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列寧在《怎么辦？》一書中，以“怎么辦？”的提問，對第二國際內部馬克思主義派和修正主義派爭論的重大問題進行了辨析，指出革命理論和革命運動及其關系問題、建立革命家的組織問題是世界無產階級革命亟待解決的中心問題。在思考和解決革命理論和革命運動及其關系的問題中，列寧提出了“沒有革命的理論，就不會有革命的運動”的論斷，批判了自發論在工人運動上的機會主義觀點，強調工人階級需要的是革命的運動；革命的理論是工人運動中的批判力量，它能防止工人運動滑入機會主義的陷阱，引導工人運動走上科學社會主義的道路。在思考和解決建立革命家組織的問題中，列寧分別從思想、政治和文化三個方面闡述了革命家組織的品格以及它所承載的社會主義革命的歷史使命、思想使命和新文化培育的使命。列寧的這些思想奠定了十月革命的理論基礎，并在十月革命的偉大實踐中昭示了它的世界歷史意義，是我們今天思考世界歷史變革和中國式現代化的社會主義精神的重要思想資源。

　　關鍵詞：列寧    社會主義文化觀    第二國際    《怎么辦？》    自發論    自覺論

　　《怎么辦？》是列寧生平中的一部極其重要的著作。對于這部著作，國內學術界一直是從俄國社會民主黨思想建設的角度來評價，而沒有將其放在第二國際內部馬克思主義派批判修正主義和機會主義斗爭的語境之中，從這個時代所提出的問題，去分析列寧這部著作的核心思想，評價列寧的這部著作對于世界無產階級革命的偉大意義。值列寧逝世100周年之際，重讀這部著作，就是將其置于第二國際馬克思主義派批判修正主義和機會主義斗爭的語境之中，提煉這個時代所提出的社會主義文化意識形態的構建問題，探討列寧是如何在研究社會主義道路的問題中闡發他的社會主義文化觀的，以此昭示這部著作的時代價值及其對于我們思考中國式現代化問題的方法論啟示。

　　一、“怎么辦？”：社會主義道路的探索

　　列寧寫作《怎么辦？》一書的時間是1901年秋至1902年2月。這正是第二國際內部馬克思主義派與伯恩施坦派圍繞米勒蘭入閣事件進行激烈論戰的時期，也是俄國社會民主黨面臨空前危機的時期。列寧寫作《怎么辦？》就是為了挽救俄國社會民主黨的危機，但是，列寧沒有就俄國問題談俄國問題，而是將俄國社會民主黨的危機置于第二國際工人運動的危機中加以考察，提出了這一時期工人運動迫切需要解決的問題。

　　在《怎么辦？》一書的序言中，列寧寫道：“本書的主題，本來應當是《從何著手？》一文中所提出的三個問題，即我們的政治鼓動的性質和主要內容問題，我們的組織任務問題，在各地同時建立全俄的戰斗組織的計劃問題……原本設想在本書中只分析這三個問題，并盡可能正面闡述自己的觀點，而不采用或者幾乎不采用論戰方式，但是由于下面兩個原因，這種設想根本無法實現。一方面，‘經濟主義’比我們設想的要頑強得多（我們用‘經濟主義’這個詞是廣義的，在1901年12月《火星報》第12號上發表的《同經濟主義的擁護者商榷》一文已經說明了這一點，那篇文章可以說是定出了本書的大綱）。現在已經很明顯，對于解決這三個問題所以存在著各種不同的觀點，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于俄國社會民主黨內兩個派別的根本對立，而不是由于局部的意見分歧。另一方面‘經濟派’對于《火星報》實際宣傳我們的觀點表示茫然不解，這顯然表明：我們往往簡直是各講各的話；如果我們不從頭講起，那我們就不可能談出什么結果；必須作一次嘗試，用盡可能通俗的方式，用大量具體的例證，來就我們之間的意見分歧的一切根本之點，向所有的‘經濟派’作系統的‘說明’。”在這段話中，列寧提出的三個問題，“即我們的政治鼓動的性質和主要內容問題，我們的組織任務問題，在各地同時建立全俄的戰斗組織的計劃問題”，都是有關社會主義道路的問題，也是科學社會主義如何“行”的問題。在列寧看來，這個問題雖然是從俄國工人運動中產生出來的，但它絕不是俄國工人運動獨有的現象，而是從第二國際馬克思主義反對修正主義和機會主義斗爭中提出來的帶有普遍性的問題，而俄國工人運動的典型性使這些問題變得更加鮮明和具體，因此，人們要研究科學社會主義如何“行”的問題，就必須從普遍性與特殊性兩個方面思考俄國的問題。

