提起申紀蘭，估計多數中國人都不會陌生。她是唯一一位連任十三屆全國人大代表的女性，也是“共和國勛章”的獲得者，可以說是新中國社會主義建設的“活化石”。2020年6月28日，申紀蘭永遠離開了她深愛的這片故土，享年91歲。

　　作為一個生長在山西農村的勞動婦女，申紀蘭引起全國范圍內的關注，主要是她對于婦女解放運動的貢獻。1951年，申紀蘭所在的西溝村成立了初級農業生產合作社，21歲的申紀蘭當選為副社長。她發動婦女參加生產勞動，并克服男社員的反對爭取到了男女同工同酬。在人民日報、新華社先后報道了申紀蘭的事跡后，她成為社會主義國家爭取男女平等運動的典范，并推動了男女同工同酬寫進憲法。

　　從某種程度上說，今天所有的中國人都應該感謝申紀蘭。今天中國的女性地位和婦女參與社會勞動的程度，不僅遠遠高于日、韓等東亞文化圈國家，而且高于大部分的發達資本主義國家。這正是以申紀蘭為代表的社會主義婦女解放運動的功績。

　　01

　　被遮蔽的歷史：

　　新中國的婦女解放運動

　　歷史上的女權主義運動，是伴隨著資本主義生產方式的形成而發展起來的。第一波女權主義運動主要以中產階級婦女為主體，她們要爭取與男性同等的政治權利和法律地位，這就是自由主義女權。

　　對這種同一性公民權利的爭取，是資產階級革命的題中之意，但是同一性公民權利背后的階級差異和對立，就在這種運動中被遮蔽掉了。也就是說，不僅有男人/女人的差別，還有資產階級男人/無產階級男人、資產階級女人/無產階級女人的對立。與男人/女人這種自然生理性的對立相比，這種在階級結構上的對立是更為根本的對立。

　　因此，在風起云涌的社會主義運動中產生的社會主義女權，更關注的是底層勞動婦女的解放。它強調不僅要實現女性在政治上和法律上的平等，而且要打破私有財產制度和既有的階級結構，婦女解放運動成為無產階級階級解放運動的有機組成部分。

　　早在20世紀20年代，在當時的女性解放運動中就出現了自由主義女權和社會主義女權的分歧。伴隨著中國革命的成功，社會主義女權也獲得了歷史性的勝利。中國共產黨主導下的婦女解放運動，一方面使婦女得以從封建宗法制度中解放出來，打破了毛澤東所說的“父權”、“族權”、“夫權”對于女性的束縛和壓迫，另一方面也推動廣大婦女走出家庭、廣泛參與社會公共勞動，逐步實現女性在經濟上的獨立和平等。曾經飽受壓迫但又呆滯、麻木的祥林嫂、白毛女，就在短短幾年的時間內，變成了申紀蘭、吳桂賢、郭鳳蓮、郝建秀、戚桂芝……他們打破了傳統社會強加給女性的性別角色和刻板印象，成為合作社社長、紡織工人、拖拉機手、火車司機、飛行員；她們不僅走出了家庭，而且打破了男性對于政治權力的壟斷，有的甚至成為黨和國家的領導人。

　　這場偉大的婦女解放運動的實現，是以無產階級和農民的階級解放為前提的。在農村傳統小農經濟條件下，作為一家之主和主要勞動力的“父親”，掌握著家庭的經濟權力及對婦女、子女的支配權，女性被束縛在家庭之內無力掙脫。而伴隨著農業合作化運動的發展，個體小家庭的勞動逐步轉化為社會勞動，“父親”的經濟權力被打破了，根深蒂固的農村父權制也開始瓦解。

　　在黨的號召和領導下，以申紀蘭為代表的廣大農村婦女得以突破“家庭奴隸制”的束縛，積極參與到農業生產和農業合作化運動中，成為社會主義建設的積極主體。在城市，三大改造和社會主義公有制的實現，也極大削弱了城市個體家庭中的“父權制”。大量女性進入國有企業、機關、事業單位工作，提升了他們在家庭經濟中的地位，改變著父權制家庭中的權力關系。

　　社會主義不僅意味著勞動和生產的社會化，也意味著社會再生產的社會化。在私有制條件下，家庭是社會再生產的主要場所，婦女則是社會再生產職能的主要承擔者。而在向社會主義過渡的過程中，原先由個體小家庭承擔的子女撫養、教育、婚配、住房、贍養老人等問題，逐步轉由社會來承擔。如當時在國有企業普遍實行的免費教育、免費醫療、福利分房、退休養老等政策，以及托兒所、幼兒園等福利設施，幾乎實現了除家務勞動之外的所有再生產職能的社會化。家庭職能的弱化，使得婦女的負擔大為減輕。更重要的是，在社會再生產職能社會化之后，子女的入學、就業、婚配、住房等等，都不在“一家之主”的權力范圍之內了，個體家庭中的父權日益萎縮。

