韓少功致劉繼明
繼明：
你好！信收到后就注意《上海文學》，兩篇⑸都讀了。（近來已較少讀刊物。）很贊賞你的狀態，第一篇似乎更自然，更放松一些。第二篇像大寫意，這類作品不可少，但不好掌握，語言空轉時對語言的要求更高。《上海文學》提“文化關懷”我能理解，但這個帽子太大，你不用管他，該寫什么就寫什么。批評界電壓不足，要求它做出回應可能是奢望，現在只能自己對自己負責了。
海南依舊。今年期刊審批基本上凍結，林剛⑹一直想為你謀一個刊號，但推不動，只能看以后的機會了。我們作協最近讓一個老板出了幾萬塊錢，請張承志、陳村、蔣子龍等來聚了一下，閑談中，人們還談到你，對你是注意的。我最近要去澳大利亞轉一圈。寫作還是在繼續，但想得多，寫得少。
匆此，頌
時綏
韓少功
1994.5.10
劉繼明致韓少功
少功先生：
發來的康曉光文章拜讀了。我以前對“新新儒學派”關注較少，這次算是略微了解了他們的基本思路。對學者們提出的一些“政治方案”，我一向采取審慎的態度，既不忙于肯定，也不忙于否定，只是盡量發現其中的合理與不合理地方。我還是比較認同薩義德關于知識分子作為“業余者”身份行使社會批判的立場，這一點，大概與你的“懷疑主義”是相通的罷？
此外，康文完全否認“民主”的實踐意義值得商榷。其實，康提出的“儒化方案”中也摻雜了一些民主政治的因子。我覺得作為“目的”的民主同作為“手段”的民主是有很大不同的。如果不加鑒別地否棄“民主”不大可取，也起不到批駁自由主義的效力，例如社群主義，就可以說是民主政治框架下的一種派生物，有不少合理性。
以上只是隨感而發，不知你以為然否？
劉繼明
2005年2月
韓少功致劉繼明
繼明：
民主的功能確實應該具體解析。一般來說，民主對內多善（如監督官權），對外則多惡（如民族戰爭）；民主治近事多善（如結束暴政），治遠事則多惡（如忽視環保）……原因是民主依賴大眾的利益理性，而利益可兩分：有些在大眾的視野之內，有些則處于大眾的盲區。
民主的條件也應該具體分析。一般來說，民主有賴善眾，如西方民主曾以宗教的慣性影響以作道德依托；民主必失于惡眾，如消費主義時代的網上民主多有正不敵邪之果。民主還有賴寬裕資源的分享，設若西方城邦民主無廣大奴隸暗中供養，西方民族國家民主無廣大殖民地暗中供養，會不會少去許多輝煌？
平實而論，民主在歷史上善惡交集，正如儒主（儒士政治）、教主（教庭政治）、君主（貴族政治）等也是善惡交集，甚至是實際上的善少惡多。盡管如此，民主在制度形式上最切近民本目標，因此比其它政體更有價值優勢，也更有社會動員力——民本畢竟為大多政體所許諾，亦為大多政體良性運行時的價值路標。
出于希臘理性主義和基督普適主義的思維習慣，西方學人把民主視同民本，用手段鎖定目的，就不是不可理解。盡管宗教的弱化（享樂化浪潮）或強化（原教旨運動），資本控制（美國式民主）或強權控制（納粹式民主），都可能使民主偏離民本，但民主這一份制度創造的遺產，仍應予以繼承和吸收。
吸收不必是照搬，但也必不是摒棄。
康文的另一缺點也許是策略性的：借用某前輩的話，凡好聽的不實用，凡實用的不好聽——此時此刻的儒家等級說，至少是人們不樂聞的，盡管它包含了一點苦澀的真實。
信手寫來，算是交流思想。
韓少功
2005年2月
韓少功致劉繼明
繼明：
文章⑺寫得不錯，對讀者會有啟發性。
唯對革命文學的分析似還可深入。革命是身無分文的建制，故革命廢除了資本的等級，但可以造成權力的等級，或者說把前者與后者實現了暫時的剝離。文學在這種情況下的底層意識可能另有表現？當時階級斗爭文學有其合理性，但隱患在何處？比如《艷陽天》一類的“高大全”傾向光是技術的問題，還是在建立一種非資本化的等級體制？
僅供參考。
少功
