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導     語 ·

　　白求恩，一個在中國家喻戶曉的名字。你或許知道他是一位偉大的共產主義者和國際主義戰士，但你可能不知道的是：他曾為八路軍、解放軍乃至新中國衛生系統創建了規范的醫療體系標準并制定了正規的軍醫護士操作準則；他還是新中國現代醫療體系的締造者和革新者。

　　到西安后，白求恩堅持即刻奔赴延安。而到延安后，他又堅持火速奔赴前線。他拒絕了對他的保護，“你們要把我當作一挺機關槍使用，我不是明代的古董瓷器！”是他的口頭禪······

　　我們不禁想問：作為一個外國人，是什么力量鼓舞白求恩來支援中國的反法西斯斗爭呢？在來中國之前，白求恩也曾奔赴西班牙戰場，還曾為自己寫好了墓志銘：“生為資產階級，死為共產主義者。革命萬歲！”白求恩這樣的世界觀是怎么形成的呢？

　　在紐約哥倫比亞大學巴特勒圖書館珍本—手稿書庫中，本文作者王海龍搜尋并發現了一批白求恩赴華之前以及他在延安和晉察冀寫給中共中央、國際援華組織及其親友的大量親筆信。這些書信記錄了白求恩追求共產主義理想的人生歷程。

　　白求恩（一八九〇年三月三日至一九三九年十一月十二日）在中國是家喻戶曉的加拿大援華抗日國際主義戰士。在中華民族遭受侵略的時候，遠在萬里的他義無反顧地離開家園投奔到中國血與火的戰場與中國人民并肩戰斗。在中國，他拒絕了跟條件較好的國民黨政府合作而執意到延安，到最危險、最艱難的晉察冀抗日前線跟八路軍和抗日民眾在一起。僅一年半后，他獻身于中國的土地。

　　人們很難想象，作為一個外國人，白求恩是出于什么樣的動機毫無保留地獻身于中國人民的反法西斯斗爭；他到底是怎樣一個人，他的成長歲月是怎樣的，他來中國前的政治背景和心路歷程又是如何，使他在當年做出了這樣驚世駭俗的舉動？——非常有幸，筆者前不久在紐約發現了白求恩出國前以及他在延安和晉察冀寫給中共中央、國際援華組織和其親友的大量親筆信。這些第一手的珍貴文獻披露了他的心跡及其對上述問題的回答。

　　一、引子：巴特勒發現

　　一年前，查找中國現代史文獻時，我在紐約哥倫比亞大學巴特勒圖書館珍本—手稿書庫不期而然地發現了一批中國抗戰時期毛澤東、周恩來等中共領袖寄往紐約援華總部的親筆書信，這里面透露出不少此期延安跟歐美援華國際組織間交往的秘辛(Special Collections; Rare Book and Manuscript Library, Butler Library, Columbia University)。

　　周恩來和毛澤東的信札中都提到了當時中共懇請歐美和國際社會關注中國抗戰特別是支援八路軍醫療設備，并關注晉察冀戰區傷病員救助等問題。其后朱德、董必武等人的信中也屢談及此。在這次發現的信札里，這個主題自一九三八到一九四四年幾乎貫穿整個抗戰始終。由此可見，這是當時中共領袖所關心的迫在眉睫的問題。

　　這批手稿文獻中亦有宋慶齡的大量信札和工作文件，其中多次提及白求恩和美—加派遣援華醫療隊問題。它涵蓋了從白求恩和他的團隊離開溫哥華抵達香港、他們在漢口跟周恩來的交接，直到白求恩去世后宋慶齡親筆書寫的悼念文章等，這個主題也是貫穿始終。

　　這兩大交叉的線索在白求恩身上凝結成一條主題線索——白求恩及其援華醫療隊去中國是與宋慶齡及其領導的國際組織團隊有直接關系的。我沿著這條線索入手，在這一百八十余箱資料中仔細地搜尋，找到了大量白求恩在中國抗日戰場書寫的文件、書信、手稿原件及其相關文獻材料。這些資料彌足珍貴，它們對還原史實、破解當時美國和加拿大政治、戰爭輿論及其對華關系等問題是一把解謎之鑰。