　　列寧對俄國問題普遍性的研究，是圍繞著揭露俄國經濟主義具有國際機會主義的一般特征展開的。列寧之所以重視對這個問題的研究，是基于兩點認識：其一，第二國際的馬克思主義理論家們研究的有關社會主義理論的新課題不是任意制造出來的，而是從現實的批判伯恩施坦的修正主義理論和米勒蘭的機會主義行為中產生出來的，因此，人們要了解這些新課題，要在這些問題上取得成就，就必須揭露伯恩施坦的修正主義理論和米勒蘭的機會主義行為的本質及其對工人運動所造成的危害；其二，俄國的經濟主義是俄國工人運動中的機會主義思潮，但這種思潮不是俄國獨有的，而是第二國際工人運動中的伯恩施坦修正主義和米勒蘭機會主義思潮的一個變種，是一個具有國際普遍性的現象，因此，俄國社會民主黨要消除經濟主義對俄國工人運動帶來的危害，就需要從俄國經濟主義的思想源頭講起，即從第二國際的修正主義和機會主義思潮的興起和實質講起。正是基于這兩種認識，列寧把揭露俄國經濟主義的國際機會主義的一般特征，作為研究“怎么辦？”的第一個方面的問題。列寧強調，他在廣義上使用“經濟主義”一詞，旨在揭露俄國經濟主義具有國際機會主義的一般性質和特征。據此，在《怎么辦？》的第一章中，列寧以“教條主義和‘批評自由’”為題，論述了第二國際內部馬克思主義派與修正主義派之間的對立，指出了俄國的經濟主義不外是第二國際的伯恩施坦修正主義和米勒蘭機會主義的追隨者。在論述第二國際內部馬克思主義派與修正主義派之間的對立時，列寧指出：“現代國際社會民主黨中已經形成了兩個派別，這兩個派別之間的斗爭，有時熾烈起來，火焰騰騰；有時又靜息下去，在動人的‘休戰決議’的灰燼下面陰燃著。對‘舊的、教條式的’馬克思主義采取‘批評’態度的那個‘新’派別究竟是怎么一回事，這一點已經相當明確地由伯恩施坦講出來了，由米勒蘭作出樣子了。”在這段話中，列寧在“現代國際”一詞下加了一大段注釋：“社會主義運動內部不同派別之間的爭執，第一次從一國的現象變成了國際的現象，這在現代社會主義運動史上恐怕是唯一的而且也是非常令人欣慰的現象。從前，拉薩爾派和愛森納赫派之間，蓋得派和可能派之間，費邊派和社會民主黨人之間，民意黨人和社會民主黨人之間的爭論，始終純粹是一國內的爭論，所反映出來的，純粹是各國的特征，這些爭論可以說是在不同的側面進行的。而目前（這一點現在已經看得很清楚），英國的費邊派，法國的內閣派，德國的伯恩施坦派，俄國的批評派，都成了一家弟兄，他們互相吹捧，彼此學習，一起攻擊‘教條式的’馬克思主義。在這場同社會主義運動內的機會主義進行的第一次真正國際性的搏斗中，國際革命社會民主黨也許會大大加強起來，足以結束早已籠罩于歐洲的政治反動局面？”這段注釋表明，列寧這里所說的“現代國際”，不是指第二國際的組織形式，而是指第二國際內部的思想斗爭，是指第二國際內部的馬克思主義派與修正主義派之間在思想上和文化上的根本對立，并且這種對立不是局部的和部分的，而是整體的、國際性的，它所體現的是社會主義文化與資本主義文化兩大思想體系的對立；列寧強調米勒蘭把伯恩施坦講出來的東西“作出樣子了”，旨在強調第二國際修正主義的新特點和新的表現形式。在列寧看來，由伯恩施坦講出來的東西和由米勒蘭做出來的東西在本質上是一致的，即要求工人階級放棄階級斗爭，走一條“和平改良”的道路，但是由于伯恩施坦和米勒蘭采取了不同的形式，所以他們提出的問題和對工人運動所帶來的危害程度又有很大的不同：伯恩施坦采取了講出來的形式，是以理論的形式表達修正主義的政治欲望，是理論的伯恩施坦主義，它的危害性主要是在理論上歪曲馬克思恩格斯的學說，因此，對伯恩施坦修正主義的駁斥主要是在“知”的層面上講清楚什么是馬克思恩格斯的科學社會主義理論；米勒蘭采取了做出來的形式，是以實際運動的形式去實現伯恩施坦修正主義的政治欲望，是“實踐的伯恩施坦主義”，它的危害性主要是向工人運動灌輸資產階級文化，腐蝕工人階級的思想，是典型的機會主義，因此，要消除米勒蘭的機會主義給工人運動帶來的危害，就需要在“行”的層面上闡明社會主義的原則和策略，創造科學社會主義的文化觀念，引導工人運動走上科學社會主義的道路。進而，列寧分析了俄國經濟主義的本質和基本特征，指出俄國的經濟主義大講“批評自由”，并以此來批評所謂的“教條主義”，實質上是在理論上追隨伯恩施坦的修正主義主張，在實踐上奉行米勒蘭的機會主義路線，這是典型的第二國際的機會主義派別。正是在這層意思上，列寧強調他所用的“經濟主義”這個概念是廣義的。

