資本主義工場手工業和資本主義家庭勞動

　　一　工場手工業的形成及其基本特點

　　大家知道，工場手工業是一種以分工為基礎的協作。工場手工業的產生是同上述“工業中資本主義的各最初階段”直接相關的。一方面，擁有較多工人的作坊逐漸地實行分工，資本主義簡單協作就這樣變為資本主義工場手工業。前一章引用的關于莫斯科省手工業的統計資料，清楚地表明了工場手工業的這種產生的過程：第四類的全部手工業、第三類的某些手工業和第二類的個別手工業中的較大作坊，都有系統地采用大規模的分工，因此都應當列入資本主義工場手工業的類型。下面我們將列舉有關其中某些手工業的技術和經濟的更詳細的資料。

　　另一方面，我們已經看到，小手工業中的商業資本怎樣達到最高的發展，而使生產者處于替別人加工原料以獲取計件工資的雇傭工人的地位。如果進一步的發展導致生產中實行系統的、使小生產者的技術得到改革的分工，如果“包買主”分出若干局部工序并由雇傭工人在自己的作坊里做，如果在分配家庭勞動的同時并與此緊密相聯出現了實行分工的大作坊（常常就是屬于這些包買主的），——那么我們看到的是資本主義工場手工業產生的另一種過程[注：關于資本主義工場手工業的這種產生過程，見馬克思《資本論》第3卷第318—320頁，俄譯本第267—270頁（見《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5卷第373—376頁。——編者注）。

　　“工場手工業并不發生在古老的行會內部。主持現代作坊的是商人而不是從前的師傅。”（《哲學的貧困》第190頁（見《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卷第167頁——編者注））馬克思所認為的工場手工業這一概念的基本標志，我們在其他地方已經列舉過了。[《評論集》第179頁。（見《列寧全集》第2版第2卷第308—309頁。——編者注）]]。

　　工場手工業在資本主義工業形式的發展中具有重大的意義，它是手藝和帶有資本原始形式的小商品生產同大機器工業（工廠）之間的中間環節。使工場手工業同小手工業接近的是：工場手工業的基礎仍然是手工技術，因而大作坊不能根本排擠小作坊，不能使手工業者完全脫離農業。“工場手工業既不能掌握全部社會生產，也不能根本（in　ihrer　Tiefe）改造它。工場手工業作為經濟上的藝術品，聳立在城市手工業和農村家庭工業的廣大基礎之上。”[注：《資本論》第2版第1卷第383頁（見《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第407頁。——編者注）。]使工場手工業同工廠接近的，是大市場、擁有雇傭工人的大作坊以及使無產者工人群眾完全依附于自己的大資本的形成。

　　在俄國書刊中，普遍流傳著所謂的“工廠”生產同“手工業”生產沒有聯系以及前者的“人為性”和后者的“人民”性這樣一種偏見，因此我們認為特別重要的是，重新考察加工工業一切最重要部門的資料，并且指出從農民小手工業階段產生出來以后直到被大機器工業改造以前，這些部門的經濟組織是怎樣的。

　　二　俄國工業中的資本主義工場手工業

　　我們從加工纖維物質的工業談起。

　　（1）織造業

　　在我國，亞麻織布業、毛織業、棉織業、絲織業、飾絳織造業等到處都有過如下的組織（在大機器工業出現之前）。在行業中占居首位的是擁有數十個和數百個雇傭工人的資本主義大作坊。這些作坊的業主有大量資本，他們大宗地購買原料，一部分原料在自己作坊里進行加工，一部分細紗和經紗則交給小生產者（小工房主、包工[88]、工匠、農民“手工業者”等等），由他們在自己家里或在小作坊中織造以賺取計件工資。這種生產的基礎是手工勞動，各個工人之間的各種工序分配如下：（1）染紗；（2）卷紗（這種工序常常專門由婦女和兒童來做）；（3）紗線整經（“整經工”）；（4）織造；（5）為織工卷緯紗（這是卷緯工的工作，大部分由兒童來做）。有時在大作坊里，還有專門的“穿經工”（把經紗穿過織機的綜眼和筘）。[注：參看《莫斯科省統計資料匯編》（1883年莫斯科版）第7卷第3編第63—64頁。]通常不僅按局部操作分工，而且也按商品分工，即織工專門生產某種紡織品。分出某些生產工序給家庭去做，當然絲毫不會改變這類工業的經濟結構。織工在那里工作的小工房或家庭，只不過是手工工場的場外部分。這種工業的技術基礎是實行廣泛而系統分工的手工生產；從經濟方面我們看到巨額資本的形成，這些資本在極廣大的（國內的）市場上支配著原料的采購和制品的銷售，而大批無產者織工則完全依附于它；少數大作坊（狹義的手工工場）控制著大量小作坊。分工使農民中分離出專業的工匠，出現了非農業的工場手工業的中心，例如弗拉基米爾省伊萬諾沃村（從1871年起改稱伊萬諾沃-沃茲涅先斯克城，現為大機器工業的中心）、雅羅斯拉夫爾省韋利科耶村以及莫斯科、科斯特羅馬、弗拉基米爾、雅羅斯拉夫爾等省的其他許多現在已變成工廠居民區的村莊。[注：見下一章中關于這一類最重要居民點的一覽表。]在我國經濟著作和統計中，這樣組織起來的工業通常被割裂為兩部分：在家里或在不很大的小工房和作坊等等做工的農民被列入“手工”工業，而較大的小工房和作坊則列入“工廠”（而且這樣劃分完全是偶然的，因為沒有任何明確規定和統一使用的規則，來區分小作坊和大作坊、小工房和手工工場、在家中做工的工人和在資本家作坊中做工的工人）。[注：下一章將引述這種混亂的例子。]顯然，把某些雇傭工人歸到一方面，而把某些恰好是雇用（除了作坊內工人以外）這些雇傭工人的業主歸到另一方面的這種分類法，從科學觀點看來是荒謬的。

　　現在我們用“手工織造業”之一，即弗拉基米爾省絲織業的詳細資料來說明上述情況[注：見《弗拉基米爾省手工業》第3編。引證我國手工工業著作中所描述的一切織造業的詳細資料，是不可能的，而且是多余的。何況現在在大多數這些行業中，工廠已經占統治地位。關于“手工織造業”，還可參看《莫斯科省統計資料匯編》第6卷和第7卷、《俄國手工工業調查委員會的報告》、《俄國手工工業和手工勞動的研究材料》、《俄國手工工業報告和研究》、上引科爾薩克的書。]。“絲織業”是典型的資本主義工場手工業。手工生產占居優勢。小作坊在作坊總數中占多數（313家作坊中有179家，即占總數的57％是有1—5個工人的小作坊），但是它們大部分都是不獨立的，它們在工業總計中的意義遠不如大作坊。擁有20—150個工人的作坊占總數8％（有25家），但是這些作坊集中了工人總數的41．5％，占生產總額的51％。在這個行業的工人總數（2823人）中，有2092個雇傭工人，占74．1％。“在生產中，有按商品分工的，也有按局部操作分工的。”織工很少會兼織“天鵝絨”和“平繡”的（該行業中兩種主要的商品）。“只有擁有雇傭工人的大工廠〈即手工工場〉才能最嚴格地在作坊內部按局部操作分工。”完全獨立的業主只有123人，只有他們自己購買材料和銷售產品；他們有242個本戶工人，“有2498個雇傭工人為他們工作，這些雇傭工人大部分是拿計件工資的”，這樣，他們總共有2740個工人，占工人總數97％。這就很明顯，這些手工工場主通過“包工”（小工房主）來分配家庭勞動，決不是一種特殊的工業形式，而只不過是工場手工業中資本的一種活動。哈里佐勉諾夫先生正確指出：“小作坊很多，大作坊極少，平均起來每個作坊工人人數不多（7+（1/2）人），這些情況掩蓋了生產的真實性質。”（上引書第39頁）工場手工業所固有的業務專門化，在這里明顯地表現為手工業者同農業的分離（拋棄土地的，一方面是變窮了的織工，另一方面是大手工工場主）以及特殊類型的工業人口的形成，這些人的生活比農民“干凈”得多，他們瞧不起農夫。（上引書第106頁）我國工廠統計一向只登記偶爾得到的這種手工業的一小部分材料[注：《軍事統計匯編》統計出：1866年弗拉基米爾省有98家絲織廠（！），它們有98個工人，生產總額為4000盧布（！）。根據1890年的《工廠一覽表》有35家工廠，2112個工人，生產總額為936000盧布。根據1894—1895年度的《工廠索引》，有98家工廠，2281個工人，生產總額為1918000盧布，并且還有2477個“作坊外”工人。在這里請把“手工業者”同“工廠工人”區別開來！]。

　　莫斯科省“飾絳業”是具有完全相同組織的資本主義工場手工業。[注：根據1890年的《工廠一覽表》，在莫斯科以外，有飾絳工廠10家，工人303個，生產總額為58000盧布，而根據《莫斯科省統計資料匯編》（第6卷第2編），有400個作坊，2619個工人（其中雇傭工人占72．8％），生產總額為963000盧布。]薩拉托夫省卡梅申縣的條格布業也是一樣。根據1890年《工廠一覽表》，這里有“工廠”31家，工人4250人，生產總額為265000盧布，而根據《工廠索引》，這里有一個“分活站”，有33個作坊內工人，生產總額為47000盧布。（這就是說，在1890年，作坊內工人和作坊外工人混在一起了！）根據地方調查，1888年條格布業的生產使用了約7000臺織機[注：據《1903年工廠視察員報告匯編》（1906年圣彼得堡版）統計，薩拉托夫省全省有33個分活站，共10000個工人。（第2版注釋）]，生產總額為200萬盧布，并且“幾個廠主主持一切事務”，為廠主工作的也有“手工業者”，其中包括每天拿7—8個戈比工資的6—7歲的兒童（《俄國手工工業報告和研究》第1卷）[注：這種行業的中心是索斯諾夫卡鄉，根據地方自治局的調查，該鄉在1886年有4626戶，男女人口38000人，工業作坊291個。全鄉無房屋戶占10％（而全縣占6．2％），不種地戶占44．5％（而全縣占22．8％）。見《薩拉托夫省統計資料匯編》第11卷。可見，資本主義工場手工業在這里也建立了使工人離開土地的工業中心。]。以及其他等等。

　　（2）紡織工業的其他部門。制氈業

　　如果按官方工廠統計判斷，制氈業中“資本主義”的發展是很薄弱的：整個歐俄總共只有55家工廠，1212個工人，生產總額為454000盧布（1890年《工廠一覽表后》）。但是，這些數字只表明了從廣泛發展的資本主義工業中偶然抽出的一個片斷。下諾夫哥羅德省在“工廠”制氈業的發展方面居于首位，而該省這一工業的主要中心，是阿爾扎馬斯城和城郊的維耶茲德納亞鎮（在這兩個地方有8家“工廠”，278個工人，生產總額為120000盧布；1897年居民為3221人，而在克拉斯諾耶村居民為2835人）。恰好在這些中心地區附近，“手工”制氈業很發達，約有243個作坊，935個工人，生產總額為103847盧布（《俄國手工工業調查委員會的報告》第5編）。為了明顯地表明這一地區制氈業的經濟組織，我們試用圖解的方法，以特別的符號來表示在該行業的總結構中占特殊地位的各種生產者。

　　[注①：資料來源已在正文中指出。作坊數目約比獨立工人人數少一半（瓦西里耶夫-符拉格村有52個作坊，克拉斯諾耶村有5＋55＋110個作坊，4個小村有21個作坊）。相反地，阿爾扎馬斯市和維耶茲德納亞鎮的數字8，是表示“工廠”數目，而不是工人人數。]

　　由此可以明顯地看出，把“工廠”工業同“手工”工業分開純粹是人為的，我們面前是一個完全符合資本主義工場手工業概念的單一而完整的手工業結構。[注：我們要指出，上面的圖解是按資本主義工場手工業類型組織起來的一切俄國手工業的典型圖示：我們看到，到處都是大作坊（有時算作“工廠”）居于手工業的首位，大批小作坊完全從屬于它們，總之，到處都是以分工和手工生產為基礎的資本主義協作。同樣地，工場手工業不僅在這里，而且在其他大多數手工業中都已形成非農業的中心。]從技術方面來看，這是手工生產。工作組織是以分工為基礎的協作，在這里分工有兩種形式：按商品的分工（一些村做氈，另一些村做靴、帽和鞋墊等等）和按局部操作的分工（例如，瓦西里耶夫-符拉格全村為克拉斯諾耶村軋平帽子和鞋墊，由克拉斯諾耶村最后將半成品加工完成等等）。這種協作是資本主義協作，因為掌握協作的是大資本，它建立了大手工工場并使大批小作坊從屬于自己（通過復雜的經濟關系網）。絕大多數生產者已經變成了在極不衛生的條件下[注：工人們在列氏22°—24°氣溫下赤膊工作。空氣中夾有粗細灰塵、毛屑和毛屑中的各種渣滓。“工廠”里的地是泥地（正是在洗濯間里）等等。]為企業主工作的局部工人。這門手工業的悠久歷史和完全形成的資本主義關系促使手工業者同農業分離：在克拉斯諾耶村，農業完全衰落了，居民的生活方式也不同于農民。[注：在這里指出克拉斯諾耶村人的特殊方言，不是沒有意義的；這是工場手工業所固有的地域閉塞性的特點。“在克拉斯諾耶村，按照馬特羅語，工廠叫作廚房……馬特羅語屬于奧芬語許多支派中的一種，其中主要支派有三種：奧芬語本身，主要通用于弗拉基米爾省；加利封語，通用于科斯特羅馬省；馬特羅語，通用于下諾夫哥羅德省和弗拉基米爾省”。（《俄國手工工業調查委員會的報告》第5編第465頁）只有大機器工業才完全打破了社會聯系的鄉土性，代之以全國的（和國際的）聯系。]

　　其他許多地區的制氈業組織也是完全相似的。同一省的謝苗諾夫縣，1889年在363個村社中從事這一行業的有3180戶，工人達4038人。在3946個工人中，僅有752人是自做自賣，有576人是雇傭工人，有2618人大部分用業主的材料為業主工作。189戶把工作分配給1805戶。大業主擁有雇傭工人數達25人的作坊，每年購買羊毛約10000盧布。[注：《下諾夫哥羅德省土地估價材料》1893年下諾夫哥羅德版第11卷第211—214頁。]大業主被稱為富翁；他們的周轉額達5000—100000盧布；他們有自己的羊毛棧房和自己的出售制品的店鋪。[注：《俄國手工工業調查委員會的報告》第6編。]據《工廠索引》計算，在喀山省有5個制氈“工廠”，122個工人，生產總額為48000盧布，有60個作坊外工人。顯然，這些作坊外工人也被算作“手工業者”。關于這些“手工業者”有這樣的記載：他們常常為“包買主”工作；有一些作坊，約有60個工人。[注：《俄國手工工業報告和研究》第3卷。]科斯特羅馬省的29家制氈“工廠”當中，有28家集中在基涅什馬縣，作坊內工人有593人，作坊外工人有458人（《工廠索引》第68—70頁；有兩個企業只有作坊外工人。已經出現了蒸汽發動機）。從《俄國手工工業調查委員會的報告》（第15編）中我們知道，該省3908個彈毛工和制氈工中，有2008個正是集中在基涅什馬縣。科斯特羅馬省制氈工大部分是非獨立的，或者是雇傭工人，在極不衛生的作坊里工作。[注：《弗拉基米爾省手工業》第2編。]在特維爾省卡利亞津縣，一方面，我們看到為“廠主”做工的家庭勞動（《工廠索引》第113頁），另一方面，該縣正是制氈“手工業者”的老窩；從該縣外出的制氈“手工業者”達3000人，他們穿越“濟姆尼亞基”荒野地區[89]（在60年代這里有過阿列克謝耶夫制呢廠），形成“彈毛工和制氈工的巨大勞力市場”[注：《弗拉基米爾省手工業》第2編第271頁。]。在雅羅斯拉夫爾省，也有在廠外替“廠主”做工的情形（《工廠索引》第115頁），也有用商人業主的羊毛為商人業主工作的“手工業者”等等。

