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一個時期以來，解放思想在一些地方黨組織呼吁非常強烈，但是，解放思想，對當下的意義，絕不意味著僅僅是一個口號，更在于它的內容。

　　我們講解放思想，一定要明確它的思想內涵，否則被一些反動公知借用過去，弄不好會造成在過去“接軌論”的錯誤道路上越走越遠，離人民希望的方向或許背道而馳。那樣的話，就會背離正確方向，那不是九千七百萬共產黨員和十四億人民所希望的。

　　就當下來看，我認為，提倡解放思想，就必須在全黨高高舉起一面旗幟，這面旗幟就是堅定不移地反對新教條主義。為什么要反對新教條主義？一是我們黨在歷史上吃過教條主義的大虧，有幾個時期差一點葬送我們的黨，差一點葬送我們的黨領導的偉大革命事業；二是眼下我們正處在新的教條主義盛行的危險之中。敵人也就是以美國為代表的西方勢力，試圖用兩個字綁架我們黨的意志，迫使我們黨領導的真正的發展大業按照他們期待的方向，最后走向資本主義。這兩個字就是“開放”。我們需要的開放與他們期待的“開放”是根本不同的兩碼事，他們希望我們徹底成為他們的附庸，我們希望的是獨立自主。

　　我們內部，一些被西方收買、又掌握一定權力的所謂權貴資本主義和反動公知，打著和借用“開放”的旗號，企圖與國際上對我們進行和平演變的帝國主義勢力相呼應，把我們帶上不歸路，從而讓我們整個國家改變顏色。這就是我們面對的主要危險。認識不到這個巨大危險，那我們將可能重蹈蘇聯東歐的覆轍。

　　為什么此時要特別提出反對新教條主義？因為對當下來說，新的教條主義對我們是最為直接也是最大的威脅。

　　在百年黨史上，教條主義給我們的黨留下極其深刻而沉痛的歷史教訓。20世紀30年代前期，以王明為代表的一批“黨內理論家”，他們雖然熟讀馬克思、恩格斯、列寧的著作，但是并沒有掌握貫穿其中的立場觀點方法，不會具體地分析和解決中國的革命問題。他們不知道在中國這樣一個半殖民地半封建的東方大國進行革命，面對的特殊國情是農民占人口的絕大多數，落后分散的小農經濟、小生產及其社會影響根深蒂固，又遭受著西方列強侵略和壓迫，經濟文化十分落后，必須把馬克思主義基本原理同中國具體實際相結合，探索一條符合國情的革命道路，而是簡單套用馬克思主義關于無產階級革命的一般原理，照抄照搬俄國十月革命城市武裝起義的經驗。這個在王明等錯誤的教條主義理論指導下的實踐，把我們千辛萬苦創建起來的革命根據地相繼丟失，使中國革命一度幾乎陷入絕境。

　　毛澤東主席最早認識到教條主義的巨大危害。早在1930年他在《反對本本主義》中一針見血地指出：“馬克思主義的‘本本’是要學習的，但是必須同我國的實際情況相結合。我們需要‘本本’，但是一定要糾正脫離實際情況的本本主義。”

　　再就是第五次反“圍剿”和長征途中的失利，促使廣大干部和紅軍指戰員痛定思痛，認識到革命遭遇挫折是教條主義指導的結果。1935年1月舉行的遵義會議，集中解決了當時具有決定意義的軍事和組織問題，事實上確立了毛澤東在黨中央和紅軍的領導地位，開始確立以毛澤東同志為主要代表的馬克思主義正確路線在黨中央的領導地位，在最危急關頭挽救了黨、挽救了紅軍、挽救了中國革命。但也要看到，由于一直處于緊張的戰爭狀態，只是解決軍事和組織問題，還沒有從根本上解決教條主義的問題，所以毛澤東在1938年召開的擴大的六屆六中全會上鮮明提出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命題，強調“使馬克思主義在中國具體化”“按照中國的特點去應用它，成為全黨亟待了解并亟須解決的問題”。

　　毛主席所說的這個亟待解決的問題，就是教條主義的問題。只有毛主席看到了這個教條主義的危害，認為這是反馬克思主義的，必須在清除之列。教條主義既有“左”的，也有右的。最典型的，就是1937年11月王明從莫斯科回國，又教條地搬用共產國際指示，提出“一切服從統一戰線，一切經過統一戰線”的右傾口號，主張對國民黨讓步，而批評排斥毛主席關于在統一戰線中保持我黨獨立性的正確主張。由于共產國際在中共黨內當時威信很高，因此王明的右傾思想一度占了上風，給全黨帶來了極大思想混亂。直至1938年9月，從莫斯科回國的王稼祥在政治局會議和隨后召開的六屆六中全會上傳達了共產國際意見，并指示對于中共內部分歧“在領導機關中要在毛澤東為首的領導下解決。”這樣毛主席才得以在全會上作報告，全面論述統一戰線中的獨立自主問題、戰爭和戰略問題，對王明右傾機會主義的新的教條主義進行了旗幟鮮明的批判。1941年1月，這種以右傾為特點的新的教條主義終于給我們黨帶來又一次極為沉痛的教訓，這就是皖南事變的發生。毛澤東痛心疾首地指出，皖南事變的原因就在于“有同志沒有把普遍真理的馬列主義與中國革命的具體實際聯系起來”。他下定決心清算黨內歷次錯誤的總根源。這才有了黨的歷史上最為著名的延安整風。

