馬克思恩格斯關于中國問題的論述視角及其啟示

　　馬克思和恩格斯對中國的考察和論述，包含普遍歷史與亞細亞社會的視角。康德、黑格爾、謝林等人對中國問題研究的背后是“普遍歷史”觀念的形成。在唯物史觀的視野中，這種普遍歷史觀念的現實基礎被馬克思、恩格斯深刻揭示為世界市場的拓殖與特定支配—從屬關系的建立。面對“東方從屬于西方”的歷史變局，中國社會呈現出了自身的韌性和特質。馬克思和恩格斯借由“亞細亞”“社會形態”“社會機體”等概念，闡述了中國社會經濟結構的堅固性、總體化與獨特性，從中國等亞細亞社會的視角重新審視和詮釋了世界歷史的普遍性。馬克思、恩格斯關于中國問題的論述，對于破除東西方之間的從屬關系、思考中國式現代化進程具有啟示意義。

　　在馬克思和恩格斯的著作中關于中國問題的論述并不少見。作為19世紀的歐洲人，他們觀察、探討中國的動因和視角，源于當時的歷史現實和思想傳統。歐洲與中國之間的交往和認知始于大航海時代，耶穌會士的傳教、全球貿易的擴展、普遍歷史的觀念，塑造了不同時代思想家關于中國問題的不同觀點。如果說萊布尼茨、伏爾泰由于耶穌會士文獻的引導而理想化中國的話，那么，從康德到黑格爾的德國哲學家則在普遍歷史的關照下對中國持貶抑態度。實際上，無論是“獨特的文明形態”還是“落后的東方國家”，中國形象都是在世界歷史的進程中、在特定的視角下呈現出來的。在馬克思、恩格斯的時代，英國已是海外殖民帝國的代表，如何看待資本主義主導和推動的世界歷史進程，以及在此進程下中國等亞細亞社會的歷史韌性和獨特性，并以社會主義的方式探尋新的普遍性，是兩人亟須面對且深入思考的問題。他們論述中國的視角也因此具有了不同以往的、對后世關于中國問題的研究具有持久影響的重要意義。

　　一、普遍歷史的視角：東方從屬于西方

　　面對日益密切的貿易往來，世界上的所有國家皆被納入一個共同的歷史進程，對這一進程的統一性原則的探尋，于18世紀末、19世紀初孕育了“普遍歷史”的觀念以及關于人類發展的歷史哲學，包括中國在內的亞細亞社會的位置在這種普遍歷史觀念尤其是德國哲學中得到新的描述。康德的《世界公民觀點之下的普遍歷史觀念》、赫爾德的《人類歷史哲學的觀念》、席勒的《普遍歷史的性質和價值》、謝林的《世界時代》、黑格爾的《世界史哲學講演錄》，這些書目名稱已顯露了相近的旨趣。

　　在康德眼中，人類史以古希臘為真實的起始，凡是在此之外的諸民族的歷史，只能從其加入希臘歷史的那個時代開始算起，中國對康德而言只是超出此外的“未知的領域”。[1](P20)對于黑格爾來說，哲學用以觀察歷史的唯一“思想”是精神，世界歷史無非是“自由”意識的進展，這一進展由不同階段的“一定的特殊的原則”，即“民族精神”所承擔和實現。按照這一尺度，他斷言，世界歷史開端自東方、終結于西方，中國作為東方世界的典型被錨定在了人類歷史發展的最低級階段。[2](P16-17)值得注意的是，同樣秉持世界史圖景的謝林，卻更為審慎地注意到了中國人全部思想方式的非神話性、中國傳統制度的穩定性和牢固性、中國語言文字的獨一無二，覺察到中國在本質上是“一個偉大的、獨特的例外”，[3](151)“它一直保持自己的獨立，顯示了其不可動搖的生活準則”。[3](142)

　　馬克思和恩格斯對中國的觀察和評述始自對這一視角的繼承和改造。兩人在創立唯物史觀時對中國問題的引述、在19世紀50年代刊發的中國主題的政論文章、1在《資本論》手稿寫作中對中國的評論、在1870—1880年關于東方社會道路的思考，是理解馬克思、恩格斯關于中國問題的論述的主要文獻。他們關于中國問題的研究，是其世界歷史理論和資本批判理論的重要組成部分。

