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書作者梁孝，哲學博士，就職于中國社會科學院馬克思主義研究院，研究員。《中國社會主義工業化道路研究》一書為“十二五”國家重點出版物出版規劃項目，慶祝新中國成立65周年重點出版物，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研究”叢書之一，天津人民出版社出版。作者和出版社授權產業人網獨家發布部分節選。

　　引言：中國的國家主權、工業化、社會主義是三位一體的。中國的工業化發展道路必然會出現不同于歐美，甚至是“反”歐美的特征。理解中國社會主義工業化和新型工業化，不管是過去還是今天，都不能忽略全球資本主義的沖擊，不能忽視趕超的歷史進程，不能忽視趕超進程中大國間的博弈，不能簡單地把歐美的發展道路、社會模式、理論框架作為標準抽象地評判中國道路。中國的社會主義制度是在解決工業化所面臨的問題中形成的、發展的。中國是一個落后的、貧困的農業國。在這樣的一個國家進行快速工業化，領導人面臨著什么樣的國際環境?有什么樣的國內條件?他們如何運用這些條件，如何創造條件進行工業化?當時的歷史條件又如何影響他們的決策，制約他們的選擇?在解決問題中，什么是不可避免的代價，或者說是制度成本?什么是決策錯誤?這些討論自然會遠遠超出單純的工業經濟和技術。

新中國的工業化奠基

　　新中國成立后，中國選擇以重工業為中心進行工業化。中國以蘇聯援助的156個項目為中心建成了初步的工業體系。在當時的歷史條件下，在兩大陣營冷戰的情況下，中國要隨時準備應對戰爭。因此，中國沒有時間和條件重復歐洲工業化從手工業——輕工業——到重工業的過程，必須盡一切努力快速發展重工業。還要看到，雖然輕工業見效快，但中國缺乏輕工業所需要的機械，以及缺乏所需要的鋼鐵、冶煉技術、交通等。中國沒有資金向外國買，同時，西方也不賣給中國。中國必須優先發展重工業，為未來的發展奠定基礎。

　　（一）“156”項工程

　　經歷了百年憂患，新中國開始真正有計劃地、全面地進行工業化建設，經過了三年經濟恢復，中國經濟達到了抗日戰爭前最佳水平。1953年-1957年，中國開始實施第一個五年計劃，安排大中型項目694個，實施施工的921個。“一五”計劃的骨架是蘇聯援建的156項工程。156項工程為新中國建立完整的、獨立的工業體系，為迅速提高工業水平，打下了堅實地基礎。這是中國工業化開天辟地的大事。

　　萬事開頭難。致力于工業化，把中國從一個落后的農業國轉變為一個發達的工業國，這是中國共產黨人的奮斗的目標，也是中國各階級中志士仁人的共同夢想。但是，如何著手進行工業化建設，卻沒有任何經驗。中國的“156項”工程，中國的“一五”計劃，都不是一蹴而就，而是在蘇聯的幫助下，認真學習，精心策劃，反復研究而形成的。

　　156項工程按照確定時間基本上分為三批。第一批項目是在毛澤東首次訪蘇期期間確定的。雙方簽訂了一系列條約和協定，其中蘇聯同意向中國貸款3億美元，實行1%優惠利率，5年還清。蘇聯用這筆貸款向中國提供50個大型工程項目，包括煤炭、電力等能源項目、鋼鐵、有色金屬、化工等基礎項目和國防項目。1952年8月，周恩來率領代表團訪蘇，雙方確定了援助項目的基本原則。周恩來和陳云等回國后，李富春帶領代表團在蘇聯繼續與蘇聯方面商定細節，邊考察邊學習邊研究，最后在1953年5月，雙方確定，蘇聯在1953年-1959年內援助中國新建和改建91個規模巨大的工程項目。連同1950年簽訂的50個項目共141個。這些項目將在1953年-1959年期間分別開工。據當時預測，當這些項目建成后，中國的工業水平將會有很大提高，達到蘇聯第一個五年計劃的水平，達到日本1937年的水平。1954年赫魯曉夫率團訪華，雙方又商定再新添15個工業項目。這是第三批確定的項目。這些項目加起來，總共156項，因此被稱為“156項工程”。后來又根據實際情況，去掉2項，因此實際上是154項。而真正實施興建的是150項。但是，人們還是習慣地稱之為“156項”。[1]

