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 世紀70 年代末,“歐洲共產主義”的失敗引發了西方的“馬克思主義危機”,此后,一股“后馬克思主義”（注1）思潮在英、法、德、美等西方發達國家流行開來。與70 年代末以前的、以人本主義為主流的西方新馬克思主義各流派不同,也與同時期的、以后現代主義為取向的各種新馬克思主義思潮相區別,后馬克思主義主要不是一種哲學思潮,而是一種社會政治理論。活躍于20 世紀后30 年的后馬克思主義諸流派,對西方的階級和社會結構的變遷作出了各種理論界說。

        從新馬克思主義的思想史線索看,后馬克思主義關于西方階級和社會結構變遷的理論是20世紀新馬克思主義相關理論發展的一個新階段。它所關注的不僅是盧卡奇等新馬克思主義的先驅和法蘭克福學派創始人重視的工人階級的階級意識問題,也不只是70 年代末以前新馬克思主義各流派所重視的工人階級異化和新中間階級的形成等問題。后馬克思主義以新技術革命發生后傳統工人階級的衰落為理論聚焦點,圍繞以白領知識勞動者為主體的新中間階級研究和資產階級的內部分化研究,形成了去階級化的多元社會結構理論。本文主要對英、法、德、美等主要西方國家的后馬克思主義的階級和社會結構變遷理論進行梳理并作出評介。

一、英國后馬克思主義的西方階級和社會結構變遷理論

　　英國后馬克思主義從后阿爾都塞主義出發,以“話語理論”解構馬克思主義的階級理論,加深了70 年代末以來馬克思主義的階級理論和階級政治在西方的“危機”。以米利班德(R. Miliband)的新葛蘭西主義國家理論為起點,以辛迪斯(B.Hindess) 、赫斯特(P.Q. Hirst) 的階級分析和階級斗爭理論和瓊斯( G. S. Jones) 的階級話語建構理論為中介,英國后馬克思主義的旗幟性人物拉克勞(E.Laclau) 和墨菲(C.Mouffe) 通過他們在70 年代末所主張的后阿爾都塞主義、新葛蘭西主義的(工人) 階級“鏈接原則”和霸權理論,最終走向了去階級化的多元主義的社會話語認同和激進民主政治。

        20 世紀70 年代后期,葛蘭西的意識形態理論成為西方新馬克思主義中的一個重要主題。新馬克思主義政治學家認為,國家的一個重要職能就是通過教育、文化、宗教、家庭和日常生活等渠道,把統治階級的價值觀念和信仰傳導給大眾,使工人階級和大眾認同他們的統治,從而取得意識形態上的霸權和統治的合法化。教育、文化、宗教、工會、媒體等都已成為意識形態機器,鞏固了統治階級獲得的社會認同,淡化了資本主義社會的階級沖突。

        米利班德在70 年代后期致力于揭露福利國家的階級本質,他站在新葛蘭西主義的立場上指出,國家具有思想文化職能,它推動社會共識的形成,并向公眾灌輸這樣一種意識形態,即對資本有利的就是對大家都有利的,任何其他生產方式都不及資本主義生產方式好。（注2）同時,米利班德強調國家的政治職能最直接最明顯地體現了國家的本質,即國家的階級性和暴力壟斷者身份。雖然近代福利國家制度緩和了階級之間以及統治階級內部的矛盾,但是鎮壓仍是國家最明顯的職能。國家一方面直接參與階級沖突,另一方面通過法律為沖突規定各種條件。盡管當代資本主義國家具有長期的憲政傳統,但是一旦社會發生嚴重沖突,國家的鎮壓職能馬上就會施展出來。（注3）米利班德批判那些主張西方社會沒有統治階級或利益集團的“多元民主”論等資產階級思潮,指出其實質是否定“國家是一種相當特殊的制度,它主要的目的是保護社會中特殊的掌權階級”。（注4）此外,米利班德通過對第二次世界大戰后發達資本主義國家新變化的動態研究,認為有可能在資本主義的民主制下通過改良主義獲得國家權力。但是共產黨執政后必須從各個方面擴大民主,才能保持自己的政權并進而實現社會主義的目標。米利班德的改良主義理論尚未告別階級政治,體現了左翼民主社會主義的立場。

        與要求階級民主政治的米利班德不同,70 年代中期,辛迪斯和赫斯特已經從相信階級斗爭和革命政治的“后1968 年”（注5）激進馬克思主義者轉變為消極的改良主義者。他們“解構”馬克思主義階級斗爭的科學范疇,徹底拋棄他們先前主張的馬克思列寧主義的革命的階級政治,開始接納以西方代議制民主為基礎的民主社會主義政治。與此同時,他們在理論上把馬克思主義科學的階級分析的解釋建立在“再現”( representation) 的概念之上,用“形式上的”、“邏輯性的”純理論方式解構階級分析。他們認為,馬克思從《霧月十八》起,就預設了“被再現的”(the represented) 的階級、階級結構和財產關系以及“再現方式”( the means of representation) ,即“相對獨立的”政治、意識形態和文化等上層建筑之間的關系。馬克思主義者錯誤地將“再現方式”簡化為“被再現的”,其后果是導致了階級結構和上層建筑之間“決定”和“被決定”的關系這一“保守的階級簡化論和本質論”。（注6）他們甚至反對“歐洲共產主義”對葛蘭西的“非簡化的”(non-reductionist) 階級分析的重新發現,認為馬克思主義的階級理論、階級政治已經完全不適用于70 年代中期以后的西方社會,社會主義者應當徹底揚棄階級分析,走向西方代議制民主條件下的一種后階級、后馬克思主義的民主社會主義政治。

        瓊斯則是在其80 年代對19 世紀英國工人階級史的研究中開始全面否定馬克思主義的階級本體論。他不僅批判馬克思,而且批判湯普森,認為英國文化馬克思主義及所有70 年代的馬克思主義的通病是強調“存在決定意識”的理論二元論,不能解釋1847 年以后英國工人階級的改良主義和不革命性。他認為,不是“存在決定意識”,而是建構在“非指涉性的”(non-referential) 階級話語中的“階級”,才是對“階級”的關鍵把握。在70 年代末的“馬克思主義危機”以后,他提出應從獨特的語言和政治性格,而不是階級本體論出發來解釋憲章運動。憲章主義話語才是理解憲章運動的要害,而這一話語的最大特點是“將罪惡和悲慘訴諸一個政治原因”, （注7）其抗爭焦點已經不是資本與勞動的關系,而是權力。因此,瓊斯強調憲章主義的話語與馬克思主義的階級本體論和社會經濟結構分析根本不相容,要求放棄階級本體論,把“階級”變成一種話語建構。一些研究者明確指出,瓊斯的后馬克思主義轉向“具有強烈的政治意涵”, （注8） 是當時馬克思主義危機、英國新右派崛起和社會主義政治衰落的表現。瓊斯等后馬克思主義者指責工人階級政治在英國已經變成了一種政治保守主義甚至特殊主義,認為社會主義話語不再具有團結各種社會政治力量的效能。他要求馬克思主義者、社會主義者“放棄狹隘的階級政治觀,創新一種新的政治話語以聯合多元的進步力量”。（注9）

