內容提要：在《資本論》第3卷第七篇，馬克思運用科學的勞動價值論和剩余價值論，通過對古典經濟“斯密教條”內含的錯誤及其庸俗化——薩伊“三位一體公式”的分析批判，深刻揭示了資本主義社會的各種收入及其真正源泉，揭示了庸俗經濟學家薩伊運用“三位一體公式”為資本主義制度辯護、掩蓋其剝削削本質的欺騙性和反動性，揭示了資本主義社會三大階級產生的根源、三大階級之間的相互關系及其相互對立的性質，并且，在此基礎上，對《資本論》前3卷關于資本主義生產關系的研究進行了系統性的總結和結論。本文通過對馬克思關于資本主義生產關系研究總結和結論的學習，聯系百十年來經濟社會發展和國際共產主義運動的歷史實際，揭示了當前深刻理解和領會馬克思關于資本主義生產關系研究的總結和結論所具有的的客觀必要性、現實緊迫性及至所具有的理論意義、實踐意義和深遠的歷史意義。

　　關鍵詞：斯密教條   薩伊“三位一體公式”  辯護性和反動性   馬克思的總結和結論   啟示和意義

　　一、開頭的話

　　 馬克思在《資本論》第一版序言中明確指出：“我要在本書研究的是資本主義生產方式以及和它相適應的生產關系和交換關系。”“本書的最終目的就是揭示現代社會的經濟運動規律。”圍繞《資本論》的研究對象和目的，馬克思以極其堅強的意志和毅力，費盡千辛萬苦，在他的親密戰友恩格斯的幫助下，終于完成了被譽為“工人階級的圣經”的光輝巨著——《資本論》四卷的宏偉工程。

　　就其整體來說，馬克思的《資本論》由兩大部分即理論部分和理論史部分構成。其中第1-3卷是它的理論部分；第4卷是它的歷史部分；整部書，正如恩格斯所說，“都是以剩余價值為中心”。

　　從《資本論》結構的第一部分即理論部分來說，第1卷，通過對“資本主義的生產過程”的分析，揭示了剩余價值的生產過程及其源泉；第2卷，“資本的流通過程”，通過對剩余價值實現過程的分析，論證了資本連續運動及其必須具備的條件和效率；第3卷，通過對“資本主義生產總過程的分析，揭示了剩余價值在資本主義社會各個剝削集團之間進行分配的過程及其規律。”

　　從《資本論》前3卷的整體來看，第1卷第一篇“商品和貨幣”，從商品出發，通過對商品內在矛盾及其現象形態的分析，創立了科學的勞動價值論，從而為進一步研究和分析剩余價值的生產、流通和分配提供了理論的和必要的前提。第3卷的第七篇，各種收入及其源泉，通過對資產階級經濟學尤其是庸俗經濟學的批判，為《資本論》前3卷關于資本主義生產關系的研究，也即對資本和剩余價值理論的研究，進行了全面的總結，并得出了相應的結論。

　　馬克思對資本主義生產關系也即對資本和剩余價值理論研究進行的總結和結論，是從分析和批判資產階級庸俗經濟學家薩伊泡制的“三位一體公式”開始的。下面，我們就以此為起點，學習和領會馬克思對資本主義生產關系，也即對資本和剩余價值理論研究、總結和結論及其理論意義、實踐意義乃至深遠的歷史意義。

　　二、薩伊“三位一體公式”之批判

　　 “三位一體公式”，是法國資產階級庸俗經濟學家薩伊1803年在他所著《政治經濟學概論》一書中首次提出的。他認為，在資本主義生產過程中，商品的價值是是資本、土地和勞動“三個要素”所提供的生產性服務共同創造的。因此，這“三個要素”理應按照其在價值生產中提供的“服務”，獲得相應的報酬，即資本－利潤、土地－地租、勞動－工資；由此便形成了他所謂的“三位一體公式”。

　　在《資本論》第3卷第七篇，馬克思對薩伊泡制的這個“三位一體公式”，進行了詳盡而深,刻的批判。

　　首先，馬克思揭示了“三位一體公式”在邏輯上的荒謬性。他指出：每年可供支配的財富即各種收入的所謂源泉，屬于完全不同的領域，彼此之間毫無共同之處。就資本來說，資本不是物，而是一定的、社會的、屬于一定歷史社會形態的生產關系，它體現在一個物上，并賦予這個物以特有的社會性質。資本不是物質的東西和生產出來的生產資料的總和。資本是已經轉化為資本的生產資料，但這種生產資料本身并不是資本。社會上某一部分人所壟斷的生產資料，同活勞動相對立而成為獨立化的這種勞動力的產品和活動條件，從而又通過這種對立在資本上被人格化了。就土地來說，它是無機化的自然界本身，價值是勞動創造的，土地不可能創造價值，更不能創造剩余價值。土地肥力的差別，不過是同量勞動物化在不等量土地的產品上，從而形成產品的不同的個別價值。這些個別價值又通過市場競爭而平均為市場價值，并促使肥沃土地所獲的超額利潤轉移到土地所有者手里。勞動，就它本身來說，是根本不存在的，或者，它只是指人們用來實現人同自然之間的物質變換的一般人類生產活動。它不僅已經擺脫一切社會形式和性質規定，而且甚至在它的單純的自然存在上，不以社會為轉移，超乎一切社會之上，并作為生命的表現和證實，它還是還沒有社會化的人和已經有某種社會規定的人所共同具有的。總之，資本是一種社會關系，土地是自然界本身，勞動是任何社會形式中都存在的人類生產活動，如此屬于不同領域、彼此之間毫無共同之處的各種收入及其源泉，它們互相之間的關系，“就像公證人的手續費、甜菜和音樂之間的關系一樣，”怎能相提并論、聯系這一起呢？

　　馬克思指出：“在資本－利息，土地－地租，勞動－工資這個公式中，資本、土地和勞動，分別表現為利息（代替利潤）、地租和工資的源泉，而利息、地租和工資則是它們各自的產物，它們的果實。前者是根據，后者是歸結；前者是原因，后者是結果；而且每一個源泉都把它的產物當作是從它分離出來的、生產出來的東西”。如果深入聯系資本主義生產的實際，明眼人一看，便知其內在邏輯的荒謬之極。本來，這三種收入即利息、地祖和工資，就是產品價值的三個部分。雖然資本－利息這個公式，是資本的最無概念的不合理的公式，但終究是資本的一個公式。然而，土地，作為自然界本身，又怎么會創造出一個價值，一個社會規定的勞動量，而恰恰又是它自己的產品中形成的地租的那個特殊價值部分呢？在生產一種使用價值、一種物質產品時，土地起著生產因素的作用，但它與作為使用價值的產品無關。就它作為使用價值的產品來說，產品只是被看作一定量的物化的社會勞動，和這種勞動借以體現的特殊物質或這種物質的特殊使用價值完全無關。在這里，價值體現為多少產品，取決于土地的生產率；但這個價值卻是已定的，同這種分配無關。價值體現在使用價值中，而使用價值又是創造價值的一個條件；但是，如果一方面擺上一個使用價值，即土地，另一方面擺上一個價值，而且是一個特殊的社會規定的價值部分，由此形成一種對立，這種做法，不僅是荒謬的，而且也是“愚蠢的”。至于勞動－工資這個公式，馬克思指出，勞動的價值就像我們在第一卷中所證明過的那樣，這種說法顯然是和價值的概念相矛盾的，也就是和價格的概念相矛盾的。因為一方是勞動，另一方是勞動的價值即工資。勞動是創造價值的，但勞動本身并沒有價值。價格是價值的貨幣表現，但由于勞動本身沒有價值，因而，勞動也就沒有價格。因而，勞動的價值和勞動的價格，就與“黃色的對數”一樣，都是不合理的。

