歷經磨難 不忘初心 一心為民 方得始終

　　——追憶東江縱隊主要創建人之一王作堯將軍始終如一的徹底革命精神

　　薛潤人   王勇前   王勇勁

　　摘  要：2023年是東江縱隊成立80周年，也是其主要創建人之一王作堯將軍誕辰110周年，在這一時刻紀念東江縱隊、紀念王作堯等具有非常重要的意義。我們要深刻理解習近平總書記在多個場合所闡述的英雄對于國家前途命運的重要價值。新時代需要英雄，更需要發揚英雄精神。我們要繼承與學習王作堯在戰爭年代救國為民，不屈不撓地獻身于創建新中國的犧牲精神；在和平年代建設國防再立新功，視人民利益高于一切的孺子牛精神；最重要的是努力學習他實現“兩個決裂”，一輩子追求崇信共產主義偉大理想的徹底革命精神，補足精神之鈣，更好地服務于當今推進中國式現代化建設和高質量發展的社會主義宏偉大業。

　　關鍵詞： 王作堯 一心為民 東江縱隊 精神傳承

　　黨的二十大報告強調指出，要弘揚以偉大建黨精神為源頭的中國共產黨人精神譜系，用好紅色資源，深入開展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宣傳教育，深化愛國主義、集體主義、社會主義教育，著力培養擔當民族復興大任的時代新人，而自覺地完成這一重大使命是功在當代、利在千秋的大事。東江縱隊是抗日戰爭時期中國共產黨在東江地區創建和領導的一支英雄的人民抗日隊伍，在華南地區與日寇的殊死戰斗中充分展現了偉大的抗戰精神。習近平總書記曾多次強調了英雄對于國家前途命運的重要價值，“一個有希望的民族不能沒有英雄，一個有前途的國家不能沒有先鋒。”“今天，我們比歷史上任何時期都更加接近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目標。實現我們的目標，需要英雄，需要英雄精神。”。東江縱隊是一支英雄的部隊，當中涌現的英雄人物不勝枚舉。2023年，是東江縱隊成立80周年，也是東江縱隊創建人之一王作堯將軍誕辰110周年，在這值得紀念的時刻，我們緬懷東江縱隊眾多英雄中的一員王作堯是極有意義的。學習他用一生來詮釋那種雖歷經磨難，卻始終懷有救國為民初心與徹底革命的精神，能讓我們補充英雄精神之鈣，在我國推進中國式現代化偉大事業中展現出更多勇氣、骨氣、志氣，用強大的正能量擔當新作為。

　　一、學習他戰爭年代救國為民，不屈不撓地獻身于創建新中國的犧牲精神

　　王作堯1913年出生在廣東省東莞縣厚街鎮西門巷小塢一個殷實的家庭。1934年畢業于廣州燕塘軍校（后稱黃埔軍校第十一期），1935年10月參加中國共產黨外圍組織中國青年同盟，在國民黨軍隊中做兵運工作；1936年加入中國共產黨，組織抗日救國十人團，開展抗日救亡運動。全面抗日戰爭爆發后，中共廣東省委派他回家鄉東莞組建抗日武裝；1938年5月，王作堯任中共東莞中心縣委宣傳部長兼武裝部長。同年10月12日，日本侵略軍在廣東惠州大亞灣登陸，莞城危在旦夕，王作堯、何與成、袁鑒文等在東莞一線組織抗戰的同志，以“天下興亡、匹夫有責”的愛國情懷迅速組建了東莞模范壯丁隊，由王作堯擔任隊長。10月19日，東莞模范壯丁隊和壯丁常備隊共兩百余人開赴榴花一線，在峽口、京山、西湖、鰲峙塘等地三度出擊，歷經近一個月激戰，反復打退渡江入侵的日本軍隊，迫使日寇退回石龍。這是中國共產黨領導東莞縣人民抗日武裝在華南地區最早有組織的抵抗，東莞人民以不畏強暴、血戰到底的英雄氣概點燃了抗日游擊戰爭的熊熊烈火。