　　隨著形勢的變化，蘇聯對中國援建的項目又有所增刪。1956年4月7日，中蘇再次簽訂協議，增加55個援助中國的建設項目，其中新增工業為49個。同年9月又簽訂12項。截止至1957年3月，中國與蘇聯簽訂的協議項目共255項，其中工業項目244項，非工業項目11項。除去重復計算的13、雙方同意撤消的10個項目和1957年年底完成的項目外，留待第二個五年計劃完成的項目是169個項目。這些項目中后來又根據實際情況發生了一些變動。但是，最初的156項工程基本未變。

　　從1950年第一個項目開始建設，到1957年年底，156項工程中有一半以上項目按期完成或部分建成投產。截至1960年年底，156項工程完成133項，17項正在建設。1960年7月16日，蘇聯政府突然照會中國政府，決定自1960年7月28日到9月1日撤走全部在華專家，單方面撕毀對華援助合同。在這之后，中國開始獨立自主完成余下的項目。到了1969年，實際實施的150項工程全部完成。[2]

　　這里還要再強調一點，蘇聯援建的156項工程只是骨架，我國還有相應的配套工程1000余項。

　　156項工程是以重工業、軍事工業為中心的。軍事工業有44項，其中航天工業12項、電子工業10項、兵器工業16個，航天工業2個、船舶工業4個;冶金工業企業20個;化學工業企業7個;機械加工業24個，能源工業企業52個;輕工業和醫藥工業3個。

　　同時，在工業布局上，主要考慮以下幾點，第一要靠近能源，第二要能夠改變落后地區的工業面貌，第三要考慮安全問題和軍事需要。除造船廠修建在海邊，其他軍事工業要修建在敵人飛機炸不到的地方。[3]

　　156項工程是世界工業發展史上最大規模的工業轉移和技術轉移。在項目援建的過程中，蘇聯為中國培訓技術人員，并派遣專家安裝、調試、講解設備應用，與設備而來的還有生產工藝和設計圖紙。在這個過程中，也是我國科技人員學習、吸收國外先進技術的過程。從工業體系的角度來說，我國建立了比較完備的基礎工業體系。同時，也建立了相對完善的技術體系，獲得基礎技術，填補了部分基礎技術的缺失環節，為其他技術和工業的發展奠定了初步的基礎，得到了中國過去沒有或基礎很差而又急需的技術，填補了汽車、拖拉機、采油煉油設備、化肥、化學纖維、光學儀器、照相膠片、噴氣式飛機、航空發動機、坦克、核武器、火箭、計算機、半導體、精密儀器等技術領域的空白，從而形成成了我國自己的技術研發體系，建立了比較系統的學科體系，開展了技術科學理論和實驗研究。[4]還有一點需要說明的是，除了少數軍工體系，蘇聯援建的項目在當時還是比較先進的，是40年代末50年代初的水平。

　　如果回顧一下歷史，想一想魏源提出的“師夷長技以制夷”，張之洞興辦漢陽鐵廠的艱辛與無奈，想想中國沿海民族企業的興衰，再看看新中國浩大的“156項工程”，一個中國人如何能不為之動容!

　　（二）革命：走出工業化的“殖民地陷阱”

　　現在有一種很流行的觀點，認為中國近代以來本來可以通過漸進改良，逐步致力于現代化，工業化，可情緒化的激進知識分子非要進行革命，打亂了中國現代化、工業化的步伐，阻礙了中國的現代化，工業化。

　　實際上，在世界資本主義體系面前，在帝國主義列強面前，中國根本就沒有這種四平八穩的機會。

　　中國近代以來陷入了工業化的“殖民地陷阱”。由于生產力水平低，工業落后，中國受到西方資本主義列強的侵略，主權淪喪，逐漸淪為半殖民地，無法真正保護自己的民族工業。反之，無法發展獨立、完整的民族工業，就無法真正地獨立，維護國家主權!

