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唯物史觀對歷史研究的指導意義
唯物史觀的創立,宣告了唯心史觀在關于人類社會歷史認識中占統治地位的局面的徹底結束。正如恩格斯所說:“人們的意識決定于人們的存在而不是相反,這個原理看來很簡單,但是仔細考察一下也會立即發現,這個原理的最初結論就給一切唯心主義,甚至給最隱蔽的唯心主義當頭一棒。關于一切歷史性的東西的全部傳統的和習慣的觀點都被這個原理否定了。政治論證的全部傳統方式崩潰了。”有了唯物史觀,在研究人類社會歷史時,才有可能避免唯心史觀的那些主要缺點。首先,唯物史觀正確說明了歷史發展的終極原因。“在此以前,社會學家不善于往下探究像生產關系這樣簡單和這樣原始的關系,而徑直著手探討和研究政治法律形式,一碰到這些形式是由當時人類某種思想產生的事實就停留下來;結果似乎社會關系是由人們自覺地建立起來的。”與此不同,“唯物主義繼續深入分析,發現了人的這些社會思想本身的起源,也就消除了這個矛盾”。這就是說,思想的進程取決于事物的進程的唯物主義結論,糾正了唯心史觀本末倒置的缺點,為科學探究歷史運動的規律找到了可靠的基石。其次,唯物史觀把歷史的發展歸結為社會形態有規律的更替過程。“在此以前,社會學家總是難于分清錯綜復雜的社會現象中的主要現象和次要現象(這就是社會學中的主觀主義的根源),不能找到這種劃分的客觀標準。唯物主義提供了一個完全客觀的標準,它把“生產關系”劃為社會結構,使我們有可能把主觀主義者認為不能應用到社會學上來的一般科學的重復律應用到這些關系上來。當他們還局限于思想的社會關系(即通過人們的意識而形成的關系)時,始終不能發現各國社會現象中的重復性和常規性,他們的科學至多不過是記載這些現象,收集素材。一分析物質的社會關系(即不通過人們意識而形成的社會關系:人們在交換產品時彼此發生生產關系,他們甚至沒有意識到這里存在著社會生產關系),立刻就有可能看出重復性和常規性,就有可能把各國制度概括為一個基本概念,即社會形態。只有這種概括才使我們有可能從記載社會現象(和從理想的觀點來估計社會現象)進而極科學地分析社會現象”。第三,唯物史觀所以能夠區劃社會形態,正確說明社會形態的發展是一個自然的歷史過程,根據在于它“把社會關系歸結于生產關系,把生產關系歸結于生產力的高度”。以往持唯心史觀的某些史學家、思想家,雖然也提出過歷史是一個有規律的過程的思想,但是,他們在解釋這一過程的規律性時,卻從人們的理性或從“絕對精神”去尋求根據,因而找不到正確答案。唯物史觀與此相反,它從社會生產力發展的水平,去認識生產關系發展的水平,從生產關系、社會關系的狀況去認識思想關系的狀況,這樣關于社會歷史發展的終極原因,和由這一終極原因所帶來的一系列層次性的變動,全能得到科學說明,這樣才能把人類社會歷史看作和自然界一樣,是一個可以認識的自然歷史過程。第四,和一切蔑視勞動人民群眾的唯心史觀不同,唯物史觀認為,既然人類社會發展的歷史是生產發展的歷史,是生產方式發展的歷史,那么,它首先應該是從事物質資料生產的勞動人民群眾的歷史。人民群眾是人類歷史的創造者,是歷史發展的決定力量。認為英雄創造歷史的錯誤被糾正了,歷史恢復了本來的面目,勞動人民群眾恢復了在歷史上應有的地位。最后,唯物史觀第一次提供可能使關于社會思想史的研究建立在科學的基礎上,和那種從思想解釋思想的唯心史觀劃清了界限。如同列寧所說:“只有關于思想的進程取決于事物的進程的唯物主義結論,才是唯一可與科學的心理學相容的結論。”唯物史觀不僅正確揭示了社會存在決定社會意識,社會意識根源于社會存在,而且,正確說明了社會意識對社會存在怎樣的條件下發揮怎樣的反作用。資產階級社會學家把唯物史觀歪曲為否定社會意識能動作用的經濟唯物論是沒有任何根據的。總之,由于唯物史觀的創立,人們找到了科學解釋人類社會歷史的理論武器,這就為真正的歷史科學的誕生奠定了基礎。
