漫談伊斯蘭政治運動

初稿于2010/4/9

宗教問題仍然纏繞著我們的社會，而伊斯蘭教更是近年各種政治爭議的焦點。在西方國家，尤其是911事件后，在美國帝國主義勢力主導的“反恐戰爭”渲染下，恐伊斯蘭教癥（Islamophobia）風行一時。至于在我國馬來西亞，宗教課題更始曾出不窮，各造在宗教自由、改教、褻瀆宗教、真主阿拉的“版權”等課題上爭論不休，甚至引發群眾動員和暴力事件。

宗教問題的糾纏不清，肯定將讓工人階級繼續分化，并隨時成為統治階級處于危機時為自保而大肆炒作的課題。在政治化宗教的氛圍下，以及宗教政治運動作為社會運動的組成部分時，我們不得不重視宗教問題，必須從階級的角度去認識當今宗教政治的本質與結構。

馬克思論宗教

在人類生活的社會生產中，人類進入了一個獨立于他們意志之外的關系，那就是跟特定物質生產力發展階段相聯的生產關系。這些生產關系的總和，構成了社會的經濟架構，也就是真實的基礎。在這個社會經濟基礎上，孕育了跟社會意識相聯的法律、文化、政治等上層結構。不是人的意識決定他們的存在，而是人的社會存在，決定了人的意識。這就是馬克思主義的唯物觀。

作為上層結構的宗教，是人的創造，不是宗教創造人，無論是基督教、佛教，還是伊斯蘭教。宗教是人類“異化”的反應，也就是對人“迷失自己”的反應。不過，這并不是一個抽象的或者是非歷史性的情況，宗教是若干特定社會條件的產物。這個社會產生宗教，作為人類向他們自己創造的想象中的“神”屈膝，以回應階級社會壓迫所帶來的異化。

不過，宗教并不僅僅迷信或者是虛假信仰的隨意結合，宗教是這個被異化世界的“一般理論”，也就是被異化的人們嘗試為他們被異化的生命，以及被異化的社會，作出合情合理的解釋。馬克思認為，反對宗教的斗爭，是反對“宗教作為精神芬芳劑”的世界—一個人們需要宗教的被異化世界。

馬克思于1843年在《黑格爾法哲學批判》的《導言》中如此寫道：

“反宗教的批判的根據就是：人創造了宗教，而不是宗教創造了人。就是說，宗教是那些還沒有獲得自己或是再度喪失了自己的人的自我意識和自我感覺。但人并不是抽象的棲息在世界以外的東西。人就是人的世界，就是國家，社會。國家，社會產生了宗教即顛倒了的世界觀，因為他們本身就是顛倒了的世界。宗教是這個世界的總的理論，是它的包羅萬象的綱領，它的通俗邏輯，它的唯靈論的榮譽問題，它的熱情，它的道德上的核準，它的莊嚴補充，它借以安慰和辯護的普遍根據。宗教把人的本質變成了幻想的現實性，因為人的本質沒有真實的現實性。因此，反宗教的斗爭間接地也就是反對以宗教為精神慰藉的那個世界的斗爭。”

宗教里的苦難既是現實的苦難的表現，又是對這種現實的苦難的抗議。宗教是被壓迫生靈的嘆息，是無情世界的感情，正像它是沒有精神的制度的精神一樣。宗教是人民的鴉片。

這段話的最后一句，經常被引用來作為馬克思對宗教的全部分析。事實上，前面一句才是認識宗教政治角色的重點。馬克思強調宗教既是苦難的表現，也是對苦難的抗議。因此，將宗教過于簡單化約為毒品的論述就顯得蒼白無力了。在歷史上，很多激進的，甚至是革命的運動，是以宗教的形式出現，不是充滿著宗教色彩，就是由宗教人士所領導。

宗教是階級斗爭的兩刃劍。對于統治階級來說，宗教對基層人民起著麻醉作用；對于被壓迫人民來說，宗教可以是反抗統治階級尋求解放的精神泉源。而在強大世俗左翼政治力量缺席或薄弱的情況下，往往是激進主義宗教力量填補了作為領導群眾抗爭的政治核心。

