食物主權按：

　　僑居英國東安格利亞哈德邯村的作者王梆細膩地記錄了該地區農業變遷的歷程。這一歷程同時也伴隨著當地英國人日常生活的變化。我們順著作者的筆觸望去，哈德邯村的過去與當下仿佛歷歷在目。在我們為哈德邯村曾經的農耕文明贊嘆的時候，當我們為哈德邯村消失的活力扼腕痛惜的時候，就會不由自主地聯想到中國的農村。正如文中所說：“我這代人出生得晚，幾乎一出生就直接看到了它的消失。發達國家尚且如此，發展中國家就別提有多慘烈了。”

　　在大資本侵蝕鄉村多樣性的今天，各地鄉村恐怕經歷著同樣的命運，囁嚅著類似的鄉愁。力主“脫歐”的哈德邯老年村民們在“脫歐”的呼求中到底希望擺脫的是什么?恐怕并不單純是移民工給他們帶來的困擾。他們早已從親身經歷的鄉村衰敗中認識到，歐盟等宏大結構所代表的大資本洪流，是他們擺脫不掉的枷鎖。他們希望擺脫資本的操控，回歸到在地化、多樣化的鄉土氛圍。然而，即便已然脫歐，也并不能成全他們的夢想。

　　讓我們細讀他們的故事、他們的心聲吧!

　　本文由公眾號單讀（ID：dandureading）授權轉載

　　正文

　　一、定居英國東安格利亞的哈德邯村

　　保羅(Paul Manson)拄著拐杖，從起居室出發，向五米外的廚房走去。對這個體積龐大，卻只有半條脛骨還勉強管用的老人來說，這段路程漫長得有如一個世紀。我總覺得他會砰然倒下，但每次都是幻覺，就像一頭牝鹿突然撞上了擋風玻璃——當你一邊急剎車，一邊驚魂未定地撐開眼睛，卻發現前方沒有鹿，只有一團濃郁的，英格蘭深秋的霧。

　　2015 年 10 月，一心想逃離城市的我和我的詩人先生，離開劍橋，在東安格利亞(East Anglia)的一個小村莊哈德邯村(Haddenham)買了一套骨架尚存的小瓦房。村子不大，人口不到 3500 ，從南到北一個小時即可走完;人影也不多見，車輪碾過瀝青馬路的聲音，只有上下班時才能聽到;感覺遠離塵世，實際上離伊利(Ely)，英國著名的中世紀小鎮卻只有 7 英里。對于我們這種急于逃避卻又無法像梭羅(Henry Thoreau)那樣徹底的折衷派來說，這個古老僻靜，外表看起來像仍裝在過期罐頭里的小村莊，簡直就是天堂。我們把后院分成三塊，一塊用來種番茄和南瓜，一塊種向日葵和野花，另一塊種黃瓜，青椒和小尖椒。一邊除草，一邊望著爬山虎漸變成帶有涅槃意味的火山石色，這種置身世外的幻覺讓人陶醉，以至于在搬進去最初的日子里，我在給友人的信里，還引用過 R.S.托馬斯(R.S. Thomas)的詩句：“很少發生什么，一條黒狗，在陽光里咬跳蚤就算是歷史大事”。

　　然而這點小確切始終掩蓋不住這個時代動蕩的浮基。2016 年 6 月以后，英國便陷入退留兩大陣營，構怨連兵，短刀相向，極右翼勢力也趁機崛起，試圖掀起一場“移民與狗不得入內”的回潮；與此同時，英鎊大跌，物價也一點點地膨漲起來。縮水的錢袋，未知的工作前景和危在旦夕的國民醫保，讓我們本來就懸在半空中的心更飄渺無依。留歐派們認為這一切都是退歐的錯，并將公投定性為“被全球化淘汰的中老年白人 loser 們掀起的一場仇外／國家主義＋民粹主義的鬧劇”——這個定性，在熱捧退歐派的特朗普執政后就更不容質疑了。控訴退歐派的狹隘，愚蠢和反智，成了留歐派的道德使命。遇到保羅之前，我也從未有過異議。

　　二、毅然從農的保羅

　　87 歲的保羅是哈德邯村的退休農民，獨自住在一棟殘敗的平房里。他大部分時間坐在一張雜物成堆的餐桌前讀報，偶爾拄著拐杖，穿過掛滿舊照片的走廊，顫顫巍巍地走進另一個房間。有時候他也在村里的超市“ SPAR ”里露面，龐大的身軀陷在窄小的電動殘疾車里，車頭掛著一袋面包。有兩個集會他是不會錯過的，即村民自發組織的“歷史小組”和“自然保護小組”的每月兩會，他是資深會員，也許是最年長的會員，雖然其他會員們看上去也和他一樣白頭豁齒，蹣蹣跚跚。像所有的會員一樣，他對哈德邯村的歷史和生態有著時間無法抹殺的激情，他還是英國自然科學叢書之《金鶯(The Golden Oriole)》的作者之一。

　　為了融入鄉村生活，初來乍到的我，讓自己盡可能頻繁地出現在這些小組集會上。會員們對我這個東方面孔的外來者十分友善，保羅則是最友善的。對我那些關于生態的白癡問題，他總是有問必答，一口 BBC《野生世界》的口音，緩慢而精準，有一次還花了近十分鐘向我描繪一只蜻蜓，仿佛它是他的一段初戀。有時候，他也向我講述他的過去。

　　“我的祖父和父親都曾是主張和平的社會主義者。一戰時父親因為拒絕參戰而被抓進監獄，坐了兩年牢。被放出來后，沒有工廠愿意接收他，他只好自己開了一家小作坊，制作醫用毛刷。那是個手藝活，有的毛刷只有一根毛。他也為飛機涂料制作毛刷。他的毛刷賣得不錯，到我出生的時候，我們一家已經從工人階級上升到低中產階級。我在倫敦東北部的哈克尼(Hackney)長大，童年中印象最深的是 Doodlebugs。你肯定不知道它是什么，它不是蟲，而是一種帶翅膀的炸彈，里面裝著整整一噸炸藥，出現時像一顆著火的彗星，遠遠地只能聽到一點嗡嗡聲，飛近時卻震耳欲聾，簡直像直接開入你的耳道。你可以清晰地看到它的飛行軌跡，卻永遠也估算不準它會在哪引爆。我嚇得只好閉上眼睛，留給耳朵去面對，這是最恐怖的。從 1940 年到 1941 年，哈克尼被德軍轟炸了 700 多次……”