　　（3）寬邊帽業和軟帽業、大麻紡織業和繩索業

　　關于莫斯科省寬邊帽業的統計資料，我們在上面已經引證過了。[注：見第5章附錄一，第27號手工業。]從這些資料可以看到，生產總額和工人總數的2/3集中在平均每個作坊有15．6個雇傭工人的18個作坊里[注：其中某些作坊有時列入“工廠”之內。例如，見1879年的《工廠一覽表》第126頁。]。寬邊帽“手工業者”只做寬邊帽生產的一部分工序：他們制造帽身銷售給有“裝飾作坊”的莫斯科商人；而“剪工”（剪絨毛的婦女）又在家里為寬邊帽“手工業者”工作。因此，總的來說，我們在這里看到了以分工為基礎的和交織著錯綜復雜的經濟依存形式的資本主義協作。在這一行業的中心波多利斯克縣克列諾沃村，明顯地表現出手工業者（主要是雇傭工人）同農業的分離[注：參看上面第5章第7節。]，以及居民需求水平的提高：他們的生活“干凈多了”，穿印花布，甚至穿呢絨，置備茶炊，拋棄舊習俗等等，這就引起當地守舊派的悲嘆[注：《莫斯科省統計資料匯編》第6卷第1編第282—287頁。]。新的時代甚至出現了外出寬邊帽業者。

　　科斯特羅馬省布伊縣莫爾維季諾村的軟帽業，是典型的資本主義工場手工業[注：見《俄國手工工業調查委員會的報告》第9編和《俄國手工工業報告和研究》第3卷。]。“軟帽業是莫爾維季諾村和36個鄉村的主要職業。”農業被拋棄了。1861年以后，軟帽業大大地發展起來；縫紉機得到廣泛使用。在莫爾維季諾村，有10個作坊終年不息地工作著，每個作坊有5—25個男工匠和1—5個女工匠。“最好的一個作坊每年周轉額將近10萬盧布。”[注：由于某種偶然原因，這類作坊迄今沒有列入“工廠”之內。]也有把工作分到家里去做的（例如，帽頂的材料是婦女在家里做的）。分工使工人遭到摧殘，他們在極不衛生的條件下工作，通常都患肺病。這個行業歷史悠久（有200多年），培養出了手藝高超的工匠：莫爾維季諾村工匠，無論在京都和遙遠的邊疆地區都是有名的。

　　波洛特尼亞內扎沃德是卡盧加省梅登縣大麻紡織業的中心。這是一個大村（根據1897年調查，居民為3685人），居民沒有土地，大多從事工業（有1000以上“手工業者”）；這是梅登縣“手工”業的中心[注：《俄國手工工業調查委員會的報告》第2編。]。大麻紡織業的組織情形如下：大業主（共有3個，最大的是葉羅欣）設有使用雇傭工人的作坊，并有相當多的流動資本用于購買原料。梳麻在“工廠”內進行，紡紗由女紡工在家中進行，拈線在工廠和家中進行。整經在工廠內進行，織造在工廠和家中進行。1878年大麻紡織業計有841個“手工業者”；葉羅欣既被認為是“手工業者”，也被認為是“廠主”，他在1890年和1894—1895年自報有工人94—64個；根據《俄國手工工業報告和研究》（第2卷第187頁），為他工作的有“幾百個農民”。

　　下諾夫哥羅德省的繩索業中心也是兩個非農業的工業村——戈爾巴托夫縣的下伊茲貝列茨村和上伊茲貝列茨村。[注：根據地方自治局統計（《下諾夫哥羅德省土地估價材料》1892年下諾夫哥羅德版第7編），1889年兩村各有341戶和119戶，男女人口1277人和540人。有份地戶為253戶和103戶。經營手工業戶為284戶和91戶，其中不從事農業的為257戶和32戶。無馬戶為218戶和51戶。出租份地的為237戶和53戶。]根據卡爾波夫先生的資料（《俄國手工工業調查委員會的報告》第8編），這是一個戈爾巴托夫-伊茲貝列茨繩索業地區；戈爾巴托夫城里一部分市民也從事這一行業，而上下伊茲貝列茨村，“幾乎都是戈爾巴托夫城的一部分”，這里的居民過著市民式的生活，每天喝茶，穿著買來的衣服，吃白面包。從事這一行業的總共達32個村人口的2/3，即4701人（男工2096人，女工2605人），生產額約為150萬盧布。該行業存在了大約200年，現在衰落了。它的組織情形如下：全部工人用業主材料為29個業主工作，取得計件工資，“完全依附于業主”，每晝夜工作14—15小時。根據地方自治局統計資料（1889年），從事該行業的男工達1699人（加上558個婦女和未成年男勞動力）。在1648個工人中，只有197人是自做自賣，有1340人為業主工作[注：參看《下諾夫哥羅德省匯編》第4卷，羅斯拉夫列夫神父的論文。]，111人是58個業主作坊中的雇傭工人。在1288家有份地戶中，自己耕種全部田地的只有727戶，即稍多于1/2。在1573個有份地的工人中，完全不從事農業的有306人，即占19．4％。在談到這些“業主”是誰的問題時，我們應當從“手工”工業方面轉到“工廠”工業方面。根據1894—1895年度的《工廠索引》，這里有兩個繩索工廠，共有廠內工人231人，廠外工人1155人，生產總額為423000盧布。這兩個工廠已經購置了機械發動機（無論在1879年或1890年都沒有這樣的發動機），因此我們在這里明顯地看到資本主義工場手工業過渡到資本主義機器工業，“手工業的”訂貨人和包買主變成真正的廠主。

　　1894—1895年度彼爾姆省手工業調查，登記了該省68個繩索業的農民作坊，有工人343人（其中有143個雇傭工人），生產總額為115000盧布。[注：《彼爾姆省手工工業狀況概述》第158頁；在表的總計中有錯誤或印錯的地方。]在這些小作坊中，居首位的是被計算在一起的大手工工場：6個業主有101個工人（其中雇傭工人91人），生產總額為81000盧布。[注：同上，第40頁和第188頁表。顯然，在《工廠索引》第152頁也提到了這些作坊。為了把大作坊同小作坊作比較，我們分出了從事農業的商品生產者，見《評論集》第156頁（見《列寧全集》第2版第2卷第283—284頁。——編者注）。]這些大作坊的生產結構，可以作為“有機的工場手工業”（按馬克思的說法）[注：見《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第379—389頁。——編者注。]的最突出的例子，在這種工場手工業里，各種工人完成對原料順序加工的各種工序：（1）打麻；（2）梳麻；（3）紡麻；（4）卷繞成“盤”；（5）加樹脂；（6）在滾筒上卷繞；（7）把線從打繩機穿過透孔板；（8）把線穿過鐵套管；（9）搓辮、擰繩并將其收拾起來。[注：《1887年在葉卡捷琳堡舉行的西伯利亞—烏拉爾科學工業展覽會上的彼爾姆省手工工業》弟3編第47頁及以下各頁。]

　　顯然，奧廖爾省大麻加工工業的組織情況也是相同的：多半設在城市的大手工工場從大量農民小作坊中分離出來，并且被列入“工廠”之內（根據1890年的《工廠一覽表》，奧廖爾省有100家大麻打麻廠，工人1671人，生產總額為795000盧布）。農民在大麻加工業中用“商人”（大概就是那些手工工場主）的材料為他們工作而賺取計件工資，同時工作分成各種專門工序：“打麻工”打麻，“紡工”紡麻，“整理工”清除麻桿碎屑，“掌輪工”搖輪。工作很苦，許多工人都患肺病和“疝氣”。灰塵很大，“如果不習慣，連一刻鐘也待不了”。從5月到9月，他們通宵達旦地在這些簡陋的小屋中工作。[注：見奧廖爾省特魯布切夫斯克、卡拉切夫、奧廖爾各縣的地方自治局統計資料匯編。大手工工場同農民小作坊的聯系，從后者使用雇傭勞動也日益發展的事實中亦可以看出，例如奧廖爾縣16個農民（麻紡業主）有77個工人。]

　　（4）木材加工業

　　在這一部門中，制箱業是資本主義工場手工業最典型的例子。例如，根據彼爾姆省調查者的資料，“它的組織是這樣的：若干有使用雇傭工人的作坊的大業主采購材料，自己部分地制造產品，但主要是把材料分給小的局部作坊，而在自己的作坊里組裝箱子的各個部件，最后加一道工，就把貨物運到市場上去。分工……在生產中有了廣泛的運用：制造一只完整的箱子要分10—12道工序，每道工序都由局部手工業者分別去做。該行業的組織就是局部工人（《資本論》中叫作Teilarbeiter）在資本指揮下的聯合”[注：弗·伊林《評論集》第176頁（見《列寧全集》第2版第2卷第306—307頁。——編者注）。]。這是合成的工場手工業（按馬克思的說法，是heterogene　Manufaktur[注：見《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第379—389頁。——編者注]），在這里，各種工人不是完成把原料制成產品的各道連貫性的工序，而是分別制造產品的各部分，然后將其組裝起來。資本家之所以樂于使用“手工業者”的家庭勞動，部分地是由于該工場手工業的上述性質，部分地（而且主要地）是由于家庭工人工資更加低廉。[注：見彼爾姆省手工業調查關于這點的確切資料；同上，第177頁（見《列寧全集》第2版第2卷第307頁。——編者注）。]應當指出，這個行業中比較大的作坊有時也列入“工廠”之內。[注：見《工廠一覽表》和《工廠索引》中談到彼爾姆省涅維揚斯基工廠村（非農業村）的地方，該村是這一“手工業”的中心。]

　　弗拉基米爾省穆羅姆縣制箱業十之八九也是這樣組織的，《工廠索引》指出，該縣有9家“工廠”（全部是手工的），廠內工人89人，廠外工人114人，生產總額為69810盧布。

　　例如，彼爾姆省馬車制造業的組織情形也是這樣：從許多小作坊中分離出了使用雇傭工人的裝配作坊；小手工業者是用自己的材料或用“包買主”（即裝配作坊主）的材料來制造馬車部件的局部工人。[注：參看我們的《評論集》第177—178頁（見《列寧全集》第2版第2卷第307—308頁。——編者注）。]關于波爾塔瓦省制造馬車的“手工業者”，我們看到，在阿爾頓鎮，有一些使用雇傭工人并把工作分到家里去做的作坊（較大的業主有作坊外工人約20人）。[注：《俄國手工工業報告和研究》第1卷。]在喀山省，城市馬車生產中出現按商品的分工：一些村只制造雪橇，另一些村只制造四輪車等等。“完全在鄉村裝配起來的城市馬車（但是沒有鐵皮、車輪和車轅），送交喀山訂貨商，再從他們那里交給打鐵手工業者去包鐵皮。然后這些制品又回到城市店鋪和作坊，在那里進行最后加工，即鑲釘和上漆……以前給城市馬車包鐵皮的喀山，逐漸地把這一工作轉給手工業者，因為他們的工價比城市工匠低……”[注：同上，第3卷。]因此，資本寧愿把工作分到家里去做，因為這樣能減低勞動力價格。從以上所引資料可以看到，馬車制造業的組織多半是從屬于資本的局部手工業者的體系。

　　沃羅涅日省巴甫洛夫斯克縣工業大村沃龍措夫卡（1897年居民為9541人）仿佛是一個木制品手工工場。（《俄國手工工業調查委員會的報告》第9編，米特羅范·波波夫神父的論文）從事該行業的有800多戶（還有居民超過5000人的亞歷山德羅夫卡鎮的若干戶）。制造大車、旅行馬車、車輪、箱子等等，生產總額達267000盧布。獨立業主不到1/3。業主作坊中的雇傭工人極少。[注：大木材商有14人。他們有木材蒸軟裝置（價值約300盧布）；全村共有24座，每座6個工人工作。這些商人也把材料分給工人去做，并以預先付錢的辦法來盤剝他們。]大多數人做本地農民商人的訂貨，賺取計件工資。工人們欠業主的債，又被沉重的工作弄得筋疲力盡，因此人們的身體日益衰弱。鎮上的居民是工業類型的居民，而不是鄉村類型的居民，他們幾乎都不經營農業（除種蔬菜以外），只有極少的份地。該行業存在很久了，它使居民離開農業，使貧富的分裂日益加劇。居民飲食不足，衣著“卻比以前講究”，“但并非財力所及”——所穿的東西都是買來的。“居民受工商業精神所支配。”“幾乎每個不會手藝的人都做點買賣……在工商業影響下，農民一致都比較活躍，變得較為開通和靈活。”[注：這里不妨指出資本主義在木材業中的發展過程。木材業者不出賣原木，而是雇用工人來加工木材，制造各種木器，然后出售這些產品。見《俄國手工工業調查委員會的報告》第8編第1268頁和第1314頁。又見《奧廖爾省特魯布切夫斯克縣統計資料匯編》。]

　　下諾夫哥羅德省謝苗諾夫縣著名的制匙業，就其組織來說，接近于資本主義工場手工業。固然，這里沒有從大量小作坊中分離出來并控制著小作坊的大作坊，但是我們在這里看到根深蒂固的分工以及大批局部工人對資本的完全依附。制成一只匙子至少要經過十道手，其中某些工序，包買主或者交給特殊的雇傭工人來做，或者分配給專業工人來做（例如上色）；某些村專做個別的局部工序（例如，季亞科沃村專門旋磨包買主訂做的匙子以賺取計件工資，赫沃斯季科瓦、季阿諾瓦、茹熱爾卡等村，專為匙子上色，等等）。包買主在薩馬拉等省整批收買木料，同時派遣幾伙雇傭工人到那里去，他們有原料和制品的倉庫，將最值錢的材料交給手工業者加工，等等。許多局部工人組成一個完全從屬于資本的復雜的生產結構。“對于制匙工來說，無論是受業主雇用由業主供給膳宿在業主的作坊里做工，或是在自己的茅屋里從容干活，都是一樣，因為在這一行業里，正象在其他各行業一樣，所有東西都是稱過、量過和計算過的。制匙工所賺的錢，只能維持最低的生活需要。”[注：《俄國手工工業調查委員會的報告》1879年版第2編。又見謝苗諾夫縣地方自治局統計機關的《土地估價材料》1893年版第11編。]很自然，在這種情況下，那些控制著全部生產的資本家并不急于建立作坊，而以手工技術和傳統分工為基礎的這種行業，便在荒廢和停滯中混日子。那些被束縛于土地的“手工業者”似乎由于自己的因循守舊而停止不前：無論在1879年或1889年，他們仍按舊習慣以紙幣而不以銀幣來計算金錢。

　　在莫斯科省玩具業中居于首位的，同樣是資本主義工場手工業類型的作坊。[注：我們引證的統計資料（第5章附錄一，第2、7、26號手工業）只包括全部玩具業者的一小部分，但是這些統計資料表明已經出現了雇有11—18個工人的作坊。]在481個作坊中，工人超過10個的作坊有20個。在生產中很廣泛地采用按商品的和按局部工序的分工，因而大大提高了勞動生產率（以對工人的摧殘為代價）。例如，一個小作坊的收入占出售價格的26％，而大作坊則占58％。[注：《莫斯科省統計資料匯編》第6卷第2編第47頁。]當然，大業主的固定資本也多得多；還有技術設備（如干燥室）。這一行業的中心就是非農業村——謝爾吉耶夫鎮（在1398個工人中該地占了1055人，在405000盧布生產總額中該地占了311000盧布；根據1897年調查，那里居民為15155人）。介紹這一行業概況的作者，在指出小作坊占居優勢等等的同時，認為該手工業過渡到手工工場比過渡到工廠的可能性要大一些，但這種可能性也不大。他說：“就是在將來，小生產者也總是有可能相當順利地同大生產競爭。”（上引書第93頁）作者忘記了，在工場手工業中，正象在小手工業中一樣，技術基礎仍然是手工生產；分工始終不能形成一種決定性優勢，能把小生產者完全排擠出去，特別是在小生產者采用延長工作日等等手段的時候；工場手工業不過是大量小作坊的上層建筑，永遠也不能囊括全部生產。

　　（5）畜產品加工業。制革業和熟制毛皮業

　　極為廣大的制革工業地區，是“手工”工業和工廠工業完全融合的特別明顯的例子，是甚為發達的（無論在深度上和廣度上）資本主義工場手工業的例子。值得注意的是：凡是“工廠”制革工業的規模特別大的省份（維亞特卡、下諾夫哥羅德、彼爾姆、特維爾等省），這一部門的“手工”業也特別發達。

