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人民軍隊的建設,是經過了艱難的道路的。中國紅軍(抗日時期是八路軍、新四軍,現在是人民解放軍)從一九二七年八月一日南昌起義創始,到一九二九年十二月,經過了兩年多的時間。
在這個時期內,紅軍中的共產黨和各種錯誤思想作斗爭,學到了許多東西,積累了相當豐富的經驗。
毛主席在1929年寫了《關于糾正黨內的錯誤思想》,就是為了總結這些經驗,以達到堅決地同黨內各種非無產階級思想的斗爭,用無產階級思想武裝全黨,實現革命勝利的目的。
思想不對頭,路線政策就執行走樣、乃至錯誤。當時的紅軍第四軍的共產黨內存在著各種非無產階級的思想,包括單純軍事觀點、極端民主化、非組織觀點、主觀主義、絕對平均主義、個人主義和流寇思想。這些思想觀點的存在,對于執行黨的正確路線,妨礙極大。
毛主席當時總結黨內出現這種非無產階級思想的主要原因是:紅四軍黨內種種不正確思想的來源,自然是由于黨的組織基礎的最大部分是由農民和其它小資產階級出身的成分所構成的;但是黨的領導機關對于這些不正確的思想缺乏一致的堅決的斗爭,缺乏對黨員做正確路線的教育,也是使這些不正確思想存在和發展的重要原因。
這就說明,黨員的成分本身就很重要,主要還是得以工農為基礎,如果只是盲目地注重擴大黨員數量,看似黨發展壯大了,實際上是弱小的,缺乏戰斗力的。這也是有實踐證明的,當年井岡山斗爭中,為了發展黨,數月間,黨員增加了一萬多,造成黨內很多混亂,經過清黨,黨員數量急劇減少,但是事實證明,黨的戰斗力比人多的時候還強。
黨員成分是決定黨革命性的關鍵,但是更重要的是對黨員的思想政治教育和改造工作。如果“黨的領導機關對于這些不正確的思想缺乏一致的堅決的斗爭,缺乏對黨員作正確路線的教育。“這就會助長這些不正確思想存在和發展的,更會削弱黨。
所以,不是人不行,而是領導改造的問題。
站在中國式現代化新征程上,要實現全面建設成現代化強國的目標任務,我們也需要進行思想斗爭,需要與一切非無產階級的思想做堅決地斗爭。這些思想主要有:主觀主義、個人主義、官僚主義、單純市場經濟觀點、絕對平均主義和單純高速度的盲動主義等。這些思想不糾正,我們的總目標就難以擔當的起。
今天這些不正確思想的來源呢?無疑是經濟發展上過度崇尚市場經濟,弱化公有制基礎,強化私有制。另一點就是,長期對這種資產階級自由化思想、對西方帝國主義的滲透演變、對各種非無產階級的思想缺乏堅決徹底地斗爭。很多人常說“發展是硬道理”,這句話本身沒有錯,但是如果只把“發展”理解為物質發展就片面了,把“發展”僅僅看做是少數人的任務也錯了。毛主席非常看重基層的積極性,如果領導層將經濟發展看成是僅僅是自己的責任,而不去發動“廣大群眾自力更生的積極性”,“結果將是上下交困”,“永遠也不能解決問題”,要組織群眾“克服缺乏勞動力、缺乏肥料等困難”。在誰贏,他們跟誰這篇文章中,就寫了在井岡山革命斗爭時期,毛主席就嚴厲地批評了黨內單純軍事觀點,不注重發動群眾,以為只做軍事,革命只是紅軍的事的錯誤思想。
這就是很多人今天一味強調發展經濟,只要經濟數據好看,一切都可以在發展中解決的單純市場經濟觀點。甚至,在任何領域,一味地鼓吹”金錢至上“”物質刺激“”利潤第一“等。毛主席從來都是非常辯證地看待物質鼓勵和精神鼓勵,強調要執行按勞付酬的方針,物質刺激與精神教育需要結合起來,兩條腿走路,要以政治教育為主,物質獎勵為輔。“政治不可少,七分政治,三分物質太少了”,物質刺激是“決定因素之一,根本方法之一”,但是,“當做決定性動力,就不對了”,同樣,精神鼓勵過頭了一樣,也會造成向物質鼓勵一樣的個人主義。物質鼓勵和精神鼓勵,偏廢了哪一樣,都“有走向歪路的可能性”,必須在進行物質獎勵的同時,提高人們的覺悟,“不是為了個人,而是為了集體,為了后代,為了社會前途,而努力奮斗”。
