瑞典社民黨的理論、政策創新與瑞典歷史變遷

    推薦人康新貴議論：中國社會目前已分化為四個階層：國家管理人、資本家、中產階級、勞動者，其中勞動者又分為三個子階層：發展型、溫飽型、貧困型。勞動者階層目前占人口總數的百分之八十左右，改革使這個階層成為弱勢群體，他們在改革中獲得的利益最少，溫飽型、貧困型勞動者成為利益受損體。階層矛盾的日益尖銳和激化、左、右翼對改革的路線和去向的爭論呈白熱化狀態，中國將何去何從？借鑒瑞典的成功經驗，或許對我們大有益處。

    “瑞典在瑞典社民黨的執政下，自三十年代到七十年代中期，“瑞典模式”經歷了誕生、發展到成熟的過程。這是對瑞典資本主義初期的自由市場經濟的否定。社民黨以功能社會主義為指導，通過政府宏觀調控，使經濟基礎和上層建筑之間的矛盾、生產力與生產關系之間的矛盾，以及勞動人民和資產階級之間的矛盾逐步緩和，促進了經濟發展和社會進步。社民黨長期執政并堅持進行社會變革的結果使瑞典在西方國家中成為社會差距最小、社會再分配程度最高，而工資和獎金收益之類的市場收入占職工可支配收入比例最低的國家。社會主義因素較多是瑞典模式的另一個顯著特點。”

    在市場經濟的多元化社會里，四個階層必須共同生存，階層之間的矛盾只有通過妥協的途徑來解決，才能使社會獲得穩定、持久發展的環境。妥協是民主的象征，是解決階層矛盾唯一有效和良性的途徑；尖銳、對立、不妥協的階層斗爭，于國、于民、于己都沒什么好處。

    瑞典社民黨的理論、政策創新與瑞典歷史變遷

    2005-05-22    高 鋒    點擊: 966

    瑞典社民黨的理論、政策創新與瑞典歷史變遷

    【摘要】上個世紀二十年代瑞典社民黨對什么是社會主義和怎樣實現社會主義等問題提出了自己的認識，之后又對其理論和政策不斷創新，努力推動社會向著有利于勞動人民方向發展。它的理論和實踐為瑞典社會增加了不少社會主義的因素。近年來它通過大規模政策調整使瑞典經濟又恢復了活力，并成功地擊敗了新自由主義勢力的挑戰。

    【關鍵詞】瑞典; 社民黨；革新；新自由主義

    【作者簡介】高鋒，男, 1946年生，山東沂水人，外交部檔案館干部，多年從事社民黨問題研究。

    【中圖分類號】D5；D65 【文獻標示碼】 A 【文章編號】1001-5574（2002）04-0038-15 

    　　本文擬探討瑞典社會民主黨的理論和實踐的變革歷程及其對這個北歐國家歷史進

    程的影響。

    一、理論突破

     與許多西歐國家相比，資本主義在瑞典起步較晚。但自1860年到1914年其工業化起步到完成的半個世紀里，它帶來的沉重苦難使四分之一的（100多萬）瑞典人逃亡海外。馬克思主義由此在瑞典迅速傳播。1884年《共產黨宣言》發表當年就在瑞典翻譯出版。1889年4月19日社會民主主義工人黨（簡稱社民黨）宣告成立。1897年該黨在其第四次代表大會上制定的首份黨綱中宣告：“社會民主黨不同于任何其它政黨，旨在徹底改造資本主義社會的經濟組織，實現工人階級的社會解放”，從而對整個瑞典資本主義制度提出了挑戰。

     社民黨自誕生起就積極投入并領導了瑞典工人階級爭取政治權利和改善經濟條件的斗爭。在其領導下，1909年30多萬工人舉行了長達一個多月的全國總罷工，規模之大超過了當時歐洲歷史上任何一次工潮。1914年社民黨成為議會第一大黨；1917年社民黨與自由黨合作組成聯合政府并于1918年成功地實現了普選權改革。二十年代該黨曾三次單獨組閣，但在議會中地位都沒有多數。面對遍布全國的失業、疾病、饑餓和社會不公，社民黨政府不僅無法實現黨綱中規定的生產資料國有化目標，甚至連對失業保險做些小調整都做不到。這使得該黨上下感到十分困惑。

     理想和現實的矛盾在黨內引起了激烈爭論。1926年該黨理論家尼爾斯•卡萊比(Nils Karleby)著書《面對現實的社會主義》指出，“所有權”并非人生來所具有的，而是“國家通過法律所規定的對某一物品的支配形式” [1](P70、P75、P280)。國家可通過立法剝奪它，也可以通過修改法律來限制或改造它。他指出，八小時工作制、勞動保險法和社會政策的其它所有內容實際上都是對“作為資本主義基礎的私人財產絕對主權和自由競爭制度的一種廢除”。通過這些改革，工人階級實際上獲得了“對私人財產如何使用的部分權力”。因此“社會主義化”不僅包括生產資料國有化，也包括國家根據生產社會化發展的需要和工人階級的要求對私人所有權的限制、改造和“其它所有社會變革”，從而把社會主義的概念擴大到國家干預和政府政策所能涉及的許多領域。他分析了生產要素的不同作用后指出，工人勞動并非是產品價值的唯一來源，資本利潤和地租雖然不盡合理但即使在未來的社會主義生產中，對于現代化生產也是不可缺少的。因此，他主張社民黨采取以下方針進行變革：通過立法對所有權進行限制；盡可能地擴大公共部門和其它形式的集體生產，增加公共資本積累；通過稅收和財政政策對地租和資本利潤進行再分配；利用社會政策提升工人階級的地位；通過教育和其它措施增加高級職業機會，減少低級工作崗位，以便實現經濟平等。他宣稱，上述政策使工人階級對生產要素的各個方面都進行了參與和改革，從而也就改造了整個社會。

     這個后來被人稱為“功能社會主義”的理論創新，使社民黨對什么是社會主義和如何實現社會主義等問題有了新認識。這一理論教育并影響了社民黨人，幫助社民黨在理論上擺脫了困境，并為該黨后來提出的新經濟政策和其它社會變革奠定了思想基礎。

    　　20世紀30年代的世界性經濟危機沉重打擊了瑞典，僅工會會員失業率就達30%。自由黨政府不但不設法減輕群眾痛苦，反而借口供求關系，采取緊縮政府開支，降低職工工資的政策，使瑞典經濟雪上加霜。社民黨經濟學家恩•魏格福斯(Ernst Wiggfoss)指出，危機的關鍵是社會購買力貧乏，而不是工資過高。他認為只有動用國家資金，抵消購買力下降，才能緩和危機。這一主張遭到黨內左派的反對。在1932年春召開的黨代會上左派代表們宣稱，改良措施只會延長現行制度的生命，因而毫無意義。他們主張立即遵照社會黨國際的指示，將生產資料國有化作為黨的“中心任務”。經過激烈辯論，黨代會以微弱多數否定了左派要求，而把政策重點轉到魏格福斯等人提出的依靠國家借貸、開辦公共工程，以減少失業并刺激經濟回升的“反危機綱領”上。

