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雷貝卡·戈爾頓 魏文編譯

　　存在某種東西在道德上相當于戰爭嗎？

　　湯姆·恩格爾哈特的序言

　　盡管從2001年起，當美國總統喬治·W.布什發動一場沒完沒了的“全球的戰爭”的時候，那并不是反對基地組織，而是針對一種現象，也許是針對一種感覺(恐怖)，反對有可能制造恐怖的人。美國真正的軍事沖突已經變成了某種更為可比喻的東西。在某種意義上說，這些沖突已經開始被人們看到，離我們的邊界和我們的生活是那么遙遠(除非讀者是這個國家武裝部隊的一個成員或是某個在軍隊服役的志愿者的家屬)，這是非常接近神奇的事情……在我們的國家最近幾周有誰知道美國武裝部隊的人員再次踏上也門的土地，或是五角大樓考慮它的無人機損失，落在菲律賓吉哈德主義者的手里，或是落在索馬里人的手里?；蚴窃跀⒗麃喌某鞘写罅科矫窭^續死亡是美國空軍攻擊的結果?從根本上說，沒有任何人能夠回答。

　　在那些遙遠的土地上美國的爭斗不可能是更現實的;即使這樣，在美國大部分它已經被唯一的幻想所取代：伊斯蘭恐怖主義。美國人面對來自這些恐怖分子之手的實際危險更小了，并不那么重要了。他們引起的恐懼(以及需要感到從他們那里“得救”)多年來充斥電視屏幕和美國人的頭腦，這幫助為我們的國家安全狀態提供資金，達到了在其他時代在人們的想象中感到震驚的水平，掃平了選舉一個真正少見甚至是詭異的總統的道路。

　　讓我們這樣想：在華盛頓忙于整體的災難和在整個大中東沖突日益擴散的同時，這個國家的居民已經被最奇怪的戰爭狂熱所困擾;令人泄氣的軍事化幻的想焦點在于我們可能進行的破壞，這已經以危險和癱瘓的方式扭曲了我們對世界的視角。雷貝卡·戈爾頓從很久以前就在寫關于美國“沒完沒了的戰爭”和伴隨著這些戰爭的幻想，當戰爭的發生和變成只是一件事情的時候，應對軍事化的幻想入侵和占領日常生活會發生什么事情進行思考。

　　當整個世界是一場戰爭……所有的婦女和男子只不過是士兵的時候

　　從2001年9月11日起，美國一直在進行一場“反對恐怖的戰爭”。美國的大批士兵被部署在遙遠的地方;非常殘酷地使用了集束炸彈和白磷彈;發射了真實的巡航導彈;投下了第一個MOAB炸彈，它是美國武器庫中非核爆炸威力最大的炸彈;現實存在的城市已經變成瓦礫。為了報復2977個美國平民的死亡，在戰爭中現實的人們—他們中的數百萬人—已經死亡，更多的數百萬人變成了難民。但是這難道是一場反對恐怖的戰爭嗎?……或只是一個比喻。

　　在一場真實的戰爭中，國家和非國家有組織的角色中一些人面對另一些人。一場比喻的戰爭類似于一場真實的戰爭—在所有這一切之后，這是一種比喻，一種說話的方式，一件事情類似某種不同的東西—但是敵人不是一個國家，也不是伊斯蘭吉哈德主義者的一個團體。而是另外的類型的威脅：一種邪惡，一個社會問題—在“反對恐怖的戰爭”的情況下，這或是一種感情。

　　必須承認既然比喻的戰爭以一種令人吃驚的方式屠殺真實的人，這完全是一種現實，如果說“反對恐怖的戰爭”是否是現實的也許沒有重要性。比如我們考慮美國進行的“反對毒品的戰爭”。在墨西哥這場戰爭由美國提供武器，在戰爭中使用美國的無人機，戰爭的推進得到五角大樓和中央情報局的援助，這已經意味著數萬人的死亡。美國國會調查服務機構的一份報告估計，從2007年至2016年在墨西哥有組織犯罪已經造成8萬人死亡。在戰爭中使用的武器大部分來自美國，重要的是大規模的犯罪隨著時間擴散。美國是也是大麻、可卡因和海洛因主要的市場，所有這些毒品被美國確定為是這場戰爭的“敵人”。正如近年來我們自己的戰爭中所發生的情況那樣，“反對毒品的戰爭”并沒有發出在某個時候結束毒品的信號(美國人對消費毒品的渴望也沒有表現出有某種減少的征兆)。如果說在這場特殊的戰爭中正在贏得某種東西的話，那就是毒品。當然在整個大陸都存在販運毒品的犯罪組織。

