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我們探討公民權利之前，必須要承認一個歷史事實，那就是公民權利的存在就是國家權力存在的證明。凡事必然對立統一，這是一條不變的鐵律。當公民權力發展到一定程度時，公民權力與國家權力就一同消失了，反則亦然。
西方自由主義者所強調的“公民巨大權力”從本質而言是國家權力范疇擴大的衍生品。作為公民意志的集合體，只有公民權力的不斷擴大，國家的權力也會相對擴大，這對于傳統的“小政府·大社會”論述支持者是不能想象的，公民權力作為國家權力的根基，當公民權力不斷消弱的時候，國家的存在價值就會逐漸被自身所消滅，這樣的論調當然是建立在公民直接掌控國家的情況之中，如果國家的權力實質不是掌握在公民手中，而是由大資本壟斷企業、政治門閥等等壟斷實體掌控，這樣的國家就不存在公民權力的概念，資產階級的“小政府·大社會”的概念也僅僅是為壟斷企業而服務的政治觀念。在此種國家中，大部分宣稱為了人民權力而參與競選的政治家也基本上是寡頭財閥壟斷的代理人。他們或許會給予部分公民一定的政治權利以換取他們的選票，但實際情況是將由寡頭財閥早已分化好的社會各階層中不斷的挑起矛盾以達到無產階級內部相互仇恨的事實。
對于資產階級來說，公民政治運動有著極強的兩面性，一方面公民政治運動的結果對資產階級來說是致命的，因社會發展事實是不受資產階級主觀決斷的，但又由于資產階級公民運動的局限性限制了整體公民運動，導致在公民運動內部分化多個不同的派系特點，目前在國內來說，滲透面最廣的便是小資產階級公民主義。
在“十年動亂”結束后的中國，無產階級馬列主義思想浪潮不斷被新涌進來的歐美極端自由主義所蠶食，一方面無產階級地位由于資本主義生產關系造就的勞動者地位的下滑而下滑，新經濟政策影響下的無產階級逐漸失去了自身對于國家的掌控外，大量的廉價勞動人口被資本掌控的生產部門不停胡亂傾斜到其他地區，造成大量的低素質高人口區域形成逐漸導致社會治安管理的壓力加大，也源于新經濟政策的影響，單一城市規模的巨大化同樣使得無產階級失去了本該屬于自己的生產資料。在整體社會意識形態的劇烈沖突中，無產階級再次被枷鎖束縛。
被資本主義生產關系刻意封閉的無產階級革命理論在遭受異化后，最先誕生出的就是極端民族意識形態，鑒于我們的讀者大部分是接受過正常辯證法與馬克思列寧主義灌輸后的個體，在解釋其這一章節應該問題不大。
極端民族意識形態的根本原因就在于發展不平均的社會經濟與公民權力喪失的結果，在新中國建立的前三十年里，無產階級掌控國家的事實不會極端民族意識形態提供任何土壤，也正是因為無產階級政治權力的含義大于公民意識含義，對于歐美資本主義國家傳入的偽國家觀念更是直接的對立。
但受限于新經濟政策帶來的混亂意識形態，偷竊國家資產與社會資產的小資產階級大張旗鼓的受壟斷資產階級委托，迅速制造各種社會對立，將本處于同一陣營的無產階級劃分為不同的階層。一邊培養自己的打手，一邊貶低污蔑勞動者歷史，這在蘇聯解體后的東歐有著大量的歷史依據。小資產階級雖聲稱自由與民主的國家是最好的國家，卻從不支持無產階級，這一世界大多數人代表的階級對國家進行專政，小資產階級對于國家的態度就是允許小資產階級優越于無產階級又要限制壟斷資產階級對小資產階級的蠶食。由此可見，小資產階級不僅敵視無產階級還意圖出賣無產階級以換取資產階級對自身的寬恕。
但事實不會依照他們的意愿進行，現代資本主義運作就是不斷的創造出新的壟斷，當經濟發展速度大于社會矛盾與階級矛盾時，小資產階級尚能作為調和資產階級和無產階級之間矛盾的緩沖區，為了保證自己的統治不再帶來無產階級暴力革命，資產階級自愿的放下一些利潤給予小部分無產階級，讓他們實現所謂的“階級躍遷”，但資本追逐利潤的本質是不允許資產階級統治萬年長久的，每當資產階級想要緩和社會階級矛盾時，就必然會造成一定的利潤真空，當新的資產階級填補上舊資產階級的利潤真空時，資產階級內部就會出現巨大的矛盾，此時便不再存在任何社會階級矛盾緩和的可能，所有的資產階級都在為了爭奪更多的利潤而相互開戰，此時的小資產階級就第一個成為犧牲品，他們對無產階級不斷的自由主義洗腦也成為了自己被埋葬的事實。
這樣的事實將小資產階級宣揚的公民權直接的進行了事實上的消滅。公民權作為一種虛偽的權力存在，在面對非無產階級掌控的國家時，最有威脅的舉動就是聲稱自己即將進行無產階級暴力革命。也就是說，小資產階級若想要達到自己最終的目的，即公民權力與國家權力相等，就必然轉變到無產階級革命當中。當一場政治運動不屬于無產階級時，不論這樣的政治運動有著如何高尚的目的，都不能達到自己的最終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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