　　1938年11月25日，日軍調兵遣將從莞城、石龍、虎門三路向南并進，開始了瘋狂殘酷的大掃蕩。在具有強大優勢的敵軍面前，王作堯率領的這支剛剛建立三百余人規模的抗日武裝，很快就被打散僅剩數十人，他本人遭受到參加革命后第一次重大挫折。如何才能長期堅持敵后游擊戰爭？在這艱難與困惑的時刻，王作堯苦苦思索，想到毛澤東在《論持久戰》中的論斷，“如此偉大的革命戰爭，沒有普遍和深入的政治動員是不可能勝利的”“戰爭的偉力之最深厚的根源，存在于民眾之中”，不禁豁然開朗！“兵民是勝利之本。把部隊拉回到大嶺山去！”在群眾基礎好又便于游擊活動的地方扎根，哪怕是小小的隊伍也能生存發展。他根據黨的指示，于1939年元旦很快又迅速建立起有兩百多人的東寶惠邊人民抗日游擊大隊并擔任大隊長。同時，為組織民兵隊伍，他派出民運工作人員積極協助地方黨組織，在各抗日游擊區發動群眾。通過積極開展卓有成效的統一戰線工作和所取得的一系列剿匪實戰的勝利，為游擊隊爭取到了國民黨當局頒發的名義“第四戰區東江游擊指揮所第四游擊縱隊直轄第二大隊”，在東莞、寶安等地積極開展抗日游擊戰。自此，在毛澤東軍事戰略思想的指引下，為了創建新中國的革命理想，王作堯在廣東這塊熱土上曾親自指揮部隊同敵人打了不少著名的硬戰、惡戰，以家鄉東莞為立足點，轉戰寶安和惠州等地，發展與鞏固了紅色革命根據地。

　　1940年3月，廣東的國民黨當局悍然掀起反共高潮，王作堯部被迫東移海陸豐，一路遭到國民黨軍殘酷地圍追堵截，最后僅剩70多人到達海豐縣。在海陸豐，他與遭遇同樣命運的曾生部匯合。部隊重新整編后，他按照中共中央指示重返惠東寶敵后開展抗日游擊戰，率先開辟了東莞大嶺山抗日根據地。同年9月，經由時任東江特委書記林平主持，在寶安召開的“上下坪”會議決定：王作堯部改番號為“廣東人民抗日游擊隊第五大隊”，駐守寶安。得到地方黨組織強有力的支持與配合，王作堯率領“五大隊”僅用半年多時間，就將包括自衛武裝在內的抗日部隊發展到了近千人，接著又創建了寶安羊臺山抗日根據地。1942年元月，東江特委根據中共中央的指示，上演了震驚中外的“大營救”，王作堯具體負責絕大部分進步文化界人士經過的西線營救通道和“最傷腦筋”的籌款工作。戰士們冒著風險，忍饑挨餓，千方百計保證被搶救中的文化人安全保障與生存需求。當時就曾發生過這樣的一件事。一位鄭姓小交通員為了讓被營救人員不要餓著，就推說自己吃過了，把身上僅帶的五條紅薯全給了倆作家，待到接應人趕來時他卻餓昏倒地，深深地感動了當事人，他們主動給予了大力宣傳。這樣的事例很多，難以一一枚舉。“大營救”前后歷經三個多月，從淪陷的港九孤島搶救出何香凝、茅盾、鄒韜奮等三百余名著名愛國人士與文化人，創造了獲救者無一人傷亡的奇跡，在中國革命史上寫下了濃重一筆。同年2月，廣東人民抗日游擊隊總隊成立，王作堯任副總隊長兼參謀長，參與領導東（莞）、寶（安）、太（平）三角地區敵后工作委員會，親率部隊深入敵后打擊日寇。游擊隊靈活運用毛澤東的游擊戰術“十六字訣”，于1942年12月一舉打敗日偽軍對寶安的“十路圍攻”，粉碎了敵寇“萬人大掃蕩”，使日軍原定“廣九鐵路年底通車、推進太平洋戰爭運力發展”的計劃徹底破產。

