米凱爾·洛威（Michael Löwy）著

　　素俠云雪  譯

　　近幾十年來，對馬克思生態觀貢獻的反思取得了長足的進步。某些生態主義者急于“用綠色范式取代紅色范式”，將馬克思描繪成一個“普羅米修斯”式的、生產主義的、對環境問題漠不關心的形象，這種形象已經失去了很大一部分可信度。重新發現馬克思和恩格斯生態維度的先驅無疑是約翰·貝拉米·福斯特（John Bellamy Foster），他的著作是《馬克思的生態學：唯物主義與自然》（英文：Marx’s Ecology: Materialism and Nature，每月評論出版社，2000年；中文：高等教育出版社，2006年），書中重點介紹了馬克思對資本主義導致的人類社會與自然環境之間“代謝斷裂”（Riss des Stoffwechsels）的分析。貝拉米·福斯特將北美左派最重要的出版物之一《每月評論》（Monthly Review）變成了生態馬克思主義雜志，并開創了圍繞代謝斷裂為主題的整個馬克思主義思想學派。該學派包括布雷特·克拉克（Brett Clark）、伊恩·安格斯（Ian Angus）、保羅·伯克特（Paul Burkett）、理查德·約克（Richard York）等許多重要作家。貝拉米·福斯特可能會受到批評，因為他將馬克思視為一位堅定的生態主義者，而沒有考慮到從馬克思的早期著作到后來的作品中遵循生產主義邏輯的文本或段落；但他的著作的重要性、新穎性和深度是不容置疑的。從生態角度解讀馬克思，貝拉米·福斯特前有繼承，后有傳承。

　　與這一學派接近的日本青年學者齋藤幸平的處女作《馬克思生態社會主義：資本主義、自然與未完成的政治經濟學批判》（Karl Marx’s Ecosocialism: Capital, Nature, and the Unfinished Critique of Political Economy，每月評論出版社，2017；中譯：中央編譯出版社，2024年）以對馬克思著作的更細致入微的解讀而著稱。在他的最新著作《人類世中的馬克思：走向去增長共產主義的理念》（Marx in the Anthropocene: Towards the Idea of Degrowth Communism，劍橋大學出版社，2023）中，齋藤發展并擴展了他對馬克思著作的分析，批判了《政治經濟學批判大綱》（Grundrisse）和馬克思著名的《政治經濟學批判導言》（1859）中的生產主義，這兩本書通常被視為歷史唯物主義的權威表述。在1859年的《導言》中，馬克思認為生產力是歷史的主要推動力，由于革命，生產力將擺脫資本主義生產關系的“束縛”。齋藤展示了馬克思從1870年開始在其關于俄羅斯的著作以及民族志或自然學筆記中如何遠離了這種歷史觀。據齋藤講，在這本“最后的馬克思”中，一種新的歷史唯物主義概念正在出現——盡管尚未完成——其中自然環境和前現代（或歐洲之外）社區發揮著重要作用。齋藤還試圖表明，尤其是在新版《馬克思恩格斯全集》（MEGA）最近出版的筆記基礎上，馬克思堅持去增長理念，但這一假設在這些著作中沒有找到有效的根據。

　　在我看來，馬克思對生態社會主義或生態馬克思主義的貢獻并不局限于他關于與自然關系的文本——誠然，這在他的著作中仍然相對邊緣：馬克思或恩格斯沒有一本書、一篇文章或一章專門討論生態或生態危機。這是可以理解的，因為當時資本主義對環境的破壞還處于起步階段，遠沒有今天那么嚴重。我認為，他的著作中有一些論點與自然無關，但只要結合我們時代的生態危機重新思考，它們就會給生態馬克思主義的反思提供重要貢獻。這里需要考慮兩個因素：（1）馬克思對資本主義狂妄自大的批判：無限的積累/擴張；（2）共產主義是“自由王國”。

　　一、資本主義是一種沒有無限擴張趨勢就無法存在的制度。馬克思在《政治經濟學批判大綱》中指出：

　　是，資本作為財富一般形式——貨幣——的代表，是力圖超越自己界限的一種無限制的和無止境的欲望。任何一種界限都是而且必然是對資本的限制。否則它就不再是資本即自我生產的貨幣了。……然而它是創造更多剩余價值的不停的運動。[1]