　　二、這批手稿的價值和意義

　　為了深刻理解白求恩中國之行的起因，真正解析這批文獻的意義，我們需要回顧一下他此前的生命史。

　　在奔赴中國抗日戰場之前，白求恩活躍在西班牙戰場。西班牙內戰是引發第二次世界大戰的一個導火索，那時幾乎全世界的熱血青年都集聚到這個反法西斯戰場。白求恩在一九三七年下半年剛從西班牙戰場回北美休整，他返回的目的是為西班牙戰場募捐急需的醫療經費。在北美巡回募捐途中，白求恩得知了中國抗戰全面爆發的消息，他馬上決定去支持中國的抗戰，旋即雷厲風行地動員簡·伊文等組成援華醫療隊(JeanEwen, Canadian Nurse in China, p.159; Toronto, McClelland and Stewart Limited. Toronto, 1981, Canada)。

　　一九三八年一月八日，白求恩自溫哥華啟程，于當月二十日踏上中國土地香港，然后赴漢口。他拒絕到國統區服務，認為當時最缺乏醫護關照的是八路軍，他不惜跟同行的美國醫生帕森斯鬧翻而分道揚鑣，堅持要去延安(Roderick Stewart and Sharon Stewart, Phoenix, the Life of Norman Bethune, pp. 258, 430; McGill-Queen’s University Press, Canada, 2011)。

　　在漢口，由周恩來安排，一九三八年二月下旬，白求恩和簡·伊文攜帶珍貴的醫療物資自河南山區經西安輾轉幾百里，途中被日寇飛機、騎兵多次轟炸和追殺，終于在三月底到達延安，并在當夜受到了毛澤東的接見(Jean Ewen, p.95)。白求恩五月初赴晉察冀前線。自此直到犧牲，白求恩一共在八路軍晉察冀根據地工作了大約一年六個月的時間。

　　在這短暫的時光里，白求恩在戰場搶救傷病員數千人，親自開刀動手術逾千例，幫助八路軍建立了數十個流動醫院并指導制造了大量醫療器材。同時，他還編寫了四部教科書，創設了一所培訓醫護人員的學校。僅在他剛抵達晉察冀的一九三八年，他就跋涉了將近一萬零二百里，其中將近一千三百里是完全徒步的。

　　在戎馬倥傯、血與火的歲月里，白求恩除了上述艱苦卓絕的工作，還擠出工作和休息的間隙撰寫了大量的報告文學、散文和書信，拍攝了大量戰地影片和攝影作品，向西方世界揭露日本法西斯在中國的暴行，歌頌中國抗日軍民可歌可泣的英雄事跡。他的這些原始記錄忠誠于史實；他的寫作態度是表達心聲，是就事論事、原汁原味地紀實記事。仔細審讀這些飽蘸著烽煙和歲月遺痕的記錄，其中既有抱怨、歡樂和抒情，也有批評和建議、計劃和展望；但毋庸置疑，這里的每一個字都是從白求恩心里流出來的話語，這些文獻為我們還原了一個真實的白求恩。

　　三、這些文獻包含了哪些內容

　　如前所述，奔赴中國前，白求恩剛從西班牙戰場上撤下來。他對遙遠的東方和中國并沒有多少概念，更難說有清晰的認識。但有過多次戰場經驗的白求恩知道這個東方的文明古國是多么需要醫療資源。在漢口，白求恩看到了被空襲轟炸得滿目瘡痍的城市，看到了被炸得四處飛散的軍民尸體以及殘肢、內臟，還有慘不忍睹的難民和傷兵。他此生從來沒見到甚至沒想到過世間竟能有此慘景。

　　而其后的逃難過程更使他難忘，他數次跟死神擦肩而過。其間，美國和延安都不斷收到白求恩遇難的報道。美國報紙甚至已經刊登了他的死訊，白求恩卻掙扎著到了西安。

　　在路上，白求恩攜帶給八路軍的藥品和器材被日軍毀了大半，他幾乎是撿了一條命。在西安，白求恩堅持即刻奔赴延安。而到延安后，他又堅持火速奔赴前線。考慮到他的安全和當地培訓醫護人員的需要，中共中央曾經考慮把他留在延安，卻被他斷然拒絕。他不只是拒絕，而且是暴怒。白求恩聽聞此決定后的直接反應是在窯洞里舉起手邊的一把圈椅猛擲出去，圈椅砸穿了窗欞直飛到院子中。——當然，白求恩后來為自己當時的暴躁道了歉。不過，他的道歉是有條件的。他說：“我可以為我的沖動道歉，但你們也要向前線拄著雙拐的傷員道歉！”

　　初到晉察冀，白求恩發現抗日前線特別是游擊區太缺乏醫生了。這兒的醫護人員絕少有人受過起碼的醫學訓練。因為前線極度危險而且薪水又少，即使二三流的醫生都不愿意去那里工作。傷兵們為祖國抗戰出生入死卻得不到起碼的照顧，負傷后只好等死，而老百姓的情況則更糟。但同時，他也看到了希望。

