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志們，大家好，我是金戈鐵馬，金戈鐵馬說我們進行了41說，今天進行42說，說說在前不久的九一八戰爭紀念日，深圳日本人學校的一名學生在上學途中被歹徒持刀傷害的事件，再此問一問：問題的根子到底是什么？

　　9月18日，深圳日本人學校的一名學生在上學途中被歹徒持刀傷害，最終搶救無效于19日凌晨去世。記者從深圳警方獲悉，經調查，該案屬偶發個案，犯罪嫌疑人鐘某對持刀傷害學生行為供認不諱，已被依法刑拘，案件正在進一步偵辦中。

　　9月18日上午7時55分，深圳日本人學校一名10歲學生在與家人步行上學途中，遭遇犯罪嫌疑人鐘某持刀行兇。事發后，深圳公安機關迅速到場處置，鐘某被當場抓獲，受傷學生被立即送往附近醫院救治。

　　同志們：我們反對任何針對兒童的暴力事件，即使有任何理由都不能對一個手無寸鐵的兒童下手。我們知道當天是九一八，是日本侵華戰爭的開端，南京大屠殺日本鬼子犯下了滔天的罪行，但這與他們的孩子是無關的。可是我們也得問一問：事情的緣由到底是什么？

　　記得前年，南京玄奘寺出事了，一個叫“吳啊萍”的人，在寺廟里供奉了數個長生牌位，竟然是侵華日軍戰犯！此消息一出，全城嘩然，所有市民都破口大罵：不可忍！不能忍！必須追查到底！不追查出這個“吳啊萍”是什么人、是什么居心，對不起南京死于侵華日軍屠刀之下的三十萬冤魂！

　　這件事，從頭到尾，只有四個字可以形容：罪大惡極！——沒什么好討論的，對于侵華日軍的痛恨，是所有南京人的底線，是所有中國人的底線！敢為日本軍國主義叫魂的，統統都是十惡不赦！侵華日軍的種種暴行，中國人民永不忘記，永不原諒！

　　有昆侖策研究院公眾號劉振起曾經發文：問題的根子到底是什么？

　　我們摘編如下：

　　進入新時代，我們很有必要做理論上的反思，以求正本清源。

　　南京玄奘寺供奉日本戰犯牌位；重慶“孝愛之祭奠”網站設立侵華日軍戰犯紀念館；20多個城市搞日本的“夏日祭”活動；全國有幾十所日本學校，且成為法外之地；還有很多城市大搞日本風情街。歷史虛無主義甚囂塵上，毒教材為害日久，“五反”分子公然叫囂，漢奸文學大行其道，受追捧獲大獎，央視集團允許美國、英國資本植入，大規模的官員腐敗不堪，社會黑惡勢力嚴重，等等，等等，不一而足。這到底怎么啦？在共產黨的新中國，一直是共產黨執政的人民政權，為什么會這樣呢？廣大的愛國人民群眾為惑不解，憤怒、譴責、聲討、追問、思考，不得其所。

　　那么，對這些極為反常的現象，到底該如何思考呢？我想，不妨先換一個角度作個設問：四十年前會出現這些情況嗎？答案，恐是高度一致的：肯定不會。

　　四十年前不會，后來出現且泛濫起來，那問題的根子到底是什么呢？哪位可能說了，是政治生態環境變了。對，這個答案我也認可。但如果再問，政治生態環境為什么變了呢？哪位可能又會說出人事等原因。對，對此我亦認可。但我以為，只這樣認識還不夠，我覺得問題的根子是出在了理論上，即理論亂了。

　　理論是行動的先導。理論出了問題，就將引發出社會諸多問題。再甚之，還將會導致一個國家和政權滅亡。看看戈爾巴喬夫的《新思維》與蘇聯解體，就能明白。我說根子在理論上，不妨看幾個例子，例如：

　　姓資姓社不爭論。當姓資姓社不爭論成為理論，我們共產黨的輿論陣地不就交出去了嗎？是非可以不爭論，真理謬論可以不分辨，那共產黨還有什么呢？既然是不爭論，那就都對，姓資也行，姓社也行，你愿姓資就姓資，你愿姓社就姓社。這不就是迷魂湯嗎？但這迷魂湯，只是迷魂了我們自己，而資產階級和反動勢力卻是清醒的。所以，問題就出來了，我們在混沌中不自覺地為資產階級和反動勢力開了后門，他們不斷地蠶食著無產階級的輿論和意識形態陣地，像病毒一樣變異復制著，侵入了我們的肌體。這就是這些極為反常的怪事，能在新中國四十年后堂而皇之搞起來的原因。

