相關學者以往在談及美國對華研究類檔案時，想到最多的應該是中央情報局制定的系列情報評估報告，其次便是美國國務院制作的相關研究報告，但對其他美國政府部門制作的研究報告則甚少了解，美國新聞署的研究報告便是其中之一。盡管隨著文化冷戰史研究的興起，越來越多的學者開始考察美國新聞署，但由該機構制作的數量龐大的研究類檔案仍未引起學界的充分關注。鑒于此，筆者擬在簡要介紹美國新聞署研究類檔案整體館藏情況的基礎上，特別對該機構制作的對華研究類檔案予以重點推介，以便更好地推進國內文化冷戰史研究和中美關系史研究。

　　一、美國新聞署研究類檔案的整體館藏情況

　　作為美國獨立的政府機構，美國新聞署成立于1953年8月1日，持續運作至1999年9月30日，之后其相關職能并入美國國務院。根據美國國家安全委員會第165/1號文件(NSC165/1)對其職責所作的界定，該機構的主要職能包括如下幾個方面:(1)向外國民眾講解宣傳美國政府的目標和政策;(2)富有想象力地描述美國政策與世界其他地區民眾合法訴求之間的關聯;(3)揭示和對抗那些歪曲或者試圖挫敗美國目標與政策的敵對企圖;(4)描述美國人民的生活和文化，以便使外國民眾更加容易地理解美國政府的政策和目標。不過，美國新聞署自身卻認為其職責界定可以更為簡化一些，那就是由其負責“向世界講述美國的故事”⑤。

　　早在1954年，美國新聞署便在世界79個國家設立了210個辦事機構，而在60年代末70年代初的發展巔峰時期，它更在170多個國家設有辦事機構，國內外雇員數量超過1.2萬人。這種國際網絡布局為該機構提供了便捷的信息搜集渠道。經過考察，美國新聞署于1954年特別設立研究和情報辦公室，由其負責分析從世界不同國家和地區獲取的情報信息并制定相關研究報告，以便從各個層面考察共產黨的宣傳活動、關注與美國國家利益相關的外國公共輿論變化以及評估美國新聞處的行動效果。這些研究報告考察內容紛繁復雜，數量龐大，其中一些具有極為重要的研究價值。

　　在美國新聞署并入國務院之前，相關的檔案資料主要存放于該機構自己的資料室中，但1999年并入國務院后，它們統一交付給美國國家檔案館。為便于讀者查閱，美國國家檔案館將與該機構相關的檔案集中收錄在美國新聞署檔案合集(RecordGroup306:RecordsoftheU.S.InformationAgency)中。根據美國國家檔案館提供的檔案目錄，該檔案合集現在共包含800多個檔案子集，類型有紙質檔案、縮微膠卷和影音資料等。

　　僅就美國新聞署研究類檔案館藏情況而言，數量最為龐大的是該機構制作的綜合性研究報告，內容主要包括考察世界各國和地區宣傳能力的發展變化、關注國際輿情變動以及考察其他國家和地區的內政外交變化等，如“1954—1956年研究報告”檔案子集3盒、“1956—1959年研究報告”檔案子集7盒、“1958—1962年研究筆錄”檔案子集4盒、“1960—1999年研究報告”檔案子集61盒、“1953—1997年特別研究報告”檔案子集54盒、“1963—1999年研究備忘錄”檔案子集78盒。當然，在美國國家檔案館中，還有其他檔案子集亦收錄了一些綜合性研究報告，但由于其數量較少且基本不涉及中國問題，此處不再列舉具體名錄。

　　作為負責美國對外宣傳的專屬機構，美國新聞署對國際輿情變化極為關注，專門制作了多個系列的輿情考察和媒介報道評估報告。收錄比較完整的主要包括“1954—1964年國際調查研究報告”檔案子集38盒、“1970—1974年關于公共輿論調查的記錄”檔案子集3盒、“1973—1989年外國輿論筆錄”檔案子集5盒、“1984—1994年外國媒介趨勢和分析”檔案子集2盒、“1975—1977年共產黨媒介評估報告”檔案子集1盒、“1978年研究和國際調查文件”檔案子集10盒、“1980—1985年外國媒介反應摘要”檔案子集1盒、“1992—1997年美國公共輿論備忘錄”檔案子集1盒、“1993—1999年輿論預警簡報”檔案子集5盒。

