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平臺經濟的發展雖孕育出一種全新的用工機制,但并不意味著性別不平等的束縛被自動解除。通過研究“貨拉拉”女性貨運司機的平臺勞動,本文發現,受制于平臺性別化的勞動身體規訓、庇護性別偏見的工作環境以及無保障的風險處境,性別隔離和不平等狀況仍在平臺場域中再現。盡管如此,在男性主導的職業中,女性也展現了她們的韌性,通過重構“吃苦”的意義、靈活的性別氣質操演以及利用媒介賦權等方式,女性貨運司機撬動了挑戰職業性別隔離的空間。通過對女性貨運司機這一“職業性別少數”群體平臺勞動境遇的探索,本文不僅有助于更好把握職業性別隔離和性別不平等狀況在平臺社會語境下的動態發展,也有助于從性別維度增加對平臺工作質量和不穩定問題的理解。

一、引言

　　貨運工作歷來被視為“男人的世界”,存在嚴重的職業性別隔離(gender-based occupational segregation),為女性進入這一男性主導的工作場域建構了結構性的障礙。這不僅表現為男性在貨運行業過高的比例以及在資源獲取等方面的優勢[1],還體現在貨運作為技術性、復雜性和風險性并存的勞動[2],也是男性塑造、實踐和維系男性氣質與性別秩序的場域[3],其嚴重的性別區隔有利于強化男性與邏輯、技術、力量、理智等特質的連結,反過來也固化了女性是嬌弱的、情緒化的且無法勝任工作的刻板印象。女性不僅被貶抑為不夠格的、不受歡迎的次等勞動力,自身也被霸權男性氣質(hegemonic masculinity)主導的性別文化與傳統性別角色期待之間的張力所拉扯,導致處于這兩者交匯點的女性往往遭遇工作與家庭的沖突、性別化的身份認同、公然的性別歧視[4][5]等職業困境。

　　在這樣的背景下,有學者將平臺經濟視為具有潛力的改善勞動力市場先前存在的性別隔離和不平等的技術解決方案[6]。以本文關注的同城貨運平臺“貨拉拉”為例,數字勞動平臺的組織方式至少在以下三個方面為松動職業壁壘提供了可能:其一,在勞動形態上,“貨拉拉”定位在以“短途貨運”為主的這一細分市場,司機基本無須在外過夜,因而相較于長途貨運,女性更有可能實現家庭與工作的平衡;其二,在勞動工具上,短途貨運的勞動工具以面包車和中小型貨車為主,對技能的要求相對較低;其三,在組織方式上,平臺的數字化招聘和算法管理模式采取了與傳統勞動力市場不同的“去性別化”策略。

　　然而數據顯示,女性貨運司機在“貨拉拉”平臺上的占比僅為3.3%左右[7]。從縱向上來看,其與傳統貨運中女性占4.2%的比例相差無幾[8];而從橫向上來看,女性在貨運平臺上的占比顯著低于同為重體力勞動和男性主導的外賣(13%)[9]、網約車(7.4%)[10]等平臺。此外,貨運平臺可能還存在較為顯著的性別工資差距。相關數據顯示,在“貨拉拉”平臺的2萬多名女性貨運司機中,月收入超過5000元的僅占一成左右[10]。

　　為何職業性別隔離在新的平臺組織方式下仍得到復制?女性貨運司機面臨著怎樣的平臺桎梏?她們又是如何理解和應對的?本文以同城貨運平臺“貨拉拉”為個案,來深入考察女性貨運司機的勞動過程及其平臺工作體驗,從而剖析職業性別隔離在平臺上產生的運作機制以及女性貨運司機的應對策略。

二、文獻綜述:將性別納入平臺勞動之中

　　職業性別隔離有兩個組織原則:分離和等級。分離原則將工作分為兩類,以區分“男人的工作”和“女人的工作”,且這種分離遵循等級原則,即男性所承擔的工作才具有更高的社會價值,而女性勞動的價值往往被低估[11]。可見,對職業性別隔離現象的成因和運作需要放置在性別分工及其權力關系的脈絡中才能理解[12]。

　　在馬克思主義女性主義者眼中,當下的勞動性別分工(gender division of labor)早已脫離本初的滿足生活需求的自然分工邏輯,而在父權制與資本主義制度的聯盟下固化為基于性別角色的社會分工[13]。在這一分工體系中,家務勞動、養育照料等工作及責任被建構為女性的“天職”,這也意味著“以愛為名”的再生產勞動往往是無償的、非公共的以及需要女性孜孜不倦地投入的[14]。對這一勞動價值的低估甚至無視,不僅維護了“男支配,女從屬”的性別秩序,也是資本掩蔽更普遍的剝削的基石[15]。只有如此,資本對有償勞動力源源不斷的剝削(exploitation)和對無償勞動力悄無聲息的挪用(appropriation)才有可能[16]。

　　這一私人領域的家庭分工傳導和復制到公共空間的勞動分工,也進一步加劇了女性在勞動力市場的從屬地位。一方面,現代人力資本理論認為生育等任何非市場活動都可能影響勞動者技能培訓的投入和勞動效率的產出,從而導致人力資本的貶值[17]。因而,在追求利益最大化的雇主面前,無論女性是否擔負育兒抑或家庭照料等責任,都會被假想為需要承擔生產勞動和再生產勞動的雙重負擔,從而被貶抑為次等且不穩定的勞動力,面臨勞動參與、工作收入、職業地位、升遷發展等各個方面的限制[7]。另一方面,當女性處于勞動力市場的劣勢地位,并呈現出與男性的勞動收入和職業發展的結構性差異時,男性與女性、工作與家庭、有酬和無酬的界限和階序也會愈發根深蒂固,并導致“女性化”職業的貶值[18]。從職業分層的歷史來看,一類職業是否被奉為高收入、高聲望的,與這項工作所創造的社會價值無關,而關鍵在于勞動者的特征及其被精英所壟斷的難易程度[19]。相比于“男性化”的職業,“女性化”的職業往往體現出低薪、邊緣化、不穩定、非正規、職業發展空間支離破碎等特質[20]。更為諷刺的是,一項職業一旦涌入大量的女性,這項工作的薪酬和地位就會“自然”被降低和貶低,這在教育、銷售、秘書等領域均有深刻的體現[21][22]。

　　職業性別隔離從制度上被鼓勵,并被文化所庇護,導致女性在勞動力市場處于結構性脆弱的位置。在這樣的背景下,平臺能否改善抑或加劇職業性別隔離與不平等的狀況是一個重要但尚未得到充分關注的議題。