　　黨中央根據全國革命斗爭的需要，決定公開宣布華南抗日游擊隊為中國共產黨領導的抗日武裝隊伍。1943年12月2日，由黨中央命名的廣東人民抗日游擊隊東江縱隊成立，曾生任司令員、林平任政治委員、王作堯任副司令員兼參謀長、楊康華任政治部主任。中共中央和中央軍委于1944年7月15日致電東江縱隊：“你們全體指戰員在華南淪陷區組織和發展了敵后抗戰的人民軍隊和民主政權，至今已成為廣東人民解放的旗幟，使我黨在華南政治影響和作用日益提高，并成為敵后三大戰場之一。”東江縱隊的顯赫戰績得到了黨中央以及盟軍的充分肯定。1945年農歷正月，王作堯等又奉命率部進軍羅浮山，以它為中心創建了羅浮山抗日根據地，廣東省臨委和廣東軍政委員會就設在此，成為當時中共在廣東的黨和軍事工作中心。東江縱隊也在繼續與日偽軍展開的戰斗中越戰越強，規模越來越大，戰斗部隊發展到1萬1千多人，民兵約1萬2千余人，逐步建立了總面積約1.5萬平方千米、人口約450萬的抗日根據地和游擊區。

　　1945年7月1日，根據中共中央指示，廣東區黨委成立后即決定由王作堯等率領東縱的粵北指揮部挺進粵北，與率部由陜北出發南下的王震、王首道部會合，共同開辟五嶺根據地。一路上，他們沖破國民黨部隊的重重攔截，忍饑挨餓沿著人煙稀少的邊遠山區艱難前行，于9月中旬抵達韶關南雄帽子峰、瀾河一帶。眼看就要與王震率領的南下部隊會師，卻突然接到廣東區黨委轉發的中央和中央軍委來電，因日本宣布投降，情況突變，王震部已回師北返，要求王作堯部原地依靠當地群眾獨立作戰，創建革命根據地，迎接新戰斗。于是，他們折返粵贛邊進入當年長征后留守紅軍打游擊的油山地區，同試圖剿滅東縱粵北指揮部武裝的國民黨軍展開游擊戰，并連續取得了勝利，成功建立了粵贛邊游擊根據地，完成縱隊向北發展的艱巨任務。

　　1946年5月，根據國共軍調部粵北支組的要求，王作堯部準備北撤。國民黨廣東軍閥余漢謀等對能征善戰的王作堯恨之入骨，視之為“眼中釘”“肉中刺”，揚言“王作堯不撤走，就是對抗執行‘雙十協定’。”甚至不惜在集結北撤的現場導演了一場鬧劇，讓幾個曾是王作堯十年前軍校同學的國民黨軍官爭先恐后與之合影，以存照備查，就是要防止他繼續留在廣東打游擊，以便屆時可大做文章。

　　隨東縱主力部隊北撤后，王作堯先后任華東軍政大學第四大隊大隊長，華東野戰軍第十縱隊副參謀長。1947年12月，曾生、王作堯等到西柏坡，向黨中央匯報廣東武裝斗爭情況，期間受到劉少奇、朱德等中央領導接見。1948年1月，王作堯和盧偉良到陜北米脂縣楊家寨，向毛澤東主席匯報廣東工作，同時受到了周恩來副主席、任弼時同志等接見。同年5月，他調任華北軍政大學教育部副教育長。1949年6月，王作堯任擴編后的兩廣縱隊副司令員兼第二師政委，率部參加了解放廣東乃至整個華南地區的戰役，為中國人民的解放事業作出了重要貢獻。

　　縱觀戰爭年代，王作堯領兵南征北戰，出生入死，臨危不懼，更有好幾次陷入敵軍重圍，甚至瀕臨絕境，但他總能以毛澤東軍事思想為引領，自覺學習并運用到實戰中，始終不渝地遵循黨中央的指示精神堅持斗爭，轉敗為勝，積小勝為大勝，在解放勞苦大眾、建立新中國的戰斗中，充分彰顯了共產黨人不怕流血吃苦的犧牲精神。