        英國后馬克思主義的主要代表人物拉克勞和墨菲則告別了后阿爾都塞主義和新葛蘭西主義,以話語多元論解構馬克思主義,以社會多元主義取代社會主義。受“歐洲共產主義”的影響,拉克勞和墨菲先是接受了新葛蘭西主義的意識形態霸權論,認為社會主義政治的成功依賴于工人階級對中間階層的意識形態霸權。但是,拉克勞指責普蘭查斯(N. Poulantzas) 將中間階層理論化為中間階級正走向一種“階級簡化論”,他認為中間階層的政治特色不是階級屬性,而在于其意識形態中占主導地位的“大眾民主”成分。他還將所有的“非(工人) 階級”意識形態都納入“大眾民主”的范疇。在70 年代中后期,他們分外強調“非階級”和“大眾民主”的重要性,認為實現工人階級的意識形態在于將所有“大眾民主”的因素(如民族主義、愛國主義) 系統地整合進它的階級話語中。（注10）在這一階段,他們仍強調意識形態霸權必然是階級霸權,因為經濟“最終”決定階級政治的必然性。（注11）他們仍把對沒有階級屬性的中間階層及其大眾民主意識形態的爭奪視為工人階級和資產階級兩大基本階級之間斗爭的主要內容。

        到70 年代末,拉克勞和墨菲認為(工人) 階級在意識形態層面的存在不應以具體的“階級話語”, 而應以抽象的“鏈接原則”( anticulating principle) 來理解。（注12）在他們看來,工人階級“鏈接原則”本身不是話語存在,但卻像一只看不見的手,鏈接各種潛在的反體制力量以創造工人階級的霸權。拉克勞和墨菲的“鏈接原則”反映了馬克思主義階級政治危機的深度,他們實際上是認為,當代西方社會意識形態層面的非階級和大眾民主因素已經壓倒了工人階級話語,社會主義話語不再具有鏈接大眾民主因素的霸權功能。到了80年代,拉克勞和墨菲正式放棄了(工人) 階級霸權論,不再強調馬克思主義所確認的工人階級的特殊政治角色,轉而主張一種在話語中不斷建構與解構的、沒有固定本質的社會認同( indentities) 。他們要求馬克思主義者徹底揚棄特殊的政治主體,認為新社會運動意味著所有固定的政治主體的不可能性,因此它不應被視為工人階級的替代物。他們把階級和社會主義斗爭看做是激進多元的民主政治的一環,要求左派放棄階級政治,并以鏈接不同的民主政治為首要目標。為了兼顧彼此獨立的各種新社會運動的自主性,他們將政治認同簡化為社會認同,以非政治的社會多元主義取代了階級政治,并以“認同政治”解構了一切左派霸權和社會主義的可能性。盡管拉克勞和墨菲在表面上仍然表示:“每一個激進民主方案必然包括社會主義取向,也就是廢除資本主義的生產關系”, （注13）但是實際上在他們的非階級化的“后社會主義”理論中已經沒有科學社會主義的因素,只有對右派霸權現實的強調和對左派非政治的社會多元主義的推崇。他們的觀點十分明確,即“舊”的社會主義革命不能帶來民主,而革命的主體也不再是工人階級,而是新社會運動的廣泛民主力量。因此,西方不再需要社會主義革命,今后的革命是“激進的民主革命”。也就是說,英國后馬克思主義已經全面修正了社會主義的傳統定義。在拉克勞和墨菲眼中,馬克思主義是(工人) 階級革命政治的代名詞,而后馬克思主義已成為去階級化的、非政治的社會多元主義認同政治和激進民主政治的代名詞。

二、德國后馬克思主義的西方階級和社會結構變遷理論

　　德國的后馬克思主義主要表現為以哈貝馬斯為代表的傳統的法蘭克福學派在應對后現代主義過程中的理論轉向。在這一轉向中,后期法蘭克福學派的階級和社會結構演變理論已經從1968年以前的,從高科技高消費條件下分析工人階級的異化問題和資產階級自身的異化問題而形成的“工人階級融合論”,轉向了70 年代以后的公共領域民主化理論。法蘭克福學派的另一位后人、哈貝馬斯的學生克勞斯·奧菲(C. Offe) 則專門研究了晚期資本主義國家職能的擴大對西方階級和社會結構變遷的影響。盡管德國的后馬克思主義堅持理性主義傳統,反對后現代主義解構理性,破壞民主社會的地基,但是其社會理論深受“后學”時尚影響,明顯擴展到后現代主義提出的新問題域,它對多元主義激進民主的倡導也與后現代主義的政治取向和目標相契合,表現出“去馬克思化”的趨勢。

        西方新馬克思主義的政治學家一致認為,保證資本積累的順利進行,維持利潤率不下降是資本主義國家的重要職能,而福利國家、代議制民主制度已成為國家實現這一職能的重要制度保證。福利國家有效地協調了資本與勞工的關系,為資本主義再生產提供了較為扎實的社會經濟基礎。奧菲指出,福利制度是當代資本主義世界一種重要的非市場化的支持系統,其功能在于維持資本再生產所需的勞動力隊伍。福利計劃的制度化改變了戰前的工業階級斗爭的模式,并且帶來了“更加經濟主義的、以分配為中心的、日益制度化的階級沖突”。（注14）他認為,福利國家通過對資本家階級和工人階級作出讓步,消除了它們進行斗爭的動力。工人必須接受資本主義的合法性,因為充足的利潤率和投資水平保證了支持用于福利項目的經濟剩余的產生。而資本家也接受了基本工資要求和福利國家開支,因為后者確保了一個健康順服的工人階級的存在。同時,奧菲接過福柯后現代國家理論的話題,進一步分析了福利國家所體現的強制性,他著重指出,現代資本主義社會日益復雜化,國家對各種偏離規范的行為也越發敏感,因此從身體到心理對個人的控制越發嚴密。從反對吸煙酗酒到交通安全教育,國家發展出一整套行為控制制度,過去被視為純屬個人的私事也成了國家關心的問題。（注15）奧菲認為,國家在資本主義社會的發展是對資本主義生產的基本矛盾引發的危機的反應。他關于國家功能擴張及其實質的論述顯然打著后現代主義的烙印。