　　首先，“普遍歷史”的觀念產生于歷史向世界歷史轉變的現實進程。按照馬克思、恩格斯在《德意志意識形態》《共產黨宣言》中所確立的唯物史觀，如果說社會意識是被意識到了的社會存在，那么，“普遍歷史”的觀念則是被意識到了的世界市場的開辟、世界歷史的進程：地方性的小市場被聯合起來的大市場所代替，民族性的自給自足和閉關自守被各民族的互相往來和互相依賴所代替，各民族史也被一體化的世界史所代替。這種“物質的生產”的根本轉變，決定性地影響了“精神的生產”——“民族的和地方的文學（Literatur，泛指哲學、科學等）”被一種“世界的文學”所代替，各民族的精神產品成為公共的財產。[4](P35)作為共同精神產品的普遍歷史觀念、世界歷史意識應運而生。這可視作馬克思、恩格斯對“普遍歷史”的唯物主義奠基。在此意義上，他們批評以往的德國哲學家：“歷史向世界歷史的轉變，不是‘自我意識’、世界精神或者某個形而上學幽靈的某種純粹的抽象行動，而是完全物質的、可以通過經驗證明的行動，每一個過著實際生活的、需要吃、喝、穿的個人都可以證明這種行動。”[5](P541)

　　馬克思以中國、印度與英國的貿易為例在經驗上證明了這場歷史性的行動。自16世紀傳入歐洲以來，茶葉一直是中國聯結世界貿易的重要方式，飲茶成為彼時歐洲的貴族及之后興起的資產階級的休閑方式。依據馬克思對貨幣流通史的考察，伴隨18世紀英國茶葉消費的迅速增長，英國人為購買中國茶葉匯去大量白銀，乃至從美洲輸入歐洲的白銀也有一部分輸往亞洲，造成了西方與亞洲之間的白銀流通和貿易逆差；直到“英國的仁慈強迫中國進行正式的鴉片貿易，用大炮轟倒了中國的圍墻”，且東印度公司于1831年放棄在印度的貿易壟斷，兩者間的貿易差額才發生明顯的轉折。[6](P73)而印度貿易開放后，“自遠古的時候起就是向全世界供應棉織品的大工場的印度，這時到處充斥著英國的棉紗和棉織品”，[7](P168)印度的棉織業被摧毀，逐步淪為英國工業品的傾銷處和原料供應地。印度、英國、中國由此形成一個“圓圈式的交易”——印度鴉片輸往中國，中國茶葉輸往英國，英國殖民統治印度，印度購買英國大量工業品。作為“吃、喝、穿”必備的茶葉和棉織品，發揮了世界歷史性的作用。

　　其次，世界歷史進程是在特定的“支配—從屬關系”中展開的。從中英印三方的貿易即可窺見，世界歷史并不是在一個均質、平衡的空間中展開的，其背后蘊藏著殖民擴張和武力侵略。更深一層看，世界歷史的普遍性并不是一種抽象的普遍性，而是在特定的支配—從屬關系中造就的，是資產階級“按照自己的面貌為自己創造出的世界”，“它迫使一切民族——如果它們不想滅亡的話——采用資產階級的生產方式；它迫使它們在自己那里推行所謂的文明，即變成資產者”。[4](P35-36)這種支配—從屬關系，就是資本關系的全球化，將資產階級社會中資本對活勞動的支配和統治普遍化為宗主國對殖民地的支配和統治，這種世界歷史現象正如馬克思、恩格斯所描繪的——“農村從屬于城市”“未開化和半開化的國家從屬于文明的國家”“農民的民族從屬于資產階級的民族”“東方從屬于西方”。[4](P35-36)世界歷史的本質性被深刻揭示為一種從屬關系。