　　二、學習他和平年代建設國防再立新功，視人民利益高于一切的孺子牛精神

　　1949年秋，在廣東各邊縱隊的配合下，中國人民解放軍長驅南下，10月1日新中國成立，10月14日廣州解放。我軍乘勝追擊，直下粵中、南路；至12月，解放廣東省大陸地區。不久，廣東戰役聯合指揮部司令員葉劍英任命王作堯為剛成立的江防司令部副司令員。接著，葉劍英又命令兩廣縱隊與粵贛湘邊縱隊組成珠江三角洲作戰指揮部，讓王作堯兼任副司令員，同時兼任珠江三角洲治安委員會主任委員。當時江防司令部司令員是廣東軍區副司令員兼參謀長洪學智，司令部的主要工作由王作堯主持，為了肅清廣東沿海特別是珠江口諸島的殘敵，廣東江防司令部擔負會同陸軍部隊組織解放海南島和萬山群島的工作。

　　1950年初，王作堯正在考慮組建“江防”部隊。恰在此時，邊縱東一支三團副團長林文虎、何棠等前去看望他。王作堯對林文虎抗戰期間在海上大隊任副大隊長時曾創造出以木船擊敗日軍炮艦的奇跡記憶猶新，便動員倆人加入海防部隊。后來，林文虎擔任由艦艇編成的海防隊副隊長，何棠擔任登陸艇隊副隊長。同年5月，王作堯主持召開作戰部署會議，在聽取各方發言后，果斷部署：“避敵之長，攻敵之短，利用夜幕的掩護，集中精干炮艇群，偷襲敵垃圾尾錨地。”會議制定了以小艇群襲擊、纏絆敵方大艦，集中較大艦艇攻打敵方較弱的巡邏艦艇的“以小襲大”、“以大擊小”的戰斗方案。解放萬山群島的戰斗打響后，林文虎率領自重僅28噸的“解放號”艦等3艘炮艇擔任中路突擊任務。林文虎英勇無畏，率先沖鋒進入敵艦群，把敵人的“太和號”艦打得起火，敵艦司令打成重傷；擊沉了敵千噸的“永寧”艦；千余噸的“中海號”艦也中彈起火；直至最后倒在主炮旁犧牲，為最終取得人民解放軍海軍初建時期協同陸軍的首次登陸作戰的勝利獻出了寶貴的生命。萬山海戰的勝利受到中央軍委主席毛澤東傳令嘉獎，“這是人民海軍的首次英勇的戰例，應予表揚”，林文虎被追認為新中國第一位海軍戰斗英雄。

　　1950年8月，王作堯調任廣東軍區司令部副參謀長兼廣州市防空司令部司令員。彼時，國民黨反動派雖被海防部隊趕出珠江口，但仍頻繁派戰機到廣州附近侵擾。王作堯肩負保護廣州數百萬人民生命安全重任，幾乎日夜都堅守在地下指揮室，還經常到各高炮陣地、雷達所檢查備戰情況。在敵機侵擾密集之時，他往往和衣而睡，電話鈴一響，就即刻趕到陣地；常常一頓飯沒吃完，就得往指揮所里跑。他總是這樣說：“只要有敵情，我就想到廣州人民的安全，馬虎不得啊！”王作堯就是這樣以“俯首甘為孺子牛”的精神，服務人民，報效祖國。

　　1951年1月，華南軍區防空司令部成立，葉劍英又把王作堯調去擔任司令員。1952年2月赴朝鮮學習觀戰，回國后任中南軍區防空部隊第一副司令員。正當他在任上滿腔熱忱地為防空軍建設投入全副精力之時，頗為蹊蹺的事發生了：1953年，他做夢也沒想到，有人竟然捏造了一份誣陷他為“國民黨策反對象”的假材料，甚至謊稱此事與他14歲（1938年）就加入中國共產黨、16歲就因積極參加學生運動、宣傳抗日救國而擔任香港九龍學生中心黨支部書記的妻子何瑛（1942年1月根據黨的安排同文化人一道由香港撤至東江游擊區，同年底倆人結婚）有關。于是，他被內定為“歷史不清”的“內掛人物”受到控制使用，開始蒙受長期的不白之冤。

