過多挖掘，因為那樣就會觸碰到讓波蘭尼自己尷尬的一些事實：金本位制、自由貿易和大金融集團（haute finance）正是維多利亞時代全球化創造大量財富的根源。所以阿德爾曼才說，“比起自由秩序的光輝時光，波蘭尼更喜歡自由時代血淋淋的一面。”

　　上面說的這些還不是《大轉型》一書的全部瑕疵。例如，波蘭尼控訴自由市場導致工人的“非人化”，讓有產者“道德淪喪”，因此他主張20世紀30年代應該通過國內市場、重建民族主權的方式解決人們的需求及渴望。但這正是阿德爾曼認為波蘭尼思想會導致民族主義的理由，因為波蘭尼在經歷了那么多恐怖之后，好不容易抓住了民族主義這個藥方，很輕易地就陷入了癡心妄想中。盡管他實際上知道民族主義造成了多少悲劇——其中還包括他妹妹一家人在納粹鐵蹄下的悲慘命運，他仍然對民族主義抱有幻想。

　　所以，阿德爾曼認為波蘭尼和他批判的那些自由主義者一樣天真，自以為是現實主義者，實際上是個道德主義人士——他以為社會主義和法西斯主義之間的區別不是經濟的，而是道德和宗教的。可實際上，波蘭尼根本忽視了二戰之后凱恩斯主義宏觀經濟學的興起，也幾乎沒注意到布雷頓森林體系的逐漸形成。換句話說，他壓根沒有意識到大眾消費的轉型——只看到市場讓權貴富裕而壓榨工人，卻沒有看到市場可能滿足，甚至是發掘更多的需求。他錯過了一個真正的“大轉型”——消費主義的全球化。

　　當然，阿德爾曼也表示，波蘭尼思想還是能夠給當下的世界形勢一些啟示。像1919年那些領導人們一樣應對危機，已經行不通了。英國的“留歐者”和希拉里·克林頓的失敗就是最好的例證;而瑪麗蓮·勒龐和本土主義者們提出必須在“愛國者”和“全球主義者”之間做出選擇的呼吁，也沒什么吸引力。波蘭尼的思想如果不想再次被打入冷宮，就必須擺脫那個錯誤的兩分法。人們不需要在道德共同體和經濟相互依賴之間做出選擇，也不需要在道德和市場之間做出選擇。

　　卡萊恩：波蘭尼的思想能幫助我們更好地應對當前的危機

　　對波蘭尼的遺產的理解，史蒂文·卡萊恩表達了與阿德爾曼不同的觀點。

　　卡萊恩承認，波蘭尼的思想確實有值得批評的地方。比如，波蘭尼關于市場社會的歷史解釋模糊不清，完全沒有考慮性別、種族和殖民主義這些因素。但是，阿德爾曼對波蘭尼的批判——說波蘭尼的思想代表著對于市場的羅曼蒂克式反叛，冀求溫暖的社群主義，從而不可避免地走向民族主義和專制的“集體主義”——不僅了無新意，而且也執迷不悟。

　　至于波蘭尼改信基督教，阿德爾曼認為波蘭尼患上了某種智識上的“斯德哥爾摩癥”——明明自己從歐洲被流放，卻對那些劊子手式的壓迫者有一種浪漫情懷。也因此，波蘭尼才會強烈地追求集體歸屬感，他對自由主義的批判，實際上是對猶太主義的否定。

　　但卡萊恩指出，波蘭尼的觀點實際上并非阿德爾曼所說的那樣。歐洲自由主義將自己和市場原教旨主義綁在一起，這就阻礙了有民主傾向的自由人士和工人階級的聯合——這才是波蘭尼的觀點。如果真要說有什么可以指責波蘭尼的地方，就是他低估了民族主義對市場的反動力量，盡管其本人意識到了法西斯主義的威脅。但毫無疑問，波蘭尼的核心觀點是：如果我們希望避免用威權主義的方式回應市場危機，就應該發展一種民主的、對市場友好的自由主義。

　　而阿德爾曼認為波蘭尼將猶太主義和自由主義拴在了一起，也是錯誤的，因為波蘭尼顯然是將基督教道德和自由主義結合在一起，因為基督教很好地展現了自由主義的基本原則——個體自由。