     自工業化完成到二次大戰爆發前的二十年里，瑞典經濟兩次大起大落，廣大勞動人民深受煎熬。他們對那只資本主義“看不見的手”徹底喪失信心。社民黨人的新經濟綱領使群眾看到了一線希望。1932年秋社民黨大選獲勝后立即與農民協會談判，并以對農產品進行補貼的許諾換取了它的支持，從而在議會穩定多數的支持下開始了瑞典現代史上最大規模的變革。

     首先，新政府在其預算報告中提出，國家預算應是穩定經濟發展的工具。在經濟蕭條時可利用它促進經濟增長，而在經濟高漲時又可利用它吸收過剩的社會購買力，從而在凱恩斯之前正式提出了利用政府預算對經濟進行宏觀調控的理論。

     其次，政府通過發行公債和提高稅收等措施籌款2億克朗以興建鐵路、公路和港口等基礎設施，并按市場價格向參加施工的工人支付工資，在兩年內使半數以上失業者得到了幫助。這一擴張性經濟政策“絕大多數西方國家直到二次大戰之后才開始執行”。

     第三，為了把握政策干預的時機，政府成立了國家經濟政策研究所，并把瑞典學派的宏觀動態分析理論用于經濟周期研究和經濟發展的分析與預測，從而為政府的經濟決策提供了學理的依據。

     第四，社民黨在支持工人組織起來維護自身合法權利的同時，還支持總工會與雇主協會進行談判，并于1938年達成了通過談判解決工資和勞動條件問題的協議，從而使瑞典迅速成為勞工市場較為平靜的國家，為經濟發展創造了有利的社會環境。

     第五，隨著經濟的恢復和發展，政府1934年在資助工會建立了失業基金之后，又通過了人民養老金法案，實行產婦補貼、兒童補貼和建房貸款制度等，使大多數社會弱者的經濟條件開始有所改善。1938年瑞典開始實行休假兩周制度。

     第六，政府1933年將瑞典克朗與英鎊掛鉤，使之一舉貶值25%，大大提高了瑞典商品的國際競爭能力。1938年政府在同意企業實行自由折舊制度的同時，又建立了旨在鼓勵企業增加儲備的投資基金機制。

     上述措施相互配合，使瑞典比許多國家更快地走出了危機。1936年美國著名作家馬•查理德（Marquis Child）著書《中間道路》贊揚瑞典在保留市場經濟主要成分的同時，通過國家干預成功地為勞動人民提供了某種保障，從而為“正在困境中掙扎的其它西方國家樹立了一個榜樣”。[2] 社民黨與農民協會的政治合作和總工會與雇主協會達成的社會契約構成了后來被稱為“瑞典模式”的瑞典經濟發展模式的基礎。其基本構想是以工農聯合為基礎，與資方既斗爭又合作，在推動經濟發展和人民生活提高的同時，使工人階級得以全面、平等地參與社會、經濟和文化生活，實現其民主社會主義目標。

    二、國家干預全面展開

     1944年在二次大戰行將結束之際，社民黨召開代表大會，討論工人運動戰后綱領。當時社民黨已經執政12年，對在發展經濟的同時通過國家立法和政府調控減緩資產階級的壓迫和剝削，改善勞動人民生活條件有了某些經驗，從而加強了對功能社會主義的信心。大會通過的新黨綱批判了資本主義帶來的失業、貧困和其它種種不公，說這使得瑞典工人階級更加意識到其作為一個新的經濟秩序創造者的歷史責任。“社民黨的目標是改造資本主義社會的經濟組織，使生產的決定權掌握在人民手中” [3](P32、P34)。該黨“所面臨的首要任務是協調各種經濟活動”，使之成為在社會領導下的“計劃性經濟”。

     黨綱主張將某些私人壟斷部門收歸國有，但其它“私人企業只要能夠完成所給予的任務——在全面而有效地使用勞動力和生產資料情況下，給廣大群眾以技術上所能允許的最大好處，就可以像以往一樣存在下去”。否則，政府將采取必要的“計劃性措施對其進行干預。”從此，社民黨在理論上不再反對私有制和市場經濟，而致力于通過國家干預來限制資本主義。綱領提出其戰后的經濟政策的目標是：充分就業，公平分配，經濟民主與經濟效益以及社會福利。其政策措施主要有：

      　（一）加強對經濟的計劃調節。在大蕭條中上臺的社民黨痛感資本主義生產的無政府狀態對社會的危害，因而主張在保留市場經濟和自由競爭的前提下，通過國家調控引導企業“有計劃地合理地使用生產資料”，以實現其“混合經濟”的最佳選擇。

     為了加強對經濟的宏觀領導，政府自1948年起開始編制經濟中期發展計劃。政府專家在綜合國際經濟走勢，國內公共部門計劃和各大私營企業的生產計劃的基礎上，對未來五年的經濟發展（甚至更長時間）做出分析預測。同時，還就如何實現政府的政策目標提出一些可供選擇的建議。這種計劃不對企業提出硬性指標，對政府也無法律約束力，但專家們在廣泛占有材料基礎上，對經濟發展所做的客觀分析，為政府的宏觀決策提供了較為可靠的依據和選擇。此外還有強制性的國土規劃，地區規劃和城市規劃，以及根據經濟發展需要出臺一些短期的或行業性計劃等。

    （二）通過法制管理經濟。社民黨主張以法立國，強調政府對經濟的干預主要通過法律手段來實現。政府大臣對下級單位不作任何個人指示。為了減少政策失誤和由此而產生的反復，重大問題決策前政府往往先成立調查委員會。根據政府書面指示（僅規定調查的目標、范圍、經費和時間等），調委會對事件的歷史、現狀及有關政府的措施進行獨立而詳盡的調查，并提出解決意見。每年同時工作的各類調委會常達一、二百個。調委會報告、政府據此提出的提案和其它所有官方文件全部實行公開，人們均可閱讀并發表意見，從而為其決策提供了廣泛的群眾基礎。

    （三）促進經濟的穩定發展。為了緩和資本主義生產周期和國際經濟危機對瑞典的沖擊，社民黨政府戰后下大氣力于穩定經濟的發展，并把控制和調節社會投資的規模、時機甚至地點作為這一政策的中心環節，其主要做法有：

     1、利用行政手段。公共部門投資（各級政府和社會福利部門）約占總投資之40%，政府常常可以通過調節預算撥款或行政指令進行控制和調節。由于地方當局的開支的四分之一要依靠中央政府資助，這些措施大都能產生一定的作用。

    　　2、控制貸款總量和利率。除了傳統的貼現率、銀行準備金和中央銀行的公開市場業務等貨幣政策手段外，瑞典還通過規定信貸最高上限、信貸配額、債券發行批準手續等辦法控制和調節信貸利率和信貸總額。瑞典住房建設投資每年達GDP的5%，而建房投資又大部來自政府控制或影響下的公共基金貸款，上述政策往往能產生較大影響。

     3、利用經濟手段。對于私人企業投資（約占總投資之一半），政府主要通過經濟手段調節。經濟發展過熱時政府可決定對固定資產投資（或某些行業之投資）征稅，經濟不景氣時進行補貼。政府還多次利用企業投資基金制度調節私人投資的時機和地點。