　　女性的解放和父權的萎縮，使得男強女弱的刻板性別角色和性別分工也被打破了。女性不再是嬌弱的代名詞，“婦女能頂半邊天”、“時代不同了，男女都一樣”成為當時響亮的口號。女性開始進入以前被認為是只有男性才能從事的工作領域，成為拖拉機手、飛行員、火車司機，甚至從事重體力勞動。印在人民幣上的女性拖拉機手，就是那個年代中國婦女解放的象征。而在女性走出社會參與社會勞動的同時，男性也開始逐步承擔家務勞動。在80年代以后被主流意識形態嘲諷的上海“小男人”形象就是這樣形成的。這是因為上海是中國工業化最發達的地區，也是女性就業率最高的地方。大量雙職工家庭的存在，使得男性也必須承擔一定的家務勞動，從而瓦解了傳統的“大男人”形象。

　　梁軍，新中國第一位女拖拉機手，因為其開拖拉機的形象被印在第三套人民幣面值壹元的紙幣上而被大眾熟知

　　02

　　“去革命化”浪潮與

　　女權話語的轉變

　　上世紀八九十年代以后，伴隨著自由主義意識形態的影響和“去革命化”浪潮，新中國婦女解放運動也遭受到了很多詬病和指責。這些指責主要包含幾個方面的內容：

　　一是批評新中國婦女解放運動忽略了婦女的主體性，即婦女所得到的解放并不是婦女自己爭取的結果，而是國家自上而下“恩賜”給婦女的。

　　二是批評新中國婦女解放運動壓制了女性的性別特質，形成了一種所謂的“無性化的鐵姑娘”現象。

　　三是批評新中國的婦女解放運動用階級話語遮蔽了性別問題，女性所面臨的特殊問題在普遍主義的階級話語中被遮蔽了。

　　在對新中國婦女解放運動的指責中，我們既可以看到傳統自由主義意識形態的影響，也可以看到20世紀六七十年代后在西方發展起來的激進女權主義、后現代女權主義思想的影響。但事實上，這些觀點無論在理論上還是在實踐上，都是站不住腳的。

　　第一，對新中國婦女解放運動的所謂“恩賜論”的批評，忽略了婦女在中國革命和建設過程中積極的、能動的作用。從“國家/公民”二元對立的新啟蒙話語出發，自由主義學者把中國共產黨和社會主義國家主導下的婦女解放運動稱為“社會主義父權制”或“國家女權主義”。中國共產黨對于婦女運動的領導，被批評為一種為了特定政治目標而“運動婦女”的行為；婦女對于社會革命和社會公共勞動的廣泛參與，也被簡單地定義為所謂“社會主義父權國家”基于對勞動力的需求而對女性身體的“征用”。

　　這種新啟蒙話語在把國家抽象化和男權化的同時，也把婦女群體消極化和客體化了，從而“自覺不自覺地把婦女的權益和中國共產黨發起的社會主義重要運動——無論是反帝戰爭、階級革命還是經濟改革——隔絕開來甚至對立起來，似乎中國婦女完全置身于現代中國歷史之外”。

　　從形式上來看，新中國的婦女解放運動確實是“國家”自上而下推行的，但是“國家”并不是一個抽象的概念。自由主義者只看到了新中國的婦女解放運動是國家政權自上而下“恩賜”給婦女的，但他們忽略的是，社會主義人民政權的成立本身就是包括勞動婦女在內的階級革命——以及包含在這種階級革命之內的性別革命的產物。

　　中國共產黨從來不把婦女看成革命的消極被動的客體，而是強調婦女的主體性和能動性，強調婦女的解放是婦女“在斗爭中用自己的力量取得的”。在舊社會受壓迫最深的女性，一直中國社會革命的深度參與者，婦女解放運動從始至終都是中國革命的有機組成部分。

　　仔細梳理中國革命史的話，就會發現向警予等早期女性革命者的性別觀念都是非常超前的，她們也一直在黨內為爭取婦女解放和兩性平權而斗爭。大量女性革命者和勞動婦女的支持和參與，是中國革命取得勝利的重要因素。即使是在建國后，類似于男女同工同酬這樣的行動，也是在申紀蘭等勞動婦女的積極推動和爭取下實現的。因此，與自由主義的啟蒙敘事相反，女性一直是社會主義女權運動的能動主體——不是社會主義國家，而恰恰是自由主義者把女性消極化、客體化了。

