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環球時報2月4日編譯美國外交政策聚焦網站2月2日文章《我們能否借鑒中國？》，作者約翰·費弗，汪析譯，內容如下：
據估計，在過去20個世紀里，中國高居全球經濟頂端的時期達到18個世紀。不論你對數百年來主導這個大國的帝國主義、共產主義和所有其他主義有何看法，這無疑是個不俗的記錄。甚至奧巴馬在上周的國情咨文講話中都贊許中國的發展方向。
換言之，中國打敗了我們。
通常認為，過去20年里中國經濟之所以蓬勃發展，是因為拋棄而非擁抱共產主義。中國只是在對農業私有化及采用市場機制后，經濟才出現兩位數增長。一旦中國有了自由市場，這個有著全球經濟第一的歷史和13億人口的國家怎能不成功？傳統看法還認為，中國搖搖欲墜：它腐敗、實行審查，依附著業績糟糕的國有企業。
然而，盡管中國政府存在種種不足，倘使它是問題的解決而非問題本身的一部分，那會怎樣？
自上世紀80年代起，中國就努力向東亞鄰國學習，做出精明的投資選擇。比起看不見的市場之手，中國政府的鐵腕手段能使它更集中地調配資源。例如在1998年，北京宣布對高等教育進行大規模投入。這批受過良好教育的勞動力可轉化為更大的生產力。
中國更大的動作是863計劃，這是1986年發起的技術大躍進。在2001年，中國考慮到不能過于依賴骯臟的煤炭和進口石油，決定集中力量搞可再生能源。彼得·奧斯諾斯在《紐約人》雜志上寫道，“2003年該國太陽能產業還是一片空白；而5年后，中國生產的太陽能電池比任何其他國家都要多?！?/p>
現在，我們要顛覆另一個似是而非的流俗看法。中國之所以成功，不是因為它接受了自由市場改革而變得“更像我們”。相反，中國的變化敲響了警鐘，提醒我們必須變得更像他們。
現在，世界需要的是又一次巨大的轉型。正如奧巴馬在國情咨文講話中所說的，他認識到中國應對能源和環境危機之做法的重要性。但若說到把這些經驗用于我們的經濟，奧巴馬只是半心半意。他的預算凍結方案讓美國政府喪失了啟動大轉型所需的資本。
這不是一場賽馬。最終，到2025年，無論是中國還是美國擁有更大的經濟體，這并不重要。重要的是，世界最大經濟體能否合力引入一種新的經濟模式……引導全球和國家市場向著對我們的星球最好的局面前進。
光明網-光明觀察2月5日發表題為《反遏制：從兩岸到亞洲》的文章，作者南之默，內容如下：
星島環球網 www.stnn.cc 2010-02-05
中美關系因為奧巴馬政府的對臺軍售案，不僅出現動蕩，而且受到外界的格外關注；中方對此次美國對臺軍售案的反對聲音不可謂不小：除外交部召見大使嚴正交涉外，國防部、全國人大外委會、全國政協外委會等也幾乎同時出動，表達反對聲音。與此同時，中國網民對此表示憤慨的聲音也同樣充斥于各大網絡論壇。
美國對此顯然不可能視而不見。事實上，單就對臺軍售一案而言，中美臺三方，并無贏家。對于這一點，美國方面不可能并無清醒的認識。此案一出，中美關系出現動蕩不說，招致中方的強烈反彈、制裁措施，甚至在美國需要中國給予合作的全球議題上，中國不予配合，完全是有可能。更何況，中美雙方之間的實力消長對比，也是美國方面值得深思的。以傳統的對華思維出臺此項議題，美國究竟能否真的“漁翁得利”，顯然還是個未知數。
但事實是否只是停留于此呢？法國戰略分析研究所所長、地緣戰略問題專家弗朗索瓦·杰雷在接受香港《文匯報》的采訪時就明確指出，美國奧巴馬政府的對華政策，必須將美中關系與美國推動與整個亞洲地區合作的動向聯系起來看。
對于這一點，事實上不難理解。奧巴馬總統自上任以來，即對亞洲展開了積極的外交攻勢；除了加強與傳統盟友，如日本、韓國、澳大利亞等國家的關系外，提升與印尼、新加坡、印度的關系，對朝鮮、緬甸展開對話等，無不顯示出奧巴馬政府對亞洲的重視。
因此，概括而言，此番舉動，都是為奧巴馬政府強調“重返亞洲”的戰略所服務的。這既是對布什政府“缺席”亞洲的政策調整，亦是對當下世界重心東移，亞洲復興時勢的回應。
因而，作為美國亞洲政策重要組成部分的中美關系，自然與奧巴馬政府的亞洲區域戰略不無關系。出于亞洲地緣政治的需要，出于對中國的遏制，在兩岸關系問題上，干擾兩岸關系發展的速度與進程，必然成為奧巴馬政府對華政策所不可缺少的手段。