    （四）保護競爭。為了保護競爭環境，瑞典早在1919年就通過立法禁止企業利用行賄等手段進行不公平競爭。1956年政府又制定法律禁止企業就價格問題達成限制競爭的協議。議會還任命經濟自由總監，來監督法律執行。為了保證官員執法的公正性，1962年政府把禁止政府官員貪污受賄列入《國家刑法》。1978年政府又把法律適用范圍擴大到所有公共部門和私人企業雇員，強調：不僅索賄、受賄者有罪，行賄者同樣有罪；收到賄賂者有罪，未收到賄賂但沒有明確拒收者也有罪；在任上收受賄賂有罪，就任前或離任后受賄仍然有罪。政府在不斷進行遵紀守法教育的同時，還在《公共管理法》中規定了國家官員回避條例，嚴厲禁止政府官員個人干預執法，以保證市場競爭公正有序地進行。

    　　（五）借助工會力量推動企業優勝劣汰。自50年代起瑞典實行全國統一勞資談判制度以來，總工會在社民黨政府支持下強調工資之多寡只能取決于工作的性質和要求，宣稱由企業的利潤多少來決定工人工資，意味著要部分工人“勒緊腰帶來贊助那些發展停滯、管理不善的企業”。工會在社民黨的支持下長期在不同行業、不同地區和不同企業間極力追求同工同酬目標（又稱“團結工資政策”），結果大大加重了那些設備陳舊、效率低下的企業的費用和負擔，經受不住這種內部壓力和國際競爭的企業被迅速淘汰。同時工會在談判中強調照顧低收入者，壓低高技術產業工人的收入增長速度，使他們變成其國際同行中的“低收入者”，提高了瑞典的技術密集性產業在國際上的競爭力。

    （六）利用稅收政策刺激企業增加積累和投資。瑞典對企業利潤實行雙重征稅，即在征收企業利潤稅（名義稅率58%）后，對股東的分紅所得再征收個人所得稅。高收入者的所得稅邊際稅率常常超過70%，從而大大抑制了股東們的多分少留的欲望。同時政府還通過種種手段對企業增加儲備和投資提供減免稅優惠，使利潤大部分被留在企業內部，僅約10%左右被分紅，20%上下被交稅，從而使瑞典企業有雄厚的財力來更新設備和技術以適應國際市場的風云變幻。

    （七）重視教育和培訓。早在1951年，總工會經濟學家在提出團結工資政策時就指出：這一政策將使大批職工從落后企業中被“排擠出來”，政府應利用這一形勢，通過對培訓和資助他們積極流動，來推動經濟結構變革和技術進步。這一主張1957年為政府所接受。大批再就業培訓中心在全國建立起來，每年占全國勞動力約2％的失業者在接受免費培訓后迅速轉入生產率較高產業，從而大大加快了瑞典的經濟結構變革。

    （八）發展與完善社會福利。經濟的迅速發展為提高社會福利提供了新的可能。在工會推動下，政府通過立法在全國建起了包括兒童補貼、免費教育、疾病保險、失業與勞動保險、人民養老金與附加退休金、婦女產假、社會救濟與社會服務等在內的一整套社會保險和社會福利，其覆蓋面之大和條件之優惠在西方國家中少有匹敵。

    （九）努力縮小地區發展差距。面對日漸擴大的地區差距，1965年瑞典決定對投資邊遠地區的企業提供資助或優惠貸款。1976年又通過立法規定各省制定地區發展規劃，加強對支邊工作的計劃調節。政府還在基礎設施擴建，發展中、高等教育，開辦高科技產業，企業稅收減免、運輸補貼、工資補助等方面在邊遠地區實行政策優惠。

    （十）擴大工會的影響。在社民黨的支持下，議會于1972年通過了《股份公司和經濟組織中職工代表權法案》，使雇有25人以上的企業理事會中都有職工代表。之后又通過《就業保護法》和《勞動環境法》，對企業主解雇職工的權力進行了重要限制，并加強了工會在勞動環境和工作條件等問題上的發言權。1976年通過的《勞動生活中的共決權法案》又規定了企業一切重要決策事先都要聽取工會意見，從而進一步限制了資產階級的權力。

    （十一）爭取有利的國際和平環境。為了獲得經濟發展必需的國際和平環境，戰后社民黨堅持執行其和平中立政策，在反對超級大國霸權主義和侵略擴張的同時，同情并支持第三世界，支持國際貿易和國際經濟合作。         

    三、瑞典模式的特點

    　  瑞典幸免于兩次世界大戰。加上上述政策措施的推動，瑞典經濟自三十年代中期出現了半個多世紀的持續增長。1870年到1970年間人均產值增長速度居世界第二，僅次于日本。瑞典由“歐洲窮人”一躍變為世界上人均產值最高、社會福利最發達的國家之一。瑞典發展模式由此產生了許多不同于其它國家的特點。

    （一）獨特的混合經濟。社民黨從功能社會主義的理論出發，注重對私人資本功能的限制和改造，而不是將其實行國有化，因此瑞典商業之85%，制造業之94%在社民黨執政40多年后仍屬私人所有。同時政府建立了龐大的社會保險和社會服務機構，并通過公共部門對65%左右的國民收入總值進行社會再分配。這種生產領域內的高度發達的市場經濟與分配領域內的高度計劃調節相結合，形成了瑞典模式的最大特點。

    （二）高就業與高效益相結合。由于社民黨在重視發展生產的同時，創造并堅定執行積極的勞動就業政策使得瑞典成人就業率60年代即躍居西方國家首位，1982年又上升到81.2%，遠遠超過了OECD平均水平（69.3%），而其失業率長期保持在2%上下。但瑞典并沒有因此而犧牲企業效益，而是利用稅收、工資和勞動就業政策等積極推動科學技術進步和經濟結構變革，從而使瑞典這個小國出現了十多家大型跨國公司，其中有六家之主要產品在國際市場上曾經長期占有較大份額。

    （三）全面的社會保障。社民黨把建立全面的社會福利作為實現社會主義的“中間站”，并隨著經濟的發展逐步將其推廣到人生的全過程和全國人民。企業每年按法律為職工交納社會保險費后即不必再為其生老病死操心。而職工無論干什么工作或居住在什么地方都可享受到大體相同的社會保障，因而對經濟結構變革和社會變革持歡迎態度。

    （四）社會差距較小。長期以來瑞典在個人所得稅中實行超額累進制（最高時邊際稅率曾達85%），在收入政策上照顧低收入者，加上福利制度中一些扶貧措施，從而有效地抑制了社會兩極分化。1977年瑞典全國收入最高的10%的人和最低的10%的人的收入差距經稅收和福利相平衡后由10比1降到大約4比1。這一政策使國民收入分配產生了有利于勞方的變化，勞動所得（工資加雇主為其支付的相當工資總額約40%的社會保險金）與資方所得（利潤加折舊費）相比已由戰后初期的1比1，上升為六十年代的2比1和七十年代的3比1，有些年頭甚至達到4比1。這種發展使財產占有的差距也在縮小。1930年至1970年間占家庭總數1%的最富有者的財產占家庭總財產的比例由47%降到23%。社會結構因此開始由傳統的金字塔型向棗核型演變。　　