        在哈貝馬斯看來,由于當代資本主義國家和政府加強了對經濟活動的干預,模糊了基礎和上層建筑之間的界限,因此,所謂基礎和上層建筑的劃分是過時的、不正確的理論思維方式。哈貝馬斯批判性地考察了“歷史唯物主義的三項基本假定”, （注16）即基礎和上層建筑的基本劃分、生產力和生產關系的辯證法和生產方式發展序列的觀點。他認為,經濟成為基礎只是資本主義早期的現象,在后工業社會,許多以往被馬克思看做是上層建筑的國家、交往等因素不但不隨著經濟結構的變化而變化,相反對經濟結構起著決定性影響。“進化優勢將從經濟領域轉到教育和科學系統”。（注17）哈貝馬斯認為,資本主義階級關系形成的基礎不僅要到一般商品生產過程中去尋找,而且要到“上層建筑”中去尋找;晚期資本主義已經通過國家等上層建筑緩和了現代階級沖突。在第二次世界大戰后的經濟繁榮和發展中, “階級的社會同一性解體了,階級意識渙散了。被納入晚期資本主義中的階級妥協,使(幾乎) 所有的人都成了參與者和當事人,成了一個人”。（注18）哈貝馬斯斷言,當代資本主義的階級對立和沖突雖然沒有消失,但是已經緩和;沖突不再具有傳統的階級斗爭的沖突性質,而是以生活差異和政治觀點差異的形式存在,是一種文化沖突。“更確切地說,新的沖突是在文化再生產、社會統一和社會化領域中形成的”。（注19）哈貝馬斯否認馬克思主義關于經濟基礎和上層建筑的基本原理,不承認社會經濟結構對社會其他結構的決定作用,從而取消了歷史唯物主義基于經濟結構和歷史地位的階級理論和階級分析方法,用基于差異的文化沖突論取代了階級斗爭理論。

        在上述去階級化分析的基礎上,哈貝馬斯以合理的交往行動取代勞動在傳統的社會領域中的核心地位,以“主體間性”取代了生產力和生產關系之間的相互作用,以民主的“協商政治”取代了基于階級利益的階級斗爭,從而實現了他對歷史唯物主義的全面“重建”。交往行動的目的在于通過協商達成一致性協議,要得到一致性協議就需要借助話語進行主體之間的對話,而只有通過對話或協商,才能獲得立足于主體間性的真理,實現共識,推進法律和民主建設。哈貝馬斯認為無論是在道德領域,還是在法律和政治領域,都需要貫徹協商原則,于是就產生了協商倫理學和協商政治( deliberative politik) 。哈氏以交往理性為支柱來重建民主社會的公共領域,認為公共領域不是“國家機器”或“經濟領域”,而是民主社會的“參與”,是一種“話語領域”( discursive field) 。因此,市民社會概念應被解釋為思考共同事務和共同利益的話語互動,它體現了當代民主政治的基本精神。哈貝馬斯從交往理性出發,把公共領域當作權力斗爭的領域,倡導基于對話的“參與民主”,從而為90 年代西方以多元文化主義為中心的激進政治奠定了理論基礎。

        哈貝馬斯關于“交往理性”和“公共領域”的觀點,是法蘭克福學派的社會理論從批判理論走向建構理論的一個轉折。從對資產階級社會統治霸權的批判走向對更多元的民主社會的建構,應視為新馬克思主義文化批判的一個發展。在里根、撒切爾主政后資本主義出現發展高潮,前蘇聯東歐社會主義陣營瓦解,西方傳統的左翼批判理論頻頻失靈的歷史大背景下,哈貝馬斯標榜超越左右意識形態的交往理性和公共領域理論為西方參與式民主運動提供了理論資源,打造了理論基礎,因而很自然地在西方學界和西方社會流行開來。這一理論在當代條件下把法蘭克福學派關于資本主義階級和社會結構的理論推向了一個新的高度。但是,哈貝馬斯的后馬克思主義理論以大眾民主、話語互動等多元文化形式的權力抗爭取代了勞動反抗資本的階級斗爭;以差異認同為特點的激進民主政治取代了馬克思主義的階級政治;以爭取真正的自由和解放的民主社會的目標取代了無產階級消滅經濟剝削和政治壓迫,建立平等、公正、自由的社會主義社會的理想目標。哈貝馬斯關于公共領域理論的批判思想,錯誤地對馬克思基于勞動的生產力和生產關系以及在這一相互關系基礎上形成的階級沖突理論進行了全面“重建”,完全放棄了馬克思主義的階級和階級斗爭學說,是對馬克思主義的歷史唯物主義基礎的損毀。

三、法國后馬克思主義的西方階級和社會結構變遷理論

　　法國的后馬克思主義是在1968 年運動和前蘇聯東歐劇變這兩大歷史事件的沖擊下形成的,其發展高峰是在蘇聯東歐劇變后的90 年代。法國的后馬克思主義知識分子在兩大事件后對資本主義的矛盾和社會主義未來美好社會的目標進行了新的反思和探索,對當代資本主義的階級和社會結構變遷提出了不同于馬克思的解說。

        法國批判的馬克思主義的創始人喬治·拉比卡(G.Labica) 在90 年代仍堅持工人階級的階級政治。拉比卡認為,共產主義只不過是資本主義發展的結果,資本和雇傭勞動的社會關系這一主要矛盾,使得紅色戰勝了白色的、玫瑰色的和黑色的東西。馬克思的共產主義只不過是為爭取民主而進行的實際斗爭,是建立“多數人的政權”。（注20）他認為,由于當代資產階級意識形態銷蝕和淡化了勞動者的階級意識,因此,馬克思主義者的任務是批判資產階級意識形態,在文化方面發展革命概念,要用“馬克思主義文化的世界化”來解決發達國家過渡到社會主義的問題。（注21）

        法國批判馬克思主義的代表人物托塞爾(Andre Tosel) 強調對馬克思的“實踐”理論、韋伯的西方社會結構理論和帕森斯的“社會行動理論”的繼承,特別是汲取了法蘭克福學派主將哈貝馬斯基于“主體間性”“重建”歷史唯物主義的觀點,試圖用“生產/ 行動理論”取代馬克思的實踐理論,去分析當代社會運作過程中復雜的社會行動和社會結構的關系問題。他認為,當代資本主義社會已進入大規模文化消費的新時代,其“生產/ 行動理論”通過批判和“重建”馬克思的所謂“生產決定論”,適應和體現了當代社會的新變化和新特點。托塞爾“解構”馬克思的基于勞動和生產的實踐理論,把實踐從“歷史宏觀”框架降低到個體行動的“中觀/ 微觀”結構;反對像馬克思那樣把生產當作一般的社會實踐,主張將生產延伸到日常生活領域,并將話語的表達和溝通作為“生產/ 行動”過程的活的中介。托塞爾認為:當代生產和個人行動的關系發生了重大變化, “資本主義的生產已將其重心從生產行動轉向非生產行動,不管這些行動是政治的、倫理的,還是美學的……”。（注22）由此,托塞爾以其“生產/ 行動”,否定基于馬克思宏觀經濟社會分析的“大型主體”——階級、政黨和民族國家,轉而重點分析被傳統馬克思主義所忽視的“個人”及其行動動機、決策過程。資本主義的社會結構和階級沖突被弱化為非階級、非政治的、彌漫于各個社會層面的廣泛的、多樣的權力抗爭或文化霸權的爭奪。