　　中國自1840年以來、印度自殖民統治以來所遭遇的挑戰和危機，歸根到底都源于資產階級所開辟的世界歷史及其內在的支配—從屬關系。馬克思曾在梳理鴉片貿易史時談到，“在18世紀，東印度公司與天朝帝國之間的斗爭，具有外國商人與一國海關之間的一切爭執都具有的共同點，而從19世紀初起，這個斗爭就具有了非常突出的獨有的特征”，“這樣一個帝國注定最后要在一場殊死的決斗中被打垮”。[8](P804)如何看待這里提及的“獨有的特征”和“殊死的決斗”？馬克思洞察到，英國對于亞洲（印度和中國）的侵略所具有的獨特性就在于：按照一條“永恒的歷史規律”，以往的野蠻的侵略者，本身會被他們所征服的臣民的較高文明所征服，這在印度歷史和中國歷史上屢見不鮮；然而，這次不列顛人是“第一批文明程度高于印度因而不受印度文明影響的征服者”。[4](P686)在中國，這便是李鴻章所說“三千余年一大變局”——如果說在近代以前中原地區在面對周邊特別是北方游牧民族的侵擾時，在文明程度上具有絕對優勢的話，那么，面對從西方而來的資本主義的世界擴張運動，中華文明遭遇至少不低于自己的來自外來文明的侵襲。以往外來侵入者“印度化”“中國化”的景象不再發生，反而，打破印度和中國一成不變的原始形態、停滯狀態被視作“歐洲化的必要條件”。[9](P118)在這種特定的從屬關系中，亞洲帝國被判定為與西方的文明、先進相對峙的野蠻、落后，并最終會被命運般地擊垮。對此，赫爾德甚至曾嘲諷道：“這個泱泱大國將來要么自行分裂解體，要么那些較為開明的乾隆們做出父親般的決定，將他們養育不了的東西當作殖民地拱手讓出，這樣，可以減輕傳統習俗的束縛，相反引進思想和心靈的比較自由的自我能動性。”[3](P91)

　　最后，資產階級文明的歷史性決定了變革從屬關系的可能性。在馬克思、恩格斯的語境中，文明并不是指抽象的、一般的人類文明，而是指處于一種特定的從屬關系、由資產階級在殖民地推進的文明即“資產階級文明”。它使得包括中國在內的一切民族都被迫卷入這種文明中來，使得亞細亞社會從屬于西歐所代表的西方社會。不過，宗主國的經濟危機與殖民地的革命運動已經在共同觸及資產階級文明的歷史界限。在馬克思看來，宗主國英國出現的周期性經濟危機的根源，在于生產過剩和市場消費不足的并存，這是社會所擁有的生產力與狹窄的資產階級所有制關系不相適應的表現，也是其不斷拓殖新市場的動因所在。這種情況下，當太平天國運動的爆發將導致中國這個大市場突然縮小、茶葉這樣的必需品突然漲價、加重英國的工業危機之時，馬克思敏銳地意識到一種獨特的、東西方的“兩極相聯”：“中國革命將把火星拋到現今工業體系這個火藥裝得足而又足的地雷上，把醞釀已久的普遍危機引爆，這個普遍危機一擴展到國外，緊接而來的將是歐洲大陸的政治革命。”[7](P118)歐洲的革命也將與印度的命運休戚相關：“在大不列顛本國現在的統治階級還沒有被工業無產階級取代以前，或者在印度人自己還沒有強大到能夠完全擺脫英國的枷鎖以前，印度人是不會收獲到不列顛資產階級在他們中間播下的新的社會因素所結的果實的。”[4](P690)中國與印度的真正發展，唯有在占有資產階級時代的成果，又克服資產階級文明的時刻才是可能的。也由此，當1871年巴黎公社失敗、歐洲革命陷入沉寂之時，馬克思再次聚焦西歐和北美之外探尋抵抗資本的諸種形式，俄國、中國的世界歷史地位被不斷重新認知。[10](P196)

　　二、亞細亞社會的視角：中國自身的韌性和特質

　　通過對“普遍歷史”的重新奠基和改造，馬克思、恩格斯力圖證明，這一進程及其觀念是在具體的、暫時的、有待突破的支配—從屬關系中展開、形成的。作為特定階段的從屬方，亞細亞社會特別是中國社會在具體情勢下所體現出的韌性、特質和發展趨勢，引起了馬克思、恩格斯更多的關注和深思。隨著研究的深入，對中國社會的持續考察，具有了超出中國自身之外的普遍意義。

