國際間經濟援助一打來到人間就帶有強烈的自私性。國際間經濟的援助，起始于二戰后的美國對西歐實施的馬歇爾計劃。現在看來，此計劃旨在適度地幫助西歐恢復經濟和更牢地控制住這些國家的經濟、政治和軍事，旨在阻止蘇聯社會主義陣營的擴大和銷售自己的軍火與商品。美國著名思想家諾姆•喬姆斯基對馬歇爾計劃是這樣評析的：著名的馬歇爾計劃是拿美國納稅人的錢去向西歐“行善”，結果卻肥了美國資本家的錢袋。他說，所有援助計劃中的130億美元中，有20億美元直接進入了美國石油公司的腰包。美國政府為了石油公司的利益，努力迫使歐洲經濟從以煤為基礎轉變為以石油為基礎，這樣就可使煤碳資源豐富而缺石油的歐洲國家將更多地依賴于美國。那其他部分錢呢？同樣還是沒有離開過美國，只是從納稅人的口袋轉移到少數資本家的口袋而已。他說，為了重新征服印度支那人民，法國剛好用援助金購買大量的美國武器鎮壓那里的人民；受援國荷蘭最初也部分地出現同樣的情況，因為它也在印度支那做了同樣的事情 。可見，連向自己的盟國援助都有這么多的自私考慮的美國，在向第三世界國家提供援助時又會怎么樣呢？一家德國的報紙說得好：“沒有無條件的援助”，任何援助都是有條件的 。

    附有苛刻條件的西方援助

    二戰后，隨著第三世界國家民族獨立解放運動的蓬勃發展，西方發達資本主義構筑的殖民體系分崩離析，西方變換了對第三世界剝削與控制的手法，援助便是其中極為巧妙的一種。

    表面上看，援助成了第三世界的一種“福利”。其實不然，援助一直是西方外交政策的工具。它們的援助主要是為了自己而不是為了被援助者。援助者把援助的最初、最直接和最明顯的利益看得比受援國更重要。為了達到這個效果，它們設計了名目繁多的援助種類，幾乎每種援助的背后都隱藏著一個可怕的故事或陰謀。就拿發展援助來說，它不是在幫助第三世界國家脫貧、發展，而是在阻礙、限制其經濟朝著符合本國人民群眾利益的理性方向發展，以便更好地把受援國經濟發展牢牢地控制在手。從這個意義上說，西方對第三世界國家的援助就是一種表面鍍上金的鐐銬，把第三世界緊緊拴住，使其始終成為自己發展的對象物。

    對西方而言，援助首先是有地域性的，不是每個第三世界國家都能得到西方的垂青，只有對西方具有戰略意義的國家才會得到援助。譬如，美國在冷戰前援助薩爾瓦多、巴基斯坦和土耳其，就具有明顯反共的戰略意義，援助以色列和埃及，則具有反對第三世界斗爭的戰略意義；而當時盧旺達大屠殺如果得到美國的及時援助也就不會發生這樣的人間悲劇，因為那里不是美國的戰略所在。

    其次，援助是附有苛刻經濟、政治條件的，根本不是“第三世界命運的逆轉” 。西方利用世界銀行、國際貨幣基金組織等所謂的國際組織作為核心援助工具來管教和“重新征服越來越難以管理的第三世界”。美國國際發展署明文規定：援助應當附加條件，即必須推行新自由主義政策，必須用來幫助第三世界私人企業發展以削弱其政府的作用 。在美蘇對峙的冷戰時期，肯尼迪針對拉美提出的“爭取進步聯盟”計劃聲稱，要在1961-1972年的10年里，從外部提供200億美元對拉美進行援助，以使拉美國家在現代化的道路上起飛。為什么？有學者認為：第一，美國對拉美的經濟援助基本上是一種戰略工具。第二，援助所捆綁的條件、援助與雙邊關系中其他問題的掛鉤，使美國資本得到實惠，從長遠來看，援助更多地增進了美國而不是拉美國家的經濟利益 。結果呢？這10年倒成了拉美國家“失去的十年”。