　　1954年12月，王作堯接到去北京防空軍高級防校學習的命令（實際上是調京審查），在隨后開始的肅反運動中又被定為審查對象。此事甚至影響到王作堯1955年期間的授銜，后經調查并無事實，才于年底12月補授大校軍銜，但仍掛了個“不宜留在廣東工作”的所謂理由，埋下后來反復遭受審查的伏筆。從此，王作堯的人生轉向了一條漫長且坎坷之路。

　　王作堯在高級防校學習期間，擔任了該校訓練部代理部長兼高級班班主任之職。他雖冤屈在身，但仍一心撲在黨和軍隊的教育事業上，挺起腰桿拼命工作。他夜間修改教材，清晨跑去操場參加學員操練，生活安排得緊張忙碌。為培養高級防空干部，他傾注了全部心血。1956年11月，王作堯被告知將留在北京安排工作，可就在家屬剛搬家到京后不久，又突然接到調任沈陽軍區防空軍副司令員的命令。于是，他帶著全家冒著風雪登上前往沈陽的火車。然而，到了沈陽不到半年，他又受命調往武漢軍區空軍任副司令員。人生輾轉，無論身處何種情況，王作堯總是以共產黨員的黨性嚴格要求自己，堅決服從組織調動，戰爭年代是這樣，和平時期同樣如此。直到1957年5月王作堯才總算在武漢把家安頓下來。同年6月，中央軍委授予他一級獨立自由勛章、一級解放勛章。1961年他晉升為少將、副兵團職。在武漢空軍任職期間，軍區黨委分工他管高炮、雷達部隊與后勤工作，兼任監委書記、直屬黨委書記等職，工作很多卻一直得不到應有的信任。他明知自己是被所謂“控制使用”，但為了共產主義信仰，為了黨和人民的事業，為了領導班子團結，一直堅持“埋頭工作，緘默不言”，這需要多么堅強的黨性啊！也許，王作堯是想以拼命工作來忘掉一切煩惱。他經常下基層，到高炮、雷達部隊指導工作，早出晚歸。不論是政治工作報告、軍事工作報告還是會議講話稿，他都親自動手，經常寫到深夜不寐……

　　誰知天有不測之風云，這種忙碌而平靜的生活在1968年9月2日這一天又突然被打破了，竟然有人再次重翻舊賬，以革命的名義宣布王作堯“隱瞞了重大政治問題”，將他關押受審。從那天起，他就被關在在了武漢空軍執法隊，度過了整整485天。污告者把一切臟水都潑到王作堯身上，甚至直呼其為“叛徒”。面對無辜加害，王作堯始終保持著無產階級革命者的氣節。他痛斥那些人說：“毛主席講重在調查研究，不重口供，不要逼供信。”結果換來的卻是拍桌打凳更狠，污蔑辱罵愈兇。夫妻倆同在武昌卻無法見面，日夜牽掛卻不能互通心聲。有一天，王作堯偷偷托人給妻子帶去了自己親手繡制的一個新軍用掛包代為傳情，掛包正面用紅線繡著“為人民服務”五個大字，上方還有一個“忠”字。其用意十分明顯：他還活著，雖身陷囹圄，仍念念不忘為人民服務，他那顆忠于黨和毛主席的赤誠之心昭然可見。知微顯著，回憶當年許多的老一輩共產黨人，始終保持著與人民群眾的血肉聯系。他們決不是把“為人民服務”只當成一句政治口號，而是把它真正刻在心頭上，融化在血液里，落實在行動中，時時刻刻踐行著人民至上的理想信念。