這里就主要說幾種錯誤思想。
單純軍事觀點就是不明白,紅軍的打仗,不是單純地為了打仗而打仗,而是為了宣傳群眾、組織群眾、武裝群眾,并幫助群眾建設革命政權才去打仗的,離了對群眾的宣傳、組織、武裝和建設革命政權等項目標,就是失去了打仗的意義,也就是失去了紅軍存在的意義。
主要表現就是:打勝仗就驕傲,打敗仗就消極。本位主義,一切只知道為四軍打算,不知道武裝地方群眾是紅軍的重要任務之一。這是一種放大了的小團體主義。有少數同志囿于四軍的局部環境,以為除此就沒有別的革命勢力了。因此,保存實力、避免斗爭的思想非常濃厚。這是機會主義的殘余。不顧主客觀條件,犯著革命的急性病,不愿意艱苦地做細小嚴密的群眾工作,只想大干,充滿著幻想。這是盲動主義的殘余。你看,這和我們今天的單純市場經濟思想多么一致,經濟一直高速發展就開心,一出現波動就消極,就開始說國家這也不行了,那也不行了。還有永遠不想著做一點實際工作,為群眾辦實事,總是幻想著大干,速成。
關 于 絕 對 平 均 主 義。當時紅軍中的絕對平均主義,有一個時期發展得很厲害。例如:發給傷兵用費,反對分傷輕傷重,要求平均發給。官長騎馬,不認為是工作需要,而認為是不平等制度。分物品要求極端平均,不愿意有特別情形的部分多分去一點。
背米不問大人小孩體強體弱,要平均背。住房子要分得一樣平,司令部住了一間大點的房子也要罵起來。派勤務要派得一樣平,稍微多做一點就不肯。甚至在一副擔架兩個傷兵的情況,寧愿大家抬不成,不愿把一個人抬了去。這些都證明紅軍官兵中的絕對平均主義還很嚴重。
絕對平均主義的來源,和政治上的極端民主化一樣,是手工業和小農經濟的產物,不過一則見之于政治生活方面,一則見之于物質生活方面罷了。
今天,這種絕對平均主義思想也很嚴重。一談共同富裕,很多人就犯了絕對平均主義的錯誤,就要任何人一切拉平,拉齊。這不僅不利于實現共同富裕,反而會激起很多人的情緒對立,不利于團結大多數。要鼓勵合法收入,堅決打擊沒收非法收入,要不斷地壯大公有制,確保大多數人享受到發展的實惠。
關 于 主 觀 主 義,主觀主義,在某些黨員中濃厚地存在,這對分析政治形勢和指導工作,都非常不利。因為對于政治形勢的主觀主義的分析和對于工作的主觀主義的指導,其必然的結果,不是機會主義,就是盲動主義。至于黨內的主觀主義的批評,不要證據的亂說,或互相猜忌,往往釀成黨內的無原則糾紛,破壞黨的組織。
關于黨內批評問題,還有一點要說及的,就是有些同志的批評不注意大的方面,只注意小的方面。他們不明白批評的主要任務,是指出政治上的錯誤和組織上的錯誤。
至于個人缺點,如果不是與政治的和組織的錯誤有聯系,則不必多所指摘,使同志們無所措手足。而且這種批評一發展,黨內精神完全集注到小的缺點方面,人人變成了謹小慎微的君子,就會忘記黨的政治任務,這是很大的危險。
關 于 個 人 主 義,主要的就是小團體主義。只注意自己小團體的利益,不注意整體的利益,表面上不是為個人,實際上包含了極狹隘的個人主義,同樣地具有很大的銷蝕作用和離心作用。再者就是,享樂主義。個人主義見于享樂方面的,總希望發展快些,多多賺錢,想方設法出名,網紅,聲色犬馬,紙醉金迷,長期多人運動,不抱怨累,工作稍微艱苦一點,就開始抱怨,謾罵。
以上這些錯誤的思想,不但1929年的黨內存在,今天也同樣存在且更加嚴重化。
不與這些錯誤的非無產階級思想進行堅決徹底的斗爭,我們就可能丟失社會主義陣地,走上歪路、邪路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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