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會主義是“國家資本主義”嗎？（一）

　　國家資本主義的兩種原意

　　長久以來，蘇聯的“斯大林模式”一直為國內外的托洛茨基主義者所批判。英國托洛茨基主義者約翰·莫利紐克斯認為資本主義的本質不在于私有財產，國家所有制的建立不代表社會主義的建立，而只是一種國家資本主義。與傳統的托洛茨基主義者不同，當代的許多托洛茨基主義者甚至拒絕承認蘇聯是一個“蛻化的工人國家”，而是將蘇聯冠以“國家資本主義”這一列寧曾使用過的概念。國家資本主義并非列寧首創，但對于這一概念的討論可以說貫穿布爾什維克的革命和建設階段，它包含了帝國主義的表現形式和無產階級專政下的經濟建設的關鍵問題。

　　“左派共產主義者”主張在十月革命后應實行最堅決的社會化，認為新經濟政策是國家資本主義，是向資產階級及其小資產階級知識分子走卒投降；而約翰·莫利紐克斯之流認為國家所有制和國家控制并不一定是社會主義，斯大林主義的蘇聯沒有什么可保衛的。為了反駁中國托洛茨基主義者對國外托洛茨基主義混亂理論的搬弄，本文將梳理國家資本主義概念的流變，并將在后續文章中分析托派理論的退化。

　　PART

　　01

　　帝國主義中的國家資本主義

　　國家資本主義概念的使用最早可以追溯到十月革命以前，在布爾什維克的相關討論中，最早使用這一概念的是布哈林。在《世界經濟和帝國主義》中，布哈林將國內壟斷的情況形容為“國家資本主義托拉斯”。他是這樣描述這一概念的：

　　各個生產部門，還以各種各樣的方式，結成為一個集合體，大規模地組織起來了。這樣，金融資本就把整個國家置于其鐵鉗的夾榨中。“國民經濟”成為一個由金融資本集團與國家合伙組成的巨大的聯合托拉斯……從前是許許多多個人所有的企業相互競爭，現在則出現了少數幾個巨大的資本家盟同之間進行的最頑強的競爭，這些資本家同盟實行一種復雜而且在很大程度上是經過計算的有計劃的政策……國家機器從來就是統治階級掌握的工具，是他們在世界市場上的“捍衛者和保護者”。但是，它從來沒有象在金融資本和帝國主義政策的時代具有這樣重大的意義。隨著國家資本主義托拉斯的形成，競爭幾乎完全移向國外。

　　在這樣的資本主義的條件中，國家化滲透到社會生活的一切領域中，社會的生產被有組織的納入到國家計劃之中，在理論上內部爆發經濟危機的可能性消失——這對布爾什維克來說是恐怖的難以想象的。不過，布哈林將危機的國內機制轉移到世界經濟上，世界經濟的“無政府結構”意味著世界范圍內國家資本主義托拉斯的經濟將會更為劇烈，經濟競爭的最后和最高形式將會表現為戰爭。

　　布哈林對帝國主義的論述似乎與列寧并無太大區別，兩個人都注意到了帝國主義在世界范圍內的競爭，以及世界大戰的爆發對于無產階級革命的重要意義。不同的是，列寧的帝國主義理論并沒有過多的涉及到國家資本主義這一概念，這與兩人的關注重點不同有很大的關系。對列寧來說，使他身為感興趣的是帝國主義殖民地問題，而布哈林更為關注資本主義的新結構。因此在那篇關于帝國主義的經典文獻中，列寧的對殖民地的起義運動表示出強烈關切。

　　但列寧并不是完全忽視對國家資本主義結構的分析，他注意到了自由競爭被排斥這一特征：

　　資本主義的某些基本特性開始轉化成自己的對立面，從資本主義到更高級的社會經濟結構的過渡時代的特點已經全角成和暴露出來的時候，資本主義才變成了資本帝國主義。在這一過程中，經濟上的基本事實，就是資本主義的自由競爭為資本主義的壟斷所代替。

　　但他認為自由競爭在國民經濟中沒有完全消失：

　　自由競爭造成大生產，排擠小生產，又用更大的生產來代替大生產，使生產和資本的集中達到這樣的程度，以致從中產生了并且還在產生著壟斷，即卡特爾、辛迪加、托拉斯以及同它們相融合的十來家支配著幾十億資金的銀行的資本。同時，從自由競爭中生長起來的壟斷并不消除自由競爭，而是凌駕于這種競爭之上，與之并存，因而產生許多特別尖銳特別劇烈的矛盾、摩擦和沖突。壟斷是從資本主義到更高級的制度的過渡。