社會主義與宗教

盡管馬克思主義反宗教，但是不表示禁止宗教信仰。馬克思主義者不僅不禁止宗教，而且還主張宗教必須是國家不得干預的私人事務。無論社會主義下，宗教自由必須獲得保障。馬克思主義者同時也反對宗教干預國家事務（政教合一）。

只有在宗教的社會成因（異化、剝削、壓迫等）的消失后，宗教才會逐漸的自然消亡。

一般人關于馬克思主義者對宗教采取的態度，是受到蘇俄、東歐、北韓、中國等地斯大林主義政權的經驗所影響。須知，這些政權都是對馬克思主義的嚴重扭曲，不是真材實料的社會主義或者是馬克思主義。當然，斯大林主義對宗教的打壓，很多時候也是被西方帝國主義陣營所夸大或扭曲事實。斯大林主義政權并沒有怎么打壓主要的宗教或教會，反而是容忍它們，甚至是跟它們結盟，條件是這些宗教機構在政治上服從于斯大林主義政權（而事實上這些宗教機構在也順從于在這之前的統治集團）。那些被斯大林主義政權迫害的宗教組織或個人，主要原因也是因為他們在政治上威脅著官僚政權，而不是因為他們的宗教信仰。

在擁有宗教色彩的人民運動上，馬克思主義者所采取的態度，并不是基于這些運動領袖或其支持者的宗教思想，或者是其宗教的教義，而是這個運動所代表的社會力量和階級利益所形成的政治意義和角色。

就拿基督教中的天主教和新教在歷史上的角色來看。在中世紀時期，天主教是封建王朝的宗教，因此幾乎完全是反動的力量；與此相反，新教代表著正在崛起的資產階級，以及被王權所壓迫的人民，而成為了社會進步的力量，當時出名的造反者，如閔采爾，是熱忱的新教徒—也就是今天意義上的宗教極端分子或者“原教旨主義者”。不過，當資產階級的造反者當權后，他們就變成“資本原始累積”的參與者，也就是變成了資本主義殖民者和奴隸主。原本是英格蘭的革命者柯倫威爾（Oliver Cromwell），后來變成是愛爾蘭天主教徒農民的壓迫著。天主教會的反動角色，在歐洲（尤其是南歐）延續了下來，支持了西班牙的弗朗哥政權，并跟穆索里尼和希特勒同流合污。至于在愛爾蘭和波蘭，天主教力量則傾向于反對民族壓迫。

任何社會主義者，如果是處在17世紀就會立即傾向于新教的起義者，對抗天主教的王權；如果處在獨立戰爭時的愛爾蘭或者是1970年代的北愛爾蘭，就肯定會跟“天主教徒”的民族主義者站在一起，反對“新教徒”的聯合派。

伊斯蘭教的階級形成基礎

在人類“文明社會”歷史上，也就是階級斗爭史上，尤其是在馬克思主義階級斗爭理論誕生并付諸實踐前，宗教幾乎是階級斗爭中一個重要的元素。當今世界上最有影響力的宗教，都是誕生于社會階級矛盾中。

伊斯蘭教是誕生于阿拉伯人民反抗波斯（薩珊）帝國霸權統治的斗爭。穆罕默德和最初的伊斯蘭教信徒是有著深刻的反權威激進主義色彩。在倡導一神論的亞伯拉罕宗教中（基督教、伊斯蘭教、猶太教），其先知們大都是出身低微的平民，不是牧民就是難民之類的，正好反映著這個宗教形成的階級背景。在早期伊斯蘭教的傳播中，穆罕默德被視為中東奴隸、平民的解放者。伊斯蘭信徒主要是遭到波斯王朝和拜占庭壓迫的貧民，伊斯蘭教成為團結這些被壓迫群體的精神領導。早期的伊斯蘭領袖和信徒們除了破壞神像，也過著簡樸的生活。今天世界各地富麗堂皇的伊斯蘭教清真寺，跟穆罕默德時代簡陋的祈禱場所差異很大。這是形式/規范，和本質/教義的差異。在穆罕默德時代，清真寺是讓穆斯林社區成員祈禱的場所，是凝聚穆斯林社群的地方，因此在這里社群本身比場所更為重要；但是莫罕默德死后出現的各個王朝，無不以建造宏偉的清真寺為榮。宏偉的清真寺，跟堂皇的宮殿一樣，無論是伊斯坦布爾的圣索非亞、羅馬的競技場，還是北京的故宮，再宏偉壯觀的氣派，說穿了只是當時統治者壓迫平民百姓、血淋淋堆砌起來為統治階級“歌功頌德”的死物。