　　延安整風是我們黨的歷史上一個極為重要的事件。可以說沒有延安整風，就沒有我們黨領導的革命事業的最后勝利，就沒有最后三年解放戰爭的勝利，就沒有新中國的建立。因為把馬克思主義教條化、把俄國革命經驗神圣化、把共產國際決議絕對化的錯誤傾向，已經嚴重禍害我們黨的事業。正是因為有了延安整風，全黨認識到教條主義的巨大危害，當然還有主觀主義、黨八股等等，但是唯有教條主義對我們黨的路線方向危害最大。正是這樣一個整風，使全黨的特別是高級干部的理論修養得到普遍提高，確立了毛澤東思想作為全黨的指導思想，我們后來的革命和戰爭指揮才有了從中國革命實踐出發的正確方向，才確保革命和戰爭的最后勝利。

　　今天，我們提解放思想，為什么要把它和反對新教條主義聯系起來？因為新教條主義眼下正在成為威脅我們政治安全的最大敵人。我們正在面臨新中國成立以來最為危險的新的教條主義問題。

　　從1978年到現在已經45年了。這45年，我們經濟上發生了地覆天翻的變化，當然也有非常嚴重的歷史教訓。如何實事求是地看待這段歷史，便成為擺在我們黨和全國人民面前的一個極其重要的問題。怎樣實事求是地看待我們走過的45年歷史？按照黨中央主要領導同志在公開講話中指出的，“要用改革開放的眼光看待改革開放”。怎樣做到用改革開放的眼光看待改革開放？那就是要實事求是地看待歷史。做到實事求是，就要真正解放思想。在這個問題上，就是要用辯證唯物主義和歷史唯物主義的觀點來分析改革開放，而不是把45年的經驗絕對化、教條化，特別是不能把某些時候照搬西方模式“接軌論”指導下的實踐并且被證明是錯了的東西，還當作一成不變的教條，繼續錯誤地堅持下去。如果那樣，那就是新的教條主義。不管什么年代，搞教條主義都是違背馬克思主義的。我們所謂解放思想，就是要從這樣的思維中徹底解放出來。而不是在“接軌論”的錯誤道路上尋求繼續接軌，嫌“接軌”不夠徹底，嫌跟美國跟得不緊，這不是我們的期待。

　　歷史上我們的黨犯過很多錯誤，但我們黨的偉大之處就在于敢于修正錯誤，敢于校正自己和承認錯誤。比如，這些年來，在一些人“接軌論”的盲目鼓噪下，我們盲目抄西方作業，犯過不少重大錯誤，給我們的事業造成了很大損害，譬如房改、醫改、教改等等，這些都是人民群眾意見最大的問題，也是給國家和人民造成傷害最大的領域。實踐證明，我們所犯的錯誤，都是照搬摘抄西方模式造成的嚴重錯誤。對這些錯誤，眼下群眾反應極為強烈。現在解放思想，就是要從這些說不得、碰不得的新教條主義束縛下解放出來，讓真理回到人民中間，回到黨中央一貫堅持的馬克思主義基本路線上來。

　　把改革開放的經驗教條化、絕對化，這是我們眼下最大的思想禁錮，與馬克思主義真理格格不入。如果不從這樣的思想禁錮中解放出來，那么未來就談不上發展，我們面臨的許多復雜問題就無法找到解決的方案。今天我們講解放思想，而有一些人也在講解放思想。不過他們所要的解放思想，與我們眼下所要的解放思想是風馬牛不相及的兩回事。他們要的是美國西方所需要的“解放思想”，即要我們“突破”馬克思主義基本原理、“突破”社會主義基本原則和方向，朝著資本主義道路大膽“開放”。而我們需要的是糾正我們自身的錯誤，向人民所需要的方向前進。他們要的是美西方資本和所有我們的敵人滿意，而我們需要的是我們的億萬人民滿意。

　　思想上理論上有許多重大理論問題，這些年只要一討論，就被列為“禁區”，甚至被斥為“極左”，罵你是“文革思維”。在這樣的輿論環境下，形成新的誤區和新的教條主義，這對我們黨的事業損害極大，對我們黨的形象傷害極大。比如關于公有制經濟和私有制經濟的關系問題，這是億萬老百姓最為關心的問題，因為從中國共產黨成立以來，毛主席帶領人民建立新中國，推翻三座大山，就是為了讓老百姓過上好日子，就是為了實現全民共同富裕。如果實行私有化，那就意味著變了天，等于胡漢山、黃世仁、劉文彩這類地主惡霸又回來了，人民又要重新被欺壓。所以這是眼下億萬人民最為關注的問題，只要哪個部門企業實行“私有化”改革了，立即會掀起軒然大波。