　　然而，面對以上諸種經濟關系的異化及其現象形式，庸俗經濟學家為什么感到很自在，而且各種經濟關系的內部聯系越是隱蔽，這些關系對于庸俗經濟學家來說就越顯得不言自明呢？為什么在“資本－利潤”這個相對直接的關系問題上，庸俗經濟學家寧愿用“資本－利息”這個公式，而不用“資本－利潤”這個公式呢？馬克思揭示說，這是因為，庸俗經濟學所做的事情，實際上不過是對局限在資產階級生產關系中的生產當事人的觀念，教條式地加以解釋、系統化和辯護。這是因為，“資本－利息”這個公式具有一種神秘性質，即一個價值和它自身并不相等，從而使人們不易認識其中包含的資本主義生產關系的性質。而“資本－利潤”這個公式，與現實的資本主義生產關系較為接近，從而很容易使人透過現象窺見其中隱藏的資本主義關系的本來面目。原來，庸俗經濟學家懷著詭測的心理，把“三位一體公式”中的三個顯然不能綜合在一起、讓不能通約的量互相保持一定的比例，以“資本－利息”公式代替“資本－利潤”的公式，有著難言之隱。他們懷著不可告人的秘密，就是為了用現象掩蓋問題的本質，就是為了割斷各種收入來源之間的社會聯系，并進一步掩蓋資本主義社會各種收入的真正來源。可以說，割斷資本主義社會各種收入的真正來源，為資本主義制度進行辯護，就是資產階級庸俗經濟學及其代表人物薩伊泡制“三位一體公式”的宗旨、動機和目的。

　　馬克思在本篇的開頭指出：“資本－利潤（企業主收入加上利息），土地－地租，勞動－工資，這就是把社會生產過程的一切秘密都包括在內的三位一體公式。”對于資本主義生產過程內含的“一切秘密”，馬克思明確指出：“在這個公式中，利潤，這個作為資本主義生產方式特征的剩余價值形式，就幸運地被排除掉了。”這就是說，薩伊的“三位一體公式”所要掩蓋的資本主義生產過程內含的秘密，就是“作為資本主義生產方式特征的剩余價值形式。”然而，薩伊又是怎樣運用“三位一體公式”， 掩蓋和排除作為資本主義生產方式特征的“剩余價值”這個秘密的呢？對此，馬克思指出了以下幾點：

　　第一，否認資本主義生產過程的二重性，抹殺其歷史的性質。馬克思指出：資本主義生產過程，作為一般社會生產過程的一個歷史規定的形式，它具有二重性。一方面，它是人類生活的物質生存條件的生產過程，另一方面，它又是在歷史上經濟上獨特的生產關系中進行的過程。它不僅是在一定物質條件下進行，生產和再生產這些物質條件，生產和再生產資本主義生產關系的物質承擔者，而且還生產和再生產資本主義生產關系本身。這些物質生產條件和這些關系，既是資本主義生產過程的前提，又是它的結果和創造物，它們都是由資本主義生產過程生產和再生產出來的。如果只把資本主義生產過程作為一般社會生產過程，那么，資本主義生產過程中資本家利用資本，從直接生產者即工人身上榨取的一定的剩余勞動，這種剩余勞動的強制性質，這種剩余勞動所凝結的剩余價值形式也就不復存在。由此，資本家從直接生產者身上榨取剩余勞動、從而無償占有雇傭工人的剩余勞動創造的剩余價值，這個資本主義生產方式典型特征的剩余價值生產也就化為烏有。可見，薩伊利用“三位一體公式”，片面強調資本主義生產過程的一般社會屬性，否定資本主義生產過程的特殊社會屬性，進而把作為資本主義生產方式典型特征的利潤即剩余價值生產過程的本質和制度性質排除和掩蓋掉，其手段是何等之“高明”！

　　第二，運用資本主義收入分配的現象形式，掩蓋其剩余價值分配的本質。馬克思指出：在資本主義社會中，這個剩余價值或剩余產品——如果我們把分配上的偶然性撇開不說，只考察分配的調節規律，分配的正常界限——是作為一份份的股息，按照社會資本中每個資本應得份額的比例，在資本家之間進行分配的。在這個形態上，剩余價值表現為資本應得的平均利潤。這個平均利潤又分為企業主收入和利息，并在這兩個范疇下分歸各種不同的資本家所有。但資本對于剩余價值或剩余產品的這種占有和分配，還會受到土地使用權的限制。土地所有者也要在地租的形式上，按照以前已經說明的規律，再從資本家那里吸取這個剩余價值或剩余產品的一部分。這樣，資本利潤（企業主收入加上利息）和地租不過是剩余價值的兩個特殊組成部分，不過是剩余價值因屬于資本或屬于土地所有權而區別開來的兩個范疇、兩個項目，絲毫也不會改變剩余價值的本質，它們加起來，就形成社會剩余價值的總和。它們就好像是一顆長生樹上或者不如說三顆長生樹上的每年供人消費的果實，它們形成三個階級即資本家、土地所有者和工人的常年收入。這些收入，是由職能資本家作為剩余勞動的直接吸收者和一般勞動的使用者來進行分配的。但是，如果從實質上說，再分配不管采取何種分配形式，總的來說，工資、利潤和地租都不過是工人所進行的必要勞動和剩余勞動的結果，都不過是雇傭工人勞動所創造的新價值，而資本家和土地所有者獲得的利潤和地租，都不過是雇傭工人所創造的剩余價值的轉化形式或結晶。然而，在資本主義生產方式下，資本主義分配關系這個本質性東西，卻被一個著了魔的、顛倒的、倒立著的世界掩蓋著。并且，這些資本家階級和土地所有者階級的代理人，卻為了主人利益，秉承主人的懿旨，把現象當作本質，并巧妙地顛倒起來，以掩蓋資本主義收入的剩余價值源泉和收入分配的剝削本質，其奴才之像，真是曝露無疑。

　　第三，求助于拜物教，把勞動條件的社會性質歪曲為自然天生具有的物的性質，也即把資本主義生產中人與人之間的社會生產關系說成為單純的物與物的關系。馬克思在《資本論》第1卷第一篇就指出：商品本身具有一種神秘性質，本來，商品和貨幣的交換，體現著人與人之間交換勞動的社會關系，但這種人與人之間的交換關系卻為物與物的關系掩蓋著，而只有因此物與物的關系才能表現出來，因而，這種物與物的關系，就使商品的社會性質表現為它的自然屬性。于是，由于這種顛倒，商品拜物教便應運而生，從而使商品具有一種神秘的性質。然而，這種神秘的性質，在資本主義生產方式占統治地位的情況下，“這種著了魔的顛倒的世界就會厲害得多的發展起來”，成為庸俗經濟學家薩伊“三位一體公式”用以排除、歪曲、掩蓋資本主義生產過程的超級工具。

