寫在前面的話：

　　第一，這篇文章提到的黨史人物，無論是犯了“左”的還是右的錯誤的，都不是叛徒，都是值得我們尊敬的革命前輩、開國元勛。筆者對毛主席為首的新中國開國元勛是無比尊重的。毛主席為首的中共第一代領導集體在中國人民心中的地位、為中國人民付出的一切，迄今為止，是任何古今中外其他領導集體都無法相比的。這是實事求是。

　　第二，我這里所引用的一切資料，都是中央文獻研究室出版的官方資料，沒有一處是地攤文學。我說的每一句話，都有中央文獻研究室出版的官方資料依據。對這些資料，我做了比較系統的、有時間順序的梳理，供同志們參考！

　　第三，新中國的社會主義革命和建設面臨的困難，在世界社會主義發展史上和整個人類歷史上都是前所未有的，所面臨的問題的復雜程度也是前所未有的。毛主席為首的老一輩無產階級革命家們獨辟新路、披荊斬棘，最終帶領我們開辟了社會主義道路，解決了前所未有的難題。我們在總結經驗教訓同時，必須承認教訓是一個指頭、是次要的，而成績是九指頭、是主要的！

　　一、早在廬山會議之前，毛主席就極力糾正“左”的錯誤

　　1958年以來，“左”的情緒是在幾乎黨內所有同志中都存在的。但是，毛主席是黨內相對冷靜而理智的同志。他對群眾的浮夸不置可否，但是對干部的浮夸立即否定。他同意批準的“1070噸鋼指標”，也是離不開黨內多數同志的影響。當時毛主席對1070噸鋼是懷疑的。相關內容，可以看李銀橋同志、袁寶華同志的回憶。可以確信的是，1958年11月上旬以后，毛主席就前所未有的堅決反對浮夸。隨著調查研究的深化，毛主席的認識也得到了深化。于是，他第一個站出來糾“左”。“應當公道地講，是毛主席首先提出要糾正高指標、瞎指揮、‘共產風’等等的。糾正的時候也是非常緊迫的，會議一個接著一個。”（《薄一波文選》：《三十年來經濟建設的回顧》）

　　1958年11月的鄭州會議上，毛主席為了糾正虛報糧食產量的浮夸風，說：“提倡實事求是，不要謊報……人民是騙不了的。過去的戰報，謊報戰績只能欺騙人民，欺騙不了敵人，敵人看了好笑。有真必有假，真真假假搞不清。”（《毛澤東文集》：《關于社會主義商品生產問題》）為了使同志們認清全民所有制和集體所有制區別、反對剝奪農民，毛主席講：“勞動、土地及其他生產資料統統是農民的，是人民公社集體所有的，因此產品也是公社所有。他們只愿意用他們生產的產品交換他們需要的商品，用商品交換以外的辦法拿走公社的產品，他們都不接受。我們不要以為中國農民特別進步。”（《毛澤東文集》：《關于社會主義商品生產問題》）

　　1958年11月武昌會議，為了批判浮夸風，主席又說：“搞評比，結果就造假;不評比，那就不競賽了。要訂個競賽辦法，要檢驗，要組織驗收委員會，像出口物資那樣，不合規格不行。”（《毛澤東文集》：《在武昌會議上的講話》）這時，王稼祥出席武昌會議，“王稼祥由于對實行供給制以及急于由集體所有制向全民所有制過渡等問題有疑慮，在會議期間鄭重地向劉少奇提出，建議中央常委不要在報紙上公布人民公社的決議。劉少奇向毛澤東作了匯報。毛澤東說:這么多中央委員沒有一個人提出異議，唯獨稼祥提出了不同意見，那好!可以組織幾個人開個小會，讓他詳細說說他的看法。”（《王稼祥年譜（1906—1974）》1958年，五十二歲。中央文獻出版社）這一史實，請三老四少注意。主席對王稼祥同志和廬山會議后期提意見的同志的態度為什么不同？為什么毛主席認為王稼祥同志這時提意見是對的、廬山會議后期提意見的同志們有一定錯誤？后文會有解釋。實際上，如果廬山會議后突然站出來的這些同志也和王稼祥同志一樣，在武昌會議就積極提出意見、強調糾“左”，結果是不同的。