　　列寧對俄國問題特殊性的研究，是通過對比德國的和俄國的社會民主黨的歷史和修正主義、機會主義在這兩個國家的不同表現形式展開的。在列寧看來，自米勒蘭入閣事件之后，機會主義雖然已經成了一種國際現象，但是，由于各國工人運動和社會民主黨的歷史和現狀不同，各國機會主義的表現形式亦不相同，由此決定，各國社會民主黨所要解決的問題也必然不同，這其中，德國和俄國的情況尤其具有典型性。因此，人們要研究當前工人運動的迫切問題，就需要結合這兩個國家的社會民主黨歷史和修正主義、機會主義的表現形式，對比分析這兩個國家的馬克思主義者所面對的和所研究的問題。列寧認為，在反對修正主義和機會主義，堅持馬克思恩格斯的科學社會主義理論這一點上，俄國的馬克思主義者和德國的馬克思主義者的立場和觀點是一致的，但是，在是堅持現有的東西，還是改變現有的東西這個問題上，兩者卻持相反的態度：德國的馬克思主義者堅持現有的東西，拒絕改變，而俄國的馬克思主義者則反對現有的東西，要求改變。列寧指出，俄國的馬克思主義者和德國的馬克思主義者所持的這兩種相反的態度恰恰是由這兩個國家社會民主黨的歷史和工人運動的現狀所決定的。就德國而言，德國社會民主黨經過幾十年的發展，在工人運動中確立了社會主義的原則和策略，伯恩施坦提出他的修正主義觀點的全部目的，就是要徹底改變現有的社會主義原則和策略，把議會道路作為德國工人運動的發展方向，在這種情況下，德國的馬克思主義者的態度是，堅持“現有的東西”，堅決地否定伯恩施坦有關議會道路的主張和觀點，與此相應地，在理論上德國的馬克思主義者把研究的重心放在討論議會斗爭的限度、改良與革命的問題上。與之不同，在俄國，現有的東西恰恰是機會主義思想在俄國的工人運動中盛行，而馬克思主義隊伍中的人員十分龐雜，其中“有不少理論修養很差甚至毫無理論修養的人，由于看見運動有實際意義和實際成效而加入了運動”，這就造成了理論混亂的現象。在這種情況下，俄國的機會主義者要求堅持“現有的東西”，其實質是要求人們崇拜自發性，滿足于俄國的現狀，相反，俄國的馬克思主義者對俄國工人運動流行的“崇拜自發性，即崇拜‘目前’現有的東西的態度表示不滿”，他們“要求改變近年來所流行的策略”，這種要求反映在理論上，就是把創造完整的革命理論作為俄國馬克思主義理論研究的主題。列寧認為，創造完整的革命理論雖然是在俄國革命中提出來的，但它不是俄國的特殊問題，而是世界無產階級革命的普遍問題。這是由俄國無產階級革命的典型性和先進性所決定的。列寧并不否認德國的無產階級革命遇到過巨大的考驗，具有典型性和先進性，但是他認為，德國無產階級革命所遇到的巨大的考驗不過是憲制國家中的“非常法”，因而它的典型性和先進性只是相對于西歐的資本主義國家而言的，相比之下，俄國無產階級革命遇到的考驗比德國無產階級革命遇到的考驗要嚴酷得多，因為它所面對的是整個歐洲和亞洲的反對勢力，這就決定了俄國無產階級革命比之德國的無產階級革命更具有典型性和先進性。列寧充分地認識到俄國無產階級革命的這一特點，指出：“俄國無產階級將要遇到無比嚴峻的考驗，將要同兇猛的怪物作斗爭，憲制國家中的非常法同這個怪物比較起來，真是小巫見大巫。歷史現在向我們提出的當前任務，是比其他任何一個國家的無產階級的一切當前任務都更革命的任務。實現這個任務，即摧毀這個不僅是歐洲的同時也是（我們現在可以這樣說）亞洲的反動勢力的最強大的堡壘，就會使俄國無產階級成為國際革命無產階級的先鋒隊。”由俄國無產階級革命的這一歷史地位所決定，俄國馬克思主義者提出的理論問題也必然是這個時代世界革命的普遍性和前沿性的問題。這表明，列寧研究俄國問題的特殊性的落腳點不是俄國革命的個別問題，而是世界革命的一般問題。

　　透過列寧對俄國問題的普遍性和特殊性及其意義的說明，我們可以看到，列寧是站在世界無產階級革命的高度來提出和研究俄國問題，他把創造完整的革命理論這個問題具體化為革命的理論與革命的運動及其關系的問題、建立革命家的組織問題，是為了解決如何將馬克思恩格斯創立的科學社會主義理論變成社會主義現實，建立社會主義國家的問題。在這里，列寧提出了科學社會主義理論研究的新課題，即科學社會主義“行”的問題。列寧寫作《怎么辦？》一書，就是對科學社會主義這個新課題的探索。

　　二、完整的革命理論的創立與社會民主黨的自覺性

　　自發論和自覺論，是第二國際內部在工人運動問題上所持的兩種根本對立的觀點。自發論是第二國際內部機會主義派所持的觀點，這種觀點崇拜工人運動的自發性，反對社會民主黨對工人運動的領導權，力圖使工人運動停留在經濟斗爭的水平上，本質上是一種工聯主義的觀點，代表了第二國際工人運動中的資產階級文化思想；自覺論是第二國際馬克思主義派的觀點，這種觀點堅決反對把工人運動限制在經濟斗爭領域，主張工人階級在社會民主黨的領導下，把經濟斗爭與政治斗爭結合起來，進行反對資產階級的斗爭，本質上是一種革命的觀點，代表了第二國際工人運動中的社會主義思想。這兩種觀點的尖銳對立，把創造社會主義文化觀、增強社會民主黨自覺性的問題提到了這一時期馬克思主義理論家的面前。為了解決這個問題，列寧分析了自發論在俄國的表現形式和俄國社會民主黨的缺陷，提出了他的著名論斷：“沒有革命的理論，就不會有革命的運動。”這個論斷不僅表達了列寧對自覺論的肯定和對自發論的否定，而且表達了列寧對如何確立社會民主黨的自覺性和培育工人階級的階級意識問題的思考。