　　馬克思在《資本論》第3卷第七篇，具體分析了商品拜物教的這種神秘性質得以擴大和發展的進程。首先，他指出，如果我們首先在直接生產過程中考察資本，把它看作是剩余勞動的吸收者，那末，這種關系還是非常簡單的，實際的聯系會強使這個過程的承擔者即資本家本身接受，并且還被他們意識到。但隨著相對剩余價值在真正的獨特的資本主義生產方式的發展，勞動的社會生產力發展了，這些生產力以及勞動在直接勞動過程中的社會聯系，都好像由勞動轉移到資本身上了。因此，資本已經變成了真正非常神秘的東西，勞動的一切社會生產力都好像不為勞動本身所有，而為資本所有，都好像是從資本自身生長出來的力量。于是，資本本身便成為了一種非常神秘的東西。

　　馬克思接著指出，流通過程插進來之后，資本的神秘性質便隨之發展了起來。資本甚至農業資本的一部分，都隨著這種獨特的資本主義生產方式的發展，被卷入流通過程的物質變換和形式變換中去。原始的價值生產的關系完全退居到了次要地位的一個領域。生產上預付的價值的收回，特別是商品中包含的剩余價值，似乎不是單純在流通中實現，而是從流通中產生出來的，特別是由于欺詐、狡猾、市場狀況以及流通時間等要素的加入，資本的神秘性質便越發加強起來。

　　繼而，馬克思又進一步指出，在現實的生產過程中，作為直接生產過程和流通過程的統一，又產生出這種新的生產形式，從而使資本的神秘性質得到了進一步強化和發展。首先，是剩余價值轉化為利潤，使利潤形式的剩余價值不再和它得以產生的投在勞動上的資本部分相比，而是和總資本相比。利潤率受它本身的各種規律調節，并且，這些規律，在剩余價值率不變時，允許利潤率發生變化，甚至決定著利潤率的變化。這樣，就使得剩余價值的真正性質越來越隱蔽，從而也使資本的實際機構越來越隱蔽。其次，是利潤轉化為平均利潤、價值轉化為生產價格，轉化為起調節作用的平均市場價格。這個過程，使商品的相對平均價格與它們的價值相分離，使不同生產部門的平均利潤與特殊資本對勞動的實際剝削相分離，特殊資本的平均利潤與這個資本從它所雇傭的工人身上榨取出來的剩余價值相分離。如此，利潤就好像只是附帶地由對勞動的直接剝削決定的，正常的平均利潤本身就好像與資本所固有的，與剝削無關；過度的剝削，或者甚至特別有利條件下的平均剝削，就好像只是決定與平均利潤的偏離，而不是決定平均利潤。這樣，就不僅使一切剩余價值的真正來源和真正性質乃至資本的實際機構更加隱蔽，更加與現實的距離更加遙遠。再次，是利潤分割為企業主收入和利息。這一過程，完成了剩余價值的獨立化，完成了它的形式對與它的實體，對于它的本質的硬化。利潤的一部分與它的另一部分相反，完全從資本關系本身中分離出來，并且好像它不是來自剝削雇傭勞動的職能，而是來自資本家本身從事的雇傭勞動。與此相反，利息則好像和工人的雇傭勞動無關，也和資本家自己的“勞動”無關，而是來自作為它本身的獨立源泉的資本。如果說資本起初在流通的表面上表現為資本拜物教，表現為創造價值的價值，那末，現在它又在生息資本的形式上，取得了它最異化最特別的形式。最后，就是超額利潤轉化為地租。馬克思指出，在這里，因為剩余價值的一部分好像不是直接和社會關系聯系在一起，而是直接和一個自然要素（土地）聯系在一起，所以剩余價值的不同部分相互異化和硬化的形式就完成了，內部聯系就最終割斷了，剩余價值的源泉就完全被掩蓋起來了，而這正是由于和生產過程的不同物質要素結合在一起的生產關系已經互相獨立化的結果。

　　從馬克思關于商品拜物教經資本拜物教再到土地拜物教的發展過程的分析，我們可以看出，與他們的前輩古典經濟學家相比，作為庸俗經濟學代表人物的薩伊及其泡制的臭名昭著的“三位一體公式”在這一過程中的作用，不僅是非凡的，而且也是非常之關鍵的。這是因為，他對實際的生產當事人的日常觀念進行了訓導式的、或多或少教導式的翻譯，把這些觀念安排在某種合理的秩序之中。并且，在這個消滅了一切內部聯系的“三位一體公式”中，為自己淺薄的妄自尊大，找到了自然的不容懷疑的基礎，為歪曲、掩蓋和排除資本主義生產過程各種收入源泉、從而進一步歪曲、掩蓋和排除資本主義生產過程所包含的剩余價值生產的秘密，為資本主義生產關系及其制度的剝削性質進行辯護，布下了迷魂陣，提供了“確鑿”而不容否定的可靠依據。同時，也因為他公然宣布統治階級的收入源泉具有自然的必然性和永恒的合理性，代表了統治階級的利益，從而也把他充當統治階級奴才的丑態充分曝露在光天化日之下。真可謂登峰造極、無與倫比！

　　三、“斯密教條”之批判

　　所謂“斯密教條”，就是由資產階級古典經濟學的代表人物亞當.斯密在1776年出版的《國民財富的性質和原因的研究》（簡稱《國富論》）一書中的一段話演進而來的一種理論。他認為：分開來說，每一件商品的價格或交換價值，都由那三個部分全數或其中之一構成；合起來說，構成一國全部勞動年產品的一切商品價格，必然由三部分構成。斯密的這段話，由于斷言整個社會的商品價值只分解為三種收入，只由三種收入構成，包含了一個致命的錯誤，丟掉了不變資本的價值部分，一直被后來幾乎所有資產階級的經濟學所繼承，從而被稱之為“斯密教條”。

　　然而，馬克思在批判“斯密教條”之前，為什么要強調再行批判“斯密教條”的必要性呢？在這里，馬克思披露了兩個原因。其一，是因為“在《資本論》第二卷，剩余價值還沒有在它的收入形式即利潤（企業主收入加上利息）和地租形式上，加以闡明，因而還不能在這些形式上加以研究。”其二，“還因為正是在工資、利潤和地租形式的分析上，包含一個從亞當.斯密以來貫穿整個政治經濟學的令人難以置信的錯誤。”就是說，在《資本論》第2卷，馬克思只是在剩余價值的抽象形式上對“斯密教條”進行分析，在《資本論》第3卷第七篇，剩余價值已經轉化為它的全面而具體的現象形式，要徹底揭示資本主義生產方式的剝削本質，以及所體現出來的階級結構和階級關系，還必須作進一步的分析和研究。同時，如果不徹底分析和批判“斯密教條”所包含的貫穿整個政治經濟學的一個令人難以置信的錯誤，便不能深刻揭示薩伊庸俗經濟學尤其是“三位一體公式”與“斯密教條”的淵源關系，也不能徹底揭示薩伊庸俗經濟學利用“三位一體公式”把“斯密教條”進一步庸俗化的荒謬性、虛偽性、欺騙性及其反動本質。

　　我們知道，馬克思關于社會總資本再生產的理論，具體分析和揭示了社會總產品、總收入和純產品之間的區別，而“斯密教條”乃至以后的整個資產階級經濟學卻把上述概念混淆起來，而尤其是庸俗經濟學的代表人物薩伊更而甚之，認為全部收益，全部總產品，對一個國家來說，都可以分解為純收益，或者同純收益沒有區別。生產費用是由地租、工資和利潤構成的，產品的價值，生產性服務的價值和生產費用的價值，都是性質相同的價值。其實，這不僅是對“斯密教條”錯誤的繼承和翻版，而且也是對“斯密教條”的進一步庸俗化。馬克思在強調對“斯密教條”進一步分析批判的必要性之后，便著手分析“斯密教條”的錯誤以及薩伊利用“三位一體公式”把“斯密教條”的錯誤，使之進一步庸俗化的原因。