　　第二次鄭州會議，主席還是不遺余力的糾“左”，他批評和教導他的戰友們的時候說：“他們誤認社會主義為共產主義，誤認按勞分配為按需分配，誤認集體所有制為全民所有制。他們在許多地方否認價值法則，否認等價交換。因此，他們在公社范圍內，實行貧富拉平，平均分配，對生產隊的某些財產無代價地上調，銀行方面也把許多農村中的貸款一律收回。一平、二調、三收款，引起廣大農民的很大恐慌。這就是我們目前同農民關系中的一個最根本的問題。”（《毛澤東文集》：《在鄭州會議上的講話(節選)》）從當時大家的集體表態來看，基本上是都很支持主席的。但是，大家對主席糾“左”思想的理解程度，則是還不夠深的。

　　上海會議，也是主席極力糾“左”、要求降低指標的會議。在糾“左”的過程中，毛主席教導他的戰友們：“工業和商業，農業也可以談一點，總而言之是經濟。農業，定指標要實事求是，指標要低于可能性，潛力要人民去發揮。”（《毛澤東年譜（1949~1976）》1959年，六十六歲。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

　　為了徹底糾“左”，主席還連續寫了《黨內通信》。我們最熟悉的就是這篇：“包產一定要落實。根本不要管上級規定的那一套指標。不管這些，只管現實可能性。例如，去年畝產實際只有三百斤的，今年能增產一百斤、二百斤，也就很好了。吹上八百斤、一千斤、一千二百斤，甚至更多，吹牛而已，實在辦不到，有何益處呢?又例如，去年畝產五百斤的，今年增加二百斤、三百斤，也就算成績很大了。再增上去，就一般說，不可能的。”“包產能包多少，就講能包多少，不講經過努力實在做不到而又勉強講做得到的假話。收獲多少，就講多少，不可以講不合實際情況的假話。對各項增產措施，對實行八字憲法，每項都不可講假話。老實人，敢講真話的人，歸根到底，于人民事業有利，于自己也不吃虧。愛講假話的人，一害人民，二害自己，總是吃虧。應當說，有許多假話是上面壓出來的。上面‘一吹二壓三許愿’，使下面很難辦。因此，干勁一定要有，假話一定不可講。”(《毛澤東文集》：《黨內通信》)這是主席反對浮夸、反對虛高產量的最重要證據。

　　1959年7月，廬山會議召開。為了降低指標，主席強調：“今年鋼的產量是否定一千三百萬噸?能超過就超過，不能超過就算了。今后應由中央確定方針，再交業務部門算賬。糧食有多少?去年增產有無三成?......總之，要量力而行，留有余地，讓下面超過。人的腦子是逐漸變實際的，主觀主義減少了。去年做了一件蠢事，就是要把好幾年的指標在一年內達到，像糧食的指標一萬零五百億斤，恐怕要到一九六四年才能達到。”（《毛澤東文集》：《廬山會議討論的十八個問題》）可見主席這時極其理智。

　　在毛主席領導下，我黨先后召開了鄭州會議、武昌會議、第二次鄭州會議、上海會議、廬山會議。在這一系列會議召開的過程中，毛主席極其嚴厲、全面、系統的批判了浮夸風、共產風、高指標、“一平二調”、剝奪農民。可見，毛主席早就批判了問題。

　　毛主席也頻繁教導大家：堅持實事求是、是多少就報多少，堅持根據實際情況降低指標，堅持區分全民所有制和集體所有制兩大所有制，注意尊重價值規律、堅持等價交換、發展商品，要維系工農聯盟。可見，毛主席早就提出了解決問題的辦法。

　　在廬山會議后期發言繼續批“左”的彭德懷、張聞天二位同志，沒有一位像王稼祥同志一樣在這時候站出來支持毛主席糾“左”。

　　二、毛主席和彭、張同志在“總路線”、“農業集體化”問題上的分歧

　　前文已知，毛主席對“浮夸風”、“共產風”、高指標、“一平二調”、剝奪農民已經嚴厲批判了。具體負責這些工作的一線領導同志們受到了嚴厲批評之后，同意了主席糾“左”的正確意見。這時，彭德懷同志給主席寫了一封信。他說：“我覺得，系統地總結一下我們去年下半年以來工作中的成績和教訓，進一步教育全黨同志……其目的是要達到明辨是非，提高思想，一般的不去追究個人責任。”（《毛澤東年譜（1949~1976）》1959年，六十六歲。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