　　列寧提出“沒有革命的理論，就不會有革命的運動”論斷的根據，是19世紀80年代至90年代初俄國工人運動的狀況。列寧在《怎么辦？》中“群眾的自發性和社會民主黨的自覺性”一節的開篇寫道：“我們說，必須用70年代的那種獻身的決心和毅力，來鼓舞我們的比當時更廣闊和更深刻得多的運動。的確，直到現在，似乎還沒有人懷疑過：當前運動的力量在于群眾（主要是工業無產階級）的覺醒，而它的弱點卻在于身為領導者的革命家缺乏自覺性和首創精神。”列寧在這段話中所說的“70年代的那種獻身的決心和毅力”，指的是俄國早期的民粹主義者的精神。俄國早期的民粹主義者都是堅定的革命者，但他們的革命信念不是從當時尚不發展的資本主義和處于自發狀態的工人運動的俄國本土中生長出來的，而是從剛剛傳入俄國的社會主義學說中獲得的。由于缺乏俄國本土的工人運動基礎，所以這些革命者只能把革命成功的希望寄托在謀刺沙皇行動的成功上。列寧并不贊成早期民粹主義者的這種革命方式，但對這些民粹主義者在謀刺沙皇的行為中表現出來的革命決心和毅力是十分贊賞的。所以，列寧拿他們的獻身精神來批評19世紀90年代的俄國思想界。在列寧看來，19世紀90年代，俄國的思想界遠遠沒有跟上俄國的經濟發展。在經濟領域，俄國的工業資本主義已經有了迅速的發展，形成了工人階級的隊伍，出現了大規模的工人罷工運動，但是在思想領域，既沒有革命的理論去指導工人的罷工運動，也沒有成熟的革命領導人去領導工人的罷工運動。這是由兩個方面的原因造成的：一方面是經濟主義的思想觀念侵蝕了俄國的工人運動，使俄國的工人運動陷入了自發運動的危險;另一方面是俄國社會民主黨的理論水平低下，認識不清經濟主義的本質，不能辨別經濟主義的理論錯誤和策略錯誤，不能從理論上說明工人運動中自發的因素和自覺的因素的相互關系，使俄國社會民主黨陷入了理論危機。由于上述兩個方面的原因，俄國工人運動出現了群眾覺悟不高和理論修養不足的問題，這就是列寧在這段話中所說的“當前運動的力量在于群眾（主要是工業無產階級）的覺醒，而它的弱點卻在于身為領導者的革命家缺乏自覺性和首創精神”的問題。正是基于對俄國工人運動這一狀況的清晰認識，列寧提出了“沒有革命的理論，就不會有革命的運動”的論斷。但是，列寧提出這一論斷又不僅僅是對俄國工人運動的具體問題的解答，還是對第二國際內部的自發論和自覺論爭論的基本問題的思考和解答。

　　首先，列寧思考和解答了工人階級需要什么樣的工人運動的問題。工人階級需要什么樣的工人運動，是自發的工人運動，還是自覺的革命運動？這是自發論和自覺論爭論的第一個問題。在這個問題上，第二國際的機會主義者主張自發的工人運動。在機會主義者看來，工人運動的最高目標就是爭取自身的生存條件，因此，工人只需通過工會同工廠主和政府進行經濟斗爭就可以了。從這一觀點出發，機會主義者把工人運動等同于工會運動，認為工會運動具有天然的社會主義性質，并以此反對自覺的革命運動。俄國的經濟主義者追隨第二國際機會主義的這一觀點，也拒絕自覺的革命運動，不過，他們采取的手法是混淆自發的工人運動與自覺的革命運動的性質。他們的主要論點是，不能一概地否定自發的工人運動，因為自發的工人運動有不同的形式：有的自發的工人運動是沒有自覺性的，比如俄國19世紀六七十年代以騷亂形式出現的工人運動；有的自發的工人運動是自覺的工人運動，比如俄國19世紀90年代的工人罷工運動。他們認為，19世紀90年代的罷工運動是工人自發的，但是工人在這次罷工運動中已經提出了自己的要求，也有事先的考慮和計劃，這表明這一時期工人自發的罷工已經是自覺的工人運動了，也證明工人自身具有革命民主主義的意識。這個論點實質上是以自覺性可以從自發性中生長出來為由，拒絕自覺的革命運動。為了駁斥俄國經濟主義的這一論點，列寧考察了俄國19世紀90年代的罷工運動的歷史背景。列寧指出，19世紀的罷工運動之所以有工人自己的要求、有事先的考慮和計劃，是因為得到了當時的馬克思主義團體的指導，比如，1896年5月—6月的彼得堡紡織工人大罷工是在彼得堡工人階級解放斗爭協會的領導下進行的，之后的罷工運動由于受到這一時期馬克思主義理論傳播的影響，也有了一定程度的自覺性。這足以證明，工人運動的自覺性并不來自工人運動中自發的因素，而是從外面灌輸進去的。據此，列寧指出：“工人本來也不可能有社會民主主義的意識。這種意識只能從外面灌輸進去，各國的歷史都證明：工人階級單靠自己本身的力量，只能形成工聯主義的意識，即確信必須結成工會，必須同廠主斗爭，必須向政府爭取頒布對工人是必要的某些法律，如此等等。而社會主義學說則是從有產階級的有教養的人即知識分子創造的哲學理論、歷史理論和經濟理論中發展起來的。”在這里，列寧以是否具有工人階級的階級意識為判斷標準，區分了自發的工人運動和自覺的工人運動，強調工人階級的階級意識是不可能從自發的工人運動中產生出來的，而只能從“革命的社會主義知識分子的思想中發展”出來。通過這種區分，自發的工人運動的根本缺陷就被揭露出來了，這就是，自發的工人運動本身不具有社會主義的性質，它不過是資產階級的改良運動，工人在這種運動中注定不能完成自己的歷史使命、政治使命和思想使命，與之相反，自覺的工人運動是以馬克思恩格斯創立的科學社會主義理論為指導的革命運動，這種運動的最高目標是通過社會主義革命奪取政權，推翻資產階級的政治制度，建立社會主義的政治制度，實現工人階級的徹底解放。為了實現這一目標，工人階級必須在社會民主黨的領導下，把經濟斗爭與政治斗爭緊密地結合在一起，以政治斗爭作為斗爭的最高形式。列寧由此得出這樣的結論：自覺的工人運動是無產階級革命的堅實基礎；工人階級，就其自身的歷史使命和政治使命來說，需要的不是自發的、工聯主義的工會運動，而是自覺的有著明確的階級意識的革命運動。