　　老派的英國人，在涉及創傷問題時，語調總是平實寡淡的，保羅也一樣，幾乎不帶一絲情緒的泥水，跌宕的記憶變成一張燙斗熨平的舊報紙。盡管如此，我還是可以聞到它辛猩的油墨味。并非所有的人都死于轟炸，倫敦東區最慘烈的一次傷亡是 1943 年的 Bethnal Green 地鐵踩踏事件。成百上千具肉體，以電動絞肉機的速度，試圖在同一秒鐘擠進作為防空洞的地鐵，173 人被踩死了。更有悲劇意味的是，那只是一次防空洞避難演習。

　　為了安全，年少的保羅被父親送到了英國鄉下。

　　英國詩人 William Cowper 說：“城市是人創造的，鄉村卻是神創造的。”——但凡到過英國鄉村，見過它那優雅而迷幻的四季霓裳的人，想必對此深信不疑。保羅也一樣，在鄉下待了一段時間之后，他就再也不想回倫敦了。

　　“戰爭結束后，我卻決定永遠留在鄉下。我輟學了，那是語法學校，培養律師，醫生和銀行家的地方。父親當然是失望的，但聽我說未來要在農業和畜牧業上有一番建樹，他改變了態度，還把我送到英格蘭北方的一個農場當學徒……”

　　學徒生涯是艱苦的，保羅被師傅扔進一只木棚里，天不亮就起床，干上一整天活，晚上端只盤子，獨自縮在棚子里吃飯，寒冬也一樣。1951 年，保羅學有所成，他的父親于是掏出 500 英鎊，買下了哈德邯村的 5 英畝耕地和一棟維多利亞小農莊，作為獎賞送給了他。農莊要翻修才能住人，耕地也相當袖珍，但對于 21 歲的保羅來說，它們就是他全部的新大陸。

　　三、哈德邯村：

　　洪水之下堅韌的農耕文明

　　在鄉村定居和務農為生，是兩種截然不同的人生。我選擇了前者，保羅選擇了后者。要和大自然博奕，直接從土地的裂口里搶食，后者的人生顯然更驚心動魄。

　　哈德邯村是東安格利亞的一塊高地，所謂高地，也只是比它附近的低洼地帶，比如伊利鎮，高出 36.8 米而已。在尚未搬入哈德邯村之前，我對東安格利亞的地貌和歷史一無所知，住下來才知道，這個高度對于總體低于海平面的東安格利亞來說，相當金貴。

　　“洪水來時，誰也難以幸免，我們村卻因為高出這么幾米，水淹不過房頂，所以讓人覺得逃生有望。”村里的老人們告訴我。

　　“洪水”是我在哈德邯村聽到的第一個活著的傳奇。

　　原來東安格利亞是英格蘭一塊古老的沼澤地，位于沃什灣海岸，覆蓋林肯郡，劍橋郡，諾福克郡和部分薩福克郡，總占地面積近 3900 平方公里。因為低于海平面，它從誕生之日起就不得不接受洪水的無常洗禮。洪水襲來，它便被厚厚的水被壓住，像蓋著一層昏黃色的，密不透風的咒語;洪水消退，蘆葦叢，黒泥沼，幾座零星的古撒克遜人建的修道院，便像孤魂野鬼一樣，一點一點地從地平線上冒出來。

　　東安格利亞沼澤地的治水史，始于羅馬帝國占領的時代(Roman Britain，公元 43 到 410 年)。羅馬人修建了幾座擋洪堤，成效卻并不顯著;16 世紀，伊麗莎白一世為了發展農業，增大了挖渠建堤的力度，但也沒有帶來多少改變。東安格利亞歷史學家 Edward Storey 在其著作《沼澤地的精神(Spirit of the Fens)》里曾這樣形容當時的悲慘畫面：“一場洪水過后，時光便倒退 300 年。”

　　17 世紀，英國從荷蘭請來治水專家，挖了千萬條排水溝渠，想方設法把澇水引入大海，并將挖出的泥炭土收集起來，用以填充耕地。就這樣挖填了幾個世紀，獻上了無數沾滿淤泥的身軀，東安格利亞才終于變成了桑田。它那多汁肥膩，手感像綢緞般潤滑細膩的黒色耕土，使它成為英格蘭最富饒的農業重地之一。小麥，土豆，甜菜，草莓，藍莓，蘋果等各種作物的種子只要撒進去，就像撒入了魔毯一樣。

　　然而無論怎樣和洪水搏斗，被瀝干的，永遠也只是洪水的尸體，洪水的靈魂則是殺不死的。距今最近，破壞力最強的一次洪災發生在 1947 年三月，一場突如其來的暴風雨，裹挾著囤積了一整個冬天的冰雪，匯聚成兇惡的洪流，一路咆嘯向前，連“高地”哈德邯村也在劫難逃。Sid Burgess 曾是村里一家奶牛農場的擠奶工，當年他 18 歲，聽到消息后，便和父親一起狂奔到村西的擋洪堤旁，和其他村民一起，晝夜不停地往沙袋里灌沙，試圖用沙袋堵住洪水。兩天之后，所有的努力在洪水的蟒蛇之口中化成泡影。全村人只好卷起鋪蓋，抱著孩子和家禽，驅趕著豬馬牛羊，舉家遷逃。直到今天，村里的老人們只要提到洪水，就會再次被 1947 年的記憶淹沒。洪災的照片仍貼在村圖書館的白墻上，附帶村史學家 Charles Bester 的注解：“干草堆和堆放農具的棚屋在渾濁的水面上孤伶伶地漂浮著，洪水沖擊硬物激起的每一股巨浪和漩渦里，充斥著土豆，甜菜和牲畜的尸體。”當年的地方報紙寫道：“ 60000 英畝沃土被洪水覆蓋，其中不少耕地被永久性地摧毀……成千上萬的災民們流離失所，不得不靠紅十字會和各種慈善組織度過難關。只伊利鎮一家小旅館‘孔雀旅館（Peacock Inn）’，向抗洪人士和無家可歸者提供的三文治就多達每天 3000 多只。”

　　“洪水上尉總是贏”是東安格利亞沼澤地流傳最廣的俚語。

　　土地來之不易，農民們自然惜土如金，耕作時也分外賣力。

　　這是東安格利亞Wisbech沼澤地博物館記載的一段當地農民日記，來自牧羊人之子 John Thompson，他沒上過幾年學，筆跡笨拙，在父親的督促下痛苦不堪地寫完了四頁紙：“……我父親每周掙 12 先令，從早上 4 點忙到晚上 8 點。他為農場主看養 4 頭牛，1000 只羊和一支馬隊。每天他分得兩加侖牛奶，有時候也分得一只羊頭。他經常會帶一只被淹得半死的羊回來，我們叫它“澇羊肉”，我們用大麥面包蘸羊肉汁吃。7 歲我就開始下地干活，每天和 20 個人左右給 10-15 英畝除草。1863 年，我 8 歲，第一次見到日食，以為太陽下山了。12 歲時，我已經能干一個大人的活。大人們常常和我打一個便士的賭，看我犁的地夠不夠直，我總是贏。我母親也在地里勞作，此外她還得做飯。她得烤15個面包才夠我們一家大小吃一天。周日最流行的午餐是野兔派。1869 年，我 14 歲，作為一家大農場雇傭工，我能掙 6 英鎊一年。16 歲時漲到 9 英鎊一年，每天我還分得半品脫啤酒……”