而事實上，在兩岸關系上保持“平衡”角色的冷戰思維傳統，符合美國在臺海事務上的一貫作風。這既是對美國在亞洲利益的維護，也是避免美國因此而陷入與中國的武裝對抗中。比如在臺灣陳水扁政府時期，面對陳水扁在臺獨路線上越走越遠，布什政府不得不對強力對其進行打壓，防止對觸及中國大陸的“臺獨”底線，進而引發臺海戰爭，從而損害美國的亞洲利益。
因此，在兩岸關系得到良好的發展之時，出于戰略平衡的目的，出于保持臺灣作為美國制衡中國崛起的一枚重要棋子，對臺售武以制造臺海爭端，顯然符合美國的國家利益，也符合奧巴馬政府重返亞洲，保持其在亞洲存在的戰略目的。
對于亞洲各國之間，存在既合作又競爭的特性，正是美國保持其在亞洲存在，防止美國利益受損的基本要素。在此種情況之下，加強美國與亞洲各國之間的關系，顯然有利于美國遏制中國崛起。對于美國這種通過全面加強與亞洲傳統盟國的關系，尤其是在軍事上的聯系，以平衡中國崛起的方式，杰雷 稱其為“軟遏制”。
對于美國此番對臺售武， 杰雷認為奧巴馬政府的思路是一樣的。其認為，亞洲國家，包括新加坡等在內的東盟國家，都支持“不獨不統不武”。因此，美國出于這一考慮，要以出售武器加強臺灣的“防務能力”，來平衡海峽兩岸的“失衡”。
總而言之，奧巴馬政府此番對臺售武，其戰略的重心，顯然遠不止于在兩岸關系上制造干擾因素；更大的動機，在于為奧巴馬政府實施其亞洲新政策所服務的。尤其是考慮到去年日本首相鳩山由紀夫再次推出“東亞共同體”，試圖借東盟一體化不斷成型加速的機會，實現東亞經濟的一體化，乃至安全、政治、軍事上的一體化。對于這一排斥美國的區域組織機制，美國顯然不可能坐視不理。正如在1月12日，國務卿希拉里在夏威夷東西方研究中心杰克遜紀念廳發表題為《亞洲的地區性架構：原則與重點》一文中所強調的一樣：美國在亞洲的戰略目標上，就是要確保不會出現排斥美國的對亞洲未來具有決定性意義的區域機制，確保美國在對亞洲的一體化進程中發揮有效的影響力甚至是主導性作用，防止美國在亞洲新區域主義的進程中被邊緣化。
因此，基于以上的分析和認識，對于此次美國的對臺軍售，顯然，就不能只是簡單地從個案進行反擊。雖然中國政府及相關機構，對美國這一做法表示了強烈的反對；與此同時，也針對此次相關的美國軍工企業進行了相應的經濟制裁，但顯然，這既非治標，又非治本的措施。這樣的間接措施，既不可能對美國政府構成直接的沖擊，也不可能就此而阻遏美國政府繼續對臺售武的行為。
所以，筆者以為，在現時下，除了進行以上間接的措施以應一時之需外，更為重要的是中國如何加強中國從兩岸之間到亞洲-周邊區域的關系。
從根本上講，包括臺灣問題在內的諸多中國核心利益，之所以不斷受到美國等外部勢力的干擾與影響，是因為中國內部關系的脆弱性與不穩定性。就臺灣問題而言，兩岸關系現時下停滯于經濟對話、交流，而在政治上缺乏相應的談判、對話，是導致兩岸關系出現瓶頸的原因所在。這其中，筆者以為，既有臺灣內政政治現實的制約，也有大陸對兩岸現狀的認識過于主觀性。如何避免臺灣繼續充當美國調節中美關系的一枚棋子，如何不讓“主權外交”成為外國制約中國崛起的伎倆，需要中國從加強內部關系做起。
除此之外，加強中國的“亞洲-周邊”外交，同樣也是中國應對美國遏制的關鍵所在。包括中印領土爭議、中國-東盟在南海領土領海爭議、中日釣魚島爭議等領土領海問題，都涉及中國與周邊國家的關系。進一步說，美國政府從加強與中國周邊國家的關系，如印度、日本、韓國等國家，以實現對中國的戰略圍堵，其能否成功，還取決于中國周邊國家是否愿意配合美國。筆者以為，包括日本、印度等在內的國家，其在外交上奉行獨立自主的原則或傾向，是中國所不能忽視的一個重要因素。
因此，無論是基于中國未來的國家崛起，或是基于解決中國與周邊國家的領土領海爭端，或是對美國進行反遏制，都要求中國要加強與周邊國家的關系，也就是“亞洲-周邊外交”
但觀察現時下中國與周邊國家的關系，事實上并非十分順暢。包括中印關系、中日關系等在內的周邊關系，時常出現各種波折與起伏。尤其是中印關系，至今仍然遠未正?；?。
總之，筆者以為，包括美國對臺售武在內的多種亞洲政策的實施，歸根結底，是美國實施亞洲新戰略的必然舉措。其目的既是出于保持美國在亞洲的存在，同時也是對中國崛起的“軟遏制”。中國要打破這種遏制，既要加強兩岸關系的發展，也要實施“亞洲-周邊外交”，加強與周邊國家的關系。
李克強：調整收入分配格局提高居民消費能力