　　三、學習他實現“兩個決裂”，一輩子追求崇信共產主義理想的徹底革命精神

　　馬克思和恩格斯在《共產黨宣言》中提出了“與傳統觀念決裂、與私有制決裂”這樣一個重要觀點：“共產主義革命就是同傳統的所有制關系實行最徹底的決裂，毫不奇怪，它在自己的發展進程中要同傳統的觀念實行最徹底的決裂。” “兩個決裂”深刻地闡述了共產主義革命的基本任務和努力方向。隨著生產資料公有制的建立，社會意識形態也將隨之發生根本性變化，傳統的舊觀念必然要被嶄新的共產主義思想體系所取代。王作堯作為一輩子都在追求崇信共產主義偉大理想的無產階級革命戰士，時時處處體現出他為實現“兩個決裂”而不斷自我革命的精神。他所弘揚的正是源自偉大建黨精神所體現出的三大重要精神元素：首先是具有堅定的理想信念和對黨的絕對忠誠；其次是突出了樹立“一切為了人民，一切依靠人民”的人民觀特點；再次是充分展示出敢于對敵斗爭、勇于自我犧牲的徹底革命精神。

　　1976年12月，王作堯一家告別武漢，回到始終魂牽夢繞的革命出發地——廣州安家落戶。三年后，根據中共廣東省委與廣州軍區黨組織的安排，他作為家鄉東莞選區的省人民代表，在廣東省第五屆人大二次會議上當選為廣東省人大常委會副主任，實現了他多年來能繼續為黨工作的夙愿，讓他那顆曾一度冷落的心重新燃起熾熱的火花。第一天上班，王作堯穿上嶄新的軍裝，仔細地在鏡前照看帽徽、領章是否戴正，待一切都整理得整整齊齊后，才邁著有力的大步走出家門。在省人大常委會里，他竭盡全力工作，仿佛要把耽誤了的時間再追回來，常常到深夜還在批閱文件。王作堯始終不忘革命老區人民在戰爭年代對共產黨人的全力支持，希望在履職中盡可能給予老區人民更多幫助。八十年代初，他親自到東莞等地的農村調查情況，當了解到自己當年抗日打游擊的根據地望牛墩與洪梅一帶因地處偏遠山區，當地農產品賣不出去，外面的農用生產資料運不進來，急需修建一條連接省道的公路。他全力出面協調，爭取到省政府的撥款，終于解決了老百姓的燃眉之急，推動了當時當地的經濟發展。他非常注重調查研究，掌握第一手資料。比如為落實僑屬房屋政策，他深入到基層作調查研究；為了解決物價問題，他“微服私訪”走市場跑商店去了解物價背后的真相。他鞠躬盡瘁、公而忘私，對工作總是充滿著高度的使命感。有一次，他發燒了，自己隨便吃了點藥就去上班，回到家里已高燒39度多，但仍然念念不忘手頭上的工作。按照他的說法：人民給予了權力，就要對人民負責，為人民謀利益，這是每一個共產黨員的神圣義務！

　　在繁重的工作之余，為了永遠紀念那些浴血沙場、為國捐軀的東縱烈士，讓“東江縱隊”的英名更有力地鐫刻在我黨光榮革命歷史上，從1980年開始，已年近70歲的王作堯毅然拿起筆桿撰寫革命回憶錄。他以自己的親身經歷為線索，展現了東江縱隊從無到有、從小到大的戰斗歷程。前后三年，他不論寒冬酷暑，經常夜以繼日地伏案揮筆疾書。在老戰友們的大力幫助下，廣泛征求意見，認真核對歷史資料，經過反復修改，出版了意為與東江縱隊的成長史相比，個人只是這棵大樹上一片葉的專著《東縱一葉》（1983年6月由廣東人民出版社出版），飽含了他對東江縱隊乃至整個華南地區革命史的深深追憶。本書一經出版，就受到廣大讀者歡迎（為慶祝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60周年，該書于又再版了一次）。根據王作堯本人的意見，稿酬除買書送戰友外，其余全部由出版社直接匯給家鄉東莞厚街前進學校，作為該校購置圖書的經費。