　　在農業還沒有邁向工業化的時代，但凡有一點家底的東安格利亞農民，會先租種莊園主的耕地，除去生活開銷，收入的一部分用來交租交稅，另一部分則攢下來，待攢夠之后，再從莊園主那里買些耕地，將身份從佃農變為農場主。工業革命中后期，一些隸屬“貴族保有制（Tenure）”的英國莊園紛紛沒落，其耕地以每英畝幾十英鎊不等的價格，落入中小農場主手中。完全沒有家底的農民，比如像 John Thompson 那樣的，單純靠出賣體力，也能活下來。哈德邯村自古以來就是一個魚米之鄉，20 世紀中葉之前，村里 95% 的人口務農為生。哈德邯村村委會編撰的《地方志》上，記載著老農夫 David Fairchild 給青年農民的勵志宣言：“農民是土地的保管人(Custodians)。我們耕種，如果運氣好，就要努力把耕地傳給下一代，像血脈一樣傳下去。當你的體內流著農民的血，你就會盡一切可能不讓土地荒蕪。”

　　對東安格利亞人來說，農業不但是生計，也是一種源遠流長的生活方式。歷史小組的老人們告訴我，比起前者，后者顯然更讓人難以割舍。據說在各種失傳的節日中，始于公元 5 世紀自然宗教(Pagan)時代的“豐收節”是最熱鬧的：秋分前后，當地農民便會將自家產的作物和果蔬，擺設成色彩濃烈的對稱樣式，在教堂里或集市上展示和出售，伴隨著兩天兩夜的中世紀歌舞，管風琴和銅管樂演奏。

　　John Thompson 死于 1924 年，除了辛勤耕作以外，他也是原初循道宗教會(Primitive Methodists)的忠實信徒，像它的教堂一樣，它崇尚樸實，低調，沒有英國教廷的繁文縟節，對無暇定期作禮拜，同時又對大自然充滿憂患意識的農民們，非常具有吸引力。

　　在哈德邯村，也有一家循道宗教會的教堂。它是一棟建于 1768 年的紅磚建筑，低矮，寬厚，遠沒有大教堂的斑斕和輝煌，不同明度的土燒紅磚，在壘砌時稍稍轉換角度，便構成簡單重復，卻相當耐看的幾何紋樣。Jim Mullin 是該教堂的神父，你很難看出他是神父，因為大多數時候，他幾乎不戴那種石膏般堅硬的白色假領，我每次在路上見到他，他都穿得像一個卡車司機，盡管他擁有博士學位。村民們也從不叫他“ Father Mullin ”，而是叫他“吉米(Jim)”。

　　根據哈德邯村《地方志》的記載，吉米的教堂曾組建過好幾代合唱團。清一色的本地村民，農閑時分排練，節假日獻唱，收入所得捐給慈善機構。1988 年的初夏，村合唱團還自導自演了根據法國古老傳說改編的中世紀歌劇《小雜耍人(The Little Juggler)》，Elizabeth Stead，當時的歌手曾甜蜜地回憶道：“童聲合唱站在最前排，樂隊伴奏在后方，我們站在最中間……那可是真正的好時光。”

　　耕種，放牧，祈禱，歌唱……這些與土地密切相關的集體行為，加上抗洪必須的凝聚力，曾經構成過一個自成一體，以地方為主體，人與人互動頻繁的東安格利亞農耕社會。當地歷史學家 Edward Storey 視它為“一個珍稀的部族社會”。在《部落之末(Last of the Tribe)》一文中， Edward Storey 寫道：“不管是那些老實巴交，只會埋頭苦干的農民，還是那些通過能源和技術開發取得了巨大成就的農業專家，他們之間擁有著一種‘共同的特質(denominator)’，它比傷感的懷舊之情，比對老時光的眷戀都要顯著。它不僅僅只是對一個地方的忠心，比如對‘家園’的忠心。它更是一種對傳統文化的集體認同。在東安格利亞，這種認同是部族式的，是一個部族社會得以長久生存的要素。”

　　我從未見過有人比老一輩的東安格利亞人更堅守傳統。雖然“洪水上尉總是贏”，但你卻看不到洪水的痕跡（上一次大水是 1978 年），尤其在古建筑群匯集之地，各個年代的教堂，房屋，風車和公共建筑，像一樽樽保存完好的淑女蠟像般，靜靜地倚立在 21 世紀的時空里。都鐸時代的教堂，諾克福傳統(Norfolk Thatched)的茅草屋頂，18 世紀巴洛克風格的浮雕窗緣，19 世紀喬治攝政(Georgian)風格的帶扇形窗的門廊，維多利亞時代的手繪瓷磚和門牌，新古典主義的鐵藝花臺……幾乎沒有一快敷衍的磚，沒有一道潦草的新漆，沒有一座光禿頹廢的庭院，一切都修葺完美，葆留著千百年前那具“人生若只如初見”的模樣。

　　哈德邯村還曾經擁有過一座農耕博物館。1969 年，村民 Lorna Delanoy 四歲的小兒子 Craig，愛上了在耕地里發現的各種“出土文物”：陶土煙桿，古豬牙齒，以及各種身份不名的化石……他把這些寶貝放在紙箱里，并向父母和村民們宣布，只要付很少的門票錢，就可以進來參觀他的“紙箱博物館”。Craig 的博物館開設了 23 年，紙箱擴展成木屋，接著又占據了整個后花園和門前所有的空地，收獲了 8 萬名訪客和 13000 英鎊，這筆錢被全部捐給了兒童慈善機構。1992 年，當博物館長到 1 英畝大，幾乎要把整座房屋撐破的時候，Craig 才不得不依依不舍地把它送給了劍橋郡農業館。