　　第一，是因為他們不理解不變資本和可變資本的基本關系，因而不理解剩余價值的性質，并且也不理解資本主義生產方式的整個基礎。就是說，他們不能理解，既然商品的價值等于C＋V＋M之和，那么，工人用工資、資本家用利潤、土地所有者用地租，怎能購買這樣一些商品，它們每一個都不僅包含這三個組成部分之一，而且還包含所有這三個組成部分呢？并且，他們不能理解，由于工資、利潤和地租這三個收入源泉加在一起形成的價值總和，又怎能購買進入各種收入的獲得者總消費中去的那樣一些商品，它們除了包含這三種價值組成部分以外，還包含一個價值組成部分，即不變資本呢？他們不能理解，怎么能夠用一個由三部分構成的價值購買另一個由四部分的價值呢?其實，這些問題，馬克思在《資本論》第2卷第三篇分析社會總資本的再生產和流通時早已解決了，只是由于斯密和薩伊的資產階級立場、觀點和方法所致，而無法看到罷了。

　　第二，是由于他們不懂得生產商品的勞動的二重性，因而也就不能懂得生產商品的勞動，在創造新價值的同時，既保存了不變資本的舊價值，并把它轉移到新生產的商品中去，而不是把這個舊價值重新出來的道理。

　　第三，是因為他們不理解社會資本再生產過程是從社會總資本而不是從單個資本來看時所表現出來的聯系。他們不懂得，工資和剩余價值，從而一年內新追加的勞動創造的全部價值所實現的產品，怎么能夠補償它的不變價值部分，同時又分解為僅限于各種收入的價值？進一步說，新追加勞動的總額既然只實現為工資和剩余價值，只表現為二者的價值總和，生產中消費掉的不變資本在物質和價值兩方面，又怎么能夠用新的東西來補償？總之，關鍵在于，他們不懂得，社會總資本再生產過程中的兩大部類內含的相互聯系、相互依存的比例關系，既要從物質形態上又要從價值形態上通過交換來補償他們各自消費掉的不變資本。

　　第四，是因為他們不理解，社會總資本再生產過程中，收入和資本之間的對立統一關系。也就是不了解，收入和資本這兩個固定的規定會相互交換、互換位置，以致從單個資本來看，它們好像只是相對的規定，而從整個社會生產過程來看它們就消失了的內在聯系。這里的關鍵依然在于，他們不理解社會再生產從物質形態上，可分為兩大部類，從價值形態上，則由不變資本價值、可變資本價值和剩余價值三部分構成，不懂得既從物質形態、又從價值形態上通過交換，從而使它們在物質形態和價值形態上相互得到補償的道理。

　　第五，是因為，他們不理解價值轉化為生產價格、尤其是不理解剩余價值轉化為各個特殊的、互相獨立的、并且同各個生產要素有關的收入形式和剩余價值分配之間的關系，都是以商品價值的分配為前提、為基礎的。由于這個原因，他們不會理解，這個商品的價值分成各個特殊的組成部分，這些價值組成部分進一步發展成為各種收入形式，轉化為不同生產要素的不同所有者對這些個別的價值組成部分的關系，并按照一定的范疇和名義在這些所有者之間進行分配，絲毫也不會改變價值決定和價值決定的規律本身。他們也不會理解，利潤的平均化即全部剩余價值在不同資本之間的分配，和土地所有權部分地（在絕對地租的場合）對這個平均化過程造成的障礙，會使商品的起調節作用的平均價格偏離它的個別價值，這種情況也絲毫不會改變價值規律。他們也不會理解，這些情況，只會影響剩余價值加到不同商品價格上去的增加額，而不會把剩余價值本身取消，也不會把作為這些不同價格組成部分的源泉的商品總價值取消。

　　總之，“斯密教條”之所以出現混淆總產品、總收益、總收入和純產品等概念的錯誤從而使薩伊能夠利用“三位一體公式”把“斯密教條”進一步庸俗化，其根本原因就在于，他們都是資產階級的經濟學家，就在于他們秉承的世界觀和方法論，既是唯心主義的，又是形而上學的。唯心主義世界觀和形而上學的方法論，蒙住了他們的雙眼，使他們不能透過復雜而紛繁的經濟社會現象窺見問題的本質。資產階級的立場，又決定了他們只能為資本主義制度辯護而掩蓋其中真實的關系，從而使他們在分析問題時，必然停留在資本主義社會的表面，而不愿接觸或不愿揭示資本主義制度的本質，只能從從資本主義社會現象的描述開始，以美化資本主義社會的表象結束，只能充當資本主義制度的辯護士。

　　在分析和揭示薩伊能夠利用“斯密教條”內含的錯誤，通過自己泡制的“三位一體公式”，把“斯密教條”進一步庸俗化的深層原因之后，馬克思便著集中批判和揭示“斯密教條”的錯誤。

　　“斯密教條”之所以會出現“把一些不同的概念相混同，認為商品的價值只分解為工資、利潤和地租三種收入，反過來，工資、利潤和地租的總和又構成商品的價值”的錯誤，是由市場競爭的假象造成的。

　　首先，馬克思指出，商品的價值中新創造的價值分解為工資、利潤和地租，這是價值的分配問題，而商品的價值由工資、利潤和地租三個要素結合而成，這是價值的創造、價值的形成也即價值的來源問題。價值的分配和價值的創造是兩個不同的概念和不同的過程，不可同日而語。

　　其次，馬克思指出，在市場競爭條件下，由于勞動生產率和由市場競爭引起的壟斷因素的作用，不論工資、利潤和地租分割的比例如何變化，都不會引起商品中新創造的價值總量的變化。新創造的價值分為工資、利潤和地租比例的變化，只能在新創造的價值總量的界限以內進行。

　　再次，馬克思指出，在資本主義生產方式的實際運動中，由于商品中分割為工資、利潤和地租這幾種收入的價值部分和不變資本價值部分一樣，是由商品的價值決定的，也就是說，是由物化在商品中的勞動量決定的，由此便決定了，分為工資、利潤和地租的商品的價值量是既定的，工資、利潤和地租本身平均的和起調節作用的界限也是既定的。這樣，每年新創造的價值便成為分解為工資、利潤和地租這三種不同收入形式的不可改變的界限，同樣，新創造的價值總量也就成為價值分為工資、利潤和地租總和的不可改變的絕對界限。就是說，商品的價值，作為一個既定的量，不管工資、利潤和地租如何分割，總是它們全部價值的整體，工資、利潤和地租只能是商品全部價值的一個組成部分，不管它們之間的比例如何變化，商品的價值總量，都是工資、利潤、地租分割總和的絕對界限。由此，說商品中新創造的價值可以分解為工資、利潤和地租，在某種意義上是正確的，但如果反過來說，工資、利潤和地租構成商品的價值，無論在邏輯上還是在理論上，都是荒謬的。

　　由馬克思以上的分析可以看出，“斯密教條”錯誤就在于：以庸俗的生產要素價值論或要素價值論替了科學的勞動價值論；以庸俗的生產要素分配論或要素分配論替代了按資分配論或按生產要素分配論；如此，它不僅掩蓋了雇傭工人在生產中創造的新價值、資本主義社會各種收入形式也即剩余價值的真正來源，而且還進一步掩蓋了資本主義制度的剝削本質，掩蓋了資本主義社會的階級結構和階級矛盾，從而為資本主義社會的公平正義論、民主和諧論提供了理論基礎和實踐依據。