　　當前平臺勞動的研究多強調作為“虛擬管理者”出現的算法技術的顛覆性[23],并圍繞算法控制及其對標準雇傭關系的侵蝕展開了充分的討論。一些學者指出,勞動者正在經歷平臺的“雙重價值剝削”[24]。具體來說,一方面,勞動者受到算法隱蔽精細的管理,在實質上幾乎喪失了對勞動過程的控制權[25],且由于算法取代了傳統的人力管理結構,這也使得平臺能以形式上的“撤退”推動成本、風險和勞動力責任的外部化,從而實現對勞動力剩余價值最大程度的攫取[26];另一方面,平臺通過對勞動者生產數據的無償占有和加工利用,加速了算法的迭代優化[27],打造出愈加密不透風的數字牢籠[28],且這些數據資產也為平臺建立對市場的壟斷控制提供了基礎,使其隨著時間的推移能不斷地對勞動者薪酬和工作條件施加下行壓力,從而推動不穩定工作的范圍、規模和影響持續擴大[29]。

　　然而,這些批評往往是從“去性別化”的角度進行討論,針對平臺工作的性別維度及其不平等的研究仍然很少[30]。值得注意的是,當納入性別視角之后,現實的經驗和情況往往更加復雜模糊,這也導致目前的討論存有較為顯著的悖論性認知張力。

　　例如,支持論者指出,平臺可以充當“社會均衡器”,不僅為女性等弱勢群體提供了更多的工作機會,不加偏頗的選拔程序與薪酬體系也構建出了更為平等的就業市場[31]。女性也的確更容易被平臺宣稱的靈活性與自主性所激勵,這可能使她們能更好地探索家庭與工作的平衡[32],以及獲得數字技能的提升和經濟獨立的可能[33]。研究者還發現,過往的批評往往來自緬懷工人階級“黃金歲月”的北方國家,即批評平臺對已建立的勞動制度及其社會保障體系施加了去正規化的力量;但在全球南方國家,有學者認為,在某些情況下,行業的平臺化反而可能有益于以前缺乏保障的工人尤其是多聚集在非正規經濟中的女性,并推動勞動關系正規化[34]。

　　然而,這些樂觀的聲音也備受質疑和挑戰。例如,批判學者們強調,算法技術表面上的無差別、中立性和自動化掩飾了平臺的性別邏輯,由于數據的收集、訓練和標準設定都是以男性作為普適的、默認的對象,這使得算法模型的“出廠設置”就已經帶入了性別差異和偏見[35]。而隨著勞動過程的數字化,以效率和性能為導向的算法邏輯不僅會進一步固化性別不平等,而且由于算法的不透明性,人們對于性別偏見和歧視的運作也往往更難察覺[36]。不僅如此,對多個平臺的調查數據也表明,性別工資差距仍然再現于平臺經濟中[37][38]。學者們發現,平臺工作因其靈活性而備受贊譽,但這一特性卻深刻地受到傳統父權制的影響,諸多事實表明,絕大多數由女性承擔的照料勞動分工并未因平臺彈性的日程安排而有所動搖,女性仍受限于工作地點和時間而影響了其勞動選擇和表現[39]。

　　如果說上述觀點尚可能將平臺“隱身”,顯得平臺勞動似乎只是“自然”承襲了傳統性別不平等的種種問題,那么還有研究則著力凸顯隱而不現的平臺權力,揭露了平臺的職業性別隔離是有意建構的產物。梁萌聚焦外賣業和家政業的性別隔離現象,揭示了平臺是如何通過對勞動分工的固化、勞動過程的安排和職業認知的建構等種種機制來吸納其理想工人的[40]。由于這樣的性別化機制服務于平臺的根本利益,新興的數字勞動平臺未必會打破普遍存在的結構性障礙,甚至為性別平等趨勢帶來了新的挑戰。例如,有學者基于對食品配送平臺的研究發現,女性被鼓勵將家庭勞動的技巧帶入工作場所,以促成平臺巧取豪奪女性的雙重勞動:有酬的生產勞動以及在情感上無償的、自我剝削的勞動[41]。另有標榜專業精神作為組織戰略的照護平臺,其看似為女性提供了專業化的職業發展軌跡,在實質上卻加深了對照護勞動本身的污名化和邊緣化,建構了照護勞動只能與“科學”“技術”相捆綁才能提升議價權的邏輯,由此承襲并強化了職業內部的分化和分層[42]。這些討論為我們展現了將性別納入平臺勞動研究的必要性和重要性,反過來也彰顯了平臺經濟是如何為性別與勞動的交織互動注入了新的復雜性和動態性,為我們關注貨運的職業性別隔離趨勢開拓了新的學理空間。

　　過往對貨運業及卡車司機的研究奠定了理解貨運中的職業性別隔離問題的基礎,為我們勾勒了貨運的性別化勞動特征以及女性卡車司機等群體的主體經驗。具體而言,貨運勞動被貼上“奔波在路上”[2]、“車輪上的血汗工廠”[43]和“機器人勞動”[8]等標簽,這種原子化、重體力、高流動性的過度工作(overwork)特質使貨運這一職業被賦予強烈的男性氣質。在這樣的勞動規范和身體規訓下,女性常常會在勞動過程中遭遇水平面向和垂直面向的職業性別隔離。水平隔離表現在,女性通常需要被迫在以事業為導向或以家庭為導向的路徑間做出選擇,這增加了女性的流失率,影響其職業生涯的延續;垂直隔離則意味著即便女性進入貨運行業,也更容易被不成比例地隔離在以短途貨運為主的更為低薪、更低地位的工作種類上[8]。馬丹則更為聚焦貨運中的女性身影,細致呈現了處于男性主導的勞動環境中的女性卡車司機如何遭遇和沖破性別污名、身份沖突、職業排斥的經驗[44],也描摹了“以車為家”的“卡嫂”所承擔的不可見的再生產勞動負擔[45],這些細微的具身經驗生動地彰顯了貨運業中的女性群體所面臨的結構與能動的張力。然而,這些研究更多關注的是傳統的勞動場景,相較而言,平臺的靈活用工和數字勞動制度又使性別隔離和不平等的運作具有了新的隱蔽性,亟待更為充分的經驗挖掘和學理分析。

　　綜上,本研究基于權力視角,以“貨拉拉”平臺為研究個案,仔細審視性別與平臺勞動的互動,這不僅有助于更好地把握職業性別隔離和性別不平等狀況在平臺社會語境下的動態發展,也有助于進一步思考如何將日益成為數字基礎設施的平臺納入社會治理和性別平等的框架內。

