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前些天，我在烏有之鄉網上翻讀文章時，讀到一篇文章，文章提到了1980年出現的潘曉一封信。1980年我26歲。記不得是什么原因，在我的記憶中只有這個事。在我的記憶中，這個事還是很大的，但全然沒有內容。強烈的反差使我翻閱了這封信和相關內容。從翻閱中看到，當時的熱烈討論并沒有出結果。閑暇無事，我也發個遲到的言，算是做個腦袋保健操。

　　潘曉這個事，不在于黃曉菊說了什么，而在于黃曉菊的話上了《中國青年》。比起我當年聽到的話，潘曉的信算不了什么。我在小學三年級或四年級接受了共產主義，而我那個普通勞動者的環境里，經常有人說這個話：共產主義在明天。明日復明日，明日何其多。說“共產主義在明天”，就是認為共產主義不可能實現。

　　我知道一個說法：玫瑰色教育。望文生義，就是把一切都美化的教育。在毛澤東時代，學生在學校中看到的聽到的，以及在革命書籍中讀到的，都是美好的;頂著革命者和人民群眾頭銜的人，都是完美無缺的好人。

　　馬克思在《哥達綱領批判》中談到了共產主義社會，其中有一個出現共產主義社會的必要條件：“勞動已經不僅僅是謀生的手段，而且本身成了生活的第一需要”。換個說法：把勞動當作第一需要的人是共產主義社會的一個必要條件。勞動怎樣才會成為生活的第一需要？這個不是謀生的人而勞動的人從哪里來？馬克思沒有說。毛澤東時代搞共產主義道德教育，大概就是對這個問題的回答，認為通過共產主義道德教育，會產生勞動的人。共產主義道德教育的核心是“為公”，現實生活中隨處可見的是“為私”。接受了“為公”的教育后走進“為私”的環境里，道路自然是“越走越窄”。怎么辦？好像沒有人給出答案。

　　潘曉的信提出了一個觀點：“主觀為自己，客觀為別人”。這個觀點好像沒有傳開。而毛澤東時代的集體主義則在改革后實實在在被個人主義取代。個人放在了前面，還管不管別人就不好說了。改革后，滿大街擺著賣《厚黑學》。一個人臉厚了，心黑了，還會“為別人”？

　　《中國青年》原總編輯彭波認為：改革的一切都是為了生產力的解放，也就是說，是人的個性的最大解放 。改革后誰的個性得到最大的解放？資本家的個性得到最大的解放——可以剝削工人了。改革后，資產階級得到了剝削的自由，無產階級只得到了選擇被那個資本家剝削的自由。在資本主義的生產方式中，無產階級主觀為自己（拿工資），客觀為別人（為老板掙豪車別墅）。毛澤東時代的工人可以唱“咱們工人有力量”，現在的打工者還能唱嗎？也可以，老板會很高興。

　　狗可以爬到桌子上吃雞腿，也可以在桌子下面吃雞腿，人卻不行。人生的道路該怎么走，確實是問題。

　　二，

　　人生的道路該怎么走？是一個認識問題。認識屬于人的精神。精神世界的一切原因都要到物質世界中找。為什么人不會想一天該用腦袋碰幾次石頭。因為用腦袋碰石頭會痛。人生的道路該怎么走，要到人這種物質的屬性中找答案。

　　人是一種生物。人不是動物。稍微有點知識的人都知道，人的世界與動物世界不同。用科學的話來說，人的世界與動物世界有本質的不同。人的世界是人創造的世界，動物的世界是自然生成的世界。人的世界與動物世界的本質的不同從哪里來？當然只能從人與動物的本質不同而來。人與動物有本質的不同，人就不是動物。

　　人是一種生物，生物的本質是沿著自身的保存和種的繁衍展開生命。人是一種生物，就有生物性。人作為一種生物，為了自身的保存和種的繁衍，偷盜搶劫殺人放火都是合乎其生物性的。

　　人不僅是生物，還是人。是人就有人性。

　　馬克思說：“人的本質不是單個人所固有的抽象物，在其現實性上，它是一切社會關系的總和。”馬克思的這段話可以簡化為“人的本質是一切社會關系的總和。”馬克思的這個觀點是錯的。“人的本質”是質的概念，“社會關系的總和”是量的概念，用量的概念定義質的概念，違背了同一律。“辯證唯物主義的第二十個結論：人的物質性和物質的第一性決定了人的狹義思維即推理必須遵守同一律——即遵守邏輯。”（見《辯證唯物主義論》）

　　女人曾經是男人的奴隸。后來出現了婦女解放運動。再后來女人成為與男人平等的自由人。在總體上，不管體力腦力，女人都弱于男人。如果沒有男人的參加，婦女解放運動沒有成功的可能。男人為什么要幫助女人？因為男人需要女人的笑臉。有一本書叫《活著的人們》。書上有一句話：夫妻間交換最多的不是性，是語言。套用一下這句話：丈夫需要妻子最多的不是性，是笑臉。