        處于法國批判馬克思主義學派邊緣的左翼激進社會學家布迪厄( P. Bourdieu) 則從托塞爾對馬克思原有實踐概念的“解構”和“重建”,走向取代實踐概念的“象征性實踐”理論。布迪厄認為,人的象征性實踐由“行動者”和“社會”兩個固有因素構成,是在人的象征性實踐中建構起來和不斷地“再生產”出來的。他從象征性實踐出發,創建了一種反思性的象征形式權力社會學,將權力問題置于象征性結構的社會空間和權力場域中去,具體地探討權力運作的象征性模式。他明確提出,要深入分析當代社會中的象征性權力的運作邏輯,必須與馬克思的本質論的社會理論徹底決裂。他指責馬克思的社會理論,認為其主要錯誤在于“為一個真正的實際問題提供了一個錯誤的理論解決方案,例如肯定了階級的實際存在這樣的問題”。（注23）在布迪厄眼中,社會空間只是一種由社會結構和心態結構組成的象征性雙重結構。社會科學應當構建的不是階級,而是其內部可以分割成階級差別的社會空間,而這樣的階級只存在于紙面上。他把社會空間描述成一個個象征性的權力斗爭的場域,特別重視由各種資本轉化而成的象征性資本,專題批判壟斷了象征性資本的分配和再生產權力的當代社會名牌高等大學。他認為,社會空間中各個場域的權力斗爭網絡并不像馬克思的經濟決定論所主張的那樣,可簡單地歸結為由社會的經濟結構所決定的物質關系和人的關系。在高度科技化和民主化的現代社會中,名牌大學體系是各個重要社會場域的特權階層的不斷再生產的重要基地,社會各個重要場域的特權分配,歸根結底取決于這些名牌大學系統中象征性資本累積和傳遞的情況。（注24）政治、經濟和文化等各個場域的權力斗爭及其再分配結果,都與名牌大學系統中象征性權力的分配和斗爭緊密相關。由此,布迪厄揭示了象征性權力的特殊結構和運作邏輯。布迪厄理論的長處是重視馬克思當時沒有觸及過的文化再生產中的權力再分配問題,容納了對資本主義的文化抗爭的分析,發展了新葛蘭西主義的文化霸權理論,從而擴展了當代反抗資本主義的斗爭空間。但是,他以權力斗爭取代階級斗爭,以區別和差異分析取代階級分析,以“象征性實踐”和“象征性結構”取代資本主義的現實社會結構,背離了馬克思主義的階級結構分析,因而難以真正揭示資本主義社會的實質。

        法國批判的馬克思主義的后起之秀雅克·比岱(Jacques Bidet) 自創了一種“元馬克思主義”理論,以“現代性”的“元結構”解釋了當代階級與政黨政治,試圖用現代批判思想對馬克思主義進行“補充”和“改造”。他主張用韋伯的“現代性”理論解釋馬克思的歷史唯物主義,強調用契約主義、組織性補充馬克思主義的生產方式和階級結構理論。比岱認為,個人及其契約地位是資本主義發展的活力和動因,這種交換和契約關系在本質上仍是不平等的,而不平等是新的統治關系的基質。契約關系在實現的同時總是遭到破壞,走向反面,如自由平等的市場在現實中造成了不平等的階級關系,因此,在分析市場和階級關系時應當區分資本主義交換的“法律形式”和階級剝削的“實際關系”。他說明,契約自由基礎上的市場和組織是現代社會理性合作的兩種基本模式因素,也構成了兩大階級因素。資本主義的階級結構并不是完全在財產權,即市場的基礎上進行自身的再生產的,它還通過“組織”的文化或社會形式進行。市場和組織在現代階級結構中相互對立,又相互聯系。因此,他不同意馬克思關于生產方式決定階級結構的理論,質疑建立在階級結構基礎上的政黨制度觀及其劃分左右的傳統標準,認為馬克思對階級結構的分析忽略了對“組織性”及其實質的分析。現代社會的兩黨作為“組織”形式、作為“能力”極,都通過與其他極的社會力量建立積極的關系來控制對方,兩黨之間的區別都不過是統治階級的老生常談。現代受剝削的大眾只有打破輪流執政的兩黨所固有的勾結,通過市場和組織的雙重進程,才能在結構上實現社會主義的替代。社會主義因而是以消除這些因素,建立無階級,即平等民主的社會為目標的群眾斗爭。（注25）比岱的階級理論比較重視階級在資本主義市場關系中的形成,努力揭露西方政黨政治的階級本質,沒有把階級斗爭僅僅理解為權力斗爭。但是,他的階級結構理論以個人契約地位的微觀分析取代生產方式的宏觀分析,弱化了馬克思所強調的生產資料所有權對于階級形成的決定作用;他的“組織性”分析過度突出文化性,落入了后馬克思主義去階級政治的思想窠臼,其理想也沒有超出歐洲傳統的民主社會主義。

        法國后馬克思主義者注重研究當代全球化背景下的雇傭勞動階級問題。讓·羅金指出,當代資本主義社會結構的主要變化是雇傭勞動的異質化。今天的雇傭勞動階級已經完全不同于馬克思時代的雇傭勞動階級,古典意義上的產業工人只占1/ 3 左右,而服務工人,即教育、文化、醫療保健、通信等部門的雇傭勞動者則占2/ 3 左右,此外還有經理雇傭勞動者等。新經濟創造了一批不同于傳統工人的新型雇傭勞動者。（注26）保爾·博卡拉認為,信息產業革命給資本主義帶來了深刻影響,它改變了產業結構和就業結構,為未來社會準備了要素。信息和知識與勞動者,特別是智力勞動者難以分離,在這種情況下,資本的權力被相對削弱。（注27）弗朗賽特·拉扎爾認為,當代資本主義階級結構在總體上并沒有多少改變。它的一端是金融壟斷資產階級,另一端是廣大雇傭勞動者;前者只是少數人,而后者的隊伍則日益擴大。她認為新中間階層不是一種階級概念,其地位也極不穩定。廣大雇傭勞動者都不同程度地受到金融壟斷資產階級的剝削和壓迫。（注28）米歇爾·阿格利埃塔認為,在全球化背景下福特主義增長方式正向金融資產增長方式轉變,這一轉變在微觀層次上的反映是體現資本社會化趨勢的股權分散化,促使企業到市場去尋求風險資本,從而獲得發展動力。但是,他反對所謂工人持股制形成了“雇傭勞動者資本家”,他認為,雇傭勞動者的金融資產無論從職能還是數量上看都不是真正意義上的資本。在當代,銀行信貸是資本主義生產實現的條件,而工人無法用自己的金融資產獲得信貸來從事經營性生產這一事實決定了其雇傭勞動者的身份。股權分散化與金融資本的積聚和集中是同時進行的。雇傭勞動者的家庭金融資產不能脫離壟斷資本而獨立存在,從這個意義上說,雇傭勞動者對資本的間接從屬由于工人持股而加深了。（注29）托尼·安德烈阿尼(Tony Andreani) 指出,在經濟全球化和私有化浪潮下,西方企業的雇員股東制的加速發展并沒有真正改變勞資關系,這種意義上的所有權的擴散并不具有變革資本主義的性質,所謂“人民資本主義”只是個騙局。他對西方雇員股東制的三種形式——企業儲蓄計劃、養老基金和期權股份進行了具體的剖析。就企業儲蓄計劃而言,由于股權過于分散,雇員無法贏得任何權力,公司權力仍然掌握在企業領導者手中;在養老基金的管理中雇員也起不到任何作用,因為他們無法控制投資,養老基金代表著一種沒有資本家的資本主義;期權股份的主要持有者是企業領導者、雇員資產階級。因此,伴隨著人民資本主義的是勞動服從資本,資本把它的邏輯和特有的限制強加給勞動。雇員股東制是破壞性的,它增大了金融體系的風險,而金融崩潰對小股持有者的沖擊最為劇烈。（注30）