伊斯蘭教的基本信仰準則，是“六大信仰”（Aqidah，簡稱“六信”或“六圣條”），也就是信真主（Allah）、信使者（Rasul，也就是穆罕默德）、信經典（kutub / kitab，真主的啟示，包括最后的啟示--《古蘭經》）、信天使（mala’ika）、信末日（Qiyama，也就是“復活日”或“審判日”）、信前定（Qadar，前定非絕對的宿命論，也非絕對的人定論。安拉是一切行為的創造者，人類是自己行為的營謀者，可以運用理智判斷善惡，自由選擇信仰。每個人對自己行為，應順應前定，而自負其責。）另一種說法則是伊斯蘭教的基本教義就是信真主和信使者，只要缺了任何一者，伊斯蘭教就不再是伊斯蘭教了。

至于伊斯蘭教的形式，就是伊斯蘭教的教條和教規，也就是沙里亞法規（Sharia）。沙里亞法規僅是一種規范，并不完全代表伊斯蘭教的基本教義，尤其是在莫罕默德之后各門各派教士們對法規作出的不同詮釋和修改，很多已經跟基本教義沒有直接關系。

今天，好些人會把伊斯蘭教理解為一個落后的宗教，主要的論據就是穆斯林國家流行著的對女性和同性戀者壓迫和歧視的態度。我們也不要忘記，西方社會也曾流行對女性壓制和歧視，而這種父權制的“教規”現今仍然存在于很多基督教會中。事實上，如果從唯物主義的角度去理解，并不是穆斯林的宗教意識決定女性在穆斯林社會中的地位，反而是女性在穆斯林社會上的真實地位，塑造了穆斯林的宗教信仰及對女性的態度。社會經濟的發展及社會政治的結構，形成了對女性的壓迫。伊斯蘭教誕生于阿拉伯半島，并向西擴散到北非，向東擴張到中亞，而這些地區在過去千多年來大都處于貧困、經濟落后、鄉村為主的情況，而到了今天還有很多地方還是處于如此的狀況。

伊斯蘭最初是作為阿拉伯社會被壓迫者反抗權威的激進思想，不過很快就為阿拉伯統治階級接納為其治理國家的思想。這是因為莫罕默德的伊斯蘭教思想，跟其它“一神論” 的宗教思想一樣，有著團結人民的“神化”作用，對抗著信奉多神教的腐敗波斯王國。
跟其它阿伯拉罕一神教那樣，伊斯蘭教倡導的是唯一的、普世的“神”，有著統一社會各階層的用意，因此形成一股極為強大的政治力量。阿拉伯統治階級利用“一神論”的大一統思想，作為征服周邊國家、擴張政治版圖的意識形態基礎。這就像基督教那樣，耶穌時代的基督教，其實就是對抗荒淫腐敗的羅馬帝國而誕生的激進主義，后來羅馬統治者意識到基督教一神論起著統一國家社會的作用，而將基督教變成了羅馬的官方宗教了。

自伊斯蘭王朝在中東建立起來后，伊斯蘭教從原本處于社會權力邊緣的激進主義宗教思想，逐漸向社會統治權力中心轉移時，其原初的激進主義就被妥協掉，以符合統治階級用來撫平人民抗爭的反動意圖。不過，伊斯蘭教本身仍然存在著各種思想流派，尤其是繼承著伊斯蘭教激進傳統的思潮，總是游走在伊斯蘭建制邊緣，批判向權威妥協的思想，及伊斯蘭宗教機構保守和固步自封。