　　其次，列寧思考和解答了自覺性在工人運動中的作用和地位。自覺性在工人運動中的作用和地位問題，是工人運動中的理論與實踐的關系問題。在這個問題上，自發論者常常以工人運動的完滿性來拒斥馬克思主義理論、否定社會民主黨對工人運動的領導作用。俄國的經濟主義者就是這樣做的。1901年9月，俄國的一群經濟主義者給俄國社會民主黨機關刊物《火星報》寫了一封信，指責俄國社會民主黨在工人運動中犯了夸大思想家的作用的錯誤。他們在信中寫道：“我們認為，《火星報》在解決自己所擔負的這個任務方面做得不能令人滿意?！痘鹦菆蟆返闹饕秉c在于它過分強調參加運動的思想家對于運動的方向的影響，這個缺點貫穿在報紙的各欄中，并由此產生它的其他大大小小的缺點。同時，《火星報》很少考慮運動的物質因素和物質環境，不知道這兩者的相互作用形成工人運動的一定形式并且決定著運動的道路，而思想家們，即使他們受到最出色的理論和綱領的鼓舞，作出一切努力，也不可能使運動脫離這個道路。”在這里，俄國經濟主義者已經將拒絕馬克思主義理論、否定社會民主黨對工人運動的領導作用的理由陳述得十分清楚了，這就是，工人運動的自發性來自工人運動的物質因素和物質環境，這是工人運動的內在的、主導性的方面，不管馬克思主義理論有多么正確，多么出色，不管領導工人運動的思想家們有多么優秀，都抵不上工人運動的自發性的力量，亦無法改變由自發性規劃好了的工人運動的方向。概括地說，工人運動的自發性是完滿的，由此決定，自覺性對工人運動的介入不會起到任何作用，因而是不必要的。列寧駁斥了俄國經濟主義者的這一論點，指出，工人運動的自發性是不完滿的，由此決定，工人運動的物質因素和物質環境不是決定工人運動的正確發展方向的方面，真正決定工人運動的正確發展方向的，是思想的因素，是思想家的力量，因為思想的因素、思想家的力量恰恰能夠克服和消除自發性的缺陷。據此，列寧在1901年12月寫的《同經濟主義擁護者商榷》一文中指出：“寫信人的主要錯誤，和《工人事業》所犯的錯誤（著重參看第10期）完全相同。他們搞不清運動的‘物質的’（用《工人事業》雜志的話來說是自發的）因素和思想的（自覺的，‘按計劃’進行活動的）因素的相互關系問題。他們不懂得，‘思想家’所以配稱為思想家，就是因為他走在自發運動的前面，為它指出道路，善于比其他人更早地解決運動的‘物質因素’自發地遇到的一切理論的、政治的、策略的和組織的問題。為了真正地‘考慮運動的物質因素’，必須批判地對待它們，必須善于指出自發運動的危機和缺點，必須善于把自發性提高到自覺性。說思想家（即自覺的領導者）不能使運動脫離由環境和因素的相互作用所決定的道路，這就是忘記一個起碼的真理：自覺性是參加這種相互作用和這種決定的。”很明顯，在這段話中，列寧不僅指出了經濟主義者與馬克思主義者在看待自覺性與工人運動關系問題上的對立，而且指出了兩者在思維方式上的對立：經濟主義者是用機械論的觀點來看待自覺性與工人運動的關系，力圖以物質的因素、環境的因素來否認思想的因素、思想家的能動作用，本質上是一種消極的、非批判的思維方式；馬克思主義者是用批判的辯證思維方式來看待自覺性與工人運動的關系。根據這種思維方式，思想的因素、思想家的能動作用，是工人運動中的批判力量，這種力量能夠克服和消解物質因素和環境因素的缺陷，因而是工人運動中的一個有機構成部分。這就是說，思想的因素、思想家的能動作用不是工人運動以外的、凌駕于工人運動之上的東西，而是工人運動的內在規定，是決定工人運動的性質、命運和前途的方面。不僅如此，思想的因素、思想家的能動作用還構造了工人運動自發的因素和自覺的因素之間的批判關系。這就是有關工人運動中的理論與實踐關系的馬克思主義的觀點。俄國的經濟主義者否定自覺性在工人運動中批判的、能動的作用，就在于他們不懂得馬克思主義的理論與實踐的辯證法。所以，列寧說：“寫信人（以及《工人事業》雜志）的理論觀點并不是馬克思主義，而是對馬克思主義的拙劣的模仿，醉心于這種模仿的是我們的‘批判家們’和伯恩施坦派，這些人不懂得如何把自發的進化和自覺的革命活動結合起來。”