　　在列寧眼中，壟斷資本主義階段的是混和著壟斷和自由競爭的，由于資本主義歸根到底是生產資料私有制的一種形式，那么由于逐利性引發的自由競爭就不可能被完全規避，同時資本主義已經發展到這樣的一種階段，即金融資本將社會生產集中化。那么壟斷和自由競爭也處于一種對立的狀態，這就呈現出一個對于資本主義社會矛盾的經典表述：生產的社會化和生產資料私人占有之間的矛盾。同時，雖然列寧沒有明確指出，但他的論述包含著這樣的一種可能性：不同資產階級壟斷集團為爭奪國民經濟主導權而競爭，這樣的競爭最終也將導致社會生活的動蕩。

　　布哈林的“有組織的國家資本主義”的描述，即托拉斯化能夠消除內部危機的想法，在列寧看來是“資產階級經濟學家散布的神話”，因此他更為強調壟斷資本主義的腐朽和衰老。或許是復雜抽象的社會學分析導致布哈林沉迷在表象而忘記了實質，無論對國家資本主義再進行怎樣深刻的結構分析，都沒有辦法掩蓋其生產資料私有制導致的兩大階級政治對抗的本質。布哈林喜歡用的“社會學”、“社會學的”這樣的字眼，列寧一再報之以“呸！”“哈哈”“折衷主義”的指責，有一次還說：“好，‘社會學家’布哈林最終把'社會學者’這個詞打在諷刺式的引號里去！好極了！”

　　帝國主義范疇下的國家資本主義，在布哈林那里就意味著一種恐怖的利維坦式的資本主義社會形態，正如他自己所描述的那樣“這樣就誕生了最后一種現代帝國主義強盜國家，這是一種鐵的組織，它把生動的社會緊緊地握在它的鐵拳里。它是一個新的利維坦。”在這樣的社會中，商品生產消失了，但卻不是社會主義社會，因為一個階級對另一個階級的統治仍然存在。因此，布哈林從情感上無法接受這種社會形態。而在列寧那里，國家資本主義不過是資本主義的一種形態，他仍然無法擺脫價值規律的影響，過分強調這一社會形態的永恒性是沒有必要的，重要的是國家資本主義在世界范圍的競爭造就了特殊的政治環境，這為布爾什維克的活動帶來了機會。

　　PART

　　02

　　無產階級專政下的國家資本主義

　　在這個范疇下關于國家資本主義的討論，是在十月革命后布爾什維克掌握國家政權后的歷史條件下展開的。在無產階級專政的經濟建設的條件下，列寧提出為了恢復國民經濟，要發展國家資本主義。但在布哈林眼中，國家資本主義描述的是帝國主義階段的國家經濟組織形式，列寧使用國家資本主義的概念是詞不達意的。與列寧將國家資本主義作為國家調節私人資本和現代經濟管理的同義詞不同，布哈林認為國家資本主義同帝國主義一樣，是一個“很具體很純粹的歷史范疇”，“沒有資本家的資本主義簡直荒謬到了極點”。但刨除語義上分歧，兩人對于國家資本主義的具體實踐——新經濟政策——的看法卻并沒有什么差別。因此，下面將著重梳理列寧在不同階段對無產階級專政下的利用國家資本主義進行經濟建設的相關論述。

　　在二月革命爆發后，資產階級臨時政府制定一系列代表本階級利益的反動政策，加重俄國人民面臨戰爭、饑荒、失業、財政破產的“大難”，企圖以此消滅蘇維埃。面對這樣的情形，列寧寫下《大難臨頭，出路何在》一文，提出并詳細論證了戰勝災難和饑荒的辦法，即發展國家壟斷資本主義。其中的策略有工人對生產和分配實行監督、銀行和辛迪加國有化、取消商業秘密、沒收地主土地和全部土地國有化等。列寧指出：

　　由國家實行監督、監察、計算和調節，在產品的生產和分配中正確調配勞動力，愛惜人民的力量，杜絕力量的任何浪費，節約力量。監督，監察，計算，——這就是消除災難和戰勝饑荒的首要辦法。……我國政府政策的基本矛盾就在于：為了不同資產階級鬧翻，不破壞同它的“聯合”，就不得不實行反動官僚式的監督，同時為了不斷欺騙人民，又把這種監督叫作“革命民主的”監督，這樣就激起了剛把沙皇制度推翻的群眾的憤怒和痛恨。