　　的確，卡萊恩也同意，要理解波蘭尼的思想不太容易，但是其思想的中心卻是一個十分天才的觀點：經濟的三個核心投入要素——勞動力、土地和金錢，都成了“虛擬商品”。以土地舉例來說，由于土地遠不止是市場交換的資源，住房就只能部分商品化，這意味著民主機制不得不為了保障“居者有其屋”而“扭曲”住房市場。因此，金融危機常常以房屋抵押貸款為中心爆發，就不足為奇了。而阿德爾曼之所以會忽略掉波蘭尼的這些解釋，就是因為他將波蘭尼的思想簡化成了關于道德和市場的二元對立。然而，波蘭尼真正放在對立位置考慮的，是民主和市場——關于社會保障的民主需求，與市場“獨裁”之間的沖突。這不正是美國當下面臨的境況嗎？

　　更何況，波蘭尼也不像阿德爾曼說的那樣，只是簡單地反對市場。事實上，波蘭尼對于市場潛能的態度和阿德爾曼并無多少區別。波蘭尼批評自由市場，不是批評它損害大眾利益而服務于富人。真正的問題是市場實在是太有效了，以至于除了效率，沒有任何其他值得考慮的事情。為了能夠獲得充分的潛能，市場會令任何關于個人的、社會的和政治的機制屈服。

　　而對于波蘭尼來說，這就導致了人類關于定居與改善的緊張關系——我們不可能在改善土地的同時又依賴土地生活。這同樣也是現在的希臘和歐洲其他地區正在汲取的教訓——“結構化改革”導致了大量失業。事實上，社會要求公正，要求勞有所獲，要求穩定，但市場從本質上來說就無法提供這些。從市場角度看很有效的做法很可能對人類是有害的。

　　當然，就像卡萊恩指出的那樣，如果波蘭尼的論點只是抨擊市場很糟糕，并損害了共同體的團結，那他的觀點真可以被掃進歷史的垃圾堆。但波蘭尼的觀點并非如此膚淺。實際上，阿德爾曼對波蘭尼的批判，反而更多地暴露了我們這個時代所面臨的問題。

　　自由主義者要的是全球化，卻偏偏想戴著一張人性的面具，而左翼人士則呼應著波蘭尼的思想，對當下的市場時代的非民主機制表示強烈質疑。前有美國的桑德斯，后有法國的梅朗雄，現在又來了個英國的科爾賓，這三人出人意料的崛起，基本宣布了舊政治信條的死亡。

　　所以，卡萊恩一再強調：阿德爾曼對波蘭尼的解讀是錯誤的。阿德爾曼錯誤地將全球化視為“江山永固”，左派自然就成了他口中“浪漫的幻想”。而波蘭尼則提供了方法，幫助我們去解開支持全球化的自由主義和民族主義的民粹主義(nationalist populism)之間的死結。

　　在卡萊恩看來，當代市場秩序的危機，并不歸咎于頭腦不清的左翼，也不能怪罪全球化制造的“失敗者”(losers)，而是因為這個秩序沒能實現它的諾言——令多數人獲益的、真正的增長。對于波蘭尼來說，核心問題是如何以民主而非威權主義的方式應對這種不可避免的狀況，而要做到這一點，就必須重新思考全球化的秩序。所以，阿德爾曼認為二戰后資本主義的復蘇讓波蘭尼顏面掃地，因為他忽略了這樣一個事實：資本主義的復蘇，恰恰是由于精英們吸取了波蘭尼的思想，創造了“嵌入的”“有組織的”資本主義。而且，即便波蘭尼沒能正確地預見市場社會的韌性，他也正確地預見到了無約束增長對環境的破壞。這一點現在越來越明顯，我們只能接受波蘭尼的警示。

　　編譯：魯昊源

　　編譯文章

　　Jeremy Adelman，Polanyi, the Failed Prophet of Moral Economics，Boston Review，May 30, 2017.

　　Steven Klein，How (Not) to Criticize Karl Polanyi，Democracy Journal，June 5，2017.

　　文章來源

　　http://bostonreview.net/class-inequality/jeremy-adelman-polanyi-failed-prophet-moral-economics

　　http://democracyjournal.org/alcove/how-not-to-criticize-karl-polany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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