三、研究方法

　　本文采用的研究方法主要是深度訪談法和參與式觀察。在2022年1-2月、2023年1-2月、2023年7-8月這6個月的時間里,研究者在重慶、成都等地對10名女性貨運司機進行了半結構化訪談。訪談時間1-4小時不等,訪談內容主要覆蓋了女性貨運司機過往的從業經歷、對貨運這一職業的選擇考量和平臺工作體驗,以及貨運勞動對自身性格、健康、收入、家庭生活、未來規劃方面的影響等主題。在訪談對象的選擇上,研究者盡可能依循了多樣化的抽樣原則,根據年齡、車型、從業年限、婚育狀況等標準進行篩選,詳細情況見表1。本文對受訪對象進行了匿名處理。此外,為了更好地理解平臺用工中性別所塑造的工作體驗,研究者還補充了對18名“貨拉拉”平臺上的男性貨運司機的訪談以作對照。

　　表1   受訪女性貨運司機基本信息

　　訪談之外,研究者還通過跟車的方式對女性貨運司機進行了參與式觀察。在這個過程中,研究者和女性貨運司機一起搶單、裝卸貨物、與顧客溝通、吃飯、休息等,這有助于研究者更好地將她們的平臺工作體驗放置在實際情境中進行理解,由此了解和補充了諸多訪談所不能完全覆蓋與展露的細節,諸如她們與貨主、裝卸工、倉庫管理員、保安等群體的互動方式,以及她們的勞動實踐和經驗體悟等。此外,研究者還對貨運司機的微信群進行了為期一年(2022年1月-2023年1月)的潛水式觀察,這也有助于研究者了解女性貨運司機在線上社群中的互動樣態。

四、平臺勞動與職業性別隔離的再生產

　　“貨拉拉”平臺上的勞動過程一般遵循以下流程。首先,貨運司機在搶單成功后需要在一分鐘內致電顧客,并詢問貨物情況、裝卸貨地址、道路是否限行、是否需要搬運等信息,經溝通后校準算法匹配結果。在匹配成功后,司機需要依循裝卸順序要求運送貨物。此外,若顧客有搬運需求,司機則可依據平臺的參考價進行協商議價;若沒有搬運需求,司機則應該適當“搭把手”給予顧客幫助。接下來,研究者將深入女性貨運司機的勞動過程,剖析平臺職業性別隔離的運作機制。

(一)性別化的勞動身體規訓

　　身體是展演和實踐權力關系的符號系統。學者瓊·阿克(Joan Acker)曾提出,組織內對于理想工人的設計依照了一個假想的“男性身體”,這導致男性身體往往作為建立工作規范和區分工作價值的基礎[46]。在“貨拉拉”平臺上,研究者發現,這樣一套以“健壯男性”為標準的身體想象、工作規范和勞動分工依然存在。

　　首先,在界面設計上,平臺設定了統一的男性化司機頭像,從而固化了貨運這一“男人的工作”的職業認知形象。正如學者安德里亞·布萊根蒂(Andrea Brighenti)所強調的,影響符號的“可見性”(visibility)是媒介技術塑造權力關系的核心方式之一[47],誰被隱身而誰又被看見,不僅意味著身體的缺席或在場,更隱含和界定了主流與邊緣的位置。由于女性貨運司機也被冠以男性化的數字頭像,因而幾乎每位受訪者都分享了當她們致電顧客時所感受到的對方的驚訝與詫異。

　　其次,平臺將“搭把手”作為關鍵的績效指標,建構和維系了男性化的工作場域。相比于長途貨運,短途貨運不僅裝卸次數更多,而且難以保障每個勞動場景都能及時配備裝卸工人。在這樣的情況下,平臺意欲統合貨運司機、裝卸工、搬運工等多重勞動角色,以此提升交易效率、維系平臺市場。例如,在日常培訓中,平臺要求司機“在物品重量不超過50公斤的情況下,為客戶主動裝、卸、碼、搬貨等”[48],而在司機界面和評價系統中,“幫搬貨”也赫然被列為了考核指標之一。

　　這些嵌入平臺利益考量和權力規訓的工作規范帶來了至少兩個層面的影響。其一,盡管“搭把手”“幫搬貨”等高強度的體力勞動明顯超出了貨運這一本職工作的范圍,但貨運司機往往不得不在績效考核的壓力下服膺于平臺的勞動規訓。其二,限于客觀的生理因素差異,這一工作規范對女性貨運司機的不利影響更甚于男性,由此加劇了平臺貨運對女性的排斥。例如,女性貨運司機往往需要放棄具有女性氣質的身體裝飾(化妝打扮),通過著裝規范等印象管理來試圖更好地證明自己的能力。以前“只穿裙子”的唐姐便完全改變了自己的穿衣風格。

　　現在我一律穿褲子,基本上沒得裙子。以前不穿的(褲子)現在全拿來當工裝,也不講究那么多了,管他的,就是哪樣方便哪樣來。(唐姐)

　　此外,女性貨運司機還可能被質疑無法提供“搭把手”服務而遭遇取消訂單、差評或投訴,繼而影響她們的搶單成功率。

　　女的天生力氣小些。像給別個搬貨啊,還有在車子上爬上爬下裝貨啊,他們會覺得這不是女娃兒該做的活路。(譚姐)

　　即使女性貨運司機能夠完成相應的裝卸和搬運勞動,也往往會耗費更長的時間并承擔更多的風險。研究者在見到花姐的第一面時,便注意到其手臂和腿上硬幣大小的淤青,經詢問才知道這是在“搭把手的時候掛上的彩”。林姐也講到“剛開始做的那段時候,經常第二天肌肉酸痛得不得了,必須休息一天才行”。

　　最后,平臺設立了“搬家小哥”這一用工制度,進一步將勞動分工和性別等級制度化。城市內的貨運場景有較多一部分是服務于C端的搬家需求。針對這一需求,平臺提供了兩種搬家服務類型。一是非自營的“便捷搬家”服務,即司機和顧客參考平臺提供的計費標準自主協商定價;二是平臺自營的“無憂搬家”服務,計費方式以套餐形式呈現,費用有明確細致的計算標準,并配有平臺認證和培訓的“搬家小哥”。由于平臺無法對前一服務類型的訂單進行抽成,且因難以完全把控定價權也造成了諸多交易紛爭,影響了平臺聲譽,因而平臺將更多的補貼福利及營銷力度傾向了自營的“無憂搬家”,即“搬家小哥”服務。