新華網報道，李克強指出，推進經濟結構調整是加快經濟發展方式轉變的重要任務。后國際金融危機時期，世界經濟在大調整大變革之中出現了一些新的變化趨勢，全面復蘇可能是一個緩慢而復雜的過程，原有的增長模式難以為繼，科技創新和產業升級孕育著新的突破，國際環境存在許多不確定不穩定因素。這對我國經濟結構調整既形成巨大壓力和倒逼機制，又提供了新的重大機遇。他強調，推進經濟結構調整，是解決我國經濟發展中不平衡、不協調、不可持續等深層次問題的根本舉措，也是鞏固當前經濟回升向好勢頭的迫切需要。我們進行的經濟結構調整，是有保有壓、有促有控的，既有利于培育新的增長點，增加有效供給，又有利于淘汰落后產能，防止重復建設。這對于保持經濟平穩較快發展、管理好通脹預期，可以起到重要的平衡和調節作用。
李克強說，擴大內需是我國經濟發展的基本立足點和長期戰略方針，也是調整經濟結構的首要任務。要堅持內需為主，內外需結合，在開放型經濟條件下牢牢把握發展的主動權，繼續穩定和拓展外需，充分發揮國內需求潛力巨大的優勢，著力增強內需特別是居民消費需求對經濟增長的持續拉動作用。要進一步優化投資結構，積極尋求投資與消費的結合點，實現增投資、促發展與擴消費、惠民生一舉多得。他指出，就業是民生之本、收入之源，社會保障是經濟發展的安全網，要更加注重就業和勞動報酬在一次分配中的作用，更加注重社會保障和公共服務在二次分配中的作用，大力調整國民收入分配格局，不斷提高居民消費能力。同時進一步完善消費政策，培育消費熱點，改善消費環境，多策并舉促進消費擴大。
李克強強調，城鎮化是擴大內需最雄厚的潛力所在，也是經濟結構調整的重要內容。要以推進城鎮化帶動區域協調發展，重點加強中小城市和小城鎮建設，把培育形成中西部地區城市群與優化提升東部地區城市帶結合起來，開拓經濟增長和市場需求的新空間。要在城鎮化進程中統籌城鄉發展，加強土地節約集約利用，嚴格保護耕地，切實保障糧食安全，增強以工補農、以城帶鄉能力，做到城鎮化和社會主義新農村建設相互促進、統籌發展。推進城鎮化既要積極，也要穩妥，統籌考慮并不斷提高城市綜合承載能力，把符合條件的農業人口逐步轉變為城市居民，努力走出一條中國特色城鎮化道路。
李克強說，加快產業結構優化升級是提升國民經濟整體素質的有效途徑，是推進經濟結構調整的重要方面。要順應國內需求結構升級的新形勢，敏銳捕捉國際市場變化的新趨勢，及時調整產業結構和產品結構，大力發展現代農業，促進服務業特別是現代服務業加快發展。瞄準國際科技和產業前沿，壯大戰略性新興產業，力爭實現跨越式發展，搶占未來發展制高點。他強調，技術創新是產業結構優化升級的核心和關鍵，要著力增強自主創新能力，在強化原始創新的同時，重視集成創新和引進消化吸收再創新，加強質量和標準建設，培育自主品牌，爭創國際競爭新優勢。
李克強指出，推進經濟結構調整，必須優化調整要素投入結構。加強節能增效和生態環保，不僅可以減少資源消耗和污染排放，促進各個領域轉變增長方式，而且可以帶來可觀的經濟效益、社會效益和環境效益。要加深對我國基本國情的認識和把握，統籌人口資源環境和經濟社會發展，把節能增效和生態環保作為經濟結構調整的重要抓手，加快發展綠色經濟、循環經濟和低碳經濟，進一步加強技術改造和設備更新，大力發展節能環保產業，倡導綠色消費，下大力氣破解資源環境瓶頸制約的難題。他強調，人口問題在經濟社會發展中始終處于基礎地位，與結構調整和持續發展密切相關。要從戰略上把握好人口發展問題，穩定低生育水平，統籌人口數量、素質、結構和分布，促進人口和經濟社會協調發展。
李克強最后說，推進結構調整和經濟發展方式轉變，關鍵在于創新體制機制。要完善體現科學發展觀的評價體系，在重視速度的同時更加重視質量效益、結構優化、節約環保、民生改善。加快形成現代市場體系，增強市場經濟主體的動力和活力，充分發揮市場在資源配置中的基礎性作用。他指出，財政稅收是結構調整的有力杠桿和重要工具。要繼續優化財政支出結構，健全中央和地方財力與事權相匹配的體制，積極穩妥地推進稅制改革，深化金融等體制改革，更好地支持社會事業發展和民生改善，支持城鄉區域協調發展和產業結構優化升級，為調整經濟結構、促進持續發展提供有效保障。
回良玉主持會議，王樂泉、王岐山、劉淇、劉云山、劉延東、李源潮、汪洋、張高麗、張德江、俞正聲、徐才厚、何勇、王滬寧、馬凱、萬鋼出席會議。
各省區市、中央和國家機關以及軍隊各大單位主要負責同志參加了會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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