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過，成也蕭何，敗也蕭何，這個曾經使全球市場體系得以建立并將其觸角延伸全球每一個角落的美元，可能也正在成為動搖這個體系的禍首。
自尼克松震蕩之后，美元徹底擺脫了黃金的羈絆，自此，隱藏在美元背后的貨幣發行基礎不再是可以測度的黃金，而是不可測度的“實力”和信用。人們之所以相信并接納美元，是因為人們相信隱含在美元中的美國的實力和信用。實力和信用雖然可以通過全球最強大的美國媒體以及美國偉大的歷史被明確地“感受”到，但卻是一個無法被準確測度的東西。這就為美元的超越國界的無限發行提供了可能。作為一種潤滑劑，無限發行的美元為全球市場體系的擴張提供了信用基礎。美元的購買力（注意，不是美國的購買力。美元的購買力與美國的購買力并不總是相稱的）通過吸收全球剩余產能支持了全球市場體系的擴張。事實上，日本，亞洲四小龍等國家在發展過程中所積累的龐大過剩產能都是通過美元購買力而得到吸收的。這不僅支持了這些體系中新伙計的經濟擴張，也使這個體系本身的邊界大大擴展。而在中國、印度、俄羅斯等國加入這個體系之后，美元又充當了同樣的角色。沒有美元在全球市場體系內提供的信用基礎，中國、印度等新興國家最近幾十年的高速成長是難以想象的。中國、印度、俄羅斯等國家央行里堆積如山的巨額美元就是全球經濟發展這一歷史路徑的明證。然而，吊詭之處在于：中國、印度俄羅斯等新興國家的加入在讓美元帝國擴張到極致的同時，也使這個帝國出現了深刻的危機。如果說，與美國實際消費能力相稱的美元購買力可以支持日本以及東亞國家的歷史性擴張的話，那么，它卻絕對不足以支持中國、印度這些巨型國家所制造的過剩產能。要想繼續通過美元這一原有路徑來吸收這些海量產能，遠遠超過美國實際消費能力的美元濫發就成為唯一的辦法。而這也是我們現在正在看到的情況。那些躺在各國央行中的巨量美元，實際上已經失去購買力，只能被金融投機領域所吸收。美國的購買力因為美元全球通貨的特殊性質被大大的放大了。數據表明，最近十年來，美國家庭的支出一直超過美國家庭的收入。這就是說，美國的吸納全球過剩產能的消費能力實際上是通過美國家庭的巨大負債所支撐的。讓美國家庭以負債的方式來消化中國、印度等國數十億人口所制造的而且還在不斷膨脹的產能，如果不是不可能的話,至少是難以持續的。實際上，目前愈演愈烈的美元危機，就是美國不堪重負的表現。揆諸美國體系60多年的擴張史，美國的這種不堪重負事實上早已暴露。美元兌日元在1970年代之后的急劇貶值，就是同一種危機的早期癥狀。只不過，這個危機由于以下兩個原因被有意忽略和掩蓋了。一是美國在冷戰中的全勝，這將美國的軟實力膨脹到了巔峰。在一個貨幣發行已經失去了可測度標準的時代，不可捉摸的軟實力恰恰是最重要的貨幣發行基礎。第二個原因則是：1990年代在美國發軔并蓬勃興起的新技術革命，這個革命不僅推動了美國1990年代超長的增長周期，也使美國在資本主義內部的模式競爭中獲得至尊地位。到這個時候，人們已經不僅僅是相信美元，而幾乎是在膜拜美元。由于這個緣故，不僅美元的危機被掩蓋，反而進一步鞏固了美元在全球貨幣競爭中的地位。然而，這兩個因素對美元的支撐隨著時間的推移都在逐漸銷蝕。冷戰結束之后，世界資本主義體系的外部威脅被消除，體系內部的紛爭和美國模式本身的問題開始逐漸浮現，美國已經不復是以前的美國，它正在被“祛魅”。而在另一方面，在可以預見的將來，我們看不到美國發動另外一場（像信息技術那樣的）新的科技革命的可能。這就是說，美國很難再現1990年代的超級增長。如此一來，一直支持美元濫發的“魅力”和經濟基本面因素都流失殆盡。
