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陀闡述了他的“社會主義”理念。“李陀問題”確實不是個別現象，而是代表主流的一種社會思潮。我查閱了“知網”上這方面的文章，幾乎都認為列寧實行“新經濟政策”，是“對社會主義的整個看法根本改變了。”就連令人尊敬，敢反把蘇共亡黨、蘇聯解體歸結為經濟體制僵化這種從上世紀九十年代開始的潮流的一位學者，都把列寧實行“新經濟政策”，看成“是列寧對社會主義不斷進行探索和重新認識的過程”，從而“對社會主義有了嶄新的理解。”（《蘇共的蛻化變質是蘇聯解體的根本原因》《中國社會科學》2009第3期）按照18大前的說法，就是從新搞清楚了什么是社會主義。足見這種代表主流的社會思潮影響之大之廣。這也是我們在有學者和紅友指出了李陀“社會主義”理念的問題所在之后，還要不揣冒昧說上幾句的原因。

　　從原標題《對社會主義和改革復雜性的一些思考》來看，李陀是把堅持和發展社會主義的復雜性誤判為社會主義本身具有復雜性。這是兩個不同的問題。

　　落后國家實行社會主義后堅持和發展社會主義的復雜性（在生產力高度發達的國家實行社會主義后是否具有這種復雜性無法斷言）在于，由于受落后國家歷史條件限制，剛誕生的社會主義公有經濟還無法在社會經濟的各個角落面面俱到，還需要非公經濟對整個國民經濟進行補充，方便人民群眾生活。比如，列寧在“新經濟政策”中，對蘇維埃政權還無力兼顧的小企業允許私人甚至外國資本經營，就是如此。怎樣看待這類本質上屬于資本主義的“補充經濟”，應不應把這類“補充經濟”列入社會主義的基本經濟范疇看待，要不要根據歷史條件適時對這類“補充經濟”進行社會主義改造等等，都直接關系到走什么道路的問題，必然充滿激烈的斗爭。例如我們現在與“真正的社會主義者”的爭論。

　　而社會主義本身并沒有什么復雜性可言。社會主義歸根到底是由社會生產過程中反映人與人之間關系的生產關系來體現的。屬于社會主義上層建筑的政治法律制度、國家機器以及與之相適應的社會意識形態等等，都是在這些生產關系總和構成的經濟基礎上產生的。按照唯物史觀的邏輯，經濟基礎一變，龐大的上層建筑或遲或早都會跟著發生改變。比如，當公有經濟不占主體地位后，我國經濟建設的指導思想，就從馬克思主義經濟學變為資本主義經濟學，或曰“西方經濟學”。無論是政府的宏觀經濟調控政策，還是所謂“專家”們的建言獻策，都不會再用馬克思主義經濟學來進行指導。我國在資本問題上和所有制問題上之所以出現那么多錯誤言論，正是在上層建筑內，馬克思主義已經不是指導我們思想的理論基礎的必然結果，也是公有制不占主體地位這種現實經濟基礎的需要。因此，對社會主義具有決定性意義的是相應的經濟基礎。脫離經濟基礎和“政治是經濟的集中體現”這一唯物史觀原理，過于強調共產黨領導、政權等等社會主義的政治特征，必然離開以唯物史觀為基礎的科學社會主義。不講社會主義的經濟基礎，認為只要堅持共產黨的領導就是社會主義，必然形成非社會主義的利益格局。在這種利益格局推動下，共產黨也可能會變質，政權也可能會丟掉。馬克思說：“當實際利益提供足夠的推動力時，在傳統的范圍內打破傳統”。公有經濟不占主體地位后，我國的社會主義傳統還剩多少？僅共產黨官員的前腐后繼，就令人觸目驚心。