　　中國共產黨作為無產階級的先鋒隊，以馬克思主義指導，依托蘇聯的社會主義革命和世界范圍內的民族解放運動，領導中國的新民主主義革命，推翻帝國主義、封建主義和官僚主義在中國的統治，獲得國家主權，為中國的工業化奠定政治基礎，走出了“殖民地陷阱”。

　　1949年，解放戰爭渡江戰役前夕發生了“紫石英號事件”。該事件標志著中國人站起來了。中國人為了民族獨立自主，為了國家完整，敢于抗擊任何帝國主義!

　　1949年4月，我中國人民解放軍百萬大軍準備渡江戰役。長江沿岸，西起九江，東至江陰，千里江岸，戰帆如云。蔣介石政權是英美支持的政權，因此，中國人民解放軍對帝國主義軍事干涉保持高度警惕。中國人民解放軍發布公告，要求外國軍艦一律不許進入戰區。1949年4月20日到4月21日，先是英國“紫石英號”護衛艦侵入中國內河，對中國人民解放軍的警告置若罔聞，雙方發生激烈炮戰。紫石英號被人民解放軍擊傷，艦長被擊斃，倉惶出逃中擱淺在江邊。英國遠東艦隊又派三艘軍艦駛入中國內河營救“紫石英號”，雙方又發生激烈炮戰，三艘軍艦被擊退。在這場軍事沖突中，中國人民解放軍傷亡252人，英國四艘軍艦被不同程度擊傷，人員損失慘重。四艘軍艦的正負艦長8人中有5人傷亡。“紫石英號”事件震動世界，世界各國都在注視著大英帝國的反應。

　　“紫石英號”事件發生后，4月26日，英國保守黨領袖丘吉爾在下院發表演說，把中國人民解放軍炮擊紫石英號說成是暴行，要派一兩艘航母到中國海上實行報復。同日，英國首相艾德禮在議會中宣稱，英國軍艦的航行得到國民黨政府的允許，是合法的。

　　4月30日，毛澤東親自為中國人民解放軍總部發言人撰寫發言，嚴正聲明，“長江是中國的內河，你們英國人有什么權利將軍艦開進來?沒有這種權利。中國的領土主權，中國人民必須保衛，絕對不允許外國政府來侵犯……人民解放軍不希望任何外國武裝力量幫助渡江，或做任何別的事情。相反，中國人民解放軍要求英國、美國、法國在長江黃浦江和在中國其他[l2] [l3] 各處的軍艦、軍用飛機、陸戰隊等項武裝力量，迅速撤離中國的領水、領海、領土、領空，不要幫助中人民的敵人打內戰……中國人民革命軍事委員會和人民政府愿意考慮同各外國[l4] 建立外交關系，這種關系必須建立在平等、互利、互相尊重主權和領土完整的基礎上，首先是不能幫助國民黨反動派。中國人民革命軍事委員會和人民政府不愿意接受任何外國政府所給予的任何帶威脅性的行動。外國政府如果愿意考慮同我們建立外交關系，它就必須斷絕同國民黨殘余力量的關系，并且把它在中國的武裝力量撤回去。”[5]

　　英國政府感受到了中國的新生力量，感受到了這一新生力量維護國家主權的強大意志。英國政府選擇與人民解放軍談判解決紫石英號問題，但又不愿丟了大英帝國的面子。它既不想認錯，又不想賠償，談判議而不決。紫石英號就一直擱淺在長江邊上3個月。直到7月30日夜，紫石英號趁江凌解放號客輪經過時，強行靠近江凌解放號，以江凌解放號為掩護，逃出長江。

　　挨了解放軍的大炮之后，英國并沒有軍事報復，而是成為資本主義列強中第一個承認中國人民共和國的國家。這實際上非常符合歐洲國家的原則，國際地位不是來自善意與和平的愿望，也不是來自溝通，而是來自實力。