　　為了深刻批判“斯密教條”錯誤，馬克思則進一步分析和揭示了這一“教條”發生錯誤的原因。馬克思指出：“商品扣除它生產上所耗費生產資料的價值以后，這個既定的、由物化在商品產品中的勞動量決定的價值量，分為具有獨立的、互不相關的收入形式，即工資、利潤和地租這三個組成部分。這種分割，在資本主義生產的可以看到的表面上，因而也在那些局限于資本主義生產的表面現象的當事人的觀念中，總是顛倒地表現出來。”這種顛倒的現象，不外由以下原因造成：

　　第一，商品價值的各個組成部分是作為獨立的收入互相對立的，并且，它們作為獨立的收入，是與勞動、資本和土地這三個彼此完全不同的生產要素發生關系，因而好像它們就是由這些東西產生的一樣。勞動力的、資本的和土地的所有權，就是商品這些不同的價值組成部分，分別屬于各自的所有者，并把這些價值組成部分轉化為他們收入的原因。價值并不是因它轉化為收入而產生的，它在能夠轉化為收入、能夠取得這種形式以前，必須已經存在。這三個部分的相對量是由不同的規律決定的，它們和商品價值本身的聯系以及它們受商品價值本身的限制的事實，決不會在表面上顯示出來，只能以顛倒的假象呈現在人們面前，因而就必然更具有迷惑作用。

　　第二，工資的一般提高或降低，在其他條件相同的情況下，會使一般利潤率發生相反方向的變動，改變不同商品的生產價格，按照各有關生產部門的資本平均構成的不同情況，使其中一些上漲，另外一些下降。因此，在這里，無論如何，某些生產部門經驗只能說明：工資上漲，商品的平均價格就上漲，工資下跌，商品的平均價格就下跌。但“經驗”卻不能說明，那種不以工資為轉移的商品價值隱蔽地調節著這種變動。本來，工資即勞動力的價值，是由必要生活資料的生產價格決定的，工資和商品價格之間存在著密切的聯系，但在事情的表面上，好像決定商品價格的是工資、或工資加上利潤，這樣，商品價格的變化由商品價值變化而決定的事實就被掩蓋掉而看不見了。

　　第三，假定社會價值產品的分割和生產價格的調節都是在資本主義基礎上產生的，但在排除競爭的情況下，商品的價值仍然好像是由工資、利潤和地租的總和決定和形成的。這種情況之所以會產生，是因為在單個資本及其商品產品的現實運動中，不是商品價值表現為這種分割的前提，而是相反，它所分成的各個組成部分表現為商品價值的前提。于是，作為工資，在它相當的價值等價物被生產出來以前，就已經由契約決定了；由于生產價格等于成本價格加上平均利潤，而平均利潤與每個特殊生產部門所生產的剩余價值之間的關系，也就被抹掉，好像平均利潤不是價值分割的結果，而是形成價值的要素了；至于地租，則是由契約規定好了的，而與超額剩余價值之間的聯系也就全無了。由上可見，這些由商品價值分割產生的產物之所以會不斷表現為價值形成本身的前提這樣一個秘密，簡單說來就是：資本主義的生產方式和任何別的生產方式一樣，不僅不斷再生產物質的產品，而且還不斷再生產社會的經濟關系，即再生產產品形成的經濟的形式規定性。因此，它的結果不斷表現為它的前提，像它的前提會不斷表現為它的結果一樣。本質和現象總會以顛倒了的形式不斷呈現在世人面前。

　　第四，商品是否按價值出售，因而價值決定本身，對于單個資本家來說，是完全沒有關系的。價值決定，一開始就已經是某種在它背后，通過各種和它無關的條件來進行的過程。價值決定本身之所以會使每個特殊生產部門的單個資本家和資本感興趣，并對其有決定的作用，不過是因為勞動生產力的提高或降低、商品生產之必要的勞動量的減少或增加，在一種情況下，使它們按照現有的市場價格能夠得到額外的利潤，在另一種情況下，則使它不得不提高商品的價格。價值決定之所以會使他感興趣，只是因為對他自己來說，它會提高或降低商品的生產費用，也就是說，只是因為它會使他處于特殊的地位。另一方面，在他看來，工資、利潤和地租，不僅對于能使他實現為作為職能資本家所得的利潤部分（即企業主收入）的那種價格來說，是起調節作用的界限，而且對于為使再生產能夠繼續進行而必須作為商品出售依據的那種價格來說，也是起調節作用的界限。只要在這種價格下，除了由工資、利潤和地租作為他個人的成本價格以外，他還能獲得普通的或較大的企業主收入。因此，他出售時是否已經實現商品中已包含的價值和剩余價值，對他來說是完全沒有關系的。因此，撇開不變資本部分不說，工資、利潤和地租，在他看來，就是商品價格的起限定作用、因而起創造作用和決定作用的要素。至于企業主收入，也好像取決于那個以偶然的競爭關系為轉移的市場價格超過由上述價格要素決定的內在商品價值而形成的余額，或者，就企業主收入本身作為決定市場價格的要素來說，它本身又好像取決于買者與賣者之間的競爭，這樣，事情的表面現象與其本質，也是以顛倒的形式呈現出來的。

　　第五，在資本主義生產方式的基礎上，體現新加入的勞動的價值分割為工資、利潤和地租這幾種收入形式。然而，這個方法，不僅在這幾種形式存在的資本主義下會被采用，而且在這種收入形式存在條件根本不具備的地方例如在小農情況下，也會仿而效之，加以應用，從而使資本主義生產方式具有了一般的、普遍的和自然的性質。由此，也就使資本主義生產方式自然關系的假象，更加具有迷人的作用。

　　以上馬克思運用科學的勞動價值論和剩余價值論對“斯密教條”所做的分析和批判，不僅肅清了“斯密教條”和薩伊“三位一體公式”的影響，而且也從另一方面證明，自亞當.斯密以來這一貫穿整個資產階級政治經濟學的令人難以置信的錯誤及其影響，不僅是廣泛的，而且也是深遠的。這就說明，在“斯密教條”和薩伊“三位一體公式”產生將近200年以后的今天，在資產階級經濟學而尤其庸俗經濟學仍然大行其道的目前形勢下，以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也即以科學的勞動價值論和剩余價值論為指導，充分認識“斯密教條”和薩伊“三位一體公式”的虛偽性、荒謬性、辯護性及其反動性，具有何等深遠而非凡的意義。

　　四、馬克思關于生產關系研究的總結和結論

　　  馬克思在分析批判薩伊“三位一體公式”和“斯密教條”，揭示其理論的荒謬性和政治上的反動性的基礎上，對自己關于資本主義生產關系的研究進行了總結，并得出相應的結論。這些總結和結論，是按照從抽象到具體的順序而逐步展開的。

　　首先，年產品中新創造的、加進的價值，分解為三部分并采取三個不同的收入形式，在本質上是一種分配關系。具體來說，由每年新追加的勞動而加進的價值分成三個部分，它們采取了三種不同的收入形式。一部分屬于或歸于勞動力的所有者，另一部分屬于或歸于資本的所有者，第三部分屬于或歸于土地所有權的占有者。這是分配的關系或分配的形式，它們表示的，是新生產的總價值在不同生產要素的所有者之間進行分配的關系。