　　首先，中國社會經濟結構具有獨特性和堅固性。發動兩次鴉片戰爭的英國人，目的是為打開中國國門、促進在華貿易，戰爭的結果是否達到預期呢？根據馬克思的觀察，“1839年至1842年的第一次英中戰爭期間，英國制造商曾陶醉于出口貿易會驚人擴大的妄想。他們曾一碼一碼地量出了準備給天朝人穿著的棉織品”；然而，真實情況粉碎了幻想，正如一位英國制造商所說，“從1842年以來，我們（即聯合王國）絲毫也沒有增加對中國的出口，至少就我們的工業品而論是如此。我們增加了茶葉的消費量，僅此而已。”[11](P76)對于這種現象的原因，馬克思先列舉了時人的三種分析：一是對華出口貿易受阻“歸咎于野蠻政府所設置的人為障礙在作梗”，“可以用強力清除這些障礙”；[8](P843)二是鴉片貿易由于耗費了白銀而大大妨礙了“中國人的一般貿易”；三是投入中國市場的商品沒有匹配消費者的實際需要和支付能力。在他看來，前兩者不過是一種“錯覺”或至少是沒有觸及根本的，而第三種情況是“世界市場歷史上經常有的現象”，并不能夠解釋“中國市場所特有的現象”；[8](P811)實際上，根源在于“在以小農經濟和家庭手工業為核心的當前中國社會經濟結構中，根本談不上大宗進口外國貨”。[8](P813)

　　中國的這種社會經濟結構，就是馬克思眼中的亞細亞生產方式的典型形式。在19世紀50年代，馬克思、恩格斯已通過閱讀貝爾尼埃的著作確認了東方的一切現象的基礎是不存在土地私有制，這緣于亞洲的干旱氣候和土壤性質需要國家組織興辦灌溉系統等公共工程，因而國家是最高的土地所有者。[9](P112、113)馬克思將這種形式概括為“亞細亞形式”——勞動者同勞動的客觀條件的天然統一、單個人對公社來說不是獨立的、生產的范圍限于自給自足、農業和手工業結合在一起。這種自給自足、不斷以同一形式建立起來的公社具有極強的穩定性，因而說“亞細亞形式必然保持得最頑強也最長久”。[12](P478)面對英國出口的工業品，印度和中國的小農業和家庭工業的統一所形成的“生產方式的廣闊基礎”，具有“內部的堅固性和結構”，“因農業和手工制造業的直接結合而造成的巨大的節約和時間的節省，在這里對大工業產品進行了最頑強的抵抗”。[13](P372)另外，如果說英國作為統治者尚且是極其緩慢地才消滅印度工農業生產的統一體的話，那么，在缺少直接政治權力的幫助下，中國的這一進程將更為緩慢。這再次解釋了英中貿易受阻的緣由。

　　其次，包括亞細亞在內的社會形態都是一個總體化的有機體。亞細亞形式的堅固性來自于其內部的有機構成，這與馬克思在同時期初次使用的“社會形態”（Gesellscha?tsformation，亦可譯為“社會構成”）概念密切相關。他巧妙地將地質學的“地層”（Formation）概念轉用于社會歷史領域，用來描述法國路易·波拿巴政變所體現的觀念意識、政治權力對社會生活的建構性作用，由此呈現出不斷構成中的社會機體。相較于“生產方式”所凸顯的社會生活的經濟維度，“社會形態”更加突出了社會生活的總體化趨向，是將社會理解為“能夠變化并且經常處于變化過程中的有機體”。[14](P10、13)這種機體論已出現于赫爾德和黑格爾的思想中。赫爾德認為，每一個民族都由于所處地理環境及其塑造的體質和精神特征而有所不同，由此形成的社會是一個不可分割的生命有機體，政治、宗教、道德和法律體系密不可分地交織在一起，所有的有機體都將經歷出生、成長、成熟、衰老在內的發展過程。正如黑格爾所說，“一個民族所采取的憲法同它的宗教、藝術和哲學，或者，至少是同它的種種觀念以及種種思想——它的一般文化，形成一個實體——一個精神”，[2](P42)“這個民族度過的生命，和個人從壯年到老年度過的生命相同”。[2](P69)