　　雖然當時政府無能、軍閥混戰、官員貪腐發戰爭財，但他看到了中國老百姓抵死抗戰無堅不摧的決心和力量。白求恩深情地寫道：

　　我們這里是中國最活躍的游擊區，常年都有非常激烈的游擊戰。……日本人說他們‘控制了’這個地區。這種聲音是可笑的。這里，他們看上去是控制了大的城鎮，但事實完全不同。他們能控制的，只是二十二座城池。此外，這里還有一百個大鄉鎮，他們掌控了其中七十五個。還有兩萬個村莊，他們卻連一個都沒能控制。而‘控制’城市就像是‘控制’了一頭老虎。你也許以你能‘控制’這樣的一頭巨獸而驕傲，但你更應該害怕若稍不留神它會干什么。……日本人在這里設置的傀儡政府看上去在城里還能維持著，但在鄉村它們則是全然失敗的。我們自己的地方政府才是廣大老百姓認可的唯一的政府。（“To a Canadian Friend,” 1939, 08, 15; Special Collections）

　　在給美加友人寫信時，談到八路軍和根據地，白求恩從來都是稱“我們”，而且在每一封信的結尾都非常自豪地簽署“晉察冀軍區醫療顧問白求恩”(Special Collections)。

　　“你們要把我當作一挺機關槍使用，我不是明代的古董瓷器！”這是白求恩在晉察冀常掛在嘴上的口頭禪。解放區軍民都對此語耳熟能詳，他們甚至把它編成小品劇在歡迎白求恩的晚會上演給他看。而另一點讓白求恩自豪的是——他好幾次在給美加友人的信中聲稱——自己差不多是整個晉察冀前線戰斗的年齡最大的八路軍戰士。

　　他說的是事實。當時晉察冀戰場戰士平均年齡為十八到二十二歲。直接廝殺在抗日戰場第一線的，慢說外國人，即使中國軍隊將領像他這個歲數的也是絕少。白求恩比晉察冀軍區司令員聶榮臻大九歲，比賀龍大六歲。而那時威震整個抗日戰場的驍將王震比白求恩整整小著十八歲呢！白求恩實實在在是這個抗日戰場上最老的一個兵！

　　在晉察冀，白求恩吃著粗劣的食物，常常連續工作三四十個小時不休息，但他號召大家要最大限度地使用他。到了后期，白求恩的身體狀況已近崩潰。其實作為醫生，他不可能不知道自己的健康狀況；但他不能看到傷病員無人照料，不能無視軍民忍受痛苦，他竟舍不得為病危的自己施用當時稀罕的抗生素藥物。他常說：“請不要擔心我的健康，最重要的是傷員。一個醫生就是為了傷員而活著。如果醫生不為傷員工作，那活著還有什么意思呢！”——讀著這滾燙的話語，今天的醫生也應向他致敬。

　　一九三九年春的一次戰斗中，白求恩又奔赴前線，在戰火中他持續工作了近七十個小時，為一百多名傷員做了手術。一位傷員病危需要輸血，他擼起袖子就獻血。白求恩在給友人的信上說，那時的中國由于固有的文化傳統，若想動員獻血極難。但是這次經過他的示范，軍民們深受感動而踴躍獻血，不久后在這里甚至形成了獻血志愿隊，極大地保證了搶救傷病員的需要(Letter, 1939, 08, 23; Special Collections；2. Manuscript of Dr. Ma Hai-the, “I Knew Dr. Bethune.” 1939, 11, 15)。

　　隨后，白求恩竟在四個月時間內艱難跋涉近兩千里，搶做了三百余例手術。為求就近搶救傷員并促使其康復，軍區在前線周邊組建戰地流動醫院，在百姓家里安置傷病員。巡診途中，白求恩進一步發現戰爭的偉力在人民中間。他在給海外朋友的信中感動地說，老百姓家家是病房、人人冒死救助傷員，中國人創造了奇跡。

　　白求恩也極其強調要培訓醫護人員。他認為一個人的力量畢竟有限，非得幫助八路軍培訓足夠的醫生和護士才能拯救更多戰士。白求恩組織起醫療干部、醫護人員甚至農民研制藥材、制造醫療器械；他創辦了衛生學校，培養了大批醫務干部；他還編寫了《游擊戰中師野戰醫院的組織和技術》《戰地救護須知》《戰場治療技術》《模范醫院組織法》等多種戰地醫療教材。