　　“搬家小哥”的招募要求只有兩條:年齡18-45歲且無紋身。而受訪的搬家工人表示,在完成實名認證和線上注冊后,還需要進行線下的體能測試和培訓,體能測試內容是完成一定數量的杠鈴深蹲和彎舉。雖然沒有明確的性別限制,然而當研究者前往線下培訓點咨詢時,客服處卻表示,女性不符合招聘要求,無法加入“搬家小哥”。

　　這種性別化的排斥直接或間接地影響了女性貨運司機履約搬家訂單的機會頻率,壓縮了其收入來源。羅姐的外甥同為“貨拉拉”貨運司機,在羅姐加入平臺的一年前,她基本是坐在外甥的副駕駛座上和外甥一起“跑車、搬運”,愈發熟練的羅姐也就這樣被帶入了行。

　　我跟他一起做搬運,搞了一年,我(在2017年)就自己跑車了。那時候平臺那個訂單其實是跑不贏(干不完)的,單子一串串。我就想到,就算是面包車每單30元的起步價,我一天跑10單就300(元)。加上搬運價格更高,跑一單可能就是兩三百(元)。這比打工劃算多了,所以我也沒多猶豫……以前搬運單我經常都在做,現在出了“搬家小哥”,基本沒得搬運的訂單做了。(羅姐)

　　不難發現,即便羅姐的搬運經驗充足,但平臺組織仍然預設女性無法勝任“男人的工作”,使其接單量和收入都受到了限制。平臺不僅為女性進入獲利更高的勞動種類設置了障礙,更為重要的是,這類性別化分工還為男性身體與女性身體設置了價值階序,強化了本質主義的性別刻板印象,即男性身體是強健的、女性身體是脆弱的[49],只有男性身體才能完成貨運工作,而女性身體則是不夠格乃至不可見的。

　　可見,平臺乍看之下展現了極強的數字包容性,為女性進入勞動力市場提供了更多的機會,然而,其仍通過性別化的勞動身體規訓在組織制度和勞動實踐中持續地灌輸性別意識形態。值得注意的是,這種平臺的性別化運作經由與顧客的連結互動,還會被愈加放大和穩固化。

(二)庇護性別偏見的工作環境

　　與傳統服務組織不同的是,平臺對于工人的管理往往是基于以算法為中心的遠程控制,依賴對每筆交易復雜的數據收集和分析處理。因而,服務評級作為這一過程的關鍵輸入板塊,確保了顧客在事實上擁有評估服務質量、實施管理約束的機會,在不同程度上占據著相對于平臺勞工的權力地位[50]。然而,有證據表明,顧客的評分可能反映了與服務質量無關的種族、性別或其他類型的歧視和偏見,進一步加劇了工人的潛在劣勢[51]。研究者發現,這樣的問題同樣出現在貨運平臺,且由于“貨拉拉”更大幅度地將顧客權力貫穿進任務匹配、勞動議價和績效評估等多個環節,使得處于階級與性別雙重弱勢地位的女性貨運司機常常經歷著勞動的不確定性和不公平感。

　　首先,在任務匹配上,由于貨物的非標準化難題,供需兩端常常需要通過進一步溝通來人為地“校準”算法匹配結果。這使得作為“非理想工人”的女性貨運司機在匹配環節就難以規避顧客的性別偏見,時刻擔憂“生意要黃”。

　　跑車接到的訂單,無緣無故的因為我打電話聽到是女司機就取消了的,這種事也是有的。有的(顧客)還聽你說一下,給你個理由,說是覺得你力氣太小了,想要一個男司機。有的(顧客)說都沒說便把電話直接掛斷。我們也承認,就說我也可以幫忙,幫你搭把手,還有推車,也不一定需要費好大個力氣。但人家依然是毫不猶豫地取消,就說你抬不起你抬不起,直接預估了你抬不起。(唐姐)

　　這種性別偏見限制了女性貨運司機在爭取工作機會方面的表現,且還容易因“取消率”過高而影響其搶單成功率,進一步形成了生計空間愈發逼仄的惡性循環。更為矛盾的是,來自顧客的質疑也為女性貨運司機構建了兩難困境。若順從質疑,則會固化性別差異和偏見;若堅持履約,則不得不包攬和擔保轉嫁過來的多重勞動乃至風險。譚姐就談到了她的一次搬運經歷。

　　那回拉一個麻將機,老板說還需要一個司機來幫他抬,問得不得行,不得行就要換個人。我說那就一起抬嘛。抬啊也不曉得是運氣不好還是啷個,把麻將機下面那個片片弄脫一塊。然后就只能賠撒。他是啷個說的,當初問了的,是你說的沒問題,那就要負起責任。最后扯了半天,賠了400塊錢。所以其后我也不想去跑(搬運單),寧愿跑其他小單子。(譚姐)

　　其次,在勞動議價上,階級與性別的雙重屈從地位影響了女性貨運司機的薪酬談判能力。相比于外賣、網約車等服務,貨運的勞動場景往往更為復雜,臨場問題多發多變。因而,貨運司機和顧客通常會在兩個環節中重新協商平臺定價:一是對于明顯超重、超長等具有風險的貨運訂單,貨運司機往往會要求添加運費才愿意履約;二是對于較重以及東西較多的搬運訂單,供需雙方多會依據現場情況協商費用。然而,已有文獻發現,性別不平等和歧視的內化使得男性和女性在薪資談判傾向上存在顯著的差異,女性會更傾向于先降低工資期望[52]。研究者也發現,女性貨運司機更容易在議價上“吃虧”和“讓步”。

　　當時那個搬運單談的價格是150(元),結果去了他一屋子東西還沒收拾完,沒收好的話肯定要重新估價,他就說他們三個跟我一起搬,然后價格就還是150(元)。結果我搬了一個多兩個小時了,他們還在樓上收拾,關鍵是并沒得三個人一起搬,(顧客中)一個人在帶小孩,一個人收拾,另外一個就只是把那些東西推到電梯口。這樣肯定是劃不來的,我就說要么你加價,我自己搬,要不然的話就把時間算上,再給點等時費。他們就說我搬得慢,還臨時加價,不但要取消單子還要投訴我。那也真的是氣到了,我說要不再付50塊錢,兩個小時50塊錢并不貴噻,然后他說的是“我一分錢都不得給”。那時候也挺缺錢,想的就是萬一硬收了這50塊錢,他投訴我還要被封號兩天,而且也會影響后面接單,最后就算了嘛,沒得辦法,(平臺)用戶至上。(花姐)