     表1：　以1920年價格計算，1920年、1945年和1970年瑞典年收入總額處于同一收入段上的民眾占納稅人總數的比例[4](P85)　  　  

    單位：克朗 1920年 1945年 1970年

    1000－3000    64% 45% 16%

    3000-6000      28.7%41.6% 25.4%

    6000-10000    4.4% 9.2% 23.3%

    10000-15000   1.4% 2.3% 24.7%

    >15000    1.5% 1.8% 10.3%

    （五）勞動人民組織程度高。由于勞動人民生活不斷有所改善，瑞典總工會會員50多年來持續增長。約90%的藍領工人（220萬人）和80%（130萬）的職員分別組織在統一的工會組織中，瑞典勞動人民因此成為發達國家中最有組織的一支隊伍。社民黨100萬黨員中75%是集體入黨的工會會員。瑞典工人運動“這棵大樹上的兩個主干”的血肉相連的關系，使得它們相互依存，共同團結職員中央組織（白領工會），與私人資本及其代表既斗爭又妥協,推動了社會變遷大體上朝著有利于勞動人民方向發展。

     社民黨長期執政并堅持進行社會變革的結果使瑞典在西方國家中成為社會差距最小、社會再分配程度最高，而工資和獎金收益之類的市場收入占職工可支配收入比例最低的國家。社會主義因素較多是瑞典模式的另一個顯著特點。

    　  表２：西方九國民眾實際收入差距(基爾系數)、社會再分配程度和職工來自市場的收入占其可支配收入的比例[5](P138) 

    基尼系數 再度分配 市場效益

    澳大利亞 0.286 32.7% 83%

    加拿大 0.290 24.7% 80%

    荷蘭 0.266 43.2% 52%

    挪威 0.231 37.5% 66%

    英國 0.263 32.8% 71%

    瑞典 0.194 52.8% 49%

    瑞士 0.319 16.1% 73%

    德國 0.251 37.8% 51%

    美國 0.312 29.6% 77%

    四、反思與調整

     自三十年代到七十年代中期，“瑞典模式”經歷了誕生、發展到成熟的過程。這是對瑞典資本主義初期的自由市場經濟的否定。社民黨以功能社會主義為指導，通過政府宏觀調控，使經濟基礎和上層建筑之間的矛盾、生產力與生產關系之間的矛盾，以及勞動人民和資產階級之間的矛盾逐步緩和，促進了經濟發展和社會進步。

     在這一進程中瑞典資產階級也獲得了巨大利益。1937年至1984年間，瑞典股價實際年增2.33%，據世界第一位，而占第二位的美國僅增1.17%。到1978年僅8%的瑞典家庭直接持有股票，其中1%的最富家庭占有82%的私人股票，從而控制著大多數大中企業。盡管如此，他們對社民黨進行的種種改革，特別是它對資方權力進行的各種限制很不滿意。他們對于社民黨進行各種變革總是不同程度地加以反對。他們中的有些人念念不忘的是資產階級的一統天下，一有機會就積極支持資產階級政黨進行倒閣活動。社民黨政策上的失誤也使這種政權更迭成為可能。1975年至1995年間瑞典經濟二十年間兩次陷入嚴重危機，長期執政的社民黨也因此兩次下野。形勢的變化迫使社民黨對其政策不斷進行反思和調整。

     1976年當第二次石油危機襲來時，社民黨試圖再次借助赤字預算來維持生產和就業，卻在國際需求下降情況下，人為地惡化了生產過剩的危機，結果造成大選失利（得票42.7%）。代表中間階層黨派――中央黨(24.1%)和人民黨(11.1%)與保守黨(15.6%)聯合組成了議會多數，從而使社民黨失去了連續44年的執政黨地位。

     但以中央黨主席為首相的資產階級中右政府也沒有擺脫經濟危機的良策。在對危機企業進行大規模挽救無效后，政府只好將大批造船廠和鋼廠實行國有化。在兩三年間它們所搞國有化規模竟然超過執政44年的社民黨！為了兌現其大選諾言，執政黨繼續改善社會福利，結果在生產發展停滯情況下，社會福利總開支由1974年的618億克朗（GDP之24.2%）猛增至1982年的2076.5億克朗（GDP之33.1%），從而使政府財政赤字和國家債務猛增，物價不斷上漲，工業投資連續下跌，經濟發展停滯，工業資本總存量六十年來首次出現下降。1980年冬政府開始調整政策，提出了緊縮開支、削減福利的主張。但其所提議的將養老金補貼與能源價格脫鉤，生病第一天和失業第一周不發保險金等調整，還沒來得及全部實施，政府就在民眾抗議浪潮中了下臺。瑞典調整福利開支的第一次努力因為得不到社民黨和總工會支持失敗了。

     面對經濟滯漲，1981年社民黨召開的全國代表大會通過了題為《瑞典之未來》的決議，并指出，“公眾或者社會必須有權決定企業活動的總體性規則，如對環保和勞動保護等做出規定，對企業資金積累和信貸走向進行監督，以便使之用于生產性投資，有利于實現地區性平衡等。但在這個大框架內，企業應該有權決定自己的工作方式。因為只有在一個分權制社會里，消費者發出的信號才能為企業所接受，并影響到生產；也只有企業可以自己進行決策時，職工才真正能對其工作條件施加影響”，[3](P46)從而在政府宏觀調控和企業自主經營之間劃清了界限，為社民黨調整國家干預的力度做出了重要鋪墊。決議在分析國內外形勢后強調，凱恩斯主義的膨脹政策和里根主義的供應學派緊縮政策各執一端，都不符合瑞典的情況，決議主張將擴張與緊縮相結合，走“第三條道路”，即在減少政府干預、壓縮政府開支和私人消費的同時，有選擇地增加公共投資，刺激工業生產，帶動以出口為先導的經濟回升。

     1982年社民黨在“保衛福利、重振經濟”的口號下贏得了大選(得票45.6%)后，將其“第三條道路”經濟政策付諸實施，其主要措施有：

     （一）提高競爭力。為改善企業的國際競爭力，社民黨上臺后一舉將克朗貶值16%。為使貨幣貶值的效用不為工會的補償要求迅速吞沒，政府在凍結物價的同時，恢復了被前政府削減的幾項福利。同時社民黨還決定對大中企業加征20%的超額利潤稅，增收0.2%的工資稅，以建立職工基金，購買企業股票，擴大工會影響。該黨宣稱，這是實現政治民主、社會福利之后的第三大目標－－“經濟民主”。但在資方的堅決反對下，該黨又規定基金在同一企業中所購股權不超過40％，而工會只能代表其中的一半。

     （一）減少干預。社民黨感到，國家過多干預不利于企業參與國際競爭，因此修改法律，取消了國家對信貸額和外匯交易的控制，取消了對瑞典人到國外投資的限制，同意外資在瑞自由購買企業，外國銀行在瑞自由營業，從而徹底放棄了對信貸金融市場長達五十年的行政控制，為國際資本流動打開了國門。政府還取消了農業補貼和對農產品和食品的價格的控制，使外國農產品在二戰結束后首次得以在瑞典市場上自由競爭。