　　最后，列寧剖析了自發論的認識論根源，提出了社會主義文化思想建設的任務。列寧認為，如何看待和評價俄國工人運動的現狀，是俄國的馬克思主義者與經濟主義者的又一大對立。俄國的經濟主義者否定工人運動中的思想的因素和思想家的能動作用的意義，是因為他們“不認識甚至維護落后現象”，具體地說，就是不承認俄國工人運動的現實是思想家的自覺性落后于群眾的自發高潮這一事實。與之相反，俄國的馬克思主義者清晰地認識到俄國工人運動的危機來自群眾的自發性壓倒了社會民主黨的自覺性，來自資產階級思想體系主導了俄國的工人運動，具體地說，就是承認俄國工人運動的現實是社會民主黨人的馬克思主義理論修養低，缺乏自覺性和首創精神。列寧強調，承認這一事實，就是俄國社會主義文化建設的起點。在這個起點上，列寧概括了俄國經濟主義的思想體系的特點：其一，“在原則方面，把馬克思主義庸俗化”；其二，“在政治方面，力圖縮小和分散政治鼓動和政治斗爭，不懂得社會民主黨如果不把一般民主運動的領導權掌握在自己手中，就不能夠推翻專制制度”；其三，“在策略方面，表現得極不穩定”，常常是在對待“‘新’問題上猶豫不決”“跟在運動后面做尾巴”；其四，“在組織方面，不懂得運動的群眾性質不但沒有減輕而且加重了我們建立一個鞏固的、集中的革命家組織的責任，這個組織既能領導準備性的斗爭，又能領導任何突然的爆發，并且也能領導最后的決定性的進攻”。針對這四個特點，列寧提出了社會主義思想體系創造的主要任務，即反對自發性，“要使工人運動脫離這種投到資產階級羽翼下去的工聯主義的自發趨勢，而把它吸引到革命的社會民主黨的羽翼下來”。為了實現這一任務，俄國的馬克思主義者必須研究現實的群眾運動向馬克思主義者提出了哪些理論上、政治上和組織上的新任務，必須研究“客觀發展過程的‘自覺性’”，必須研究如何教育群眾、培養群眾的積極性和革命性，如何把社會主義的文化思想灌輸給工人的問題。

　　在這些問題中，研究“客觀發展過程的‘自覺性’”的任務，需要通過研究革命的理論和革命的運動來完成，而教育群眾、培養群眾的積極性和革命性，把社會主義的文化思想灌輸給工人的任務，需要通過研究革命家的組織問題來實現。因此，列寧在解決了革命理論與革命運動的問題后，又進一步探討了建立革命家的組織的問題。

　　三、無產階級革命與革命家的組織

　　自發論和自覺論的對立不僅表現在對待工人運動的態度上，而且表現在對社會民主黨的組織任務的理解上。在這個問題上，自發論者崇拜自發形成的組織，而自覺論者則要求建立一個自覺的、能夠領導廣大群眾進行無產階級革命的組織。列寧認為，自覺論者要求建立的這樣一個組織，具體到俄國無產階級革命情形，就是要建立革命家的組織。列寧把這個組織的內容概括為“一個全俄的集中的組織，即一個能把政治上的反政府態度、抗議和義憤的各種各樣的表現都匯合成一個總攻擊的組織，一個由職業革命家組成而由全體人民的真正的政治領袖們領導的組織”。這一概括凝結了列寧對社會民主黨的組織問題的思想、政治和文化三個方面的思考。