　　女性貨運司機的勞動能力和價值不僅可能受到貶抑,且存有偏見和歧視的工作環境還會影響女性的自我評估,導致作為“勞動后備軍”的女性貨運司機更容易內化不平等對工資的擠壓效應。而這不僅進一步拉大了性別工資差距,甚至可能反過來加劇了男性貨運司機群體對被迫“逐底競爭”的女性的排斥。

　　我之前不是拉過一趟貨,6米長的鋼管,是有點長,爬坡的時候貨都有點往后拽了。他們有個9米6的(車)想拉,但是貨老板想要我們這種平板車拉,再加上又是老熟人,后頭還是去拉了。那趟貨我是談的600塊錢,開個把小時能掙600塊錢我覺得很不錯了啊。結果旁邊那些司機就說我把市場行業弄亂了,說我一個女的啥子錢都想去掙,反正說的話還是挺難聽的。(林姐)

　　最后,在績效評估上,女性貨運司機難以規避“女司機”標簽下的性別偏見和能力貶低。有學者曾深入檢視了性別與科技的緊密纏繞,并指出科技是性別化的(technology is gendered)[53]。作為在歷史和文化上穩固建構和維系男性氣質的工具,科技被強調由男性設計、受男性認同、被男性支配,男性氣質也透過對科技的強烈興趣和操作熟練度而被定義和展現[54]。而汽車作為典型的科技技術物(technological artifacts),奠基于男性氣質與科技技能(technical skill)的操演與實踐[55]。在這一意涵下,女性貨運司機的車技易受到質疑,有時即便是顧客定位不準、平臺導航失靈等方面的問題,顧客也容易將其歸因至性別差異上。駕駛4米2中型貨車的謝姐擁有近30年的駕齡,被周邊贊為“女貨車司機第一人”,但在加入跟算法和陌生的顧客打交道的平臺后,對這一問題深有體會。

　　那天,因為那邊在修路,轉過去轉過來找不到位置,(我)就給客戶打電話,他可能也是因為接多了就兇了一頓,說這行是你能干的嗎,然后就掛了。我就覺得很委屈,坐在車上我也不走了,我覺得我也不屬于那種愛哭的哈,但當時就落淚了。(謝姐)

　　顧客的認知及評分可能含有性別偏見和歧視。然而面對這些問題,女性貨運司機大多只能默默承受。多個受訪者表示,平臺“反饋完全沒得用”“不分青紅皂白”“偏袒顧客”,甚至“人工客服電話都打不通”。可見,在勞動者缺乏有效申訴機制的情況下,平臺已在事實上打造了一個庇護權力不平等和性別不平等的工作環境,導致女性貨運司機需要持續與工作不穩定、工資不平等以及對工作環境缺乏控制的局面做斗爭。

(三)無保障的工作環境對女性勞動參與的限制

　　“貨拉拉”平臺將勞動者歸類為“獨立承包商”(independent contractors),平臺始終以“交易撮合者”自居,其《網絡貨運服務協議》明確給出免責聲明,稱“產生任何形式的爭議、糾紛、索賠、責任與貨拉拉無關”,這實際上使得勞動者處于無保障的風險處境。據貨運司機群體反饋,他們甚至無法享受“人身意外險”“貨損險”等最基本的權益保障。這種風險處境更易被女性所感知,愈加強化其勞動的不安全感和不公平感。已有研究發現,女性往往會做出更高的風險判斷。原因在于,作為社會中相對弱勢的一方,女性更容易感知到風險的存在,而且由于性別意識形態制造了女性在風險管控時更為消極被動的處境,因而女性對于風險的接受程度也更低[55]。換言之,“貨拉拉”平臺利用法律漏洞規避了對貨運司機的安全保障,一旦出事,一切后果只能由貨運司機自己承擔,相較男性貨運司機,女性更容易感知到風險,這嚴重限制了女性貨運司機對工作時間和地點的選擇。

　　首先,在訂單選擇上,女性貨運司機會更傾向于放棄運輸風險更高的訂單。而同樣的問題在男性貨運司機眼中,則是“風險高回報也高,價格給的起的話肯定要跑啊”,甚至有男性貨運司機表示“不合規矩(指超載超長等)的事情你不干,業務直接少一半”。這樣的對比在研究者進行參與式觀察時尤為明顯。例如,研究者在重慶所調研的地方有兩個相隔五公里左右的市場,分別是建材市場和石材市場,前者以鋼材、五金、板料等為主,后者多為陶瓷、玻璃、石料等。這兩個市場是該片區貨運司機聚集最為密集的區域,但石材市場卻很少有女性貨車司機“趴窩”。卓姐為研究者解答了疑惑。

　　剛開始跑車的時候也拉過,是拉的石頭,就那種天然石,拿去做裝修的那種。結果跑的時候那個石頭就斷了,天然石好像就是容易斷些。然后我就給平臺打電話,沒得用,平臺把那些責任撇得好干凈。所以怎么避免啊,那就是一律不拉,只要是拉玻璃、瓷磚啊那些易碎的,我是一律不拉。(卓姐)

　　其次,在勞動時間上,女性貨運司機的工作時間普遍更為規律,且極少選擇夜間出車模式。由于城市對貨車的交通管制以及存有不少對時效性要求更高的生鮮蔬果等物流需求,不少訂單的勞動時間處于0-6點的凌晨時段,且這類訂單往往收入更高、競爭更小、需求更穩定。然而,在研究者調研的10名女性貨運司機中,沒有人主動愿意在夜間接單。在她們看來,一方面,晚上跑車容易犯困也格外辛苦,發生安全事故的可能性也更高,因而出于對個體安全和身體健康的考慮不愿意承運;另一方面,由于平臺風險防范機制的缺乏,女性貨運司機尤為擔心深夜情境下的詐騙、遇襲乃至性侵等問題,這也影響了她們對夜間訂單的履約意愿。

　　晚上開的話你要考慮到你現在是沒出事,一旦出事跟平臺扯皮是很難的,是不會得到那種賠償的。它總會有一條法律(規定),就是說不在理賠范圍之內。(羅姐)