　　此外，美國國家檔案館還收錄有“1954—1962年核查報告及其相關文件”檔案子集10盒、“1958—1962年核查報告”檔案子集3盒、“1963—1968年核查報告”檔案子集1盒、“1953—1971年行動評估報告”檔案子集3盒。這部分檔案的內容主要是美國新聞署評估部門制作的行動評估報告。同上述研究類檔案基本按制作時間整理完成略有不同，該館收錄的“1966—1967年研究項目主題文件”檔案子集1盒和“1961—1966年研究項目文件”檔案子集14盒所收錄的檔案則缺少排序，內容包括美國新聞署研究和分析人員的整體工作和活動情況，美國新聞署研究分析部門的歷史、功能和主要活動，以及美國新聞署研究部門與其他美國政府機構的合作等。檔案類型包括備忘錄、報告、筆錄、通信、問卷、電報和媒體摘要等。此部分檔案資料將有助于讀者更好地了解美國新聞署研究報告的制作流程等情況。

　　盡管美國國家安全委員會和美國新聞署在界定其職責時，都使用了一些冠冕堂皇的官方話語，但在冷戰背景下，幫助美國贏得對社會主義國家的文化冷戰卻是成立該機構的最根本原因。中國作為世界第二大社會主義國家，再加之在冷戰初期它還是蘇聯的堅定盟友，尋求擴大對華文化冷戰自然成為美國新聞署的重要活動內容。據筆者初步統計，前述各研究類檔案子集收錄與中國相關的研究報告總計超過1000份。盡管這些與中國相關的檔案資料分散收錄在不同的檔案子集中，但得益于美國國家檔案館館員的出色工作，這些檔案子集內的檔案大多都已按時間順序重新整理，同時該館還提供了較為完整的各檔案子集的檔案目錄，這使得讀者可以較為容易地依據事件發生的時間，查找出與中國相關的研究類檔案。鑒于此，在下文介紹美國新聞署對華研究類檔案時，筆者將不再羅列推介各個檔案子集究竟收錄有哪些與中國相關的檔案，轉而重點介紹美國新聞署對華研究類檔案的主要特色內容，在此過程中附帶將相關檔案的館藏信息向讀者予以推介。

　　二、美國新聞署對華研究類檔案的特色內容

　　概括而言，冷戰期間美國新聞署為擴大對華文化冷戰，重點開展了以下幾方面研究。

　　第一，跟蹤評估中國對外宣傳能力的發展狀況，力求探明中國對外宣傳的活動技巧。出于知己知彼的考慮，美國新聞署成立之后并沒有倉促開展對華文化冷戰，它首先是尋求系統地評估中國的宣傳能力。深入解讀已經解密的美國新聞署對華研究類檔案可以獲知，該機構傾向于從兩個維度進行評估:一方面，將中國的對外宣傳活動視為國際共產主義宣傳運動的組成部分，在系統評估國際共產主義宣傳能力發展變化的同時，部分考察中共宣傳在其中扮演的角色;另一方面，將中國作為獨立的考察對象，分專題考察中國廣播、電視、圖書雜志出版、參加海外博覽會以及開展其他文化交流活動的情況。從1954年正式成立研究部門至70年代初這段時期，美國新聞署基本會逐年開展上述兩方面的評估。與之相關的檔案資料主要收錄在“1954—1956年研究報告”“1956—1959年研究報告”“1960—1999年研究報告”“1953—1997年特別研究報告”等檔案子集中。而就評估結果而言，該機構從一開始便認為中國擁有強大的對外宣傳能力，且判斷在整個冷戰時期都在不斷發展壯大。

　　除整體評估中國宣傳能力發展變化外，美國新聞署還對中國開展宣傳活動的技巧極為重視，為此它還特別進行了一些個案研究。例如，“1960—1999年研究報告”就收錄了該機構如何研究中國在中印邊境沖突中尋求掌握宣傳主動的研究報告。美國新聞署特別制作了沖突高潮階段中國宣傳該事件的大事年表，梳理了危機前后不同階段中國宣傳重點及手法的變動，并最終于1963年5月出爐了題為“中印邊境沖突中北京的宣傳技巧”的研究報告。當然，這只是美國新聞署考察中國宣傳技巧的個案，其制作的對華研究類檔案還收錄多份該機構考察中國如何報道其他國內外重大事件宣傳技巧的檔案。

　　第二，高度關注中國內政外交的發展演變，試圖從中找尋新的對華宣傳切入點。

　　盡管美國決策層從一開始就將美國新聞署定位為負責美國對外信息文化交流活動的專屬機構，但為了更好地開展對華文化冷戰，該機構卻沒有純粹就宣傳而宣傳。它特別關注中國的內政外交問題，并對其中一些重要問題進行了深入研究，希冀從中找尋新的對華宣傳切入點，進而更好地提升文化冷戰效能。

