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國上世紀六十年代就曾布局過光刻機且技術先進，那時光刻機巨頭ASML還沒誕生，直到70年代ASML仍是小字輩。

　　1972年，武漢無線電原件三廠編寫的《光刻機掩模版的制造》（32開66頁）。中國芯片光刻工藝起步，雖比美國稍晚，但跟日本差不多同時起步，比韓國、臺灣早10年。

　　光刻機是制造芯片的核心裝備。它采用類似照片沖印的技術，把掩膜板上的精細圖形通過光線的曝光印制到硅片上。我國從上世紀60年代開始布局研發光刻機，這個時候，荷蘭光刻機生產巨頭ASML尚未成立。1965年，中國科學院研制出65型接觸式光刻機。1970年代，中國科學院開始研制計算機輔助光刻掩膜工藝。1972年，武漢無線電三廠編寫了行業《光刻機掩模版的制造》。1980年清華大學研制成功第四代分光刻機精度達到3微米，接近國際主流水平。

　　然而到了上世紀八十年代，包括運十、直8、遠程轟炸機、大型導彈驅逐艦、長城/曙光大型計算機項目、數字焊接系統等一系列軍用、民用高精尖項目下馬。光刻機項目也在其中。彼時武漢無線電三廠在科研上已經在光刻機項目上有了20多年的技術積累，是可能實現從量變到質變的過程。然而，沒有了國家經費的支持，一切都成了空談。

　　又如運十大飛機，1973年初研制工作正式開始啟動，1980年9月26日，第二架飛機在上海首飛成功。10月繼續進行各種科研試飛。該機先后多次轉場北京、合肥、哈爾濱、烏魯木齊、廣州、昆明、成都，并七次飛抵西藏拉薩，是中國第一架飛越“世界屋脊”的自行設計的飛機。到1985年因為沒有加油費的投入而停頓。

　　八十年代開始一切以經濟建設為中心，把發展目光轉向解決人們的日常經濟生活，對高精尖科技項目的思路就是我們先不花這個大力氣了，先“造不如買，買不如租”“以市場換技術”，讓大家先富起來。

　　“造不如買”是經濟發展的一種戰略，它認為在某些情況下，直接購買現成的產品或技術比自己研發制造更經濟高效。這種觀點認為，通過購買成熟的產品和技術，可以節省研發成本和時間，快速獲得所需的功能或技術，并且能夠利用其他企業的專業知識和經驗。實際上“造不如買”只能購買到成熟的產品，并不能買到別人的技術。而且，“造不如買”可能導致對外部技術的依賴，缺乏自主研發能力，長期來看可能影響國家或企業的技術創新和競爭力。

　　至于“以市場換技術”，它的基本思想是通過提供市場機會給外國企業，以期望他們在進入市場的過程中帶來先進的技術，并通過合作、技術轉移或學習等方式使本國企業獲得這些技術。這也是一種策略。但“以市場換技術”也并不一定能夠確保真正獲得核心技術，并且可能存在技術轉移的限制和競爭壓力。

　　雖然不能說完全說錯，我們畢竟不能脫離時代背景看問題，但一刀切的下馬所有高精尖科技項目，完全采取“造不如買”，或“以市場換技術”的路線肯定是錯了，這就等于在未來的競爭中，完全變為“人為刀俎，我為魚肉”，把一切可能優勢拱手讓人，只能希望于發達國家永遠“良心發現”。

　　在這里筆者以我國大型飛機研制為例，自從1985年運十大飛機下馬以后，實際并沒有停止大飛機研制。據相關資料表明，當時宣布大飛機下馬時，有關地方政府、三機部及廣大設計師、工藝師、技師、老工人都為運十的生存而努力的同時，具有美國中央情報局背景，美國麥道公司亞太公司總裁的美籍華人張鎮中就開始了忙碌起來，他和他的主子游說當時的中國民航總局局長，要他不要購買運十，去購買美國的飛機，同時，上級領導要求上飛（上海飛機制造廠）與美國麥道公司合作組裝MD—82飛機，目的就是通過“以市場換技術”的方式獲得大型飛機的技術。為了表示合作的誠意，按照上級意圖，上飛按照美國FAA的要求，讓出廠房，將成千上萬噸的運十型架、工裝、模具從為運十而建造的廠房搬出。最后這一批凝聚航空精英無限智慧的大型型架、工裝都作為廢鋼鐵送進了煉鋼爐子，熊熊烈火燒掉了中國民航工業的基礎。

　　1985年，上海飛機廠與美國麥道公司的合作，不僅直接導致了國產研發飛機項目遭到“淘汰”，如果確實能夠通過市場能夠換來技術，那倒能夠接受，問題是這個被寄予厚望的中美合作項目幾經周折，最終落得個血本無歸的結果。

　　與美國麥道合作，堪稱“市場換技術”路線失敗的典型。1985年在上海落地的麥道82計劃，實際也就是一個徹頭徹尾的組裝項目，合作期間我們只是幫助麥道公司組裝了25架飛機，并沒有接觸到任何核心技術。

　　與麥道合作失敗后，1995年又上馬了全新的麥道90項目。當時的宣傳報道稱，這個項目國產化率達到70%，如果確實如此，那也算將功補過。

　　可是，讓人難以接受的是，麥道90項目開展的第二年，麥道公司就被波音兼并。波音通知中方銷毀了所有技術資料與圖紙，項目虧了個底朝天。

　　后來美國麥道公司在美國財富雜志上毫不掩飾地說：“因為上海搞過運十，我們才與上海合作。如果不打倒運十，美國飛機就不好打進中國。”