　　在我的一生中美國進行的比喻的戰爭始于1964年林頓·約翰遜總統宣布的“反對貧困的戰爭”，當時我只有12歲。我的母親確實在那場戰爭中“提供了服務”。那個時候我們住在華盛頓聯邦區，她在“聯合計劃組織(UPO)”里工作，那是一個根據約翰遜“模范城市計劃”建立的一個社區團體。在我們的城市下層人的居民區進行“反對貧困的斗爭”，那里距離白宮只有幾條街。在全國出現了類似風格的其他團體，在“反對貧困的戰爭”中人們深入了解新的“武器”：職業培訓計劃，公民咨詢中心和社區組織形式多樣的行動。我對母親在那場戰爭中是一名“戰士”而感到自豪，在很短的幾年時間甚至好像我們可能贏得“戰爭”。

　　“戰爭”取得了某些勝利。在所有這一切之后，約翰遜“大社會”的遺產和陪伴它的戰爭包括對大多數人的醫療照顧和任何年齡的低收入人群醫療補助計劃。由于斗爭，犧牲，為了公民的權利的戰士死亡，加上約翰遜總統的政治影響力，1964年發布了關于公民權利的法律，1965年通過了投票權利的法律(當然特朗普政府的司法部正在做不可能的事情：可能削減這兩項權利)。像今天一樣，那時貧困影響到很多白人，但是影響更大的是黑色或棕色皮膚人群的社區;這樣對有色種人來說，這些新的權利在不可否認的消除貧困的地道中是最后一線光芒。

　　1968年馬丁·路德·金和南方基督教領導人委員會處理與種族歧視有聯系的貧困問題，組織了一個窮人的運動。包括一次向華盛頓的進軍，結果在白宮的對面建設了“復活城”，這可能是一個因為貧困被釘在十字架上的美國重生的模式—是一種比喻。但是，路德·金4月被暗殺，他沒有活著看到這個“城”。無論如何，結果那是一個用木板搭成棚的營地。人們還記得它變成了林頓·約翰遜“反對貧困的戰爭”一個令人傷心的比喻。人們說，“反對貧困的戰爭”結束了，貧困贏了。

　　與此同時，這個國家的大部分人忘記了那場在越南的戰爭是一場非常現實的戰爭，在戰爭中曾經是美國軍隊的前司令威廉·威斯特莫雷蘭將軍的堅持認為(1967年底)，在那場戰爭變成一場災難之前，“可以看到地道盡頭的光芒”.

　　在一個比喻的內部有什么？

　　無論如何美國第一場比喻的戰爭不是從反對貧困開始的。在上個世紀30年代，聯邦調查局的局長埃德加·胡佛發動了一場“反對犯罪的戰爭”，與理查德·尼克松后來“反對毒品的戰爭”相比提早了40年，它歷時40年仍然沒有看到“地道的盡頭”。尼克松還向我們贈送“反對癌癥的戰爭”—這場戰爭還在繼續—甚至同時繼續進行真正的反對越南的戰爭。在20世紀的下半期那是美國一場奇怪的爭奪，不管是不是比喻的，它的結局是確定的(盡管那是一次失敗)。

　　進行反對不人道的敵人的“戰爭”也不是美國專有的。比如世界銀行在肯尼亞支持一場歷時七年反對艾滋病的“全面的戰爭”。該計劃在2014年結束，當時有160萬人或者說居民的6%受到艾滋病病毒的感染。也許世界銀行比美國更聰明，它選擇自己宣稱勝利了，回到家里。這是佛蒙特州州長喬治·艾肯提出的建議，我們應當將其與越南戰爭聯系起來。

　　問題是什么呢?也許讀者會問是在一次集體的行動中利用一種比喻以便打擊和戰勝某種社會的邪惡嗎?進行一場戰爭確實經常需要全體居民一種特別集中的英雄主義，準備動員起來和做出犧牲，對社區或國家做出承諾。對身穿制服的士兵來說，需要一種對武裝的同伴的忠誠。對人民來說，也要求他們為了一個更大的目標放棄自己最低的利益。記者克里斯·赫格斯在他的著作《戰爭是一種給我們意義的力量》講述了戰爭的這個方面。為了我們在解決破壞生活的緊迫問題，比如應對疾病、貧困或吸毒的問題的斗爭中團結起來難道沒有用處嗎?在涉及實際的戰爭的時候，我們人類能夠以同樣的熱情、緊密和利用資金應對這些可怕的事情，這不是很好的事情嗎?