　　美國新聞署關注的中國內政問題主要包括鎮壓反革命、中國重新評價知識分子、“百花齊放”政策、反右派斗爭、中國的核能力、中共的執政特點、中共的宗教政策、中國經濟問題(如分析中國的對外經濟聲明、斷言中國經濟數據存在通脹)等;關注的中國外交問題主要包括中國對蘇伊士運河危機的看法、中國對波匈事件的看法及其與東歐的關系、中日關系的發展演變、中印邊境沖突、中蘇關系的發展演變、中國和東南亞國家的關系、中國外交政策的整體變化、中國參加國際海洋法會議、中國參加聯合國大會、中美關系的發展演變等。對美國新聞署究竟如何評估上述問題的具體內容，讀者可以根據事件發生的具體時間，在多個研究類檔案子集中查找閱讀。

　　第三，實時關注與中國相關的公共輿論變化，希冀更有針對性地開展對華公共外交。

　　所謂與中國相關的公共輿論，主要包括中國對重大國際事件所作的評論以及國際社會對與中國相關事件的評論。從檔案收錄情況來看，在美國新聞署成立初期，與中國相關的公共輿論并沒有引起該機構太多關注，最明顯的是“1954—1956年研究報告”檔案子集并沒有收錄此方面的內容。根據筆者統計，首份與中國相關的公共輿論研究報告收錄在“1956—1959年研究報告”中，即美國新聞署于1956年9月制定的“日本專家眼中的中國共產黨”。除此之外，在整個50年代，筆者只找到另外兩份涉及中國公共輿論的研究報告，分別為1957年7月11日制定的“蘇聯和南斯拉夫對毛澤東思想的反應”和1958年9月29日制定的“共產黨中國的印象”。但從60年代開始，涉及中國的公共輿論研究就開始明顯增多，如“1960—1999年研究報告”就收錄了諸如印尼人對來自中共壓力的反應、公共輿論在中國的角色和結構、鄰國對中國的看法、全世界對中印邊境沖突的反應、國際社會對中蘇沖突的看法、外國媒介對中國核試驗的反應、國際社會對尼克松訪華的反應等研究報告;“1963—1999年研究備忘錄”檔案子集同樣收錄了多份與此相關的檔案資料，內容包括印度對中美關系的看法、中國媒介眼中的美國等。

　　及至70年代，關注國際輿情和評估外國媒介報道更成為美國新聞署考察的重點。僅就與中國相關的公共輿論檔案收錄情況而言，“1970—1974年關于公共輿論調查的記錄”收錄了美國新聞署在臺灣和香港開展公共輿論調查的相關信息;“1973—1989年外國輿論筆錄”主要介紹臺灣關注海外華人的觀點、國際社會對中共第十次全國代表大會的評論、中日旅游交流以及中國對美國的了解等;“1975—1977年共產黨媒介回顧報告”收錄了蘇聯媒體如何報道毛澤東和周恩來逝世的相關內容;“1984—1994年外國媒介趨勢和分析”收錄了中國對自由亞洲電臺的評論、西歐媒體報道1984年里根訪問中國以及東亞國家對1989年中美會談的反應;“1952—1990年世界范圍的公共輿論問卷文件”收錄有“美國之音”和中國的英語教學、《交流》雜志的讀者調查、外國廣播在華收聽情況、香港圖書館的發展調查等，盡管該檔案集收錄時限是從1952年開始，但涉及中國的檔案制作時間基本都集中在80年代;“1993—1999年輿論預警簡報”則重點考察了香港回歸前香港民眾的表現以及美國在中國人眼中的形象等。

　　分析美國新聞署考察與中國相關的公共輿論的特點，最引人注目的就是該機構傾向于進行長時段的考察，特別是對一些熱點問題或重大事件，都會跟蹤制作多份輿情報告。以國際社會對中蘇沖突的輿情變化為例，該機構從50年代末就開始關注，并持續至80年代;而從考察對象來看，既有從國際社會、自由世界、亞洲國家等角度開展的宏觀調查，亦有圍繞某單一國家如日本或遠東市民、遠東編輯這樣的細分群體開展的微觀調查。

　　第四，圍繞臺灣、香港和海外華人群體大作文章，謀求提升對華文化冷戰效能。

　　鑒于冷戰初期難以直接與中國接觸，美國新聞署選擇嘗試通過在臺灣、香港開展宣傳活動，并特別在這兩個地區設立美國新聞處，將之作為擴大對華文化冷戰的關鍵據點。為了更有針對性地在臺灣開展工作，美國新聞署于60年代特別制作了關于臺灣的交流資料手冊，內容既包括介紹其人口、主要城市、語言和讀寫能力、教育、海外留學生、報紙、期刊、圖書、廣播、電影等常規交流因素，同時還對臺灣獨有的一些非常規交流因素予以介紹，并詳細界定了美國新聞署在臺灣的目標受眾群體。這兩份交流資料手冊都收錄在“1960—1999年研究報告”檔案子集中。