　　其次，這種新加進的價值分解為三種收入形式而形成的分配關系具有歷史的性質。馬克思指出，資產階級的政治經濟學，通常把分配關系說成是自然的關系，抹殺它從屬于生產關系的歷史性質，或者雖然承認分配關系的歷史性質，但同時卻又更加固執地認為，生產關系本身是具有不變的、從人類本身產生出來的、因而與一切歷史發展無關的性質，也即具有非歷史的永恒的性質。這是對客觀存在的經濟關系的歪曲，是資產階級經濟學家所秉承的歷史唯心主義世界觀和形而上學方法論發生作用的結果。

　　第三，收入分配關系的歷史性質是由生產關系的歷史性質決定的。馬克思指出，對資本主義生產方式的科學分析證明，資本主義生產方式是一種特殊的、具有獨特歷史規定性的生產方式，它和任何其他一定的生產方式一樣，把社會生產力及其發展形式的一定階段作為自己的歷史條件，而這個歷史條件又是一個先行過程的歷史結果和產物，是新的生產方式由以產生的現成基礎；因此，同這種獨特的歷史規定的生產方式相適應的生產關系，也具有獨特的、歷史的和暫時的性質；最后，分配關系本質上和生產關系是同一的，是生產關系的反面，因此，分配關系和生產關系都具有歷史的和暫時的性質。【參見馬全（25）P993】

　　第四，不能脫離生產關系而孤立地考察分配關系。馬克思指出，在考察生產關系時，人們首先是從年產品分為工資、利潤和地租這種所謂的事實出發，但是把事實說成這樣是錯誤的。這是因為，產品一方面分為資本，另一方面分為收入。其中一種收入，工資，總是先要以資本形式同工人相對立，然后才取得收入的形式，即工人的收入的形式。生產出來的勞動條件和勞動產品總的說來作為資本同直接生產者相對立這個事實，從一開始就意味著，物質勞動條件和工人相對立而具有一定的社會性質，因而在生產中，工人同勞動條件的所有者之間，并且工人彼此之間，是處在一定的關系中。同時，這些勞動條件轉化為資本這個事實，又意味著直接生產者被剝奪了土地，因而存在著一定的土地所有權形式。這些情況和事實，又充分證明，如果產品的一部分不轉化為資本，它的另一部分就不會采取工資、利潤和地租的形式。也充分證明，既然資本主義生產方式以生產條件的這種一定的社會形式為前提，那末，它還會不斷地把這種形式再生產出來。它不僅生產出物質的產品，而且也不斷地再生產出產品在其中生產出來的那種生產關系，因而也不斷再生產出相應的分配關系。前面所說的分配關系，是生產條件的分配關系，它是在生產關系本身的范圍內，落到同直接生產者相對立的生產關系的一定當事人身上的那些特殊社會職能的前提和基礎。這種生產條件的分配關系，賦予生產條件及其代表以特殊的社會性質。它們決定著生產的全部性質和全部運動。總之，在社會再生產過程尤其是在資本主義社會再生產過程中，生產條件的分配，也即以生產資料的資本家所有制為基礎的生產關系是前提和基礎，產品的分配也即以雇傭工人新創造出來的產品的價值分解為工資、利潤和地租三種收入形式的分配，卻是上述生產關系的具體實現及其結果。生產關系在先，生產成果的分配在后，并且是生產關系派生出來的結果。生產關系的性質，決定著分配關系的性質。二者既對立又統一，相互聯系，相輔相成，不可分離。如果割裂了這種對立統一關系，或者離開生產關系而考察和談論分配關系，則不僅顛倒了生產和分配的關系，而且也墜入了資產階級經濟學“收入分配決定論”的陷阱，從而不僅抹殺或排除了資本主義生產關系及其經濟制度的剝削性質，而且也最終成為了資本主義剝削制度的辯護士。

　　第五，資本主義生產方式以及與它相適應的生產關系，具有兩個鮮明的特征。馬克思指出，資本主義生產方式一開始就具有兩個特征。第一它生產的是商品。使它和其他生產方式相區別的，不在于生產商品，而在于成為商品的是它的產品的占統治地位的決定的性質。這首先意味著，工人自己也是表現為商品的出售者，因而表現為自由的雇傭工人，這樣，勞動也就表現為雇傭勞動。于是，這種生產方式的主要當事人，資本家和雇傭工人，本身不過是資本和雇傭勞動的體現者和人格化，是由社會生產過程加在個人身上的一定的社會性質，是這些一定的社會生產關系的產物。這就是說，資本主義生產方式的特征不在于生產商品，而在于資本主義商品生產占統治地位，而在于勞動力也成了商品，從而工人成了雇傭工人，勞動表現為雇傭勞動，資本和雇傭勞動的關系決定著資本主義生產方式的全部性質。因而，資本家與雇傭工人的對立是資本主義生產關系的產物，從而成為資本主義生產方式以及和它相適應的第一個顯著的特征。第二，剩余價值的生產是生產的直接目的和決定性的動機。也就是說，資本在本質上是生產資本的，但只有生產剩余價值，它才成為資本。生產剩余價值是資本主義生產的直接的目的和決定性的動機，然而，只有生產剩余價值，才使生產具有資本的性質，從而才使剩余價值生產成為資本主義生產方式以及和它相適應的生產關系的第二個特征。由上可見，第一個特征是生產關系，第二個特征是分配關系，第一個特征是分配關系的前提和基礎，第二個特征是第一個特征的結果和實現形式。第一個特征即生產關系的資本主義性質，決定了第二個特征即分配關系是資本主義性質的分配關系。總之，生產關系與分配關系既是對立的又是統一的，二者相互聯系，互為補充，不可分離。如果沒有生產，就沒有分配，但是，如果沒有分配，生產關系就成為空洞的、沒有實質性內容的的東西。

　　第六，資本主義生產關系與其分配關系一樣，都具有歷史的性質。馬克思指出，所謂的分配關系，是同生產過程的歷史規定的特殊社會形式以及人們在生活的再生產過程中互相所處的關系相適應的，并且是由這些形式和關系產生的。這些分配關系的歷史性質就是生產關系的歷史性質，分配關系不過表示生產關系的一個方面。資本主義的分配不同于各種由其他生產方式產生的分配形式，而每一種分配形式，都會同它由以產生并且與之相適應的生產形式一道消失。資產階級經濟學家，雖然也有人看到分配關系的歷史性質，但卻把生產關系看作是歷史的東西，這就把社會的生產過程同反常的孤立的人沒有任何社會幫助也必須進行的簡單勞動過程相混同，從而否定了生產關系與分配關系的內在聯系，否定了資本主義生產關系所具有的歷史性質，陷入了脫離生產關系而孤立考察分配關系的誤區，使分配關系成為無源之水和無本之木，同時也否定了資本主義生產關系及其經濟制度的剝削性質。必須指出，資產階級經濟學的這種錯誤見解，不僅是資產階級眼界的局限性的具體表現，而且也曝露了這些經濟學家世界觀的唯心主義和方法論的形而上學性質。

