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美]莫里斯·羅薩比  摘譯：陳高華

　　加拿大《太平洋事務》雜志2009年第82卷第2期刊載了美國哥倫比亞大學教授莫里斯·羅薩比(Morris Rossabi)題為《蒙古：一個共產黨的變形》的文章。文章分析了蒙古人民革命黨的歷史，特別是蘇聯崩潰后其發展和轉型歷程，以及其在新政治體制下的執政得失。文章主要內容如下。

　　蒙古人民革命黨是成立于1924年的共產主義政黨，除了從1996年到2000年這一短暫時期之外，它一直掌握著政權。20世紀90年代，蒙古人民革命黨最重要的支持者蘇聯的解體，并沒有破壞它在蒙古的地位。雖然它的政治和經濟方向發生了改變，但并沒有從政治舞臺消失。這一改變完全偏離了早前的意識形態，因此可以被稱為蒙古人民革命黨使命的“轉變”，正是這一“轉變”，使得它繼續存在了下來。然而，這些徹底的變化沒有帶來更加穩定公正的政治和經濟進程。實際上，收入不平等日益拉大，其他社會和經濟問題也不斷涌現。政治制度雖沒有經濟體制那樣動蕩不定，但也出現了社會動亂。政府雖遠離了共產主義的獨裁和鎮壓，但也因權力濫用尤其是日益嚴重的腐敗而受到批評。

　　作為共產主義政黨的蒙古人民革命黨

　　一般而言，在蘇聯解體之前，蒙古人民革命黨遵循著蘇聯路線及其領導，但也有與蘇聯存在著分歧并抵制蘇聯要求的情形。此外，蒙古人民革命黨在組織方面也類似于蘇聯共產黨，具有一個堅持民主集中制的精英領導階層，而且與蘇聯共產黨一樣，蒙古人民革命黨控制著政府，是唯一合法的政黨。同樣，蒙古人民革命黨采取了使所有權和政府支持的特定行業發生急劇變化的經濟政策。20世紀50年代，它成功地推廣了集體化，把牧民變為工人。它也想通過促進工業化來改變對畜牧業的依賴。利用蒙古豐富的銅、鉬儲量創辦采礦業，利用充足的家畜供應發展了加工業。

　　20世紀80年代中期，蒙古人民革命黨的政策在經濟領域取得了令人矚目的成就，并轉化為教育、衛生保健和社會福利領域的利益。蒙古人民革命黨政府重點對社會部門進行投資。它為牧民子女提供寄宿學校，增加學校和教師的數量，為學生提供食物、課本和校服。當然，它所規定的課程包括大量的馬列主義宣傳和思想，但這一努力消滅了大量文盲，并培育了一個受過教育的精英階層。醫療衛生在蒙古人民革命黨的預算中也占有重大比例，藉此消除了許多傳染病和寄生病，為邊遠地區的牧民提供了基本護理，降低了嬰兒和孕婦的死亡率，提高了平均壽命。蒙古人民革命黨的文化政策則鼓勵與蘇聯融合。俄國人幫助建立了第一所蒙古大學，最優秀的蒙古學生常常到蘇聯的大學和研究院進行研究生學習。俄語是學校里講授的第二語言。20世紀40年代，在蘇聯的壓力下，蒙古人民革命黨用西里爾字母表取代了維吾爾文作為蒙古語的書寫體。

　　顯然，蒙古人在與蘇聯的關系中處于弱勢，尤其是在1964年之后。1950年到1964年，蒙古人民革命黨憑借其與中國的關系，與蘇聯處于一種非常強硬的討價還價的地位。中華人民共和國的建立以及隨后在1950年中蒙外交關系的恢復，意味著蒙古人民革命黨擁有一個與蘇聯的政治和經濟影響相抗衡的力量。然而，中蘇關系的破裂，迫使蒙古在它的這兩個鄰居之間作出選擇。1964年，蒙古人民革命黨決定與蘇聯結盟，斷絕與中國的關系。蒙古人民革命黨與中國的決裂，導致了幾乎對蘇聯和東歐的完全依賴，僅僅同古巴和北朝鮮保持著有限的聯系。