以一個民族國家名不副實的消費能力（在很大程度上美國的消費能力被美元大大的放大了）來吸納人口數十倍于它的其他民族國家的產能，進而維持整個體系的擴張，是目前這個美元體系中的一個深刻悖論。而這個體系更加深刻的悖論則在于：美元作為一個民族國家的貨幣，美聯儲作為一個民族國家的中央銀行，雖然強烈的影響著體系內其他國家的經濟，但卻無須對此負責。美聯儲的政策以及美元的發行從來就是以美國的國內問題為首要考量（這是民選政府必須遵從的鐵律），而由此可能形成的外部性則從來不是他們要考慮的事情。正如美國的前財政部長的康納利那句著名調侃所揭示的那樣：美元是我們的，問題是你們的。在2007年發生的次貸危機中，隱藏在全球資本主義市場體系中的這個悖論，以一種經典的方式被呈現出來。當體系內其他國家仍然處于水深火熱的資產泡沫、經濟過熱以及通貨膨脹的時候，美聯儲為了挽救美國經濟卻大幅度降低利率并向市場不斷注入流動性。這其實是將體系內其他國家的貨幣政策推向了深淵。美聯儲這種飲鴆止渴的政策雖然目前還沒有引發問題，甚至可能在短期內推動全球市場體系的經濟發展，但正如“911”之后美聯儲所做的那樣，這將給全球經濟體系未來的劇烈動蕩埋下伏筆。指責美聯儲以鄰為壑是荒謬的，因為它沒有義務也不可能對全球經濟負責，尤其是在美國國內問題與體系內其他國家的問題相背反的時候。而隨著體系的擴大，這種背反由于各民族國家發展階段之不同以及國內問題之千差萬別，將會越來越成為常態。但惟其如此，我們才更加深刻的領會了這個體系的悖論所在。由此引申出來的另外一幅世界圖景則是：在民族國家的邊界仍然涇渭分明，全球政治遠未統一之時，各主要國家以及跨國公司卻在努力推動著全球經濟的統一。諷刺的是，并沒有多少人意識到這是一個新型的烏有之鄉。
從邏輯上講，要想消弭目前全球市場體系的這個悖論，無非兩個方案：要么美國政府成為世界政府，并對全球選民負責；要么美元從目前體系中退出，不再充當世界貨幣。前一個方案在民族國家仍然是主要政治單位的世界中無疑是一個幻想。后一種方案，則同樣意味著巨大的風險。貨幣是不能退出的，它是一個不可逆的過程。想象一下如果在中國突然停用人民幣將是一種什么情形，我們就能洞悉這種發展將可能引發多么巨大的混亂。
作為一種衡量商品及服務的價值尺度，貨幣必須保持相當的穩定性。如果貨幣本身處于動蕩之中，那么，生產與貿易實際上就已經無以為繼。目下的這個全球市場體系即處于這種有由貨幣而起的大混亂之中。不具備任何生產價值而且早已退出貨幣領域的黃金如今受到神經質般的追捧，并不表明投資者真的重新發現了黃金的價值，而是暗示我們：全球貨幣財富的擁有者們已然處于莫大的驚恐之中，正在四處尋找著財富的避難之所。透過這種驚恐，我們看到的是全球市場體系瀕于解體的噩兆。在評論糖價飆漲時，一位糖生產商斷然說道：“糖價必須上漲，這樣才能彌補美元疲軟造成的損失”。這種貨幣綜合癥說明，貨幣動蕩已經給全球市場體系造成了何種程度上的紊亂。
一批幼稚的市場信徒認為，只要美元對其他貨幣有足夠的貶值，市場就能夠出清美元的濫發，就像過去美元對日元以及其他貨幣所作的那樣。因此，這一次的美元危機同樣可以安然度過。然而，無論對那些擁有巨額美元儲備的國家，還是對美國自身，美元的貶值都是有其政治和市場底線的。一旦超越這個底線，目前的這個全球市場體系所面臨的，將不是出清，而是崩潰。對于那些巨額美元持有國來說，美元的過度貶值不僅會給國民財富造成天文數字的損失，而且也會觸發他們加速拋售美元的強烈動機，而這會進一步加劇美元的貶值；而對于美國來說，美元的過度貶值會引發美國國民購買力的急劇下降，繼而大幅拉低美國中產階級的實際上收入水平，這在政治上是不堪忍受的，事實上，美元目前的貶值所造成的購買力下降，正在美國國內引發政治上的麻煩。