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從中美網友小紅書對賬發展成對經之后，中國網友對美國社會的階級壓迫程度有了不同于以前的深刻認識。進而，不少網友對在小紅書訴苦的美國網友產生了一種樸素的“階級共情”，認為兩國勞動者屬于同一階級，沒有國家矛盾，只有階級矛盾。

　　這樣的認識固然是種從世界大同情懷出發的美好愿望，然而很遺憾，起碼到現在為止，中美勞動者雖然都面臨剝削但生態位卻不一樣。如果人均GDP八萬多美元的美國可以和人均GDP一萬多美元的中國存在勞動者層面的廣泛共同階級，那么除中國之外的第三世界國家的勞動者們又處在哪個階級？他們可以和中國勞動者處在同一階級，但他們絕無可能和美國勞動者處在同一生態位置。

　　邏輯的另一端同樣如此，如果這種由生存處境和各自社會位置帶來的樸素階級認同就能成為階級劃分的依據的話，那像北歐那些日常被吹捧的高福利富裕國家要么真成了一些人吹捧的“高級社會主義”，要么就是全員天龍人的終極世界BOSS。然而北歐這兩者都不是。

　　來小紅書訴苦的美國民眾生活處境之所以讓人破防，不光是美國國內的階級壓迫問題，也是美國的制度導向和全球分工鏈位置長期發展之后導致的結果。過往這套制度和秩序在黃金年代托舉起了美國勞動者的中產美國夢，同樣是這套制度和秩序又造就了今天的處境。正所謂所有命運贈送的禮物，都已在暗中標好了價格。

　　不過在對比兩國勞動者生態之前，我們先從對賬中的“生活成本”問題切入：

　　對賬：了解美式生活背后的制度成本

　　中美小紅書對賬，核心不在于對比兩國生活水平或收入差距（誠然，在時薪層面，中美之間依舊存在可觀的差距），而在于揭示那些被市民階層視為理所當然、習以為常的生活條件，如教育、治安、交通、通訊、電力、供水、供電，它們不是直接的貨幣收益，卻深刻影響著個人與社會的生活質量。這些基礎設施和公共品的普及，并非市場自發形成，而是國家發展戰略和長期投資的結果。

　　若想深入討論，我們可能需要穿透人均GDP的數字迷霧，直視那些構成現代社會基座，卻被市場原教旨主義刻意模糊的東西——對于社會隱性成本的制度性分攤。近20年來，要論美國，要論什么支出漲的最快，前五名肯定有醫療服務（漲幅超過200%）、大學學費（178%）、教課書本費（162%）、住房，這些數據通過中美民間的對賬得以鮮活呈現。

　　在這一方面，在社會主義國家里（以及一些偏改良的資本主義模型里），通過國家主導的公共產品供給體系，將基礎設施建設和基礎服務保障成本納入考量，使得教育、醫療、治安、電力、交通等基礎服務成為社會運行的默認配置。

　　相比之下，美國作為冷戰“第一世界”概念的實體存在，長期的西方制度構建者和規則輸出者，全球紅利的最大收割者，同時也是資本主義系統性矛盾的集中展開場域。盡管其經濟體量龐大，擁有世界一流的大學和研究機構，醫學技術發達，但基礎的服務的獲取往往以高昂的個人支出為代價。

　　由于篇幅限制，筆者難以詳細列舉每個項目的具體對賬，美國每個州也有具體不一樣的情況，但我們——可以通過直覺把握到：教育、醫療、住房、交通等一系列問題并非孤立存在，甚至路易吉、加州大火、金牌講師、肥胖癥，這一系列東西，都不是孤立存在的，而是一種系統性聯動。其真正的危險在于，當每個環節的篩選機制都指向相同的價值標準時，任何單點突破都會被整個系統的修復功能所消解。

　　以醫療為例，雖然美國的醫療研究、技術和創新方面在全球領先，但其龐大的醫療體系卻呈現出顯著的矛盾，在于保險公司-醫院-藥企形成的醫藥復合體，將美國年人均醫療支出推至1.2萬美元的駭人高度（中國水平的15倍），以遠超其他經合組織國家的每年衛生費用占GDP比重都不低于15%，達到了發達國家墊底的整體醫療效果，更催生出28%自付比例的醫療破產率和2800萬無醫保人群的生存困境。

