很多年前，有人把莫言比做中國的索爾仁尼琴。
因為索爾仁尼琴也被叫做“俄羅斯的良心”，也是在文化上推動蘇聯解體的“公知”。
現在回過頭看，索爾仁尼琴雖然魔怔抽象，但并沒有脫離人的范疇，有血有肉有心肝。
莫言給索爾仁尼琴提鞋都不配，當年索爾仁尼琴雖然反蘇聯，但他忠誠于俄羅斯民族，他從來沒有抹黑自己的民族，沒有把自己的家鄉說成是混亂邪惡的深淵。
相反，索爾仁尼琴反對蘇聯的理由是蘇聯打壓了俄羅斯主體民族，對其他民族太好了，對俄羅斯不公正……四舍五入，索爾仁尼琴其實是個皇俄，他堅信俄羅斯的偉大和優越。
索爾仁尼琴從來沒有歌頌過德國侵略者、蓋世太保，也沒有在作品中美化那些強奸蘇聯婦女、屠殺蘇聯人民的納粹畜牲。
索爾仁尼琴是有骨氣的，蘇聯在的時候他罵蘇聯，去美國的時候罵美國，蘇聯解體了他大罵葉利欽集團的腐敗、無能、賣國，他還痛斥西方的貪婪、虛偽、不要臉……他不喜歡共產主義，但他更加痛恨偽善墮落的自由主義。
文人確實不該對政治指手畫腳，無論左右，他們都很幼稚荒唐，比如索爾仁尼琴崇拜沙皇，他甚至希望勃涅日涅夫恢復沙皇時期的極權統治，停止建設城市并阻止科教和工業發展，并將蘇聯人口強制遷至農村以發展“俄國傳統社會”……
他討厭蘇聯的原因，其實是覺得蘇聯對“加盟國”太好了，覺得蘇聯的外交太軟弱了，有這么強大的實力，為什么不干死西方那些狗東西？
他希望自己的祖國放棄那些高大上的“理想主義”，轉向他想要的“現實主義”。
他罵蘇聯的同時，也不斷指責西方社會的物欲橫流、道德墮落。
1978年6月8日，他在哈佛大學發表的題為“一個分裂的世界”的演講中，他大肆抨擊西方自封的普遍主義，“西方有這樣一種觀點認為，所有西方之外的世界只是被邪惡的政府、或嚴重的危機、或他們自己的野蠻、或不理解，暫時阻止他們采用西方多元民主的生活方式。”他認為“這是一個聊以自慰的理論，忽視了這些地方根本沒有發展成跟西方相似的事實。在沒有使用暴力的情況下，任何一方都不能轉變為另一方。”
索爾仁尼琴是知行合一的，他罵蘇聯，他被開除出作協，被流放，他不拿蘇聯的錢，也不拿美國的錢，他說“我不能成為他們攻擊我祖國的工具”……而莫言呢？一邊陰陽怪氣損自己的祖國，一邊卻舍不得體制內的地位和待遇。
蘇聯在的時候，索爾仁尼琴天天罵娘反蘇，等到蘇聯解體了，索爾仁尼琴又后悔了，因為他發現買辦寡頭們統治的俄羅斯太爛了，對西方卑躬屈膝更讓他忍無可忍，他晚年對于蘇聯解體極度痛恨、追悔莫及，他那本《重建俄羅斯》，就明確要求東斯拉夫三國不能分裂……后來他甚至連自己都罵——“你們這些傻逼，毀了偉大的蘇聯”。
1994年，索爾仁尼琴以一個流亡者的身份，懷著復雜而又矛盾的心情，拖著76歲老人疲憊的身軀，在遠東登岸，坐火車向西橫穿全俄，回到他闊別整整20年的俄羅斯故土。
看到物是人非、滿目瘡痍、人民極度貧困的祖國悲劇般現狀，令他的政治雄心折損大半，并在一定程度上改變了對蘇聯時代的看法。
后來他80大壽，俄羅斯總統葉利欽要頒給他象征俄羅斯最高榮譽的“圣安德烈勛章”時，他以嘲諷的態度回應：“目睹俄羅斯從歐洲強權的巔峰，墮落到當前如此悲慘的地步，我無法接受任何榮譽。”
他內心開始懺悔，在他心中對曾經一度強大的祖國充滿著無盡的惋惜：“是我害了祖國。”在1996年發表的小說《在轉折關頭》中，他肯定斯大林是偉大人物，贊揚斯大林發動了“偉大的向未來的奔跑”。
2005年6月媒體采訪時，他公開指責俄羅斯政治現狀，同時，強烈批評美國社會虛偽的民主，打著民主旗號，推行強權的做法。在《傾塌的俄羅斯》一書中，索爾仁尼琴認識到自己反對斯大林和蘇共是絕大錯誤，今天俄羅斯正淪為西方附庸的現實，他說：“今日的俄羅斯已經徹底喪失了斯大林曾經賦予這個國家的沖勁與斗志!”
雖然他腦子不太好，但好歹他的腦子是自己的。
就連諾獎的頒獎委員會都很尷尬，因為他們不得不說那一句：“索爾仁尼琴自己也說過，除了在祖國，他不能考慮住在任何地方”。
如果給他頒諾獎的時候，諾獎委員會的頒獎詞像莫言那樣，把俄羅斯人形容成嗜血、瘋狂、變態、愚昧、魔怔、豬狗不如的獸人。把俄羅斯國家和俄羅斯民族說成是骯臟黑暗的“豬圈”和劣等民族……
索爾仁尼琴能把那群孫子的屎都打出來，順便把炸藥獎的講臺都炸了。
而我們的莫言先生呢？穿著西方人緊巴巴的燕尾服，拘謹得像個亞裔酒保，老老實實帶著微笑聽完對自己祖國和同胞的侮辱，然后上臺彎腰鞠躬。
民族主義者，和逆向民族主義者，根本就不是一路人。一個豪情萬丈希望自己的民族稱雄世界、引領世界，一個卑躬屈膝覺得自己的民族有原罪，希望被西方文明拯救……
這就是兩個人之間的區別。
不，這是人和殖人之間的區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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