　　馬克思對亞細亞社會結構及其變革的剖析離不開對社會形態的上述理解。在談及英國商業資本對印度和中國的亞細亞生產方式將起多大解體作用時，馬克思強調，“這個解體過程會導向何處，換句話說，什么樣的新生產方式會代替舊生產方式，這不取決于商業，而是取決于舊生產方式本身的性質”，亞細亞生產方式的內部結構將決定其自身的變革方向；同時，他以歐洲史為例指出，商業和商業資本的發展，既可能以奴隸經濟為其結果，也可能導致資本主義生產方式，“這些結果本身，除了取決于商業資本的發展以外，還取決于完全另外一些情況”。[13](P370)這樣的說法不禁令人想到馬克思此后分析俄國時所說，“極為相似的事變發生在不同的歷史環境中就引起了完全不同的結果”，因而需要對特定的歷史環境加以研究，再把它們加以比較，才能找到理解這種現象的鑰匙。[15](P466-467)亞洲的內部在西方外部沖擊下的不同結果就佐證了這一點。印度、日本、中國經歷了三種不同的命運：印度喪失自己的獨立淪為殖民地，日本成功地克服被殖民地化的危機，進而發展為獨立工業國，中國走上半殖民地化的艱難歷程。可以說，亞細亞的諸社會的轉型方式，并不取決于西方，而是取決于這些社會有機體自身的性質——它們的內部結構、政治制度、文化心理等。2

　　最后，亞細亞社會的歷史命運無法在西歐社會的演進中得到確切闡述。馬克思曾批判性地指認過：“蒲魯東先生把種種經濟關系看做同等數量的社會階段”，并認為這些階段“一個來自一個”；然而實際上，“單憑運動、順序和時間的唯一邏輯公式怎能向我們說明一切關系在其中同時存在而又互相依存的社會機體呢”？[5](P603-604)很顯然，作為有機體的諸多社會形態的演進，不能按照線性順序的“邏輯公式”或者作為“萬能鑰匙”的“一般發展道路的歷史哲學理論”來理解。

　　在這個意義上，關于馬克思1859年所概括的“亞細亞的、古希臘羅馬的、封建的和現代資產階級的生產方式可以看做是經濟的社會形態演進的幾個時代”，[4](P592)如下幾點是需要特別指出的：經過1870—1880年系統摘錄關于非西方的和前資本主義社會的人類學文獻，馬克思已將原始氏族公社視作最初的社會形態，亞細亞被重新界定為原始氏族公社解體后形成的次生形態。更重要的是，原始共同體解體后出現的奴隸制、中世紀以來“生產者與生產資料徹底分離”的歷史運動，乃至資本主義生產方式，這些階段分明的社會形態演進，正如馬克思所說，是他“關于西歐資本主義起源的歷史概述”，“明確地限制在西歐各國的范圍”，[15](P589)而不是俄國、中國等具有亞細亞形式特征的社會所必然經歷的“歷史命運”。再進一步，亞細亞與西歐的社會類型和發展路向自原生的社會形態就表現出了差異：原始公社并不是按照同一形式建立起來的，其后的社會序列的類型和進化也都不相同，“把所有的原始公社混為一談是錯誤的；正像在地質的層系構造中一樣，在歷史的形態中，也有原生類型、次生類型、再次生類型等一系列的類型”。[15](P581)因此，若要理解具體的社會形態的演進，就務必要摒棄“一個來自一個”的先驗的邏輯公式，深入到該社會形態的歷史環境。