　　這是將在《資本論》第一卷中展開的分析。根據馬克思的說法，資本家是一個只作為“人格化資本”運作的個人。因此，資本家必然是一個“價值增值的狂熱追求者”，他“肆無忌憚地迫使人類去為生產而生產”。這種行為是“社會機制的作用，而資本家不過是這個社會機制中的一個主動輪罷了”。那么，這種“社會機制”是什么呢？它在資本家身上的心理表現是“最骯臟的貪欲和最小心的盤算”？馬克思認為，資本主義生產的發展，使投入工業企業的資本有不斷增長的必要，競爭使資本主義生產方式的內在規律作為外在的強制規律支配著每一個資本家。競爭迫使他不斷擴大自己的資本來維持自己的資本，而他擴大資本只能靠累進的積累。[2]

　　因此，資本的無限積累是資本主義社會機制的鐵律：“積累啊，積累啊！這就是摩西和先知們！[……]為積累而積累，為生產而生產——古典經濟學用這個公式表達了資產階級時期的歷史使命。”[3]

　　為積累而積累，為生產而生產，永不停息，沒有憐憫，沒有限制，沒有止境，永無休止地增長，不斷擴大：根據馬克思的說法，這是資本不可動搖的邏輯，資本家只不過是這種社會機制的“狂熱追求者”。積累的命令成為一種世俗宗教，一種“狂熱”崇拜，取代了猶太教—基督教的“法律和摩西”。

　　這一診斷對21世紀人類世的意義顯而易見：資本主義的生產主義邏輯、要求永久擴張和拒絕一切限制的狂妄自大，是造成我們這個時代的生態危機和災難性氣候變化過程的罪魁禍首。馬克思的分析幫助我們理解了為什么“綠色資本主義”只不過是一種幻想：沒有積累和增長，這個體系就無法存在，這種增長“無限制，無止境”，其中80%依賴于化石燃料。這就是為什么盡管各國政府和國際氣候會議（巴黎會議）都發表了關于“生態轉型”的安撫性聲明，但溫室氣體排放量卻有增無減。科學家敲響了警鐘，強調迫切需要停止所有新的化石燃料開采，同時應迅速減少現有能源的使用；然而，大型石油壟斷企業每天都在開采新油井，他們的代表歐佩克公開宣布，他們將不得不在很長一段時間內開采這些資源，“以滿足日益增長的需求”。同樣的情況也發生在不斷開采的新煤礦上，從“綠色”德國到“社會主義”中國。

　　事實上，能源需求在增長，化石燃料的消耗也在增長，可再生能源只是增加了能源需求，而不是替代了化石燃料。想要另辟蹊徑的“綠色”資本家將被擠出市場：正如馬克思提醒我們的那樣，“競爭使資本主義生產方式的內在規律作為外在的強制規律支配著每一個資本家。”

　　2023年，地球平均氣溫危險地接近比工業化前水平高出1.5℃的極限——超過這個極限，可能會引發無法控制的全球變暖過程，反饋機制也會越來越強烈。政府間氣候變化專門委員會的科學家強調，需要立即減少排放，從現在到2030年是避免災難的最后機會。然而，歐盟和其他政府卻莊嚴地宣布，他們將能夠在2050年實現“凈零”排放……這一聲明令人倍感困惑，不僅因為它假裝忽視危機的緊迫性，還因為“凈零”遠非零排放：由于“抵消機制”，如果企業通過保護印度尼西亞的一片森林來“抵消”排放，它們就可以繼續排放。

　　現代工業資本主義三個世紀以來完全依賴煤炭和石油，而且沒有表現出放棄它們的意愿。要做到這一點，就必須打破“無限制、無止境”的積累和生產主義，組織有計劃的去增長過程，消除或減少整個經濟部門：這種方法完全違背了資本主義的基礎。格蕾塔·通貝里（Greta Thunberg）正確地指出，“在現有經濟體系的框架內解決氣候危機，在數學上是不可能的”。馬克思在《資本論》中對資本主義積累和擴張的必然機制的分析解釋了這種不可能性。

　　許多生態主義者將環境危機歸咎于消費。誠然，現代資本主義的消費模式顯然不可持續。但問題的根源在于生產系統。生產主義是消費主義背后的驅動力。馬克思已經觀察到了這種動態。他在《政治經濟學批判》（1859年）中指出：

　　生產生產著消費：（1）是由于生產為消費創造材料；（2）是由于生產決定消費的方式；（3）是由于生產通過它起初當作對象生產出來的產品在消費者身上引起需要。因而，它生產出消費的對象，消費的方式，消費的動力。同樣，消費生產出生產者的素質，因為它在生產者身上引起追求一定目的的需要。[4]

