漢口租界的人力車，共有二千余輛，人力車工人約有六千人左右。我們得著罷工消息以后，先派鄭凱卿化裝一個人力車工人去調查情況，接著在大智門迎賓旅館開了一個房間，我們用《勞動周刊》記者的名義，找著了人力車工人的一個活動分子樊一狗。
樊一狗是一個老老實實的勞苦人。我們在人力車停車的街口上遇著他，把他請到迎賓旅館房間里，請他把罷工的經過告訴我們。
據他說：“老板如果再加租，就不能生活了。一輛車子分三班，每班不過五個鐘點，生意好，一班可以拉得一塊多錢，生意不好，不過幾角錢。現在每人每日要交五角錢的租錢，老板還要每班加二角租錢，這樣下去，只有不干！”
他說到這里掉下淚來！我們安慰他說：
“你不必傷心，我們幫助你們：第一步，你們可以向老板直接交涉，向他說理。第二步，可以到工部局去告他們，把反對加租與罷工的理由向工部局提出來。我替你們找一個義務律師，先作合法斗爭，再看情形定辦法如何？”
攀一狗馬上轉憂為喜，帶著興奮的表情說：
“先生！我們是苦力，誰也看我們不起，你們這樣熱心幫助我們，叫我們更有勁了！世界上真有好人啊！我們先到茶館去喝一杯茶，告訴了我們的弟兄，再去找律師好嗎？”
為了不便在群眾面前暴露身份，我們只好辭謝了他的好意，我說：
“不必到茶館喝茶了。下午一點半鐘你們推出兩個代表到后花樓大同旅社隔壁皮業公所左二巷五號施洋律師事務所來，我們在那里等你們。”
分別后，他去找他們的伙伴，我們就去找施洋，說明來意。施洋同我們雖然是熟人，但是此時他還不是同志，我們知道律師是要錢的，所以答應照他的規定折半給他公費。施洋笑說：
“如果談公費，不僅不能折半，而且還要加倍，因為這是一個勞資沖突的問題。我接受這個案子，就是代表人力車工人向資本家說話，可能要到工部局去打官司，比到法院打官司要麻煩些。不過在正義與人道的觀點上，我們應該幫助他們，人力車工人是窮人，你這個新聞記者（我當時是以新聞記者的面貌出現的）與我這個律師也是窮人，只要有機會，我們這些窮人聯合起來，把那些有錢有勢的雜種們搞一下，也是一個大快人心的事。說甚么公費呢？這樣的事就是貼幾個錢，我施洋也不在乎！”
他的語氣之間，充分表現出對這個問題的義憤！我們談得很融洽，我們就把同攀一狗接談的情形，一五一十地告訴了他，他很愉快地接受了這個案件。
到了下午一時半，攀一狗同袁誥成還有一個同伴共三個人來了。攀一狗是一身襤褸，腰弓背駝，頭發胡須都斑白了，已是五十歲左右的一個老頭子。袁誥成不過三十多歲，身強力壯，身穿一件皂色棉布襖，頭戴一頂黑布瓜皮帽，不高不矮的身材，黑胖的臉蛋，沒有胡須。另外一個同伴：看來是個青年，據說他曾在法國做過三年華工，這個人倒是能說會道，象見過世面的樣子。
他們初進門來，有點拘束不安的樣子，我們和施洋同他們握了手坐下來，雙方作了介紹之后，就請他們把罷工的起因和經過及要求的條件說一說，他們仍推攀一狗代表他們說話，攀一狗把情況擺完了之后，袁誥成緊接著說：
“律師先生！我們真忍不住了，我們對老板是一個銅板的租金也不能加了！我們要就這次罷工當中提出減租的要求，哪怕是減一個銅板，也叫我們服氣，要不是這樣，我們就罷工到底，車行也只好關門，我們橫豎是窮人，他們那些老板們就窮不起！”
袁誥成憤恨之氣，溢于眉宇。另外的那個小伙子也講了很多理由。施洋聽了他們的話之后，說：
“我接受你們的委任，照法律的規定，我們要簽一個合同，你們還要給我一個委任書，我們把合同、委任書簽定之后，明天我就用書面通知各車行老板，并要到法國工部局去備個案。”
事情就這樣定下來了，最后我們又對他們三個代表說：
“罷工是反對加租的武器，團結又是罷工的武器，你們一定要團結，要把罷工支持到勝利，你們對于團結把罷工支持下去有把握嗎？”
他們一致答應說：“困難不是沒有，不過我們可以勸告弟兄們暫時咬緊牙關，找點零活，再大家相互間通挪一下，大概十天八天還不至于發生問題；今天已經是罷工的第三日了，罷工一日，我們的生活固然很困難，車行老板的損失也很大，聽說他們很著急。”