更為重要的是，美元急劇貶值所造成的美國國內實際消費能力的萎縮，對于以美國為中心的這個全球市場體系來說，是非常致命的。它意味著，在這個體系中，將不再有一個吸納全球剩余產品的調節器。其后果是，這個全球市場體系的大蕭條。因為這個緣故，所有的美元持有國，尤其是那些美元持有大國，都不能忍受美元的過分貶值，甚至必須支持美元的某種強勢。有趣的是，在1920年代聯合王國霸權衰落的時候，美國也曾極力維護英鎊的地位。這種歷史的雷同，對于今天的全球經濟來說，大概不是什么好兆頭。它暗示著，全球霸權體系已處于高度不穩定狀態。
有人借助冷戰術語，將目前的美元形勢，非常精當地比喻為“恐怖平衡”。意思是說，無論美國還是那些巨額美元的持有國，都不敢輕易打破目前美元的平衡。因為美元一旦不可控制的貶值，將意味著系統的瓦解和全輸的局面。以中國為例，如果中國大規模拋售美元，美元就可能在瞬間急劇貶值，而中國所持有的美元財富也將立即大幅縮水。中國在美元上的這種尷尬處境也是這個體系中其他大大小小的美元資產持有者的處境。正如金融市場中那句著名格言所說的那樣，美元實際上已經“大得不能倒”（too big to down）。然而不同的是，在冷戰棋盤上對峙的，是兩個對核武器具有絕對控制力的冷靜的對手，而在今天的全球金融體系中，卻充滿了形形色色的參與者，其博弈關系要復雜得多。所以，美元目前的“恐怖平衡”，實際上也要比冷戰中“核威懾平衡”脆弱的多。誰都無法保證，某些國家不會出于政治或者財富保值目的而突然拋售美元。而在金融市場中，任何初級投資者都知道這種拋售所可能引發的連鎖反應意味著什么樣的資產災難和財富損失。很清楚，現在的問題不是美元會不會崩潰的問題，而是美元何時崩潰的問題。
作為二戰之后建構出的全球市場體系的象征符號，美元的危機并不僅僅是一種貨幣的危機，而是這個體系的危機。這種體系危機可能表現為美元貶值，但卻絕不是美元貶值可以化解的。要想達到一種新的平衡，長期的經濟動蕩與政治較量將是不可避免的，毫無懸念的是，這其中一定會險象環生。
在過去的六十多年中，由美元所支撐的美國消費需求，實際上起著維持世界貿易正常循環的作用。這種作用，創造許多國家的經濟奇跡，推動了全球市場體系的膨脹，許多發展中國家受惠于此。然而，現在可能到了我們要為此買單的時候了。隨著美元崩潰式的下跌，美元吸納全球剩余產品的能力將會急劇收縮。美元——這個曾經在過去六十多年中推動全球市場體系不斷擴張的關鍵發動機，正在逐漸熄滅。
不幸的是，推動全球資本主義體系不斷擴張的另外一架發動機也處于事故頻發的災難之中。
利潤作為資本主義企業的氧氣，是資本主義企業以及資本主義市場體系不斷開疆拓土的引擎。沒有了利潤，資本主義企業以及全球資本主義市場體系也就會停止呼吸。為此，資本主義必須不遺余力地開拓任何潛在的利潤來源。從歷史上看，資本主義一直在兩個維度上開拓其利潤流。一個是空間維度上的擴張，其主要手段就是開拓各種新興市場和邊陲地區，這種新興市場不僅包括新興的民族國家市場，也包括各種新技術帶來的新的產業市場。然而，新興市場畢竟是有限的，在資本積累已經相當充裕的情況下，無論是新興國家市場還是新興的產業市場都迅速被各種競爭者所擁塞。于是，資本主義必須竭盡其想象力在時間維度上另辟蹊徑。這就是現代金融。就其本質而言，現代金融是一個向未來索取利潤并將未來的收入流折現為當期利潤的一個行業。無論是按揭貸款、各種期貨衍生產品，還是資本市場，都是將透支未來預期收入并折現為當下利潤的工具。在資本主義體系擴張的晚期，“未來”才是資本主義最大的利潤金礦。