　　從對社會主義具有決定性意義的是相應的經濟基礎來看，構成社會主義經濟基礎的生產關系及其上層建筑，與構成資本主義經濟基礎的生產關系及其上層建筑旗幟鮮明，簡單明了。資本主義就是資本主義，社會主義就是社會主義。說改革具有復雜性還多少有些道理。一是因為社會主義改革和資本主義改革往往參雜在一起，二是怎樣改是關鍵，借用老田的話說：“社會主義試驗是有邊界的，過界之后，就再也不存在社會主義了”，至少，社會主義不再居于矛盾的主要方面。發展下去的結果，不言自明。

　　《文化縱橫》公眾號發表李陀的文章時，將原標題改為《對真正的社會主義者來說，社會主義是什么》。這已經不屬于把堅持和發展社會主義存在的復雜性誤判為社會主義本身具有復雜性，而是把社會主義與社會主義時期為了發展國民經濟，對一些舊的生產關系的暫時性保留混為一談。這是在混淆社會主義與資本主義的本質區別。“不要夢想一個‘完整的’社會主義能夠在某一時刻馬上得到實現”是對的。但為了發展國民經濟對舊生產關系暫時性保留不屬于社會主義“實驗”。恰恰相反，在社會主義的發展進程中，對這些與社會主義風馬牛不相及的舊的生產關系，必須要根據歷史條件逐步進行社會主義改造直至徹底消滅。讓這些舊生產關系長期存在，不符合社會主義的基本原則。除非共產黨的初心使命已經發生改變，才會把對舊的生產關系的暫時性保留，看成是社會主義的“實驗”，并還要進行相應的屬于上層建筑的“理論創新”。比如以“正確理解《共產黨宣言》的消滅私有制”為題進行“理論創新”。

　　“真正的社會主義者”們不知是立場作怪，還是“只唯書、只唯上、不唯實”，從而把既定的“原則”作為研究問題的出發點，普遍存在這樣的傾向。

　　一是斷章取義從而誤讀列寧的思想。他們孤立地引用列寧在《論合作社》中“我們對社會主義的整個看法根本改變了”（《列寧全集》第43卷第367頁）這句話來證明列寧在“十月革命”前，是按照馬恩的思想來認識和論述社會主義的，但在十月革命后，列寧對社會主義的認識發生了重大變化。那么，列寧在《論合作社》中，為什么在首先闡明“合作社的發展也就等于社會主義的發展”后,接著說“與此同時我們不得不承認我們對社會主義的整個看法根本改變了”這種有點矛盾的話呢？如果結合同一時期列寧的《論無產階級專政時代的政治和經濟》、《蘇維埃政權的當前任務》等著作來看，列寧說“與此同時我們不得不承認我們對社會主義的整個看法根本改變了”根本不是指對社會主義本身的看法改變了，而是指對怎樣建設發展社會主義的看法改變了，也就是李陀先生說的“不要夢想一個‘完整的’社會主義能夠在某一時刻馬上得到實現”。例如，根據列寧和斯大林的戰友莫洛托夫的回憶，列寧在談論《蘇維埃政權的當前任務》時就旗幟鮮明：“我們巧以付給著名的資產階級專家更高的報酬。假定說有2000名杰出的專家，每年付給他們5000萬甚至1億金盧布，這不會有什么壞處，這是可以同意的。但這是資產階級的原則；這是背離巴黎公社原則的，背離共產主義的，但暫時是可以同意的”（轉引至鄧力群《不能說無產階級專政下還要進行革命的理論錯了》2010年12月24日烏有之鄉網）。這證明了兩個問題：一是列寧把暫時保留舊的生產關系（這里表現為分配關系）認定為“資產階級的原則”而非“社會主義實驗”，說明列寧對社會主義本身的看法并沒有改變；二是社會主義的分配原則還無法一蹴而就。暫時還要同意“資產階級的原則”恰恰說明是列寧對怎樣建設發展社會主義的看法改變了。毛主席在五八年糾正了“共產風”，糾正“共產風”能等同于糾正共產主義？