　　第二，所謂婦女解放運動使女性“去性別化”的批評，事實上是基于一種狹隘的本質主義性別觀念，最后導致了“男女有別”的性別秩序的重構。女權主義/女性主義知識分子在批評社會主義婦女解放的過程中，抹去了以“鐵姑娘”為象征符號的勞動婦女在新中國社會主義建設和婦女解放運動中的杰出貢獻。“鐵姑娘”從勞動婦女雙重解放的象征，轉變為“女性男性化”的象征，并刻意凸顯了女性在從事體力勞動過程中的身體傷痛。

　　如著名女性主義學者李小江認為，兩性差異是一種“基于自然”的差異，女性擁有一些與男性不同的自然特質，而新中國的婦女解放運動則將這些女性特質強行消滅了。著名社會學家鄭也夫批評新中國的婦女解放運動批評新中國的婦女解放運動“將女子趕向社會，成為‘強人’”，導致的結果是使婦女失去了“女子的溫情”，淪落到一種“‘中性’或曰‘無性’的狀況中”。

　　這種深受西方女權主義思潮影響的性別觀點，把女性視為一種本質性的存在，即一個“與男性相對的固定的范疇”。他們忽視了女性之間因所處的地區、文化、階級等因素的不同而形成的差異，而構造出了一個統一的女性標準——這種統一的女性標準又落入了資本主義父權文化的窠臼。

　　知識精英對所謂“無性化鐵姑娘”的批判，一般以超體力生產勞動對于女性身體的傷害為依據。但在他們批判所謂“無性化鐵姑娘”的同時，大量勞動婦女在農村集體經濟瓦解后淪為了資本的雇傭勞動力，從事著更為艱苦甚至可能會造成終身傷害的體力勞動，但是這部分勞動婦女并沒有進入知識精英的視野。他們實際上是把中產階級精英女性的一些性別特質，本質主義化為女性的一般本質，“女性話語始終潛在地以中產階級女性作為女性主體想象的基礎”。

　　這種對“無性化”的批判，代表著重新獲得話語權的中產階級精英女性對婦女解放運動的主要受益者——勞動婦女的反彈。體力勞動光榮的理念已經被廢棄了，勞動婦女重新淪為一種底層形象。中產階級精英女性不屑于與從事體力勞動的勞動婦女為伍，她們需要“以一種性別身份的表演”，來與底層劃清界限，提升自身的社會地位。

　　90年代以后，這種對所謂“女性氣質”的強調，迅速被新生的消費主義文化所吸納。作為新中國婦女解放象征的勞動婦女形象被解構了，代之以年輕、貌美、會消費的中產女性形象。這種充滿著所謂“女人味”的女性形象，意味著女性不得不以男性的凝視和審美標準來塑造自己的身體和氣質，重新成為被物化、性化的他者。

　　第三，對階級議題壓制了父權制問題的批評，遮蔽了性別壓迫的階級起源，并忽視了新中國解決婦女特殊問題的努力。

　　父權制與私有制之間的關系問題，是第二次世界大戰以后西方女權主義學界討論的核心問題之一。不同流派的女權主義思潮，都對馬克思主義在婦女問題上的所謂“階級一元論”提出了批評。如激進女權主義把男女生理結構的不同視為女性受壓迫的根本原因，主張用“性別一元論”來替代“階級一元論”；社會主義女權主義既反對傳統馬克思主義的“階級一元論”，也反對激進女權主義的“性別一元論”，提出了階級與父權制“二元論”的理念；而深受后現代思潮影響的后現代女權主義，則從根本上消解了本質主義的階級和性別概念，認為性別與階級都是在一定的話語范式中被建構出來的。這些思潮和觀點也在國內產生了廣泛回響，成為“去階級化”的女性主義/女權主義思潮的理論資源。

　　但事實上，西方女權主義思潮對于馬克思主義婦女觀的批評是站不住腳的：馬克思主義在把性別壓迫歸因于階級壓迫的同時，并沒有否認性別壓迫的特殊性；馬克思主義把階級解放視為性別解放的前提，也并不意味著性別解放是階級解放自然而然的結果。在階級解放完成后，私有制社會中長期存在的男權思想和陋習不可能在一夜之間完全根除，對于婦女的顯性或隱性的性別歧視仍然存在。

　　但是，這種性別之間的矛盾與私有制社會中父權制對女性的壓迫截然不同。它不再是一種基于階級壓迫的對抗性矛盾，而是可以在兩性的良性互動中協商解決的問題。在新中國的婦女解放運動中，盡管婦女廣泛地走出了家庭，參與社會公共勞動，但家庭內部的傳統性別角色和女性的特殊負擔并沒有完全改變，很多男性仍然拒絕從事家務勞動，由此導致了婦女的“雙重負擔”。