馬克思主義經典作家是首先運用唯物史觀解釋人類社會歷史的典范。他們重視歷史研究,并始終把唯物史觀作為進行這一研究的指南,他們不僅給我們留下了許多寶貴的歷史著作,而且,給我們留下了關于如何運用唯物史觀研究歷史的方法。以他們的創造性理論和歷史研究工作為起點,馬克思主義的歷史科學一步一步發展起來了。一百多年來,無論在中國或在外國,馬克思主義史學工作者運用唯物史觀重新研究全部人類社會的歷史,批判了唯心史觀的謬誤,根據大量可靠的史實,闡明了社會歷史發展的規律,把剝削階級史學家顛倒了的歷史重新顛倒過來,歷史科學成了無產階級認識和改造世界的有效的思想武器。和以往的剝削階級的史學相對比,馬克思主義歷史科學的成績和勝利充分證明了唯物史觀戰無不勝的力量。
2 在唯物史觀指導下中國歷史科學的發展
在唯物史觀指導下,中國歷史科學取得了輝煌的成績,并具有自己的特點。
中國的馬克思主義史學是在五四運動時期適應中國革命的需要產生的,是在中國共產黨的領導下,在批判各種封建的、買辦的、資產階級的史學流派的過程中,在為中國革命斗爭服務的過程中,同時,也是在不斷克服自身的不足之處,不斷提高科學研究水平的過程中發展起來的。中國的馬克思主義歷史科學始終堅持運用唯物史觀研究歷史的正確方向,這是中國歷史科學從一開始就表現了強大戰斗力的根本原因,也是中國歷史科學賴以產生并能得到勝利發展的根本原因。
中國歷史科學的創立,結束了兩千多年來為帝王將相撰寫家譜的舊史學傳統,推翻了以往舊的史學對于中國歷史所作的唯心主義解釋,開辟了中國史學發展的一個全新的時代。從最初李大釗同志宣傳唯物史觀,到毛澤東同志運用唯物史觀分析中國社會歷史特點,總結中國革命經驗,用以指導革命的一系列論文的發表,直至郭沫若、范文瀾、呂振羽、翦伯贊、侯外廬等同志歷史著作的出版,無不表明馬克思主義歷史觀的巨大威力。從中國歷史實際出發,以唯物史觀為指南,具體地闡明中國歷史發展的客觀規律,并在這種科學研究的基礎上寫出具有中國風格的史著,因而從內容到形式,都發生了極大的革命,使人們耳目為之一新。這些科學著作證明了,中國的歷史決不是一個個王朝興衰更替的簡單重復,而是和世界各國的歷史發展一樣,按照不同社會形態,有規律、有特點地由低級向高級循序演進,大體經歷了原始社會、奴隸社會、封建社會、半殖民地半封建社會等社會發展階段。同時,科學解釋了中國歷史的發展不是“天命”決定的,不是帝王將相意志決定的,而是依靠千百萬勞動群眾的生產斗爭、階級斗爭推動的;于是,從陳勝吳廣起義到洪秀全領導的太平天國農民革命運動恢復了自已在歷史上應享的地位,從秦皇、漢武到康熙、光緒對于歷史的作用得到了正確評價,從孔夫子到孫中山所積累的寶貴的祖國文化遺產受到了應有的重視和批判地繼承。
新中國的成立,使中國的歷史科學取得了新的進展。廣大史學工作者自覺地學習并運用辯證唯物主義和歷史唯物主義理論作為自己工作的指南。馬克思主義史學工作者的隊伍大大加強,從中央到地方,以及許多高等院校都設立了歷史、考古等研究機構,數以萬計的史學工作者在這些機構中進行著分門別類的研究工作。經過他們的辛勤勞動,一大批通史、斷代史和專史相繼出版,各種歷史刊物相繼創辦,并且標點校勘了《二十四史》、《資治通鑒》等大型著名史籍,匯編了一大批歷史資料叢書,關于中國近代史的幾套資料叢書就是其中比較突出的成就。在黨的“百花齊放、百家爭鳴”方針指導下,科學研究的廣度和深度不斷增加,曾經對中國歷史上的許多問題展開熱烈討論,例如中國古代奴隸制社會和封建制社會的分界問題,中國封建社會的發展階段問題,近代史分期問題,中國封建社會的農民戰爭問題,封建土地所有制的形式問題,漢民族形成問題,中國資本主義萌芽和資本主義發展的問題,歷史人物評價問題等等。通過這些問題的討論,大大推進了我們對于中國歷史的研究,大大提高了我們對于唯物史觀準確理解的程度和具體運用的能力。