　　很難想象，當東安格利亞人站在被洪水斬斷的殘垣斷壁前，要懷著一顆怎樣堅韌的心，才能一次次地俯拾起家園的碎片，并將它們一絲不茍地重新拼接起來。

　　我這個身上背負著不到五兩傳統的異鄉人，獨自走在哈德邯村的林間小道上，像一只失去網衣的蜘蛛，時常帶著羨慕的心情，品味著數月以來在東安格利亞所觀察到的一切。無論是壁爐樣式，還是烹調方式，或是以鄉村和野生動物為題材的水彩畫或陶瓷飾品，甚至日常行為，語言，宗教，儀式等等……無論外表如何千差萬別，它們的底色卻是相似的。那是一種地道的，田園（Idyllic）生活的底色，古老，綿密，醇厚，從文藝復興到浪漫主義，從 Thomas Hardy 到 John Berger，蘊育著一代又一代的英國人，甚至對“英國性”的構成，產生著不可磨滅的影響。

　　四、

　　聽保羅講東安格利亞地區的農業變遷

　　當我漸漸愛上這片土地的時候，才知道它一半以上的原住民，包括我的忘年交保羅，全都是堅定的退歐派。用公投后公布的數據概括：“ 90% 年紀在 65 歲以上的退休人士，都投了退歐一票。” 90% 和 65，對我們來說，這兩個數據是相當殘忍的。也許哈德邯村歷史和自然小組的所有成員——那些友善的老人，甚至包括我的公公婆婆在內，全都無視我們的未來，投了退歐一票。“中老年白人 loser ”，除了“ loser ”一詞值得商榷之外，留歐派果然描述得差不離兒。然而我們就應該把這些人通通“標簽化”，并從現實里徹底刪除嗎?“一刀切”之后又能怎樣?常識告訴我，當你面對的人變得真實而具體，像菱鏡一樣富含多面性，任何一種標簽都是粗暴的。

　　保羅終于走到了灶臺邊上，用顫抖的，爬滿了老年斑的雙手，為自己泡了一杯紅茶。向上洇開的蒸汽，令他那因年邁而失控的淚阜，看起來濕漉漉的，就像剛剛哭過一樣。

　　我站在他身旁，一邊靜靜地吸著一瓶蘋果汁，一邊在他的目光無法觸及的地帶，敲下一個既同情又不解的問號。

　　“你說你想和我聊天，你想聊什么呢?”他問，語氣里摻夾著不相上下的好奇。

　　“和我說說你的 5 英畝地吧!后來它怎樣了?你實現了少年時代的夢想嗎?”

　　我沒有開門見山地質問，你看起來不像是一個裝在套子里的人，怎么會選擇退歐?從小生活在一個極其善于窩里斗的中國社會，我對人與人之間的暴力沖突憎厭不已。

　　“呵呵，這得說上好幾天……”

　　把自己吃力地塞進一張同樣上了年紀的扶手椅之后，保羅雙目低垂，陷入了漫長的回憶。

　　“我這輩子幾乎哪也沒去，待在這個小村莊里，守著 21 歲時父親贈給我的 5 英畝地。

　　“ 5 英畝耕地，固然很小。但在英國農村，流傳過這么一句話，五英畝養活一家人沒有問題。二戰前后（1940-1954），英國被蹂躪得囊空如洗，小麥，白糖，肉類什么的全得用糧票才能買到，很多人家就在自家后院種地養雞，一個不足 1 英畝的后院都能救活一家四五口人的命。我的 5 英畝，相比起來，已經算是很大了。當然我得用它來創業，于是我就想到了養豬。1950 年代，政府對農業是相當支持的，頒布了強大的農業補貼政策（The 1947 Agriculture Act），買農藥有補貼，買耕犁機器有補貼，豬牛羊等畜牧業也有各種補貼。1950 年到 1960 年，家禽的出品價格是政府規定的，完全不受市場的影響。辛苦養大的豬被砍到跌破價這種事，我那時可是絲毫不用擔心。

　　“來到哈德邯村的第二年，我就在村俱樂部里交上了女朋友，就是農閑時大家都湊去喝酒跳舞的那種俱樂部，當然現在沒有了。她是土生土長的哈德邯村人，我們第二年就結了婚。因為和本村女孩結婚，村里人漸漸地便把我當作自己人，針對我的那些閑話也慢慢消失了——畢竟我是倫敦來的。1950 年代，村里幾乎沒有外來人口，所以來了一個外地人，大家難免會在背后議論。我那時處于創業階段，錢都花在豬身上了，所以我們沒有錢拍婚紗照，但我們的感情一直是很好的。她有一雙冰涼的手，涼手心揉出的面皮，做出來的蘋果派才好吃。她為我和我們的兩個女兒做了很多年的蘋果派，她是過完我們的金婚紀念日之后才走的。

　　“我們的生活并不富裕，但也談不上拮據。1950 年代中期，在政府農業扶助政策的鼓勵下，幾百家小型屠宰場在全國各地冒了出來，豬圈到屠宰場的距離，最多不超過 15 英里;肉店也到處都是，單我們村就有兩家肉店。我的豬趕上了好時光，落地就滿地亂跑，吃得也很好，都是貨真價實，不含激素的飼料，頭頭精瘦健壯。有一年，我的豬還拿下了 Wiseacre Wayward 英國皇家農業競賽的‘配種冠軍’，俄羅斯都派過代表團訪問過我的養豬場。

　　俄羅斯代表團參觀保羅的養豬場(右一為保羅)

　　“ 1960 年代，政府逐漸取消了對豬肉出品價格的硬性規定。豬要經過幾道經銷商的手，才能到達屠宰場，經銷商為了從中賺錢，把出品價格壓得很低。我覺得那樣對我們不公平，就辦了一個類似‘聯合供銷社’那樣的協會，請專業人士給豬肉作等級鑒定，以半年或一年的固定價格，向屠宰場直接銷售。第一次集會在我家的廚房里，一下子就來了十幾個人，他們都是東安格利亞地區小養豬場的農場主。1963 年，我們壯大到 21 人，互相出主意，解決各種技術和銷售上的難題，并正式命名為“安格利亞優質肉類協會(AQM)，我們協會最興旺的時期一直持續到 1990 年代。”

　　保羅遞給我一疊厚厚的資料，封面上印著一枚金色勛章，恍如一個鄉村養豬專業戶的“奧斯卡獎”，讓人無法回避它的沉甸。

　　“厄運是從 1990 年代開始的”，講到這里，保羅突然停了下來，目光移向窗臺，視線在陽光里匯成一把長劍，仿佛前方站著一個正在卸下隱身術的闖入者。沉默了好一會兒，他才繼續說道。

　　“ 1990 年代，超級市場開始主導整個英國的農業。”