　　當然，一種比喻是一個暗示的比較，在這里兩件事情共享相當的品質，以另一件事情的名字來命名這一件事情將是清楚的。比如我們說“唐納德·特朗普是一塊大芝士”(用玉米粉做的膨脹的開胃食品，有奶酪的味道—原譯者注)，我們不是在提出總統實際上是垃圾食品被吹脹的蛋糕的一大塊。我們是在強調他如何分享這份桔色的美味蛋糕，當我們試圖咬它的時候，它是一個空的結構，如同特朗普的斷言的那樣，那是破壞“真相的母騾”。

　　比喻只是在兩件事情之間有足夠的相似，以便我們能夠學習某種東西，將其中一件事情與另一件事情比較，而這兩件事情應當有決定性的不同;如果不是這樣，代替一種比喻，我們有一個方程式。比如，特朗普作為“芝士”在起作用，因為很可能我們向特朗普轉移了我們賦予“芝士們”的感情和品質。關于一個人和其他人的特性我們知道足夠的東西，我們從來不想吃這種“芝士”，盡管胃口可能讓我們很高興(因為它的咸味和很脆的紋理)。但是，當我們對至少對特點之一了解較少的時候—或者說我們認為了解的東西較少—一個有力的比喻可能是一種欺騙，使我們相信我們理解一個現象，而實際上和我們的思想沒有聯系(是另一個比喻)。一個壞的比喻可能影響我們行動的方式，--不論是個人還是在社會上—甚至在某些不祥的事情上使我們或其他人活下去或是死亡。

　　以比喻的方式利用戰爭--處理人的任何邪惡好像是對待一個通過一項戰斗計劃可能被戰勝的敵人—以這種方式準確地發揮作用。當我們宣布戰爭是反對一種現象比如犯罪、毒品或恐怖的時候，我們立即將這些問題軍事化，嚴重地限制我們的資源，以便理解這些問題和忙于處理這些問題。

　　比喻的實力

　　比如，當我們將人們吸毒的問題變成一場“反對毒品的戰爭”的時候，將發生什么呢?首先，為了進行一場戰爭需要一個敵人，至少需要一個團體，從戰爭的邏輯來說，我們可以想象并不是所有的人都是敵人，同時對我們來說存在一個危險。容易忘記反對毒品的戰爭最后目標不是--或至少不應當是—破壞毒品的消費者，而是讓他們擺脫吸毒的奴役。但經常不是這樣做，不僅是將毒品而且將吸毒者看作敵人。

　　另一方面，將毒品問題軍事化的一個后果是，我們的生存似乎取決于安全，將被抓獲的人關押起來，直到敵視的結束。既然這些敵視給人的印象是永遠不會結束，這就意味著它是永遠存在的。換句話說，當我們很快進入“反對毒品的戰爭”的時候(因此反對消費毒品的人)，推動阻止由于吸毒引起人們的痛苦迅速變成必要的事情，用特朗普的話說，是“獲勝”。這同時意味著通過現實的暴力和無限期地將數百萬人關進監獄以保障更多的痛苦，其中一個重要的部分是因為與毒品有聯系的違規所致，這種情況或可以被認為是將美國“關塔那摩化”。

　　一種比喻確實能夠做這一切事情嗎?在它采取限制我們視角的措施時確實能夠這樣做，使得任何其他的方法結果都是不可想象的。在反對毒品的戰爭中，像在所有的戰爭中一樣，必然有好的公民和壞的公民：好的公民應當被動員起來(至少得到他們的同情)，反對一切不人道的事情和消費毒品的人。同樣，當我們向一種疾病比如癌癥宣戰的時候，我們會冒風險，限制對疾病過程的理解，把它看成是一種入侵或對領土的侵略;這樣，我們就限制了對用毒藥或放射治療方法不可想象的處置。實際上，在癌癥的情況下，我們接受如同在越南一個村子發生的事情，為了能夠挽救病人可能需要破壞他(這并不是說化學療法和放射療是想挽救生命。相反，我建議醫生可能做的事情是把治療疾病當作一個戰場)。

　　由于宣布反對對人們福利的威脅，“戰爭”存在另外的問題：一種對威脅和威脅的受害者只做一件事情的傾向。反對艾滋病的戰爭變成一個保護社會對付“艾滋病毒攜帶者”，如同在1986年發生的情況那樣，當時要求加利福尼亞的投票者支持第64號建議，對這個州任何患有艾滋病的居民提供進行檢疫的可能。