中國歷史科學的勝利發展又一次證明,唯物史觀是唯一科學的歷史觀。只有創造性地將唯物史觀具體運用于歷史研究的各個領域,才能避免將唯物史觀變成僵死的教條,才能不斷清除唯心史觀的影響,從而使歷史科學納入健康發展的軌道,發揮它在社會主義建設中應有的作用。
3 必須創造性地運用唯物史觀
馬克思主義唯物史觀的創立,使關于人類社會歷史的研究走上了科學的道路,從而造成了馬克思主義歷史科學健康發展的基本趨勢。但是,這并不是說,這條道路是平坦易行、沒有任何曲折的。不是的。近現代史學史表明,在這條道路上,一直存在著唯物史觀與唯心史觀的對立和斗爭,只有不斷和唯心史觀劃清界限,克服唯心史觀的影響,善于創造性地將唯物史觀運用于歷史研究的各個領域,才能逐步推進歷史科學的發展。
新中國成立之后,在人們普遍承認必須以唯物史觀為指導研究歷史的情況下,卻存在著種種唯心史觀的傾向,乍看起來,這是難于理解的,但是,聯系到各種形式的唯心史觀的影響,聯系到我們政治生活中某些不正常狀況的影響,加上我們對于唯物史觀理解上的局限和運用上的偏差 某些唯心史觀研究傾向的存在就是不難理解的了。因此,經常發現這些錯誤傾向,不斷從方法論上加以探討和總結,是提高運用唯物史觀能力的必不可少的一環。
結合我國歷史科學發展的實際,特別是結合建國以來歷史科學發展的實際,強調創造性地運用唯物史觀是必要的。
創造性地運用唯物史觀的立足點是堅持唯物史觀。唯物史觀認為社會存在決定社會意識,要求我們從人類的物質生產活動去解釋人類社會的運動發展。經驗表明,歷史研究中的唯心史觀傾向正是和這種基本要求相違背的。那種在不正常的政治生活中滋生的不正常的“風派”學風自不待言。“風派”學風不以歷史事實為出發點,不以探求歷史規律為目標,它把“古為今用”的口號曲解為替某些人的“意圖”和左傾政策的“需要”拼湊“歷史根據”,它的極端發展就是那種不惜讓古人穿上現代的服裝,學著現代人的腔調,從事現代的斗爭,扮演現代的角色的影射史學。影射史學集中暴露了不從事實出發,而以主觀臆斷為準的史學研究的唯心史觀本質。這種學風已經受到史學界的鞭撻和唾棄。在總結三十年來史學戰線上的經驗教訓時,對于那種“政治論證”的唯心史觀傾向,也需要從理論上劃清界限。“政治論證”的方法是傳統的資產階級的認識方法,它的基本特點是把人們的政治思想、政治活動看作是社會歷史發展變化的最后根源。這是一種典型的唯心史觀。因為這種認識方法有較大的影響,無產階級革命導師曾不止一次地揭露過它的根本錯誤。可是,在建國后的某些時期,這種錯誤的認識方法卻以新的形式嚴重影響著我們的史學研究工作。它主要表現為,離開歷史的具體的經濟條件,僅僅從路線、政策、階級斗爭、勞動人民起義以及社會革命等等方面去論述歷史的發展變化。從形式上看,這種論證方法似乎貫徹了階級分析,重視了上層建筑對于經濟基礎的反作用,突出了勞動人民在革命中的地位,宣傳了暴力革命對于促成社會變革的巨大作用,但是,由于這種論證是在脫離歷史的具體的經濟條件下進行的,是離開生產力和生產關系具體矛盾分析而得出的結論,因而它總是從自己所標榜的唯物史觀滑向唯心史觀。例如,在研究春秋戰國年間政治制度方面由分封制向中央集權制的轉化時,許多史著往往從法家的思想,新興地主階級在各國所實行的變法,秦始皇的作為以及勞動群眾的斗爭和愿望去尋求其中的原因,至于決定這一切的經濟原因,卻被不同程度地忽略了。