        法國的另一些后馬克思主義者也分析了工人持股制對階級關系造成的負面影響。有學者認為,發達國家股民的投資參加資本循環,特別是國際資本循環,從而產生了“食利雇傭勞動者”,這的確給階級關系問題帶來了一定的復雜性,應該承認這些投資的收入(股息和紅利) 是發達國家形成廣義“工人貴族”的經濟基礎之一(盡管工人所得到的投資收入很少) 。（注31）另一些學者則認為,在經濟全球化和新自由主義影響下,出現了新的統治和剝削方式。產業結構調整中部分產業的轉移,移民勞動力的競爭和臨時工用工制度的推行,社會福利和保險的減少,使發達國家工人勞動條件和生活條件趨于惡化,而工會力量的削弱又使他們處于孤立無援的境地。（注32）

        長期從事工人階級問題研究的奧利維耶·施瓦茨指出,隨著法國傳統產業的衰落,最近15 年或20 年來,傳統意義上的工人階級和工人運動正在衰落。盡管工人階級在勞動力人口中的比例30 年來不斷下降,但仍然是一個人數眾多的整體。服務業中被稱做“雇員”的職工也屬于“工人”階層。施瓦茨反對60 年代馬勒提出的將白領工程技術人員納入工人階級的“新工人階級”理論,認為今天法國工人狀況依然沒有得到改變,而且繁重的工作、不穩定的職業、工資微薄且增長緩慢這些特點還出現在第三產業的許多職業中。同時,施瓦茨也指出了造成工人真正衰落的兩個因素:一是由于生活方式的變化和受教育程度的普遍提高,新一代工人的價值觀發生了變化,缺乏以往工人階級的明確的同一性和身份認同感。工人和非工人、社會下層和全社會之間的社會界限雖然沒有消失,但在今天已十分模糊;二是由于20年來政治形勢的變化,失業率大幅度上升、不穩定就業增多、去社會化現象日益嚴重,左翼政黨認為各種更加刻不容緩的社會問題不是來自工人,而是來自那些無法再進入勞工界的人們,這些人的社會目標越來越遠離有工作的、境況以乎不錯的工人階級,而日益轉向關注被排斥者、郊區、年輕人、移民和種族主義及其社會運動。（注33）法國后馬克思主義學者在分析工人階級政治衰落的原因時認為,當代西方發達國家受全球化沖擊最嚴重的不是西方工人階級,而是失業人群和外來移民等“下層社會”和邊緣人群。

        總體而言,法國后馬克思主義與英國后馬克思主義一樣,在70 年代到90 年代都經歷了從后阿爾都塞主義到新葛蘭西主義的思想歷程。由于法國是存在主義、結構主義和后現代主義等多種形式的新馬克思主義的發源地,也是社會主義思想的故鄉,因此,法國的后馬克思主義的階級和社會結構演變理論顯然與英國分析馬克思主義和德國法蘭克福學派的批判傳統有別,更具有本國民族文化傳統的特征,充分彰顯了其理論方法論的多元化的特征,也更具有左翼激進批判色彩。

四、美國后馬克思主義的西方階級和社會結構變遷理論

　　美國的后馬克思主義深受后現代主義和新葛蘭西主義的影響,同時也與美國的國情相結合,把性別和種族沖突提高到與階級沖突同樣重要的地位。因此,美國的后馬克思主義以爭取意識形態和文化控制的斗爭為主題,不強調對立階級之間的直接對抗。美國的后馬克思主義的另一特點具有實證分析的現實性,它根據當代全球化條件下美國社會的演變現實和趨勢,對工人階級、資產階級和其他階層的新變化進行了分析。

        美國是否還存在工人階級? 后馬克思主義者研究了美國工人階級在全球化背景下的變遷。與西歐發達國家不同,美國工人運動長期處于勞工民粹主義傳統的主導下。美國主流意識形態歷來推崇“美國特殊論”,制造了“中產階級社會”、“無工人階級社會”的神話。大多數美國人也把階級看做是外國的東西,認同美國是一個無階級的社會。美國的后馬克思主義雖然承認工人階級依然存在,但是反對以收入等社會經濟標準劃分工人階級群體,認為當代工人階級的結構已經發生重大變化,應當以職業、教育和信仰(包括生活方式和價值觀) 作為階級劃分的標準。加利福尼亞戴維斯大學瑪麗·杰克曼和羅伯特·杰克曼于1984年的研究指出,以往的階級理論都用兩分法來闡明階級體系,這種階級兩分法的概念來自于馬克思主義有關階級與革命之間的聯系,但現在已經過時,應以新的方式來表達階級的含義。階級是一種社會地位群體,階級的特性就是以經濟為基礎的并按等級劃分的地位群體序列,階級的衡量標準包括經濟因素及派生的文化因素所形成的種種結構。經濟標準包括教育程度、職業威望、工作技能、安全感、自主性與權威性、工資收入以及資產。這些相互關聯的經濟因素反轉過來又會產生形形色色的生活方式,而這種種生活方式又是體現在消費模式和文化價值觀念之中的。（注34）他們根據密歇根大學1975 年的調查數據進行了著名的美國階級身份研究,設計為5 個階級,其中37 %的人歸于工人階級,43 %的人歸入中產階級。職業、教育和人們的信仰感受三個因素是人們對自己歸類的主要依據,收入則較為次要。杰克曼夫婦認為,社會階級是一個你能迅速作出區分的硬標準與你不能很快區分出的生活方式、價值觀和人生態度等要素結合而形成的。