于是我們替他們擬了一個罷工的宣言和漢口租界全體人力車工人告各界父老兄弟姊妹書，揭發車行老板聯合壓迫人力車工人造成罷工的事件。第二天漢口各報把這兩個個文件都發表出來。施洋律師向各車行老板提出書面的通知，我們又找了兩家通訊社和我的幾個老同行寫了幾條“漢口租界人力車工人罷工的第三日”的新聞報道，這樣就把人力車工人罷工的事件，在社會輿論上造成了有利的印象。
這一來，車行老板就被動了，在理屈詞窮的情況下，不得不出面同施洋律師作仲裁的談判。在談判的過程當中，人力車工人罷工的陣容良好，秩序井然，巡捕房也了解這是一個勞資沖突的問題，對人力車工人方面沒有施行甚么壓力。車行老板在這次的罷工運動中是走的下風。但是在談判中斤斤較量，關于租金的增減問題，就是減一分錢或是增一個銅板（當時三個鋼板約值一分銀元）都爭執到一天半天，因此就把談判的時間拖得很長。
罷工支持到第九天的時侯，巡捕房對雙方提出警告，限期復工，同時人力車工人限于窮困，車行老板也感到損失不小，談判到最后的關頭，雙方才同意以下條款：
（一）車行老板取消加租。
（二）在原租金內，每日每班每人提出二分錢作為人力車工人的福利費，實際上每日每班每人繳租金四角八分（等于減租二分）。
（三）人力車工人組織“人力車工人工會”，車行老板不得不干涉破壞。
（四）在罷工期間，車行老板應負擔人力車工人每人每日的飯食費二角，作為資方對勞方的損失賠償。
這幾個條款憑律師作成議定書，雙方簽字以后，寫成一式三份，勞資雙方各執一份，另一份送巡捕房備案，以資信守。租界人力車工人才宣告復工。
這一次的罷工運動，規模雖然不大，但是對我們開展武漢工人運動卻有重大的意義。第一，在啟蒙時期的工人運動，很不容易發動一次罷工運動，尤其是人力車工人，差不多是流氓無產階級，組織更難。這一次罷工，開始是人力車工人的自發運動，到了中國勞動組合書記部長江支部的工作同志參加進去以后，提出了合法斗爭的方式，整理了罷工運動的陣容，團結了斗爭的力量，爭取社會輿論的同情，擴大了罷工的影響。先把資方那一向對人力車工人居高臨下的氣焰壓倒，使巡捕房對人力車工人罷工立于第三者的地位，就分散了統治階級的力量，壯大了罷工運動的聲勢，才有可能把這一次的罷工運動堅持到底，以至勝利。第二，工人團結是罷工運動成敗的關鍵，如果沒有有計劃的宣傳教育，工人的團結，尤其是人力車工人的團結，是很容易發生問題的，罷工堅持到十余日，六千多人力車工人都能忍饑受餓，同仇敵愾，這是一種難能可貴的表現，也就是罷工勝利的保證。第三，當時的政治壞境，工人還沒有集會結社的自由，法律上也沒有工會法，武漢也沒有任何工會，在這一次勞資協議的條款中把“人力車工人組織工會，車行老板不得干涉破壞”列為一款，得到資方的簽字，得到巡房準予備案，人力車工人工會取得了合法的地位，這是一種政治斗爭的勝利，為武漢各種勞動組合創造了有利的條件，給勞動組合書記部長江支部的工作鋪平了道路。
人力車工人復工以后，大家歡欣鼓舞，在資方賠償勞方的損失經費項下提出了五千元，作為建筑人力車工人工會的經費，在大智門附近法租界對面租了一塊空地，把人力車工人工會的會所建筑起來，工人的工會設置在自己斗爭得來的房屋里，這在武漢也算是首創的，為工人運動樹立起一個勝利的榜樣。
人力車工人工會聘施洋律師顧問，他們都很愛戴施洋，都稱施洋為“施先生”，到一九二二年夏天，中國共產黨吸收施洋加入中國共產黨，人力車工人工會的工作，就由施洋負責指導，一直到他為黨為無產階級的革命事業犧牲為止。而施洋的名字則永遠存留在武漢每一個人力車工人的心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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責任編輯：hej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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