　　海外華人同樣是該機構關注的重點。早在1954年，美國新聞署便制作了題為“中國共產黨對海外華人的立場”的研究報告，通過對多渠道獲取的相關信息匯總分析，試圖探明中國政府針對海外華人將會作出哪些政策變化，并考察如何依據這些新變化來調整其對華文化冷戰活動。而為了擴大利用海外華人的效能，美國新聞署還嘗試研究如何更好地與海外華人接觸，如“1960—1999年研究報告”檔案子集就收錄了1966年美國新聞署針對在泰國的海外華人制訂的交流資料手冊。

　　第五，探查美國新聞署對華文化冷戰的作用，希望找尋擴大對華文化冷戰的建議舉措。

　　冷戰初期，由于中美斷交，美國新聞署在開展對華文化冷戰時，可資利用的資源極為有限，國際廣播特別是“美國之音”對華廣播是其最為倚重的工具。正因如此，探明“美國之音”在華收聽情況就成為美國新聞署關注的焦點。該機構重點通過如下渠道了解相關信息:其一，通過采訪一些叛逃的中國人和中國戰俘(主要是朝鮮戰爭戰俘)，部分了解中國收聽“美國之音”的時間、潛在的受眾規模以及節目和內容表現等;其二，努力尋求同其他國家的駐華外交工作人員合作，由他們提供一些“美國之音”的收聽信息等。此處需要提醒讀者注意的是，即便作出了上述努力，但誠如美國新聞署在1963年制定的一份研究報告明確提出的那樣:“這些受訪者雖然非常正直和客觀，但他們對廣播收聽所作觀察，并不能完整呈現中國大陸的整體廣播收聽習慣。”

　　就調查結果而言，美國新聞署對“美國之音”在中國的整體廣播效果感到滿意。在其看來，盡管中國政府采取了諸如干擾、對偷聽者實施短期監禁、公開譴責并對被捕人員進行思想改造等措施，但“美國之音”在中國大陸仍有部分忠實聽眾，主要是那些可以接觸到短波收音機的大學和高中學生、政府官員、軍事人員以及市民。在整個冷戰時期，美國新聞署都高度關注“美國之音”在華廣播的效果，即便在80年代后期中美關系得到明顯改善之后，相關評估工作仍繼續開展，如“1952—1990年世界范圍的公共輿論問卷文件”檔案子集便收錄有1987年美國新聞署如何以成都市區和郊區民眾為樣本開展“美國之音”聽眾調查的檔案。當然，通過1987年美國新聞署此項調查的樣本選擇亦不難發現，隨著冷戰的緩和，美國新聞署得以更加深入地接觸中國受眾。

　　除重點考察“美國之音”的廣播效果外，美國新聞署還對在臺灣和香港開設的美國新聞處的活動效能進行過系統評估，與之相關的檔案資料集中收錄在“1954—1962年核查報告及相關記錄”和“1958—1962年核查報告”檔案子集中。這些評估報告系統分析了駐臺灣和香港美國新聞處的主要活動內容，對項目的計劃協調、組織管理、項目行動以及同其他部門的合作等內容進行了考察，并就如何更好地提升駐臺灣和香港美國新聞處的活動效能提出了具體建議。當然，有關對華文化冷戰效能評估的檔案并非僅僅局限于專門考察“美國之音”和香港、臺灣。自美國新聞署成立以來，該機構還要每半年向國會遞交一次行動評估報告，以便及時向美國決策層匯報其全球活動的最新進展情況。“1953—1971年行動評估報告”檔案子集便收錄了美國新聞署自成立以來近20年的活動評估情況。但由于這些報告是介紹該機構全球整體活動的效能，在涉及中國時亦只是介紹一些核心活動，受文章篇幅限制，此處不對其具體內容作更多介紹。

　　三、美國新聞署對華研究類檔案的主要價值

　　盡管當前中國文化冷戰史研究正在不斷熱起，但梳理已有研究成果不難發現，中國學者更多的是宏觀考察冷戰期間美國在全球范圍開展文化冷戰的相關內容，對冷戰時期中美之間的文化冷戰交鋒等問題仍鮮有細致考察。之所以出現這種狀況，缺少研究資料應該是首要原因，與宣傳話題相關的中文檔案資料館藏分散且不成系統使問題變得更為嚴重。不過，美國國家檔案館館藏的美國新聞署對華研究類檔案，由于其考察內容涉及中美文化冷戰的各個方面，對之進行深入研究，無疑將有助于更好地完成中美文化冷戰史研究的學術拼圖。