　　根據1890年《工廠一覽表》，在下諾夫哥羅德省戈爾巴托夫縣博戈羅茨科耶村有58家“工廠”，392個工人，生產總額547000盧布；而根據1894—1895年度《工廠索引》，則有119家“工廠”，廠內工人1499人，廠外工人205人，生產總額934000盧布（后面的這些數字只包括畜產品加工業，這是當地的主要工業部門）。但是，這些資料只敘述了資本主義工場手工業的上層情況。根據卡爾波夫先生的統計，1879年該村及其附近地區，在制革、用碎皮粘鞋跟、編筐（裝商品用）和制造馬具、馬軛、手套等行業以及占特殊地位的陶器業方面，共有作坊296家以上，工人5669人（其中有很多人都是在家里為資本家做工的），生產總額約為1490000盧布[注：《俄國手工工業調查委員會的報告》第9編。]。據1889年地方自治局的調查，該區有4401個手工業者，其中有詳細資料的1842個工人當中，有1119人在別人作坊里被雇用，有405人在家里為業主做工[注：戈爾巴托夫縣的《土地估價材料》。]。“有8000居民的博戈羅茨科耶是一座終年開工的大制革廠”。[注：《俄國手工工業調查委員會的報告》第9編。]更確切些說，這是一個受少數大資本家支配的“有機的”手工工場，這些大資本家購買原料，制成皮革，用皮革做出各種制品，他們雇用數千赤貧的工人來生產，并操縱著小作坊。[注：例如，在馬軛業中居于首位的是13個大業主，他們每家有10—30個雇傭工人，5—10個作坊外工人。生產手套的大業主在自己的作坊里（有2—3個雇傭工人）裁剪手套，然后分給作坊外的10—20個婦女去縫制；這些婦女又分為縫指工和縫掌工，前者從業主那里領得工作，然后分配給后者，并從中剝削后者（1879年的材料）。]這種行業從17世紀以來早已存在；在該行業的歷史中，特別值得記憶的是地主舍列梅捷夫家族（19世紀初），他們大大地促進了這一行業的發展，同時又保護了這里很早以前就已形成的無產階級，使他們不受當地富人的損害。在1861年以后，這一行業蓬勃地發展起來，特別是大作坊靠排擠小作坊而成長起來；幾世紀的手工業活動從居民中間造就出了手藝非常高超的工匠，他們把這種生產傳布俄國各地。已經鞏固了的資本主義關系造成了工業同農業的分離：博戈羅茨科耶村不僅本村幾乎不從事農業，而且還使遷居到這個“城市”的附近農民脫離土地。[注：1889年，在1812戶（人口為9241人）中，有1469戶不種地（1897年的人口為12342人）。巴甫洛沃和博戈羅茨科耶兩村同戈爾巴托夫縣其他各村不同的地方是這兩個村遷出的人特別少；相反，戈爾巴托夫縣遷出的農民總數中，有14．9％居留在巴甫洛沃，有4．9％居留在博戈羅茨科耶。從1858年到1889年，全縣人口共增加了22．1％，而博戈羅茨科耶村則增加了42％。（見地方自治局統計機關的《土地估價材料》）]卡爾波夫先生斷定，該村“居民完全沒有任何農民性”，“你根本不會想到是在鄉間，而不是在城市”。這個村把戈爾巴托夫城和下諾夫哥羅德省所有其他縣城都遠遠拋在后面，也許只有阿爾扎馬斯除外。這個村是“全省重要的工商業中心之一，生產額和貿易額達數百萬盧布”。“受博戈羅茨科耶工商業影響的區域很大，而以周圍約10—12俄里地區的工業同博戈羅茨科耶工業的關系最為密切。這個工業郊區仿佛是博戈羅茨科耶本身的延伸。”“博戈羅茨科耶居民一點也不象一般愚昧的農夫：他們都是一些小市民手藝人，這些人頭腦靈活，飽經世故，輕視農民。博戈羅茨科耶居民的生活狀況和道德觀念完全是小市民式的。”這里還要補充一點，戈爾巴托夫縣各工業村居民識字率比較高：例如巴甫洛沃、博戈羅茨科耶和沃爾斯馬3個村，識字和上學的男女占37．8％和20．0％，而該縣的其余地區只占21．5％和4．4％。（見地方自治局統計機關的《土地估價材料》）

　　在巴拉赫納縣的卡通基村和戈羅杰茨村，克尼亞吉寧縣的大穆拉什基諾村，瓦西里縣的尤里諾村、圖巴納耶夫卡村、斯帕斯科耶村、瓦特拉斯村和拉特希哈村等，加工皮革的各行業具有完全相似的關系（不過規模較小）。也是這樣一些“周圍”是農業村的非農業中心，也是這樣一些受大企業主支配的各種手工業和許多小作坊（以及家庭工人），而這些大企業主的資本主義作坊有時也被列入“工廠”數目之中。[注：見上述各縣的地方自治局統計機關的《土地估價材料》；《俄國手工工業調查委員會的報告》第9編和第6編；《工廠一覽表》和《工廠索引》；《俄國手工工業報告和研究》第2卷。]我們不想敘述詳細的統計材料，同上述材料比較，這些統計材料沒有任何新的內容，我們只引述一段關于卡通基村的非常有趣的描述[注：1889年該村有380戶（都不種地），共1305人。卡通基鄉全鄉從事手工業的住戶占90．6％，完全從事手工業（即不從事農業）的工人占70．1％。就識字率來看，這一鄉大大地超過了全縣的平均水平，僅僅落后于切爾諾列茨克鄉，后者也是一個非農業鄉，造船業很發達。1887年大穆拉什基諾村共有856戶（其中853戶不種地），男女人口3473人。根據1897年的調查，戈羅杰茨村有居民6330人，大穆拉什基諾村有5341人，尤里諾村有2189人，斯帕斯科耶村有4494人，瓦特拉斯村有3012人。]：

　　“業主和工人之間某些驟然看來并不顯眼的、而且十分遺憾〈？〉地在逐年消失的宗法制純樸關系，證實了這些行業的手工業性〈？〉。這些行業和居民的工廠性只是在最近時期，特別是在城市的影響下才開始出現的，因為輪船通航方便了同城市的往來。現在該村已經完全象一個工業村：根本沒有任何農業痕跡，房屋象城市一樣建造得密密麻麻，富翁的石建邸宅，旁邊是窮人的簡陋茅舍，村中心密集著長長的工廠木房和石屋。所有這些都使卡通基村與鄰近各村截然不同，明顯地說明了當地居民的工業性。當地居民性格的某些特點，同在俄羅斯已經形成的‘工廠人’完全一樣：在家庭的擺設上、穿著上和舉止上有點講究，生活方式大多及時行樂，對于明天很少考慮，敢于說話，有時很善于辭令，在莊稼人面前態度有些傲慢，——所有這些都是他們以及所有俄國工廠人的共同特點。”[注：《俄國手工工業調查委員會的報告》第9編第2567頁。1880年的材料。]

　　根據“工廠”統計，下諾夫哥羅德省阿爾扎馬斯城在1890年共有6家制革廠和64個工人（《工廠一覽表》）；這僅僅是包括熟制毛皮業、制鞋業等等的資本主義工場手工業的一小部分。這些廠主無論在阿爾扎馬斯城，還是在它的郊區5個村里，都雇有家庭工人（1878年阿爾扎馬斯城約有400人）；在這5個村的360家熟制毛皮匠中，有330家是用阿爾扎馬斯商人的材料為這些商人做工的，每晝夜工作14小時，每月掙6—9盧布[注：阿爾扎馬斯工廠工人的狀況比農村工人的狀況要好些。（《俄國手工工業調查委員會的報告》第3編第133頁）]；因此，熟制毛皮匠個個臉色蒼白，身體虛弱，未老先衰。在郊區維耶茲德納亞鎮的600家制鞋戶中，有500家從業主那里領取裁好的鞋料為業主工作。這一行業已很古老，有將近200年歷史，但仍然在成長和發展。居民幾乎都不從事農業，他們的整個生活面貌都純粹是城市式的，過著“闊氣”的生活。上述各熟制毛皮業村的情況也是這樣，這些村子的居民“輕視從事農業的農民，把他們叫作‘鄉下佬’”[注：同上，第76頁。]。

　　在維亞特卡省我們看到的情況也完全相同。維亞特卡和斯洛博茨科伊兩縣，是“工廠的”和“手工業的”制革業和熟制毛皮業中心。維亞特卡縣的手工業制革廠集中在城郊，以“補充”大工廠的工業活動[注：《俄國手工工業調查委員會的報告》第11編第3084頁（參看1890年的《工廠一覽表》）。種地的農民多爾古申有一個60個工人的工廠，他被列為手工業者。象這樣的手工業者還有幾個。]，例如為大廠主做工；為大廠主做工的，大多是造馬具和熬膠的手工業者。熟制毛皮廠主有數百名在家里縫制羊皮等的工人。這是一種有鞣制羊皮和制造羊裘、制革和制造馬具等部門的資本主義工場手工業。在斯洛博茨科伊縣（手工業的中心為城郊的杰米揚卡村），關系形成得更為明顯；在這里我們看到少數大廠主[注：根據1890年的《工廠一覽表》，約有27家業主，雇有700多名工人。]支配著下列手工業者：制革業者（870人）、制鞋業者和制手套業者（855人）、鞣羊皮業者（940人）以及裁縫業者（309人，縫制資本家訂做的短皮大衣）。這種革制品的生產組織，看來一般是分布得很廣的：例如，根據《工廠索引》統計，在維亞特卡省薩拉普爾城共有6家兼做靴鞋的制革廠，它們除了雇有214個廠內工人以外，還雇有1080個廠外工人。（第495頁）如果所有俄國商人和廠主也都這樣詳細而準確地統計出他們所雇用的廠外工人，那么我國的“手工業者”，這些被形形色色的馬尼洛夫們所美化了的“人民”工業的代表，就不知到哪里去了！[注：也可參看《工廠索引》第489頁關于弗拉基米爾省舒亞縣的著名“手工業”村杜尼洛沃的資料。根據1890年《工廠一覽表》的統計，這里有6家熟制毛皮工廠，共有151個工人，而根據《俄國手工工業調查委員會的報告》（第10編），這個地區約有2200個熟制毛皮匠和2300個皮襖匠；據1877年的統計則有將近5500個“手工業者”。該縣的馬尾羅制造業的組織情況大概也是這樣，從事這項生產的，約有40個村和將近4000名所謂“馬爾達斯人”（全地區的名稱）。彼爾姆省的制革業和制鞋業的組織情況也是這樣，這一點我們在《評論集》第171頁及以下各頁里已經敘述了。（見《列寧全集》第2版第2卷第300頁及以下各頁。——編者注）]

　　這里還必須提一提坦波夫省坦波夫縣的工業村拉斯卡佐沃（在1897年有8283個居民），它既是“工廠”工業（制呢廠、肥皂廠、制革廠、釀酒廠）的中心，又是“手工業”的中心，而且后者與前者有緊密的聯系。手工業分為制革業、制氈業（將近70個業主，有雇用20—30個工人的作坊）、熬膠業、制鞋業、織襪業（全村沒有一戶不是用“包買主”按斤兩分發的羊毛織襪的）等等。這個村附近，是白波利亞納鎮（有300戶），它也是以這一類的手工業馳名的。莫爾尚斯克縣的手工業中心——波克羅夫斯科耶-瓦西里耶夫斯科耶村，同時也是工廠工業的中心（見《工廠一覽表》和《俄國手工工業報告和研究》第3卷）。在庫爾斯克省以工業村和“手工業”中心而著稱的有以下各鎮：韋里科-米哈伊洛夫卡（屬于新奧斯科爾縣，1897年有居民11853人）、博里索夫卡（屬于格賴沃龍縣，居民有18071人）、托馬羅夫卡（屬于別爾哥羅德縣，居民有8716人）、米羅波利耶（屬于蘇賈縣，居民有1萬多人，見《俄國手工工業報告和研究》第1卷1888—1889年材料）。在這些村子里你們也可以找到制革“工廠”。（見1890年的《工廠一覽表》）主要“手工業”就是制革-制鞋業。這種手工業早在18世紀上半葉就已產生，到19世紀60年代獲得了高度的發展，形成了一個“純商業性的鞏固的組織”。承包人壟斷了一切，他們購買皮革，分給手工業者去加工。鐵路消滅了資本的這種壟斷性，資本家-承包人就把自己的資本轉入更有利的事業。現在的組織情況如下：大企業主約有120人；他們有使用雇傭工人的作坊，也把工作分到家里去做；小的獨立企業主（但是他們要向大企業主購買皮革）將近3000人；家庭工人（為大企業主做工的）有400人，雇傭工人也有這么多；其次還有徒工。制鞋業者總共有4000余人。此外，這里還有做陶器、雕神龕、畫圣像、織桌布等等的手工業者。

　　奧洛涅茨省卡爾戈波爾縣的灰鼠毛皮業，是一個最有代表性的和典型的資本主義工場手工業。有一位工場工人兼教師在《俄國手工工業調查委員會的報告》（第4編）里非常內行地記述了這個行業，十分真實而直率地再現了手工業居民的全部生活。根據他的記述（1878年），這一行業從19世紀初開始存在：8個業主雇有175個工人，另外為他們做工的還有將近1000個在家干的女縫紉工和約35家熟制毛皮匠（分布在各村），總共有1300—1500人，生產總額為336000盧布。必須指出，奇怪的是，這種生產在它繁榮的時候，倒沒有被列入“工廠”統計之內。在1879年的《工廠一覽表》里，沒有關于這種生產的材料。而當它開始衰落的時候卻被列入統計之內了。據1890年《工廠一覽表》的統計，卡爾戈波爾城和全縣有7家工廠和121個工人，生產總額為50000盧布；而據《工廠索引》的統計則有5家工廠和79個工人（另有57個廠外工人），生產總額為49000盧布。[注：下面是1894年的“手工業者”資料。“縫制熟灰鼠皮的都是卡爾戈波爾城最窮困的小市民婦女和巴甫洛沃鄉的農婦。她們的工資非常低”，一個女縫紉工每月只賺2盧布40戈比到3盧布，伙食自備，而且為了掙這點錢（計件工資），每天必須彎著腰坐著干12小時。“工作非常緊張和勞累，她們都疲憊不堪。”現在的女縫紉工有將近200人（《奧洛涅茨省的手工工業》，布拉戈維申斯基先生和加里亞津先生的文章，1895年彼得羅扎沃茨克版第92—93頁）。]這種資本主義工場手工業中的情況是非常有教益的，因為它說明，在我國古老的、完全獨特的、被遺棄在俄國無數窮鄉僻壤一隅的“手工業”中，正在發生著什么事情。工匠們每晝夜要在非常有害健康的空氣中工作15小時，每月的工資是8盧布，一年不超過60—70盧布。業主的收入一年約5000盧布。業主同工人的關系是“宗法式的”：按照古老的習慣，業主無償供給克瓦斯和食鹽，工人向業主的廚娘索取。為了向業主表示謝意（因為業主“賜予了”工作），工人們在下工以后，無償地去拔灰鼠尾巴和刷毛皮。工匠們整個星期都住在作坊里，業主經常以揍他們取樂（上引書第218頁），強迫他們干各種活——翻干草、掃雪、挑水、洗衣服等等。在卡爾戈波爾城里，勞動力價格也低得驚人，而附近農民“都甘愿幾乎白干”。生產是手工的，有系統的分工和漫長的學徒期限（8—12年）；學徒的命運是不難想象的。

　　（6）其他各種畜產品加工業

　　特維爾省科爾切瓦縣基姆雷村及其附近地區著名的制鞋業，是資本主義工場手工業的特別值得注意的例子。[注：見《俄羅斯帝國統計年鑒》1872年圣彼得堡版第2卷第3編。供研究俄國手工工業和手工勞動的材料，列·邁科夫整理，B．A．普列特涅夫的文章。這篇著作，在記述手工業的全部組織情況方面是最清楚的。最近的一些著作提供了寶貴的統計資料和生活情況資料，但是對于這種復雜的手工業的經濟結構的闡述卻不大令人滿意。其次見《俄國手工工業調查委員會的報告》第8編波克羅夫斯基先生的文章；《俄國手工工業報告和研究》第1卷。]這是一個古老的手工業，從16世紀起就已存在。在改革后的時代里，它繼續成長和發展。據普列特涅夫的統計，70年代初這個地區從事這種手工業的有4個鄉，而根據1888年的統計則已經有9個鄉了。這一行業的組織基礎如下。支配這項生產的是有雇傭工人的大作坊的業主，他們把裁好的皮革分發到作坊外去縫制。據普列特涅夫先生的統計，這樣的業主有20個，他們共有124個工人和60個童工，生產額818000盧布，另外，在家里為這些資本家做工的，據作者統計，約有1769個工人和1833個童工。其次，還有擁有1—5個雇傭工人和1—3個童工的小業主。這些小業主主要是在基姆雷村的集市上銷售自己的商品；他們共有224人，雇了460個工人和301個童工，生產額為187000盧布。因此，總共是244個業主，2353個工人（其中在家里做的有1769人）和2194個童工（其中在家里做的有1833人），生產總額1005000盧布。此外還有完成各種局部工序的作坊：凈皮（以刮刀刮皮）作坊，碎皮（膠合刮下的碎皮）作坊，專門的運貨人（4個業主，16個工人和將近50匹馬），專門的木工（做箱子），等等。[注：參看《俄國手工工業報告和研究》：7類手工業者：（1）革制品商；（2）靴鞋包買主；（3）大作坊主（有5—6人），他們生產半制品，并把加工的皮革分到家里去做；（4）有雇傭工人的小作坊主，他們也把加工的皮革分到家里去做；（5）為市場或業主[指第3類和第4類手工業者]做工的個體生產者；（6）雇傭工人（工匠、幫工和意工）；（7）“鞋植制造工，切邊工，以及凈皮、上油和膠合等作坊的業主和工人”（上引書第227頁）。根據1897年的調查，基姆雷村有居民7017人。]根據普列特涅夫的統計，整個地區的生產總額為4700000盧布。根據1881年的統計，有10638個手工業者，加上外來零工共計26000人，生產額為3700000盧布。關于工作條件，重要的是要指出，工作日過長（14—15小時）和工作條件極不衛生，以及用商品支付工資等等。手工業的中心基姆雷村“很象一個小城市”（《俄國手工工業報告和研究》第1卷第224頁）；居民都是不善種莊稼的人，整年從事手工業；只有農村手工業者才在割草的時期放下手工業。基姆雷村的房屋是城市式的，居民的生活習慣已城市化了（例如“講究衣著”）。這種手工業直到最近還沒有列入“工廠統計”中，想必是因為業主們都“很愿意把自己叫作手工業者”（同上，第228頁）。《工廠索引》第一次記載了基姆雷區的6家靴鞋作坊，每一作坊有15—40個作坊內工人，沒有作坊外工人。當然，這里漏掉極多。