　　俄國民粹派與馬克思、恩格斯關于俄國能否“跨越資本主義制度的卡夫丁峽谷”的討論，為理解上述思路提供了一個參照。自19世紀70年代沙俄帝國的內部孕育革命動向、《資本論》在俄國廣為傳播以來，俄國就面臨是否必須經歷資本主義生產各階段的時代難題，俄國民粹派普遍認為可以將俄國存在的農業公社作為直接跨入社會主義的手段。對此，馬克思、恩格斯審慎地回應道，俄國農業公社的獨一無二的歷史環境，使得跨越存在理論上的可能性——公有制在這里被大范圍的保存下來，而且由于與資本主義生產在同時代并存，它便有機會“不必屈從于資本主義的活動方式”[15](P576)而“占有資本主義制度所創造的一切積極的成果”。[15](P580)這種可能性在俄國革命與西歐無產階級革命互為補充的條件下便會成為現實，該國的土地公有制便能成為“共產主義發展的起點”。[4](P8)這些論述引發了后人關于亞細亞社會如何以自身的方式掌握資本主義生產的積極成果的持續思考。

　　三、視角間的從屬關系及其變革

　　如何看待上述馬克思和恩格斯關于中國問題的論述視角之間的內在聯系？基于資本主義及其世界歷史性的解析，他們認為，“東方從屬于西方”不僅是一種現實的權力關系，還是一個隱含的視角關系。在這一特定階段，著眼東方的亞細亞社會視角是較易被從西歐出發的普遍歷史視角所支配的；但是，同現實從屬關系一樣，這種視角從屬關系也從其產生起便具有暫時的、有待變革的性質。

　　在馬克思、恩格斯看來，資本主義是一種特定的、世界歷史性的生產方式：該生產方式一方面造成了以全人類互相依賴為基礎的普遍交往、把物質生產變成對自然力的科學支配，為更高級的新形態創造了各種要素；不過，另一方面，它所取得的成就是以剝削他人的勞動為基礎，不斷生產出與資本積累相適應的“工人對資本家必不可少的社會從屬性即絕對的從屬關系”。[14](P881)這種兩面性在世界歷史范圍內的體現，便是馬克思以印度的遭遇為例所指認的英國的“雙重的使命”：[4](P686)在破壞、消滅舊的亞洲式社會的同時，為重建新的社會奠定物質基礎，這種破壞式的重建“只是整個現存的生產制度所產生的有機的結果。這個生產建立在資本的絕對統治上面”。[4](P691)資本的絕對統治，絕不僅體現在有形的或物質的層次，還體現在觀念的或視角的層次——雇傭勞動從屬于資本、工人階級從屬于資產階級、殖民地從屬于宗主國，意味著資產者的、宗主國的、也就是以歐洲為中心的認知視角將占據支配地位，“亞細亞”或“亞洲”從一開始就是歐洲完成自我認知并將自身特殊經驗普遍化、形成“普遍歷史”觀念的重要論據。3正如馬克思、恩格斯曾說的，占統治地位的思想一定是統治階級的思想；也像薩義德提出的，凡是對現實的表述勢必是“知者”對“被知者”實行的思想支配而具有某種“帝國主義”性質。

　　資產階級文明下現實的支配—從屬關系會造成視角上的支配—從屬關系。歐洲社會對亞細亞社會的思想支配和視角優勢，在大眾的眼光、政治經濟學家的理論、歷史哲學家的理念中皆有體現。一是馬克思曾談論過，資本主義社會生活的“歪曲的關系”會使生產當事人產生“顛倒的觀念”；同樣的，他以英國人對鴉片戰爭的態度為例指出，在資本關系的全球拓殖、爆發沖突之時，“坐在家里而眼光不超出自己買茶葉的雜貨店的英國人”，不會關心中國真實的社會和道德狀況等這些不能帶來錢財的問題，完全會“把政府和報紙塞給公眾的一切胡說吞咽下去”。[8](P793)二是如果說大眾是由于直接的利己心及視野所限，那么，作為“資本的獻媚者”的政治經濟學家則是從理論上主動掩蓋事實，“政治經濟學家在本國，即在宗主國，可以花言巧語地把這種絕對的從屬關系描繪成買者和賣者之間的自由契約關系”，“但是在殖民地，這個美麗的幻想破滅了”，[14](P881)這是因為，“當我們把目光從資產階級文明的故鄉轉向殖民地的時候，資產階級文明的極端偽善和它的野蠻本性就赤裸裸地呈現在我們面前”。[4](P690)三是在歷史哲學家的理念中，這種視角支配表現為基于歐洲特殊性的普遍主義。關于亞細亞的諸多理論認知皆源于西歐國家的經濟政治狀況的自我論證，正如佩里·安德森所揭示的，被視作具有亞洲特色的“專制主義”是從歐洲人對奧斯曼帝國的歸納中衍生出來的、逐漸成為一種“普遍的概念”。在晚年的人類學著作研讀中，馬克思已明確意識到不能“以歐洲的經驗為根據”考察東方，不能把“專制”“封建主義”等“歐洲人的一般概念”“心愛理論”無反思地套用于東方，“醉心于原始的‘專制’”。[16](P401、499)