　　超級市場是一條食肉的尼羅鱸魚，只要把它放進河里，所有的原生魚都會死光——這并非只是保羅，或者我的個人見解。

　　拿英國五大超市之首 Tesco 為例，1920 年代，Tesco 還只是倫敦 Burnt 0ak 街上的一家小雜貨店。1950 年代，它以購買和兼并的方式吃掉了它附近的所有對手，包括 70 家 Williams 士多店，200 家 Harrow 士多店和 97 家 Charles Philips 士多店。隨著資本不斷壯大，自 1960 年代起，它便以蘑菇云的速度向天空生長。1968 年，它在英國的蘇塞克斯郡開設了第一個“巨型超市”，1990 年代，這只患有肥大癥和強迫癥的巨獸便全線占領了英國所有的大小鎮。1990 年代底，它擴張到包括東歐和東南亞在內的 13 個國家。在美國，它叫“Fresh & Easy(鮮易)”;在中國，它叫“樂購”。它在全球范圍內的實體店從 2008 年的 3751 家飆升到 2016 年的 6902 家。

　　根據村史記載，1990 年代以前，哈德邯村曾擁有 14 家店鋪，包括兩家肉鋪，賣著保羅和他那“安格利亞優質肉類協會”出品的優質肉類和家禽，一家保羅的裁縫老丈人開的制衣店，一家水果店，一家面包店，一間小士多店，一家熱帶魚店，一戶旅行用品店，一家干洗店，一家古董店，一家理發店，一個加油站，一家照相館等。今天，除了理發店和一家慘淡經營的肉鋪，其余的店鋪全都消失了。幾張珍藏在村圖書館的零星照片，記錄著店主和顧客們談笑風生，白糖用秤砣過稱后，在黃油紙里晶晶發亮的樣子。

　　五、1990年代：

　　大資本吃掉小農場主的時代

　　“超級市場要海量供給，要穩定的供應鏈，最關鍵的是，要最最便宜的出品價格，所以根本沒有人打得過它。”保羅說道。

　　超市給出的出品價格到底有多便宜?英國作家，《衛報》記者 Joanna Blythman 在《買買買：英國超市的驚悚力量(Shopped：The Shocking Power of British Supermarkets)》一書中寫道：“ 1 英鎊一串的香蕉，超市能凈賺 40 分錢，卻只肯付給蕉農 1 分錢。” 2015 年，超市里的豬排，平均最便宜也要每公斤 5 英鎊左右，而生豬的出品價格僅為每公斤 1.3 英鎊(www.parliament.uk)。

　　“很多中小型農場主，一心想節約成本，不舍得給豬圈墊草，為了防止沒有干草墊護的小豬們在水泥板上互相撕咬，小豬一出生，就立刻剪掉它們的尾巴，以免造成感染;還有的農場主為了節省飼料，到中國餐館買潲水，煮都不煮就拿來喂豬，盡管豬吃了這些潲水會中毒，人吃了這樣的豬肉，也會生病……”保羅告訴我：“這些招數，我可是想都沒想過。”

　　盡管如此，在那些大量雇傭廉價勞工，大量劑使用催肥飼料，完全改用試管受精的大型（Mega）生豬工廠面前，這點省錢的小心眼，還是不堪一擊。

　　保羅的競爭對手，不再是鄰村的養豬場，而是那些向英國超市源源不斷供應廉價肉類的歐洲和南美洲國家，甚至整個世界。東安格利亞的小農場主們，大多身處同樣的苦海。薩福克郡(Suffolk)的奶牛農場主 Tony Gillies，受近年來每公升僅 25 分錢的超低出品價沖擊，負債累累，不得不關閉了祖上經營了四代的草原牧場。他那些以花兒命名的奶牛，康乃馨，冬青花……被送到拍賣場賤賣。BBC1 臺把失落的 Tony Gillies 請到牛奶出品價格更低廉的美國，參觀芝加哥某家大型奶牛工廠，站在羅馬廣場式的環形工廠底端，仰望著被階梯形鋼鐵牛欄圈養在半空中，插著 24 小時擠奶器的奶牛，Tony Gillies 眼圈發紅，震驚加難過，雙唇顫抖，完全說不出話來。

　　感謝襲卷全球的自由貿易（Free Trade），1990 年代初，保羅結束了“五英畝養活一家人”的古老傳說，年過六旬的他不得不靠各種短期合同工（contractor work）熬到退休。1996 年至 2004 年，英國失去了約 80，000 份與傳統農業相關的工作。

　　六、吃撐富豪的歐盟農業補貼

　　“魔鬼在細節里(The devil is in the detail)”是我最喜歡的一句英語諺語，因為它改變了我在一個極速發展的社會中養成的那種“觀光客式”的觀察方式。為更進一步地了解超級市場及其背后的全球化壟斷意識形態如何將農民逐出土地，我起了個大早，去拜訪哈德邯村的 Hill Row 果園，它在一片山坡頂上，是村里的最高地。果園的主人叫史蒂芬(Stephen)，像所有準時，守信的東安格利亞人一樣，早早就站在果園的入口等候，2017 年初春的寒風，刮著他泥塑般粗曠的濃眉大眼。

　　“你是我在哈德邯村見過的農民里最年輕的。”我如實相告，在拜訪史蒂芬之前，我走訪了附近幾個農場，農場主全都是清一色年過六旬的老人。根據 Corporate Watch 的報告，目前英國農民的平均年齡是 59 歲。而史蒂芬看上去像是只有 50 歲。

　　“對不起，我是全職的貨車司機。”他尷尬地說：“果園養不活自己和家人，周一到周五我都在開車，只有周末才有時間打理果園。”

　　“你的果園有多大?”

　　“ 80 英畝。”

　　“是祖上傳下來的么?”

　　“是啊!太爺爺買了 200 多英畝，父親繼承了 120 英畝，歐盟政府要求不能全拿來種地，所以父親用 40 英畝來種草，80 英畝種水果。你現在看到的就是父親過世后留給我的果園。”

　　一棵棵果樹排成長條形隊列，齊整地呈現在我面前。這不是我第一次見到果園。哈德邯村還有另一座健在的果園，在一只廢棄的風車底下，果園的主人 Robert Normans，像守陵人似的地守著它。我經常在村里的主街上買他的蘋果。芳甜的蘋果，用塑料袋裝起來，每袋 10 到 12 只，1 英鎊一袋，堆在一輛生銹的手推車里，標好價格的木牌擱在手推車旁，地上擺著一只小小的鐵盒子，用來放錢。沒有人，鐵盒子里也沒有多少硬幣。第一次見到有人用這種方式賣蘋果，我還覺得相當淳樸浪漫。入冬以后，手推車里仍堆著很多賣剩的蘋果，塑料袋上結滿了白霜，就不免令人為 Robert Normans 的冬天擔心起來。

　　“這是桃子，這些是蘋果，這棵李子樹大概有 200 多歲了，你看它的樹桿，滿是粗結和皺紋……”史蒂芬指著他的果樹，向我一一介紹。

　　“你的果子都賣到哪里?”