　　莫斯科省布龍尼齊縣和博戈羅茨克縣的鈕扣業——用蹄科和羊角生產鈕扣——也屬于工場手工業。從事這一行業的有52個作坊和487個工人，生產總額為264000盧布。不到5個工人的作坊有16家，有5—10個工人的作坊26家，有10個以上工人的作坊10家。沒有雇傭工人的業主只有10個，他們都是用大業主的材料為大業主做工。只有大手工業者才是完全獨立的（從上面引用的數字中便可看出，在大手工業者那里，大約每個作坊都有17—21個工人）。顯然他們也是作為“工廠主”而被列入《工廠一覽表》的。（見第291頁：兩個作坊，生產總額達4000盧布，有73個工人）這是一種“有機的工場手工業”：角料首先在所謂“鍛造間”（裝有蒸爐的木房）里蒸軟，然后送到作坊，用斷壓機切割，用壓印機壓出形狀，最后用機床修整，磨光。在這一行業中有學徒。工作日為14小時。一般都用商品支付工資。業主同工人的關系是宗法式的，如：業主稱工人為“伙計”，把工資簿叫作“伙計賬”；在算賬的時候，業主總要教訓工人一通，從來不完全滿足工人們要求發給貨幣的“請求”。

　　列入我們的小手工業表內的角制品業（第5章附錄一，第31號和第33號手工業），也是這種類型。有幾十個雇傭工人的“手工業者”也作為“廠主”而被列入《工廠一覽表》。（第291頁）在生產中采用分工；也把工作分到家里去做（修整梳子者）。博戈羅茨克縣的手工業中心是霍捷伊奇這個大村子，在這個村子里，農業已經退居次要地位（1897年共有居民2497人）。莫斯科地方自治機關出版的《1890年莫斯科省博戈羅茨克縣的手工業》說得完全正確：這個村“無非是一個生產梳子的巨大的手工工場”（第24頁，黑體是我們用的）。據統計，1890年該村有500多個手工業者，生產350萬到550萬把梳子。“角料商往往同時也是制品包買主，有時還是制梳大業主。”處境特別壞的是那些被迫“按計件工資”領取角料的業主：“實際上，他們的處境甚至比大作坊里的雇傭工人還壞。”窮困迫使他們過度地使用全家的勞動，延長工作日，讓未成年的孩子也去干活。“冬天，在霍捷伊奇材，在‘按計件工資’干活的‘獨立’手工業者的茅屋里，工作從夜間一點開始，大概很難說在什么時候停止。”以商品支付工資的做法很盛行。“這種在工廠里好不容易才廢除了的制度，在手工業小作坊卻仍然十分盛行。”（第27頁）在沃洛格達省卡德尼科夫縣包括58個村的烏斯季耶村地區（即所謂“烏斯季揚希納”），角制品業的組織情況大概也是如此。據弗·波里索夫先生（《俄國手工工業調查委員會的報告》第9編）統計，這里有388個手工業者，生產額為45000盧布；所有的手工業者都是為資本家工作，這些資本家在圣彼得堡購買角料，在國外購買玳瑁。

　　我們看到，支配莫斯科省制刷業（見第5章附錄一，第20號手工業）的是擁有很多雇傭工人和實行系統分工的大作坊。[注：“鋸工”鋸刷底，“鉆工”在刷底上鉆孔，“洗工”洗鬃，“串鬃工”“串”鬃。“木工”把鑲面板粘到刷子上去。（《莫斯科省統計資料匯編》第6卷第1編第18頁）]在這里，值得指出的是從1879—1895年間這一行業的組織中所發生的變化。（見莫斯科地方自治機關出版的《1895年制刷業調查》）某些富裕的手工業者為了經營這種行業而遷往莫斯科。工業者的人數增加了70％，而增加得特別多的是婦女（增加了170％）和女孩（增加了159％）。雇有雇傭工人的大作坊的數量減少了：雇有雇傭工人的作坊所占的百分數，從62％減為39％。這是由于業主把工作分到家里去做所造成的。鉆孔機（用來在刷底上鉆眼）的普遍使用，加快并且簡化了制刷的一項主要過程。對“串鬃工”（在刷底上“串”鬃的手工業者）的需求增加了，而這項越來越專業化的工作就落在婦女這種更便宜的勞動力身上。婦女開始在自己家里串鬃，得到計件工資。因此，家庭勞動的增強，在這里是由技術的進步（鉆孔機）、分工的進步（專由婦女串鬃）和資本主義剝削的進步（婦女和女孩的勞動更便宜）所造成的。這一實例特別清楚地說明：家庭勞動絲毫也不排除資本主義工場手工業這一概念，恰恰相反，有時它甚至是資本主義工場手工業進一步發展的標志。

　　（7）礦物加工業

　　格熱爾區（該區包括莫斯科省布龍尼齊和博戈羅茨克兩縣25個村）的手工業，給我們提供了陶瓷生產部門中資本主義工場手工業的實例。關于這些手工業的統計資料，已經列入我們的小手工業表。（第5章附錄一，第15、28、37號手工業）從這些資料中可以看出，雖然在格熱爾的陶器、瓷器和彩繪這三種手工業之間存在著巨大的差別，但是每種手工業中各級作坊之間的過渡消除了這些差別，因而我們看到規模依次擴大的一系列作坊。下面就是這三種手工業各級作坊中每一作坊的平均工人數：2．4—4．3—8．4；4．4—7．9—13．5；18—69—226．4。這也就是從最小的作坊到最大的作坊的順序。大作坊屬于資本主義工場手工業（因為它們沒有采用機器，所以沒有變成工廠）是毫無疑義的，但重要的并不僅限于此，而且還有下列事實：小作坊同大作坊是聯系著的，我們在這里看到的是一個工業結構，而不是這類或那類經濟組織的一些個別作坊。“格熱爾已形成一個經濟整體”（上引伊薩耶夫的書第138頁），該區的大作坊是從小作坊成長起來的，而且是緩慢地和逐漸地形成起來的（同上，第121頁）。生產是手工的[注：應該指出，同上述織造業一樣，在這個行業里，資本主義工場手工業其實是昨天的經濟。改革后時代的特征是這種工場手工業變成大機器工業。格熱爾使用蒸汽發動機的工廠數目，1866年是1家，1879年是2家，1890年是3家。（根據《財政部年鑒》第1編和1879年與1890年的《工廠一覽表》）]，大量地采用分工：我們看到在陶器業者那里有制坯工（按照器皿種類而分成專業）和燒窯工等等，有時還有制作釉子的專門工人。在瓷器廠廠主那里，分工非常細：有磨料工、制坯工、裝窯工、燒瓷工和彩畫匠等等。制坯工甚至專門做某幾種器皿。（參看上引伊薩耶夫的書第140頁：有一個地方，分工把勞動生產率提高了25％）彩繪作坊為瓷器廠廠主做工，所以它們只不過是這些廠主的工場手工業中完成專門局部工序的部門。業已形成的資本主義工場手工業的特點是這里體力也成了專業。例如，格熱爾有幾個村干（幾乎是每個人）挖掘粘土的活；一些笨重而又不需要特殊手藝的工作（磨料），幾乎完全使用從圖拉省和梁贊省來的外地工人來做，因為這些工人比瘦弱的格熱爾人有力氣，結實。用商品支付工資的辦法十分盛行。農業的狀況很壞。“格熱爾人是退化了的人”（伊薩耶夫的書第168頁），他們肺弱、肩窄、力氣小，畫匠視力早衰，等等。資本主義的分工摧殘人，使人變成畸形。工作日長達12—13小時。

　　（8）金屬加工業。巴甫洛沃的手工業

　　著名的巴甫洛沃鋼器鍛造業，包括下諾夫哥羅德省戈爾巴托夫縣和弗拉基米爾省穆羅姆縣的整個區域。這些手工業的起源是很古老的，斯米爾諾夫指出，早在1621年巴甫洛沃就已經有11家鐵鋪（根據稅務冊[90]）。到19世紀中葉，這些手工業已經是一張完全定形的資本主義關系的大網。改革以后，該區的手工業繼續廣泛深入地發展。根據地方自治局1889年的調查，在戈爾巴托夫縣從事這一行業的有13個鄉119個村，有5953戶，6570個男工人（占這些村工人總數54％），2741個老年工、童工和女工，總共有9311人。據格里戈里耶夫先生的統計，1881年穆羅姆縣有6個手工業鄉，66個村，1545戶，2205個男工人（占這些村工人總數39％）。不僅形成了不從事農業的手工業村（巴甫洛沃，沃爾斯馬），而且附近的農民也都脫離了農業：除了巴甫洛沃和沃爾斯馬以外，戈爾巴托夫縣從事手工業的還有4492個工人，其中2357人即半數以上不從事農業。象巴甫洛沃這樣的中心地區，生活已經完全城市化了，它所造成的提高了的需求，文明的擺設、服裝和生活方式等等，都是附近“土里土氣的”莊稼漢無法相比的。[注：見上面關于巴甫洛沃和沃爾斯馬居民識字率較高和各村農民向這些中心遷移的資料。]

　　在談到巴甫洛沃手工業的經濟組織問題時，我們首先應該肯定一個無可懷疑的事實，這就是一些最典型的資本主義手工工場支配著“手工業者”。例如，在扎維亞洛夫家族的作坊里（早在60年代該作坊就已雇用了100多個工人，而現在已經使用了蒸汽發動機），制造一把削筆刀要經過8—9道手：鍛工、開刃工、制柄工（一般是在家里做）、淬火工、拋光工、研磨工、精修工、磨刀工和烙印記工。這是一種以分工為基礎的廣泛的資本主義協作，其中很大一部分局部工人并不是在資本家的作坊里做工，而是在自己家里干活。下面就是拉布津先生（1866年）關于該區巴甫洛沃、沃爾斯馬和瓦恰等村各生產部門中最大的作坊的資料：15家業主有500個作坊內工人，1134個作坊外工人；總共有1634個工人，生產總額為351700盧布。對經濟關系的這種評述，現在在多大程度上適用于全區，可以從下列資料中看出[注：地方自治局統計機關的《土地估價材料》、安年斯基先生的《關于巴甫洛沃區手工業者狀況的問題的報告》以及亞·尼·波特列索夫的調查（上面引用過的）中的資料。關于穆羅姆區的數字是大約數。根據1897年的人口調查，沃爾斯馬的居民為4674人，巴甫洛沃為12431人。]：

　　由此可見，我們所簡述的工業組織在各個地區都是占優勢的。總的說來，按資本主義方式做工的工人約占工人總數的3/5。在這里我們當然也看到，雖然工場手工業在整個工業結構中居于主導地位[注：我們引證的資料還遠遠不能完全表現出這種主導地位。下文還會講到，就對資本的依附程度來看，為市場做工的手工業者甚于為業主做工的手工業者，而后者又甚于雇傭工人。巴甫洛沃的手工業特別鮮明地表現了商業資本同產業資本的不可分割的聯系，這種聯系是資本主義工場手工業同小生產者的關系所固有的。]并支配著大量工人，但是它不能根除小生產。這種小生產所以較有生命力，完全是因為：第一，在某些巴甫洛沃的某些工業部門里還根本沒有實行機器生產（例如制鎖業）；第二，小生產者采取了一些使自己的境況下降到遠遠不及雇傭工人的辦法，來防止自己的沒落。這些辦法就是延長工作日、降低生活水平和需求水平。“為業主做工的那一類手工業者，工資的波動較小。”（上引格里戈里耶夫的著作第65頁）例如，在扎維亞洛夫那里，收入最少的是制柄工：“他們在家里做工，所以低微的工資就可滿足了。”（第68頁）“為廠主”做工的手工業者，“所得的工資可能比拿自己產品到市場上去賣的手工業者的平均收入稍微多一些。住在工廠里的工人的工資增加得特別明顯”。（第70頁）[注：同土地的聯系，在降低工資方面也起著主要的作用。農村手工業者“一般比巴甫洛沃的鎖匠賺得少些”（安年斯基《關于巴甫洛沃區手工業者狀況的問題的報告》第61頁）。固然要注意到，前者有自己的糧食，但是“一個普通農村手工業者的狀況卻不見得比巴甫洛沃一個中等鎖匠的狀況好”（第61頁）。]“工廠”里的工作日是14小時半到15小時，最多達16小時。“而在自己家里做工的手工業者，工作日總不少于17小時，有時一晝夜長達18小時甚至19小時。”（同上）1897年6月2日法令[91]在這里造成了家庭勞動的加強，這是一點也不奇怪的；這樣的“手工業者”早就應該竭盡全力使業主建立工廠了！讀者也應記得所謂獨立小生產者身受其害的巴甫洛沃出名的“賒購”、“換貨”、“抵押妻子”以及諸如此類的盤剝和人身侮辱。[注：在危機時期還有這樣的情況，人們簡直是在白干活，他們用“白的去換黑的”，即用成品去換原料，而且這種情況“相當常見”（上引格里戈里耶夫的著作第93頁）。]幸而迅速發展的大機器工業，不象工場手工業那樣容易容忍這些最壞的剝削形式。我們來提前引證一下關于這一地區工廠生產發展的資料[注：《工廠一覽表》和《工廠索引》關于全區即包括謝利季巴和瓦恰兩村及其周圍地區的資料。1890年的《工廠一覽表》無疑把廠外工人算入工廠工人的總數中了；我們大致地算出了廠外工人的數字，僅僅對兩個最大的廠（扎維亞洛夫家族和Ф．瓦雷帕耶夫兩個廠）作了修正。為了使《工廠索引》和《工廠一覽表》中的“工廠”數目可以比較，必須只取有15個工人以上的廠（關于這方面的情況，詳見我們的《評論集》中《論我國工廠統計問題》一文）。（見《列寧全集》第2版第4卷。——編者注）]。

　　這樣，我們看到，越來越多的工人在開始使用機器的大企業里集中起來。[注：巴甫洛沃工業中的一個部門即制鎖業的情況相反，雇有雇傭工人的作坊正在減少。亞·尼·波特列索夫（上引書）詳細地說明了這一事實，指出它的原因是科夫諾省制鎖工廠的競爭（施米特兄弟制鎖廠，在1890年有500個工人，生產總額為50萬盧布；在1894—1895年度有625個工人，生產總額為73萬盧布）。]

　　（9）其他金屬加工業

　　下諾夫哥羅德省下諾夫哥羅德縣別茲沃德諾耶村的手工業，也是資本主義工場手工業。這個村也是一個工業村，大部分居民都完全不從事農業，它是由幾個村組成的一個手工業區的中心。根據1889年地方自治局的調查（《土地估價材料》第8編1895年下諾夫哥羅德版），別茲沃德諾耶鄉（581戶）有67．3％戶不種地，78．3％戶沒有馬匹，82．4％戶從事手工業，57．7％戶有人識字和有人上學（全縣平均數是44．6％）。別茲沃德諾耶的手工業是制造各種金屬用品：鏈條、釣魚鉤、金屬帶；1883年的生產總額為250萬盧布[注：《俄國手工工業調查委員會的報告》第9編。1897年別茲沃德諾耶村的居民為3296人。]，1888—1889年度為150萬盧布[注：《俄國手工工業報告和研究》第1卷。據《工廠索引》所載，這個地區有4家“工廠”，廠內工人21人，廠外工人29人，生產總額68000盧布。]。這一手工業的組織，是用業主材料為業主工作，工作分配給許多局部工人，他們有的在企業主的作坊里做，有的在家里做。例如，在釣魚鉤的生產中，完成各道工序的，有“彎鉤工”、“切斷工”（在專門的房子里做）和“磨尖工”（在家里磨鉤尖的婦女和兒童），所有這些工人都是為資本家做工以領取計件工資，而彎鉤工又把工作分給切斷工和磨尖工。“現在拉鐵絲采用了馬拉絞盤；從前拉鐵絲是由集合到這里的許多盲人干的……”這也是資本主義工場手工業的一項“專業”！“這種生產的環境與其他一切生產截然不同。人們在混濁的空氣中工作，呼吸著馬糞堆蒸發出來的惡臭。”[注：《俄國手工工業報告和研究》第1卷第186頁。]莫斯科省的編篩業[注：第5章附錄一，第29號手工業。]、別針制造業[注：第5章附錄一，第32號手工業。]和金銀線拉制業[注：《莫斯科省統計資料匯編》第7卷第1編第2部和《1890年博戈羅茨克縣的手工業》。]也都是按這種資本主義工場手工業類型組織起來的。80年代初，在金銀線拉制業中，有66家作坊和670個工人（其中79％是雇傭工人），生產總額為368500盧布，其中某些資本主義作坊有時也被列入“工廠”。[注：例如，見《工廠索引》第8819號。]

