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一南
摘要：當年中國共產黨人奪得政權與今天在其領導下中國取得經濟奇跡同樣出人意料。沒有過去的革命奇跡，就沒有今天的經濟奇跡。中國共產黨人生命力的一個源泉，是其反復表現出來的可塑性和非絕對化。避免斷層，注重積累，繼承這筆寶貴的財富，我們才能逐漸走向成熟、沉穩與厚重，而不是幼稚、浮躁與淺薄。
一、共產黨人為什么能奪得政權
中國共產黨剛剛成立的時候，世界上每天成立的政黨和每天解散的政黨一樣多，沒有人認為他們能在中國奪得政權。
1923年1月出現一份中國現代史上的重要文件：《孫文越飛宣言》。孫中山、越飛，一個是中國民主革命的偉大先行者，一個是蘇聯政府副外交人民委員兼駐華全權大使，同時也是共產國際在中國的代表，兩人皆不以為中國存在馬列主義生存發展的土壤；皆認為中國不存在建立蘇維埃政權的條件。
斯大林也不相信中國共產黨人能夠在中國奪取政權。斯大林有一段鏗鏘有力的著名論斷，被中國共產黨人反復引用：“武裝的革命反對武裝的反革命，這是中國革命的特點之一，也是中國革命的優點之一”。遺憾的是斯大林講這番話的時間是1926年底。“武裝的革命”之所指并非當時還未誕生的中國工農紅軍，而是指以蔣介石為總司令的北伐大軍。但這條論斷后來成為中國共產黨人發動一次又一次武裝起義、用槍桿子推翻國民黨政權的基本依據。
如同孫中山直到臨終也未料到紅色政權會在中國產生一樣，斯大林也未料到中國共產黨人能夠奪取政權。他一直把中國革命成功的希望，放在國民黨和蔣介石身上。他認定蔣介石是中國革命的雅各賓黨人。在這位中國的羅伯斯庇爾領導下，未來政權有可能過渡到社會主義。他認為中國共產黨人只能留在國民黨內，否則無法獨立存在。斯大林還把一張親筆簽名的相片寄給蔣介石。
孫中山不相信，斯大林不相信，倒是托洛茨基相信。托洛茨基十月革命后擔任陸海軍人民委員、革命軍事委員會主席，被人們稱作“紅軍之父”。
應該承認，在對待蔣介石的問題上，是托洛茨基最先發出警告的。當蘇聯與共產國際領導人普遍將蔣介石當作代表中小資產階級的“雅各賓黨人”之時，托洛茨基已經提出要警惕蔣介石是“波拿巴式的人物”了。他最先提出要警惕蔣介石，在蔣介石叛變革命后又立即提出要警惕武漢的汪精衛，這些無疑皆是難能可貴的。但他又認為中國革命沒有民主革命階段，也搞不成什么統一戰線，應該直接進入社會主義階段，否則不會成功。
托洛茨基尤其低估農民群眾在中國革命中的作用。他的結論是:只有工人運動的高漲才有農民運動的高漲；在城市無產階級的革命運動陷入低潮情況下，紅色政權在落后的農村無法存在。托洛茨基認為只有當大革命沒有徹底失敗以前，提出蘇維埃口號才是正確的。大革命失敗后，革命形勢處于底潮卻提出組織蘇維埃口號，一切都太遲了。因為無產階級現在只能進行秘密活動，而秘密活動是無法組織蘇維埃的。尤其在失去了城市工人階級的力量、只有轉入農村的時候，蘇維埃更不可能在農村得到實現。托洛茨基反對在中國先進行民主革命，否認統一戰線，否認農民的革命性和農村根據地的作用。他根本不相信中國共產黨人依靠農村根據地，能夠奪取政權。當斯大林開始不斷修正對中國革命的判斷、使之越來越接近實際之時，托洛茨基卻開始偏離原先的正確判斷、越滑越遠。智慧與謬誤，可能永遠就像這樣，在歷史中難解難分地交織在一起。
孫中山、斯大林、托洛茨基，都認為中國的紅色政權無法獨立存在，更無法獲得勝利。
只有毛澤東石破天驚地回答了這個問題。1928年10月，毛澤東寫了《中國的紅色政權為什么能夠存在？》，第二部分專門談“中國紅色政權發生和存在的原因”。五條原因中的第一條就是“白色政權之間的戰爭”，即軍閥混戰。毛澤東說:“一國之內，在四圍白色政權的包圍中，有一小塊或若干小塊紅色政權的區域長期地存在，這是世界各國從來沒有的事。這種奇事的發生，有其獨特的原因。而其存在和發展，亦必有相當的條件。”什么條件呢？第一條就是“它的發生不能在任何帝國主義的國家，也不能在任何帝國主義直接統治的殖民地，必然是在帝國主義間接統治的經濟落后的半殖民地的中國。因為這種奇怪現象必定伴著另外一件奇怪現象，那就是白色政權之間的戰爭。”