　　在資產階級民主革命推翻沙皇后，政府本應該采取有別于沙皇的革命民主的國家壟斷資本主義——以國家調節管控國民經濟的方式，恢復經濟改善民生，但戰爭為資本家們帶來了豐厚的利潤，資產階級臨時政府不愿向前走出一步。正如列寧所描述的那樣：

　　戰爭造成了如此重大的危機，使人民的物質力量和精神力量達到如此緊張的地步，使整個現代社會組織受到如此嚴重的打擊，因此人類必須作出抉擇：要么是滅亡，要么是把自己的命運托付給最革命的階級，以便最迅速最激進地過渡到更高的生產方式。

　　因此，由無產階級領導推翻現有政府，建立真正革命民主國家中的國家資本主義，發展生產力恢復國民經濟的意義愈加重要。列寧強調發展國家資本主義的重要性在于：

　　真正革命民主國家中的國家壟斷資本主義，必然會是走向社會主義的一個或一些步驟！……社會主義無非是從國家資本主義壟斷再向前跨進一步。換句話說，社會主義無非是變得有利于全體人民的國家資本主義壟斷，就這一點來說，國家資本主義壟斷也就不再是資本主義壟斷了。……在用革命手段爭得了共和制和民主制的20世紀的俄國，不走向社會主義，不采取走向社會主義的步驟（這些步驟為技術和文化的水平所制約和決定．在農民的耕作業中“實行”大機器經濟固然不行，在糖業生產中要取消大機器經濟也是不行的），就不能前進。

　　列寧的思路很簡單，就是國家資本主義分為兩種，一種是資產階級領導的，一種是無產階級領導的，而資產階級領導的國家資本主義將走向戰爭饑餓和死亡，無產階級領導的國家資本主義是通向社會主義的步驟。國家資本主義雖然有著資本主義的名稱，但列寧認為“雖然還不是社會主義，但是已經不是資本主義了。這是走向社會主義的一個巨大步驟”。

　　在十月革命后，布爾什維克奪取了政權，面臨著國外國內各種問題。此時，黨內的“左派共產主義者”對外反對結束戰爭主張將革命推向歐洲，對內反對建立恢復生產秩序，一味地要求社會化集體化而忽視對生產活動進行“計算”。在這樣的情形下，列寧在1918年寫下《論“左派”幼稚性和小資產階級性》，對黨內的“左派共產主義者”進行批判，并進一步提出自己國家資本主義的設想。

　　在這篇文章中，列寧詳細分析了俄國當下現存的五種經濟形式：宗法式的，即在很大程度上屬于自然經濟的農民經濟；小商品生產（這里包括大多數出賣糧食的農民）；私人資本主義；國家資本主義；社會主義。而“占優勢而且不能不占優勢的是小資產階級自發勢力；大多數甚至絕大多數耕作者都是小商品生產者。在我國，投機商時此時彼地破壞國家資本主義的外殼（糧食壟斷，受監督的企業主和商人，資產階級合作社工作者），而投機活動的主要對象是糧食。”因此列寧認為國家資本主義在經濟上遠遠高于俄國現時經濟：

　　在這里不是國家資本主義同社會主義作斗爭，而是小資產階級和私人資本主義合在一起，既同國家資本主義又同社會主義作斗爭。小資產階級抗拒任何的國家干涉、計算與監督，不論它是國家資本主義的還是國家社會主義的。這是絲毫不容爭辯的事實，“左派共產主義者”在經濟問題上的錯誤的根源就在于不了解這一事實，投機商、奸商、壟斷制破壞者就是我國“內部的”主要敵人，即反對蘇維埃政權的經濟措施的敵人。

　　同時，列寧將俄國和德國的情形進行了對比。在德國，“那里有達到‘最新成就’的現代大資本主義技術和服從于容克資產階級帝國主義的有計劃的組織。”而在俄國，列寧認為“不要軍閥的、容克的、資產階級的、帝國主義的國家，同樣用國家，然而是另一種社會類型、另一種階級內容的國家，蘇維埃國家，即無產階級國家來代替，那你們就會得到實現社會主義所需要的全部條件。”所以俄國將要實行的國家資本主義與一般的國家資本主義不是同一種東西，而是在無產階級領導下的國家資本主義，能夠爆發比一般類型更為先進的生產力。