　　64號建議完全被打敗了，當時加利福尼亞幾乎30%的投票者堅信敵人不是艾滋病，而是患有艾滋病的人。

　　我們設想應當考慮將對待吸毒的斗爭不是作為一場比喻的戰爭，而是作為一個真正的公眾健康問題(比如類似于正在發生的因服用鴉片類藥物發生危機的情況，如今這特別影響到白種美國人)。能夠改變什么呢?首先我們在頭腦中可以將毒品消費的想法與犯罪的事情分開。沒有確定有犯罪的吸毒的事實，可能使人想象到采取一項類似于在葡萄牙實施的不對擁有毒品判刑的計劃。2001年葡萄牙不再迫害非法擁有毒品，交由那些想依靠政府進行戒毒治療的人支配。這與歐洲的情況不同，不必說美國，在葡萄牙吸毒的指數從不再實施判刑起直線下降，這個國家開始將其資金--過去用于監獄系統的資金—用于治療吸毒的人。但是因為美國人抓住進行一場“反對毒品的戰爭”的想法，葡萄牙的例子在這里繼續是不可想象的事情。這可能相當于在道德上投降。

　　另外一個與戰爭有關的問題作為一個比喻是對社會的邪惡，戰斗和照顧的態度對道德品質上的要求是很不相同的。在求助于勇敢和證明的同時，許多次需要非常強有力的證據，軍事的選擇也需要其他的品質：服從、面對痛苦無動于衷—自己的或別人的—和黑白分明地看待世界的義務。戰爭強迫我們承認自己的品德，我們的敵人只有非人道的惡行。當特朗普總統對我們說在他的反對毒品和犯罪的戰爭中，作為敵人的人們—團伙的成員，擴大來說一般指移民—不是人，而是“動物”，這個時候我們不應當感到吃驚。期待我們中的其他人為了成為好戰士，讓我們也實踐將敵人非人道化。

　　在20世紀，當美國開始進行它比喻的反對社會的邪惡的戰爭的時候，大多數美國人理解那是真正的戰爭，如同事情總有一個開始(需要美國國會明確宣布)和一個結尾一樣(爭奪的一方投降，隨之簽署和平條約)。但是，對20世紀下半期美國卷入的戰爭開始時缺少這種明確的劃界。除了在越南徹底的失敗是個例外，從在朝鮮的戰爭開始，我們的軍事沖突沒有一個結局。在那個時候我們有一代青年人從未經歷過美國沒有卷入某場戰爭的時代，這些就是在阿富汗、伊拉克、利比亞、索馬里或也門進行的戰爭。

　　哲學家詹姆斯·奇德雷斯2001年在他的論文“公共政策中戰爭的比喻：某些道德的思考”中認為，與現實的戰爭一樣，在精神上反對某種社會邪惡的比喻的戰爭應當僅僅是戰爭。在傳統上倫理的學者們將其稱之為“公正的戰爭理論”，合法的戰爭因公正的理由開始(主要是面對具體的侵略的防衛)，是必要的和合乎比例的(所開展的軍事行動與所遭受的侵略成比例)，具有合理的成功的前景。

　　更具有決定性的是，公正的戰爭理論意味著有開始和結束。但是從根本上說，在21世紀美國的戰爭已經變成“沒完沒了的戰爭”，或者對五角大樓來說可以說是“幾代人的戰爭”。在這些日子里，中央情報局前局長邁克·哈登成了典型，他預測僅是反對達埃什(恐怖主義組織)的斗爭將歷時30年。這令人不安，根據這項準則，美國的戰爭將繼續下去。

　　戰爭主要的后果是打亂了解決現實社會問題的合法行動;同時破壞我們對真實的戰爭的理解。我們錯誤地理解一個問題--比如貧困問題--的復雜性，當我們接近這個問題的時候，好像它是一個應當打敗的敵人。另一方面，當我們將對整個的國家破壞與結束貧窮的人民遭受的痛苦進行比較的時候，我們沒有能力評估現實的戰爭的恐怖。壞的比喻至少使要說清楚的事情變得陰暗。與由于消除貧困或治療疾病而改善人們的生活不同，真實的戰爭意味著通過造成損害、痛苦、破壞和死亡的行動，將一個團體的意志強加給另一個團體。

　　當然，正如我們不久前所看到的共和黨人的意圖是取消奧巴馬醫改法案，其政治上的建議也可能是殺害，盡管這不是戰爭。重要的是保持這種區別。(雷貝卡·戈爾頓是湯姆迪斯帕奇網頁的撰稿人，在舊金山大學哲學系教書。著有《美國紐倫堡:美國官員應該對“9·11”后的戰爭罪行接受審判》等著作)

　　(《環球視野》摘譯自2017年8月21日西班牙《起義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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