毛澤東有眾多名篇著稱于世：《中國社會各階級分析》、《湖南農民運動考察報告》、《關于糾正黨內的錯誤思想》、《中國革命戰爭的戰略問題》、《論持久戰》、《實踐論》、《矛盾論》，等等。《中國的紅色政權為什么能夠存在？》這篇文章被提到的不是很多。但恰恰是這一篇表述的思想，回答了中國革命中一個最為根本性的、其他偉人都無法解答的問題。
解決了這個問題，才可能進一步提出那個像電閃劃破暗夜一樣的論斷：“星星之火，可以燎原”；馬列主義普遍真理才開始獲得與中國革命具體實踐結合的時間和空間；才真正可以說：中國出了個毛澤東。
當年認定“這里不存在成功地建立共產主義或蘇菲(維)埃制度的條件”的孫中山，如果知道最終由他的后進——中國共產黨人通過“喚起民眾，及聯合世界上以平等待我之民族，共同奮斗”，建成了“強盛獨立之中國”，難道不也會同樣感到欣慰么？
二、可塑性：現代共產黨政權的生命力源泉
驚天動地的革命年代過去了，這個問題并沒有簡單地過去，而是以十分尖銳的形式一再出現。中國的“六•四”風波、歐洲的柏林墻倒塌、蘇聯解體，使西方世界普遍認為中國的紅色政權垮臺只是個時間問題，他們沒有人能夠想到還有一個鄧小平的南巡講話，沒有人能夠想到鄧小平南巡講話后中國改革事業開始新一輪快速發展。
問題依然連續不斷。后來中國又出現了稅制改革問題，化解“三角債”問題，國營企業虧損問題，三農問題，加上世紀之交駐南使館被炸事件、李登輝的“兩國論”出籠臺海形勢緊張局面、中國加入世貿使原有經濟可能面臨的巨大沖擊。2000年美籍華人章家敦寫了風靡一時的《中國即將崩潰》，預言中國將在五年內崩潰——后來自己又改成十年，提出的仍然是這個問題：中國的紅色政權如何存在？
崩潰論自出籠沒幾年，便不知不覺間偃旗息鼓了。取而代之的是中國威脅論。中國的紅色政權不僅沒有倒臺崩潰，反而蒸蒸日上，以至于西方世界驚呼為“威脅”。原因何在？
2008年5月12日汶川大地震發生后，法國《世界報》5月29日刊登一篇文章，標題是《中國新的社會契約》，可以說是間接地回答了這一問題。文章說：“每一次中國出現危機，都會有共產黨垮臺的預言。垮臺論的預言家沒有看的是，中國共產黨人的反思讓其表現出全球共產黨歷史上前所未有的可塑性。他們所具有的快速調整、自我批評以及不斷考察國外有效模式等靈活方式，不但鞏固了其政治基礎，而且還具有與民眾達成一種新的‘社會契約’的能力。這種契約基于經濟效率和愛國主義（或曰民族主義）兩根支柱。”
也許這是一個帶有根本意義的評價。從毛澤東到鄧小平，再到新一代中國共產黨領導集體表現出的可塑性，是這個政權生命力和發展力的來源。
2008年下半年到現在，美國引發的國際金融危機正在造成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以來全球經濟最為劇烈的動蕩。美式戰略思維的核心就是實力（power），從硬實力（hard power）、軟實力（soft power）到巧實力（smart power）。美國最大的軟實力就是美式發展模式、美國生活方式，現在都正在遭遇前所未有的挑戰。
從“華盛頓共識”面臨的空前麻煩，到“北京共識”（這是美國人提出來的，我們并不承認）現在遇到的夸贊，似乎“中國的紅色政權為什么能夠存在？”再次被打了一個結。
這個問題今后還會不斷地出現，成為我們調整、發展、改革的動力。按照法國《世界報》的評論，共產黨人表現出的前所未有的可塑性，就是我們面對此問題的歷史自覺。不斷地用我們的行動、我們的成績、我們的信心、我們的努力回答這一問題，我們就不斷獲得發展，不斷獲得進步。
三、沒有過去的革命奇跡，就沒有今天的經濟奇跡
中華民族正處于關鍵性的歷史進程。我們取得了很大的建設成就，具有了很好的物質基礎，但也面臨著很多全新的矛盾和全新的問題。人們思維活躍，社會思潮激蕩，選擇空間可以說前所未有，但是不同選擇的后果卻又大相徑庭。