        后馬克思主義學者在20 世紀90 年代的研究認為,工人階級由于職業界限模糊、教育程度和工作環境變化等因素,已經與40 年前大不相同。工會也把目標對準了更年輕、更有活力、受過較好教育的工人以及不同于25 年前的職業領域。杰克曼夫婦的研究表明,信仰和感覺是70 年代工人階級的一個重要的決定性因素。而今天工人階級的共同關注點僅僅是諸如工作安全、工作自主性、職業聲望等古老的議題。但是,杰克曼夫婦所劃分的工人階級和中產階級的人數和比例并沒有發生重大的改變。盡管經歷了無數次巨大的經濟變化和社會變化,工人階級的身份卻如此穩定。工人階級的存在仍然是美國社會生活中的一個穩定的現實, 因此, 現在宣告工人階級的消亡為時尚早。（注35）

        2001 年5 月,美國揚斯敦州立大學工人階級研究中心舉辦了一次主題為“馬克思主義與工人階級研究的關系”的研討會,會議論文包括:“工人階級研究中馬克思主義所扮演的角色”、“馬克思主義與美國例外論”、“工人階級、中產階級和馬克思主義者”、“工人階級研究無國界”和“階級研究中馬克思的位置”等。（注36）埃里克·斯考科特( Eric Schocket) 在評介當前后馬克思主義有關工人階級研究的綜述中指出,在美國的工人階級研究中,馬克思主義幾乎不占統治地位。這個領域的主流通常采用目前在美國文化研究中比較流行的新葛蘭西主義理論。從馬克思主義的觀點來看,這種理論在談論所謂“文化排斥”時往往會低估物質的界限。左翼學術界的這種“文化主義”的轉向回避對整體和政治目的論的關注,在工人階級研究中突出文化多元主義的具體闡釋。美國的勞動民粹主義傳統一直對馬克思主義的工人階級分析懷有敵意,在文化多元主義誘因的強化之下,這種傳統再度出山,試圖把勞工的故事編織進“美國經驗”的“馬賽克”中。斯考科特認為,對于把工人階級視為任何資本主義結構的基礎部分的設想而言,文化多元主義無疑在學術界為其開辟了一個有價值的空間,然而這個空間卻不能自外于其伴隨而來的固有矛盾。邀請工人階級參加多樣性的盛宴這種提法擴大了自由多元主義的空間,它在口頭上將階級和種族、性別并列在一起,主要是基于階級、種族和性別有相同的本體論地位的觀點。把工人階級理解為多樣性的一個方面,是對階級的最溫和的肯定,但是它隱含著不平等的經濟關系這一前提。這一點對于社會主義構想的意義是,社會主義正是要消滅而非肯定“差異”中的這個特殊的方面。（注37）

        西摩爾·馬丁·李普塞特( Seymour MartinLipset) 分析了引發當代歐美左翼政治去階級化的社會根源,指出了階級和社會結構變化對所謂中性化新政治的影響,著重分析了新中間階級的崛起及其引發的價值觀演變。他認為,與歐洲社會相比,美國一直更少強調階級意識和階級組織,美國的階級與選票間的相互關系相對松散。而隨著近幾十年經濟階層分布和消費水平的改變,大多數工業發達國家在階級和政治關系上也隨之發生了同樣的變化。許多新馬克思主義者通過探討“后工業社會”、“后物質主義”以及“科技革命”的出現,指出了引發這些發展的一些基本力量。他認為,馬克思對未來社會發展的諸多設想——工場的增加、工業無產階級的穩步發展及個體經營的減少——已經終結,從事科技和服務業等國民經濟第三部門工作的人群急劇增長,大學畢業生和高等院校在校生的人數迅速增多。新馬克思主義者和技術決定論者強調指出,理論知識和科學知識在一定程度上已成為社會與經濟發展的重要源泉,它正在改變著社會結構、價值觀念和其他諸多方面,并為科技界精英們帶來了極高聲望和巨大權力。正在形成的后工業階層已經顯示了其獨具特色的價值觀,李普塞特尤其重視后物質主義價值觀對社會階級結構演變的影響,他引用后物質主義價值觀的提出者羅納德·英格利哈特(R.Inglehart) 的話指出,“后物質主義”價值觀的變化以及階級沖突的減少,是近半個世紀以來物質生活日益充盈的函數。與在經濟匱乏環境中成長、經歷過大蕭條時期的先輩們比較起來,20 世紀后半葉出生的一代越來越關注一些非經濟性或社會性問題——環境、健康、教育質量、文化、婦女和少數民族的更加平等、國內外民主化和自由的擴大,以及個人道德問題。新社會運動從美國蔓延開來,同時,競爭性的市場推進了生產力的發展,從而逐漸消除了與階級相關的消費方式的差別。歐美國家采取擴大高等教育規模的措施,為不同人群躋身于社會精英階層增加了機會。經濟不平等的形勢仍然嚴峻,但是,隨著社會階級差別的縮小,加之互聯網的普及而帶來的獲取信息途徑的擴大,權力正呈現愈益分散的趨勢。（注38）

        美國后馬克思主義學者還通過解析全球化背景下泡沫經濟的破產,特別是“安然”等金融丑聞,分析了當代經濟結構中所有權和經營管理權分化所引起的社會結構的變化,尤其是資產階級內部的變化。威廉·普法夫認為, “安然”丑聞表明的是資本主義制度本身的失敗,是資本主義的最新模式“管理者資本主義”的失敗,是資本主義病變的產物。他指出,創造了現代西方繁榮的不是“管理者資本主義”,而是20 世紀70～80 年代才被普遍接受的美國的“利益共享資本主義”,法國經濟學家稱之為“業主資本主義”或“股東資本主義”。在利益共享的資本主義社會中,人們認為管理人員不僅要對業主負責,而且要對員工和社會負責。但是, “安然”等事件使國際社會發現,人們并沒有按照這個理論去做。相反,在美國和采用美國商業模式的國家, “管理者資本主義”取代了“業主資本主義”。這種新型的資本主義首先使公司管理者成為一個階級,這個新階級的產生使古典資本主義作為一種社會形態已經被取代了。業主資本主義在實踐中失敗了,原因是市場使公司所有權如此分散,以至于已經沒有負責任的業主存在了,公司管理人員利用這個漏洞使公司成了為自己謀利的工具。這是道德所不能接受的,但這是資本主義的腐敗,也是這個社會自身機能的腐敗。（注39）普法夫等人認為,今天的階級沖突同馬克思時代的階級斗爭大不一樣,階級斗爭不是存在于貪得無厭的工廠主和貧苦的工人階級之間,它是存在于資產階級內部的斗爭,是資本所有者的內部分化。他們認為,過去10 年泡沫經濟使財富發生了令人吃驚的轉移——從一個階級向另一個階級的轉移——但是這種轉移不是從工人階級到資產階級的轉移,而是從股民階層轉移到經理階層手里。他們指出, (美國) 資本主義的現存危機是“局內人非法操縱游戲規則”的結果,因此,資本主義的危機與其說是經濟危機倒不如說是社會危機,與其說是物質上的危機倒不如說是道德危機。上述理論承認階級沖突和階級政治,試圖以階級理論分析當代資本主義的矛盾,與其他后馬克思主義的去階級化批判理論有所不同。但是,這一理論把當代資本主義的失敗最終歸結為道德腐敗,顯然使其“經濟分析”大打折扣。