　　如果按照“真正的社會主義者”對列寧的誤讀，把為了發展國民經濟暫時保留“資產階級原則”看成是什么“社會主義實驗”，看成是對社會主義的“重新理解”，必然抹殺社會主義與資本主義之間的本質區別，甚至把本質上屬于資本主義的東西，列入社會主義的基本經濟制度長期加以堅持（社會主義處于什么階段，與什么是社會主義什么是資本主義沒有關系）。造成的結果就是，在“小崗人”的“人不為己天誅地滅”通過中央電視臺進行宣揚鼓勵，整個社會充滿自私自利的情況下，理論上的“兩個毫不動搖”，實際操作中因一己之私必然變成一個“毫不動搖”，導致公有經濟不斷縮小，私有經濟迅猛發展甚至反客為主。我國的私有經濟在經營性資產和大眾就業上之所以迅速占據大半壁河山，是與這樣的“社會主義實驗”或者說對社會主義的“重新理解”分不開的。

　　二是在對待經典作家們的個別結論時采取雙標。曾幾何時，“主流”們趾高氣揚地認為套搬經典作家們的個別結論就是思想僵化。對這一點我們沒有異議。因為經典作家的個別結論，往往具有具體針對性，不能作為普遍原理對待。比如列寧在《論黃金在目前和社會主義完全勝利后的作用》中就認為，達到了這樣的階段后，可以用黃金來修建廁所。這里的用黃金來修建廁所，是針對黃金作為硬通貨所代表的財富而言的。當實現共產主義商品交換失去存在的意義后，黃金所代表的財富也就跟著消失了。人們不再會爭奪代表財富的黃金而打得頭破血流。這就是用黃金修建廁所的意義。然而，黃金除了代表財富還有其生活特別是工業等等的使用價值。筆者在空軍雷達兵服役時就知道。僅一臺功率不到200W的電子管發報機，高壓開關的接點都必須使用純銀，黃銅都無法滿足相應的要求。而黃金在工業特別是航天工業上用途更廣泛，更重要。因此，從黃金的使用價值來看，即使實現了共產主義，也不可能用黃金去建廁所。如果套搬列寧針對黃金代表財富所做的個別結論，確實不妥。然而，就算“真正的社會主義”們不知道自己誤讀了列寧，可為什么又不顧列寧主義的基本原理單獨去引用列寧在《論合作社》中的個別結論呢？在這種雙標的背后，恐怕另有故事。

　　斯大林是杰出的馬克思列寧主義者。他在堅持和發展社會主義以及世界反法西斯戰爭中都做出了巨大貢獻。斯大林是一貫堅持實事求是的人。他在原蘇聯三十年代很多經濟學家根據恩格斯在《反杜林論》中指出，一旦整個社會占有了生產資料，那么，商品生產將被消除這一論斷，認為社會主義不能搞商品生產的觀點，提出恩格斯說的是整個社會占有生產資料即完全實現了全民所有制，而蘇聯現在還有很多集體所有制，因而不適合這一論斷去取消商品生產。他在《蘇聯社會主義經濟問題》中率先提出：“決不能把商品生產看作是某種不依賴周圍經濟條件而獨立自在的東西”，因而“不能把商品生產同資本主義混為一談”。毛主席則在《關于社會主義商品生產問題》中進一步強調：“商品生產，要看它同什么經濟制度相聯系，同資本主義制度聯系就是資本主義商品生產，同社會主義制度聯系就是社會主義商品生產。”至于為什么“同資本主義制度聯系就是資本主義商品生產，同社會主義制度聯系就是社會主義商品生產”，以及資本主義商品生產與社會主義商品生產的本質區別具體體現在哪里，不是本文主題，這里不贅。