　　最后,在勞動空間上,由于女性貨運司機的工作場所是以封閉的車廂為主,這也使得女性貨運司機可能遭遇跟車過程中發生的性騷擾等問題。值得注意的是,性騷擾問題目前仍未得到平臺方面的防范與治理。這是因為“貨拉拉”平臺主要的勞動場景是以拉貨為主,有人跟車情況較少,因而司機或乘客的人身安全問題并不是制約平臺發展的關鍵要素,平臺也由此缺乏足夠的動力對這些問題加以防范與治理。例如,平臺的車載監控覆蓋面仍較為有限,在研究者訪談的女性貨運司機中,有4位沒有安裝監控設備,這為風險的生成打開了孔隙。雖然在受訪者眼里,發生性騷擾情況的概率極小,但她們也表示或多或少有過不太愉快的經歷,這會影響女性的不安全感和勞動積極性。

　　也遇得到有些言語啊動作輕佻的那種。我記得上次拉一個,唉,總感覺心里不舒服。說話也是越來越粗俗,人坐的也是越來越近,時不時還伸手來拍你一下子,這種就好惡心。(阿莉)

　　上回拉摩托,遇到一個酒鬼,反正就是喝了酒,年齡大一點,可能有個五六十歲了吧,看起來素質很低。因為我熱天穿短褲也比較多,他就是以那種眼光,誒呀,反正看起來很猥瑣。對,就是“猥瑣”這兩個字,我就很難受。然后(他)還一直在說話,我不想說話,我就說你再說話我就給你甩下去。我說你喝醉了你趕緊睡覺……不過一般來說,我這個車不得讓人跟車。(唐姐)

　　可見,在貨運平臺上,風險的潛在性、不可預測性和徹底的無保障性加劇了工作環境的不安全性,使得女性貨運司機往往只能采取自發規避的被動方式來加以應對,從而限制了其勞動參與的選擇。

五、勞動韌性與對職業性別隔離的挑戰

　　前文分析了制度性的隔離與文化性的隔離是如何在平臺工作環境中交織呈現,為女性貨運司機構建了多重困境和挑戰。但研究者也發現,面對這些問題,女性貨運司機的主體性也以更為復雜的方式在勞動實踐中被動員和重塑,從而打開了挑戰職業性別隔離的空間。

(一)重構“吃苦”的意義

　　無論是重體力、高強度的貨運勞動本身,還是男性化的工作場域對女性的排斥與歧視,作為“職業性別少數”的女性貨運司機無疑經歷著來自身體與心靈的雙重磨礪。但在她們的講述中,研究者發現這些“苦”的記憶和日常經驗常常與更為積極的道德含義相聯系,這種“苦樂交織”的意義賦予極大程度地提升了她們的勞動韌性(resilience)[56]。

　　“苦”的積極意義首先來自一種“能吃苦”的自我肯定,這種吃苦的能力佐證了個人具備獨立、上進、堅強的品性和意志。以備受婆媳矛盾困擾的花姐為例,其坦言選擇出來從事貨運這份職業是為了“爭口氣”。而這份職業中的“苦”也被花姐轉化為證明自我能力和發展自我認同的必要基石。

　　剛開始做的時候是非常艱難的,那個時候真的很辛苦,我天天睡車上,然后天天在車上哭,想到真的造孽啊,為了三四十塊錢還在外面流浪。但是我這個人就這點好,就是我的韌性很強,我是一直一直在堅持。有的時候我確實遇到那種搞不定的,那又如何?我既然在弄,那我就一定要盡自己最大努力,那實在不行呢,咱們再想辦法或者請求別人幫忙,這是另外一回事。(花姐)

　　對“苦”的接受和忍耐還來自“苦”與“希望”的樸素的因果聯系。受訪的女性貨運司機因為缺乏文化資本和社會資本,在勞動力市場常處于極為不利的位置。而貨運這份較為高薪和自由的職業,也為她們獲得更多的薪資收入、實現養家糊口和改變現狀提供了可能。生完孩子一年后就在外拉貨的周姐對此很有發言權,承擔起“養家者”身份和責任的周姐憑借自己的能力已在城里買了兩套房子,雖然遺憾自己錯過了很多陪伴孩子的時光,但周姐認為這為孩子帶來了更多的物質和精神財富。

　　那個時候經常就是左手拿饅頭、右手抓方向盤,邊跑邊吃……我是絕對不能讓我的下一代再走我那條路,所以說我那么拼命地盤他們。像我小孩也曉得我跑貨車很辛苦,所以兩個小孩也很聽話。之前拉貨還把我兒子帶過去了的,還教他們開車嘛,我兩個小孩都是我教的,在我貨車上面學的。所以我小孩都曉得錢來之不易,每一分錢都是汗水換來的。(周姐)

　　“苦”不僅是一種內在的個人體驗,同時“苦”的處境也能激發共情體驗和社會認同。通過吃常人不能吃之苦,女性貨運司機也撬動了獲得勞動合法性、找回勞動尊嚴和價值的空間。

　　正如前文所述,在貨運行業男性身體與女性身體是存有價值階序的,被貶抑的、邊緣化的女性貨運司機往往通過身體上的“吃苦”才能獲得勞動合法性的認可。這種觀點在女性貨運司機群體中普遍存在,例如強調“跑貨車唯一要吃得苦”“男娃一般比女娃吃得苦些,所以女娃做這行要多吃苦才行”。

　　馬丹針對女性貨運司機的研究也發現,女性卡車司機通過“吃苦耐勞”的勞動贏得了經濟獨立,也收獲了成就感與價值感[44]。“貨拉拉”司機樂意向顧客展示自己“能吃苦”的一面,這不僅有助于獲得社會認同、抵抗“艱辛下等”的消極工作意象,同時也有可能將顧客的許可和贊美置換為更高的評分、平臺曝光率和排名,從而爭取更多的工作機會。從這個角度來看,利用社會普遍存在的對女性的偏見(“女司機不如男司機”),女司機使顧客認可女性貨運司機能吃苦、能干活,從而突破針對“職業性別少數”群體的刻板印象,爭取重塑女性職業形象。

　　大家(顧客)看到說誒呀居然是個女司機,太能干了太牛了。我上次遇到一個老板娘,她欣賞我得不得了,說我太佩服你了,大部分男人都不一定做得消的事,你敢去做這個行業,一直給我舉(大拇指)。(謝姐)

　　可以發現,作為“職業性別少數”群體,女性貨運司機將自身的職業選擇和工作經歷縫合為一個“能吃苦”的話語敘事,通過對“苦樂交織”的經歷、感受和言說,她們逐漸獲取了更為積極的自我認同和社會認同,這為她們抵抗貨運勞作中的多重困境提供了力量和韌勁。