　　“這些年，我也正在為這個問題發愁呢!父親在世時，我們的水果曾賣給當地的農貿批發市場，農貿市場再賣到水果攤上。”

　　“你不可以賣給超市么?”

　　“我們的品種太舊了，都是 20，30 年前的。而且數量也不夠。要種出超市喜歡的水果，就得更新最新穎的品種，灑更多的農藥，給水果的形狀定型，果園面積至少得擴大幾十倍，還得建個有溫度和濕度控制的巨型倉庫，用來存放——因為超市要來自世界各地，且一年四季都不腐爛的水果。到了超市那里，蟲咬過一丁點的，長得不夠圓的，都得被退回來。總的來說，一大筆錢。”

　　“歐盟沒有補貼么?”我望著每棵果樹下厚厚一層腐爛的水果，心疼不已。

　　“每年每英畝 20 英鎊。”

　　“英國政府呢?”

　　“一分補貼都沒有。”

　　“那你為什么還要投退歐一票？”

　　“補貼沒有解決我們的問題。”

　　史蒂芬也許是對的，盡管據“ Full Fact(實況網)”提供的數據，歐盟補貼對英國農民來說必不可少，比如 2015 年，英國農民在生產農產品上獲得的凈收入平均只有 2100 英鎊，拿到的歐盟補貼竟高達 28300 英鎊。聽上去似乎還算充裕，但因為歐盟補貼是按土地面積支付的，對于只有 120 英畝地的史蒂芬來說，也不過 2400 英鎊，如果他的果園無法盈利的話，這筆錢估計也就僅夠除草，施肥和支付抗洪費。

　　英國作家 George Monbiot，《大集團掌控下的英國(The Corporate Takeover of Britain)》一書的作者披露道：“農業補貼是一場公然將鈔票送給富人的交易。當我們的政府說，我們要幫助農民，其實是在說‘我們要幫助那 1%’，因為我們的土地大部分歸極端富裕的人所有，他們很多是外國的族長，政治寡頭和大礦主，他們也許支付零稅收，卻可以拿到數百萬歐盟農業補貼。”此話并非憑空捏造，打個比方，產權歸英國前勞動秘書部長 Iain Duncan Smith 的幾位近親所有的“旺斯伯恩家園農場（Swanbourne Home Farm）”，過去十年間累計拿到的歐盟補貼高達 1，517，535 歐元，盡管 Iain Duncan Smith 在“縮減公共福利開支”上向來狂熱不已。

　　英國環境學家 George Monbiot 在牛津農業會議上(發表于《農民周刊(Farmers Weekly)》，2017.1.13)說：“農業補貼是不公平貿易的產物，如果農民們獲得合理的出品價格，就不需要納稅人，包括最窮的窮人，為農業的困境買單。”

　　“你認為怎樣才能解決問題?”我望著一臉無奈的史蒂芬問道。

　　“歐盟太龐大，太遙遠……我想回到過去，回到一個以地方為中心，地區掌握自治權的時代。”

　　我無言以對。我看到的，和他看到的，是多么不同的兩個世界，那些世界自由主義(cosmopolitan liberalism)，行動自由(free movement)，多元文化(tolerant multiculturalism)，來自民間的跨國交流與合作，思想碰撞，力量聯合……一切都如此美好，可悲的是，我們卻生活在同一個屋檐下，面對著同樣的，像鉛壁一樣灰暗而有毒的現實。

　　“你父親在世時，是全職的果農么?”

　　“他沒兼過職，一輩子都在這山坡上忙碌。我就是這果園養大的。”

　　“沒想過將果園賣掉?”

　　“從未想過。”

　　“為什么?”

　　“它就在我家后院的山坡上，什么時候想看月亮，我就走上來。只有在這里，我才能看到最美的月亮。”

　　七、脫歐與農業

　　保羅發來 Email，告訴我別為無人采摘的水果發愁，在最寒冷的冬天里，這些在泥土中發酵腐爛的水果，能引來 2000 到 3000 只北歐田鶇和黑鸝。我這顆從小死記“鋤禾日當午，粒粒皆辛苦”的腦袋，才逐漸放松下來。食物浪費是人類對大自然的最不敬之一。

　　史蒂芬估算，哈德邯村的農業人口已經從半個世紀前的 95% 減少到 1.5%，我到詹妮(Jenny Manning)那里去求證。年近六旬的詹妮每周在哈德邯村教區居民委員會上三天班，是村里土生土長的姑娘。她和她的姐姐希拉(Sheila)還一起經營著一個 20 多英畝的小農場，為十幾匹馬和毛驢提供膳食，草地和茅棚。雖然驢馬們早就退出了歷史舞臺，這些馬的主人們卻不舍得將它們放棄，偶爾騎一騎，大部分時候寄養在姐妹倆的農場里。一匹馬一個月的伙食費是 60 英鎊，姐妹倆賺的錢相當于“花生米”，所以只好把幾間破舊的牛欄改建成倉庫，租給人存放大型土建器材。

　　從馬草場到詹妮的家，要經過一條泥濘小徑。小徑邊上有棵櫻桃樹，詹妮和希拉的父親，據說是哈德邯村一位德高望重的老農夫，此刻就埋在樹底下。簡潔的墓碑旁放著一張長椅，獻給每一個疲倦的路人。我拂掉長椅上的落葉，輕輕地坐了上去。馬兒跨過早春的薄冰朝我跑來，馬蹄富有節奏地敲擊著土地的心臟，時光如白駒過隙，土地那憂傷的回響卻曠日持久。

　　詹妮從我手里接過一份哈德邯村過去 50 年間的農場名單，一邊輕輕地念著那些名字，一邊把它們一個個劃掉。

　　“粗算了一下，我們的村的農業人口估計只剩下 2% 左右沒錯。”

　　“農民們都去了哪里?”

　　“退休了，或者去世了。像我父親一樣，他是十幾年前走的。”

　　“那村里的人靠什么生活?”