　　這封信提到的內容，毛主席在鄭州會議、武昌會議、第二次鄭州會議、上海會議、廬山會議前期都說過，而且說的遠遠比彭大將軍嚴厲得多、激烈得多。例如，在毛主席的《廬山會議討論的十八個問題》之中，主席把問題已經說的足夠清晰、全面。到了廬山會議前期，大家也基本上都認可了主席對“左”的錯誤的批評以及主席糾“左”的辦法，開始在統一認識后糾正這些錯誤。這時，彭德懷同志的“萬言書”（實際上只有三千字），只是把主席早就狠狠批過的老問題重新講了一遍。所以，在主席看來：問題都講了，解決問題的辦法也都有了，再說一遍老問題，想做什么呢？

　　要知道，彭德懷同志確實說：“《政治經濟學》教科書第一版中有一段講蘇聯的農業公社，說蘇聯當時農業生產力很低，在物資極不充分的情況下，搞了一下公社就垮了。人家已有了經驗的東西，我們還要去重復。”（《彭德懷年譜》，第742頁。）蘇聯的《政治經濟學》教科書，很多觀點是修正主義的錯誤觀點。先進生產關系促進生產力的解放，這是馬克思主義的重要原理。有了農業集體化，提高了農業集中程度，恰恰有利于集中農村人力物力財力去擴大農村產業規模、集中農村資金購買先進工業產品。而蘇聯教科書的觀點顯然是唯生產力論的錯誤觀點。

　　毛主席批評說：“不要被他們的花言巧語所迷惑，例如說，總路線基本正確，人民公社不過遲辦幾年就好了。要挽救他們……一定要執行治病救人的方針，一定要用擺事實、講道理的方法，還要給他們革命與工作的出路，批判從嚴，處理從寬。”（《毛澤東年譜（1949~1976）》1959年，六十六歲。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農村集體化、集中化程度相對高一些的公社真的“辦早”了嗎？確實，公社曾經操辦的比較急。但是，1959年6月開始，蘇聯撤資以來，中國的工業只能主要依賴國內農村的支援了，所以更加需要集中農村人力物力財力的公社化。1959年6月以前，你說“辦早了”，實事求是；1959年6月以后，你說“辦早了”，那工業產品賣給誰？工業資金哪里來？

　　廬山會議在1959年7月召開，蘇聯在6月決定撤資。在國內最缺維系工業的資金的時候、最需要農業支援工業的時候，不說如何加強對集體化的捍衛，卻說集體化“搞得過早”，顯然是不合時宜的。毛主席也說“我不相信公社會垮，可能垮一部分，以后再辦。”（《毛澤東年譜（1949~1976）》1959年，六十六歲。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但是，毛主席這時從來沒有再說公社“辦早了”。因為隨著國際環境的空前惡化，通過維系集體化程度更高的公社來集中農業資金支援工業是非常及時、完全必要、不早不晚的！認為公社“辦早了”，實際上已經動搖了總路線。

　　而且，如前文所說，從1958年11月到1959年7月，長達9個月的時間，毛主席一直致力于糾“左”。但是，無論是彭德懷同志還是張聞天同志，在這9個月，都沒有像王稼祥同志在武昌會議那樣提出糾“左”的意見。