　　據說蔣介石聞聽紫石英號事件后，對親信湯恩伯說，到底是造反的出身，天不怕地不怕。這段話或許是好事者想象出來的。但是，它卻很真實地反映出了蔣介石的政權性質。蔣介石政權依附于英美，一方面要依靠其支持，另一方面，也受了不少欺負。作為一個政治強人，蔣介石自然也想教訓英美。但是，蔣介石所依賴的社會基礎不允許他這么做。蔣介石發動“四·一二”反動政變后，大地主、大資本家、買辦以及后來的官僚資本成為其政權的基礎。在發動政變時，江浙財團給蔣介石提供了巨大的財力。而江浙財團的核心人物都是帝國主義金融資本的買辦。這就決定了蔣介石政權對帝國主義的依附性。腐朽的政權、狹隘的社會基礎，使蔣介石政權必須依賴于帝國主義支持來維持政權。

　　第二次世界大戰有兩層性質，第一層是英、法、德、意、日、美等帝國主義國家爭奪殖民地的戰爭。第二層是各國人民反對帝國主義，尋求民族解放的戰爭，如中國人民的抗日戰爭。但是，一些人往往把二者混為一談。比如，中、美、英結盟共同抗擊日本，這是暫時的結盟，實際上，美、英、日都想把中國變為它的殖民地。第二次世界大戰后，美國就想獨霸中國。1946年，為了換取美國支持，蔣介石政權和美國簽訂《中美友好通商航海條約》，其核心意思是，中美雙方國民在彼此的領土全境內有從市商業、工業、文化教育、宗教等各種職業的權利，有采勘和開發礦產的權利，有租賃土地的權利，在經濟上享有國民待遇。彼此的商品具有國民待遇，不得加以限制，彼此的船舶可以自由航行。

　　稍微有些經濟常識就會知道，由于兩國生產力水平差距巨大，如果實施條約規定，中國的工業、農業將受到毀滅性打擊，中國將會成為美國的原材料和商品市場，成為美國的殖民地。

　　當時的國民黨政權無力領導中國走出殖民地陷阱。

　　中國共產黨領導的新民主主義革命，馬克思列寧主義是指導思想，無產階級是領導階級，工農聯盟是社會基礎，其目標是在作為中國無產階級先鋒隊的中國共產黨的領導下，團結一切可以團結的力量，打倒帝國主義、封建主義和官僚資本主義，實現民族解放和階級解放。

　　正因為中國共產黨領導的新民主主義革命的性質，中國共產黨才能徹底地反對帝國主義及其一切在中國的代理人。

　　1949年5月19日到20日，在解放上海的戰役中，有美國軍艦協助國民黨艦船出逃，還有不明國籍的軍艦向解放軍陣地開炮。毛澤東電令粟裕，“浦江是中國內河，任何外國軍艦不許進入，有敢進入并自由行動者，均得攻擊之;有向我發炮者，必須還擊，直至擊沉、擊傷或驅逐出境為止。”[6]

　　對于紫石英號事件有一個公認的結論，這就是，帝國主義在中國實行炮艦政策的時代一去不復返了。中國開始成為一個獨立的、主權自主的國家。

　　中國的民族解放運動順應了世界革命的潮流。一方面，在發達的資本主義國家，出現了反對資本主義的社會主義運動，蘇聯建立了第一個無產階級政權，并建立了社會主義制度，迅速完成了社會主義工業化。另一方面，廣大殖民地國家出現了風起云涌的民族解放運動。以列寧為首的蘇聯領袖敏銳地認識到，殖民地的民族解放運動可以削弱帝國主義國家。因此，無產階級的社會主義革命和殖民地國家的民族解放運動結合在一起，形成了世界范圍的革命運動。還有一點非常重要，資本主義的發展規律決定了資本主義國家必然出現經濟危機，帝國主義國家為了解決危機必然要爭奪殖民地，擴大原料市場和商品市場，新老帝國主義必然發生爭奪霸權的戰爭。帝國主義戰爭使帝國主義力量極大削弱，給殖民地國家的民族解放運動提供了現實條件。