2005年3月
劉繼明致韓少功
少功兄：
文章發出去之后，我又做了幾處較大的修改，包括一些觀點以及語詞和概念的進一步精確化等等，修改竟比寫作花去的時間還長。寫小說可以放任敘述過程中產生的快感，不需要在詞語和概念的演繹上作過多停留，而做理論性文章則需要在詞與詞、概念與概念的細部反復辨析、層層深入的清理和甄別，往往稍一放松就會使論說顯得疏松和浮泛，這顯然需要厚實的學養和縝密的思辨能力打底。這是我近來集中寫了幾篇理論文字后感受最深的一點。
讀你的文章，覺得你總是擅長于將一些重大的價值命題納入到具體、細微的語言內部，并由此出發，抵達幽邃深廣的精神領域，你在這方面所累積的經驗，是值得我悉心學習的。
你信中談及“革命文學”需要進一步深入分析的幾個要點，對我頗有啟發，竊以為需要做專門文章，而這似乎非我目前所能勝任。記得上次你曾經提到有此寫作打算，盼早日讀到你的大作！
繼明
2005年3月
少功兄：
前幾天去北京參加一個研討會，會上大多數人都對《人境》給予了高度肯定，但也有不同意見的交鋒。讓我感動的是，對于某些詰難，韓毓海一一進行駁斥，頗有大俠之風。適逢某刊要出一個《人境》評論專輯，趕寫了篇短文，也是有感而發，發你一閱，還望不吝指正。
繼明
2016.10.20
韓少功致劉繼明
繼明：
敬佩你的關懷、思考、勇敢以及想象力，如李云雷所說，是一種“新社會主義”的指標性立言之作，前所未有的烏托邦重建，全方位的清算與求解。在這個意義上，這樣的寫作本身就是大功德，是我十分感動的。這本書的話題性，很可能是長久的、廣泛的、深遠的，遠超我等預料。稍覺猶豫之處，是它揭示問題時十分“現實主義”，包括對逯、丁、辜等人物都造型生動，把握得很有分寸，但它求解問題時卻顯得過于“浪漫主義”——這可能并非你的不足，而是現實生活本身尚未走到這一步。網站還靠資本恩助。鬧事已被資本碾壓。事情確實如此骨感。烏托邦最大的支點“合作社”呢，其說服力也尚覺飄渺。要知道，以眼下的全球價格體系和經濟結構，以農業的低附加值，幾戶人的“有機農產”完全不足以自立和自強。比如病蟲無法阻隔，用溫室阻隔又成本過高；比如豬糞肥力甚低，且不說沼氣飼料等又帶來巨大成本；比如產品認證有規模門檻，而認證也不等于顧客自動信任，不等于銷售障礙清零……更重要的是，合作制不是集體制，只是私有制的一種有限協作形式（合作制可退股，集體制則不可）。重新“組織起來”的可能形態，“再社會主義”所需要的經濟逼壓、社會風向、人性動力等，都有待實踐進一步的醞釀和蓄積，其復雜性，其艱難度，遠非柳青、浩然、趙樹理們當年所能想象。再說，當年的“老社會主義”敘事是否也有過于浪漫了？若無當年左翼的積弊和重挫，何以后來形成全黨全民的向右狂奔？
這里不是與你討論作品，而是以我的經驗，繼續參與你展開的思考。當下，重建烏托邦是全球性大課題，但99%們準備了抱怨，還沒有準備好建設；準備了言辭，還沒有準備好行動；準備了指責，還沒有準備好自省。這就是我們這些寫作人的經驗資源困境。也許我們一時還沒有更好的辦法。
私下說說，僅供參考，余不一一。也許無助于你下一步的寫作。謝謝你的贈書，以及對我啟發和鼓舞。
順頌秋適
少功
10月1日
劉繼明致韓少功
少功兄：
你說感謝拙作對你的“啟發和鼓舞”，實在是過譽了。其實，要表達感謝的應該是我。如果《人境》真的像你和云雷說的那樣，“在新的語境中激活了社會主義文學的傳統，恢復了小說作為一種思想形式的力量”，“是‘新社會主義文學’的指標性立言之作”，也不能表明我有多么勇敢。要說“勇敢”，也許可以列出一長串名字，比如你和張承志、張煒、汪暉、李陀、王曉明、蔡翔以及韓毓海、祝東力、曠新年，等等。正是這些人，在中國社會的發展和思想狀況嚴重失衡和扭曲的語境下，率先發聲，勇敢地表達了一系列深刻的思考和憂慮，而我不過是較早意識到這些聲音的意義并且加入到這個行列的人。