　　在思想方面，列寧提出，要建立革命家的組織，首先要“同一切維護落后性的主張，同一切想把這方面的狹隘性合法化的企圖進行最不調和的斗爭”。列寧在這里所說的“一切維護落后性的主張”“把這方面的狹隘性合法化的企圖”，指的是自發論的組織觀念。列寧把這種組織觀念稱為“手工業方式”。列寧分析了手工業方式的兩種觀點。一種是典型的機會主義觀點，這種觀點以經濟主義思想為根據，要求建立一個適合于經濟斗爭的組織形式，它的論點是：“工人群眾自己還沒有提出革命家‘強加于’他們的那些廣泛的戰斗的政治任務，工人群眾還是應該為當前的政治要求而斗爭，‘同廠主和政府作經濟斗爭’”。這個論點實質上是把組織任務限制在工人群眾自發斗爭的范圍內，即“同廠主和政府作經濟斗爭”這個狹隘的范圍之內。另一種是“革命主義”的觀點，這種觀點強調現行的組織任務就是“只要我們大家操起我們‘能夠勝任的’和已經用慣的木棒來干就行了。直截了當地說，就是只要我們舉行總罷工，或者只要用‘激發性的恐怖手段’來刺激一下‘萎靡不振的’工人運動就行了”。這種觀點看似與機會主義的觀點相對立，而在實際上與機會主義的觀點一樣，都“屈服于盛行的手工業方式，不相信有擺脫它的可能性”?？傊?，這兩種觀點都沒有超出自發論的理論框架，它們從不同的方面表現了手工業方式固有的特點：“缺乏修養”“整個革命工作規模狹小”“不懂得在這種狹小的工作基礎上是不能形成良好的革命家組織的”“企圖為這種狹隘性辯護，把它上升為一種特殊的‘理論’，也就是說在這一方面也崇拜自發性”。與自發論的這一組織觀念相對立，自覺論的組織觀念是建立在進行有效的政治斗爭的思想基礎上的。政治斗爭的特點要求社會民主黨的組織必須超出經濟斗爭的框架，而要進行有效斗爭又要求這個組織的領導者、思想家、革命家、社會民主黨人具有獨特的品質，由此決定，俄國社會民主黨要肩負起自己的歷史使命，就需要建立一個“能使政治斗爭具有力量、具有穩定性和繼承性的革命家組織”，并且這個組織的模式不能是一些小組，而必須是“全俄的集中的組織”。這一點，已經在“勞動解放社”和“工人階級解放斗爭協會”的斗爭經驗中、在俄國罷工運動的失敗教訓中，得到了充分的證明。我們知道，“勞動解放社”和“工人階級解放斗爭協會”都是由職業革命家組成的馬克思主義的團體，這些團體除了在俄國傳播馬克思主義學說之外，還領導過俄國早期的工人運動。但是，隨著俄國工人運動的發展，工人運動的規模從地方擴展到全國，這些以小組形式為單位的革命團體變得越來越不能滿足無產階級革命的需要了。于是，建立“全俄的集中的組織”就成為俄國無產階級革命迫在眉睫的事情。在這個時候，列寧提出建立“全俄的集中的組織”是基于俄國無產階級進行政治斗爭的實踐需要，同時也表達了一種組織觀念，即無產階級的政治斗爭面對的是整體的資產階級。因此，它的組織必須是能夠集合整體的無產階級的集中組織。這個集中的組織，在俄國是全俄的集中組織，在國際是國際無產階級的集中組織。這一組織觀念就是列寧在俄國和在國際上建立革命家組織的思想基礎。

　　在政治方面，列寧分析了俄國工人運動中出現的組織觀念混亂的狀態，提出了解決革命家的組織和工人的組織關系的方案。革命家的組織與工人的組織是工人運動中的兩種不同的組織：革命家的組織是社會民主黨的組織，這是執行政治斗爭任務的組織；工人的組織是工會，這是工人同廠主和政府進行經濟斗爭的組織。這兩種組織在西歐資本主義國家的工人運動中有著十分明確的界限，從來就沒有混為一談，所以，西歐資本主義國家的馬克思主義者從來不把區分工人的組織和革命家的組織作為討論的主題，他們所討論的主題是社會民主黨的組織和策略問題。但是，俄國的情況就不同了。俄國的工人運動，由于受到十分復雜因素的影響，使得一些社會民主黨人把革命家的組織概念和工人的組織概念等同起來，致使俄國社會民主黨在組織方面的任務與政治方面的任務一樣，從革命民主主義滑入了工聯主義。這就使區分革命家的組織與工人的組織成了一個嚴重的問題，一個思考“如何著手”的前提性問題。為了解決這個問題，列寧首先分析了一些社會民主黨人將革命家的組織和工人的組織等同起來的原因。列寧認為，一些社會民主黨人不能區分革命家的組織和工人的組織，是由來自兩個方面的原因決定的。一個方面是來自沙皇專制主義對工人運動的壓制。沙皇為了阻止工人運動，禁止任何的工會和任何小組的存在，同時把“罷工這一工人經濟斗爭的主要表現和主要手段”定為一種刑事罪，這樣一種條件“一方面很能使那些進行經濟斗爭的工人‘碰到’政治問題，另一方面也使社會民主黨人‘碰到’會把工聯主義和社會民主主義混為一談的問題”。因此，這一部分人是提不出建立革命家的組織問題的。另一個方面是來自伯恩施坦主義在俄國工人運動中的流行，使得一些參加政治斗爭的人“妄想把社會民主主義和工聯主義完全融合起來”，所以，這一部分人也提不出建立革命家組織的問題。進而，列寧根據上述情況，分析了俄國的革命家組織與工人組織之間的區別。列寧指出，俄國的革命家組織與工人組織因活動的內容不同而具有三點區別：第一，工人的組織是為進行經濟斗爭而建立的職業的組織，它的成員是“行業”工會的會員，而革命家的組織是為政治斗爭而建立的組織，它的成員是以革命活動為職業的人；第二，工人的組織具有群眾性的特點，因而應當是“盡量廣泛的組織”，而革命家的組織必須是不很廣泛的組織；第三，工人的組織是“盡量少帶秘密性的組織”，而革命家的組織是“盡可能秘密的組織”。列寧以這三點區別為依據，提出了建立革命家的組織和工人的組織之間的聯系，把自覺的革命活動與自發的群眾運動相結合、把非法的斗爭與合法的斗爭相結合的方案。這個方案就是：“一個由最可靠、最有經驗、經過最多鍛煉的工人組成的人數不多的緊密團結的核心，它在各主要地區都有自己的代表，并且按照嚴格的秘密工作的一切規則同革命家組織發生聯系，這樣的核心在群眾最廣泛的支持下，不必有任何固定的形式也能充分執行工會組織所應當執行的一切職能，并且執行得正像社會民主黨所希望的那樣。”列寧強調：“只有采用這種方法，才能使社會民主主義的工會運動不顧一切憲兵的破壞而得到鞏固和發展。”俄國革命成功的經驗證明，列寧提出的這個方案是一個能夠保證社會民主黨對工人運動實施有力領導的方案。