　　近幾十年私立醫院資本化轉型后，接收政府醫療補助病人的比例顯著下降，進一步將低收入群體過濾出醫療服務體系之外。這個被48%的民眾需要儲蓄花光用于支付醫療費用的系統，恰恰依靠暴利引擎驅動著全球頂尖的醫療技術發展。

　　再以教育為例。盡管教育問題，中美都有各自的困境，因為教育涉及到了階級再生產，但美國的學生貸款是一般中國人難以想象的負擔。教育系統本質上，如柯林斯《文憑社會》提出的，是維護社會分層的儀式性篩選機制，這一論斷在當代美國學貸危機中充分體現美。美國很大部分一流大學都是私立大學，藤校基本都是私立大學。私立精英大學通過高昂學費構筑起壁壘，以每年超過6萬美元的學費標準，迫使中產及底層學生依賴貸款完成"文憑儀式"。

　　美國聯邦學生貸款的利率經過多次調整，目前維持在4.99%-7.54%之間，而私人助學貸款的平均利率更高，達到9.12%-12.99%。后者直接屬于高利貸的范疇。

　　筆者16年特朗普上臺時關注這個問題的時候，那會學貸規模已經有1.4萬億，8年過去了，如今總額已經干到1.8萬億，這種貸款問題只會越滾越多，把更多人卷入進去。當醫學博士畢業平均負債24.8萬美元，畢業后隨即嵌入醫療復合體的閉環運作，完成專業知識階層與集團的綁定。

　　接下來是房產稅問題。美國的房產稅機制又是在西方國家里比較奇葩的那種，雖然從形式上看都是收錢，但是本質上不太一樣。設計的本質是為了最大限度維護它們基層社區的獨立性。這種特有的基層財政體系將房產稅征收區與行政選區高度重合，形成財政自主權與社會權力嵌套的社區堡壘。

　　公立學校經費完全依附于社區房產稅的制度，使房價直接轉化為教育資源分配標準：貧困社區因房產估值低下導致教育投入不足，繼而影響人才培養與社區發展能力，最終強化了居住隔離的代際傳遞。這套財政設計不僅作用于教育，更延伸至治安、消防等公共服務的差異化供給。

　　治安問題也是一個吸血點。聯邦最高法院通過系列判例確立警察僅承擔法律執行職能而非公民安全義務的準則，他們的職責是維護法律，而不對個人安全承擔直接責任。因此，若發生暴力事件或犯罪行為，警方通常是事后介入，這使得美國民眾在日常生活中對自己的安全負責，生活在貧困社區的居民，他們往往不得不依賴個人防衛。除非你選擇住在高端社區，那里的警察來自高額地產稅的支持會承擔更多的治安責任，實質上將人身安全保障轉化為了經濟支付能力問題。公共安全拆解為市場化的分級產品，與資本密度直接掛鉤。

　　美國的交通問題也是這一邏輯的體現，其構建邏輯與其基層治理模式高度耦合，是資本密度與空間權力再分配的產物。二戰后，艾森豪威爾政府通過《聯邦高速公路援助法案》等，系統性地推動了郊區化進程，形成了低密度的獨棟住宅社區，也就是所謂的大豪斯。

　　空間規劃與汽車工業形成了循環——分散居住形態天然排斥軌道交通的經濟性，使得私人汽車成為居民的剛性生存工具；汽車保有量的激增又為石油巨頭、輪胎制造商與公路承包商創造了持續百年的產業紅利。

　　聯邦運輸部通過燃油稅分配機制強化了公路優先戰略，州政府依靠汽車牌照稅和銷售稅充實財政，地方政府則依賴汽車通行帶來的商業稅基擴張。這種利益同盟導致很多軌道交通提案都面臨制度性壓制，即便在人口稠密的東北部都市圈，私營鐵路公司仍能通過路權壟斷抬高城際鐵路改造門檻，致使高鐵網絡規劃陷入數十年的僵局。