　　所以，毛主席講：“我們這幾位犯錯誤的同志，他們不僅不在北戴河對那種高指標提出意見，也不在去年十一月鄭州會議提意見，也不在十二月武昌會議提意見，也不在今年一月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提意見，也不在今年二月底三月初第二次鄭州會議上提意見，也不在今年三月底四月初上海會議、中央全會上提意見，而到廬山會議來提意見。他這個氣候搞得不好。問題都解決了，或者剩下尾巴很快就解決，情況好轉了，我說這些同志不會觀察形勢。他們為什么在那么長時間不提意見，而在這個時候提呢?這是因為他們自己有他們的一套在那種時候他提不出來。等到問題大部分解決了的時候，他們來提，就是認為這個時候如果不提，就沒有機會了。”（《毛澤東年譜（1949~1976）》1959年，六十六歲。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多次會議，他們都不提意見，等大家糾“左”差不多了之后，他們卻要再把曾經早就系統批判過的問題、已經知道了怎么解決的問題重新說一遍。你提了新問題，才會想新的解決辦法；你提了已經找到了解決辦法的舊問題，只能說明你認為原來的解決辦法不對。即使你也說總路線正確，但是改變原來的辦法，除了變總路線，沒有任何別的選擇。再加上當時彭大將軍確實認為“公社辦早了”，顯然體現了他對總路線的動搖態度。

　　主席當時的底線就是農業集體化路線。如果在大家已經長期糾“左”之后，還要追著“問題”不放，即使動機是好的，也有動搖農業集體化改造總路線的危險。所以，對比一看就知道：為什么主席對稼祥和廬山會議后期提意見的幾個同志的態度不同？因為稼祥是在主席極力糾“左”期間陪主席一起打的這個“逆風仗”，一起捍衛農業集體化路線，第一時間提意見，不等問題大家早就都知道之后再舊事重提、動搖路線。

　　三、毛主席和彭、張同志在黨內團結維系上存在的分歧

　　彭德懷同志的信中，提出“一般的不去追究個人責任”（《毛澤東年譜（1949~1976）》1959年，六十六歲。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在中國這樣具有空前困難條件的大國搞社會主義建設，是前無古人的事業，有錯誤是難免的。所以過分“追究個人責任”顯然是比較苛刻的。彭大將軍說“一般不追究”個人責任，也就是總體上不追究個人責任。可見他認為應該有追究個別的一線同志責任的可能，這是不利于當時黨內團結的。

　　當時，作為一線領導者的劉少奇的意思，正是錯誤講的差不多了，應該多講一講成績了。“劉少奇說:不少人對成績講得不夠有意見，那就多加一點，講充分點。但缺點一定要講透，要講得深刻些，更有說服力一些。”（《毛澤東年譜（1949~1976）》1959年，六十六歲。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少奇說的也不無道理。主席已經把錯誤批得很透徹了，主席也早就提出了解決問題的辦法。我們要堅持堅持一分為二、統籌兼顧，所以確實應該也談一談成績了。

　　顯然，彭德懷同志和一線領導同志的觀點是不同的。王光美同志回憶說：“彭總的有些話確實說得不夠妥當，例如說當年在延安召開的華北會議罵了他40天的娘，中國的嚴重問題也許要蘇聯紅軍幫助解決。正好這時駐蘇大使館發來情報，匯集了蘇聯領導人指責我們黨的材料，所用的語言同彭總的說法相像。蘇聯大使尤金還在北京對留守中央的陳毅同志說：‘現在你可以搞政變了。’廬山會議前蘇聯政府又正式通知中國，停止供應我們制造原子彈的設備。聯想到彭總在會前率軍事代表團出訪東歐幾個國家，受到隆重歡迎等等情況，就認為他有國際背景，‘為民請命’……中央包括毛主席在內已經開始著手糾‘左’，彭總的做法使人感覺要追究個人責任，這不是要導致黨的分裂嗎？......他（毛主席——徐郎注）是把黨的團結看得高于一切的。”“廬山上批彭總的會，毛主席一般不參加。但少奇 、周總理他們是在第一線工作的，不能不參加，還要主持。”（《王光美訪談錄》，黃崢執筆，中央文獻出版社）

　　所以，為了捍衛黨內團結，主席講：“我出的題目中間，加了一個團結問題,還是單獨寫一段，拿著團結的旗幟——人民的團結、民族的團結、黨的團結。我不講，究竟對這些同志有益還是有害?有害，所以還是要講。”（《毛澤東年譜（1949~1976）》1959年，六十六歲。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