　　由此來看，馬克思和恩格斯的視角的獨特貢獻在于，他們自覺地將“普遍歷史”的觀念，把握為由西歐興起的資本主義生產方式所開辟的特定歷史進程的產物，揭示出以歐洲為中心視點的特征，洞悉到這種世界史的普遍性是包含差異性和從屬性于自身的、有待被克服的具體的普遍性。相應的，基于1850—1880年對東方問題的持續研讀思考，兩人關于亞細亞社會的論述，并未囿于以往歷史哲學家的東方對西方的視角從屬，而是首先深入亞細亞社會機體的內部，逐步從起源處發掘不同于西歐道路的亞細亞道路，反思和重估以資本拓殖為動力的歷史的普遍化問題，在變革現實的殖民主義過程中突破“思想的殖民主義”。馬克思、恩格斯的視角的兩重化，是在世界歷史的特定階段以及對這一階段的超越意識中產生的，是對該進程下具體社會的歷史性剖析。兩人論述中國的視角的意義，可通過批判地評述后世以“歐洲中心觀”“中國中心觀”為代表的中國觀得到更好闡明。

　　第一，馬克思和恩格斯關于亞細亞社會的機體論，為重新理解西方沖擊下的中國轉型提供了方法論的啟迪。馬克思、恩格斯認為，特定的社會形態或社會機體要根據自身的內部結構、根據具體的歷史環境來確定占有資本主義社會的積極成果、發展資本主義生產及市場體系的方式，由此，中國對西方的回應實際上是中國社會自身的總體構成、歷史發展的有機部分。然而，進入20世紀后，費正清學派提出解釋近代中國的“沖擊—回應”模式以及由此延伸的“傳統—現代”模式。該論說強調，對近代中國發展起主導作用的因素是西方的入侵，在其中，西方扮演主動的（active）角色而中國則扮演回應的（reactive）角色。相應的，傳統的古老文明的現代進程是在遭遇歐洲挑戰時才展開的，且將沿著西方已走過的道路前進。這種模式的局限在于：從中國社會以外的力量來理解中國歷史現象的重要性，以此分析東方與西方相碰撞之時的具體聯系，這導致既不能深入中國社會的內在差別之中、理解錯綜復雜的歷史情境，也無法真正厘清西方之于中國的實際影響。正如費正清自己所反思的，西方沖擊僅僅是“中國多樣圖景中的元素之一”，要解讀中國回應，“必須把它置于中國的總體歷史中去考察”。[17](P9)

　　第二，馬克思和恩格斯的亞細亞社會視角不是脫離現實的、自我中心的，而是以資本主義生產方式的世界歷史性為前提的。該視角是通過探究俄國、中國的具體歷史環境來尋求革命的可能，為打破全球資本主義的支配—從屬關系、創建新的世界交往和文明形態作準備，這也是有別于俄國民粹派的關鍵之處。在后世的中國研究中，如果說費正清學派是一種“歐洲中心觀”的話，那么作為其反對者的柯文及以內藤湖南、宮崎市定等為代表的日本京都學派則秉持著“中國中心觀”。柯文認為，必須“把這段中國歷史的起點放在中國而不是放在西方”，[18](P286)尋求中國史自身的，即便經歷西方入侵仍持存不斷的“劇情主線”。這種中國觀逐漸將中國近代問題的重點從文化差異轉向歷史縱深，“它進行比較的重點不在于一個文化和另一個文化（中國與西方）的不同，而在于一個文化（中國）內部前后情況的不同”，[18](P321)以“局內人”的眼光形成真正的內部觀點。在此視野中，中國的轉變被界定為主要由內部力量推動的社會轉變，外部條件（殖民主義）僅僅扮演催化劑的作用。不過，正如柯文自己意識到的，“中國中心取向也有可能蛻變為一種新的狹隘主義”，[18](P327)低估西方在19—20世紀對中國的作用，把中國孤立于世界之外。