資本主義沖擊下伊斯蘭教的內部矛盾與變化

當阿拉伯世界的統治階級皈依伊斯蘭教后，他們借助伊斯蘭教那種大統一、普世的意識形態基礎，不斷向周邊地區擴張，形成了一個龐大的帝國體制。不過，由于阿拉伯社會在伊斯蘭教帝王的封建式統治下封，其社會動力被凝固了。君主只為了維護本身的統治地位，排斥一切具有推動社會進步的思潮，對于批判性的激進主義更打壓起來絕不手軟。曾經引領世界科技的伊斯蘭文明，被扼殺在統治階級的固步自封中。

不過，當資本主義在歐洲興起，歐洲資本主義文明跟凝固的伊斯蘭文明于17-18世紀碰撞時，伊斯蘭文明在西方新興資本主義社會面前顯得矮了一節，開始引起伊斯蘭社會內部的反省和轉變。在嘗試解釋伊斯蘭社會衰亡時，伊斯蘭社會思想精英發展出了伊斯蘭對壘“他人”的論述，以及對科技的恐懼。伊斯蘭社會精英對西方資本主義的反應，主要有兩種：一是保守派，他們的“分析”是伊斯蘭社會不夠虔誠而“罪孽深重”，因此克服的方法是建更多的清真寺，更虔誠的祈禱（！）；另一種是改革派，他們意識到伊斯蘭社會在科學和技術上落后于歐洲社會，伊斯蘭社會必須接納被封建保守派視為異端的西方現代科技，這種思潮的代表人物有哲馬魯丁.阿富汗尼（Sayyid Jamāl-al-dīn al-Afghānī）。

伊斯蘭社會保守與改革的辯論，不僅發生在伊斯蘭社會，基本上也發生在其它所謂“東方”的社會。其中的一個爭議，是應不應該用現代印刷術印制《古蘭經》，這對于冥頑不靈的保守派來說是褻瀆《古蘭經》。這就好比如日本，認為歐洲槍炮侮辱武士道而堅持繼續揮刀的日本武士，最后被現代化的槍炮武器所淘汰。

伊斯蘭政治運動的冒起

在19世紀末到20世紀初，當資本主義帝國主義勢力向阿拉伯世界擴張時，伊斯蘭政治運動開始冒起。這些伊斯蘭政治運動有著各種各樣流派。保守的流派主張“凈化”伊斯蘭教，如促成沙特阿拉伯成立的瓦哈比派（Wahhabi）。進步的流派，則主張伊斯蘭教改革或現代化，而這些進步的伊斯蘭教政治運動，大都在西方帝國主義將伊斯蘭世界瓜分后，形成了伊斯蘭世界反抗帝國主義、殖民主義的激進力量。在20世紀的前半葉，這些伊斯蘭教激進力量，經常跟民族主義者、左翼力量結合在一起。

在東南亞，印度尼西亞最早的政治團體是伊斯蘭聯合會（Sarekat Islam），這個組織最初的形成是基于經濟原因，是一群巴迪布（臘染印花布）商人組成的合作社，成立的目的是要從荷蘭殖民者手中取回經濟自主權，后來演化為一個主張將生產資源國有化及人民控制社會財富的左翼政治團體，是印度尼西亞三大政治思潮（民族主義、共產主義、伊斯蘭教主義）的搖籃。伊斯蘭聯合會也主張伊斯蘭教的現代化，而且還散布到東南亞各地。馬來亞的第一個伊斯蘭政治團體—于1948年成立的馬來亞穆斯林人黨（Hizbul Muslimin），是跟伊斯蘭聯合會在馬來亞的分支有著聯系。Hizbul Muslimin是泛馬回教黨（PAS）的前身。

冷戰和伊斯蘭教運動

冷戰于1940年代拉開序幕后，東南亞的右翼保守民族主義勢力（如泰國軍人、印度尼西亞的蘇哈多）在獲得帝國主義勢力的支持下得以壯大。在印度尼西亞，帝國主義勢力支撐的右翼民族主義，打破了蘇卡諾所倡議形成的民族主義—伊斯蘭主義—共產主義的三角聯盟（Nasakom）。在三角聯盟的瓦解過程中，伊斯蘭主義者跟右翼民族主義者聯合起來鎮壓左翼，那場血腥鎮壓將當時除蘇聯和中國之外世界上最大的共產黨黨員給全部殺掉。
（在巴厘島，今天的旅游勝地海灘，當年可是伊斯蘭主義者屠殺共產黨人的地方，當時整個海灘都染成血紅色。這是鮮為人知的歷史。）