    曾任世界銀行首席經濟學家和克林頓經濟顧問主席的斯蒂格利茨，于2001年專門發表了一篇論述西方援助問題的文章——《一個冰涼的世界——國際貨幣基金組織帶你去地獄的四個步驟》 。他說，西方舉起援助旗號所導引的是一條走向地獄之路，其中第一步就是私有化：這種援助下的私有化往往有它既定的目標，即私有化給西方國家。英國《衛報》曾經把這種援助直接稱為“暴露無遺的貿易掠奪行為”。該報舉了個例子，說英國國際開發事務部曾直接告訴加納，如果想要獲得一項水利工程的援助資金，就必須實現水利行業私有化，把水價提高到兩到三倍，并把這個行業出售給英國、法國或者美國公司 。第二步就是執行國際貨幣基金組織和世界銀行的“拯救經濟計劃”即資本市場自由化：這樣就有利于西方發達國家的資本在全球范圍內以不動產或貨幣形式進行投機活動，資本尤其是金融資本在某些國家的投機行為可以導致這些國家的儲備在幾個小時、幾天內就流干。比如亞洲金融危機的爆發就是西方游資抽走所引起的。第三、四步就是價格市場化和貿易自由化：在價格市場化方面，斯蒂格利茨講到他在世界銀行任期內的一件親身經歷的事情。他說，世界銀行和國際貨幣基金組織曾“命令”埃塞俄比亞把援助資金存入美國的儲備賬戶，利率少得只有可憐的4%，同時卻必須接受以12%的高息借美元為他們的人民購買糧食。這筆錢就這樣被搶奪進了美國財政部的保險柜。在貿易自由化方面，斯蒂格利茨把這種世界銀行和世界貿易組織統治下的自由貿易比作鴉片戰爭。他說，在鴉片戰爭中，西方用戰爭來推行他們的不平等貿易。今天，西方則利用國際貨幣基金組織和世界銀行等國際性金融機構，以金融、財政等強制手段，在亞洲、非洲和拉丁美洲到處強行沖破壁壘打開這些羸弱國家的市場，同時卻阻礙第三世界的商品（農產品為第三世界國家的主導產品）進入他們的市場。在西方看來，這種手法的效果更甚前者，而且能得到當地政府和官僚資本家的歡迎與支持。

    因此，在西方主導的國際秩序中，西方對第三世界的援助，無論是作為市場力量，還是介入了各方面的勾結和非法行為，對受援國產生的自然結果就是，援助金常常進入那些非常富有的人們——包括西方資本家和當地的官僚資本家的私囊。針對國際貨幣基金組織在第三世界國家實施的所謂“結構調整計劃”的實效情況，有人進行了專門研究。這項研究對非洲的分析結果簡直使人不寒而栗。從1991年到1995年，按照這項計劃得到援助的非洲國家人均國內生產總值年增長為零，外債總額在國內生產總值中所占比例由1985年的71%增加到1995年的88%。其中撒哈拉沙漠以南國家人均收入下降0.3%。而沒有接受這項計劃的國家，國內生產總值卻增長1% 。

    對于西方援助第三世界國家的性質，岡納•繆爾達爾在《世界貧困的挑戰》一書中一段引文很能說明問題：

    一團語義的陰云籠罩在美國援助計劃的上空，使人難以看清其廬山真面目。

    大部分美國援助不是禮物，而是正在償還的貸款。

    幾乎所有這些（貸款）都被用來在美國買美國貨。這樣幫助美國工人創造了就業機會，為美國的制造業及其股東帶來了利潤，替美國政府提供了須納稅的收入，讓美國在與拉美的國際收支中獲得了順差 。

    即使出于這樣的援助動機，西方的援助還是那么的如此之少。就是如此之少的援助，相當部分甚至絕大部分通過各種途徑又回到西方手中。就對外援助項目來說，用于外國專家、顧問的費用，往往占到援助總額的60%以上。更不用說還有設備、商品的出售和連帶的其他效益。法新社1993年9月19日的報道披露，美國外援資金的75%被用于購買美國生產的食品、設備和支付援助人員的工資。美國每提供1美元的援助，則可以得到4美元以上的出口效益，第三世界國家每年購買2000億美元的美國出口商品，就為美國創造了400萬個就業機會 。英國《衛報》1991年12月30日報道，根據對英國政府的一份年度報告中公布的數字所進行的分析表明，發展中國家支付給英國的借債利息將遠遠超過它們從英國得到的援助。1990年，英國通過海外發展局向國外提供的援助為14.8億英鎊。向第三世界提供的其他官方援助為3.61億英鎊。私人出口信貸為0.85億英鎊，直接投資總共為15億英鎊。志愿機構提供的援助為1.84億英鎊。總共是36.1億英鎊。但是從第三世界國家流入英國銀行的純資金則為61億英鎊。諾貝爾獎獲得者——經濟學家廷木根一針見血地指出：“在將一切計算在內的條件下，如果第三世界每年從西方拿到5000萬美元的援助，將要付給西方1000億美元”  。如此“援助”第三世界國家簡直就是欺世盜名。