    （二）改造國有企業。政府放棄了國有企業對就業負有特殊責任的要求，而強調國有企業的主要目標是為國家贏利。對經過改造不能扭虧為盈的企業，政府或將其關閉或轉售私人。政府把八大國家企、事業管理局改造為股份公司后，將其推向市場，使它們在競爭中得到發展。出于意識形態考慮，社民黨反對籠統地提國有企業私有化口號。

    （三）降低稅收。為了刺激人們的工作和儲蓄的積極性，并打擊不斷增長的偷稅漏稅活動，政府在1990年和1991年間分兩步把個人所得稅邊際稅率由原來最高的70%降到不超過50%，使絕大多數職工（年收入不超過238，400克朗者，約合3萬美元）僅交30%的地方所得稅和象征性的200克朗的國家所得稅，而收入高過此數的人再在其超出部分上加交20%的國家所得稅。同時政府還決定將資本所得（如存款利息，買賣股票、房地產所得，資本分紅等）從個人總收入中抽出來，單獨交稅30％，從而使最高收入者的所得稅率降至45%左右。企業名義稅率也由原來的56%降到28%。

    　　（四）追趕歐洲一體化列車。政府1986年與歐共體簽訂科技合作協定，同時還積極參與歐洲自由貿易聯盟與歐共體共建歐洲單一市場的合作，1991年又決定將其貨幣與歐洲貨幣機制掛鉤。同年７月社民黨一改其多年的徘徊，正式申請加入歐共體。

    　　加上政府采取的加強科研、增加工業投資等措施，瑞典經濟自1983年起出現強勁回升。1983至1988年間GDP增長13％，工業生產增長20％，失業率降到2％以下，政府財政開支走向平衡。但這一成功是以勞動人民做出犧牲為代價的。嚴厲的財政緊縮政策和政府在信貸市場上大舉借貸所造成的財產轉移效應相結合，使瑞典國民收入在勞資之間的分配由70年代的３比１，降為80年代的２比１。在這種形勢下社民黨1989年迎來了其建黨100周年。為了安撫群眾，該黨決定將假期由五周增至六周，將產假由9個月增至15個月 ，將兒童補貼提高66％等。

    　　優厚的福利未能激勵更多的人勤奮工作。相反，1982年社民黨取消前政府對疾病保險所做限制后，瑞典職工人均病假由同年的18.6天迅速增長到89年的26.2 天。同時大批企業卻苦于找不到工人。工會為爭奪領導權而競相提高要價，在1986年至89年間工業生產率三年共增4.5%的情況下，勞動費用增長了約30％，造成瑞典勞工市場罷工不斷，經濟環境日漸惡化，加上歐共體統一市場的吸引，瑞典資本外移不斷加快。

     形勢的惡化使社民黨意識到改革社會福利特別是疾病保險制度的緊迫性。考慮到當時的議會力量對比和群眾意愿，1990年初政府首先提出了凍結工資、凍結物價和禁止罷工的提案。工會立即表示強烈反對。其同盟者左翼黨和其它資產階級政黨在議會中共同反對這一提案，迫使社民黨提出政府辭職。由于資產階級政黨在議會中拼湊不出多數，社民黨很快就得到議會再次授權。重新組閣后的社民黨不顧工會的強烈反對，堅持對疾病保險進行調整。為了避免承擔社民黨政府再次垮臺的責任，左翼黨對其提案投了棄權票，使社民黨最后成功地將病假工資由原工資之90％至100% ，改為頭3天65％，之后80％，自第91天恢復到90％；對勞資集體協議規定之各種補貼，政府也做了一些限制，要求職工各類疾病補貼加在一起，頭三天不得超過原工資之75%，之后不得超過90%。因小孩生病請事假，補貼由工資之90％，改為頭兩周80％，之后90％。

    　　蘇東劇變也為國內資產階級政黨反對社民黨執政增加了口實，社民黨的職工基金和工會會員集體入黨制度成了其主要攻擊目標。在它們的強大攻勢下，左翼黨（原共產黨）為了洗刷其與蘇聯的歷史關系，準備支持其它黨派在議會提出禁止集體入黨的法案，迫使社民黨1990年底最終放棄了其自建黨以來實行的工會會員集體入黨制度，其黨員人數由八十年代的100萬猛降到1991年的26萬，加上社民黨與工會在調整福利問題上的公開爭斗，兩者之間的聯系受到嚴重削弱。

    五、痛苦的再調整

     面對蘇東巨變引發的否定社會主義的國際風潮，該黨堅持對資本主義的批判。1990年黨代會通過的新黨綱指出：資本主義發展的動力過去和現在都是對利潤的追求，對人類的壓迫和對自然資源的掠奪是其本性。與其它一些歐洲左翼黨派不同，該黨重申其“目標是改造整個社會，使對生產和分配的決定權掌握在全體人民手中，……建立在階級基礎之上的社會讓位給在自由與平等基礎上相互關聯的社會共同體”。 [6](P2、P17、P18)針對社會上對計劃經濟的種種非議，黨綱指出，把市場經濟與計劃經濟對立起來是一種“簡單化”，計劃經濟還是市場經濟，都是怎樣更好地實現所提出的目標的“方法問題”，表示只有把國家調控與市場經濟相結合，才能實現其民主社會主義的選擇。

    　　關于所有制問題，黨綱總結其經驗說，過去社會主義者都認為，要改變生產秩序只有取消生產資料的私人所有制。這種觀點來自工人運動青年時期和當時的社會條件。但隨著普選權和政治民主的實現，條件發生了變化。政治權力不再源于財產占有，而源于公民權。社民黨可以利用贏得的政治權力，使越來越多的對社會發展的實際決策權，從私人資本手中轉移到民眾手里。黨綱承認瑞典仍然存在許多“資本主義的原始因素”，許多關系全國發展和公民個人生活條件的決定仍由少數人根據資本主義利潤原則做出，但指出其“民主社會主義的道路”為勞動人民爭得了“歷史上從未有過的經濟利益和社會保障”和勞動生活中的共決權，說社會主義的實現是一個長期進程，經濟發展的全球化使工人運動面臨新的困難和挑戰。

     代表大會當時就注意到“新型的投機資本主義分子”對瑞典經濟的威脅，但卻沒有意識到一場金融風暴和經濟危機已迫在眉睫。社民黨八十年代放松并取消信貸限額后沒有及時改革其稅收和福利制度，也沒有執行經濟緊縮政策，以致許多人乘機大舉借貸搞房地產或股票交易，加上職工基金在市場上購買股票的活動，八十年代瑞房地產價格指數８年內凈增2.5倍，股價指數十年間上升５倍。進入九十年代社民黨開始將控制通貨膨脹作為政策重點并加快稅收制度改革。隨著改革的深入和原稅制中的貸款利息可以進行稅前扣除的優惠待遇的消失，瑞典房地產、股票價格開始激劇下跌，各大銀行和信貸機構紛紛陷入危機，泡沫經濟走向破產。1991年秋瑞典在經濟危機陰影中舉行大選，社民黨得票下降了5.5個百分點（到37.7%）。最大資產階級政黨的保守黨(21.9%)和另一個右翼政黨基督教民主黨(7.1%)選票分別增長3.6和4.2個百分點。它們和兩個中間黨派中央黨(8.5%)和人民黨(9.1%)聯合在議會組成了新的多數。