需要指出的是，未來的利潤被多鎖定和透支一份，資本主義企業在未來的“利潤礦藏”就少一份。在資本主義的實體經濟越來越增長乏力的情況下，金融的這種魔術性質就成為資本主義擴張和維持活力的最關鍵手段，資本主義越是擴張，金融的重要性就會愈加突出。以美國為例，早在1990年代中期，美國金融服務部門在GDP中的占比就已經超過制造業，而到2007年，金融服務部門的所創造的利潤更是占到全美公司利潤的40%。美國對金融業利潤的依賴由此可見一斑。在很大程度上，美國實際上是一個金融國家，擔負著全球市場體系金融中樞的功能。華爾街正在越來越等同于美國，是全球市場體系的命脈所系。一個讓人警覺的歷史鏡像是，在荷蘭及聯合王國的霸權衰落時期，金融擴張也是世界體系中的一個重要特征。換句話說，金融擴張乃是資本主義全球市場體系擴張乏力及最后階段的顯著標志之一。資本主義在空間及地理維度上的開拓潛力越是被竭盡，在時間維度上的開掘就越是瘋狂。全球金融體系當下有目共睹的幾乎成幾何級數增長的規模膨脹及復雜程度，表征的就是資本主義利用金融工具向未來掘進的狂熱程度。然而，金融體系越是向未來掘進及延伸，其面臨的風險就越是增加。其中道理是：越是久遠的未來，就越是難以預測，就越是充滿不確定性之迷霧。在這個意義上，立足于對未來的想象的現代金融，實際上是一個地地道道的信心游戲，天生就具有高度不穩定性。這就是為什么，最近幾十年以來，全球金融危機的爆發頻率越來越高的原因。洞察到這一點，我們就能夠理解，目前美國的次貸危機并不僅僅是個別人的貪欲以及監管者的疏忽所釀成，而是現代金融體系的內在強制使然。資本主義的利潤邏輯像鞭子一樣時刻驅使金融家們去瘋狂冒險，也同樣驅使資本主義國家不斷放寬監管尺度。更加通常的情況則是，以金融創新的名義，金融家們甚至是故意設計許多（很少人搞得懂的）復雜的金融產品以便給自己發獎金。而監管當局也樂得裝聾作啞。這種瘋狂使得傳統資本主義時代所培育出的金融紀律及投資智慧都被拋到腦后，而向未來冒險，遂成為這個時期金融最真實的本性。
在資本主義體系的擴張晚期，金融往往居于支配地位，成為企業之王，在這種情勢之下，資本主義國家就被迫以曖昧的態度鼓勵金融的冒險以獲得維持資本主義前進的利潤動力，而一旦這種冒險變成了災難，由于現代金融所具有的公共品性質（任何金融企業的倒閉都可能引起連鎖反應從而累及它業已覆蓋完畢的千家萬戶），政府就必須以納稅人的金錢為此買單。這反過來鼓勵現代金融業道德風險的泛濫。這種情況在最近幾十年不斷發生的金融危機中我們已經司空見慣。一位財經評論家正確的評論道：“金融系統的脆弱性與其為內部人士創造的巨額回報的結合，將在全球范圍內摧毀一些更重要的東西——市場經濟本身的政治合理性”但這位評論家似乎并沒有意識到：現代金融的這種政治合法性的流失恰恰是深嵌于資本主義核心的內在邏輯之中的。）金融從業人員的工資遠遠高于其他行業，并不是因為他們真的付出了比其他人更多的努力或者具有更多的智慧，而是因為金融在創造利潤繼而維持資本主義生命中的不可取代的位置。一個真實的幽默是，一位國際投行的職員在領取了50萬英鎊的年終獎金之后，高聲表達他的不滿：“這哪里是獎金，這簡直是小費！”對于一個在為整個資本主義體系輸送氧氣的現代金融從業人員來說，他的確是有底氣發出這種抱怨的。
不過，正如資本主義在地理和空間上的開掘是有盡頭的一樣，金融在向未來攫取利潤同樣面臨著某種極限，金融的利潤來源不可能向未來無限延伸。當所有的地方都變成了資本主義，當所有地方的資本主義公民都債臺高筑，并將自己的未來都抵押給金融資本家的時候（各類按揭貸款不要說在美國等老牌資本主義國家，在新興市場中的中產階級當中也達到了極其普遍的程度），資本主義還能夠從什么地方吸取能量，并繼續向前呢？