　　毛澤東指出，“整個帝國主義制度在第二次世界大戰以后是大大地削弱了，以蘇聯為首的世界反帝國主義陣線的力量是空前地增長了。所有這些情形，使得我們可以采取和應當采取有步驟地徹底地摧毀帝國主義在中國的控制權的方針。帝國主義[l8] 者的這種控制權，表現在政治、經濟和文化等方面。在國民黨[l9] 軍隊被消滅、國民黨政府被打倒的每一個城市和每一個地方，帝國主義在政治上的控制權即隨之被打倒，他們在經濟上的和文化上的控制權也被打倒……不承認國民黨時代的任何外國外交機關和外交人員的合法地位，不承認國民黨時代的一切賣國條約的繼續存在，取消一切帝國主義在中國開辦的宣傳機關，立即統制對外貿易，改革海關制度，這些都是我們進入大城市的時候所必須[l12] 首先采取的步驟。在做了這些以后，中國人民就在帝國主義面前站立起來了。”[7]

　　經過新民主主義革命，中國人民終于掃蕩了帝國主義在中國的特權，爭得民族獨立，主權完整。這為中國展開大規模的工業化，保護自己的民族工業，確立了最重要的前提條件。

　　（三）朝鮮戰爭和社會主義工業化

　　建國伊始，中國抗美援朝，進行“開國第一戰”。一些人認為，經歷了長期戰爭，中國要休養生息，要進行工業建設。但是，抗美援朝消耗了國力，影響了中國的工業化。

　　為了回答這個問題，讓我們還是從“156項工程”說起吧。

　　156項工程并不是從天上掉下來的，而是中國人民通過努力爭取來的。人們經常說蘇聯“老大哥”援助156項工程，這種說法只是在一定程度上是正確的。國家間畢竟還是有現實的利益，過于溫情的說法往往會遮蔽這一點。中國之所以能夠獲得156項援助，其中最重要的一點，中國通過抗美援朝，顯示了中國人民力量，爭得了在社會主義陣營中的大國地位，這才有了156項工程以及更多的援助項目。

　　1949年12月，毛澤東率領代表團訪蘇。應該說，中國領導人對第一個社會主義國家抱有極大的期望，但是，從實際結果來看，中國實際得到的援助并不多。中國領導人還感受到了蘇聯領導人身上的大國沙文主義。但是，中國領導人還是得到了兩個極其重要的成果。第一，中蘇簽訂了《中蘇友好同盟互助條約》。毛澤東明確指出這個條約的意義。“實行人民民主專政和團結國際友人是鞏固革命勝利的兩個基本條件。這次締結的中蘇條約和協定，使中蘇兩大國家的友誼用法律形式固定下來，使得我們有了一個可靠的同盟國，這樣就便利我們放手進行國內的建設工作和共同對付可能的帝國主義侵略，爭取世界和平。”[8]美國著名外交家、國際問題專家基辛格認為，中蘇條約最重要的內容是規定了在與第三國發生沖突時的互助義務，“在理論上，條約規定中國有義務在全球范圍內馳援蘇聯;而實際上，也意味著如果中國周邊地區的潛在危機加劇，中國將得到蘇聯的安全保障。”[9]正是因為要在社會主義陣營中為我國的工業化尋求牢固的安全保障，中國領導人在簽訂條約時慎之又慎。據伍修權回憶，周恩來總理要求談判人員逐條、逐句、逐字進行研究斟酌。條約中有一段寫道：“締約國一方一旦受到第三國侵略，另一方得以援助。”，周恩來總理堅決要求將“得以”改為“即盡其全力”。[10]

　　中國要依托社會主義陣營，為中國的工業化爭取和平環境，免受帝國主義的打擊。

　　第二個重要成果，就是中國從蘇聯爭取到了3億美元的貸款，并由這3億美元形成了50個大型項目。這是156項工程的第一批項目。應該說，這筆援助以及相應的工業項目對中國來說是非常寶貴的。但是，從蘇聯對整個社會主義陣營的援助來說，這筆援助的數額并不大。就在1948年 ，蘇聯援助波蘭4.5億美元。就兩個國家的幅員而言，中國所得到的援助太少了。