　　這些年，理論界流行的一種“零和博弈”的思維，是反馬克思主義的，也是廣大人民群眾極其不滿意的。有人出于別有用心的目的，只要你一提反對私有化，就說你是反對改革。甚至非常荒唐地把人們提問題時說到“民營經濟”這四個字，就認為你是在反對改革。難道中國改革的實質就是“私有化”，“私有化”就是中國改革的“政治正確”？這種新教條、新圣經，豈不大謬也？然而這一點，事實上已成為當今中國兩種思想兩種力量斗爭的焦點。在中國，推行私有化道路，必然天下大亂。這是必然的。因為前邊已經有了蘇聯東歐亡黨亡國的歷史教訓。在中國，離開了公有制為主體的社會主義經濟這個基本主導思想，便是死路一條。

　　這些年來，在我們內部，總有一些掛著專家教授的頭銜，以經濟學家、理論權威的名義，在公開的講壇上霸占話語權優勢，向社會兜售從西方躉買的資本主義貨色，在中國社會長期販賣。長期以來人們對這個重大原則問題缺少討論辯論的機會。對這樣一個極其重大的原則問題，理論界談虎色變、噤若寒蟬，結果現在弄成以支持私有化為“政治正確”的傾向，任由一些人造成極其嚴重的國有經濟極大損失，肥了個別資本家和貪腐大鱷，極大損失了國家財富。老百姓目前的怨聲，主要就是來源于這個最為根本的方面。

　　就這樣一個現狀，人民群眾聽到解放思想，當然認為就是從這樣一種思維中被解放出來，而不是被美國西方用“開放”的名義在被綁架的思維中延續下去。為什么一聽到中國理論領域開始討論解放思想的這個話題，西方政要和媒體如喪考妣？就是因為他們害怕我們放棄他們需要的符合他們要求的那些東西，這就很能說明問題。而我們內部，一些潛入我們體制中的敵對分子，打著“開放”的旗號，這些年任何時候都不忘唱“中美夫妻論”的雙簧，不論美帝多么污濁和猖狂，他們都要鼓吹那些按美國調門設計的與人民相悖的話語和政策，這對國家安全威脅最大。

　　以上這些已經被一些人固化為“改革”目標的新的教條主義思維，難道不需要我們從中解放出來嗎？難道不需要按照中央主要領導同志指出的“用改革開放來看待改革開放”嗎？難道還需要用“談虎色變”的態度來看待這些重大政治理論問題嗎？在關乎黨和國家生死存亡的重大原則面前，我們不能麻木不仁、稀里糊涂、聽之任之。姓資姓社，這是九千多萬共產黨員和十四億人民必須明確的重大方向和道路問題，如果是朝資本主義方向繼續前進，就是他說得天花亂墜，我們也絕不能允許。當初談論不必關注姓社姓資，那是因為當時社會主義公有制占絕對主體，有一點私有經濟作為社會主義公有經濟的補充，是我們制度允許的。但現在不同了，資本主義和壟斷資本主義磨刀霍霍，大有把社會主義公有經濟徹底摧垮和吞并的態勢。在這樣一種情況下，如果我們還是討論不得、毫不關心，持這種觀念的人，不是政治上糊涂，就是別有用心，是在開歷史的倒車，是在復辟。

　　還有，新中國成立以來，十四億人民都知道的，關于改革開放前后的兩個歷史時期的辯證關系。這是一個極其重大的理論問題，人民群眾也有必要弄清是非，不能稀里糊涂。黨中央主要領導同志對此已經做出過明晰的論述，即本質上都是我們黨領導人民進行社會主義建設的實踐探索，不能用改革開放后的歷史時期否定改革開放前的歷史時期，也不能用改革開放前的歷史時期否定改革開放后的歷史時期。

　　這個講話內容代表的是中國共產黨作為一個執政黨的基本立場和態度，這是一個重大原則問題，一個是不是堅持馬克思列寧主義毛澤東思想的根本問題。但是，對待黨的領導人這個非常明確的講話，就是有那么一些人，一而再再而三地制造用后者否定前者的輿論環境和既定結論。他們利用手中的陣地，發表講話，撰寫文章，總是不忘涂黑毛主席帶領全黨開國奮斗的前三十年，好像后四十年的成就都是憑空從天上掉下來的一樣。對此，最樸實的勞動大眾都十分清楚。我們當然要從這些人打造的這種新教條主義的思維定勢中走出來，與其劃清界限。這就需要我們非常堅定地大膽地解放思想。

　　解放思想，這是一個極其重大的理論問題，我們要堅決防止一些別有用心的人曲解和借用這個話題，其中關鍵之一，就是要旗幟鮮明地高高舉起反對新教條主義的大旗。新教條主義問題，不管是隱藏在黨內的西方代理人給我們培育的政治生態，還是我們黨內部一些人糊里糊涂走上了錯誤之路，我們都必須牢牢記住黨的歷史上的慘痛教訓，必須堅定不移地與新教條主義進行堅決的不妥協的斗爭，必須對寫入“四項基本原則”的馬克思列寧主義毛澤東思想絲毫不能動搖，不能跟著西方的指揮棒將我們的建設走向歪路邪路。我們要確保的是我們偉大的社會主義事業永不變色，這是黨之所系，國之所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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