值得一提的是，作為全球市場體系的中心，美國一直是靠吸納全球儲蓄來維持金融膨脹的，但是，這種能力卻在這一次次貸危機中受到重創。在1990年代末期亞洲金融危機爆發之后，全球儲蓄紛紛涌向美國股票市場和債券市場尋求避險，而在美國爆發的新經濟浪潮，恰好為這些避險儲蓄提供了最大限度的想象空間。思科、雅虎、微軟這些神話般的公司對于全球儲蓄具有極強的吸引力。在高峰時期，美國的股市的市值占到將近全球股市市值的50%。新經濟不僅為全球市場體系的金融膨脹提供了動力，也為全球巨量的過剩美元提供了一個蓄水池。它帶來的一個意外后果是，美元在經歷了長時間的貶值之后，開始回光返照。然而，隨著新經濟歸于沉寂，以及在次貸危機中的美國本身金融市場脆弱性的暴露，美國金融市場的吸引力也出現逆轉。在當下還在繼續的金融危機中，全球儲蓄不是在追逐那些在1990年代熠熠發光的所謂“軟資產”，而是將投機想象力瘋狂傾注于那些新興市場急需的“硬資產”，比如石油、農產品等等大宗產品，其中的歷史轉折意味相當濃厚。在可以預見的未來，美國金融市場很難再復制一次類似新經濟的奇跡，美國金融市場將不再是令人心馳神往的地方，它甚至也不再是安全的避風之處。如此，過往源源不斷涌向華爾街的資金就會出現歷史性的斷流甚或倒流。在全球市場體系金融中心的華爾街一旦發生這種情況，就標志著全球市場體系金融擴張的動力臨近衰竭危險，這也會間接加速美元的崩潰（美國強大的資本市場一直是吸收過剩美元從而間接支持美元匯率的一個重要因素）。不過這種情況并不簡單的意味著其他某種貨幣走強或者資金流向某個其他金融市場，接下來的麻煩反而是：全球資本流動將愈發失序，失去家園的熱錢的走向也將更加漂浮不定，而金融動蕩也將更加頻繁。
總而言之，金融危機越來越頻繁的發作，實際上是全球資本主義金融體系——一座活火山，正在進入活躍期的明確跡象。次貸危機并不是一次那種周而復始的經濟周期的結束，而是二戰之后以美國為中心的全球市場體系一個更大的危機周期的開始。次貸危機不是一個單獨的危機，而是一連串危機的一個部分，是全球市場危機的一個明確信號。它象征著現代金融，因而也就同時象征著現代資本主義可能正在進入一個高度不穩定的時代，同樣，它也可能象征著金融為全球市場體系提供擴張所提供的動力正迅速滑入一個螺旋式下降的衰竭時期。看來，資本主義美國體系時代在冷戰之后榮耀加身的快樂時光真的要結束了。而更令人擔心的一種前景則是：二戰之后為期六十年的美國體系時代正在退出歷史舞臺。
如果我們對二戰之后全球資本主義體系的猜測恰好被證明是正確的話，那么，我們就已經走在全球巨變的前夜。沿著已經出現的線索，不需要任何想象力，我們首先就看到了一幅全球滯脹的可怖圖景。具體來說，就是發達國家之滯和新興國家之脹。
在目前的全球體系之中，新興市場國家普遍處于高速工業化時期，對基礎資源的需求可以用“饑渴”形容，尤其是中國、印度等巨型人口國家的工業化，對全球資源的供應已經構成嚴峻考驗。以人口因素計，是次工業化是人類歷史上最大規模的工業化和最后的工業化階段——全球將近四十億人將同時躍入中等發展水平。一旦這些國家的工業化和城市化完成，全球的絕大多數人口都將完成工業化。所以，它考驗的不是這些工業化國家本身的資源承載能力，而是考驗整個星球對已經勃興了數百年工業化及資本主義運動的資源承載能力。或者我們干脆說，它是對工業文明是否真正適合這個星球的一次最終裁決。只有從這個角度，我們才能真正理解目前這場正在上演的全球通脹的歷史性質。雖然，在整個工業文明的歷史中，人類通過創新制度不斷應對工業文明對資源的消耗。