　　這在我們這個時代比在19世紀更為真實。資本主義生產者通過龐大的廣告機構制造“消費沖動”，這些廣告機構日夜不停地在城市墻壁、報紙、廣播或電視上、無處不在地“毫無停歇或憐憫地”宣傳消費這種或那種商品的迫切需要。商業廣告占據了生活的各個領域：體育、宗教、政治、文化、信息。人為的需求被創造出來，“時尚”被制造出來，系統引發了一場“無限制、無止境”的消費狂潮，消費越來越沒用的產品，這使得生產得以擴大，無限延伸。如果如馬克思所觀察到的，是生產產生了消費，那么需要改造的就是生產系統，而不是向消費者宣揚禁欲。純粹而簡單地廢除商業廣告是克服消費者異化，并使個人重新發現其真正需要的第一步。

　　馬克思批判的資本主義消費主義的另一個維度——一個具有明顯的當前生態影響的維度——是擁有超過存在，擁有商品、金錢或資本超過自由的人類活動。這一主題在《1844年手稿》中得以發展。據馬克思所言，資產階級社會完全由“占有感、擁有感”所主導。代替人的生命的是“財產生命”，“一切肉體的和精神的感覺都被這一切感覺的單純異化，即擁有的感覺所代替。”占有、擁有是異化的生活：“你的存在越微不足道，你表現自己的生命越少，你擁有的就越多，你的外化的生命就越大，你的異化本質也積累得越多。”[5]

　　這是另一種形式的消費主義：這里重要的不是使用，而是對商品的占有。其最明顯的表現就是特權階層的炫耀性消費，索爾斯坦·凡勃倫（Thorstein Veblen）在他的著作《有閑階級論》（1899年，按，此書有上海譯文出版社2019年版中譯本）中對此進行了研究。如今，這種消費已達到驚人的規模，推動了龐大的奢侈品產業：私人飛機、游艇、珠寶、藝術品、香水。但對擁有物的癡迷也蔓延到了其他社會階層，導致人們將積累商品作為目的本身，而不顧其使用價值。存在，即人類活動本身，被犧牲在擁有、占有商品上，助長了生產主義，社會生活充斥著越來越多越來越沒用的產品。當然，生產這些堆積如山的商品所需的資源仍然是煤炭和石油，而且消耗的這種資源越來越多。……

　　二、共產主義作為“自由王國”，建立在存在優先于占有的基礎上，顛覆了資本主義強加的異化邏輯。資產階級政治經濟學將這種反常邏輯推向了終極結果：“自我克制，克制生活和克制人的一切需要。你越少吃，少喝，少買書，少去劇院，少赴舞會，少上餐館，越少想，少愛，少談理論，少唱，少畫，少擊劍，等等，你積攢的就越[多]，你的……財寶，即你的資本，也就會越大。……國民經濟學家把從你的生命和人性中奪去的一切，全用貨幣和財富補償給你。”[6]

　　馬克思將存在（即人類生命和人性）的構成要素分為三個：（1）基本需求（喝、吃）的滿足；（2）文化需求的滿足：去劇院、舞會、買書。需要注意的是，這兩個類別涉及的是生活消費行為，而不是商品的積累（最多是書籍！），更不是金錢的積累。將文化需求納入其中，已經是對資本主義的一種含蓄抗議，資本主義希望將工人的消費限制在基本生存所需的范圍內：飲食。對馬克思來說，工人和所有人一樣，需要去劇院和舞會，讀書、自我教育、自娛自樂；（3）人類的自我活動：想、愛、理論、唱歌、演講、擊劍等。這份清單之所以引人入勝，是因為它種類繁多，既嚴肅又有趣，而且它既包括基本活動（想、愛、演講），也包括“奢侈品”：唱歌、理論、擊劍等。所有這些例子的共同點是它們的主動性：個人不再是消費者，而是演員。當然，我們還可以舉出許多其他人類自我活動的例子，無論是個人還是集體的、藝術的還是體育的、嬉戲的還是政治的、情色的還是文化的，但馬克思選擇的例子為“自由統治”打開了一扇廣闊的窗戶。當然，這三個時刻之間的區別并不是絕對的：吃飯和讀書也是活動。它們是生命——存在——面對資產階級社會的核心：占有、財產和積累的三種表現形式。