　　雅羅斯拉夫爾省雅羅斯拉夫爾縣布爾馬基諾鄉（及其附近各鄉）的五金業的組織，大概也是同一類型。至少，我們在這里看到了同樣的分工（鐵匠、吹火工、鉗工），同樣的雇傭勞動的廣泛發展（布爾馬基諾鄉307家鐵鋪中，231家有雇傭工人），同樣的大資本對所有這些局部工人的統治（包買主處于支配地位；鐵匠為他們工作，鉗工為鐵匠工作），同樣的資本主義作坊中產品收購和產品生產的結合，其中某些資本主義作坊有時也被列入“工廠”名單之內。[注：《俄國手工工業調查委員會的報告》第6編1880年的調查；《俄國手工工業報告和研究》第1卷（1888—1889年），參看第271頁：“幾乎全部生產都集中在有雇傭工人的作坊里。”也可參看《雅羅斯拉夫爾省概述》1896年雅羅斯拉夫爾版第2編第8頁和第11頁；《工廠索引》第403頁。]

　　在上一章的附錄里曾經舉出了莫斯科省托盤業和銅器業[注：第5章附錄一，第19號和第30號手工業。]（從事后一種手工業的地區叫做“扎加里耶”區）的統計資料。從這些資料中可以看出，雇傭勞動在這些手工業中起主要作用，在手工業中居支配地位的是那些平均一個作坊雇有18—23個工人和生產總額達16000—17000盧布的大作坊。如果再補充一點，這里的分工規模十分廣泛[注：在銅器業者那里，一個作坊需要5個完成各種工序的工人；在托盤業者那里至少需要3個工人，而“正規的作坊”則需要9個工人。“在大規模的作坊里”，采用“細致的分工”，“是為了提高生產率”（上引伊薩耶夫的書第27頁和第31頁）。]，那就很清楚，這便是資本主義工場手工業[注：根據1890年《工廠一覽表》的統計，扎加里耶地區有14家工廠和184個工人，生產總額為37000盧布。把這些數字同上述地方自治局的統計資料加以比較便可看出，工廠統計在這里也只包括廣泛發展的貿本主義工場手工業的上層。]。“在現有技術和分工的條件下，小工業單位是一種反常現象，它只有靠把勞動時間延長到最大限度，才能夠同大作坊并存”（上引伊薩耶夫的書第33頁），例如托盤業者把勞動時間延長到19小時。這里工作日一般都是13—15小時，而小業主則是16—17小時。用商品支付工資的辦法很普遍（在1876年和1890年都是這樣）。[注：參看《博戈羅茨克縣的手工業》。]我們補充一點，這種手工業早已存在（它的產生不晚于19世紀初），加上各種操作的廣泛專業化，也在這里培養了手藝非常精巧的工匠：扎加里耶人的手藝很出名。在這種手工業中還出現了一些不需要事先訓練可以直接由童工來做的專業。伊薩耶夫先生正確地指出：“童工能直接擔任工作，手藝似乎不學便會，這種情況就已表明，需要對勞動力進行培訓的手藝性質正在消失，很多局部操作的簡化是手藝過渡到工場手工業的標志。”（上引書第34頁）不過應當指出，“手藝性質”在一定程度上總是在工場手工業中保留著，因為工場手工業的基礎同樣也是手工生產。

　　（10）首飾業、茶炊業和手風琴業

　　科斯特羅馬省科斯特羅馬縣的克拉斯諾耶村，是通常成為我國“人民”資本主義工場手工業中心的那些工業村當中的一個。這個大村（1897年有居民2621人）具有純城市性質，居民過著小市民式的生活，不從事農業（只有極少的例外）。克拉斯諾耶村是首飾業中心，這一行業包括4個鄉51個村（其中包括涅列赫塔縣錫多羅沃鄉），總共有735戶和大約1706個工人。[注：《俄國手工工業調查委員會的報告》第9編阿·季洛先生的文章；《俄國手工工業報告和研究》第3卷（1893年版）。這一行業還在發展。參看1897年《俄羅斯新聞》第231號所載的通訊。1898年《財政與工商業通報》第42期。生產總額為100多萬盧布，其中工人約得20萬盧布，而包買主和商人約賺30萬盧布。]季洛先生說：“克拉斯諾耶村的大手工業者，如商人普希洛夫家族、馬佐夫家族、索羅金家族、丘爾科夫家族等，毫無疑義應該算是這一行業的主要代表。他們購買金、銀、銅等材料，雇用工匠，包買成品，把訂貨交到家里去做，提供貨樣，等等。”（第2043頁）大手工業者有作坊——“試驗室”（實驗室），在這里鍛造和熔煉金屬，然后分給“手工業者”去加工；大手工業者還有種種技術設備，如“壓機”（壓出小物件的壓模機）、“壓印機”（壓印花紋）、“拉絲機”（拉金屬絲）、鉗工臺等等。在生產中廣泛地實行分工：“幾乎做每件產品都要按規定程序經過好幾道手。例如，拿制造耳環來說，手工業業主首先把銀子送到自己的作坊，在這里把一部分銀子輾壓成銀頁，一部分拉成銀絲；然后把這些材料交給各個工匠去定做，如果那個工匠有家屬，那么這項工作便分給幾個人去做：一個人用壓模把銀頁壓出花紋或耳環形，另一個人把銀絲彎成穿耳垂的小環，第三個人焊接這些物件，最后，由第四個人研磨做好的耳環。全部工作都不算難，并不需要受很多的訓練，焊接和研磨工作常常由婦女和七八歲的兒童來做。”（第2041頁）[注：“每一種制品，甚至制品的每一部分，在克拉斯諾耶村的手工業者中間都有自己的工匠，因此，在一個家庭里制造戒指和耳環、手鐲和胸針等是十分少見的；通常一件制品都是由專業工人各造一部分，這些工人不僅住在不同的家里，而且甚至住莊不同的村子里。”（《俄國手工工業報告和研究》第3卷第76頁）]這里的工作日也特別長，一般都達16小時。實行實物工資制。

　　下列統計資料（當地的一位金銀成色檢驗員最近公布的）清楚地說明了這一行業的經濟結構[92]：

　　“前兩類工匠（約占工匠總人數的2/3），與其說是手工業者，不如說是在家里做工的工廠工人。”在最高的一類中，“雇傭勞動越來越多……工匠已經開始添購他人的產品”，這一類的上層“以包買為主”，“有4個包買主根本沒有開設作坊”。[注：1898年《財政與工商業通報》第42期。]

　　圖拉城及其附近地區的茶炊業和手風琴業，是資本主義工場手工業的非常典型的例子。這一地區的“手工業”一般都是很古老的，它們起源于15世紀。[注：見《俄國手工工業調查委員會的報告》第9編中弗·波里索夫先生的文章。]從17世紀中葉起，這些手工業有了不尋常的發展；波里索夫先生認為，從這時起便是圖拉手工業發展的第二階段。1637年建立了第一個鑄鐵廠（由荷蘭人維尼烏斯建立）。圖拉的兵器匠建立了特殊的鐵匠鎮，形成了擁有各種特權的特殊等級。1696年圖拉出現了由一位優秀的圖拉鐵匠建立的第一個鑄鐵廠，這一行業傳到了烏拉爾和西伯利亞。[注：圖拉的鐵匠尼基塔·杰米多夫·安土菲耶夫在圖拉城附近建造了一所工廠，博得了彼得大帝的歡心，并于1702年得到了涅維揚斯基工廠。他的后裔便是烏拉爾的著名礦業主杰米多夫家族。]從這時起，圖拉手工業的歷史便進入了第三個時期。工匠們開始自設作坊，并把手藝傳授給附近的農民。在1810—1820年間出現了第一批茶炊廠。“1825年圖拉已經有了43家各種不同的工廠，這些工廠全都屬于兵器匠，就連現有的工廠幾乎全都屬于從前的兵器匠，即現在的圖拉商人。”（上引書第2262頁）因此，在這里我們看到了舊時行會師傅同后來的資本主義工場手工業老板之間的直接繼承和聯系。1864年圖拉的兵器匠們擺脫了農奴制的依附關系[93]，成了小市民；由于鄉村手工業者的激烈競爭，收入降低了（這造成了手工業者從城里遷回鄉間的現象）；工人們紛紛轉向茶炊業、制鎖業、刀剪業和手風琴業（圖拉第一批手風琴是1830—1835年間出現的）。

　　茶炊業現在的組織情況如下。為首的是一些大資本家，他們擁有雇用數十名以至數百名雇傭工人的作坊，同時他們把許多局部工序也交給城里和鄉間的家庭工人去做；承擔這些局部工序的人有時自己也有使用雇傭工人的作坊。當然，除了大作坊以外，還有一些在依次的所有各個階段都依賴資本家的小作坊。分工是這種生產全部結構的總基礎。茶炊的制造過程分為下列幾道工序：（1）卷銅板成圓筒（做壺身）；（2）焊合；（3）銼平焊縫；（4）安底座；（5）鍛打制品（即所謂“修整”）；（6）清壺里；（7）旋壺身和壺頸；（8）包錫；（9）用鉆孔機在茶炊底座和煙筒脖上鉆氣孔；（10）裝配茶炊。其次，另外還有小銅件的鑄造：（a）制模和（b）澆注。[注：在《俄國手工工業調查委員會的報告》第10編里馬諾欣先生曾出色地描繪過彼爾姆省蘇克孫的茶炊業。組織情況和圖拉茶炊業相同。參看該書第9編波里索夫先生關于1882年展覽會展出的各種手工業一文。]由于把工作分到家里去做，所以這些工序中的每一項都能成為一種專門的“手工業”。在《俄國手工工業調查委員會的報告》第7編里，波里索夫先生敘述了其中一種“手工業”。這一行業（做茶炊壺身）就是：農民為賺取計件工資，用商人的材料做上述各種局部工序當中的一種。1861年以后，手工業者從圖拉城轉到鄉間去做工，因為鄉間生活費用比較便宜，需求水平較低。（上引書第893頁）波里索夫先生正確地說明了“手工業者”能夠這樣長期存在，是由于保留了茶炊的手工鍛造：“鄉村的手工業者對訂活的廠主來說總是比較有利的，因為他們的勞動比城里的手藝人便宜10—20％。”（第916頁）

　　據波里索夫先生計算，1882年茶炊的生產額約為5000000盧布，工人有4000—5000人（手工業者也包括在內）。在這里，工廠統計也只包括整個資本主義工場手工業的一小部分。根據1879年《工廠一覽表》的統計，圖拉省有53家茶炊“工廠”（都是手工生產的）和1479個工人，生產額為836000盧布。根據1890年《工廠一覽表》的統計，有162家工廠，2175個工人，生產額為1100000盧布，但是在名單中卻只有50家工廠（1家有蒸汽機），1326個工人，生產額為698000盧布。顯而易見，這次是把成百家小作坊也列為“工廠”了。最后，《工廠索引》指出，在1894—1895年度有25家工廠（4家有蒸汽機），1202個工人（外加607個廠外工人），生產額為1613000盧布。在這些資料中，不論是工廠數量或工人人數，都是不能比較的（由于上述原因，也由于前幾年廠內工人和廠外工人都混在一起）。唯有一點倒是毫無疑義的，就是大機器工業不斷地排擠工場手工業：1879年，100個工人以上的工廠有兩家；1890年還是兩家（1家有蒸汽機）；1894—1895年度有4家（3家有蒸汽機）。[注：看來，圖拉城及其附近的五金業的組織情況也有相似的特點。根據波里索夫先生1882年的統計，從事這種手工業的工人有2000—3000人，生產額約為250萬盧布。這些“手工業者”在很大程度上依附于商業資本。圖拉省的小五金“工廠”有時也有廠外工人。（參看《工廠索引》第393—395頁）]

　　處在較低經濟發展階段的手風琴業的組織情況也完全相同。[注：手風琴業的發展也是值得注意的，它既是排擠原始民間樂器的過程，也是建立廣大國內市場的過程，因為沒有這樣的市場就不能有細致的分工，而沒有分工也就不能使產品價格低廉。“由于手風琴價格低廉，它幾乎到處都排擠了原始的民間弦樂器——三弦琴。”（《俄國手工工業調查委員會的報告》第9編第2276頁）]“參加手風琴生產的有十幾種專業”（《俄國手工工業調查委員會的報告》第9編第236頁）；制造手風琴的各個部件或進行某些局部工序，成為各個所謂獨立“手工業”的對象。“在蕭條的時候，所有手工業者都為工廠或較大的作坊做工，從這些工廠或作坊的業主那里領得材料；在手風琴的需要激增的時候，便出現大批小生產者，他們向手工業者買來各個部件，自己裝配成手風琴，把它們送到當地店鋪，當時這些店鋪很愿意收買手風琴。”（同上）根據波里索夫先生的統計，1882年在這種手工業中有工人2000—3000人，生產總額約為4000000盧布；根據工廠統計，1879年有兩家“工廠”和22個工人，生產總額為5000盧布；1890年有19家工廠和275個工人，生產總額為82000盧布；1894—1895年度有1家工廠和23個工人（還有17個廠外工人），生產總額為20000盧布。[注：根據圖拉城1891年11月29日的調查，城里出售手風琴的店鋪有36家，制造手風琴的作坊有34家。（見《1895年圖拉省省志》1895年圖拉版）]蒸汽發動機根本沒有采用。所有這些數字的變化表明，對那些已成為資本主義工場手工業復雜機體組成部分的個別企業的取舍，完全是偶然性的。

　　三　工場手工業的技術。分工及其意義

　　現在我們根據上述資料來作結論，并考察一下這些資料是否真正說明了我國工業中資本主義發展的一個特殊階段。

　　保持手工生產和系統而廣泛地實行分工，是我們所考察的一切行業的共同特點。生產過程分為若干局部工序，由各種專業工匠去做。這些專業工匠的培養，需要經過相當長時間的訓練，因而學徒制就成為工場手工業的自然伴隨物。大家知道，在商品經濟和資本主義的一般環境中，這種現象會造成各種最壞的人身依附和剝削。[注：我們只舉一個例子。在庫爾斯克省格賴沃龍縣博里索夫卡鎮，有一種畫圣像的行業，從事這種行業的有500人左右。工匠們大部分不用雇傭工人，而是用每晝夜工作14—15小時的學徒。這些工匠對建立繪畫學校的想法抱敵對態度，害怕失去學徒這種無償的勞動力。（《俄國手工工業報告和研究》第1卷第333頁）在資本主義工場手工業中，家庭勞動下的兒童狀況一點也不比學徒好，因為家庭工人不得不把工作日延長到極限，要全家全力以赴。]學徒制的消滅是同工場手工業的更高發展和大機器工業的形成相聯系的，因為機器把訓練期縮短到最低限度，或者分出了一些連兒童也能勝任的十分簡單的局部工序。（見上面扎加里耶的例子）

　　手工生產作為工場手工業的基礎保持下來，說明工場手工業處于相對靜止狀態，把工場手工業同工廠加以比較，這種情況就特別顯著。分工的發展和深化進行得非常緩慢，因而工場手工業幾十年來（甚至幾世紀）都保持著它一開始就采用的那種形式。我們看到，在我們考察的各種行業中，有很多是有悠久歷史的，然而直到最近，它們當中大多數在生產方法上還沒有任何大的改革。