　　人作為生物，有物質需要。人作為人，有精神需要。肚子餓了，山上摘個果子可以充饑，桌子下撿個雞腿也能充饑。出門看不到笑臉，進門也看不到笑臉，人的心情不會愉悅。人的精神需要，要用別人的肯定來滿足。一個人怎樣才能得到他人的肯定，做對他人有利的事。

　　人的行為能也只能歸結為三種：善，惡，正義。善是有利于他人的行為（有利社會最終也是有利他人），惡是侵害他人的行為（危害社會最終也是侵害他人），正義是侵害侵害者。行善也稱作做好事。

　　人的大腦能“真實地想象客觀世界沒有的東西”（馬克思語）。人的大腦想出的名堂有的能通過實踐出現在客觀世界，有的不能。哪些能哪些不能呢？實踐來看。人的生理決定了人的心理要產生實現自己的愿望的欲望。實踐即做事。人有做事的能力，人有做事的欲望。人會做事，做事創造了人的世界。

　　人的存在方式是社會。社會中的人如果都做壞事，人類就要滅亡。因此，古今中外，“善”都是褒義詞，“惡”都是貶義詞。做惡的人也要用善來包裝自己。

　　人的做事能力把人和動物區別開來。人需要精神肯定。人做壞事在其本質上是毀滅人。因此，人的本質，人性，是做好事。

　　三，

　　人首先是生物。因此，人首先要生存。“毫不利己專門利人”也要活著。但是，單是活著還不是人。現在有個說法：人的肚子餓了只有一個煩惱，肚子吃飽了有許多煩惱。有許多煩惱不是好事。但是，沒有辦法，人不是動物。人要追求——既要追求物質，也要追求精神。對物質的追求本身不會產生煩惱，產生煩惱的是超過了自身能力的物質追求。飯吃多了肚子會漲。只有打兔子的能力想吃老虎肉，自然會煩惱。古人說“知足常樂”。怎樣算“足”？只有打兔子的能力打到兔子了，就足了。有外國人說，“認識你自己”。認識了自己的能力，把自己的追求圈在自己的能力范圍之內，就不會煩惱。

　　沒有飯吃的人，必須首先弄到一碗飯。有飯吃的人，會想其它。在我們中國，有一些人想到了“為國為民”。人性是做好事。在社會中，普通勞動者人群是最大的入群。因此，為普通勞動人民是最大的人性。人是靠勞動成果生存。勞動成果是勞動者勞動的成果。因此，勞動者不需要有人為他們提供勞動成果。自古以來，勞動者都是剝奪對象。勞動者需要有人帶領他們擺脫被壓迫被剝削的地位。勞動者要擺脫被壓迫被剝削的地位，必須消滅剝削制度。在剝削制度中，不想當被剝削者，就得當剝削者；當不成剝削者，就只有當被剝削者。沒有種子，土地不會長芽。沒有土地，種子發了芽也會長不大。人有生物性。人的生物性包含侵害他人。侵害他人是人的生物惡性的表現。私有制是人實現侵害他人的土壤。因此，為勞動人民不受壓迫不受剝削的人們接受了主張公有制的共產主義。

　　建立了公有制的共產主義者為了實現共產主義，提出一心為公，大公無私，想讓所有人都能一心為公，大公無私。但是，因為人有生物性，要讓所有人都沒有私心是不可能的。再說，私心不是私有制。沒有私有制，普通人的私心長不大。在公有制社會中，人的私心要長大，必須獲得權力，然后最終把公有制變成私有制。在公有制中，權力是人的生物惡性的寄宿土壤。在公有制社會，一心為公只該是對掌握權力的人的要求。普通人只有私心也無妨——只有私心他也在為社會添磚添瓦。

　　人的能力有大小。毛主席在天安門升起了五星紅旗，毛主席的母親只生養了毛主席。人在社會中生活，只要不侵害他人，把臉洗干凈上街也是維護了街道的美麗。有大能耐的人有為社會作出大貢獻的責任，普通人只要用自己的勞動過好了自己的生活，就盡到了對社會的責任。

　　不要認為每個人都該活到老學到老，普通人學到了能力的巔峰，就既學不進，也沒有必要學了。社會永遠不會只有上層。

　　不要認為每個人的生活都該一樣。吟詩飲酒是一種歡樂，劃拳飲酒也是一種歡樂。

　　人不是動物。人生需要意義.站在人性的立場上,有大能耐就為國家為民族作出大貢獻,沒有大能耐就讓自己及家 人幸福生活,這就是人生的意義.

　　四，

　　人生的道路該怎么走？行善還是作惡，各人自己選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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