　　因此，選擇存在而非占有是馬克思對社會主義/生態文化、倫理和人類學的重大貢獻，這與現代資本主義文明的基本數據相悖；現代資本主義文明擁有的絕對優勢，以其商品形式，正日益瘋狂地破壞地球生態平衡。

　　哲學家和心理分析家埃里希·弗洛姆（Erich Fromm）的弗洛伊德—馬克思主義著作中，直接受到《1844年手稿》的啟發，對存在與占有之間的對立進行了重要的思考。弗洛姆是一位移民到美國的德國猶太人反法西斯主義者，他于1976年出版了他的著作《占有還是存在》（Avoir ou être，按，此書有上海譯文出版社2021年出版的中文譯本）。人類的未來取決于這一選擇，它比較了兩種對立的社會存在形式：占有模式和存在模式。在占有模式中，我的財產構成了我的身份：主體和客體都被物化（商品化）。你覺得自己是一種商品，而“它”擁有“我”。占有欲貪婪是占主導地位的激情。但弗洛姆堅持認為，貪婪與饑餓不同，沒有飽足之點；它的滿足并不能填補內心的空虛。……那么存在的方式是什么？弗洛姆引用了馬克思《1844年經濟學哲學手稿》中的一段話：“我們現在假定人就是人，而人對世界的關系是一種人的關系，那么你就只能用愛來交換愛，只能用信任來交換信任。”[7]

　　弗洛姆解釋說，存在的方式是一種主動的方式，人類在其中表達自己的能力、才能和豐富的天賦；這里的主動意味著“更新自己，發展自己，洋溢自己，愛自己，超越孤立自我的牢籠；就是感興趣，就是專心；就是給予。”存在的方式是社會主義，不是社會民主主義或蘇聯（斯大林主義）的社會主義（被簡化為對最大消費的渴望），而是馬克思所說的：人類的自我活動。簡而言之，弗洛姆再次引用馬克思《資本論》第三卷的話，總結道，社會主義是自由王國，其目標是“以發展人類力量為目的”。

　　卡爾·馬克思很少寫未來的解放社會。他對烏托邦很感興趣，但對過于規范、過于限制、簡而言之教條主義的版本持謹慎態度；正如米格爾·阿本蘇爾（Miguel Abensour）如此恰當地提醒我們的那樣，他的目標是超越烏托邦，走向批判性共產主義。這包括什么？在《資本論》第三卷——弗里德里希·恩格斯編輯的馬克思未完成手稿中，我們發現了一個重要的段落，經常被引用但很少被分析。“共產主義”一詞沒有出現，但它確實指的是未來的無階級社會，馬克思將其定義為“自由王國”（Das Reich der Freiheit），這是一個非常重要的選擇：

　　事實上，自由王國只是在必要性和外在目的規定要做的勞動終止的地方才開始；因而按照事物的本性來說，它存在于真正物質生產領域的彼岸。像野蠻人為了滿足自己的需要，為了維持和再生產自己的生命，必須與自然搏斗一樣，文明人也必須這樣做；而且在一切社會形式中，在一切可能的生產方式中，他都必須這樣做。這個自然必然性的王國會隨著人的發展而擴大，因為需要會擴大；但是，滿足這種需要的生產力同時也會擴大。這個領域內的自由只能是：社會化的人，聯合起來的生產者，將合理地調節他們和自然之間的物質變換，把它置于他們的共同控制之下，而不讓它作為一種盲目的力量來統治自己；靠消耗最小的力量，在最無愧于和最適合于他們的人類本性的條件下來進行這種物質變換。但是，這個領域始終是一個必然王國。在這個必然王國的彼岸，作為目的本身的人類能力的發揮，真正的自由王國，就開始了。但是，這個自由王國只有建立在必然王國的基礎上，才能繁榮起來。工作日的縮短是根本條件。[8]

　　這段話的背景很有趣，涉及關于勞動生產率的討論。《資本論》的作者認為，提高生產率不僅可以增加生產的財富，而且最重要的是可以減少工作時間。這似乎優先于無限擴大商品生產。