　　至于談到分工，我們在這里就不再重復理論經濟學中人所共知的那些關于分工在勞動生產力發展過程中的作用的原理了。在手工生產的基礎上，除了分工的形式以外，不可能有其他的技術進步。[注：“當獨立小工業遍布廣大地區時，對獨立小工業來說，大規模生產的家庭形式和工場手工業是不可避免的，在一定程度上甚至是最好的出路。”（哈里佐勉諾夫的著作，載于1883年《法學通報》第11期第435頁）]我們只想指出兩種最重要的情況，來說明作為大機器工業準備階段的分工的必要性。第一，只有把生產過程分解為一系列最簡單的純粹機械的工序，才有可能使用機器，因為機器最初應用于最簡單的工序，只是逐漸地才包括了比較復雜的工序。例如，在織造業中，織布機早就征服了簡單織物的生產，但絲織業主要還是采用手工方法。在五金業中，機器首先應用于一種最簡單的工序——研磨等等。但是，這種把生產分成各種最簡單的工序的做法（這是實行大機器生產所必要的準備步驟），也使小手工業發展起來。附近的居民有可能在自己家中進行這種局部工序，或者用手工工場主的材料給他們做訂貨（制刷工場手工業中的串鬃，制革業中的縫制羊皮、皮外套、手套及鞋靴等，制梳工場手工業中的修整梳子，替茶炊“做壺身”等等），或者甚至“獨立地”購買材料，制造產品的某些部件并把它們賣給手工工場主（寬邊帽業，馬車制造業，手風琴業等）。小的（有時甚至是“獨立的”）手工業的發展竟是資本主義工場手工業發展的表現，這好象是奇談，然而這是事實。這種“手工業者”的“獨立性”完全是虛假的。如果同其他局部勞動，同產品的其他部分不發生聯系，他們的工作就不能進行，他們的產品有時甚至就會沒有任何使用價值。而這種聯系，只有控制著（以某種形式）大批局部工人的大資本才能建立[注：為什么只有資本才能建立這種聯系呢？因為正如我們所見到的，商品生產造成小生產者的分散性，引起小生產者的徹底分化，因為小手工業給工場手工業留下了資本主義作坊和商業資本。]，而且已經建立起來。民粹派經濟學的基本錯誤之一，就是忽視或者抹殺局部“手工業者”是資本主義工場手工業的組成部分這一事實。

　　第二個情況必須特別強調指出，這就是工場手工業培養了手藝高超的工人。如果沒有一個工場手工業培養工人的漫長時代，大機器工業在改革后時期就不可能這樣迅速地發展。例如，弗拉基米爾省波克羅夫縣“手工”織造業的調查者指出了庫德基納鄉（奧列霍沃村和莫羅佐夫家族的一些著名工廠就在這里）織工出色的“技術本領和經驗”：“無論在什么地方……我們都不會見到這樣緊張的勞動……這里，織工同卷緯工之間總是實行嚴格的分工……過去……在庫德基納人中間培養出了……完善的生產技術方法……和在各種困難中找出頭緒的本領”。[注：《弗拉基米爾省手工業》第4編第22頁。]關于絲織業，他們寫道：“不能隨便在某個村莊和任意建立多少工廠”，“工廠必須跟隨織工進入那些通過外出做零工”（補充一句，或者通過在家里做工）“而形成了一批熟悉業務的工人的村莊”[注：同上，第3編第63頁。]。比如說，如果在基姆雷村地區幾百年來沒有培養出現在熱衷于外出做零工的手藝高超的工人，那么象彼得堡制鞋廠[94][注：1890年有工人514人，生產額600000盧布，1894—1895年度有工人845人，生產額1288000盧布。]這樣的企業就不可能發展得這樣迅速，等等。所以順便提一下，工場手工業造成了許多專門從事某種生產和培養出大批手藝高超的工人的廣大地區，具有十分重大的意義。[注：“批發手藝”這個術語很確切地說明了這種現象。在科爾薩克的著作中寫道：“自17世紀起，農村工業開始比較明顯地發展起來：許多村莊，尤其是莫斯科近郊沿著大道的那些村莊，都從事某種手藝的生產；有一些村莊的居民成為制革匠，另一些村莊的居民成為織工，還有一些村莊的居民則成為染色工、大車匠、鐵匠等。到上世紀末葉，很多這樣的批發手藝（某些人這樣稱呼它們）在俄國得到了發展。”（上引書第119—121頁）]

　　資本主義工場手工業的分工，使工人（包括局部“手工業者”）變成畸形和殘廢。在分工中出現了能工巧匠和殘廢者。前者人數極少，他們使調查者驚嘆不已[注：我們只舉兩個例子：巴甫洛沃著名的制鎖匠赫沃羅夫做的鎖，每24把重1左洛特尼克（等于1/96舊俄斤，4．266克。——編者注）。這種鎖的零件只有針頭那樣大。（上引拉布津的書第44頁）莫斯科省的一個玩具匠，幾乎畢生都從事于裝飾轅馬，每天能裝飾400個。（《莫斯科省統計資料匯編》第6卷第2編第38—39頁）]；后者大批出現，他們是肺部不健康、雙手過分發達、“駝背”等等的“手工業者”[注：格里戈里耶夫先生這樣描寫巴甫洛沃的手工業者：“我曾經碰到這樣一個工人，他在同一個臺鉗旁工作了6年，他那只光著的左腳把地板磨得剩下不到一半厚了；他苦笑說：他把地板磨穿，老板也就要趕他走了。”（上述著作第108—109頁）]。

　　四　地域的分工和農業同工業的分離

　　上面已經指出，同整個分工有直接聯系的是地區的分工，即各個地區專門生產一種產品，有時是產品的一個品種，甚至是產品的某一部分。手工生產占優勢，存在大批小作坊，工人同土地保持聯系，工匠被固定在某一種專業上，這一切必然造成工場手工業各個工業地區的閉塞狀態；有時這種地方閉塞狀態達到完全與外界隔絕的地步[注：卡爾戈波爾縣的灰鼠毛皮業，謝苗諾夫縣的制匙業。]，同外界有往來的只是一些商人-業主。

　　哈里佐勉諾夫先生在下面冗長的論述中，對地區分工的意義估計不足：“帝國土地遼闊，自然條件差別很大：一個地方林茂獸多，另一地方盛產牲畜，還有些地方粘土和鐵礦蘊藏豐富。這些自然特性也決定了工業的性質。由于土地遼闊和交通不便，原料無法運輸，或者是運費昂貴。因此，手工業必然要設置在附近有豐富原料的地方。由此就產生了我國工業的特點——在各個廣闊的連成一片的地區的商品生產專業化。”（《法學通報》，上引期第440頁）

　　地區的分工并不是我國工業的特點，而是工場手工業（包括俄國和其他國家）的特點；小手工業沒有造成這樣廣大的地區，工廠破壞了這些地區的閉塞狀態，促使作坊和大批工人遷移到別的地方。工場手工業不僅造成了連成一片的地區，而且在這些地區內實行了專業化（按商品的分工）。某個地方有原料，這決不是工場手工業的必不可少的條件，甚至未必是它的通常條件，因為工場手工業是以相當廣泛的商業交往為前提的。[注：織造業和巴甫洛沃、格熱爾、彼爾姆等地的制革業以及其他許多行業都是用輸入的（即非本地的）原料進行加工的。（參看《評論集》第122—124頁（見《列寧全集》第2版第2卷第244—247頁。——編者注））]

　　下面這種情況同上述工場手工業的特點有聯系：資本主義的這個演進階段具有農業同工業分離的特殊形式。最典型的手工業者現在已不是農民，而是不從事農業的“工匠”（另一極則是商人和作坊主）。在大多數場合下（如我們在上面所看到的），按照工場手工業類型組織起來的手工業都擁有非農業的中心：或者是城市，或者是（常見得多）村莊，這些村莊的居民幾乎都不從事農業，這樣的村莊應該列為工商業性質的居民點。工業同農業的分離在這里有很深的基礎，其根源既在于工場手工業的技術，也在于它的經濟和它的生活（或文化）特征。技術把工人束縛在一種專業上，因而一方面使他不適合于從事農業（體力孱弱等等），另一方面要求他不間斷地和長期地從事一種手藝。工場手工業經濟結構的特征，是手工業者的分化比小手工業中的分化深刻得多，而我們看到，在小手工業中，工業中的分化同農業中的分化是同時并進的。在大批生產者完全貧困化（這是工場手工業的條件和結果）的情況下，工場手工業的工人是不能由稍微寬裕的農民來補充的。工場手工業的文化特點在于：第一，一個行業存在很久，它（有時是幾百年）給居民留下特殊的印記；第二，居民的生活水平較高。[注：瓦·沃·先生在他的《俄國手工工業概述》中斷言：“在我國……完全拋棄農業的手工業地區很少”（第36頁）（我們上面已經指出，恰恰相反，這樣的地區很多），“我們在國內所見到的分工不足的現象，與其說是由于工業進步的力量所造成的，不如說是由于農民占有土地的規模沒有變動所造成的……”（第40頁）瓦·沃·先生沒有看到這樣的情況：這些“手工業地區”的特點是在技術、經濟和文化方面具有特殊的結構，它們標志著資本主義發展的一個特殊階段。重要的是，“工業村”大部分只得到“最低額份地”（第39頁）——（1861年時，它們的工業生活已有幾十年，甚至幾百年了！）——自然，沒有官方的縱容，就不會有資本主義。]關于第二種情況，我們現在就來詳細談一談，但是首先要指出，工場手工業并沒有使工業同農業完全分離。在手工技術的條件下，大作坊不可能完全排擠小作坊，尤其是當小手工業者延長工作日和降低自己的需求水平的時候：在這種情況下，就象我們所看到的，工場手工業甚至會使小手工業發展起來。因此，在工場手工業的非農業中心周圍，我們在大多數情況下都會看到一整片其居民也從事各種手工業的農業居民區，這是很自然的。顯然，在這方面也突出地表現了工場手工業在小手工生產和工廠之間的過渡性質。既然在西歐，資本主義工場手工業時期還不能使工業工人完全脫離農業[注：《資本論》第2版第1卷第779—780頁（參看《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第816—817頁。——編者注）。]，那么在俄國，在保存著許多把農民束縛在土地上的制度的情況下，這種脫離就不能不推遲。因此，我們再說一遍，非農業中心是俄國資本主義工場手工業的最典型特點，它把附近農村的居民（他們都是半農業者半工業者）吸引到自己身邊，并且支配著這些農村。

　　在這里，這些非農業中心的居民文化水平較高這一事實，尤其值得注意。較高的識字率，高得多的需求水平和生活水平，他們同“土里土氣的”“鄉下佬”的迥然不同，——這就是這些中心的居民的一般特點。[注：這一事實很重要，我們不得不再以下列資料來補充第2節中所引用的資料。沃羅涅日省博布羅夫縣的布圖爾利諾夫卡鎮是制革業中心之一。有3681戶，其中2383戶不從事農業。居民21000多人。識字戶占53％，而全縣識字戶是38％。（博布羅夫縣地方自治局統計匯編）薩馬拉省的波克羅夫斯克鎮和巴拉科沃村各有居民15000人以上，其中外地人特別多。不經營者占50％和42％。識字率在中等以上。統計指出，一般說來工商業村的特點是識字率較高，“不經營戶大批出現”（新烏津斯克縣和尼古拉耶夫斯克縣地方自治局統計匯編）。關于“手工業者”文化水平較高的情況，還可參看《俄國手工工業調查委員會的報告》第3編第42頁，第7編第914頁；上引斯米爾諾夫的書第59頁；上引格里戈里耶夫的著作第106頁及以下各頁；上引安年斯基的著作第61頁；《下諾夫哥羅德省匯編》第2卷第223—239頁；《俄國手工工業報告和研究》第2卷第243頁；第3卷第151頁。其次，也可參看《弗拉基米爾省手工業》第3編第109頁，那里生動地轉述了調查者哈里佐勉諾夫先生同他的車夫——一個絲織工的談話。這個絲織工激烈而尖銳地攻擊農民“土里土氣的”生活，攻擊他們低下的需求水平、他們的不開化等等，最后感嘆地說：“唉！上帝，想想看吧，人活著到底是為了什么呀！”有人早已指出，俄國農民對自己的貧困最缺乏認識。而資本主義工場手工業（不用說工廠了）的工人在這方面的認識，應當說是好得多了。]這一事實有多么重大的意義是十分明顯的，它清楚地證明資本主義而且是純粹“人民”資本主義的進步歷史作用，即使最狂熱的民粹派分子也未必敢說這種資本主義是“人為的”，因為絕大多數上述中心通常都屬于“手工”工業！工場手工業的過渡性質在這里也表現出來了，因為工場手工業僅僅開始改造居民的精神面貌，而完成這種改造的只是大機器工業。

　　五　工場手工業的經濟結構

　　在我們考察過的所有按工場手工業類型組織起來的手工業中，大量的工人都不是獨立的，而是依附于資本的，他們既沒有原料，也沒有成品，僅僅是領取工資而已。實質上，這些“手工業”中的極大多數工人都是雇傭工人，雖然這種關系在工場手工業中從來沒有達到象工廠所固有的那樣充分和純粹。在工場手工業中，商業資本通過各種各樣的方式同產業資本交織在一起，工人對資本家的依附形式和差別也是多種多樣的，從在別人的作坊中當雇工開始，接著是為“業主”進行家庭勞動，直到在采購原料或銷售產品方面的依附。除了大批依附工人外，在工場手工業中始終還保持有相當數量的所謂獨立生產者。但是所有這些五花八門的依附形式，只是掩蓋了工場手工業的一個基本特點：勞動的代表和資本的代表之間的分裂在這里已經充分表現出來。到農民解放時，這種分裂在我國工場手工業的各個最大中心已經由于數代的延續而固定下來。在上面所考察的各種“手工業”中，我們見到大批居民除了依附有產階級分子去做工，沒有任何生活資料，而另一方面，少數富裕的手工業者卻差不多掌握了（通過某種方式）一個地區的全部生產。這一基本事實也表明，我國工場手工業與前一個階段不同，它具有極其明顯的資本主義性質。在前一個階段，也存在著對資本的依附和雇傭勞動，但還未形成任何牢固的形式，也未包括大量的手工業者和大量的居民，還沒有引起各個生產參加者集團之間的分裂。在前一個階段，生產本身還保持著很小的規模，業主同工人之間的差別較小，大資本家（他們總是支配著工場手工業的首位）幾乎沒有，束縛于一種工序、因而也束縛于把這些局部工序聯合成一個生產結構的資本的局部工人也沒有。

　　這里是一位老著作家的證明，它明顯地證實了我們對上引資料所作的這個評述：“在基姆雷村，也象在其他的所謂俄國富裕村莊（例如巴甫洛沃村）一樣，有半數居民是乞丐，專靠施舍為生……假使一個工人生了病，而又是個單身漢，那么他在下周就有連一片面包也吃不上的危險。”[注：尼·奧弗相尼科夫《伏爾加河流域上游地區同下諾夫哥羅德市集的關系》。《下諾夫哥羅德省匯編》第2卷（1869年下諾夫哥羅德版）中的論文。作者根據的是1865年的基姆雷村資料。這位著作家對于市集作了概述，同時評述了在市集上出現的那些手工業中的社會經濟關系。]

　　因此，早在60年代就已經完全暴露出我國工場手工業經濟中的基本特點：很多“著名”“村莊”的“富裕”同極大多數“手工業者”的完全無產階級化之間的對立。同這一特點有聯系的是下面這種情況：最典型的工場手工業工人（即完全或者幾乎完全同土地斷絕關系的工匠）已經傾向于資本主義的后一階段，而不是前一階段，他們接近大機器工業工人甚于接近農民。上面所舉的關于手工業者文化水平的資料，明顯地證明了這一點。但是不能把這種評論應用于所有工場手工業的工人。保存大批小作坊和小業主，保持同土地的聯系和極其廣泛地發展家庭勞動，——這一切都會使工場手工業中很多“手工業者”仍然傾向于農民，想變成小業主，迷戀過去而不是向往未來[注：同他們的民粹派思想家完全一樣。]，會使他們沉醉于種種幻想，希望有朝一日（靠最緊張的勞動，靠節儉和機靈）變成一個獨立的業主[注：對于個別獨立自主的英雄們（弗·柯羅連科所著《巴甫洛沃隨筆》中的杜日金之類）來說，這種變化在工場手工業時期還有可能，但是，對于大批一無所有的局部工人來說，當然是不可能的。]。下面就是弗拉基米爾省“手工業”調查者對這些小資產階級幻想所作的十分準確的評價：