　　斯大林的重大失誤，不是過早取消了“新經濟政策”，恰恰相反是取消不徹底。他把給資產階級專家高薪這種列寧認定的“資產階級原則”，套過來對應于社會上層的分配后，對其沒有任何限制特別是改進措施，取消“經濟政策”后，蘇共上層的高薪仍然保持不變。致使原蘇共75%的大員（美國經濟學家大衛·科茲數據）在這種背離共產主義的特殊分配利益腐蝕下，開始向往資本主義。最后在帝國主義和平演變勢力的配合下，從共產黨內部否定了社會主義。毛主席則不然，在文革后期提出了“大官利益”問題，新進中央的幾位副總理都沒有實行高薪，以致網傳吳桂賢副總理聽說喝茶葉水要交錢后趕緊聲明自己喜歡喝白開水。

　　我們對李陀不了解。對“只唯書、只唯上、不唯實”的中國專家學者們成天玩概念游戲不講基本邏輯的瞎逼逼也不屑一顧。根據劉繼明老師的文章看，李陀應該屬于認識問題。然而，中國有那么一些復辟資本主義的“高手”，他們的宗旨是復辟資本主義，又理解馬克思主義且具有一定社會能量。在社會主義已經深入人心不適宜公開復辟資本主義（在經過WG洗禮的中國也很難做到這一點）的情況下，在背后借用這種手段來使整個社會在溫水煮青蛙中暗渡陳倉，首先通過“社會主義實驗”造成私有經濟尾大不掉的事實，讓國家在“五六七八九”下，不得不去依靠私有經濟。最后，讓中國在這種背離共產主義的利益格局推動下步原蘇聯的后塵。“僧是愚氓猶可訓，妖為鬼蜮必成災”。

　　中國有句老話，叫做打蛇打七寸。不管是認識問題，還是立場使壞，“真正的社會主義者”經不起推敲同時也是能讓人們看清問題實質的地方，都在于把社會主義與社會主義時期為了發展國民經濟，對舊生產關系的暫時性保留混為一談，從而抹殺社會主義與資本主義的本質區別，把堅持和發展本質上屬于資本主義的東西作為社會主義“實驗”，甚至把“資產階級原則”列入社會主義的基本經濟制度長期堅持。

　　“真正的社會主義”與科學社會主義本質區別在于，前者把暫時保留的舊經濟關系看成“社會主義試驗”，自然沒有根據歷史條件對舊經濟關系進行社會主義改造的時間表和路線圖，甚至還會把舊經濟關系列入社會主義的基本經濟制度長期加以堅持。而后者不會把由于歷史條件限制暫時性保留的舊經濟關系看成社會主義“實驗”，更不會把“資產階級原則”列入社會主義基本經濟制度長期堅持。要不要保留舊經濟關系不是從抽象的基本經濟制度出發，而是根據具體情況來確定。比如，當“三桶油”還沒有能力在全國所有城鄉交通結點全覆蓋建立加油站，以方便人們出行的時候，允許建立私人加油站，而當“三桶油”已經具備這種能力的時候，就表明對私人加油站進行社會主義改造的時機已經成熟，需要取消私人加油站了。

　　趙紫陽曾利用落后國家的社會主義在一定歷史時期內策略上還保留著一定資本主義經濟的局面聲稱，什么是社會主義道路，什么是資本主義道路，誰也說不清楚。其實，這在理論和實踐上都是十分簡單的問題。在物質的和精神的歷史條件還不具備的地方，暫時允許資本主義的東西比如私有經濟存在，以彌補新生的公有經濟對整個社會經濟還無法面面俱到的不足。但在物質的和精神的歷史條件已經具備的地方，逐步消滅私有經濟，大力發展公有經濟，使整個社會朝著共產主義的方向發展，就是社會主義道路。相反，不管歷史條件是否具備，都毫不動搖地支持私有經濟發展，導致資本主義經濟不斷壯大，社會主義經濟不斷縮小，使整個社會朝著有利于回歸資本主義的方向發展，就是資本主義道路。

　　從這個意義上看，“真正的社會主義者”的要害，就在于按他們的“社會主義實驗”形成的社會發展道路，往往是一條容易徹底回歸資本主義的發展道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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