但資本主義以及如影隨形的現代消費主義，在本質上仍然是傾向于掠奪并最終耗盡自然資源的。資本主義市場可以利用稀缺，但決不能消滅稀缺。很不幸，就我們在中國觀察到的現實而言，新興市場國家幾乎是完美的繼承了工業文明最糟糕的模式。在中國，資源的消耗、浪費以及環境的污染都已經達到觸目驚心的程度。不過在這里，我們并不是要裁判資本主義及其現代消費主義的最終命運，而是要探討以中國為代表的新一輪全球工業化究竟會給全球價格帶來什么樣的沖擊？這個問題的部分答案已經通過不斷刷新歷史記錄的石油價格、農產品價格以及幾乎所有大宗產品價格得到了部分回答。但考慮到中國、印度等國家的工業化的還遠未完成，以及長期以來新興國家在全球投資競標中對環境、資源、勞動力價格的極端壓抑和透支（新興國家國內矛盾的加劇，已經不再允許這種無底線的競標繼續下去），我們相信，目前已經讓人匪夷所思全球價格暴漲可能還僅僅是開始。這些產品價格接下來的走勢，可能還會讓大多數人——他們以為基礎資源的價格僅僅是周期性上漲，不斷跌破眼鏡。除非以中國為代表的新興市場國家停止工業化或者出現大蕭條，否則不足以哪怕是暫時阻絕這一價格趨勢。而顯然，這在政治上是一條死路。在大多數新興市場國家，不要說蕭條，哪怕就是增長的放緩所引發的失業等一系列連鎖后果在政治上都是不能承受的。然而，對于大多數新興市場國家來說，通貨膨脹同樣是不可忍受的（哪怕它同時伴隨著經濟的高增長）。在未來的一段時間中，大多數新興市場國家唯一可以做的就是，在通脹與增長之間尋求某種高危的平衡，就像今天我們在中國所看到的那樣。之所以是一種高危的平衡，是因為新興市場國家缺乏維持這種平衡的調控手段。在全球產業鏈基本固化的今天，過往封閉經濟中行之有效的調控手段都告失效，而最嚴峻的則是，最需要資源的國家根本無法左右資源價格的國際定價，而這些基礎產品恰恰是他們需要天量進口的。換言之，他們無法調控他們最需要調控的資源價格。對于新興市場國家來說，這是他們在相當長一段時間內將要面臨的最為無奈也最為恐怖的前景。稍有不慎，通脹就可能失控從而連鎖導致一系列的社會災難。事實上，在最近的半年之中，馬爾薩斯的冷酷預言已經在部分發展中國家的低收入階層中復活（比如在埃及和泰國，都因糧價上漲而發生騷亂，這是多年來未見的異象））。毫無疑問，我們已經相當接近一場全球資源的殊死爭奪戰。新興國家為了保障其就業，緩解國內政治矛盾（不管他們會制造多少過剩，這也因此推動了它們在全球爭奪市場的努力），將在這種爭奪戰中扮演特別活躍的動力。經濟手段不能奏效，就訴諸政治甚至更加極端的手段，類似事件在全球工業化不同階段的歷史中，都有跡可循。對于由新興市場國家所引發的全球通脹，發達國家并不具有獨特的免疫力，其所激起的效應同樣具有災難性。首先出現的后果就是，全球通脹將會大幅拉低發達國家的消費能力，進而將體系內以美國為代表的發達國家掙扎在蕭條邊緣的經濟最終拖入深淵。作為發達國家政治穩定基礎的中產階級，早已經因為全球化過程而蒙受重創，經濟停滯乃至蕭條必然進一步刺激他們的政治抗議。前不久美國國會要求調查歐佩克操縱油價的事實表明，政治家們似乎已經嗅到了某種潛在的政治緊張氣氛，并開始提前采取行動。問題的嚴重性在于：由于金融擴張、新經濟增長動力的衰竭（當然也包括1990年代以來如火如荼的全球化之后所引致的大規模產業轉移），發達國家的衰退將是長期的。而通脹只是加速了這一進程、并使美國的長期衰退前景變得更為明確。次級債危機之后的美國與1990年代泡沫破裂后的日本頗為相似。在那之后，日本經歷十多年的痛苦的經濟停滯。那么，美國呢？不管蕭條會導致什么，有一點是非常明確的，那就是：美國的社會結構及意識形態對蕭條的耐受力比日本要脆弱得多。