歷史是現實的一面鏡子。近代以來中國那段最為艱難曲折、最為驚心動魄的追求、選擇和奮斗史，其中的養分太多了。但是對這筆巨大的財富，因種種原因，并沒有很好開掘。現有的開掘又多被認為是觀念說教，難引起廣泛持久的注意。
對任何一個國家、任何一個民族來說，多一些“我們從哪里來？”、“我們向哪里去？”的設問，多一些對國家命運和民族命運的追溯和探尋，有助于拓展人們的思維深度和思維寬度。尤其對大國來說，這一點更為珍貴。美國兩百多年國家史，開掘利用得那樣充分，使每一個美國公民都能清晰感覺到自己的根基。蘇聯衛國戰爭不過四年，文卷卻浩如煙海，足令今天俄羅斯人堅信和平與強軍的密不可分。與他們相比，我們是有所欠缺的。中國的崛起已經舉世公認，面臨的挑戰也空前嚴峻，如何在紛繁復雜的世界中實現我們的堅守和完成我們的擔當，需要汲取的營養是多方面的。
近代以來，中華民族一直在追趕時代發展潮流。今天的改革開放和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同樣是一百多年來中國人民爭取民族獨立、實現國家富強偉大事業的繼承和發展。我們一代又一代人，都在做著前人沒有做過的事情。但歷史從來沒有割斷，也不可能割斷。我堅信，今天為中華民族復興默默工作與堅韌奮斗的人們，能夠從先輩們的奮斗中吸收豐富的營養。不論我們如何富強，也永遠不會改變國歌中這一句：“起來，不愿做奴隸的人們，把我們的血肉，筑起我們新的長城。”不論我們如何艱難，也永遠記住國際歌中這一句：“從來就沒有什么救世主，也不靠神仙皇帝。”
如果我們不僅能夠站在前人創造的物質財富肩膀之上，而且也能夠站在前人創造的精神財富肩膀之上，那么未來我們去完成的，才真正是中華民族的偉大復興。前人創造的精神財富，最突出最厚重的首先就是共產黨人的革命奮斗史①。共產黨人的革命奮斗史，是中國歷史的奇跡，也是世界歷史的奇跡。應該承認，歷史給予中國共產黨人的機會不是很多，給予的挑戰和磨難反而層出不窮。共產黨人的勝利，既不是社會規律的宿命，也不是歷史良機的賜予，而是無數人忠于信仰的英勇奮斗和善于珍惜、勇于把握難得的歷史機遇的結果。全面挖掘、再現、學習這一段歷史，將會使我們獲得極大的精神力量。正是通過艱苦卓絕斗爭獲得的一系列驚天動地的勝利，中國共產黨人使中華民族達到了前所未有的歷史高度和探測到前所未識的時代寬度，同時培養出一大批天不怕、地不怕、神不怕、鬼不怕的共產黨人，清除了長期沿襲的頹喪萎靡之氣，完成了中華民族的精神洗禮。因此，曾經通過《阿Q正傳》等著作強烈抨擊國民劣根性的魯迅，在紅軍長征到達陜北后要特意致電：“在你們身上，寄托著中國與人類的將來。”
今天中國獲得的發展和進步，成為新世紀的斯芬克斯之謎。外國人沒有想到，我們中國人也沒有想到，絕大多數經濟學家、專業人士都沒有想到。世界銀行副行長、首席經濟學家林毅夫說，誰能夠破解中國30年經濟發展之迷，就應該獲得諾貝爾經濟學獎。其實，這并不是不解之謎。中國的經濟奇跡，并非是中國共產黨人帶給世界的第一個奇跡。第一個世界奇跡應該是中國革命的勝利。共產黨人奪得政權與在其領導下中國取得的經濟奇跡同樣出人意料。沒有過去的革命奇跡，就沒有今天的經濟奇跡。尋找我們的力量來源，讓這力量來源在今天不至于衰落以致消失，而是重新發揚光大，才能繼續支撐我們的事業蓬勃發展。
四、一個民族要走向成熟，就不能只見斷層，不見積累
凡事不能絕對化。一個人如此，一個黨、一個國家也是如此。一個人一輩子活個七八十歲，刨去少不經事和老來退休的歲月，對人生和社會能有深刻體驗的，也就五六十年而已。這五六十年的時間，對于人類歷史的蒼海來說，僅僅一朵浪花而已。一個執政黨，一個國家，一個民族，若不能站在歷史的高度，僅僅憑借短暫的人生時段來認識世界，那么這一認識就難以長遠、難以全面、難以深刻，也就容易走極端、出現絕對化傾向。