　　這是婦女面臨的特殊性別問題，但是在普遍性的階級解放中，已經蘊含著解決婦女特殊問題的可能性。一方面，在工業化進程中大量出現的雙職工現象，使得調整男女性別分工成為可能。比如在工業化程度較高的地區，男性從事家務勞動已經成為一種普遍現象；另一方面，對于尚未被社會主義工業化進程所吸納的家庭婦女，社會主義國家也承認其所從事的家務勞動的貢獻和作用。家屬成為一個被國家所承認的政治身份，從私人領域進入了公共領域。

　　八十年代以來知識界對社會主義婦女解放運動的批評和解構，使得性別問題從階級問題中剝離出來，成為了一個與階級無關的“身份”問題。在階級視野消逝之后，壓抑和束縛女性的社會壓迫結構就被有意無意地遮蔽了。女性解放運動就不再是一場針對不平等社會結構的斗爭，而變成了一場針對男人的斗爭。這種斗爭必然是無力的，也是無效的，其表演性大于實質效果。問題不在于男人/女人，而是在一定社會階級結構中的男人/女人。

　　2019年9月，申紀蘭獲授“共和國勛章”

　　（新華社）

　　03

　　重新發掘社會主義

　　婦女解放運動的遺產

　　九十年代以來，伴隨著市場機制的發展和社會的整體轉型，女性的地位也開始受到了一定的挑戰。在農村，集體生產勞動的瓦解，使得家庭重新成為生產組織單位。在城市，伴隨著單位制向現代企業制度的轉變，在“企業不能辦社會”的口號下，原有附屬于國有企業學校、醫院、托兒所等企業的“社會”職能被剝離了。也就是說，社會再生產的職能從企業/國家重新回到了家庭/個人。尤其是在1998年以后，教育、醫療、住房等領域的市場化改革，把本來應該由國家通過公共服務來承擔的職責全部推給了個體小家庭。家庭職能的膨脹，使得傳統的性別分工再次回歸，對“女性回歸家庭”的呼吁也不絕于耳。

　　由于女性在社會再生產領域所承擔的過重的負擔，資本主導下的市場機制表現出了對女性的嚴重排斥與歧視。90年代以來，雖然中國婦女的勞動參與率整體高于世界其他國家，但一直呈下降趨勢。一個典型案例，就是某大型集團的副總裁在聚餐時告訴老板自己已經懷孕的消息后，老板當場委婉地逼迫她辭職。一個在職場已經小有成就的精英女性尚且如此，遑論普通職場女性。同時，伴隨著市場原則對人類社會關系的深度滲透，女性的身體和性在資本主導的權力結構中遭受到了嚴重的異化，職場性騷擾和性侵害成為越來越嚴重的問題。

　　更重要的是，當女性的“性化”與個體小家庭所要承擔的過重負擔交織在一起時，就導致了一種女性的自我物化的現象。缺乏“安全感”的女性在選擇婚姻對象時，對于房子、車子、彩禮及家庭經濟條件的要求，其本質是把自身物化為用金錢來衡量的商品。這導致了男性世界中對于過于“物質化”的女性的批判，加劇了性別之間的對立和矛盾。社會再生產的私人/家庭化，也造成了女性對于婚姻的依賴和依附。對出軌的恐慌導致了大量“斗小三”的狗血家庭倫理劇，這是女性重新被“性化”與“物化”之后所造成的社會悲劇。

　　面對新自由主義市場機制對于女性所造成的傷害，當代女權主義者幾乎集體失語。拋棄了階級視野的當代女權主義，盡管一度表現出非常“激進”的面貌，但這種“激進”僅僅體現在一種夸張的言辭和行為藝術之中，表現在對違反“政治正確”的公共言論的吹毛求疵式的話語批判中。這種典型的“身份政治”式的斗爭，既不能揭示出性別壓迫背后的社會根源，也無力形成對父權制的集體有效對抗，反而激化了男人與女人之間的矛盾，造成了所謂的“女權主義恐懼癥”。

　　而回過頭來看，在當代精英語境中以又“老”、又“土”的形象出現的申紀蘭，所代表的恰恰是一種前沿的“先鋒女權”。它既追求女性在經濟上的獨立與解放，也反對男權社會構造出來的刻板女性形象，展現出女性獨立的生存價值、避免女性的“性化”與“物化”。在女性權益受到嚴重挑戰的當下，我們也許更應該發掘與繼承申紀蘭所代表的社會主義婦女解放運動遺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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