　　除有助于推動國內文化冷戰史研究之外，仔細研讀美國新聞署對華研究類檔案，它還包含以下幾方面價值。它提供了一種獨特視角，可以幫助研究者深入了解中國的冷戰表現和冷戰時期中美關系的發展變化。美國情報顧問委員會認為，美國新聞署的系列研究實際上是宣傳情報的一種，它是“構建完整情報拼圖的重要組成部分，對增加情報評估的完整性和準確性有重要意義”。美國情報顧問委員會之所以如此斷言，主要應該是有別于中央情報局及美國其他政府部門在制作評估報告時更多關注決策層活動，美國新聞署在制作對華研究報告時，除關注國際重大事件之外，還高度關注底層輿情的變化，尤其關注普通中國民眾對美國形象的看法變動;同時，這些研究報告更多的是通過對公開信息進行獨家解讀得出，而這些內容在很多時候恰恰容易被中央情報局等機構所忽視。這都成為美國新聞署對華研究類檔案的獨家特色，為研究者打開了一扇了解冷戰時期中國的新窗口，展現了一副有別于以往認識的中美對抗圖景，由此可以更為深入地了解冷戰時期中國如何看世界以及世界如何看中國。

　　此外，仔細研讀美國新聞署對華研究類檔案，還可發現它們具有重要的現實借鑒價值。筆者認為，這些研究類檔案至少向我們展示了美國新聞署在開展對華文化冷戰時的以下幾方面原則經驗。第一，開展宣傳工作應具有寬宏視野，打破為宣傳而宣傳的窠臼。應該將對外宣傳活動的開展納入國家整體戰略框架下加以考察，使之充分服務于國家戰略。同時，還應該高度關注對象國內政外交的變化，并適時調整宣傳重點和內容，力求宣傳活動能夠充分激起目標受眾的共鳴。第二，作好前期準備工作，確保宣傳行為有的放矢。美國新聞署之所以要制定如此眾多的研究報告，很大程度上正是為了要探明緣何開展相關行動、開展相關行動有哪些基礎和資源、開展相關行動可能會產生怎樣的效果和影響等問題。此舉帶來的直接好處就是，該機構在開展對華文化冷戰時，盡管受到中國政府的嚴重干擾和抵制，卻仍能部分實現其目標。第三，在追求實現短期目標的同時，更要力爭實現長期目標。在很多時候，宣傳效果難以在朝夕之間就得到實現，這在美國新聞署對華文化冷戰過程中有明顯呈現。但即便如此，在整個冷戰時期，該機構卻從來沒有放棄維持和擴大對華文化冷戰，此點尤其要引起我們的高度重視。

　　當然，上述幾方面經驗教訓只是筆者在整理美國新聞署對華研究類檔案過程中得出的比較粗淺的認識，更多的借鑒經驗仍有待學者通過對檔案資料進行深入研究得出。比如在“一帶一路”建設正在強力推進的今天，如何向國際社會作好該戰略的講解工作，如何有效動員“一帶一路”沿線國家積極參與到這一戰略建設中來，除需要中國政府充分發揮政治智慧之外，積極從歷史案例中找尋借鑒方法亦不失為好的途徑。在此背景下，深入解讀美國新聞署對華研究類檔案并從中歸結出可資借鑒的教訓，其現實價值尤為凸顯。

　　在注意到美國新聞署對華研究類檔案所具有的價值的同時，需要提醒研究者注意的是，在使用這些檔案資料時仍需要對之加以甄別和考證。受制于中美對抗的現實以及謀求從國會獲取更多的活動經費，美國新聞署在評估中國宣傳能力和對華文化冷戰效能時，很多時候會進行一些夸大處理，這影響了所作評估報告的準確性。此外，國內學者在利用美國新聞署對華研究類檔案時，還應及時跟進了解美國國家檔案館的解密信息。例如，2011年筆者前往該館查閱美國新聞署檔案合集時，它共有近600個檔案子集，但當2016年底筆者再次查閱時，其檔案子集數量已擴充至800多個，如前文介紹的“1970—1974年關于公共輿論調查的記錄”檔案子集就屬于新增內容。這些新檔案的添加，無疑將進一步豐富和完善國內學界對中美文化冷戰史的理解。

　　(本文作者華東師范大學歷史學系、周邊國家研究院講師上海200241，原題：美國國家檔案館館藏美國新聞署對華研究類檔案評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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