　　剛到晉察冀時，毛澤東和中央指示給白求恩每月一百元薪水，他回電拒絕，但中央堅持，他最后只好收下并用這些錢來買醫藥和給傷員補充營養(Letter, 1939, 09, 30; Special Collections)。此外，白求恩還將自己帶來的所有醫療器材和物品都捐給了前線。

　　我們今天很難想象那時晉察冀前線物資的匱乏和面臨的危境。白求恩奔赴戰場時曾經請求帶一些最低限度的藥材去火線，但總部卻連他最低限度的要求都不能滿足。白求恩申請帶五十磅酒精，只能給他十磅；連要一點普通的精鹽都沒能滿足；戰地救護亟須的石膏布一點兒沒給；甚至最起碼的肥皂都缺。白求恩就是在這樣極度艱苦的環境下救助了無數的傷病員。

　　醫療物資的困境竟成了導致白求恩犧牲的一個令人扼腕的原因——八路軍缺少最起碼的手術手套！白求恩在日志和書信中屢屢提到在手術中他裸手為傷員取彈片和碎骨頭而多次割破手指引起發炎。手指發炎后白求恩不舍得用藥和手術，而只是泡在鹽水中消毒（以往這樣治愈過好幾次），但最后因白求恩身體實在太弱，導致其免疫力崩潰并發敗血癥而致不治……

　　如白求恩生前所誓言的，他倒在了中國抗日戰場上。但令人扼腕的是：白求恩在去世前本來打算臨時回趟加拿大的。為何要回去呢？他要控訴！他要把中國人的抗戰和面臨的困境報道到國際視野。同時他要到美國和加拿大去為中國抗戰宣傳和募捐！他把這一意愿寫信告訴了加拿大友人。同時，他也需要治一下自己的病：他的一只耳朵已經全聾三個多月了(Special Collections)。此外，他還患有嚴重牙病，眼鏡也出了問題。

　　他本打算可以回去過圣誕節，但他的行程一拖再拖。后來打算二月份可到加拿大，但日本鬼子的反掃蕩提前開始了，白求恩覺得戰場需要他，而選擇留下，最終卻沒能離開。

　　四、白求恩是怎樣煉成的

　　白求恩是一位偉大的共產主義者和國際主義者。在西方的辭書和工具書、傳記中，他的頭銜遠不止這些。當然，他的本職工作是醫生而且是位名醫——他是皇家醫學會會員(“BETHUNE,HENRY NORMAN”,Dictionary of Canadian Biography,vol.16;University of Toronto,2011)。

　　同時，他也是一位醫療器械發明家。白求恩還是位教師、軍人（白求恩在不同時期曾經正式參加過加拿大陸、海、空三軍,Roderick Stewart and Sharon Stewart,Phoenix,the Life of Norman Bethune,p.26,29,36. McGill-Queen' s University Press, 2011）、藝術家、宣傳家；他還是文壇發燒友，出版過廣播劇、小說、散文、報告文學，發表過詩歌(Larry Hannant,ed.The Politics of Passion:Norman Brthune’s Writing and Art. University of Toronto Press,1998)。有趣的是，白求恩還是一個無師自通的畫家，他創作過宏闊的大型壁畫，而且他的油畫還被邀請參加過專業級別的展覽。

　　當然，白求恩的終極身份是一名堅定的反法西斯主義者和人道主義者。他參加過第一次世界大戰和西班牙內戰的戰地救護，是戰地輸血的最早發明者和實施者(Paul Weil, “Norman Bethune and the Development of Blood Transfusion Services”. Ed. By David A. E. Shephard, Norman Bethune, His Time and His Legacy. Published by Canadian Public Health Association, 1982)。

　　他的最后身份是共產黨員。在當時的加拿大，共產黨是非法組織，他的身份不能公開。他一九三七年自西班牙戰場回北美募捐和做宣傳巡回講演時，被死纏爛打的記者問久了，便宣示了自己共產黨員的身份，引起了軒然大波。

　　“人們稱我赤色分子。”(Roderick Stewart,The Mind of Norman Bethune, p.73,Fitzhenry & Whiteside,Canada,1977)——這是白求恩離開美洲赴華時被公認的最后身份。