　　因此，馬克思區分了社會生活的兩個領域：“必然領域”和“自由領域”，每個領域都有自己的自由形式。讓我們先仔細看看第一個領域：必然領域，它對應于“物質生產領域”，因此對應于“必要性和外在目的規定”的勞動。自由也存在于這個領域，但它是一種有限的自由，在必然領域施加的約束范圍內：它是“社會化”的人對他們與自然的物質交換——新陳代謝——的民主、集體控制。換句話說，馬克思在這里談論的是民主計劃，換句話說，是社會主義經濟綱領的基本主張：自由在這里意味著從經濟力量的盲目權力——資本主義市場、資本積累、商品拜物教——中解放出來。

　　讓我們回到《資本論》第三卷中的這段話：有趣的是，這段文字并沒有談論人類社會對自然的“統治”，而是談論由集體來控制與自然的交流：一個世紀后，這成為生態社會主義的創始原則之一。工作仍然是必然性要求的活動，目的是滿足社會的物質需求；但它將不再是異化的工作，不再是不符合人性的工作。

　　第二種自由形式，最激進、最完整，是與“自由王國”相對應的自由形式，超越了物質生產和必要勞動的范疇。然而，兩種自由形式之間存在著一種基本的辯證關系：通過民主計劃整個經濟，可以優先考慮空閑時間；相反，最大限度地延長空閑時間將使工人能夠積極參與政治生活和自我管理，不僅是企業，還包括社區、城鎮、地區和國家（countries）層面的所有經濟和社會活動。如果沒有全體人民參與討論和民主決策的過程，共產主義就不可能存在，這種參與不是像今天這樣每四五年投票一次，而是不斷參與——這并不妨礙權力下移。有了空閑時間，個人將能掌控集體生活的管理，而不再交由職業政客來掌管。

　　馬克思在《資本論》第三卷中補充了他在1844年提出的論點，即人類的自我活動（《經濟學哲學手稿》中討論的第三個時刻）需要空閑的時間才能蓬勃發展，這些時間是通過減少“必要”勞動時間而獲得的。這種減少是打開“自由王國”大門的鑰匙，而“自由王國”也是“存在王國”。由于這種自由時間，人類將能夠發展他們的智力、藝術、愛欲和玩樂的潛力。這與資本主義世界相反，資本主義世界無限積累越來越無用的商品，生產主義和消費主義“擴張”無限制、無止境。

　　結論：除了直接提及自然及其被資本主義“進步”所破壞的作品之外，馬克思的作品還包含著在最深的層次上具有生態意義的反思，這些反思通過批判資本主義生產主義和想象一個以自由的人類活動為社會生活中心的社會，而不是癡迷于積累“商品”。這些是21世紀生態馬克思主義發展的基本參考點。

　　作者介紹：

　　米凱爾·洛威（Michael Löwy），德國裔，生于巴西，現為法國公民。現任法國國家科學研究中心名譽研究員和社會科學高等研究院教授。著有多部著作，以二十九種語言出版，包括《生態社會主義：資本主義災難的激進替代方案》（Ecosocialism: A Radical Alternative to Capitalist Catastrophe）、《馬克思主義與解放神學》（Marxism and Liberation Theology）、《祖國還是地球母親？民族問題論文集》（Fatherland or Mother Earth? Essays on the National Question）和《眾神之戰：拉丁美洲的宗教與政治》（The War of Gods: Religion and Politics in Latin America）。

　　原文鏈接：

　　https://newpol.org/issue_post/from-karl-marx-to-eco-marxism/

　　注釋：

　　[1] Karl Marx, Grundrisse (Random House/Vintage, 1973). 《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0卷《政治經濟學批判（1857—1858年手稿）》，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297頁。

　　[2] Karl Marx, Capital (International Publishers, 1968), vol. 1. 《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1卷《資本論》第1卷，人民出版社，第683、685頁。

　　[3] 同上。《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1卷《資本論》第1卷，人民出版社，第686頁。

　　[4] Karl Marx, A Contribution to the Critique of Political Economy (Moscow: Progress Publishers, 1970). 《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0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33—34頁。按，此文作于1857—1858年間。

　　[5] Karl Marx, Economic and Philosophical Manuscripts of 1844 (Moscow: Progress Publishers, 1967). 《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1844年哲學經濟學手稿》，人民出版社，2002年，第303、342頁。

　　[6] . Economic and Philosophical Manuscripts of 1844, op. cit.《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2卷《1844年經濟學哲學手稿》，人民出版社，2002年，第342頁。

　　[7] 《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1844年經濟學哲學手稿》，人民出版社，2002年，第364頁。

　　[8]  Capital, Vol. III, Chapter 48. 《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資本論》第3卷，人民出版社，2003年，第928—929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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