　　1988年8月，中央軍委決定授予王作堯一級紅星功勛榮譽章，專門委派空軍副政委高興民、廣州空軍司令劉鶴翹和政委張振先等到醫院病房為王作堯舉行了授勛儀式。王作堯滿懷激動、熱淚盈眶，幾十年的耿耿忠心，幾十年的艱苦奮斗，黨和人民終于對他的一生作出了正確的評價，王作堯也無愧于黨和人民給予的崇高榮譽。

　　判斷一個人是否真正做到共產主義理想信念堅定、對黨絕對忠誠，在實踐中主要取決于其一言一行是在體現為誰服務？人民群眾在他心目中的位置究竟如何？以及事關個人利益的價值取向等重大問題，尤其是對老百姓的情感、對工作的態度、對家庭成員特別是對自己的要求。早在戰爭年代的1942年10月，在王作堯新婚期間發生的一段趣事，就很能說明他“為大家舍小家”的情懷。其時，軍情緊急，王作堯一心撲在工作上，妻子何瑛只能孤身一人偷偷回厚街看望婆家母親。她不敢從正門入，悄悄從后墻架著竹梯跨入小塢園。婆婆非常喜歡她，但卻不好意思地對她說，“按本地習俗，兩個人結婚應正式拜堂，作堯不能回家，就請姑婆抱一只大公雞和你一起跪拜祖先。”何瑛當然也善解人意，痛快地允諾并真的正式舉行了這樣一種象征性儀式。在七十年代后期，正是某些高級領導干部因個人曾經遭受磨難，平反后向組織上提出給予后代以種種補償要求之時，王作堯卻毅然將當時補發的一萬多元工資作為黨費上繳。

　　同時，王作堯一生清貧、廉潔奉公，對家人、親人的嚴格要求也是一貫的。當年東江縱隊主力北撤時，他的妻妹東縱戰士何平曾被組織上安排列入北撤名單，但在出發的前一天他得知后，馬上要求把妻妹換成另一位烈士的孩子，他把更多的危險留給了親人。他一生沒有為個人問題向組織提出過任何要求，更沒有為子女升學、就業、住房等找人說過情，總是帶頭嚴格執行黨的紀律，教育子女不搞特殊化。三兒子王勇前在羊城晚報社印刷廠當電工多年，一直都沒人知道他的父親是誰，直到王作堯去世，單位領導來家探訪方才得知實情。像他那樣的“將門之子”在八九十年代由“代干”而“轉干”的比比皆是，只要父親肯開口，獲得干部身份并非難事。

　　王作堯對家人是如此不講私情，但對老同志、烈士子女，特別是對應落實政策的老戰友及被打成歷史反革命的原國民黨軍官，他一幫再幫他們落實政策，認真如實地寫出書面證明材料。自己一時不記得的，還先向其他戰友詢問了解情況。有一批原黃埔軍校第十一期的老同學，其實他們中有些是起義人員，有的還是在解放前曾幫助黨做過暗線工作的。凡是外調人員要求作證明的，他都熱情接待，能直接證明的都寫出詳細證明；他不了解的，就分別親筆寫信轉省、市委統戰部處理。最后，這些人中有近20名如愿落實政策，有的安排在省、市參事室工作，有的辦理退休，不少人還分到了新房子。他還為烈士子女和一個在自己身邊工作多年、父母都已病故的孤兒打報告，申請由政府安排了工作。他把黨的溫暖送進了別人的家，卻唯獨沒有留給自己的家人。