　　第七，必須科學認識和正確對待資本主義生產方式包括生產關系和分配關系所具有的歷史性質。馬克思指出，當一方面分配關系因而與之相適應的生產關系的一定的歷史形式，和另一方面生產力、生產能力及其要素的發展，這二者之間的矛盾和對立擴大和加深時，就表明這樣的危機時刻已經到來。這時，在生產的物質發展和它的社會形式之間就發生沖突。這種沖突發展的結果，即最終導致資本主義生產方式的滅亡，新的更加高級的社會形式的誕生。那種只承認資本主義分配關系的歷史性質，否認或排除資本主義生產關系的歷史性質，或者片面鼓吹資本主義生產關系的永恒性、否認資本主義分配關系的歷史性質的論調和主張，不僅是荒謬的，而且也是錯誤的和反動的。

　　第八，必須充分認識和正確處理資本主義社會基本的階級結構和階級關系。這是馬克思通過資本主義生產關系的研究而得出的經典性概括和革命的結論。馬克思指出，單純的勞動力的所有者、資本的所有者和土地的所有者，——他們各自收入的源泉是工資、利潤和地租，——也即說，雇傭工人、資本家和土地所有者，形成建立在資本主義生產方式基礎上的現代社會的三大階級。恩格斯進一步指出，同地租、利潤、工資這三個主要收入形式相適應的發達資本主義社會的三大階級，即土地所有者、資本家、雇傭工人，以及由他們的存在所必然產生的階級斗爭，應該當作資本主義時期的實際產物加以論述。在這里，他們揭示了資本主義社會三大階級形成的根源，即生產要素的資本主義占有；提出了劃分階級的標準，即生產要素和生產成果占有上的不平等，其中一個集團能夠無償占有另一個集團的勞動；揭示了資本主義社會階級斗爭由以產生和存在的客觀必然性以及階級斗爭發展的必然歷史趨勢，從而進一步為無產階級的世界革命提供了基本前提、理論基礎和正確方向。

　　由上可以看出，馬克思在《資本論》第3卷第七篇對自己關于資本主義生產關系的研究所作的總結和結論，不僅是全面的，而且也是深刻的；不僅是科學的，而且也是具體的；不僅具有較強的針對性，而且也具有理論的、實踐的乃至極其深遠和革命性的歷史意義。

　　五、馬克思的總結和結論給我們的啟迪和意義

　　第一，要學點經濟思想史。自人類社會進入階級社會以來，一部經濟思想史，就是占統治地位的階級與被壓迫、被剝削階級兩個根本獨立的階級及其經濟思想相互斗爭的歷史。學習經濟思想史，能使我們明白，每一種經濟學說都是應一定社會階級利益的要求和客觀需要而產生的。不同經濟思想之間的斗爭，都是階級斗爭的客觀反映。人類社會經濟形態的發展，是一個自然的歷史過程，人類社會經濟形態的發展和更替，都具有一定的歷史性質。因此，與人類社會經濟形態的發展相適應，人類社會經濟思想的發展，也具有一定的歷史性質。從來不存在也不會有適應人類社會一切經濟形態、為人類社會客觀存在的一切經濟服務的普適性的經濟思想。從馬克思對近代資產階級社會重商主義學說尤其是資產階級古典經濟學和庸俗經濟學的分析批判，就可以強烈地感到這一點。

　　第二，研究經濟思想史尤其是研究近現代社會以來資產階級的經濟學說，也即研究資產階級古典經濟學和庸俗經濟學產生發展的歷史，必須以以馬克思主義的辯證唯物主義和歷史唯物主義世界觀為指導，運用唯物辯證法和階級分析的方法論。這是因為，馬克思主義辯證唯物主義和歷史唯物主義的世界觀和唯物辯證法的方法論，尤其是馬克思主義的階級分析的方法論，不僅是我們觀察、分析、認識和研究問題的望遠鏡和顯微鏡，而且也是我們戰勝人類社會思想史上一切唯心主義、形而上學主義、折衷主義和機會主義的強大思想武器，同時，對于我們考察、研究、分析和批判資產階級的經濟學說，尤其是考察、研究、分析和批判資產階級的庸俗經濟學，揭示其階級本質，具有十分重大的理論意義和實踐意義。

　　第三，研究資產階級的古典經濟學，分析批判資產階級的庸俗經濟學，必須理清資產階級古典經濟學產生的背景、理論的二重性、內含的矛盾及其最終衰落、破產、被庸俗經濟學所替代的必然性。我明知道，自17世紀中葉開始，資本主義的發展進入了一個新的階段，由于分工和工場手工業的發展，產業資本逐步取代了商業資本而占據了統治地位。與此同時，經濟理論研究的出發點和重心，也由流通領域轉到生產領域。由此，適應資本主義生產方式發展的需要，資產階級的古典經濟學便應運而生。正如馬克思所說，“真正的現代經濟科學，只是當理論研究從流通過程轉向生產過程的時候才開始。”重農學派作為古典經濟學的開拓者，“把關于剩余價值起源的研究從流通領域轉到直接生產領域，這就為分析資本主義生產奠定了基礎。”古典學派的“重大功績在于，他們在資產階級視野以內，對資本主義進行了分析。正是這個功績，使他們成為現代政治經濟學的真正鼻祖。”然而，由于資產階級古典經濟學產生于17世紀中期，完成于19世紀初期，資本主義生產方式處于由發生到成長的發展時期，無產階級與資產階級的階級斗爭還處于潛伏階段，因此，古典經濟學反映了這個歷史時期資產階級的利益，并成為資產階級同封建制度及其殘余進行斗爭的理論武器，因而，具有一定的歷史進步性。然而，由于這一理論代表了資產階級的利益，反映的是資產階級的客觀要求，這就不能不具有一定的階級局限性。因而也將不可避免地包含有一定的非科學性，甚至帶有一定的庸俗性質。并且，隨著資本主義生產方式的發展，無產階級與資產階級階級矛盾上升到主要地位，他們之間的的階級斗爭日益發展并具有了威脅的性質。于是，代表資產階級利益的古典經濟學的科學性便喪失殆盡，陷入衰落和危機的境地。如此，由資產階級古典經濟學滋生和發展起來的不同派別，便一分為二，分道揚鑣，最終導致代表兩種不同階級利益的政治經濟學即馬克思主義經濟學和資產階級庸俗經濟學的誕生。

　　第四，為了批判庸俗經濟學利用古典經濟學尤其是“斯密教條”的錯誤、并使之進一步庸俗化的拙劣行徑，必須揭示以薩伊為代表的庸俗經濟學家所謂“三位一體公式”的淵源關系。我們知道，在經濟學說史上，古典經濟學在科學上的主要功績，在于奠定了勞動價值論的前提和基礎，在不同程度上研究了剩余價值的各種形式（利潤、利息和地租），初步分析了社會資本的再生產和流通。同時也對資本主義生產關系進行了分析。但由于古典經濟學的階級局限性，也使它包含了貫穿整個政治經濟學的令人難以置信的錯誤，即“斯密教條”。由此，也就給以薩伊為代表的庸俗經濟學家利用“斯密教條”的錯誤，把它進一步庸俗化，以掩蓋或排除作為資本主義生產方式特征的剩余價值生產的秘密，為資本主義剝削制度進行辯護的機會。例如，由于斯密把總產品、總收入和純收入相混同，在工資、利潤和地租形式的分析上形成了“斯密教條”，認為商品的價值只分解為工資、利潤和地租，從而形成了貫穿整個政治經濟學的令人難以置信的錯誤，而作為資產階級庸俗經濟學代表人物的薩伊，則利用這些錯誤，泡制出有名的“資本——利潤（企業主收入加上利息），土地——地租，勞動——工資”的“三位一體公式”，從而把生產過程歸結為資本、土地和勞動創造“效用”或提供“服務”的過程，認為勞動、資本（指生產工具和知識技能）和土地是為生產提供服務的不可缺少的三個要素，于是便把斯密具有一定科學成分的勞動價值論演變為庸俗的“要素價值論”（即生產要素“協同勞動、提供服務”共同創造價值的理論）；又依據各種不同的生產要素在生產中都提供了服務、協同勞動、共同創造價值的謬論，提出臭名昭著的“要素分配論”或“按生產要素分配”論。由此，薩伊便通過他泡制的“三位一體公式”使“斯密教條”進一步庸俗化。他們把資本主義勞動條件的社會性質變為自然的天然具有的永恒的物的性質，把資本主義生產過程內含的社會關系或生產關系演變成自然的和永恒的物的關系，從而抹殺了資本主義生產關系的歷史性質，掩蓋了資本主義各種收入的來源，最終實現其為資本主義剝削制度辯護的目的。可見，薩伊“三位一體公式”與“斯密教條”的錯誤是一脈相承的。它不僅繼承了“斯密教條”的錯誤，而且還對“斯密教條”的錯誤作了進一步的發展和庸俗化，其手段不僅是拙劣的，而且目的也是極其反動的。