　　無論如何，蒙古人民革命黨遵循著蘇聯路線。它的領導層偶爾也會抵制，不去執行某些具體指令，但是，差不多七十年來，只要蘇聯頒布了政策，它就很快地加以采用。當20世紀80年代中期戈爾巴喬夫呼吁公開性和新思維之時，蒙古人民革命黨顯然感到震驚。1986年7月，戈爾巴喬夫在海參崴發表講話，保證逐步撤離駐扎在中蒙邊境的蘇聯軍隊。之后，蒙古和蒙古人民革命黨的變化步驟也加快了。政府啟動了與內蒙古的商業關系和政治關系，隨后又開啟與中國其他地方的關系。它宣稱有限地支持私人企業家和更多的民主、政府責任以及更多的新聞自由。1987年1月，美國和蒙古同意相互給予外交承認。

　　蒙古人民革命黨更大的開放性，以及20世紀80年代后期共產主義集團的瓦解，為改革派與政府之間的對抗提供了舞臺。1989年12月，一個主要由受過良好教育的年輕人組成的團體，其中一些有著精英階層的背景，開始在烏蘭巴托的自由廣場示威。在3個月的時間中，示威者的數量不斷增加，非暴力的示威蔓延到首都之外的其他地區，并在烏蘭巴托紅色廣場的絕食中達到高潮。他們要求多黨制、新聞自由和尊重人權。蒙古人民革命黨內部的分裂和相對軟弱的領導層，加上人民對絕食者日益增加的支持，迫使蒙古人民革命黨在1990年3月作出重大讓步，允許創建競爭性的政黨，并同意在7月進行多黨選舉。

　　蒙古人民革命黨的重大決定

　　由于在這些問題上的溫和態度，蒙古人民革命黨的保守派隨后立即作出了兩個重大決定，正是這兩個重大決定塑造了自那以后的蒙古，并確保了這個政黨的繼續存在。它的第一個決定是，精選一些所謂的改革派到黨的高層，即通過吸收更年輕的一代，使權力保持在他們自己手里。保守派似乎認為，把一些年輕的領袖提升到權力位置，會化解他們對黨和政府的批評。

　　第二個決定涉及蘇聯解體所造成的變化。蒙古的所有貿易、投資和援助幾乎都與蘇聯以及東歐緊密地聯系在一起。因此，蘇聯垮臺的附帶效應嚴重地破壞了蒙古的經濟，它需要更多樣化的經濟伙伴以尋求援助。它求助國際金融機構，其中包括亞洲開發銀行、世界銀行和國際貨幣基金組織，以及一些國家機構，比如日本國際協力事業團、美國國際開發署，還有一些非政府組織，比如阿登納基金會和國際共和學會。在過去的19年中，來自這些機構的常駐代表和顧問，以及由這些機構所支持的私人承包商，涌入這個國家。這些機構在很大程度上直接分解了計劃經濟，促進了蒙古向純粹的市場經濟過渡。這是一項被稱為休克療法的政策，導致了畜群的私有化和國企的關閉以及伴隨而來的失業。

　　不過，保守派在1990年采取的政策所產生的變化，很快就破壞了它的統治。它與國際金融機構的合作必然要摧毀計劃經濟。這種向市場經濟的陡然轉變，由于缺乏適當的法治訓練、穩固的銀行制度、契約精神、政府官員對公共責任與私人商業利益之間的嚴格區分，以及防止裙帶關系和任人唯親的嚴厲規則，導致了大量的腐敗。1992年當選的蒙古人民革命黨政府試圖限制國有資產私有化的步伐，保持社會安全網的特色。然而，蒙古人民革命黨保守派的一些權威人士卻憑借他們的職位獲利，因此，腐敗的增加抵消了他們在維持穩定上的努力，并對他們造成了損害。當然，保守派還得面對要求小政府、平衡預算和縮減社會福利開支的國際金融機構。由于國際機構的限制，保守派的四年統治導致了大量的社會混亂。失