　　對于動搖總路線行為，主席是不允許的；對于反感批評的行為，主席也是不允許的。所以，在堅持總路線和黨內團結的同時，毛主席說：“一種是觸不得，大有一觸即跳之勢，因之有一部分同志感到有壓力，即不讓人家講壞話，只愿人家講好話，不愿聽壞話。我勸這些同志們要聽。好話壞話都要聽。話有三種:一是正確的;二是基本正確或不甚正確的;三是基本不正確或不正確的。”（《毛澤東年譜（1949~1976）》1959年，六十六歲。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

　　對于彭德懷同志他們，毛主席也是堅持團結和批評的態度。主席講：“這種黨內矛盾，是屬于人民內部矛盾這范疇的，因此必須堅持用正確處理人民內部矛盾的方法去處理，幫助犯錯誤的同志改正錯誤，使他們獲得進步，重新和我們團結起來，為了黨的總路線的偉大勝利而奮斗。”（《毛澤東年譜（1949~1976）》1959年，六十六歲。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

　　斷崖的堅守：

　　由于中國革命和建設面臨的困難是世界社會主義發展史上和整個人類歷史上前所未有的，出現一系列沖突、分歧、曲折也是必然的。領導中國革命和建設的毛主席和他的戰友們，無疑在世界歷史上迄今為止最艱辛的環境中寫下了最輝煌壯麗的篇章。

　　面對國內外空前巨大的困難，毛主席領導中國共產黨和中國人民迎難而上、披荊斬棘，以“三級所有，隊為基礎”捍衛了農業集體化、糾正了“一平二調”，并以全新的社會主義建設方法，迅速建立了比較完整的工業體系、國防設備體系，構建世界上最完整的國民經濟體系，使中國人民有了自己的“兩彈一星核潛艇”。

　　這真是前無古人的豐功偉績！這是毛澤東時代的主要方面、是十個指頭中的九個指頭。

　　經常以廬山會議來詆毀毛主席的人應該睜開眼看看——正是在廬山會議遭到懲罰的黃克誠將軍，在八十年代比當時其他任何人都堅定的捍衛毛主席。

　　面對毛主席已經去世、面對很多人開始詆毀毛主席、面對那樣巨大的上上下下壓力，已經雙目失明、處于弱勢地位的黃老將軍挺身而出，他說：“前一段時間，曾經有些同志對這兩個問題的態度比較偏激，個別人甚至放肆地詆毀毛澤東思想，丑化毛澤東同志。這種態度使我很憂慮。”“如果有人硬要說任何別人比毛主席更高明、功勞更大，那就只能是對歷史開玩笑!”“比如反右派斗爭是必要的，但是擴大化了，錯整了很多人，就不能只由毛主席一個人負責。我那時是書記處成員之一，把有些人劃為右派，討論時未加仔細考慮就倉促通過了。自己做錯的事情怎么能都推到毛主席身上呢?大躍進中，許多同志作風浮夸，把事實歪曲到驚人的程度,使錯誤發展到嚴重的地步，也是有責任的。在中央來說，只要是開中央全會舉手通過決議的事情，如果錯了，中央都應該來承擔責任。”（黃克誠：《關于對毛主席評價和對毛澤東思想的態度問題》）

　　他老人家特別指出：“如果有人硬要說任何別人比毛主席更高明、功勞更大，那就只能是對歷史開玩笑!”（黃克誠：《關于對毛主席評價和對毛澤東思想的態度問題》）在空前困難的條件下締造了黨、締造了人民軍隊、締造了新中國、創建了社會主義制度、領導了社會主義建設、開展了最徹底的社會主義革命、創立了毛澤東思想，毛主席確實締造了前所未有的豐功偉績。黃老將軍的這句話完全正確，狠狠打了那群詆毀毛主席的小丑、渣滓們的臉。

　　大家可以讀一讀當代中國出版社的《黃克誠傳》第三十三章，看看當時上上下下給黃老將軍施加的壓力有多么大。你們自己看，書里有答案。是誰把將軍文章中的“毛主席”改為了“毛澤東同志”而使黃老將軍嚴重不滿？是誰批示刪除黃老將軍對毛主席的高度評價？

　　這些不由讓人感到什么叫“患難見真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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