發達國家長期的停滯以及新興國家長期的通脹，組合起來就是全球市場體系未來的圖景。可謂一半是海水，一半是火焰。
這樣一幅圖景，讓很多人不安的聯想起1970年代。同樣新興國家的高增長、同樣的石油危機、同樣的大宗商品價格暴漲、同樣的貨幣動蕩，1970年代初期的這一幕經濟危機與今天何其相似。如果說，1970年代初期美國的滯脹以及貨幣動蕩（尼克松沖擊）是當時的全球市場體系對日本等新興國家的迅速崛起所做出的適應的話，那么今天的全球體系則是對中國、印度等新興國家的工業化將會做出更加痛苦的適應。而它的癥狀首先就會通過美國，這個體系霸主的經濟反應出來。不過，將當前的全球經濟僅僅于1970年代的石油危機相比，恐怕過于樂觀了。目前全球市場體系內的新興國家與發達國家處于完全不同的發展階段，國內社會矛盾也迥異，這決定了他們的宏觀經濟政策不僅不可能一致，甚至連任何協調的可能都沒有。在這個意義上，目前的全球市場體系已經基本失去調控的功能，是不可改革的。一方面是目前的全球市場體系已經處于水深火熱之中，而另外一方面則是，重建這個體系的努力毫無進展。在這方面，人們經常聽到的是毫無緊迫感的官話：加強各國之間的政策協調。如此，今日全球市場體系就面臨著一種極其兇險的可能：新興國家之脹與發達國家之滯形成巨大的正反饋效應，從而最終導致體系的崩解。全球經濟這個兇險前途的歷史鏡像，吻合于英國霸權行將解體的前夜。那時，到處尋找利潤的資本家們也曾瘋狂地致力于建立一個自由放任的全球市場體系，結果是一戰、二戰接踵爆發，體系霸權與體系本身在毫無預兆的情況下瞬間崩潰。全球體系的大混亂之中，各民族國家紛紛逃離全球體系，進入各自的經濟救生艇。波蘭尼曾經提示我們，“一戰之后，羅斯福新政，蘇維埃五年計劃，法西斯主義，德國國家社會主義，都是脫離正在解體的世界市場，進入國民經濟救生筏的不同手段”。正是基于這樣一種歷史理解，已經有人已經提醒我們：我們正在面臨一場類似于1930年代的大蕭條。
歷史從來不會簡單重復，但在一戰、二戰的廢墟之上建立起來的美國體系進入大混亂、大爆炸時期，卻是確鑿無疑的。這是美國體系的秋天季節，一個蕭索的晚秋。我們無法預知這個巨大的體系爆炸將將在何時并以何種形式結束，但其中肯定充滿了爭奪，沖突、乃至殺戮。在這個體系巨變的時候，任何在前面六十多年中被奉為金科玉律的經濟管理智慧都將無濟于事。而這，正是處于經濟增長興頭上的中國，很快就要面對的。作為這全球體系中的重要一員，中國的命運與這個體系的榮衰有著深刻的扭結。在相當程度上，體系的命運即中國的命運。但歷史閃爍出的詭異在于：中國既無法繼續受惠于這個衰敗的體系，但也絕不會從這個體系的崩解中獲益。顯然，這種處境比中國那些幼稚的民族主義者以一種危險的浪漫心態所勾勒出的幻象——他們總是想當然地以為美國的衰落等于中國的崛起，要不測的多。在冷戰即將結束之前，歷史終結論的始作俑者們曾經樂觀地暗示我們：即將終結于資本主義及民主價值之下的新世界將是一個長期和平及繁榮的永恒紀元。然而，已經展開的紀元，比那些樂觀主義的預測卻要遠為險峻。歷史，幾乎從未滿足過任何思想的愿望。
「 支持烏有之鄉！」
烏有之鄉 WYZXWK.COM
您的打賞將用于網站日常運行與維護。
幫助我們辦好網站，宣傳紅色文化！
注：配圖來自網絡無版權標志圖像，侵刪！
聲明：文章僅代表作者個人觀點，不代表本站觀點——烏有之鄉
責任編輯：執中
歡迎掃描下方二維碼，訂閱烏有之鄉網刊微信公眾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