　　“大工業徹底戰勝小工業，把分散在許多小工房中的工人聯合到一個絲織廠里，這僅僅是時間問題，這種勝利來得愈快，對織工愈好。

　　現代絲織工業組織的特征，就是各經濟等級的不穩定和不固定，就是大生產同小生產以及同農業的斗爭。這種斗爭使小業主和織工激動不安，使他們一無所得，但卻使他們離開了農業，負債累累，并且把蕭條時期的一切重擔都加在他們身上。生產的積聚不會降低織工的工資，但會使誘惑和拉攏工人、用同他們的全年收入不能相抵的定錢來吸引工人的做法成為多余的事情。隨著相互競爭的緩和，廠主們就失掉了花大筆款項以便用債務來捆住織工的興趣。同時，大生產使廠主的利益同工人的利益，一個人的富有同另一些人的貧窮如此明顯地對立起來，以致織工不可能產生使自己成為廠主的愿望。小生產并不比大生產多給織工什么東西，但是它沒有大生產那樣的穩固性，所以它使工人更深地陷入歧途。手工業織工有一種虛幻的憧憬，他們期望有一天可以安裝一臺自己的織布機。為了達到這個理想，他們竭盡全力，借債，盜竊，扯謊，不把自己的伙伴當作患難朋友，而是當作敵人，當作他們好象在遙遠的將來可能得到的那臺可憐的機器的競爭者。小業主不了解自己在經濟上的缺陷，他們逢迎包買主和廠主，對自己的同伙隱瞞采購原料和銷售成品的地點和條件。他們自以為是獨立的小業主，但實際上卻成為自愿送到大商人手中的可憐工具和玩物。當他們還沒有跳出泥坑，只有三四臺織布機時，他們就已經在說業主的處境艱難，說織工懶惰和酗酒，說必須保證廠主不遭受債務的損失。小業主，這是工業奴隸制度的化身，就象從前黃金時代執事和管家是農奴制度的生動體現者一樣。當生產工具還沒有同生產者完全分離，而生產者尚有可能成為獨立的業主的時候，當廠主、小業主和包工一方面支配和剝削下層各經濟等級，同時又受到上層各經濟等級的剝削，因而使包買主同織工之間的經濟鴻溝聯結起來的時候，工人的社會意識就模糊起來，他們就墮入虛幻的想象中。在應該團結的地方卻發生了競爭，而本質上敵對的各個經濟集團的利益則一致起來。現代絲織業組織不僅進行著經濟剝削，而且在被剝削者中尋找自己的代理人，利用他們來模糊工人的意識和腐蝕他們的心靈。”（《弗拉基米爾省手工業》第3編第124—126頁）

　　六　工場手工業中的商業資本和產業資本。——“包買主”和“廠主”

　　從上面所引用的資料中可以看出：在資本主義的這個發展階段，除了資本主義大作坊，我們還經常看到為數極多的小作坊；這些小作坊在數量上甚至往往占優勢，而在生產總額上則完全起著從屬的作用。在工場手工業中這種小作坊的保存（甚至發展，象我們上面所看到的）是一種十分自然的現象。在手工生產的情況下，大作坊對小作坊并不占絕對優勢；分工產生最簡單的局部工序，促進了小作坊的出現。因此，資本主義工場手工業的典型現象，就是少數較大的作坊和大量小作坊同時并存。它們兩者之間有沒有什么聯系呢？上面所分析的資料使人毫不懷疑：它們之間的聯系是極其密切的，大作坊正是從這些小作坊成長起來的，小作坊有時只是手工工場的場外部分，在極大多數場合下，屬于大業主并使小業主從屬于自己的商業資本起著聯系大作坊和小作坊的作用。大作坊的業主必須大量采購原料和銷售制品。他的商業貿易額愈大，他在收購和出售商品方面以及在檢驗商品和保管等方面的費用（每一單位產品上的）就愈少，于是手工工場主就把原料零售給小業主，購買他們的制品，把這些制品作為自己的制品轉賣出去。[注：我們對上面所講的再補充一個例子。在莫斯科省家具業中（1876年的資料，引自伊薩耶夫先生的書），最大的一些手工業者是捷寧家族，他們生產貴重的家具，“培養了好幾代手藝高超的手藝人”。1845年他們建立了自己的鋸木廠（1894—1895年度生產總額為12000盧布，工人14人，有1臺蒸汽發動機）。應當指出，這個行業共有作坊708個，工人1979人，其中846人即42．7％是雇傭工人，生產總額為459000盧布。從60年代初期起，捷寧家族在下諾夫哥羅德開始大批收購材料，成車廂地買進板子：每100塊為13盧布，而賣給小手工業者卻是18—20盧布。在7個村莊（有工人116人）中，大部分人都把家具賣給捷寧，而他在莫斯科設有家具和膠合板倉庫（建立于1874年），貿易額達40000盧布。為捷寧家族做工的有20個個體生產者。]如果盤剝和高利貸同這些出售原料和購買制品的活動結合在一起（這是常有的），如果小業主賒購材料并用制品償付債款，那么，大手工工場主就能用自己的資本獲得高額利潤，而這是他從雇傭工人那里永遠也得不到的。分工更加促進了小業主對大業主的這種依附關系的發展：大業主或者把材料分配到各家去加工（或完成某些局部工序），或者向“手工業者”購買產品的某些部分和特種產品等等。總之，商業資本同產業資本之間最密切的不可分割的聯系，是工場手工業最有代表性的特點之一。“包買主”在這里差不多總是和手工工場主（按流行的不正確的用語，把手工工場主叫作“廠主”，把所有稍微大些的作坊都算作“工廠”）交錯在一起。因此在極大多數場合下，關于大作坊生產規模的資料，還絲毫不能說明大作坊在我國“手工業”中的實際意義[注：這里有一個例子可以說明正文中所說的。奧廖爾省特魯布切夫斯克縣的涅基諾村有一個榨油廠，有工人8人，生產總額2000盧布（1890年的《工廠一覽表》）。看來，這個小工廠表明，資本在當地榨油業中的作用很小。但是產業資本不大的發展，只意味著商業資本和高利貸資本的巨大發展，我們從地方自治局統計匯編中了解到，這個村莊186戶中有160戶完全受當地廠主的盤剝，這個廠主甚至替他們全體繳納捐稅，貸給他們一切必需的東西（許多年來就是如此），按壓低的價格得到了償債的大麻。奧廖爾省的大量農民也遭受著這樣的盤剝。在這種情況下，是否可以對產業資本不大的發展感到高興呢？]，因為這些作坊的業主不僅支配著自己作坊中工人的勞動，而且支配著大批家庭工人的勞動，甚至事實上還支配著大批所謂獨立小業主的勞動，他們對這些小業主來說就是“包買主”。[注：因此，可以想象，如果把大手工工場主撇開不去考察（要知道這不是手工工業，而是工廠工業！），而把“包買主”看作“實質上完全是多余的和只是產品銷售的混亂所引起的”現象（瓦·沃·先生《俄國手工工業概述》第150頁），那么這種“手工業”的經濟組織將會被描寫成什么樣子了！]這樣，在有關俄國工場手工業的資料中，就非常突出地顯示出《資本論》作者所確定的那個規律：商業資本的發展程度同產業資本的發展程度成反比例[注：參看《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5卷第367—368頁。——編者注]。實際上我們可以這樣說明第2節中所記述的各種手工業的特征：這些手工業中大作坊愈少，“包買”就愈發達，反過來說也是一樣；變換的只是資本的形式，而資本在任何情況下都居于支配地位，并且使“獨立的”手工業者的處境常常比雇傭工人的處境惡劣得多。

　　民粹派經濟學的基本錯誤也就在于：它一方面忽視或抹殺了大小作坊之間的聯系，另一方面忽視或抹殺了商業資本和產業資本之間的聯系。格里戈里耶夫先生說：“巴甫洛沃區的廠主不過是復雜化了的包買主。”（上引著作第119頁）這不僅對于巴甫洛沃一個地方來說是正確的，而且對于大多數按照資本主義工場手工業類型組織起來的手工業來說，也是正確的。反之亦然：工場手工業中的包買主是復雜化了的“廠主”。工場手工業中的包買主與農民小手工業中的包買主之間的一個重大差別也就在這里。但是，把“包買主”同“廠主”之間的聯系這一事實看作是某種對小工業有利的論據（象格里戈里耶夫先生和其他許多民粹派所認為的），這是在作完全任意的結論，硬要使事實去符合偏見。如我們所看到的，許多資料都證明，商業資本同產業資本結合，就會使直接生產者的狀況比雇傭工人的狀況惡劣得多，就會延長他們的工作日，降低他們的工資，阻礙經濟和文化的發展。

　　七　資本主義的家庭勞動是工場手工業的附屬物

　　資本主義的家庭勞動，即在家里加工從企業主那里領來的材料以取得計件工資，正如上一章里指出的，在農民小手工業中就存在了。我們在下面還會看到，它同工廠即大機器工業也是同時并存的（而且規模很大）。可見，資本主義的家庭勞動在工業資本主義的各個發展階段都存在，不過它是工場手工業的最大特征。不論農民小手工業或大機器工業，沒有家庭勞動也很容易對付。而在資本主義發展的工場手工業時期（它所固有的特點是保存著工人同土地的聯系，在大作坊周圍存在著許多小作坊），不把工作分到家里去做，那是很難想象的，幾乎是不可能想象的。[注：大家知道，在西歐，資本主義工場手工業時期的特點也是家庭勞動的廣泛發展，例如織造業。值得指出的是，馬克思在敘述工場手工業的典型例子鐘表業時指出，指針盤、發條和表殼也很少是在本手工工場內制造的，一般常常是由局部工人在家中做。（《資本論》第2版第1卷第353—354頁（見《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第379—382頁。——編者注））]我們已經看到，俄國的資料確實證明，在按資本主義工場手工業類型組織起來的手工業中，把工作分到家里去做的辦法，得到特別廣泛的采用。所以我們認為在本章中考察資本主義家庭勞動的特點是極為正確的，即使下面引證的某些例子不可能專門適用于工場手工業。

　　首先我們要指出，在家庭勞動的情況下，資本家和工人之間有很多中間人。大企業主不可能親自把材料分配給往往散居各村的千百個工人，這就必然會出現一批中間人（在某些場合甚至出現了各種等級的中間人），他們整批地取得材料，零星地分配出去。于是產生了真正的sweating　system，即榨取血汗的制度，這是最厲害的剝削制度：同工人接近的“工匠”（或是“小工房主”，或是花邊業中的“女商人”等等）甚至會利用工人貧困的特殊機會，找出一些在大企業中不可想象的、根本不可能受到任何檢查和監督的剝削方法。[注：因此，附帶說一下，工廠也進行著反對這類中間人的斗爭，例如反對“包件工”，即雇用幫工的工人。參看科別利亞茨基《工廠視察機關官員和工廠主手冊》1897年圣彼得堡版第24頁及以下各頁。在關于手工業的一切著作中，記載了很多事實，證明中間人在把工作分配到家里去做的情況下，對手工業者進行無限制的剝削。我們可以舉出這方面的例子，如科爾薩克在上引書第258頁上的一般評述、“手工”織造業的記載（上面引證的）和莫斯科省婦女手工業的記載（《莫斯科省統計資料匯編》第6卷和第7卷）等等。]

　　應當把truck-system，即實物工資制同sweating　system并列，或者作為它的形式之一，實物工資制在工廠中是被追究的，而在手工業中，特別是在把工作分到家里去做的情況下則仍被廣泛采用。上面敘述各種手工業時，已經舉出了這種流行現象的例子。

　　其次，資本主義的家庭勞動必然同極不衛生的工作環境聯系著。工人一貧如洗，完全沒有可能以任何規章來改善勞動條件，住的地方和工作場所混在一起，這些情況就把從事家庭勞動的工人的住所變成不講衛生和發生職業病的地方。在大作坊中還有可能反對這種現象，而家庭勞動在這方面是資本主義剝削的最“自由的”形式。

　　過長的工作日，也是為資本家進行的家庭勞動和整個小手工業的必然特征之一。上面已經舉出“工廠”和“手工業者”工作日長短比較的幾個例子。

　　在家庭勞動中，吸收婦女和極年幼的兒童參加生產幾乎是常見的現象。現在，我們從莫斯科省婦女手工業的記載中引證一些資料作為例證。從事搖紗的婦女有10004人；兒童從5—6歲（！）起就開始做工，日工資為10戈比，年工資為17盧布。婦女手工業中的工作日一般長達18小時。在針織業中，兒童從6歲起就開始做工，日工資為10戈比，年工資為22盧布。婦女手工業總計：女工37514人；從5—6歲起就開始做工（在19種手工業中，有6種手工業是這種情況，而這6種手工業中共有32400個女工）；平均日工資為13戈比，年工資為26盧布20戈比。[注：描述婦女手工業的哥爾布諾娃女士，錯算成18戈比和37盧布77戈比，因為她只是根據每種手工業的平均數字，而沒有注意各種手工業中女工人數的不同。]

　　資本主義的家庭勞動的最大害處之一，就是使工人需求水平降低。企業主有可能到一些偏僻地方給自己選擇工人，那些地方的居民生活水平特別低，因居民同土地有聯系而工錢非常便宜。例如，有一個農村制襪作坊主解釋說，在莫斯科住房很貴，女工匠“還要吃白面包……而在我們這里，工人在自己的農舍里做工，吃的是黑面包……嘿，莫斯科怎能同我們相比呢？”[注：《莫斯科省統計資料匯編》第7卷第2編第104頁。]在搖紗業中，工資所以極其低廉，是因為對農民的妻子和女兒等等來說，這只不過是一種補助工資。“這樣一來，這個行業中的現行制度，把專靠這個行業收入生活的人的工資降低到極限，而把專靠工廠勞動生活的人的工資降到最低限度的需求以下，或者阻礙后者提高生活水平。二者都造成了極不正常的條件。”[注：《莫斯科省統計資料匯編》第7卷第2編第285頁。]哈里佐勉諾夫先生說：“工廠要找廉價的織工，并在遠離工業中心的織工的家鄉找到了這種工人……工資從工業中心到周圍地區是逐步降低的，這是不容懷疑的事實。”[注：《弗拉基米爾省手工業》第3編第63頁。同上，第250頁。]可見，企業主十分善于利用那些人為地把居民阻留在農村的條件。

　　家庭工人的分散性是這種制度的另一個同樣有害的方面。下面是包買主自己對這一害處的鮮明描述：“兩者〈向特維爾鐵匠收買釘子的大包買主和小包買主〉的活動都根據同樣的原則——收買釘子時付一部分錢和一部分鐵料，為了更好商量總是掌握一些鐵匠在自己家中工作。”[注：《俄國手工工業報告和研究》第1卷第218頁。同上，第280頁：廠主伊羅多夫說，對他更有利的是把工作分配給手工織工在家里做。]這段話率直地說明了我國“手工”工業的“生命力”！

　　家庭工人的分散性以及中間人的眾多，自然要使盤剝盛行起來，要造成各種形式的人身依附，這種人身依附在農村偏僻地方常常伴隨有“宗法式的”關系。工人欠業主的債，在一般“手工業”中特別在家庭勞動的情況下是極其普遍的現象。[注：參看莫斯科省制刷業（《莫斯科省統計資料匯編》第6卷第1編第32頁）、制梳業（同上，第261頁）、玩具業（第6卷第2編第44頁）、首飾業等等行業中工人欠業主債的實例。在絲織業中，織工全都欠廠主的債，廠主代他們繳納捐稅，一般“象租地一樣租用織工”等等（《弗拉基米爾省手工業》第3編第51—55頁）。]工人通常不僅是雇傭奴隸，而且是債務奴隸。上文已舉出幾個例子，說明農村關系的“宗法性”使工人處于怎樣的境況。[注：關于下諾夫哥羅德省鐵匠的情況，我們讀到這樣一段話：“當然，這里業主也剝削工人的勞動，但是規模較小〈？〉，并且是宗法式地進行的，得到大家的同意〈！〉，并無任何誤會。”（《俄國手工工業調查委員會的報告》第4編第199頁）]

　　前面評述了資本主義的家庭勞動，現在來考察這種勞動流行的條件，首先必須指出，這種制度同農民被束縛在份地上是聯系著的。沒有遷徙的自由，離開土地往往要損失一筆錢（就是說，為土地所支付的錢超過從土地所得的收入，出租份地者還要付款給租地者），農民村社處于等級制的隔絕狀態，這一切都人為地擴大采用資本主義家庭勞動的范圍，人為地把農民束縛在這種最壞的剝削形式上。可見，陳舊的制度和充滿等級性的土地制度無論在農業或工業中都產生著最有害的影響，使技術上落后的生產形式保留下去，這種生產形式必定使盤剝和人身依附極為盛行，使勞動人民處于最艱難和最孤立無援的地位。[注：當然，在一切資本主義社會中，永遠會有同意在最惡劣的條件下進行家庭勞動的農村無產階級；但是，陳舊的制度擴大了采用家庭勞動的范圍，使得人們難于同它作斗爭。還在1861年，科爾薩克就指出我國家庭勞動的廣泛流行同我國土地制度有聯系。（上引書第305—307頁）]