　　第五，在經濟學說史上，薩伊創立的“要素價值論”和“要素分配論”，是用來對抗和排除馬克思勞動價值論和剩余價值理論的理論武器。上面說過，薩伊提出“要素價值論”的依據，是不同生產要素在生產過程中都提供了效用，提供了服務，它們相互協調，共同創造了價值；提出“要素分配論”的依據，是不同生產要素的所有者，按照他們所有生產要素在生產過程中所作貢獻的比例，參與生產成果的分配，即勞動——工資，資本——利潤，土地——地租。由此，便不僅否定了資本主義制度的剝削性質，而且也否定了資本主義社會的階級對立、階級矛盾和階級斗爭，把資本主義社會譽為沒有矛盾、沒有對抗、公平正義、一片和諧、永恒存在的“理想社會”。然而，由于歷史的和現實的階級斗爭等原因，薩伊創造的“要素價值論”和“要素分配論”，不僅被其以后的資產階級經濟學全盤接受并繼承下來，作為麻痹和欺騙無產階級和廣大勞動人民的思想工具，而且還在我們馬克思主義史和國際共產主義運動史中，被一些所謂知識精英和機會主義者全盤照收，作為修正、篡改、顛覆和替代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和科學社會主義學說基本原理尤其是修正、篡改、顛覆和替代科學的勞動價值論和剩余價值論的依據，以實現其不可告人的目的。

　　第六，馬克思所揭示的資本主義生產方式的兩個特征告訴我們，第一個特征是生存條件的分配，是勞動者與生產資料的分離，是由此建立起來的雇傭勞動關系及其制度，一句話，講的是資本主義的生產關系；第二個特征是資本主義生產的動機和目的，是雇傭工人創造的剩余價值被資本主義社會各個剝削集團占有，并按照一定的規律在資本主義社會各個剝削集團之間分配，一句話，講的是資本主義的分配關系。并且還告訴我們，這兩個特征不是孤立存在的，而是互為條件、相互依存、既對立又統一的有機整體。生產關系是前提，分配關系是結果，生產關系對分配關系起著主導的和決定的作用，分配關系受生產關系的決定和制約，是生產關系的實現形式。如果把生產關系孤立起來，或者脫離分配關系侈談生產關系，就會把生產關系變成毫無目的、為生產而生產、毫無內容的抽象行為。反之，如果脫離生產關系而侈談分配關系，就會使分配關系失去前提、條件、依據和基礎，陷入“分配關系決定論”。不管脫離分配關系而侈談生產關系，還是脫離生產關系而侈談分配關系，都是資產階級歷史唯心主義的世界觀和形而上學的方法論在政治經濟學乃至經濟社會生活領域里的反映，在實踐上也既是荒謬的又是反動的。然而，由于歷史的和現實的階級的斗爭等原因，這兩種荒謬而反動的思想理論都被資產階級的御用文人毫無保留的繼承和遺傳下來，甚至在我們馬克思主義發展史和國際共產主義運動史中，也得到了一些機會主義者尤其是修正主義者的積極反映。例如，第一國際的機會主義者拉薩爾之流，就脫離生產關系而尤其是把生產資料的所有制關系撇在一邊，侈談“勞動是一切財富和一切文化的源泉”，鼓吹“公平合理的收入分配”，主張社會一切成員都應當獲取“不折不扣的勞動所得”。冒牌的社會主義者杜林，也撇開生產關系尤其是生產資料的所有制關系，以它的“暴力論”為依據，制造出“資本主義的生產方式很好，可以繼續存在，但是資本主義的分配方式很壞，一定得消失”的為資本主義剝削制度辯護的荒唐命題。國際共產主義運動中的一些所謂知識精英、機會主義者尤其是修正主義者，都有一個共同點特點，就是脫離生產關系尤其是脫離生產資料的所有制關系而侈談收入分配，甚至把收入分配關系從人類社會最基本的關系即生產關系中剝離出來，塞入國民收入分配和再分配的社會保障領域。對于這些荒謬而反動、并具有欺騙性的思想理論，對于這些不惜歪曲、修正、篡改馬克思主義基本理論，妄圖把國際共產主義運動、把社會主義革命和社會主義建設引入歧途的叛賣行為，我們決不可等閑視之。

　　第七，以“斯密教條”的錯誤為前提，以“三位一體公式”為主體的資產階級庸俗經濟學的要害在于，以生產過程的物質性質來否定生產過程的社會性質；以社會生產的一般性質來否定社會生產的特殊性質；以社會生產過程的普遍性質來否定社會生產過程的歷史性質；以唯心主義的歷史觀來否定唯物主義的歷史觀；以形而上學的循環論來否定唯物辯證法的質量互變規律和否定之否定規律；以資產階級社會的和諧論來否定資產階級社會的階級對立、階級矛盾和階級斗爭；把資本主義生產方式及其經濟制度譽為有史以來最先進、最公平和最合理的制度，否定資本主義滅亡、社會主義和共產主義勝利的客觀必然性、否定人類社會發展總的歷史趨勢。然而，百十年來，由于歷史的和現實的國際國內階級矛盾和階級斗爭等原因，這種“否定”之風低一陣，高一陣，連續不斷，絡繹不絕。尤其是在當今國際風云變換、險象環生、錯綜復雜的環境下，這種“否定”之風便進一步充滿了不確定性和極大的危險性。可是，無論這種“否定”之風，從哪里颳來，又颳到那里去，這些“否定”之風的代表人物，身著多么華麗多彩的服裝，打著何種迷人的顯赫招牌，只要我們運用馬克思主義的望遠鏡和顯微鏡一照，便必然會原形畢露，無地自容。

　　第八，人類社會發展的歷史已經并將繼續向我們表明，社會經濟形態的發展是一個自然歷史過程。不管個人在主觀上怎樣超脫各種關系，他在社會意義上總是這些關系的產物。歷史不容篡改，規律不容否定。倒退沒有出路，復辟更是死路一條。歷史在發展，社會在前進。在人類社會發展的長河中，想要阻擋潮流的機會主義和修正主義者雖然到處都有，但潮流總是阻擋不住的，到頭來，總會被歷史的車輪輾得粉粹。這就是歷史給予我們的總結，同時，也是我們從歷史總結中得出的必然結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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