(二)性別氣質的靈活操演

　　在具體的實踐中,研究者發現,女性貨運司機除了通過吃苦來提升面對困難的韌性,還會通過靈活的性別氣質操演來達成工作目的、化解勞動難題,以換取更多的關照和認可。正如過往對女性在男性主導的職業中的能動性研究所表明的那樣[44][57],女性貨運司機也并非全然地順從并復制傳統的霸權男性氣質,而是將社會所建構之女性氣質相融入,審時度勢地在男性氣質與女性氣質的光譜上穿梭移動。

　　其實我告訴你啊,做這行你太柔柔弱弱了,就相當于把自己的底牌亮出來了,就是確實會被拿捏住。咱們又不是那種趾高氣揚的人,我這個人很有“反差萌”的,我前面一開始還氣勢洶洶的,噼里啪啦說一堆,然后一了解情況,誒呀,這個人態度挺不錯的,挺好的,然后馬上就是去幫忙,不管給不給錢,沒有錢我都會幫忙的,經常我會受到別人夸贊的。(娟娟)

　　娟娟的“反差萌”生動地體現了女性貨運司機會在不同情境下靈活調整策略,操縱性別規則以獲得優勢地位。譬如在溝通方式上,處于易被歧視的工作環境中,女性貨運司機會采用男性化的“直截了當”和“硬氣”的溝通風格,而當合作達成后,又會通過女性化的溝通方式柔順關系,拉近距離。

　　這種性別氣質的靈活操演還體現在女性貨運司機的勞動技能上。除了會遵守“搭把手”等男性化的勞動規范來實現生存并與男性競爭,女性貨運司機還會調用細心、耐心、善于溝通等女性氣質來取得差異化的競爭優勢,這幫助女性貨運司機積攢了客源。以收貨款為例,在貨運行業,有些交易需要當場清貨、驗貨以及相應的溝通后才能收到現款,而這一“重任”貨主更愿意交付于其信任的女性貨運司機。

　　每次都給他把貨數好,還要把錢也收回來。收好了如數拿給他。有些人不得拿給別個(人),有跑了的。我們聽到一個把別個(人)的錢收起跑了,4萬多塊錢誒。況且我收錢不收假鈔,我點數,我當著面把數量點好后,弄那個報紙密封好,密封好過后喊對方的那個貨老板把他的名字寫到那個封口處。寫好過后我拿膠紙給它纏好。回來拿給他再喊他自己拆。所以他們貨老板怎么不喊我嘛,他說你們女兒家心細些,況且做啥子事情,不那么毛炸毛炸的,他就認我。(謝姐)

　　此外,女性貨運司機也能更自然地向他人尋求幫助。在跟車過程中,研究者發現女性貨運司機會在微信群中詢問同行路線問題、交通管制情況等,在遇到駕駛難題時請求他人挪車、尋求庫管和裝卸工的關照以減少候車及裝卸時間等。這些女性氣質的操演也能滿足男性的優勢感,甚至能夠使其享受男性的主動幫助。卓姐被邀請加入線上社群的故事便能說明此種情況。

　　我換電瓶,不是打不著嘛,然后旁邊那些男司機看到了,就主動跑過來問你有啥情況,幫我弄好了又喊我加了個群,說有啥問題以后直接在群頭吼一聲就是。(卓姐)

　　更值得注意的是,貨運行業的平臺化也意味著服務工作(service work)的性質開始滲入貨運勞動中,并對藍領工人的霸權男性氣質構成了挑戰[58]。例如,受訪的男性貨運司機常常憤懣于今夕之對比,強調過往給貨運司機散煙散茶的行業規矩,而當下卻只能“看別人的臉色”。這種鼓勵順從性的服務精神與男性工人階級慣習相抵牾,相比之下,女性可能更擅長情感管理與關系維系。受訪的女性貨運司機普遍不排斥在力所能及的情況下幫助顧客,她們也更順從地接受了平臺的規訓話語,認同助人也為助己。要言之,盡管女性貨運司機需要展演陽剛來適應工作,但女性氣質并沒有被絕對摒棄和消除。

　　可見,女性并不是完全改變現有的性別化勞動規范,抑或完全把自己與男性氣質同化才得以融入,而是可以在一定程度上發揮能動性,在不同情境下靈活調整策略、操演性別氣質以獲得優勢地位。一方面,女性貨運司機會磨練技術技能、遵守性別規范、展演陽剛來適應日常工作,以便獲得勞動合法性,與行業中的男性勞動者競爭;另一方面,針對勞動實踐中互動情境和互動對象的不同,女性貨運司機也會利用自己“職業性別少數”的身份,審時度勢地操演合宜的態度與舉止來化解勞動難題,獲取工作機會。這種多元的、流動的性別氣質也為解構男性化/女性化的二元法則帶來了可能。

(三)媒介賦權下的可見性

　　與沈原等人關于中國卡車司機的研究不同,本文的研究對象——“貨拉拉”女性貨運司機——依賴智能手機和平臺獲得工作機會。智能手機起初是她們獲得工作機會必備的生產資料,當她們熟悉了智能手機的各項應用之后,雖然“貨拉拉”平臺通過符號、規訓和制度將女性貨運司機置于邊緣化乃至不可見的位置,但伴隨著短視頻等網絡媒介的興起和對個人日常生活的滲透,女性貨運司機能積極發揮和利用“職業性別少數”的身份,在網絡空間獲得更多的可見性,而這也極大程度地助益了女性貨運司機積累客源,進而改善其自身的生存境遇。阿莉最開始在短視頻平臺上分享貨運生活時,僅僅是抱著“萬一有幾個人來找我拉貨”的想法,但拍攝視頻近3年,阿莉的視頻流量一直不差,目前已經擁有了20余萬粉絲,也徹底改變了自己被動的平臺勞動處境。

　　我做賬號以后,現在多數是私單哈,粉絲找你他就比較照顧你撒,他喊你拉貨的話,都是會提前把人給你安排好,大多數是不需要我們動手的。(阿莉)

　　正因為有“私單”的保障,阿莉也加大了投資力度,將自己最開始開的面包車升級為平板車,還將貨源分給同為“貨拉拉”司機的男友。用阿莉的話說,兩個人僅憑很輕松的勞動狀態,一個月也至少有三萬元的保底收入。

　　此外,憑借著在網絡上分享貨運經驗,女性貨運司機也開拓了建立社群、相互幫助、形塑認同的空間。以娟娟的故事為例,娟娟曾在其視頻賬號中分享了一類“以租代購”的新型貨運騙局,后有陷入同款騙局的貨運司機發出評論和私信求助。笑稱是“綁鴨子上架”的娟娟還是攬下了這樁麻煩事。