　　其次，為資本家進行的家庭勞動同農民的分化有聯系，也是毫無疑義的。家庭勞動的廣泛流行以下面兩個條件為前提：（1）大批必須出賣而且必須廉價出賣自己勞動力的農村無產階級的存在；（2）在分配工作時能執行代理人任務的非常熟悉本地情況的富裕農民的存在。商人派來的伙計遠不是總能執行這個任務（特別是在比較復雜的手工業中），而且也未必能在什么時候象當地農民即“自己的兄弟”那樣“巧妙地”執行這個任務。[注：我們已經看到，大工業業主、包買主、小工房主、工匠同時也是富裕的農民。例如，我們在莫斯科省飾絳織造業的記述（《莫斯科省統計資料匯編》第6卷第2編第147頁）中看到：“工匠也和他的織工一樣都是農民，只是他比織工多一間農舍、一匹馬、一頭奶牛，也許還有可能全家每天喝兩次茶。”]大企業主如果不擁有大批可以賒購商品或代售商品，貪婪地抓住一切機會來擴大自己小生意的小企業主，那他們把工作分到家里去做的業務恐怕連一半都完成不了。

　　最后，指出資本主義的家庭勞動在資本主義所造成的過剩人口的理論上的意義，是非常重要的。關于俄國資本主義“解放”工人的問題，誰也沒有象瓦·沃·先生和尼·—遜先生以及其他民粹主義者談論得那樣多，然而他們當中誰也不肯費心去分析一下改革后時代俄國已經形成和正在形成的工人“后備軍”的那些具體形式。任何一個民粹派都沒有注意到這件小事：家庭工人幾乎是我國資本主義“后備軍”中最大的一部分。[注：民粹派的這個錯誤，由于他們大多數人想遵循馬克思的理論而更加嚴重。馬克思極明確地強調了“現代家庭勞動”的資本主義性質，并且特別指出這些家庭工人是資本主義所特有的相對過剩人口的形式之一。（《資本論》第2版第1卷第503頁及以下各頁；第668頁及以下各頁（參看《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第524—525頁及以下各頁；第704—705頁及以下各頁。——編者注）；特別是第23章第4節）]企業主把工作分到家里去做，就可以不花費大量資本和很多時間去建造作坊等等，而把生產規模迅速地擴大到自己所期望的程度。生產規模這樣迅速擴大常常是市場條件決定的，如由于某一大工業部門的興旺（例如鐵路建設）或由于戰爭等等情況而出現了急劇增加的需求。[注：舉一個小例子。在莫斯科省，縫紉業流行很廣（據地方自治局統計，在19世紀70年代末全省有本地縫衣匠1123人，外來縫衣匠4291人），而且大部分縫衣匠是為莫斯科服裝商人工作的。縫紉業的中心是茲韋尼哥羅德縣佩爾胡舍沃鄉（見第5章附錄—關于佩爾胡舍沃縫衣匠的資料，第36號手工業）。在1877年戰爭時期，佩爾胡舍沃縫衣匠的生意特別興隆。他們按專門承包人的訂貨縫制軍用帳篷，師傅們在使用3臺縫紉機和雇用10個女日工的情況下，每天可賺得5—6盧布的“收益”。女日工每日工資為20戈比。“據說，在這段繁忙時期，從附近各村住到沙德林諾（佩爾胡舍沃鄉的主要村莊）的女日工有300多人。”（上引《莫斯科省統計資料匯編》第6卷第2編第256頁）“在這個時期，佩爾胡舍沃的縫衣匠，即那些作坊主，賺了很多錢，他們幾乎都蓋起了很好的房屋。”（同上）這幾百個女日工也許5—10年才遇上一次繁忙的工作，她們只好在無產階級后備軍的隊伍里經常準備著。]因此，改革后時代資本主義家庭勞動的巨大發展，又是我們在第2章中已經說明的千百萬農業無產階級形成這個過程的另一方面。“從家庭經濟（嚴格說來是自然經濟，指的是自己的家庭和鄰近集市的少數消費者）的活動中解放出來的人手，投到什么地方去了呢？塞滿工人的工廠和大規模家庭生產的迅速擴大作了清楚的回答。”（《弗拉基米爾省手工業》第3編第20頁。黑體是我們用的）現在在俄國，被工業企業主雇用的家庭工人究竟有多少，這從下一節引證的數字中可以看出來。

　　八　什么是“手工”工業？

　　在前兩章里，我們主要研究了我國通常所說的“手工”工業；現在可以來回答標題中所提出的問題。

　　為了判斷上面所分析的各種工業形式中究竟有哪些在書刊中是列入“手工業”之內的，我們先從一些統計資料談起。

　　莫斯科省統計人員在他們關于農民“手工業”的調查報告的結尾，對所有一切非農業的行業作了一個總計。據他們計算，在地方手工業（制造商品的）中，計有141329人（第7卷第3編），不過這里把手藝人（一部分鞋匠、玻璃匠以及其他許多手藝人）和鋸木工等等也包括進去了。其中至少有87000人（根據我們對各種手工業的統計）是被資本家雇用的家庭工人。[注：我們提醒一下，據哈里佐勉諾夫先生（上引文章）計算，在莫斯科省42種手工業的102245個工人中，有66％在家庭手工制大生產占絕對優勢的各種手工業中做工。]在我們能夠匯總資料的54種手工業中，29446個人里面有17566個雇傭工人，即占59．65％。關于弗拉基米爾省，我們得出了這樣的總計（根據5編《弗拉基米爾省手工業》）：在31種手工業中，共有工人18286人；其中有15447人在資本主義家庭勞動占優勢的一些手工業中做工（包括5504個雇傭工人，即所謂二等雇工）。其次有150個農村手藝人（其中有45個雇傭工人）和2689個小商品生產者（其中有511個雇傭工人）。按資本主義方式雇用的工人總數等于（15447＋45＋511＝）16003人，即87．5％。[注：遺憾的是，我們沒有機會讀到關于雅羅斯拉夫爾省手工工業的最新著作。（《手工業》1904年雅羅斯拉夫爾雅羅斯拉夫爾省地方自治機關統計局出版社版）從《俄羅斯新聞》（1904年第248號）的詳細評論來看，這是一部極有價值的調查報告。據統計，該省共有18000個手工業者（在1903年有33898個工廠工人）。手工業日益衰落。有雇傭工人的企業占1/5。雇傭工人占手工業者總數的1/4。在有5個和5個以上工人的作坊中做工的，占手工業者總數的15％。在全部手工業者當中，整整有一半是用業主的材料為業主做工的。農業日益衰落：1/6的手工業者沒有馬匹和奶牛；1/3的手工業者雇人耕種土地；1/5的手工業者不種地。每個手工業者每周工資為一個半盧布！（第2版注釋）]在科斯特羅馬省（根據《俄國手工工業調查委員會的報告》中季洛先生的表）總共有83633個本地的手工業者，其中有19701個木材工人（也是“手工業者”！）和29564個為資本家做工的家庭工人；約有19954人在小商品生產者占優勢的手工業中做工；約有14414個農村手藝人。[注：所有這些數字都是概算的，因為資料沒有提供確切的數字。農村手藝人中包括磨粉工、鐵匠等等。]維亞特卡省9個縣總共有（也根據上述《俄國手工工業調查委員會的報告》）60019個本地的手工業者，其中磨粉工和榨油工為9672人，純粹的手藝人（染布）為2032人，部分是手藝人部分是以獨立勞動為主的商品生產者為14928人，在部分依附資本的手工業中做工的有14424人，在完全依附資本的手工業中做工的有14875人，在雇傭勞動占完全優勢的手工業中做工的有4088人[注：所有這些數字都是概算的，因為資料沒有提供確切的數字。農村手藝人中包括磨粉工、鐵匠等等。]。根據《俄國手工工業調查委員會的報告》中關于其余各省的資料，我們把在組織方面有比較詳細資料的那些手工業編了一張表。總計有97種手工業，107957個工人，生產總額為21151000盧布。其中在雇傭勞動和資本主義家庭勞動占優勢的手工業中做工的有70204個工人（18621000盧布），在雇傭工人和被資本家所雇用的家庭工人只占少數的手工業中做工的有26935個工人（1706000盧布），最后，在獨立勞動幾乎占完全優勢的手工業中做工的有10818個工人（824000盧布）。根據下諾夫哥羅德省戈爾巴托夫和謝苗諾夫兩縣7種手工業的地方自治局統計資料，總共有16303個手工業者，其中為集市做工的有4614人，“為業主”做工的有8520人，雇傭工人有3169人，就是說有11689人是被按資本主義方式使用的工人。根據1894—1895年度彼爾姆省的手工業調查的資料，在26000個手工業者當中，有雇傭工人6500人（25％），為包買主做工的工人5200人（20％），也就是說45％是被按資本主義方式使用的工人。[注：見《評論集》第181—182頁。這里也把手藝人（25％）列入“手工業者”之中。把手藝人除外，就有29．3％的雇傭工人和29．5％為包買主做工的工人（第122頁），也就是說有58．8％是被按資本主義方式使用的工人。（見《列寧全集》第2版第2卷第311—312頁和第244—245頁。——編者注）]

　　盡管這些資料很不完全（我們沒有掌握別的資料），但是仍然清楚地表明，整個說來，許多被按資本主義方式使用的工人被列入了“手工業者”數目之內。例如，在家里為資本家做工的工人總共有（根據上面引證的資料）20萬人以上。這不過是50—60個縣的資料，這些縣份遠不是都進行過比較充分的調查。在整個俄國，這種工人大約應當有200萬人。[注：例如在成衣業中，資本主義的家庭勞動特別發達，而這個行業正在迅速地發展。“對服裝這種生活必需品的需求在逐年增加。”（1897年《財政與工商業通報》第52期，下諾夫哥羅德市集概況）從80年代起，這種生產才大規模地發展起來。現在單莫斯科一個地方，服裝生產總額就不下1600萬盧布，工人有2萬人。據估計，在整個俄國，這種生產達到一億盧布的生產額（《專家委員會對俄國工業成就的概論》1897年圣彼得堡版第136—137頁）。在圣彼得堡，根據1890年的調查，成衣業（第11類第116—118項）中連手工業者的家庭計算在內共有39912人，其中有19000個工人，有13000個帶家屬的個體生產者。（《1890年12月15日圣彼得堡調查》）根據1897年的調查，俄國從事服裝業的共有1158865人，他們的家庭成員為1621511人，共計為2780376人。（第2版注釋）（按：第2版注釋指本注中最后一句話，其余部分是第1版注釋中原有的。——編者注）]再加上“手工業者”的雇傭工人（從上面引證的資料可以看出，這些雇傭工人的數字完全不象我們有些人有時所想象的那樣少），我們應當承認，200萬被按資本主義方式雇用的所謂“工廠”之外的工業工人這個數字，多半是一個最低的數字。[注：我們提醒一下，有人計算俄國“手工業者”的人數不少于400萬人（這是哈里佐勉諾夫先生計算的數字。安德列耶夫先生計算有750萬人，但他的計算方法過于夸張）；因此，本文引證的總計數字大約包括“手工業者”總數的1/10。]

　　對于“什么是手工工業？”這個問題，根據前兩章敘述的資料應該回答如下：這是一個絕對不適用于科學研究的概念，因為它通常包括了從家庭手工業和手藝開始到很大的手工工場的雇傭勞動為止的所有一切工業形式。[注：參看《評論集》第179頁及以下各頁（見《列寧全集》第2版第2卷第309頁及以下各頁。——編者注）。]這種把各種類型的經濟組織混淆起來的做法，在大量“手工業”記載中非常盛行[注：想保存“手工業”這個術語作為工業形式的科學定義，在我國著作界引起了對“手工業”一詞的純經院式的論斷和釋義。一位學者把手工業者“理解”為只是商品生產者，另一位卻把手藝人包括在內；一位學者認為同土地的聯系是必要的標志，另一位則認為可以有例外；一位學者把雇傭勞動除外，另一位認為可以把16個工人以下的包括在內，等等。不言而喻，這樣的議論（而不去研究各種工業形式）不會有任何結果。應當指出，“手工業”這個專門術語之所以有生命力，最主要的是由于俄國社會存在著等級制度：“手工業者”是最低等級中的工業者，可以保護他們，也可以任意地為他們作空洞計劃；在這里人們是不區別工業形式的。人們很少在什么時候把商人和貴族（即使他們也是小工業者）列入“手工業者”之中。“手工業”一般是指各種農民的手工業，而且僅僅是指農民的手工業。]，而民粹派經濟學家卻毫無批判、毫無意義地搬用這種做法，他們同科爾薩克這樣的著作聯系是必要家比較起來是后退了一大步，他們還利用這種流行的概念混亂來創造極其可笑的理論。他們把“手工工業”看作是某種在經濟上單一的、自身相同的東西，并且把它同“資本主義”對立起來（原文如此！），而對“資本主義”他們又直截了當地理解為“工廠”工業。例如就拿尼·—遜先生來說。在《論文集》第79頁上，你們會看到“手工業資本化〈？〉”這個標題[注：瓦·沃·先生和尼·—遜先生喜歡用的“資本化”這個術語，為了簡便起見，在報紙文章中可以應用，但在經濟研究中是完全不適當的，因為經濟研究的整個目的在于分析資本主義的各種形式和各個階段，分析它們的意義、聯系和循序發展。而“資本化”這個術語隨便怎樣理解都可以：雇用一個“工人”，包買，或是一個使用蒸汽機的工廠。如果把這一切都混為一談，那就請你們去把它弄清楚吧！]，接著就是“關于工廠的資料”，并沒有任何保留意見或說明……你們可以看見，這是多么簡單：“資本主義”＝“工廠工業”，而工廠工業＝官方出版物中這個標題所意味的東西。根據如此深刻的“分析”，就把大批列為“手工業者”的按資本主義方式雇用的工人從資本主義中除去了。根據這種“分析”，關于俄國各種工業形式的問題就完全避而不談了。根據這種“分析”，形成了一種最荒謬和最有害的偏見：我國“手工業”和我國“工廠”工業是對立的，后者同前者是分離的，“工廠”工業是“人為的”等等。這正是一種偏見，因為任何人從來也不想接觸一下在一切工業部門都表明“手工”工業同“工廠”工業之間有著最緊密的、不可分割的聯系的資料。

　　本章的任務就在于指出這種聯系究竟是什么，在俄國介乎小工業和大機器工業之間的工業形式在技術、經濟和文化上的特點究竟是什么。

　　【注 釋】

　　[88]“包工”是小工房主的別稱。包工或小工房主把自己的小工房租給工廠主當廠房，本人也在里面做工。根據與工廠主所訂的合同，他們負責房屋供暖和修繕，給織工運送原料，給工廠主運送成品，有時還執行監工的職責。——348。

　　[89]“濟姆尼亞基”荒野地區在離弗拉基米爾省亞歷山德羅夫縣科茲洛夫村5公里以外的地方。——355。

　　[90]稅務冊是俄國15—17世紀為征收土地稅而進行的經濟登記的匯總文件。這種經濟登記通常以縣劃區，由莫斯科派專門稅務人員前往辦理，每當課征單位改變時即重新進行。稅務冊按居民點編寫，詳細記載土地情況、居民收入以及街道、店鋪、教堂、寺院、堡壘等等的情形。每份獨立地產之末，列出總計數字并注明稅額。冊子的每一頁均由稅務人員簽字，以保證真實。稅務冊后來還成為鞏固封建土地所有制和使農民農奴化的手段。現存稅務冊中，最早的是15世紀末諾夫哥羅德的稅務冊，最多的是17世紀的稅務冊。它們是研究俄國社會經濟史的寶貴資料。——376。

　　[91]指1897年6月2日（14日）俄國沙皇政府頒布的縮短工廠工作日的法令。這個法令是在彼得堡工人階級解放斗爭協會領導的工人運動的壓力下頒布的。它規定工業企業和鐵路工廠的工作日為11+（1/2）小時（夜班為10小時），而在此以前，工作日是沒有限制的，可以達到14—15小時，甚至更長。列寧在《新工廠法》一文中詳細地分析和批判了這個法令（見《列寧全集》第2版第2卷第333—376頁）。——378。

　　[92]下表是根據1898年《財政與工商業通報》雜志第42期上刊載的一張比較詳細的表編制的。——383。

　　[93]1864年以前，圖拉的兵器匠是具有農奴身分的官有的（國家的）兵器匠。他們住在特別的大村里（官有的鐵匠大村等），被分配在槍身、槍托、槍機和配件等車間干活。若干村子的農民被編入圖拉工廠做燒木炭、看守森林等輔助工作。到解除農奴制依附關系時，圖拉總共約有4000名制造兵器的工匠，其中1276名在廠內工作，2362名在家里工作。如把家屬計算在內，則兵器匠人口超過兩萬人。——385。

　　[94]指1878年創辦的圣彼得堡機器制鞋公司。該廠在1894—1895年有工人845人，生產總額為1287912盧布。——390。

　　來源：《列寧全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2013年版，第346-412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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