例如過去一段時間我們曾經認為資本主義糟得不得了，后來一段時間又認為資本主義好得不得了，直到2008年美國引發的全球金融危機如山洪海嘯，大家對資本主義的認識才逐漸客觀、全面、深刻起來。建國60年來，我們從以階級斗爭為綱，到以經濟建設為中心、提倡科學發展觀與建設社會主義和諧社會，經歷了太多的起伏曲折。其間也曾有過絕對化：搞計劃，就把市場打入十八層地獄；講市場，就把計劃貶得一文不值。我們一些人對待自己的歷史也是如此，急于中斷，不愿承續。過去把革命抬得高而又高，以為是包治百病的靈丹妙藥，如今則提出“告別革命”，把自由市場經濟抬得高而又高，以為是包治百病的靈丹妙藥，如此等等。這種觀念與行為并不局限于中國，還包括西方世界那些政界學界的精英們，盡管已經積累了不知多少世代的、遠遠多于我們的治理經驗與理論，照樣也走極端。如撒切爾夫人與里根，當初輕信哈耶克、弗里德曼的教條，認為經濟不景氣是工人賺得太多，工人若掙得少了，企業盈利空間就增大了，經濟就會繁榮起來。于是他們極力推行新自由主義，拿工人開刀，而沒有考慮到企業除了利潤率，還要有市場，有需求，這樣才能使利潤率轉化為利潤量，完成資本的有效積累。一味壓制工人、偏袒資本的結果，現在已經一目了然了，金融危機猛烈爆發的一個重要方面，就是這一矛盾長期累積的惡性釋放。連預言“歷史終結”的著名國際政治經濟學教授弗朗西斯•福山，當他以為自由資本主義是人類社會制度的終結之時，也不幸跌落到了絕對化的陷阱之中。
絕對化的思維習慣是不承認、也不認為需要塑造、特別是重新塑造的，因為絕對化本身就在將單一模式作為永久定型。正是從這個意義上說，不論是奪取政權還是發展經濟，中國共產黨人從來沒有將馬克思主義絕對化，也從來沒有將自身經驗絕對化。這就是這個黨能夠克服種種艱難險阻、能夠取得種種成功的優勢所在。自1840年以來，中華民族的經歷不可謂不豐富。放眼全球，有哪一個國家曾經經歷過如此多的波折？可我們又該怎樣認識和對待自己的歷史和過去呢？要看到，每經過一次巨變，都有一批人想要對過去全盤否定，推倒重來，無形中從一個極端走向另一個極端。一部中國近現代史，如果按照這些人的絕對化思維去認識，就成了一部不斷從一個極端走向另一個極端、不斷否定自己的歷史。這樣做的最大危害，就是只見斷層，不見積累——不見經驗的積累，不見制度的積累，不見文化的積累——而只有斷層、沒有積累的國家是永遠難以成熟的。
從1840年到1949年，我們以百年的時間完成了國家救亡。從1949年到2050年，我們還要以百年的時間完成民族復興。新中國60年的發展和建設，已經使得我們居于前所未有的國際地位。中華民族的命運在這200年內，發生了和還將發生何等偉大的變化，這一偉大變化又是多少代人流血拚搏和犧牲奮斗的積累成果。“生活之樹常青，而理論往往是灰色的”。我們的思維，我們的認知，我們的理論，必須跟上我們波瀾壯闊的實踐，而不是長吁短嘆還帶幾分無可奈何的尾隨其后。我們擁有巨大寶貴的歷史財富。若真正善于認識，善于總結，善于積累，就一定能夠站在歷史巨人的肩膀上，避免幼稚、浮躁與淺薄，逐漸走向沉穩、厚重與成熟。
（責任編輯：杜建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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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金一南，國防大學戰略研究所所長、教授。
① 參閱拙著《苦難輝煌》，（北京）華藝出版社2009年版。
2010年第1&2期（合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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責任編輯：shiji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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