　　為推動大飛機技術發展，國家1992年承諾撥款100億，這筆資金很快被國外商家盯上，不止麥道，歐洲空客也不斷提高要價，一次又一次的收割所謂“技術轉讓費”，結果，談來談去毫無誠意，這100億被消耗了一大部分。中方越看越感覺不對勁，最終只能選擇止損。

　　曾經很火的一句話，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從大飛機“以市場換技術”的教訓給我們以沉痛的教訓。在國際競爭日益激烈的情況下，市場是換不來技術的，特別是核心技術，更不能以任何期望。

　　市場換不來技術，靠購買現成產品獲得技術尤其是核心技術就更不要指望了。

　　毛主席曾批評過“造不如買，買不如租”的方針時，指出：“造船再貴，貨幣沒有外流，無非是錢從左袋裝進了右袋，肉爛在鍋里。買船再便宜，得付外國人錢，貨幣外流了，算總賬就虧了。”

　　所以，毛主席一貫主張堅持獨立自主的發展方針。上世紀50年代，世界上最大的兩個核國家，美、蘇組成“北約”、“華約”兩大軍事政治集團，相互揮舞核大棒，全球逐漸被“核訛詐”的烏云所籠罩，作為身處美蘇核訛詐夾縫中的東方大國，毛主席高瞻遠矚，提出獨立自主的發展方針，決意要打破美蘇的“核壟斷”，研制出自己的核武器。

　　央視紀錄片《我們走在大路上》一段描述：一夜之間，蘇聯政府撕毀了數十個協定和數百份合同，撤走全部在華專家，一些重大科研項目半途停頓，一些正在建設的工程被迫下馬……中國的國民經濟正面臨前所未有的困難，耗資巨大的國防尖端科技項目，究竟是上馬還是下馬，意見針鋒相對，毛主席明確指示要下決心搞尖端技術，不能放松或下馬。這段表述就表明了毛主席堅持獨立自主的決心。獨立自主是毛澤東思想的精髓之一。毛主席一貫堅持獨立自主的方針。他曾明確指出：“我們是主張自力更生的，我們希望有外援，但是我們不能依賴他，我們依靠自己的努力，依靠全體軍民的創造力。”

　　大革命時期，第一次國共合作失敗以后，從革命實踐中毛主席就認識到了獨立自主的重要性。第五次反“圍剿”失敗以后，從糾正博古、王明、李德等人的“左傾”思想錯誤后，毛主席第一次獨立自主地運用馬克思列寧主義基本原理解決自己的路線、方針和政策方面的問題。毛主席認為，（我們）真正懂得獨立自主是從遵義會議開始的。遵義會議開啟了黨獨立自主解決中國問題的新階段。

　　抗日戰爭時期，毛主席提出希望有外援，但決不依賴它，主張以自力更生為基本立足點，敵后抗日根據地建設和經濟建設就是軍民在幾乎沒有任何外援的情況下進行的。

　　新中國一建立，面對以美國為首的西方國家對我國實行的經濟封鎖，毛主席多次極其明確地表明了他一貫堅持獨立自主的原則立場。1959年，在讀蘇聯《政治經濟學教科書》的談話中又說到：“在國與國的關系中，我們主張，各國盡量多搞以自力更生，不依賴外援為原則。自己盡可能辦的，必須盡量自己搞，只有自己實在不能辦的才不辦。特別是農業，更應該搞好。吃飯靠外國，危險得很，打起仗來，更加危險。”

　　建國后，還有人提出“造不如買，買不如租”的建議，毛主席提出了“自力更生，艱苦奮斗”的口號，將命運掌握在自己手里，用短短20幾年，就完成了新中國的建設。中國從現代科技基礎為零的情況下，依靠獨立自主，研制成功了兩彈一星，一批高精尖科技項目有的達到了當時世界一流水平。

　　中國革命和建設的實踐證明，獨立自主是毛澤東思想活的靈魂，也是中國革命和建設取得勝利的可靠保證 。

　　獨立自主在經濟建設上，可以降低對外部經濟的依賴，減少外部因素對本國經濟的沖擊，這樣有助于經濟持續穩定發展。尤其是在國家安全方面，獨立自主意味著在一定程度上減少對外部資源的依賴，增強國家的安全和自主性。

　　有一位網友說得好，他說，獨立自主，自力更生，就是一切立足于自己，有外援更好，沒有外援自己搞。你自己搞定了，外面的資本就會爭先恐后的來求你搞合作，那時主動權在我，條件、伙伴自己選，主權不失，利益必然是拿大頭。這就叫獨立自主的優勢。

　　獨立自主并不就意味著完全孤立或自我封閉，而是在積極參與國際合作的同時，保持自身的獨立性和自主性。同時，國家的發展也需要在平衡內外因素的基礎上，不斷探索和適應國際形勢的變化。總之，無論是革命還是建設，只有堅持獨立自主，才可以使一個人或國家保持自主性和獨立性，能根據自身目標和發展理念做出決策，而不受外部因素的過度影響，因此，可以更好地應對挑戰和變化。在國際關系中，堅持獨立自主，可以確保國家主權和尊嚴，促進國際關系中的平等和互利合作。也只有堅持獨立自主，才能實現個人或國家的長期穩定和健康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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