　　來到中國后，白求恩的身份又疊加了。他不僅是名優秀的救死扶傷的醫生，還是八路軍醫療衛生學校的開創者、醫學教材的寫作者和軍隊醫療教育家。白求恩為八路軍以及以后的解放軍乃至新中國衛生系統創建了規范的醫療體系標準并制定了正規的軍醫護士操作準則。他的方法也影響了其后我國全民醫療保障系統和巡回醫療制度的建立。在新中國現代醫療體系建設方面，白求恩是個締造者和革新者。

　　遠隔千山萬水，當年白求恩為什么要來中國？這是一個會引起人們恒久發問的問題。

　　其實，白求恩早就跟中國有一些關聯，若不細心挖掘，這些線索很容易被忽視。白求恩先祖是從英法奔赴美洲的，其家族虔信宗教，主要職業為傳教士和醫生。他的一位叔祖曾經在一八一四和一八一六年兩次到中國廣東做過皮毛貿易，這是他家最早的中國淵源(Roderick Stewart and Sharon Stewart, p.4)。對白求恩成長影響最大的人是他的祖父，其為一名杰出的外科醫生并在醫學院任教。白求恩的父親卻是一個不成功的教士，他經常失業、搬家，使白求恩的童年奔波轉徙，充滿動蕩。

　　白求恩是個要強且敏感的孩子。不安定的童年使他經常轉學，很難交上朋友，這讓他自小養成了倔強、獨立和孤獨的個性。其后，他在青年成長期經常要打工積攢學費。他當過侍者、輪船工、伐木工及教員等，早年接觸社會下層及外國移民苦力的經歷使他養成了同情心和人道主義信念。后來他考上了醫學院。但是，他大學尚未畢業，第一次世界大戰就爆發了。他報名參軍志愿去歐洲戰場，在戰場上白求恩負傷滯留歐洲療養，其后他在英國和歐陸繼續完成學業。

　　那時候的歐洲自認為是西方文化正宗而把美洲看成其殖民地，敏感的白求恩在歐陸幾乎被視作二等公民而受到歧視。這種感受讓青年白求恩刻骨銘心，這成為他終生崇尚人道主義和捍衛人類尊嚴平等的思想基礎。

　　醫學學成后返美的白求恩事業順利，但他在美國底特律的行醫經驗使他痛感社會的不義和人間的不公。他發現被自己視為崇高的醫療事業并不高尚，窮人和富人患病得到的治療和受重視程度有天壤之別。他對此強烈反感并像堂吉訶德那樣向這個制度發起挑戰。白求恩無償替窮人看病并且公開討論美—加醫療體系的弊端，他的義舉觸動了體制和同行的利益，使他幾乎成了行業公敵。但他年輕氣盛，夜以繼日為窮人看病，最后自己不幸染上了肺結核。

　　肺結核在當時是絕癥。白求恩初涉醫界，其時并沒有多少積蓄，他輾轉求醫的切身經驗更使他深悟病人的無助和苦痛。當時治療肺結核多用保守療法，治愈率很低。白求恩冒險發明氣胸療法，以自己為實驗品治愈了自己的絕癥。死里逃生的他卻因禍得福，成了這個領域的名醫并被邀入皇家醫學會。

　　成名后的白求恩仍然堅持推廣全民醫療。這使他跟美—加醫療界和保險業的嫌隙更深。未幾，白求恩有機會去蘇聯參加國際學術會。他參觀并盛贊當時蘇聯的社會主義醫療制度，開始“向左轉”，而被當局關注，被視為激進分子。不久，西班牙內戰爆發，幾乎全世界的熱血青年包括海明威、畢加索等都去參戰，白求恩自是義無反顧地投入了戰場。在他從西班牙回美洲宣傳募捐之時趕上了中國抗戰爆發；白求恩得知中國比西班牙更需要救死扶傷的醫生，于是他直接轉戰奔赴中國，到了晉察冀。

　　從上面白求恩的成長史中可以看出，白求恩的世界觀和后來共產主義及國際主義思想的形成及獻身于中國人民的解放事業絕非一時沖動，亦非歐美人所諷喻的所謂英雄主義情結，而是他的終生信仰所致，是他血脈里的成長經驗，是他一以貫之的人道主義精神激勵的結果。

　　白求恩在奔赴西班牙戰場前曾為自己寫好了墓志銘：“生為資產階級，死為共產主義者。革命萬歲！”(Larry Hannant, p.116)在一九三八年初他奔赴中國戰場前，他向加拿大共產黨提出，他加入美—加援華醫療隊的唯一愿望是：“如果我犧牲了，請讓全世界知道我是共產黨員！”(Roderick Stewart and Sharon Stewart, p.241)

　　加拿大共產黨最終履行了承諾，滿足了他的愿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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