    　　以保守黨主席為首相的四黨聯合政府一上臺開始實施其“改換制度”的競選綱領，政府宣布立即撤消資方所痛恨的職工基金，取消它們不喜歡的股票交易稅，并降低遺產稅、財產稅、能源稅和雇主稅等；宣布將34個大、中型國有企業私有化（營業額達1500億克朗）；同時還在國內民航、廣播電視、郵政電信、高等教育、汽車檢測等一系列領域放松控制、引進競爭。為了避免金融危機導致其金融信貸體系的崩潰，1992年9月政府決定為所有瑞典銀行提供擔保，其后又一度將其央行的邊際利率提高到驚人的500%，但仍未擋住國際投機家對瑞典貨幣的猛烈襲擊。同年11月19日瑞典被迫放棄了其近120年來（個別年頭除外）堅持的相對固定的匯率制，讓瑞典克朗自由浮動(貶值約20%)。為了控制迅速增長的財政赤字，政府與社民黨進行磋商后提出了緊縮開支、降低福利的計劃，決定在社民黨1990年調整基礎上將失業保險、疾病保險，和父母保險等各項社會保險的補償率統統由工資之90%調至80%；失業一周后，生病一天后才發保險金；政府還決定改變社會保險資金全部由雇主承擔的作法，1993年職工開始將工資之1.95%作為個人保險金上交國家。

    這些以自由化、私有化和結構調整為重點的新自由主義政策使瑞典經濟雪上加霜，加上世界經濟不景氣，1991至1993年間瑞典經濟出現戰后首次負增長，三年下降共約5%。失業率同期由1.5％激升到8％。政府財政收支由1990年的（相當于GDP之4%）盈余，迅速變成1993年的赤字（相當于GDP 之12.3%）。國債占GDP比例由1990年的42.3%上升到1994年的77.9%。這是近六十年來瑞典歷史上最嚴重的經濟危機。經濟困難使得人心思變。1994年秋大選中社民黨得票45.3%，增加7.6個百分點。其支持者左翼黨（6.2%）也增長1.7個百分點。環境黨（5%）再次進入議會。中央黨(7.7%)人民黨(7.2%)和基督教民主黨(4.1%)得票都有下降，新自由主義代表－－保守黨(22.4%)得票卻繼續增長。工會支持下重新上臺的社民黨向何處去？是按照本黨多數選民的愿望停止削減和整頓，還是不顧他們的要求繼續進行政策調整。1970年到90年代中期，經合組織國人均國民產值增長60%，瑞典僅增37%；期間瑞典克朗貶值一半，其福利開支相當于GDP比例翻了一番，且經過四年調整后仍然居高不下。1975年至1990年，瑞典在聯合國開發計劃署（UNDP）發展指數世界排名榜上由第4位下降到第11名。嚴酷的事實使該黨意識到，后退只會危及國家和黨的長遠利益。權衡再三，社民黨下決心繼續其自1990年開始的政策調整。新政府決定在四年任期內把消滅財政赤字作為首要政策目標。政府首相以他擔任財政大臣期間到國外借款時所遇到的難堪經歷告誡選民：欠債者沒有自由，瑞典社會福利絕不能長期建筑在赤字和債務基礎上。

     為此，政府提出了四年內增收節支1180億克朗（相當于GDP之7.5%）的計劃。宣布在提高資本稅和財產稅的同時，將高收入者所得稅率由20%提高到25%，從而改變了前政府把整頓國家財政的負擔主要放在普通群眾身上的作法。政府在大力減少公共開支的同時，1996年開始改革預算程序。為了控制未來開支增長，政府決定一次提出未來三年的公共部門預算支出總額，提交議會討論批準后，任何人不得突破（開支封頂）。同時決定把政府開支分解成27個領域。議會在決定每年開支總額的同時，確定每個領域內的開支。任何領域內的新增開支必須以減少本領域內同額開支為前提。政府還決定每個經濟周期內公共部門財政總收支必須實現一定盈余，并要求各部據此落實每個年度的節約數額（節約目標）。1998年政府確立本經濟周期內財政總收支盈余目標為GDP的2%，并根據經濟發展情況把2001年政府財政開支盈余的目標定為GDP的2.5%。

    　　苦于福利開支居高不下，社民黨不顧工會的強烈反對，進一步加大了對社會福利調整力度，把社會保險的補償程度由80%下調到75%，養老金、兒童補貼，住房補貼等其它福利也全線下調，從而徹底打破了社會福利只增不減的剛性發展。政府要求失業者隨時準備工作，對不接受所推薦之適當工作或自己辭職者，保險部門得扣發其20至60天的失業保險金。政府還提高了住院費、掛號費和藥費等，但同時又規定醫藥費總開支一年內超過2200克朗（約合270美元）后全部免費，以照顧弱者。政府努力維護其福利制度的總體框架，強調醫療、教育和老幼護理等民眾基本需要不能由市場規則主導。政府繼續提高福利資金個人承擔比例，2000年每個職工須將收入之7%作為個人養老保險金上交國家。對于社民黨的上述緊縮措施，左翼黨迫于內外壓力，不敢投票支持。社民黨不得不在議會中尋求中間黨派的幫助。經過艱苦談判，社民黨與中央黨達成一致并在其支持下成功地完成了這些調整。

    　　為了促進經濟發展，政府下大力抓科研和產業結構改革，使其科研開支占GDP比例自1997年起躍踞世界首位（2000年達GDP之3.8%）。政府大力支持信息技術和高技術產業發展，支持在社會上和學校里普及電腦和上網技術，并向為其職工購買私人電腦的企事業單位提供減稅待遇。為了提高勞動力素質，政府1997年還決定為10萬名失業青年補上高中教育。政府徹底解除了對民航、鐵路、電信、郵電和電力等領域的國家控制，并資助地方政府在其主管領域內引入競爭機制，以促進并激勵其在競爭中發展。為了順應經濟全球化發展，1995年瑞典加入了歐盟。

     社民黨取消了前政府提出的國有企業私有化計劃，主張政府作為一個“積極的所有者”，應加大國有企業的改革力度，推動國企贏利。政府先后頒布了《國有企業領導人員雇用條件》，《國有企業職工激勵措施》，《國有企業董事會內部工作條例》和《國有企業對外經濟報告指導方針》等文件，指導企業圍繞著加強管理效率，提高創利意識,優化資金配置，加強核心產品和增加透明度等目標進行了大規模改組和重組。　　　　　