　　不承認存在階級斗爭。我以為，當否認階級斗爭成為理論，我們共產黨就真的向敵人自動繳了械。社會主義階段，到底還存在不存在階級斗爭呢？我想這不用引經典作家的理論，只要看看社會的客觀實際就能作出判斷。社會現實是，階級斗爭不但客觀存在著，而且是殘酷的、你死我活的。國內外的階級敵人，一刻也沒有停止過他們企圖搞垮新中國，顛覆中國共產黨人民政權的圖謀。而不承認存在階級斗爭這一理論，就從根本上混淆了敵我界限，使得我們視敵不見，這不就等于自殺嗎？要知道，共產黨是無產階級的先鋒隊，是以階級斗爭起家的啊！靠階級斗爭推翻了反動階級，建立了人民政權，還要靠階級斗爭，維護鞏固人民政權。因為不承認存在階級斗爭，我們就喪失了一切的警惕，我們所有的領域就敞開了大門，而敵人也就輕而易舉的滲透到了我們的各個領域，尤其是一些要害的部門。由于喪失了警惕，美帝和西方在我們國家順利達成了辦學校，辦教育，辦媒體，辦論壇，辦產業，辦金融，辦網絡，培養代理人，滋養第五縱隊，可謂無孔不入，而我們卻積重難除，欲罷不能。

　　鼓勵少數人先富。這一理論簡稱“先富論”，是我們一段時間的理論標桿。應當說明的是，允許社會經濟有差別的動態發展，作為一種政策無可厚非，因為不平衡是客觀的，政策目的是通過調節不平衡，達到新的更高水平的平衡。但是，把“少數人先富”作為一種基本理論，則是令人疑惑的。因為，自進入階級社會以來的幾千年中，奴隸社會、封建社會、資本社會，都是一部分人即少數統治者階級先富起來，由少數人憑借他們占有的社會大部分財富對多數人進行剝削和壓迫。而中國共產黨從登上歷史舞臺的那一刻起，初心就是實現共同富裕，要“先天下之憂而憂，后天下之樂而樂”，讓廣大人民群眾過上好日子。為此，無數革命先輩流血犧牲、前赴后繼，終于在人民大眾的支持下推翻帝國主義、封建主義、官僚資本主義“三座大山”的反動統治，建立起新中國，實現了生產資料公有制，走上了生產資料共同所有的共同致富道路。但疑惑歸疑惑，在鼓勵少數人先富的理論影響下，共產黨的很多干部就理所當然地成了先富起來的那一小部分人。如果你到農村去轉轉，就會發現最好的房子多是村長村書記的，最富的家庭多是當官的，與廣大人民群眾形成了鮮明的對照。更為嚴重的是，在這一理論的影響下，追逐個人財富成為社會信條，幾十年的積重累加，使得社會貧富快速分化，黨的社會影響力迅速下降，執政基礎不斷弱化。因此，我們也就看到了，美西方和國內反動勢力，以金錢開路，也就順理成章地弄成了這些在常人看來匪夷所思的諸多事項。

　　把民生交給市場。實行社會主義特色的市場經濟，以市場配置資源，這是我們改開的基本理論。但在實際運行中，誰也說不清楚特色市場經濟到底是什么，所以特色沒了，就剩下了市場。實行市場經濟，計劃經濟沒有了，社會福利制度改掉了，國企股份私有化了，新中國前三十年努力建起來的就業、住房、醫療、上學、養老的民生優勢已不復存在，普通民眾又有了所謂的“新四座大山”。這樣以來，人們為了謀利和生存，就把一切活動甚至包括權力變成了交換，由此，也就為官員腐敗和社會黑惡勢力提供了土壤，反腐打黑就意味著割韭菜。

　　總之，只有理論才具有根子的特性。正是因為理論上出了問題，才導致了社會問題的層出不窮。

　　進入新時代，我們很有必要做理論上的反思，以求正本清源。中國人民的革命和建設事業，積百年之經驗，解決中國的問題，還要靠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毛澤東思想，我們必須高高舉起這個光輝的思想旗幟，在黨中央的正確領導下，堅持“兩個確立”，做到“兩個維護”，把人民中國的社會主義事業在新時代推向新的高潮，實現中華民族的偉大復興。

　　同志們：教育是中華民族國魂之所在，我們不僅要問，為什么要開辦那么多的日本人學校，在歐美國家都沒有的事卻出現在我們國家，是日本間諜的滲透還是我們的漢奸在賣國？今天出現的深圳日本人學校傷害孩子的事件，不得不令人深思，我們今天的對外開放政策難道能喪失了我們的基本原則嗎？

　　謝謝聆聽，下期待續，再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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