        詹姆遜( F. Jameson) 是美國后馬克思主義者中最著名的人物,在當代歐美思想界具有廣泛影響。作為當代后現代主義的馬克思主義的代表人物,詹姆遜非常重視在去除規范的晚期資本主義空間條件下后現代社會激進政治所面臨的困難,提出了他對晚期資本主義的階級形態的獨特認
識。他指出,資本是主控其自身空間發展的統一的和總體化的力量。然而,后現代主義的到來造成了總體化政治的喪失,在晚期資本主義狀態下,傳統的總體化政治已經被一種微觀的后現代政治所取代,在這個時期,既未形成穩定的階級形態,當然也就談不上真正的階級意識。從這個意義上說,目前所發生的政治和社會斗爭都是無政府、無組織的,因而是非階級性的。詹姆遜對當代西方階級和社會結構的這一認識非常接近于高茲(Andre Gorz) 的“非工人的非階級”及它所預示的“非社會”,其理論事實上既描述西方社會包括工人階級在內的一切社會階級的瓦解,也描述非階級政治的、強調個人主權的新社會運動和新社會力量的崛起。詹姆遜認為,在后現代主義的嶄新空間里,個體已無力給自身身體進行定位,主體已喪失了空間的坐標,失去了把握自身和圖繪周圍世界的能力。這是由資本主義全球發展的新特點所決定的。因此,詹姆遜根據變化了的現實狀況,提出一種“認知圖繪”(cognitive mapping) 的政治文化策略,試圖為新的主體在新的空間世界中重新定位提出新的模式,幫助主體從整體上把握資本主義社會。他認為,這種圖繪工作“在這個意義上就是任何社會主義政治事業的一個不可或缺的組成部分”。（注40）正如詹姆遜本人所言,其認知圖繪策略“實際上只不過是‘階級意識’的符碼:它的意義僅在于提出需要一種新的和到目前為止還未想象到的階級意識,同時它也反映了后現代中所暗含的那種新的空間性發展”。（注41）很明顯,詹姆遜是想要勾勒出一個晚期資本主義的社會分層結構,尋求一種反抗資本主義的“階級意識”和社會主體及力量。詹姆遜試圖在其對后現代景觀的分析中堅持馬克思主義的資本主義批判,并揭示當代資本主義條件下社會階級沖突的新發展和新特點,其視野具有一定的包容性。但是,該理論顯然不再強調馬克思主義歷史哲學中的歷史主體——工人階級的歷史地位和歷史使命,與馬克思主義的階級和社會結構理論相去甚遠。

五、基本評價

        后馬克思主義的階級和社會結構變遷理論由于其理論背景、民族特點、文化傳統的顯著差別,顯示出異常豐富的多樣性。有的學說試圖把馬克思主義的階級理論的概念和方法“引進”并“嫁接”到當代西方的其他社會政治理論中去;有的學說則完全屬于“馬克思之后”的理論,宣告馬克思的階級和社會結構理論已經過時,并試圖在批判馬克思主義的階級和社會結構理論的基礎上演繹出另一套解釋當代社會結構的學說。盡管后馬克思主義的階級和社會結構變遷理論千差萬別,其中少數流派和人物有準馬克思主義傾向,但是其總體性質是否定馬克思主義的。

        后馬克思主義的階級和社會結構變遷理論具有清晰的整體發展路徑:從后阿爾都塞主義突出意識形態作用的哲學多元結構,轉向后葛蘭西主義的政治多元主義的意識形態和文化霸權爭奪;又從爭奪階級的話語霸權,最終轉向非階級政治的多元民主激進政治,從而實現了與西方主流的自由主義多元政治理論的“鏈接”。后馬克思主義的階級與社會結構理論與20 世紀70 年代末以前的新馬克思主義相關理論共同質疑馬克思主義關于無產階級與資產階級兩極分化的理論,一致強調意識形態和文化抗爭的重要性。但是,兩者最大的區別在于,在后馬克思主義的視野中,工人階級的文化霸權已經完全讓位于“非(工人) 階級”的無中心的多元政治霸權,顛覆性的反資本主義的(小資產階級的) 革命理念已經完全被表面激進的多元民主認同理念所淹沒。也正是基于這一區別,后馬克思主義在某種意義上也是一種后現代取向的馬克思主義。而后馬克思主義與后現代的馬克思主義二者都從基于社會經濟的分析完全轉向文化領域的話語分析,從以階級為中心轉向以權力為中心,從政治一元論轉向政治多元論。兩種“后”學關于西方階級和社會結構演變的理論殊途同歸,在對激進的多元政治的認同上達成了共識。有所區別的是,后現代的馬克思主義是具有哲學形式的多中心論,而后馬克思主義的去階級化的激進政治則直接從政治上攻擊工人階級政治本體,以權力抗爭取代階級斗爭,以激進的多中心的文化抗爭和民主建構否定勞動對資本的反抗,否定了以推翻資本的統治為目標的無產階級革命的必然性。

        后馬克思主義對以新中間階級發展為中心形成的當代西方社會的結構性演變進行了現象學描述,探討了當代資本主義社會結構變遷的根源,對我們認識當代資本主義的基本矛盾有一定的啟發性。從政治層面看,后馬克思主義的階級和社會結構理論影響了80 年代以后崛起的、新中間階級主導的、西方大眾廣泛參與的新社會運動及其發展趨勢。它與后現代的反抗力量——以新中間階級為基礎的新社會運動相結合,試圖創造一種適應西方參與制民主特點的新的反資本主義的社會力量,從而為西方左翼政治提供了以往沒有的新的活動空間和斗爭陣地。因此,這一理論具有一定價值,有助于我們向下追溯全球化背景下資本的變化,向上探尋當代西方政黨政治的變化和西方政黨現代執政方式的重要調整。但是從總體上看,后馬克思主義無力說明當代西方社會的結構性演變的根本性質和根源,因而也無法真正揭示當代資本主義的根本矛盾。