我知道，這就是你對《人境》給予充分肯定，并說它的“話題性”，“很可能是長久的、廣泛的、深遠的”重要原因。作為一部小說，《人境》遠非完美之作，之所以被你和一些朋友們所重視，恐怕最主要的還是它將多年來淤積的社會歷史和精神文化痼疾集中呈現出來，并且是以小說的形式。而這樣的寫作是被主流文學界所忽略和貶斥的。這也正是有朋友看了《人境》擔心會引起“爭議”的原因。但對于一部文學作品來說，有爭議并不可怕，可怕的是“不爭議”。在文學界，人們已經習慣了“不爭論”，貌似一團和氣的氛圍下面其實各懷心思、暗流涌動，一方面是文藝“產業化”，另一方面是媒體“政黨化”。這就是汪暉所說的“去政治化的政治”的典型表征。
正是在這種背景下，文學在很長的時間里喪失了作為“思想形式”的傳統。《人境》將那些似乎只屬于“思想領域”的議題納入進來，并且當成了一種重要的敘事動力，對許多人來說，這顯然是不合時宜的。其實，這樣做的并不只有我一個人，你在《馬橋詞典》和《暗示》中走的更遠，只不過你是掙破了傳統小說規范，創造了一種新的小說形式，而我是站在傳統小說的范疇內，舊瓶裝新酒，兩者其實是殊途同歸的。我這樣理解不知對不對？
你談到“烏托邦重建”時，說“百分之九十九們準備了抱怨，還沒有準備好建設；準備了言辭，還沒有準備好行動；準備了指責，還沒有準備好自省”，點到了問題的要害。在不僅“烏托邦”這個詞，就連共產主義、社會主義乃至理想主義都被嚴重污名化的語境下，重建“烏托邦”談何容易。一切尚處在對未來的想象階段，距實際的操作還很遠（這或許也是你信中指出《人境》在提出問題時很“現實主義”，求解問題時“過于浪漫主義”的原因之一吧）。這是必須面對的現實。關鍵在于我們的內心是否足夠強大或篤定，是否有一個稱得上信念或信仰的目標。
也因此之故，我對“新社會主義文學”這個概念，一方面覺得對于當前的文學頗有意義，另一方面又覺得不那么踏實。正像你指出的，馬垃的合作社也不等于社會主義，而在“社會主義”概念本身傷痕累累、充滿歧義的當下，“新社會主義文學”是否真的具有成為現實的可能呢？
這個疑問既是對你我，也是對未來提出的。
國慶長假基本上待在家里，一邊翻翻舊書，一邊思索你信中提出的問題。
順頌
秋祺
繼明
10月6日
韓少功致劉繼明
繼明你好
前信之所以從嚴、從高、從刁地找問題和展開討論，是著眼于嚴峻的形勢，考慮如何更好地應對一場持久戰。你能包容和理解，讓我多少放心了。同道之間確實應無話不說。你的主人公走出了可貴的第一步，不過用一場洪水“暫停”故事，我以為是很聰明的。下一步往何處去，還是只能從實踐中找答案。看看眼下，華西村、南街村等對內幾乎是共產主義，但對外資本主義，包括從占比90%左右的外來工身上榨取剩余價值，才有村內一時的強旺。華為的全員持股意義非凡，不過其做大做強的前提，是搶占技術高端，利用現有的全球定價體系（其實有不合理之處）和游戲規則。當然，好在“新自由主義”已破綻百出，好在環境成本、企業社會責任、宏觀調控、供給側改革（半計劃經濟？）……都被現實逼出來了，新的世界觀呼之欲出。至于何時能對沖甚至碾壓那種尚私、尚利、尚惡的思想大勢，借助于技術革命和社會危機的機緣，形成更為成熟的社會改造運動，我們不妨謹慎樂觀。
這些問題其實也常困擾我。我們一起努力。順候
秋適
少功
10月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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