在馬來（西）亞，英國殖民者頒布緊急狀態之間，泛馬回教黨被迫在左翼反殖運動和（右翼）馬來民族主義間作選擇。1970-82年期間，回教黨比當權的巫統更加反共，這跟其早年反帝國主義的激進傳統，有著天壤之別。

在中東，以色列在西方帝國主義勢力的支持下以掠奪巴勒斯坦的土地去“建國”，引發了阿拉伯世界的伊斯蘭政治運動的冒起。這些伊斯蘭政治運動，無論是早期的法塔赫，還是哈馬斯，或者是黎巴嫩的什葉派真主黨，都有著強烈的反帝國主義傾向。

當蘇聯于1979年入侵阿富汗時，圣戰組織（Mujahideen）在美國中央情報局的支持下建立起來，還被西方媒體吹捧為“自由斗士”（freedom fighter），最典型的例子就是史泰龍主演的好萊塢《蘭博第三集》（Rambo III）。圣戰組織就是美國要與之打到焦頭爛額的塔利班（Taliban）前身。當塔利班于1996年攻陷喀布爾建立新政權時，《金融時報》的編輯“歡呼”道：“這是石油和天然氣工業的大日子”。說穿了，美國帝國主義扶持保守極端的伊斯蘭教武裝組織，目的不外是要控制中東和中亞的豐富石油天然氣資源。而今天，當塔利班、阿爾蓋達倒戈相向時，美國所發動的“反恐戰爭”，也是一場政治經濟利益所推動的博弈。

1979年的伊朗革命，是激進伊斯蘭政治運動的一次高潮，那是一場反帝國主義霸權的群眾革命。當時參與在革命中的伊斯蘭政治組織主要有6個，進步的左翼團體不下200個，因此那是一場充滿思想激蕩的政治運動。當然，后來阿亞圖拉集團在伊斯蘭主義者、自由派、左派等革命派別間的斗爭中奪取政權，騎劫了了革命。不過伊朗革命為伊斯蘭世界開了一個先例，通過群眾革命建立一個伊斯蘭共和國。這震驚了美國還有當時的蘇聯，以至它們支持伊拉克的薩達姆政權入侵伊朗。

認清伊斯蘭政治運動的意識形態傾向

我們必須理清的是，當初得到美帝支持建立起來的極端保守伊斯蘭政治勢力（塔利班、阿爾蓋達），跟誕生于反抗帝國主義斗爭的激進伊斯蘭政治運動（真主黨、哈馬斯）是勢不兩立的。塔利班曾是美國中情局在阿富汗的馬前卒，是反共的先鋒，現在還在推動著“反恐”的經濟效益；真主黨跟愛爾蘭共和軍（IRA）是盟友，因為大家都是站在反抗帝國主義的同一陣線上。

就算是激進的伊斯蘭政治運動，不同政治團體也是有著很大的差異。真主黨跟哈馬斯在思想上、信仰上和政治目標上也是有很大的差別，不過將他們聯系在一起的是反帝國主義的斗爭，而他們也是主張伊斯蘭現代化改革的政治力量。另外有好些披著伊斯蘭外衣的團體，實際上支持帝國主義，譬如沙特阿拉伯的統治集團。政治思想極為保守反動的沙特阿拉伯統治集團跟美國帝國主義關系密切，通過其龐大的財力嘗試影響其它伊斯蘭國家。

對于左翼來說，尤其是在伊斯蘭世界活動的左翼，最大的問題是誰可能成為我們在反資本主義斗爭中的盟友？誰是伊斯蘭政治運動中的進步元素？在馬來西亞，有很多伊斯蘭政治組織，但是不是全部都是進步的，有的仍有著原來伊斯蘭的激進主義傳統，有的則是極端保守反動，因此我們必須很小心地鑒定誰是我們的戰略盟友。

對伊斯蘭政治運動的進一步理解和分析，將有助于我們理清各個政治流派的真面貌、思想傾向及其所代表的階級，并讓我們能夠從中尋找建立起反資本主義抗爭戰略聯盟的可能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