　　但是，中國不是被動地依賴社會主義陣營。中國加入社會主義陣營，也極大地增強了社會主義陣營的力量，成為了有重大影響力的大國。而這一切來自于抗美援朝。

　　朝鮮戰爭最初是朝鮮國家內部的統一戰爭，南北雙方都想統一朝鮮，在戰爭爆發前，也是各種小沖突不斷。朝鮮戰爭爆發后，朝鮮人民軍勢如破竹，一直打到釜山。美軍在釜山構成環形工事死守最后的立腳點。美國五星上將麥克阿瑟冒險一搏，在仁川登陸，攔腰截斷朝鮮人民軍，人民軍大敗。朝鮮戰爭攻守之勢瞬間逆轉。金日成向中蘇請求救援。中國是否出兵?新中國領導人面臨著極其艱難的選擇。戰自然有理由。第一，1950年6月25日朝鮮戰爭剛剛爆發，27日美國第七艦隊進入臺灣海峽，干涉中國內政。第二，從地緣政治來說，朝鮮歷來是外部勢力侵略中國的跳板。如果美軍飲馬鴨綠江，從北至南萬里海疆，將完全置于敵對勢力威脅之下。第三，美軍越過三八線向鴨綠江挺進，威脅中國最重要的東北重工業基地。第四，金日成已經向中國求援，社會主義國家在看著中國，世界也在看著中國。

　　但是，中美兩國的實力差距太大。美國是最發達的工業國，剛剛在二戰后成為世界頭號強國，而中國則是百年積貧積弱，是落后的農業國，剛剛結束內戰，正要休養生息，展開經濟建設。從軍事上說，美國有世界上最強大的陸海空部隊，而中國人民解放軍還沒有真正的海軍、空軍，陸軍的裝備也是相差懸殊。從國內的形勢來說，蔣介石還盤踞在臺灣，大西南還有未肅清的國民黨軍隊。一旦在解放軍在朝鮮作戰失利，美軍趁勢入侵東北，蔣介石在臺灣遙相呼應，后果不堪設想。因此，中國大多數領導人是不愿意出兵的。

　　毛澤東力主出兵，并且作了大量的思想工作。最后，黨中央做出了出兵決策。本來與蘇聯商定中國出兵，蘇聯提供裝備和空軍。但是，就在將要出兵的時候，斯大林擔心與美國發生沖突，引起第三次世界大戰，決定不出動空軍。這就意味著，中國在沒有制海權、制空權的情況下，獨立與美國作戰。對于蘇聯的決定，中國政府最初的反應是，如果蘇聯不出動空軍，中國也不出兵朝鮮。

　　就在朝鮮戰爭就要以金日成在中國建立流亡政府而結束的時候，毛澤東致電在蘇聯談判的周恩來，并通告蘇聯政府，“我們認為應當參戰，必須參戰，參戰利益極大，不參戰損害極大。”[11]中國毅然決定出兵，保家衛國。而且，更是出乎各國意料的是，中國志愿軍在朝鮮打得非常漂亮。第一次戰役小試鋒芒，第二次戰役打得最精彩。志愿軍先示弱誘敵深入，再大范圍迂回穿插，分割包圍。美軍大敗，一直退過三八線。二戰時在歐洲赫赫有名的悍將巴頓將軍的第八集團軍被打得潰不成軍，集團軍司令沃克中將在撤退中車禍身亡，美國五星上將麥克·阿瑟將軍經此一戰名譽掃地。如果不是志愿軍的武器裝備后勤給養與美軍差距過大，這一戰就能決定朝鮮戰局。第三次戰役志愿軍越過三八線占領漢城。在第四、第五戰役，中國人民志愿軍又以強悍的戰斗意志挫敗美國的反攻，把戰線死死地釘在三八線上。

　　世界上沒有免費午餐。

　　剛剛進入社會主義陣營的時候，中國被看作一個落后的、貧困的國家，中國共產黨被視為麥其淋[l14] 式的馬克思主義政黨，領袖毛澤東被視為鐵托式的人物，中國被看作只是一個依賴蘇聯援助的角色。在這種情況下，即使3億美元貸款也是要是要討價還價。而在抗美援朝中，在朝鮮戰局岌岌可危，蘇聯猶猶豫豫地時候，中國毅然挺身而出，抗擊美國及其仆從國，并且戰而勝之。不僅幫助朝鮮，而且維護自己的國家利益，也維護了社會主義陣營在東方的利益。抗美援朝后，中國的國際地位空前提高，中國在社會主義陣營的地位也空前提高。在遠東地區，中國成為社會主義陣營最堅固的戰略屏障。