業、貧困和犯罪增加；許多產業倒閉了，包括那些蒙古人具有競爭優勢的產業；銀行貸款利率高得嚇人，而且有些銀行只借貸給朋友、官員或其他特殊客戶；國內生產總值的年度增長從未達到樂觀的預期。許多蒙古人把這些社會經濟問題歸咎于蒙古人民革命黨保守派。

　　此外，保守派的第二個決定在選舉中反過來糾纏著它。由于尋求西方金融機構的經濟援助，它也為國外激進的非政府組織在蒙古運作提供了機會。絕大多數非政府組織懷著慈善的目的，但也有一些顯然具有政治目的。尤其是阿登納基金會和國際共和學會，它們企圖培養新的領導人，并幫助創辦了培養絕大多數反蒙古人民革命黨領導人的學院，同時，國際共和學會還為這些團體提供研究性旅行和研討會的經費。當然，民主政治和多黨制的培訓課程有價值，但是，這些非政府組織在幫助具體的政治黨派謀劃反蒙古人民革命黨的戰略戰術時越界了。它們為反蒙古人民革命黨團體發展草根組織提供資金，最重要的是，它們扶植了民主聯盟。人民對蒙古人民革命黨的失望，加上國外對民主聯盟的強硬支持，導致了蒙古人民革命黨在蒙古選舉歷史上的第一次失敗。反蒙古人民革命黨的力量獲得了議會中的50個席位，而蒙古人民革命黨只得到了25個席位。

　　喪失政權的蒙古人民革命黨

　　蒙古人民革命黨自身見證了這個政黨的顯著變化。那時，保守派在大部分民眾那里聲名狼藉，國際金融機構對它也毫無好感。甚至在選舉之前，一些年輕黨員就認為蒙古人民革命黨需要在方向上有所改變才能繼續存在。1996年進行的一項民意測驗表明，不到35％的民眾認為蒙古人民革命黨是應對自1990年以來肆虐蒙古的失業、貧窮和生活質量下降問題的最好政黨。一些認識到這些傾向的黨員利用日益削弱的保守派，獲得領導位置，他們中一些人至少在西方接受過部分教育。比如，黨的新書記恩赫巴雅爾曾在英國進行研究生學習，他的繼任者、蒙古人民革命黨的書記和總理s，巴雅爾，在華盛頓大學獲得研究生學位。與保守派不同，他們與西方有緊密的聯系，并且尋求與國外機構的合作。因此，越來越多的蒙古人民革命黨高層領導接受了國際金融機構的議程。就像他們支持提倡純粹的市場經濟的政策一樣，他們也開始接受來自國外機構的支持。

　　許多蒙古人認為民主聯盟在1996年到2000年的表現令人失望。內部沖突、個人野心和腐敗導致聯盟瓦解，四年中有三任總理和政府垮臺。這種不穩定與對純粹市場議程的堅持，使得經濟增長有限，畜牧經濟出現嚴重危機，無法提出有效的扶貧計劃，衛生保健、教育和福利惡化。1999年至2002年的三個嚴冬，暴露了牧群私有化和政府對畜牧基礎設施建設支持的缺乏所帶來的危險，三年間，牲畜數量減少了四分之一。銀行丑聞和夜總會賄案導致3名議會議員入獄，進一步為民主聯盟的任期蒙上了一層陰影。

　　重新執政的新蒙古人民革命黨

　　蒙古人民革命黨在2000年的大選中擁有良好的機會，這要歸功于這場混亂，歸功于政府處理所面臨的嚴重經濟和社會問題的顯然無能。新一代年輕的蒙古人民革命黨領袖拋棄了共產主義意識形態，贊同某些國有企業和最重要的銀行的私有化。他們似乎不在意日益擴大的收入差距，以及黨在觀點和政策上的顯著變化。