     政策的大調整為瑞典工業帶來了巨大活力。據美國商業部統計，1989年至2000年瑞典工業生產率提高了59%，在西方國家中名列第一，處于第二和第三位的法國和美國分別增長50%和49%。同期瑞典工業產量增長49%，也名列榜首，處于第二和第三位的美國和加拿大分別增長47%和38%。經過調整，其企業經營綜合成本下降（比德、美、英分別低30%、20% 和15%），市場規范化和廉潔度不斷提高 ，瑞典因此成為最受外資歡迎的歐洲國家之一。經過大規模改組，國有企業總利潤由1989年的57億克朗激增到2000年的204億克朗。國有企業在瑞典經濟中的重要性大大提高，國內營業額最高的十大企業中2000年國有企業占了七個，國企產值達到瑞典企業國內產值的近四分之一。政府也一躍成為斯德哥爾摩股市最大股東。同時信息技術在全國迅速普及，著名美國國際數據公司IDC對55個國家進行調查比較后宣布：2000年瑞典首次超過美國，成為世界上信息化程度最高的國家。　

     1995年至2000年瑞典GDP年增約3%，大大超過1974年至1994年二十年間的平均增長率（1.5%）。通膨率下降到2%以下,失業率減半。國際收支經常項目連續五年順差。政府財政狀況也有很大改善。政府財政收支由1994年的赤字(相當GDP之10.8％)轉變成2000年的黑字(GDP之4.1％)。同期瑞典國家債務占GDP的比例也由76.2%下降至55.6％，公共開支占GDP比例也由67.3%下降到55.4%。社會福利開支占GDP之比例由1993年38.6%下降到1999年的32.7%。社民黨由此完成了瑞典歷史上最大規模的國家財政整頓任務。由于社民黨采取了富者多勞的政策，20%的最高收入者承擔了調整費用之43%，而20%的最低收入者承擔費用之11%。　　

    　　期間勞動人民生活也有所提高，但其市場取向的政策調整使瑞人收入差距又重新拉大。據統計，1989年至2000年間瑞工人家庭實際收入增長約4.2%，但高級職員家庭卻增長11.1%。瑞典人的市場收入差距（基爾系數）由1991年的0.363 增加到1999年的0.493 。經過福利和稅收調節（再分配率37.3%）之后，其可支配收入差距（基爾系數）則由同期的0.228升高到0.252。如果考慮到由國家補貼的大量社會服務所起的平衡作用，1999年瑞典社會差距系數實際上是0.203，大體回升到其七十年代中期水平。人們估計，瑞典目前社會差距大約相當于美國的60%和英國之75%。

    同時瑞典人財產占有差距也在擴大，最富有的1%家庭占總財產比例由1970年的23%回升到1999年的29.8%。1997年僅23%的家庭直接擁有企業股票，其中1%的最富者擁有62%的私人股份。

    表３：占就業人口10%，5%和0.5%的最高收入者的稅后收入和與同年職工平均收入相比的 倍數[7](P66)

            1980年                  1990年                    1998年

    10%  1.5                        1.8                            2.1

    5%    1.8                        2.3                            2.8

    0.5%  3.3                       5.3                            9.4

    政府首相 3.0               5.3

         許多工人群眾和其它中下層人士對這一變化感到不滿。他們對社民黨由發展社會福利轉向削減社會福利、由限制社會差距到縱容差距擴大很不理解。在1994年失業率超過10%的情況下，社民黨卻把減少財政赤字作為政府最重要的政策目標，許多人稱之為“背叛”。有些人甚至離黨而去，社民黨黨員在十年間減少了三分之一強（到16萬人）。在1998年大選中，社民黨受到了自三十年代以來最嚴重的挫折（得票僅36.4%）。大批工人轉向不支持緊縮政策的左翼黨，使其選票增加近一倍（到12%）。兩個右翼黨派保守黨(22.9%)和基督教民主黨(11.8%)得票上增。中央黨（5.1%），人民黨（4.7%）和環境黨（4.5%）得票下降。社民黨在左翼黨和環境黨支持下得以繼續執政。

     隨著經濟的好轉，政府決定從1998年1月1日起將其社會保險補償度調回到80%。通過其集體保險，絕大多數職工的醫療保險金可達病前工資之90%。2000年政府又決定退還個人交納的參保金之一半，在恢復福利金基數全額的同時，還提高了補充養老金、提前退休金、兒童補貼（到每月950克朗）、住房補貼和沒有參加保險的失業者現金補貼等，從而使這些社會弱者的經濟條件開始有所改善 。政府降低入托收費的決定特別受到低收入者的歡迎政府在將部分財政盈余用于歸還國債的同時，增加了對地方撥款（1996-2000年200億克朗，2001年又加45億）以改善小學、幼兒園、老人院和醫院等公共部門服務。2001年春社民黨在其預算報告中又提出了到2004年將成年人就業率由目前的77.2%提高到80%，將長期依靠社會救濟的家庭（1999年為11.5萬人，約占家庭總數5%）減半的兩大目標。隨著經濟好轉和勞動人民生活的改善，社民黨的影響開始回升。    　　

    六、擊退右翼勢力進攻　　　　　

     2001年11月6日社民黨召開了第34次全國代表大會。佩爾松首相在討論新黨綱草案時指出：對于年輕的工人運動來說，民主要求首先是一個打破資本權力的問題，對社民黨來說今天這仍然是一個核心問題。工人運動來自于階級差別巨大的社會，因此在討論平等問題時人們自然以減少階級差別為出發點。今天要想搞清不平等問題，階級觀念依然是個中心問題。他說，現在資本力量已經變得國際化了、變得更加隱姓埋名，因此社民黨必須尋求打破其巨大權力的新道路。大會通過的新黨綱承認，瑞典仍然是一個階級社會，階級差別近十年來又重新拉大。指出：目前這種情況如同工業化初期情況相似，新技術革命所帶來的巨大成果在開始階段往往首先為掌握著資本流向的人所獵取。但是這種權力向資方利益的傾斜“并非是不可避免或者不可改變的”。新黨綱強調，經濟的全球化要求工人運動的斗爭必須全球化，要聯合世界各國進步力量，建立新的政治聯盟，把全球化變成促進民主、福利和社會公平的工具，引導社會向前發展。

     黨綱反對把某種單一形式的經濟所有制作為實現人類理想社會的前提，主張在所有制問題上反對來自左的或者右的方面的“原教旨主義”，稱決定性的因素實際上并不是外表形式，重要的是怎樣才能更好地實現黨的活動目標。黨綱主張把資本主義和市場經濟相區別，稱市場經濟是一個以貨幣為媒介的資源“配置體系”。而資本主義是以資本的增值作為其最高原則的“權力制度”，這種制度給予資本家以決定其它所有人的利益的權力。黨綱指出瑞典社民黨的意識形態基礎是馬克思主義的歷史唯物論，強調“在資本與勞動的沖突中，社會民主黨始終代表勞方的利益。社民黨現在是、而且永遠是反對資本主義的政黨，始終是資方統治經濟和社會的要求的對手。”[8](P5、P15、P16、P17)在國際社會主義尚在低谷之時，社民黨這一自我重新定位再次表明：它是一個政治上成熟的工人階級政黨。形勢的發展也教育了群眾。在黨代會期間，瑞典總工會主席決定工會支持社民黨的綱領和為改善勞動人民生活所做的努力。他宣布總工會決定在一年內動員10萬工會骨干入黨，以增加社民黨的工人階級的成份。為了支持社民黨在2002年秋天大選中競選連任，總工會投入了大批人力和物力，使得社民黨大選中地位不斷改善。在大選前夕，聯合國開發計劃署7月24日公布的全球173個國家發展程度排名榜上，瑞典由1990年的11位提升到2000年的第2名（僅次于挪威），社民黨近十多年來的政策變革由此得到了國際社會的肯定。這也為該黨競選連任提供了重要資本。