        此外,后馬克思主義的階級和社會結構理論迎合了把馬克思主義鏈接到自由多元主義的需要,因此在20 世紀末逐步受到西方思想主流的接納,有弱化西方大眾階級意識的消極作用。后馬克思主義完全轉向生態、性別等向度的后現代性質的批判運動,訴諸新的資本主義批判動力。它基于徹底的多元主義發展各種不同的民主抗爭,不僅不承認工人階級的革命主體地位,甚至認為新社會運動也不能成為工人階級的替代物,認為這些運動本身說明了所有固定政治主體的不可能性。在我們看來,新中間階級的文化批判不可能具備工人階級挑戰資本主義經濟政治秩序的階級力量和政治能力。無中心的、多元的民主抗爭在沒有階級主體支撐的情況下,只能是無政府主義的一盤散沙,無法形成對資本主義制度的威脅。因此,只有在西方復興馬克思主義的階級理論和階級分析方法,并在此基礎上觀照和分析當代西方的階級狀況和社會結構,以新中間階級為主體的新社會運動才有可能擺脫多元主義激進政治的窠臼,真正成為無產階級革命的同盟軍,真正成為人類解放的進步事業的組成部分。事實證明,后馬克思主義的去階級化的多元政治理論非但不能說明馬克思主義的階級理論出現危機,相反恰恰驗證了80 年代以來西方非馬克思主義左翼在新自由主義強勢壓力下的總體意識形態危機。

注釋：

注1：所謂“后馬克思主義”(post-Marxism) ,國際上一般是指在20 世紀70 年代末由于“歐洲共產主義”的失敗所引發的“馬克思主義危機”之后,流行于80 年代西方發達國家的一種非馬克思主義性質的新馬克思主義思潮。在廣義上,蘇聯解體后的90 年代以來西方和東歐的許多新馬克思主義流派都被納入“后馬克思主義”的范疇。以最狹義而言, “后馬克思主義”特指直接以這一稱謂冠名的英國的拉克勞和墨菲的理論。
注2：Miliband ,Ralph ,1977 ,Marxism and Politics ,London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注3：同上。
注4：米利班德,1997 , 《資本主義社會的國家》,商務印書館,第7 頁。
注5：所謂“后1968 年”是指以法國“五月風暴”為標志的1968 年西方學生造反運動之后的年代。
注6：參見Hirst , P. Q. , 1977 , Economic Classes and Politics ,in Hunt ,A. (ed. ) , Class and Class Structure ,London :Lawrence & Wishart ; 1979 , On Law and Ideology , London :Macmillan; Hindess , B. , 1987 , Politics and Class Analysis ,Oxford :Blackwell。
注7：Jones , G. Stedman , 1983 , Languages of Class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p. 105.
注8：陳宜中, “從歷史唯物論到后馬克思主義:英國后馬克思主義評析”,載黃瑞祺主編, 《馬學新論》,臺灣中央研究院歐美研究所,1998 年版,第50 頁。
注9：參見Jones , G. Stedman , 1983 , Languages of Class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Ch. 5。
注10：Laclau , E. , 1977 , Politics and Ideology in Marxist Theory ,London :New Left Books.
注11：參見Mouffe , C. , 1979 , Hegemony and Ideology in Gramsci , in Mouffe , C. ( ed. ) , Gramsci and Marxist Theory.London :Routledge & Kegan Paul。
注12：參見Laclau , E. , 1977 , Politics and Ideology in Marxist Theory ,London : New Left Books , Ch. 4 ; Mouffe , C. ,1979 ,Hegemony and Ideology in Gramsci ,in Mouffe ,C. (ed. ) ,Gramsci and Marxist Theory ,London :Routledge & Kegan Paul ;Laclau ,E. ,1977 ,Ch. 2。
注13：Laclau and Mouffe , 1985 , Hegemony and Socialist Strategy ,London :Verso ,p. 192.
注14：Offe , C. , 1984 , Contradictions of the Welfare State ,Cambridge ,Mass :MIT Press ,p. 193.
注15：同上。
注16：哈貝馬斯,1989 , 《歷史唯物主義的重建》,重慶出版社,第134 頁。
注17：同上,第148 頁。
注18：哈貝馬斯, “何謂今日之危機? 論晚期資本主義中的合法性問題”,轉引自《哲學譯叢》,1981 年第5 期,第56 頁。
注19：哈貝馬斯,1994 , 《交往行動理論》第二卷,重慶出版社,第500 頁。
注20：拉比卡,1991 , “共產主義是未來”,載《共產主義評論》,第11 期。
注21：參見周穗明、李其慶,1992 , “法國‘批判的馬克思主義’”,載《國外理論動態》,第18 期。
注22：Tosel ,A. ,1996 ,Vers Une theorie neo2marxienne de I’action ,in Marx Actuel ,No. 19 : Philosophie et Politique ,Paris :P. U. F. ,p. 136.
注23：Bourdieu , P. , 1994 , Raisons Pratiques , Paris : Seuil ,p. 53.
注24：Bourdieu , P. , 1989 , La Noblesse D ’Etat , Paris :Minuit ,p. 406.
注25：參見雅克·比岱,2003 ,“現代社會中的階級和政黨:對資本主義和社會主義的反思”,見《國外社會科學》,第1 期,高靜宇譯。
注26：參見李其慶,2002 , “西方左翼學者對當代資本主義的研究——第三屆巴黎國際馬克思大會述要”,載《國外理論動態》,第1 期,第5 頁。
注27：同上,第3 頁。
注28：同上,第5 頁。
注29：同上,第4～6 頁。
注30：安德烈阿尼,2001 , “人民資本主義是騙局”,載法國《烏托邦批判》雜志,第2 期;轉引自《國外理論動態》,2003 年第9 期,第4～6 頁。
注31：參見李其慶,2002 , “西方左翼學者對當代資本主義的研究———第三屆巴黎國際馬克思大會述要”,載《國外理論動態》,第1 期,第5 頁。
注32：同上,第5 頁。
注33：奧利維耶·施瓦茨, “工人階級變成了什么?”,原載于法國《人道報》,2001 年5 月2 日記者專訪。
注34：瑪麗·杰克曼和羅伯特·杰克曼,1984 , 《美國的階級意識》,美國加利福尼亞大學出版社,轉引自蔡聲寧、王枚編,1987 , 《當代發達資本主義國家階級問題》,河北人民出版社,第57～68 頁。
注35：參見吳素梅編譯,2001 ,“美國,還存在工人階級嗎”,載《國外社會科學文摘》第1 期,第38～40 頁。
注36：參見Rethinking Marxism ,2002 ,Vol. 14 ,No. 3。
注37：同上。
注38：西摩爾·馬丁·李普塞特(Seymour Martin Lipset) ,2001 , “歐洲左翼的美國化”,載美《民主月刊》總第12 卷第2 期,參見于海青中譯文,載《國外社會科學前沿》2002 年年刊。
注39：威廉·普法夫,2002 ,“資本主義的病變”,載美國《國際先驅論壇報》2002 年9 月9 日,轉引自《參考消息》2002 年10 月2 日。
注40：Jameson , Cognitive Mapping , in Nelson , Cary & Grossberg,Lawrence (eds. ) , Marxism and the Interpretation of Culture ,Urbana :University of Illinois Press ,p. 353.
注41：詹姆遜,2000 ,“馬克思主義與后現代主義”,載《文化轉向》,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第47 頁。

本文作者:女,1952 年生,博士,中國社會科學院馬列所研究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