　　2000年之后，蒙古人民革命黨的經濟政策也不同于共產主義政黨的傳統政策。它的領袖依靠采礦業和國外直接投資而不是政府投資來促進經濟發展，并且宣稱私有部門的增長是解決失業的出路。這顯然嚴重偏離了計劃經濟的模式。結果表明，失業并沒有縮減，貧困率也沒有下降。同時，在蒙古人民革命黨進行執政的2000年至2004年間，腐敗也沒有減輕。

　　面對人們對始于1994年的扶貧攻堅計劃的失敗以及其他社會狀況的批評，蒙古人民革命黨和國際金融機構在這一時期提出了各種不同的社會部門項目。更多一些資金被分配到教育、衛生保健和福利項目。蒙古人民革命黨稍微增加了退休金和工資，接受公寓建設的國外援助，并且保證改善大量農村居民的生活條件。然而，蒙古人民革命黨依然采用市場議程，強調經濟增長和依靠私人部門是失業和其他社會部門問題的解決之道。同時，越來越多的商人進入蒙古人民革命黨，從而使它制定的政策更加傾向于市場經濟。

　　政治上的狂奔

　　持續的社會和經濟問題轉變為對蒙古人民革命黨信心的喪失。2000年，它獲得了76個議員席位中的72個，2004年只獲得其中的36個席位。祖國民主聯盟獲得35個席位。蒙古人民革命黨依然是某種意義上的左派，然而這時蒙古人民革命黨與其他政黨的差異主要在于個性，而不在于意識形態和施政綱領。因為幾乎所有的政黨都把市場政策當作蒙古問題的解決之道。因此，在很短的時間內，蒙古人民革命黨和祖國民主聯盟就達成協議，組成政府。這兩個政黨分享了四年統治期，首先任總理的是祖國民主聯盟的成員，后兩年任總理的則是蒙古人民革命黨的成員。

　　這一不尋常的方案并沒有達到計劃的效果。首要的問題與祖國民主聯盟有關。聯盟的祖國部分，實際上是富有礦主B，額爾德諾巴特的機構，后者不時利用黨來獲取他自己的利益。他在一年之內就與聯盟中的伙伴鬧翻，斷絕了與民主黨的聯盟。這一破裂留下了一個少數派政黨的總理，他根本無法抵擋蒙古人民革命黨的詭計。因此，2006年1月，還有半年多任期的總理T，額勒貝格道爾吉失去多數支持，被迫辭職。這是政治體系失序的另一個跡象。

　　隨即主要由蒙古人民革命黨政治家組成的新政府并沒有減少這樣的擔心。新總理恩赫包勒德曾擔任烏蘭巴托市長，他當政期間，展開了首都土地的私有化和土地經營，過程相當混亂。2007年2月，貿工部部長因受到非法批準采礦許可和把政府建設計劃透露給他自己公司的指控而被迫辭職。蒙古人民革命黨主導的議會也一再忽視了以下要求：敦促議會成員公開他們的納稅表、積極反腐以及要求政黨公開它們的資金來源。因此，據調查，55％的人民對議會缺乏信心，68％的人民對國家機構缺乏信心，71％的人民對政治黨派缺乏信心，以及77％的人民對司法缺乏信心。這樣，恩赫包勒德總理被迫于2007年10月辭職，政黨領袖巴雅爾成了總理。

　　2008年6月末7月初的動蕩是這一政治不穩定的頂峰。蒙古人民革命黨贏得了議會選舉，但是民主黨指責這次選舉存在著大量的欺詐行為，要求重新計票和作出更改。異議分子支持的示威者聚集在烏蘭巴托市中心，他們點燃了蒙古人民革命黨的主樓，損壞了國家歌劇院和芭蕾舞劇場、一座銀行、交響樂大廳，還毀壞了現代藝術館的4000幅畫。警察向人群開槍，導致五個示威者死亡。示威者和政府相互指責，認為對方要為暴行負責。夏末，民主黨接受了這些結果，政府穩定了下來，領導層中包括一些民主黨人士。

　　同時，公眾依然對蒙古人民革命黨、政府和經濟中日益增長的腐敗感到不安。透明國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