     瑞典經濟的快速回升，政府在9.11事件后的堅定立場和在擔任歐盟主席國時的杰出表現都使社民黨贏得了民眾信任。在競選活動期間該黨緊緊抓住保守黨提出減少1300億克朗稅收的綱領，卻又不敢講明需要進一步削減社會福利；主張加強打擊犯罪，卻又要求酒店二十四時營業等自相矛盾之處，猛烈抨擊其新自由主義政策的虛偽性。近三十來保守黨兩次上臺時其經濟危機加重，人民生活下降的事實也教育了人民，結果使保守黨在大選中丟掉了三分之一選票（到15.2%），遭受了近三十年來的最大挫折。另一個右翼政黨基督教民主黨也丟失了2.7個百分點的選票，新自由主義勢力在瑞典失去了勢頭。但人民黨領袖提出的在增加勞動力進口的同時限制外來移民入籍的競選主張，贏得了迫切需要外來勞動力的中小企業和擔心外來競爭的部分群眾的好感，其強令學生在校內關閉手機的主張也受到一些選民的支持，使其得票一下增加了8.6個百分點，在這次選舉中大出風頭。中央黨和環境黨得票也分別增長1和0.1個百分點。社民黨得票39.8%，不僅保住了執政黨地位，而且得票有3.4個百分點的較大增長。在這次大選中約60%（1998年55%）的藍領工人，39%（37%）中下層職員和26%（22%）的高級知識分子投了社民黨的票，從而使該黨首次同時成為瑞典三個最大工薪者組織（從蘭領到白領）的成員投票最多的黨。

     大選后，社民黨先后與左翼黨和環境黨就新政府大政方針達成了協議，為其繼續執政贏得了多數。10月4日佩爾松首相組成新一屆社民黨少數派政府，提出了重建瑞典福利國家的施政綱領。10月28日社民黨中央召開會議，宣布瑞典加入歐洲貨幣聯盟的時機已經成熟，主張與議會其它各黨商討就此舉行公民投票的時機和安排。自1999年10月到2002年秋，歐盟先后有九個左翼黨政府首腦競選連任，其中六位失敗后下野。英國的布萊爾和德國的施羅德雖然得以連任，但執政地位也受到削弱。唯有瑞典社民黨頂住了新自由主義勢力的進攻，不僅保住了執政黨地位，而且在議會中地位有所加強。這一獨特現象引起了國際社會的關注。

     挪威工黨領袖約哥蘭指出，瑞典大選結果證明，左翼黨派只要能與時俱進，就能擊敗歐洲右翼浪潮。他一言中的，道出了瑞典社民黨大選獲勝的根本原因。在經濟全球化的浪潮中，社民黨經過二十多年的痛苦反思與調整，對其經濟發展模式成功地進行了揚棄，對其理論和政策進行了重大調整，使瑞典面對經濟全球化和社會信息化的挑戰增強了綜合國力和國際競爭能力，從而在各派政治力量競爭中再一次取得了勝利。

     可以說，社民黨在進行變革的過程，是該黨團結群眾，戰勝右翼極端勢力挑戰并使之在瑞典逐步失去市場的過程。期間，瑞典社會差距一度重新拉大，勞動人民生活也受到一定影響。據統計，1994年至1999年間平均有5.1%的瑞典家庭處于貧困狀態，但其中70%的家庭持續受困時間不超過兩年。因此，瑞典勞動人民所遭受之困難，與上個世紀初期的兩次大危機相比，無論是在規模上還是程度上，都小的多。

     自社民黨1932年上臺到現在，七十年過去了。人們說，這期間瑞典發生了一場“靜悄悄的革命”。社民黨的理論源于馬克思主義，組織上與瑞典工人階級有著密切聯系，在歷史進程中表現出創造力和革新精神。期間社民黨在政策上曾有過不少失誤，并曾兩度（共9年）下野，但它在瑞典進行的社會主義導向的變革已深入人心，因而始終影響著歷史發展的進程。這些改革尚未從根本上改變瑞典的資本主義性質，但它們大大促進了社會生產力的發展，明顯地提高了勞動人民的生活水平和社會地位，同時也為這個國家增添了社會主義因素。瑞典社民黨對社會主義的追求和實踐，為國際工人運動提供了有益的經驗，值得進一步研究。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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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有錢人飛得越來越高》，瑞典總工會調查報告，2001年11月。

    [8]《瑞典社會民主黨2001年黨綱》，瑞典文版，2001年11月6日通過。　

   
附：倡議書

各位左翼及希望社會安定和諧發展的人士：

本人以為，當今世界已進入一個多元化時代，表現在政治、經濟、文化各個方面都呈現多元化發展的趨勢和狀態。隨著私有制、市場經濟的推進，中國社會目前已分化為四個階層：國家管理人、資本家、中產階級、勞動者，其中勞動者又分為三個子階層：發展型、溫飽型、貧困型。勞動者階層目前占人口總數的百分之八十左右，改革使這個階層成為弱勢群體，他們在改革中獲得的利益最少，溫飽型、貧困型勞動者成為利益受損體。

在市場經濟的多元化社會里，四個階層必須共同生存，階層之間的矛盾只有通過妥協的途徑來解決，才能使社會獲得穩定、持久發展的環境。妥協是民主的象征，是解決階層矛盾唯一有效和良性的途徑；尖銳、對立、不妥協的階層斗爭，于國、于民、于己都沒什么好處。

本人以為，私有制、市場經濟帶來的社會矛盾并非是不可控制的洪水猛獸，中國社會要回到毛澤東時代的公有制、計劃經濟已不可能，也沒有必要。中國應當走一條類似于“瑞典模式”的道路，在混合經濟體制下，奉行勞工主義，建設福利國家。

瑞典在瑞典社民黨的執政下，自三十年代到七十年代中期，“瑞典模式”經歷了誕生、發展到成熟的過程。這是對瑞典資本主義初期的自由市場經濟的否定。社民黨以功能社會主義為指導，通過政府宏觀調控，使經濟基礎和上層建筑之間的矛盾、生產力與生產關系之間的矛盾，以及勞動人民和資產階級之間的矛盾逐步緩和，促進了經濟發展和社會進步。社民黨長期執政并堅持進行社會變革的結果使瑞典在西方國家中成為社會差距最小、社會再分配程度最高，而工資和獎金收益之類的市場收入占職工可支配收入比例最低的國家。

本人以為，相當一部分左翼人士所主張的公有制、計劃經濟不大現實，這也是左翼至今不能占據主流的重要原因之一。本人建議左翼人士聯合起來，認真研究、推出以“瑞典模式”為準的第三條道路，大力宣揚在多元化社會的基礎上，建立勞工主義的福利國家，影響、控制中國的意識形態，使之成為占據主導地位的思想。

祝各位同仁：工作愉快、事業成功！

康新貴

二00六年八月二十五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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