　　他當時是這樣的,因為車子沒拿下來,只是簽了一個合同,然后騙子說退車可以,但要扣12000(元)的保險。這個司機很老實,在現場估計肯定就賠了,這錢肯定是拿不回來。然后當時嘛我也很聰明,我就偷偷用手機開了個直播,大概全場在線的話是900多個人吧。其實很多問題我是不專業的,但一遇到問題我就偷偷看屏幕,然后他們就給我出招。他們就會告訴我,像這種騙子公司他的軟肋是什么,是怕金融,因為金融它上面有貸款。看了我就知道怎么處理了,我說你不退是吧,那我今天就打金融監管局,問為什么要批下來,然后這么才解決的爭端。所以我今天嗓子都啞掉了,就是昨天跟騙子大聲嘶吼,把這個嗓子都給啞掉了。(娟娟)

　　熱心的娟娟也經常在線上社區里與大家交流,雖然生活忙碌,但娟娟還是表示:“有什么這個行業里面的困難,或者是遇到了什么瓶頸,都可以發一發,我看到了一般就還是會回。雖然是來自全國各地的,遠水救不了近火,(但)我能幫多少就幫多少,然后再讓大家知道一點點,這就是我力所能及的一些事情。”

　　可以發現,因其“職業性別少數”的符號身份,女性貨運司機更容易在網絡空間中獲得可見性,這不僅為其擺脫平臺桎梏提供了可能,還使其在網絡賦權的加持下發揮互助精神,獲取自我和社會的認同。

六、結論與討論

　　平臺經濟所促發的勞動組織和工作場所的變化被認為在根本上重塑了工作世界,盡管相關討論日益激烈,但目前仍然缺乏對此類數字勞動平臺性別層面的充分關注。本文嘗試進一步拓展此類研究,對“貨拉拉”女性貨運司機的平臺勞動分析表明,雖然女性進入傳統上由男性主導的職業可以被評估為一種積極的趨勢,但平臺并不見得已經打破了舊的藩籬,事實上,數字勞動平臺以更為隱蔽的方式庇護和再生產了工作場所中的性別隔離和不平等問題。

　　平臺并非完全客觀中立的生產組織,通過性別化的勞動身體規訓、庇護性別偏見的工作環境以及無保障的風險處境,平臺仍然維系和再生產了勞動分工的性別區隔和性別等級制,從而實現其利益的最大化。這使得女性在爭取工作機會和薪酬談判等方面不僅處于劣勢,也面臨著更多的脆弱性和受剝削風險,加劇了她們工作的不安全感和不公平感,導致女性在貨運這一職業取得成功的可能性和職業可持續性(career sustainability)都與男性存在顯著差距。這些分析強調并揭示了勞動力的異質性構成以及性別在影響不穩定性(precarity)的分布和深化方面的作用。基于此,我們呼吁未來的政策設計能推動平臺工作的權益保障日益完善,如擴大反歧視法規的適用范圍,加大對女性平臺勞動者的勞動保障與培訓支持,并輔以對平臺的監管以確保這些新的組織形式向善發展。

　　本文也關注了女性平臺勞動者的韌性和力量,例如她們會通過重構“吃苦”的意義、靈活的性別氣質操演以及利用媒介賦權等方式開拓抵抗和逃逸的空間。但值得注意的是,若從悲觀的角度來看,這些抵抗可能也矛盾性地助長了女性貨運司機的自我剝削和情感負累。例如,女性貨運司機不僅仍需被迫與平臺所維系的男性氣質合作,還常常承擔了大量因修復、維護和培養關系而產生的隱形成本和無酬的情感勞動,需要持續地與根深蒂固的性別偏見、男性互動(male socialibility)中獨特的“污文化”等問題相抗爭。這可能導致女性貨運司機需要忍受與報酬不成比例的要求,以及情緒過度卷入所產生的倦怠和壓力。這些問題表明,平臺與工人的互動始終是鑲嵌在更為廣泛的制度情境、市場結構、社會文化規范的環境中的[59],性別不平等不僅可以被平臺悄無聲息地整合進彈性化的用工方式和加強市場逐底競爭的邏輯中,而且鑒于女性在傳統勞動力市場的惡劣處境,收入相對豐厚、勞動相對自由的平臺工作對于底層女性可以說是為數不多的、尚且不錯的選擇,因而平臺能制造出勞動者對不穩定性的“同意”(consent)[60],導致女性可能更不易察覺平臺的性別化運作及其隱形剝削。未來研究可以更為深入地探索造成女性勞動力對平臺工作依賴性的驅動因素以及對工人組織和集體行動的影響。

　　過往研究發現,基于平臺的高效即時匹配,打破了勞動力供需雙方在時空上的阻隔,加劇了勞動者之間的競爭,加之信息透明化,導致了勞動力價格急劇下降,勞動者對平臺的依附性增強,平臺借此強化了對勞動者的控制[61]。本文的研究案例也發現,當勞動的部分甚至主要過程被呈現在平臺上,搶單、分派工作、跑車路線、支付報酬、勞動評價等活動都依賴平臺而實現。多位訪談對象指出,過去幾年里工作機會越來越少、收入也相對降低,如果夫妻雙方都是“貨拉拉”司機,往往是男性轉行尋求更高工作收入,女性則留在了“貨拉拉”平臺上。作為貨運業的職業性別少數群體,較之男性,女性承受了更沉重的工作壓力、更加不安全的工作環境和由此帶來的更低的工作收入,這使得貨運業既有的對女性的不利職業因素被保留和強化,提升女性在這一職業群體里的比例和地位依然會遇到諸多限制,平臺的加入、平臺經濟的發展會幫助女性進入新的職業領域,卻不一定會改善勞動力市場既定存在的性別隔離和不平等。

　　在重構性別平等的職業環境的過程中,平臺或科技的作用很有限,當下提倡的“科技向善”口號究竟在多大程度上能夠落到實處還需觀察。平臺與資本勾連,沒有動力建立性別更公正、更多元的工作環境,相反,維系現有的職業性別隔離反而能令平臺從中獲益良多。平臺為女性開啟了新的就業機會,然而與傳統勞動相比,平臺勞動可能對女性更加不友好,由此產生了持續不斷的女性抗爭。在強大的平臺—資本共同體面前,女性的抗爭顯得不穩定且脆弱,很難被固定化和常規化,所以,對于平臺勞動里女性的抗爭和成就,研究者需要保持清醒的認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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