　　第三，馬克思和恩格斯關于中國問題的論述視角的價值，還在于對一種新的世界原理、普遍歷史的充實和再造。關于這種新的普遍性的塑造，正如黑格爾早已提出的，一個特定的民族精神的進展，表現在它為固有的普遍原則提供的“新的規定”，使得世界歷史進程邁入更高的階段。也像日本學者溝口雄三所指明的，“以中國為方法的世界，就是把中國作為構成要素之一，把歐洲也作為構成要素之一的多元的世界”，[19](P131)“在被相對化了的多元性的原理之上，創造出更高層次的世界圖景”。[19](P132)所以，中國社會政治、中華民族文明的獨特性絕不意味著回到特殊主義，而是須通過獨特性本身塑造新的普遍性。在這個意義上，馬克思和恩格斯對“中國社會主義”和“亞洲新紀元”的展望、對人類共同邁向更高形態的期許，便具有了更深遠的意涵：“只有在偉大的社會革命支配了資產階級時代的成果，支配了世界市場和現代生產力，并且使這一切都服從于最先進的民族的共同監督的時候，人類的進步才會不再像可怕的異教神怪那樣，只有用被殺害者的頭顱做酒杯才能喝下甜美的酒漿。”[4](P691)

參考文獻

　　[1] [德]康德.歷史理性批判文集[M].何兆武譯.北京：商務印書館，1990.

　　[2] [德]黑格爾.歷史哲學[M].王造時譯.上海：上海世紀出版集團，2006.

　　[3] 德國思想家論中國[M].夏瑞春編.南京：江蘇人民出版社，1995.

　　[4] 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

　　[5] 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

　　[6] 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62.

　　[7] 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8.

　　[8] 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

　　[9] 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0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

　　[10] Kevin B.Anderson,Marx at the Margins:On Nationalism,Ethnicity,and Non-western Society[M].Chicago: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2010.

　　[11] 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6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7.

　　[12] 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0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13] 資本論，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

　　[14] 資本論，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

　　[15] 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

　　[16] 馬克思古代社會史筆記[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6.

　　[17] [美]費正清，鄧嗣禹.沖擊與回應[M].陳少卿譯.北京：民主與建設出版社，2019.

　　[18] [美]柯文.在中國發現歷史--中國中心觀在美國的興起[M].林同奇譯.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17.

　　[19] [日]溝口雄三.作為方法的中國[M].孫軍悅譯.北京：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2011.

注釋：

　　1馬克思和恩格斯從1853年5月至1862年7月共撰寫18篇有關中國的文章（《中國革命與歐洲革命》《鴉片貿易史》《對華貿易》等），這些文章大都刊載于美國的《紐約每日論壇報》。此外，馬克思同期發表的關于印度的系列文章（《不列顛在印度的統治》《東印度公司，它的歷史與結果》《不列顛在印度統治的未來結果》等），也是理解中國問題的重要依據。

　　2(1)關于西方沖擊下的中國、日本、印度之差異及根源，相關研究參見柯文：《在中國發現歷史——中國中心觀在美國的興起》，林同奇譯，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17年版，第236—265頁；Rhoads Murphey,■e Outsiders:■e Western Experience in India and China, Ann Arbor:University of Michigan Press, 1977, pp.104—132.

　　3(1)“亞細亞”（Asia）一詞來自古希臘語，意思是東方，最早僅指希臘毗鄰的所謂小亞細亞地區，構成了古希臘人關于東西二分的世界想象。隨著大航海時代的貿易拓展，該詞所指逐漸擴大，涵括了土耳其、波斯、印度、中國。從歷史來看，亞細亞與其說是一個天然的地理單位，不如說是歐洲人的認知單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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