這種從政治、思想諸方面去解釋政治制度變革的論證方法,顯然不能正確說明從分封制向中央集權制轉化的歷史規律性。因為,作為上層建筑,無論是分封制還是中央集權制,都是伴隨著一定的經濟發展狀況必然產生的,又都是伴隨著一定的經濟發展狀況必然消滅的,它們被歷史地合理肯定與被歷史地合理否定,最終的根據在于經濟發展狀況之中,盡管它們的運動變化是在個人的、階級的思想和政治活動中實現的,但是,這些個人的、階級的思想和政治活動不過是經濟關系的集中反映和表現。因此,不去詳盡地研究當時經濟發展的狀況,揭露政治、法律、意識據以存在的物質根源,而采取“政治論證”的方法,只能在唯心史觀的圈子里打轉轉。同樣的情況,在關于農民戰爭問題,歷史人物評價問題,以及其他一些重大歷史問題的研究中,均有反映,直接影響了歷史科學的健康發展。針對這種情況,我們必須強調運用唯物史觀研究歷史的重要意義,必須批判各種唯心史觀的研究傾向,尤其是要批判“政治論證”的研究方法,揭露它和馬克思主義的唯物史觀毫無共同之處,實質上是一種唯心史觀的研究方法。
提出創造性地運用唯物史觀又是針對史學領域里的教條主義而來的,史學領域里教條主義的主要特征表現為把馬克思主義唯物史觀的理論觀點簡單化、絕對化、公式化,完全背離了從史實出發,具體問題具體分析的唯物辯證方法。這種傾向最初是由于幼稚地、簡單地理解唯物史觀而發生的,以后,隨著現實生活中的階級斗爭擴大化而日趨發展,直至被搞到極其荒謬的地步。教條主義的史學研究方法是一種很壞的學風,危害十分嚴重。它使一些同志在研究問題時,不是實事求是,不是先占有大量的材料,不是具體分析具體歷史現象所包含的具體矛盾,而是采取斷章取義的方法,隨意剪裁甚至曲解史料,為自己所要論證的觀點填補例證。在這些同志看來,最有力的論據不是在史實之中,最科學的結論不是來自具體的辯證的分析,而是一切都應以本本為轉移,以引證權威的片言只語為滿足,根本取消了生動活潑的獨立思考和史學研究的唯物論基礎。這樣的例子很多。例如,有些同志在研究農民戰爭問題時,往往不是
從一個時代的既定的經濟狀況、階級力量對比出發,引用大量的綜合的資料,作具體的切合實際的分析,而是抽取一兩件個別的、片斷的材料,回避或歪曲其他一些材料,簡單地套用某種流行的公式,例如先說階級矛盾尖銳,危機四伏,農民起義終于爆發;繼之則就農民起義的口號、綱領說明它的反封建性質;最后從農民階級的局限性解釋農民起義必然失敗,并論及農民起義或多或少推動了歷史前進。這種教條主義的研究方法將生動的豐富多彩的農民斗爭史變成了千篇一律的刻板的公式,乍看起來,似乎有理,但實際上,根本不能具體解釋任何一次農民起義所包含的具體特點。對此,恩格斯有過嚴肅批評:“如果不把唯物主義方法當作研究歷史的指南,而把它當作現成的公式,按照它來剪裁各種歷史事實,那么它就會轉變為自己的對立物。”教條主義的史學研究必然是主觀主義的,理論脫離實際的。針對這種傾向,我們強調創造性地運用唯物史觀,也就是說,要把唯物史觀理論和客觀歷史實際結合起來,堅持對具體的歷史現象作具體的分析,從中抽象出符合客觀歷史實際的規律來。
歷史科學的任務是通過歷史的現象認識歷史的本質。史學史告訴我們,認識人類社會發展的歷史不能依靠其他的思想武器,只有唯物史觀才是唯一科學的歷史觀,只有它才能指引我們從復雜的歷史現象中揭示出歷史的規律性來。創造性地把唯物史觀和具體歷史實際結合起來,就一定會帶來歷史科學的健康發展。
「 支持烏有之鄉!」
您的打賞將用于網站日常運行與維護。
幫助我們辦好網站,宣傳紅色文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