    援助名義下的生態侵略

    西方援助第三世界還給受援助國家帶來了環境的極大破壞。在某種意義上講，這種性質的援助就是一種生態侵略。

    西方的援助對第三世界國家來說從來就不是“天上掉餡餅”，而是附有一定苛刻條件的。西方的援助無非就是捐贈和貸款。捐的物大多是本土過剩、過期、有毒或污染環境嚴重的商品，貸的款卻大多是高利貸。2002年阿根廷總危機爆發時，為了得到美國和國際貨幣基金組織的援助，阿根廷總統杜阿德為迎合美國政府和國際貨幣基金組織提出的苛刻條件而向它們提交了一個包括14點內容的《政府經濟計劃》，結果換來的是什么呢？其中物的方面，捐的是一堆垃圾。阿根廷海關關長內韋斯如是說，那是一些裝有物品的集裝箱里“運來的東西都是垃圾，里面有帶血的衣服、帶糞便的褲子、長著霉菌的飯鍋和過期的食品。” 援助，不管是捐贈還是貸款，幾乎現在都與西方的出口連在了一起。岡納•繆爾達爾認為，把援助與出口連在一起，意味著減少受援的不發達國家以最優的價格購買最合適的商品的自由。據估計，受援國在價格方面的花費卻比一般價格提高了20%到40% 。

    第三世界國家對西方援助的“報償”就是成為西方有毒工業廢棄物的堆放場地和有害工業的擴散地。僅1986年至1988年，西方向第三世界國家傾倒有毒垃圾就有600多萬噸。《人民日報》1993年11月9日的一篇記者文章《警惕污染轉嫁》報道，說與美國接壤的墨西哥成為美國的最方便的垃圾場，墨西哥的新河已發現100種有毒和致癌化學物。按哥倫比亞廣播公司著名節目主持人比爾•莫伊爾的話說：“世界最富有的國家正把大量有毒廢棄物送給別國處理，給世界上窮人的肩膀上再增加一分重擔。”

    西方援助直接導致地區種族沖突不斷，戰爭連綿。戰爭對環境的破壞是極大的，甚至超過資本的任何商業性活動。20世紀90年代以來，非洲成為以美國為首的西方援助的重點，結果變成了重災區，鬧得種族主義惡性膨脹，武裝沖突烽火四起。西方各式先進武器燒毀了戰事國的森林、燒焦了本來貧瘠的土地。第三世界受援國成為西方新式武器的試驗和演練場。

    還有，本來少得可憐的援助很少或根本就與第三世界國家的環境保護與改善無緣。英國學者N•希爾德亞德的一篇文章，說出了一個秘密 ：少得可憐的環境援助資金也是被用來解決所謂“全球共享的”大氣層和生物多樣化問題，而直接關系到第三世界人民生存的土壤沙漠化、毒性垃圾和農藥污染、水土流失這類緊迫問題，卻無人問津。換句話說，當援助資金用于第三世界國家的時候，西方發達國家考慮問題的焦點仍然不是拯救環境而是實現自身的利益，或者竟是更險惡地破壞環境。這篇文章列舉了尼泊爾和剛果的例子。在尼泊爾，西方力主修建河倫河谷水電站，盡管它將加劇毀滅當地的多種生物。在剛果，一項由世界銀行投資、以伐木為目的的國家資源規劃，竟在環境保護區剝光河畔的植被而對伐木狩獵和殖民地開拓者完全開放。

    希爾德亞德在《綠色環境資金的威脅》一文說得非常干脆，他說，關于環境資金的使用和“環境議程”的實施，不過是以環境保護的名義把投資國利益強加給世界，“發達國家從始至終操縱著一切，以確保該項資金不僅在其控制下，而且用以成全其自身的利益”，“世界銀行是法官、陪審團和執行者”和貨真價實的“金融惡霸”。

    援助名義下的資源掠奪

    世界銀行和國際貨幣基金組織在跨國公司和新聞媒體的幫助下，對第三世界國家進行著血腥的剝削。它們代表的是國際金融巨頭和西方發達資本主義國家的利益。這種利益與第三世界國家人民的利益是根本對立的。世界銀行與國際貨幣基金組織對第三世界國家的援助是反生態、助貧困的。

    專門為發展中國家提供貸款的世界銀行，實際上就是在為以美國為首的西方發達國家在發展中國家的投資鋪平道路、降低風險。比如說，智利是世界上銅的主要生產基地。智利的銅是由美國的阿納康達銅業公司開采。但是，銅礦石出來要經過公路、鐵路才能運到港口，這公路、鐵路誰修？阿納康達公司不出錢，讓世界銀行出。這樣，聽上去智利得到了世界銀行的貸款，其實是阿納康達銅業公司得了好處。西方國家在第三世界國家大量修路、開礦、筑水壩、建核電站并不是完全為了發展當地的經濟，更多地是為了掠奪那里的資源和剝削那里的人民。