　　“到了我們這一代，基本上都在從事其他職業……”

　　希拉在一旁接話：“務農的收入很低，所以很多農民的后代都出去了。人走了，土地和房子便進入了市場。這里的房價比大城市低一些，很多在倫敦上班的，就搬了進來。每天早上開車到伊利，然后再坐火車去倫敦。”

　　“那可是近 2 個小時單程。”我咂舌。

　　“那也沒有辦法。”希拉苦笑。

　　“父親在世的時候，從來就沒有擔心過錢的問題，對吧?”詹妮把話頭拋給姐姐，比起希拉，詹妮顯得內向多了，眼角的魚紋里藏著一縷縷游不走的哀傷。她結了兩次婚，第二任丈夫幾年前去世了。雖然居民委員會的工資還不錯，但因為不是全職，似乎總讓她安不下心來，而且她也快到了退休的年紀。“有的事說不準”——她總是淡淡地說道。

　　“那可不是!我們小時候生活得多好!錢的問題，父親可是一天都沒有擔心過!爺爺留給他的一小塊地，在他手里擴大到 200 多英畝，種過土豆，甜菜和豌豆，養過牛……”希拉應和道。

　　“這些地都去哪了?”

　　“大部分都賣了。父親老了，兩只膝蓋全都壞掉了。時代在變，我倆誰也不想繼承他的事業。”

　　時代確實在經歷著一場劇變，根據 BBC Countryfile(鄉村檔案)的報道(2015.10.11)，因為破產，英國平均每周就有一個農民自殺，空氣里彌漫著藍色的憂郁和某種類似“ 1943 地鐵踩踏事件”的恐慌。即使在哈德邯村這樣的“魚米之鄉”，也開始出現了食不果腹的現象。這幾年來，神父吉米(Jim Mullin)，不是在忙著組建唱詩班，而是在忙著為村里的“食物銀行(Food Bank)”籌集食品，幫助那些最不幸的村民度過難關，約有 85 戶哈德邯村村民接受過食物銀行的救濟。不單只是小農場主為錢發愁，為了保住超級市場這個唯一的買家，就連大農場主也在想方設法減縮成本。

　　邁克爾(Michael Church)是 1960 年代農業學院的高材生，1990 年代到 2000 年代，他出任哈德邯村最大的農場——“隱士農場(Hermitage Farm)”的總經理，該農場走 Mage 路線，從中型規模擴展到 4000 英畝。

　　“超級市場的力量是很強大的。砍價什么的，我們根本不占上風。有一年，Tesco 說要 800 噸土豆，我們把土豆裝好車，他們又不說要了。”

　　“為什么?”我驚訝地問。

　　“沒有原因，它不需要給你原因。說不要就不要。我們只好把 800 噸土豆倒回泥里去。”邁克爾那雙精煉利索的眼睛里，閃爍著一種“過來人”的無奈。

　　“據移民觀察(Migration Watch)的數據，目前英國 95% 的農業季節工來自歐洲，澳大利亞，摩爾多瓦和烏克蘭……”

　　“我們不可能雇傭本地勞工，”邁克爾辯解道：“成本問題，雇不起。事實上，我們全職的員工也只有 5 個人。”

　　“ 5 個人種 4000 英畝的地?”

　　“沒法相信吧？今天，技術已經發展到只需輕輕觸屏，就可以完成大面積耕種的地步。我們的機器如果出了問題，只要在電腦上輸入代碼，屏幕上就會出現修復模式。只有像摘草莓，采青蒜之類精細工種，才需要一些季節工。移民工不但有價格優勢，而且也非常賣力。你如果見過那些來自東歐的移民工，就知道本地勞工根本無法和他們相比。約了移民工早上 6 點到達農場，凌晨 5 點你就可以在田壟上見到他們的身影。他們非常敬業，一直工作到太陽下山為止。”

　　“我以為本地勞工也是很敬業的……”

　　“你說的是過去，現在這些人有福利可吃，當然更愿意坐在家里看電視。”邁克爾露出一絲嘲諷式的微笑。他是我遇到的哈德邯村 65 歲以上的前輩中唯一的留歐派。

　　對此，莉迪亞(Lydia Hill)卻完全不認同。她是哈德邯村的工黨會員，骨子里繼承著反全球化資本主義的歐洲左派知識分子的純正血統：“吃福利？！在公共福利基金首先用來保釋銀行家的時代，有多少人能申請到福利？不是本地勞工怕辛苦，而是本地勞工即使拿移民工的工資，也根本活不下去。6、7 英鎊一小時，還是季節工，住在十幾個人的篷車里，移民工可以忍受，因為再苦再累，也比待在家鄉強。何況賺夠了錢，他們就可以回家。而拿同樣的低薪，本地勞工既付不起房貸，也租不起房子，哪里有家可回?”

　　莉迪亞說得沒錯，只不過移民工也未必有家可回。英國作家 John Berger 在他的著作《第七種人(The Seventh Man)》里，用語言和邏輯學的刺刀，詳細地解剝了“廉價歐洲移民工”的歷史和成因：“現代鄉村的貧困不是自然災害造成的，而是制度。在一個只為全球壟斷資本家牟利的制度里，農民們如何將石頭變成面包?”在《回歸是虛構的》一章中，他寫道：“……并沒有回歸，自他離開的那天，他的村莊就已經在悄悄地衰退。過去沒有生計，現在更沒有。回家，只能讓他成為經濟停滯的受害者，而正是同樣的原因，迫使他接受了最初的背井離鄉。”

　　今天，盡管有像 Joseph Stiglitz 那樣的諾獎經濟學家在質疑全球壟斷資本主義，但在大范圍內，對它的批判卻仍是一個禁忌;也沒有多少人同情背井離鄉的移民工，以及那些被戰爭和環境惡化逼往絕路的難民。在制度和其受害者之間選替罪羊，中選的總是受害者，這是人性最經典的一種萬劫不復。Oscar Wilde 說：“在鄉下，任何人都可以成為好人”，亦無疑是一句謊話。大部分的退歐派都對移民不滿，就連不少生性淳樸的哈德邯村的村民也不例外。一旦“移民”的話題被激活，他們臉上的淳樸，就會像月食一樣，被《每日郵報》的尖酸刻薄所屏蔽：“太多移民了!我們的住房，醫療，學校都被占滿了!此外還有一個難民大軍!難民們燒殺搶掠，無惡不作……英國必須退歐!英國曾經很偉大，英國可以再偉大起來!”