　　在文化方面，列寧強調報紙對于建立革命家組織的重要作用。在列寧看來，革命家的組織不僅是社會主義革命的思想載體、政治載體，而且還是文化載體。作為文化的載體，革命家的組織需要通過報紙宣傳社會主義革命的思想，“培植起強有力的政治組織”，創造社會主義的文化。不僅如此，報紙還能讓人們了解世界上發生了什么事情，告訴人們應該怎樣去學習，怎樣去獲得經驗。《火星報》就是這樣一種報紙?！痘鹦菆蟆肥橇袑幱H自參加創辦的一份政治性報紙，也是俄國社會民主工黨的中央機關報。這份報紙把全俄的事業當作唯一的工作。列寧把這份報紙在俄國革命中所起的積極作用概括為四點：第一，“把各種各樣的工作綜合起來，因而推動人們沿著所有的許許多多條通向革命的道路（像條條道路通羅馬一樣）不斷前進”；第二，向參加革命工作的所有人指明這種事業的概況、范圍和性質，指明“在整個全俄工作中究竟哪些缺點最突出，什么地方沒有進行鼓動，什么地方聯系差，在整個這部大機器中有哪些小齒輪是自己這個小級能夠修理，或者能拿更好的齒輪來替換的”，這樣做可以盡可能地減低不可避免的破壞在革命隊伍中引起的慌亂；第三，“為各種職業和各種發展水平的工人提供精神食糧”，也將“為舉行各種各樣問題的座談和講演提供材料和機會”；第四，通過評論和討論“每一次發動，每一次游行示威”，使全俄各地的革命組織能夠“自覺地準備那種在第一次是自發地發生的行動，利用當地或當時的有利條件來改變進攻計劃等等”，同時也會聚集所有的革命力量。這四個方面的作用表明，革命的報紙是革命家的組織的文化，也是革命家用于宣傳社會主義革命思想、聚集革命力量，引導革命活動不斷地從自發性提升到自覺性高度的陣地。它表明，革命家的組織是一個擔負著社會主義革命的歷史使命、思想使命和培育新文化使命的載體。這樣，列寧就在思考革命家組織的建設中找到了在俄國進行社會主義革命的著手處。他堅信，只要有了這樣一個革命家的組織，俄國社會民主黨就能夠走出正在經歷的“混亂、瓦解和動搖”的第三個時期，開創俄國社會民主黨的第四個時期。列寧預言，“第四個時期一定會使戰斗的馬克思主義鞏固起來，俄國社會民主黨一定會度過危機而變得更加堅強和更加壯大，機會主義者的后衛隊一定會被最革命的階級的真正的先進部隊所‘代替’”。列寧強調，這種“代替”的號召歸結起來，就是“對于‘怎么辦？’這個問題的”“一個簡單的回答：結束第三個時期”。

　　從俄國革命的歷史看，列寧所預言的俄國社會民主黨的第四個時期，就是俄國社會民主黨領導十月革命的時期，列寧對“怎么辦？”問題的解決就是這個時期的理論準備階段，而十月革命的勝利就是這個理論的偉大實踐。這表明，《怎么辦？》與十月革命的關系，就是列寧所闡發的革命的理論與革命的運動的關系；列寧在《怎么辦？》一書中闡發的一整套的無產階級革命理論就是他的社會主義文化觀，這個社會主義的文化觀以十月革命的成功為契機，開創了世界無產階級革命的新時代，也開創了世界歷史的新時代。中國正是在這樣一個新的時代走上社會主義現代化道路的。因此，我們要研究中國式現代化，要深刻地領會中國式現代化的社會主義文化精神，就不能不研究列寧對“怎么辦”問題的思考和解答，不能不研究列寧的社會主義文化觀，不能不研究列寧的社會主義文化觀在20世紀的世界無產階級革命乃至世界歷史變革中所起的巨大作用。這就是我們今天重讀《怎么辦？》這部著作獲得的重要啟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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