    世界銀行首席經濟學家拉•薩莫斯，在1992年提交的《世界發展報告》備忘錄中曾露骨地認為，“世界銀行應當鼓動更多的‘骯臟產業’轉移到欠發達國家，理由是：第一，南方國家人的平均壽命低和收入低，由疾病和過早死亡造成的生產和收入損失較低。第二，那些還沒有被污染的國家比北方國家有更多的容納有毒工業廢棄物的環境容量。北方國家面臨的環境壓力已經十分沉重，污染的邊際附加費也極其昂貴。第三，窮國環境受到破壞時，其費用估價并不很高。” 

    成立于1945年12月，專門替發展中國家“扶危濟困”的國際貨幣基金組織，總部就設在華盛頓，距美國財政部僅幾百米之遙。美國憑借著其所占份額的優勢至今還擁有對國際貨幣基金組織的種種基本決定的否決權，國際貨幣基金組織依然有著很濃重的美國色彩。實際上，它就受美國的領導。雖然今天該機構的資金得到一定合理的重新分配，即美國的份額下降到17.4%，英國下降4.96%，德國6.15%、日本6.15%和法國4.96% 。

    殖民政策、新自由主義理念下的全球化導致發展中國家的市場被西方所占領、資源正被西方野蠻掠奪或以低價開采，導致這些國家的貧困越來越深、債務越來越重，進而出現貨幣金融危機。這樣一來，國際貨幣基金組織就有事可做了。它帶著一枝干癟癟的橄欖葉和一攬子拯救計劃，到處給出現危機的國家實施貸款并開出“治病”的藥方，條件是該國必須以經濟主權作為抵押。西方的目的無非就是希望通過這種方法，漸漸地把世界各地的資源都控制在自己的手中，各國的市場都成為它們的各種產品的自由市場。

    日本有一外相明確提出，它們援助非洲的五原則之一，是必須通過世界銀行和國際貨幣基金組織。這兩個國際金融組織何以享有如此殊榮，也是一個饒有趣味的問題。西方發達國家在這兩個機構中股份最大，權力最大，操縱其間，縱橫捭闔，任務正在于解決過去完全靠兵艦和馬刀才能解決的問題。所謂對第三世界的援助，包括用于環境項目的援助到底是怎么回事，它們就是一面鏡子。比如，國際貨幣基金組織和世界銀行施壓并以償還所欠國際債務為要挾，要求印度把水私有化并把水權出售給這兩家金融機構認定的水業跨國公司。其結果是，原來由當地控制的供水及灌溉系統已逐步被對寶貴的水資源的商品化和濫用所取代。水資源私有化的性質之改變是全球環境和人類生活質量不可逆轉的損失，這種現象不僅僅發生在印度，而且也發生在越來越多的其他第三世界國家 。

    難怪英國《國際關系》1993年第4期的一篇署名M•金的文章，就世界銀行在環境和貧困問題上向窮國提供援助貸款條件的事實指出，這是“新殖民主義的表現之一”。關于這種援助的基本方針，德國《經濟周刊》1993年8月27日的一篇文章雖說得有點刻薄，但卻很坦率：

    世界銀行、國際貨幣基金組織和由北方派出的發展援助人員，多年來一直支持第三世界國家繼續保持原料出口的方針。鑒于他們面臨的債務危機，這些策劃經濟開發的謀士們主張不惜一切代價地推動原料出口，使他們成為世界經濟中注定的弱者。

    在紀念世界銀行成立50周年之際，1994年3月21日的美國《商業周刊》刊載一篇評論環境問題專家布魯斯•里廳的新著《拿地球作抵押》的文章。文中說，該書尖銳地批評世界銀行50年的援助貸款歷史，指出它同一些國家政府結成具有破壞作用的聯盟，以進步的名義，大肆劫掠自然資源，使千百萬人陷于貧困，它一直是“進行一場對人類豐富多彩的文化和地球生態環境不利的無聲戰爭的主要罪犯”。文章還說，1989年世界銀行對82個多數在1975～1982年批準的農業工程進行了研究，有45%的工程沒有達到目標。從泰國到巴西，大水壩、高速公路和出口型農業工程使幾百萬窮人和部落民族衣食無著，并使生態環境遭受巨大破壞。1947年以來僅印度的開發工程就使2000萬人流離失所。美國《波士頓環球報》1994年7月14日發表的《世界銀行和國際貨幣基金組織宣告失敗，窮人為之付出代價》一文，就多少帶有總結的意味了：50年來的大量證據證明，這些機構不是在幫助第三世界國家。它們所持的項目和實行的政策，大大加劇了全球的貧困和債務的增加，所從事的開發工作是不民主、不公正和危害環境的。 

    （作者單位：中國社會科學院馬克思主義研究院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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