　　我聽說二戰結束后，這片土地曾收留過一位叫 Henry Beusch 的德國戰俘，來自德國的一個小鄉村，在被征兵前是個放牛娃，納粹把他作為殺人武器發送到英國，他卻不可救藥地愛上了東安格利亞的沃土。1947 年，他放棄了遣返回國的機會，主動留在一家甜菜農場做苦力。勞作令他贏得了當地人的尊敬，1960 年代，他獲得了英國國籍，開墾了自己的農場，種了 40 萬顆椰菜花。過去，人們可以原諒一個前納粹士兵的罪行，今天人們卻不愿對炮灰和死海中逃生的難民表露絲毫的同情。

　　排外情緒助燃著潛伏多年的“人種學”和“納粹思想”，哈德邯村也難逃它們的魔爪。2016 年九月，約 350 名自稱“血和榮譽(Blood & Honour)”的新納粹分子，從歐洲及英國各地涌入村里的一塊草坪，點燃篝火，對移民，有色人種，穆斯林和猶太人進行了三天三夜的口頭狂毆，讓這個默默無聞的村莊上了一回 BBC。

　　這就是全球壟斷資本主義的邪惡之處：壟斷市場，兼并土地，大搞農業工業化，讓經濟學家 EF Schumacher “小的就是美的”那種可持續發展的地域經濟窒礙難行；將失去土地的農民逼成“移民工”；將貧困歸罪于懶惰，將資源的缺失嫁禍于移民；用最少的土地，最高端的科技，最低的人力投入，炮制最高產，品質低下甚至有毒的廉價農產品（big food），將綠色食品變成少數人餐桌上的特權……正如美國經濟學家 Richard Wolff 在批判它時所說：“在一個廉價農產品總價值高達 1.5 萬億美元的時代，吃慣了漢堡包的你，也許做夢都想象不到，這世上還有 8 盎司 144 美元的牛肉，叫日本 Wagyu 牛里脊;還有 12 盎司 350 美金的牛排，叫 A5……”

　　事實上，活在這樣一個時代，缺乏想象力是正常的。牛都在水泥模具里，也許很多人一生中從未見過牛。

　　八、不斷消失的英國農耕文明

　　15年前哈德邯村的舊貌

　　“過去的田野可不是今天這個樣子的……”科林(Colin Bidwell)一邊說，一邊轉動著方向盤。他說這話時，我正望著車窗外飛過的黑鳥。

　　我從沉思中扭過頭來，迷惑地看著他。

　　“過去我們什么都種，一塊田里有土豆，有番茄，有豌豆……甚至還養花，有的還在周邊養上幾頭豬，幾頭牛，幾十只雞，萬一哪種作物收成不好，我們還有其他的墊底，不會顆粒無收。所以過去的田野景觀是豐富的，到處都是籬笆和溝壑，植物和作物相隔交錯，高低不齊。不像今天，大機器拉犁，大面積收割，我們當然也只能種單一作物。”

　　今天，橫亙在我們眼前的田野是平坦而單調的，像一片無邊無際的綠色涂層，因為缺少對比，綠得孤單而生澀。

　　科林是哈德邯村“柳樹農場(Willow Farm)”的農場主，他主動駕車帶我去參觀他的土地。他有 340 英畝地，三分之一租給他人種土豆，剩下的用來種甜菜和大麥。甜菜直接賣給糖廠，大麥則賣給飼料公司。生存對他來說不是問題，他憂心的是沒有人愿意繼承他的田野。他從來不請幫工，現在又已過了退休年齡，勞累無止盡地拉扯著他的身心，像是要從一匹老驢身上扯下一張縮水的驢皮。他的孩子們全都在倫敦打拼，退歐公投的第二天，他的兒子吼道：“我這周還有份工打，下周就不知道了!多虧了你老爸，投了退歐一票!”留歐派們大多都像 Nick Clegg 一樣，認為只要看見經濟衰落下來，退歐派們就會回心轉意，然而這么多個月過去了，科林還是絲毫沒有動搖。

　　工業化種植不僅永久性地改變了這片土地的面貌，也破壞了土壤結構。曾經綿如絲緞的濕地土，在大型農機的碾壓和農藥的逐年滲透下，變得僵硬枯燥，因風蝕還面臨著地表下陷的危險，對洪水上尉來說，這簡直就是重返江湖的天機。蜜蜂和鳥類也在極速減少，哈德邯村濕地里曾隨處可見的北俄羅斯天鵝，為了逃避西伯利亞冰骷髏的追捕，褊褼 2500 英里，在星辰的指引下才終于到達這里，今天卻幾乎都銷聲匿跡了。大量的土產野雁，丘鷸，黒水雞們也因小農場的消亡，失去了植籬和小溪的庇護，不得不在沉睡的覆羽中，向人世告別。

　　生態的多樣性在消失，傳統的多樣性也在消失。幾乎沒有人在村里慶祝豐收節了，村合唱團早就不復存在。2016 年的圣誕節前夕，我去伊利鎮的殉道宗教會教堂聽“伊利民間合唱團(Ely Consort)”的演唱。演唱者大部分來自周邊各個鄉村，穿著像琴鍵般漆黑的禮服，根據音高排列成一架精美龐大的人聲樂器。當第一聲歌唱繞過教堂頂部的撞鐘，傳入我的耳蝸時，我簡直不敢相信這美妙的和聲是經由人體發出的，Biorhythmic，這種漢語無法傳遞的感受，霎那間傳遍我的全身。那天晚上我第一次聽到了五首希伯來情歌，以及根據莎士比亞的佳句創作的歌曲《我知道那個野百里香招展的河岸》。然而讓人難過的是，合唱團里幾乎全是年過六旬的老人。

　　John Berger 去世前一直住在法國的阿爾派村(Alpine)，說要用后半生時光見證“田園的消失”，我這代人出生得晚，幾乎一出生就直接看到了它的消失。發達國家尚且如此，發展中國家就別提有多慘烈了。

　　美國社會心理學家 Jonathan Haidt 曾暗示，退歐是“一種部族式的對抗方式”(見《上升的民粹主義和精英抵觸(The Rise of Populism & the Backlash Against the Elites)》。東安格利亞人的對抗方式，和 Jonathan Haidt 試圖傳遞的視角是吻合的，只是“部族”這個詞，在 Jonathan Haidt 的語境里包涵著某種貶義，而在我看來，它卻是美麗的，它是當地歷史學家 Edward Storey 心中的理想國。盡管在外人看來，這種美籠罩著一層自殺的色彩。

　　“我們所熱愛的一切正在失去”，保羅在給我的一封長信里寫道，詞語間沉淀著化不開的焦灼：“退歐是這么多年來，我們所獲得的唯一發聲”——我欣賞他發聲的勇氣，可惜退歐的前景卻并不樂觀。偉大的哲學家 Noam Chomsky 在總結公投問題時就已經預測過了：“在一個全球化的時代，幾乎沒有人可以單獨活下來。不改變壟斷在少數人手里的國際格局，只談地方自治或單一民族國家自治是沒有作用的。”

　　文章來源：本文發于2017年2月23日《單讀》電子雜志，版權屬于《單讀》所有;小標題為編者所加;文中老照片均為哈德邯村圖書館館藏圖片，近景則是作者王梆拍的。本文由公眾號單讀(ID：dandureading)授權轉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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