　　原計委主任袁寶華同志在1952年制訂“一五”計劃時訪蘇。據他回憶，他們所到之處，受到了蘇聯人民的熱烈歡迎。其中一個重要原因就是，蘇聯自建國始就被資本主義列強包圍，第二次世界大戰前夕面臨著東西兩線作戰的困境。第二次世界大戰蘇聯付出了慘重代價才獲得勝利。而第二次世界大戰剛剛結束，兩大陣營又開始對峙，冷戰開始。就在這時，在東方出現了一個4億5千萬人口的社會主義大國，而且是敢于抗擊美帝國主義的大國。這是蘇聯的強援，也是一個安全屏障，是和平的保障。中國需要蘇聯的工業技術，反之，蘇聯也需要中國。[12]

　　抗美援朝空前提高了中國的國際地位，蘇聯也認識到了中國的力量。斯大林去世后，蘇聯領導人赫魯曉夫成為最高領導人。在剛剛成為最高領導人的時候，他需要中國的支持，來穩固自己在蘇聯、在社會主義陣營中的地位。

　　因此，蘇聯對中國大規模的經濟援助，是在中國進行抗美援朝之后開始的。蘇聯加大了對中國的經濟援助。1953年，確定了91個項目。1954年，確定15個項目，再加上1950年簽訂的50個項目，這就是156項。[l15] 實際上，后面還有新確定的項目。1956年，又確定了55個項目。這樣，總項目達到211個。1958年確定新項目47個，1959年確定新項目78個，新增項目125個。同年，原有211個項目合并為166個。這樣，蘇聯援建的項目達到了291個。據估算總額達到26.5億-30億美元。是最初援助貸款的9-10倍。

　　其實，這還沒有反映出蘇聯援助的規模。據中國社科院紀坡民在《“夾擊中的奮斗”-“抗美援朝”60周年紀念會上的發言》[l16] 中估算，在蘇聯援助中，貸款只占4%，其他為貿易。截止蘇聯撕毀援助合同，撤走專家時，援助規模超過3億美元的150多倍。有興趣的朋友可以在網上看看更詳細的估算。

　　正是這樣，才出現了世界工業[l17] 發展史最大規模的工業轉移和技術轉移。

　　應該說，到這個時候，中國走出了殖民地“陷阱”。中國牢牢掌握了國家主權，也初步建立了完整的工業體系和相應的技術研發體系。

　　而這個過程，是不能離開革命、戰爭，中國的工業化不能僅僅從工業技術，從單純的經濟效益來理解的。

　　(未完待續)

　　[1]王奇：“‘156項工程’與20世紀50年代中蘇關系評析”，《當代中國史研究》，2003年第2期。

　　[2]劉振華：“建國初‘156’項工程項目的確立”，《中國檔案》，2009年第3期。

　　[3]薄一波：《若干重大決策與事件回顧》(上)，中共中央黨校出版社，1991年版，第297-298頁。

　　[4]張久春：“20世紀50年代工業建設‘156項工程’研究”，《工程研究——跨學科是野中的工程》，2009年第3期。

　　[5]中華人民共和國外交部、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編：《毛澤東外交文集》，中央文獻出版社、世界知識出版社，1994年版，第85頁。

　　[6]“對外國軍艦進入黃浦江的處理辦法”，《毛澤東文集》第五卷，人民出版社，1996年，第296頁

　　[7]中華人民共和國外交部、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編：《毛澤東外交文集》，中央文獻出版社、世界知識出版社，1994年版，第79-80頁。

　　[8]中華人民共和國外交部、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編：《毛澤東外交文集》，中央文獻出版社、世界知識出版社，1994年版，第131頁。

　　[9][美]亨利·基辛格：《論中國》，胡利平等譯，中信出版社，2012年版，第108頁。

　　[10][美]費正清、羅德里克·麥克法夸爾主編：《劍橋中華人民共和國史1949-1965》，王建朗等譯，上海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第285頁。

　　[11]中華人民共和國外交部、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編：《毛澤東外交文集》，中央文獻出版社、世界知識出版社，1994年版，第144頁。

　　[12]參見袁寶華：“赴蘇談判的日日夜夜”，《當代中國史研究》，1996年第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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