　　王作堯很早就將自己的祖屋房產無償捐給了厚街村辦學校，當自己后來要在家鄉建房時，卻因身體多病醫療費開支較大，導致建房款不夠，只得借用了村里一萬元，他千叮嚀萬囑咐要求家人必須及時還款。在他去世三個月后，妻子遵囑將他的撫恤金及逝世后應發的半年工資共七千多元，加上自己的工資湊足一萬元，由戰友陪同回到了厚街村還款。當她想起老伴一生為公，兩袖清風，死后還要動用單位按規定留給家人的撫恤金還債時，不禁心情沉重。村委會也執意不收，說抵沖當年的捐獻，王家還大有盈余。但在何瑛的一再堅持下，村干部尊重王作堯的一諾千金，也只能按遺言辦事，收下還款，寫下收據。這比當今某些將公款據為己有、大肆賣官鬻爵的所謂“人民公仆”的思想境界高了何止十萬八千里！

　　王作堯于1990年7月3日去世，他臨終前遺言要求喪事簡辦，除家人親人外不發通知，不開追悼會，將骨灰灑在他當年打過游擊的東江大嶺山、羊臺山一帶，要永遠與犧牲的戰友們長眠在一起。7月5日舉行遺體告別儀式時，他的遺像前僅擺著三個花圈：妻子與兒女們各一個、東江縱隊老戰士聯誼會一個；還有竹絲崗空軍干休所的一個花籃。據殯儀館的工作人員說，從沒見過一個高級領導人死后的殯儀如此簡單。若作堯地下有知，也該含笑九泉了。為此，空軍政治部于1990年8月4日專門在《空軍政工情況》上編發了題為《王作堯同志及其家屬自覺響應黨中央號召，從簡辦喪事，在軍內引起強烈反響》一文。時任廣州空軍司令劉鶴翹和政委張振先在看望其遺屬時，充分肯定了他們這種自覺響應黨中央的號召，從簡辦理喪事的行動。時任中共廣東省委書記林若提出：要學習和宣傳王作堯同志及其親屬從簡辦喪事的思想，倡導這種新風尚。

　　心有所信，方能行遠。王作堯將軍光輝的一生使我們深深地懂得“一心為民，方得始終”的哲理。偉大領袖毛主席所倡導的完全徹底為人民服務的思想精神，是歷史上真正存在過的曾改變過億萬人們政治思想與信仰的馬克思主義世界觀。在這一精神的感召下，我黨在中國革命與建設的各個歷史時期都曾涌現出過一大批促人洗心革面、滌蕩著人們靈魂的英雄，王作堯就是其中的突出代表。“真金不怕火來煉，淘盡砂礫始見金。一心為民經磨難，不忘初心得始終。”他既是在華南地區由我黨領導最早打響武裝反抗日本侵略軍的“東莞抗日模范壯丁隊”的主要負責人，又是奉命建立東江縱隊的主要創始人之一；他還是曾因遭誣陷以“隱瞞重大政治問題”為由而接受組織多次審查且一次審查時間最長的將領之一（1968年9月2日--1975年3月3日）；他是中國人民解放軍序列中為數很少曾分別擔任過陸海空三軍高級指揮員的將軍；他更是東江縱隊老戰士中唯一被授予一級紅星功勛榮譽章的人。正因為如此，在當今世界百年未遇大變局之際，在以美國為首的西方集團制裁、遏制、打壓中國而形成內憂外患的今天，王作堯將軍那種無私無畏、在磨難中奮勇向前的自我徹底革命精神，永遠值得我們尊敬、學習與發揚光大。

　　最后，讓我們以王作堯的愛妻，一位曾于1922年參加過我黨領導的震驚中外的香港海員大罷工海員的女兒，2022年98歲時因患新冠肺炎去世、黨齡長達84年的廣州市園林局紀委原書記何瑛（何小冰）所寫悼亡詩作為本文的結尾：

　　革命征塵心相愛，風雨同舟數十載。

　　失君頓失頂梁柱，七月旱雷動地哀。

　　一生坎坷多遭折，神圣信念終不改。

　　今送戰骨歸戰地，同與先烈九霄愷。

　　作   者：薛潤人    廣東省社會科學院新聞學研究員、南方紅色文化研究院學術委員

　　王勇前    王作堯將軍三子

　　王勇勁    王作堯將軍四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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