　　究竟如何實行國家資本主義的政策呢？列寧指出：

　　在我國，工人即無產者沒有在人口中占絕對優勢，沒有很高的組織程度，勝利的因素是最貧苦的、迅速破產的農民對無產者的支持。最后，在我國，既沒有高度的文明，也沒有妥協的習慣。如果考慮一下這些具體條件，那就很清楚，我們現在能夠而且應該把兩種辦法結合起來，一方面對不文明的資本家，對那些既不肯接受任何“國家資本主義”，也不想實行任何妥協，繼續以投機和收買貧民等方法來破壞蘇維埃措施的資本家，無情地加以懲治；另一方面對文明的資本家，對那些肯接受并能實施“國家資本主義”，能精明干練地組織真正以產品供應千百萬人的大企業而對無產階級有益的資本家謀求妥協或向他們實行贖買。

　　在這里，列寧使用的仍然是階級斗爭的分析方法。作為無產階級的領導力量，布爾什維克必須時刻明確應在什么階段聯合什么樣的階級去進行怎樣的階級斗爭。由于俄國特殊的歷史條件，導致無產階級想要取得政權并向社會主義過渡，就不得不實行聯合部分資產階級對小生產者進行階級斗爭。這大概就是列寧的國家資本主義實際上想要做的事情。在這篇文章中，列寧對“左派共產主義者”的批評在現在或許仍有重要意義：

　　只有那些懂得不向托拉斯的組織者學習就不能建立或實施社會主義的人，才配稱為共產主義者。因為社會主義并不是臆想出來的，而是要靠奪得政權的無產階級先鋒隊去掌握和運用托拉斯所造成的東西。我們無產階級政黨，如果不去向資本主義的第一流專家學習組織托拉斯式的即象托拉斯一樣的大生產的本領，那便無從獲得這種本領。

　　在經過三年國內戰爭后，由于實行的戰時共產主義政策已經引起農民極大的不滿，列寧結合國內國際形勢，寫下《論糧食稅》一文。面對農村被破壞的生產力，列寧認為：

　　要改善工人的生活狀況，就需要有糧食和燃料。從整個國家經濟的角度來看，現在最大的“阻礙”正是這方面引起的。要增加糧食的生產和收成，增加燃料的收購和運輸，非得改善農民的生活狀況，提高他們的生產力不可。……無產階級作為一個領導階級、統治階級，應當善于指導政治，以便首先去解決最迫切而又最“棘手的”任務。現在最迫切的就是采取那種能夠立刻提高農民經濟生產力的辦法。只有經過這種辦法才能做到既改善工人生活狀況，又鞏固工農聯盟，鞏固無產階級專政。

　　列寧提出使用糧食稅的方式，一方面減輕農民的負擔緩和階級矛盾，另一方面征收一定的稅款為工業化提供支持。由于戰爭的破壞，列寧承認一定程度上的小生產對于生產力的恢復是有益的，即使他始終堅信“小生產是經常地、每日每時地、自發地和大批地產生著資本主義和資產階級的”，但現有的生產條件無法做到“從社會主義大工廠的生產中拿出小農所需要的全部產品來向小農交換糧食和原料”，所以列寧提出“不去試圖禁止或堵塞資本主義的發展，而努力把這一發展納入國家資本主義的軌道。”

　　如何在蘇維埃政權條件下發展國家資本主義呢？這篇文章詳細地回答了這個問題。列寧提出了四種經濟形式：租讓制、合作社、委托代銷和租借制。

　　租讓制是：“蘇維埃政權、即無產階級的國家政權為反對小私有者的（宗法式的和小資產階級的）自發勢力而和國家資本主義訂立的一種合同、同盟或聯盟。承租人就是資本家。他按資本主義方式經營，是為了獲得利潤，他同意和無產階級政權訂立合同，是為了獲得高于一般利潤的額外利潤，或者是為了獲得用別的辦法得不到或極難得到的原料。蘇維埃政權獲得的利益，就是發展生產力，就是立刻或在最短期間增加產品數量。”簡單點說就是由蘇維埃國家與外國資本家訂立合同，把暫時無力經營或開發的企業、礦山、森林區等租賃給這些資本家來經營以取得先進資本主義國家的資金、技術、生產設備和管理經驗。

　　由于要實行糧食稅，為便于將小生產納入國家資本主義的軌道上進行統一監督和計算，在農業生產上就要實行合作制資本主義。“既然糧食稅意味著可以自由出賣剩下的（納稅以后的）余糧，那么我們就必須竭力設法把資本主義的這種發展（因為買賣自由、貿易自由就是資本主義的發展）納入合作制資本主義的軌道。”可見，列寧實行糧食稅的方針并不是向小生產倒退，而是促使小生產向社會化生產過渡，正如他所說的：“由小業主合作社向社會主義過渡，則是由小生產向大生產過渡，就是說，是比較復雜的過渡，但是它一旦獲得成功，卻能包括比較廣大的居民群眾，卻能把根深蒂固的舊的關系，社會主義以前的，甚至資本主義以前的即最頑固地反抗一切“革新”的那些關系徹底鏟除。”

　　委托代銷就是國家把作為商人的資本家吸引過來，付給他們一定的傭金，由他們來銷售國家的產品和收購小生產者的產品。租借制是國家把國有的企業或油田、林區、土地等租給企業資本家，而且租借合同與租讓合同極為相似。租借制和租讓制的主要區別在于，租讓制面向的是外國資本家，承租者把產品的一部分交給蘇維埃國家，并按合同提取利潤，合同期滿后，國家即將企業收回；租借制面向的是本國資本家、合作社或個體勞動者經營，旨在減輕各級國民經濟委員會的負擔，加速恢復日用必需品的生產，甩掉國家的財政包袱。

　　PART

　　03

　　余論

　　作為國家資本主義實踐的新經濟政策，總是會讓人聯想到某國的改革開放政策，有評論家認為新經濟政策就是社會主義，可惜后來蘇聯的路子僵化了。但我們通過上面的梳理可以看出，列寧眼中向社會主義過渡的國家資本主義有兩大要求，一是國家資本主義的發展是在無產階級專政的條件下進行的，二是國家資本主義必須是向著社會化大工業生產的方向發展的。新經濟政策引入市場的機制，其根本目的是為了讓社會主義的經濟成分在自由競爭過程中戰勝私人資本。而糧食收購危機表明市場的機制已經不適合于快速工業化的目標，因此新經濟政策的歷史任務也就完成。經典的斯大林體制也正是新經濟政策繼續發展的結果，與其將新經濟政策看作是一種社會主義固定體制，不如將其看作是一種過渡模式。

　　而某國的改革開放似乎是一個顛倒的過程，通過引入小生產瓦解已經建立起的社會化生產，國家對經濟的監督管控也在不斷放松，而在這一過程中，無產階級的領導地位也逐漸喪失，列寧的國家資本主義的兩大要求都無法達到，這個條件下的國家資本主義是否是向社會主義過渡的環節需要打上一個問號。

　　盡管列寧已經在《論“左派”幼稚性和小資產階級性》批評了“左派共產主義者”在現實策略上的幼稚性，但從理論上澄清國家資本主義的合理性也是必要的，因為不僅是在布爾什維克中，在21世紀的馬克思主義者中也會產生這樣的“左派”，他們對砸爛一切秩序抱有不切實際的幻想，他們認為采取國家資本主義的方式恢復生產就是“向資產階級及其小資產階級知識分子走卒投降”。

　　馬克思在《哥達綱領的批判》中就曾對資本主義向共產主義過渡這一過程作過說明：

　　這樣的共產主義社會，它不是在它自身基礎上已經發展了的，恰好相反，是剛剛從資本主義社會中產生出來的，因此它在各方面，在經濟、道德和精神方面都還帶著它脫胎出來的那個舊社會的痕跡。……在共產主義社會第一階段，在它經過長久的陣痛剛剛從資本主義社會里產生出來的形態中，是不可避免的。權利永遠不能超出社會的經濟結構以及由經濟結構所制約的社會的文化發展。

　　馬克思認為當人類社會走出資本主義時，要經歷一個過渡階段，而在這一階段資產階級法權仍在起作用，用列寧的話說就是“雖然還不是社會主義，但是已經不是資本主義了。”張春橋在《論對資產階級的全面專政》里也描述了為何會存在資產階級法權：“只要公社還沒有多少東西可以拿出來同生產大隊、生產隊‘共產’，全民所有制也拿不出極為豐富的產品來對八億人口實行按需分配，就只能繼續搞商品生產、貨幣交換、按勞分配。”左派人士幻想的從資本主義社會一步躍向共產主義是不可能存在的，不論他們指責國家資本主義有多資本主義，不論他們指責這樣的資本主義對人的“異化”到了何種程度，歷史唯物主義都告訴我們這是必要步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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