　　汽車霸權重塑了社會的時空認知體系，“發明”出了所謂的美式生活方式。例如，每周驅車至郊區的大型倉儲超市購物模式，促使大包裝食品工業與家庭超額儲備的習慣形成。

　　另外，美國城市中心區的流浪漢群體地理固化現象，是公共交通缺乏流動性所帶來的結果。當他們因租金上漲被擠出核心區時，而缺乏公交網絡的郊區成為無法到達的禁地，最終導致城市中心形成了人類學意義上的“移動貧民窟”。

　　小紅書對賬與勞動階級的全球化生存圖譜

　　盡管新自由主義治理模式通過將供水供電、警力配置、急救系統等公共服務，以及勞動力的再生產過程（醫療、教育、住房等）全面納入資本增殖軌道，但某種意義上，這也是一個非常龐大的消費與服務業生態。

　　由于全球秩序和全球市場的存在，雖然中國的打工人和美國的打工人都屬于勞動者，但仍然不是同一個“階級”。我們和他們在全球化的產業分工上，不是同一個生態位。

　　前者嵌入在以制造業為核心的全球生產網絡中，其勞動價值直接轉化為出口商品的使用價值。“世界工廠”就意味著：既要維持勞動力成本優勢以吸引資本（表現為工資增速長期低于勞動生產率增速），又要通過超大規模產業集群消化發達國家的技術溢價（如芯片等核心部件的進口依賴）。

　　而美國的勞動者很容易被鎖定在"消費終端"環節，其勞動價值實現高度依賴服務業的資本循環。

　　美國的優勢在于其在全球價值鏈頂端的高科技（如芯片、生物醫藥、航空航天）、金融、知識產權密集型服務業（例如工業軟件、流媒體等）。

　　這些超額利潤也孕育了龐大的服務業生態：零售、咨詢、醫療、娛樂、零工經濟等領域吸收了大量低技能勞動力。美國勞動者享受相對比歐洲大部分地方都更高的時薪收入，并且得益于勞動力市場的高度靈活性（如低解雇成本、兼職文化的普及），就業機會供給充足。底層勞動者可以通過延長工時或兼職（如開Uber、送外賣等）來提高總收入。

　　很長一段時間，我國在全球分工中承擔著勞動力密集型產業的角色，輸出大量的工業品，穩定了全球市場的商品價格，間接支持了美國的消費需求。在很長一段時間，美國底層服務業勞動者在支付壟斷租金的同時，仍能通過廉價進口商品獲得基本物質滿足。這些產品像家具、手機、玩具、電視、衣服等各種輕工業品，這二十年其實是沒有漲價反而跌了不少（我們無法提供的服務，醫療教育食品等就暴漲了）。

　　不過所有命運贈送的禮物，早已在暗中標好了價格，美國底層工人工資是其消費能力的“預付券”，所以他們更容易陷入很典型的"新窮人"困境：被金融化消費社會重構——看似擁有高時薪（2023年美國非農時薪中位數達28.3美元），但卻陷入"工資-債務-消費"的循環中，一種可持續的竭澤而漁：工資增長被醫療保險（家庭年均保費超2.2萬美元）、教育貸款（1.7萬億未償還總額）、住房（租金占收入30%+）等服務吞噬，所以他們基本沒有什么儲蓄。

　　以上多少說明了“美國是個消費驅動的國家”的本質，這樣的國家必須不停消費來維持剩余價值率。除了消費驅動，美國作為金融帝國，稟賦優勢在于可以吸收全球的股本要素，讓超額利潤積累到美股上。但財富分配嚴重向資本端傾斜，據美聯儲SCF報告，前10%家庭持有89%的股票資產，導致未能參與股權投資的Z世代群體負債累累，其中孕育著激進政治的可能。

　　作為世界工廠的中國的生產能力是對應全球需求的，現在受到美歐脫鉤政策的影響有所下降。當前國內部分聲音鼓吹效仿美國消費驅動路線以解決內需不足，從互聯網金融的演變可見端倪：2015-2020年野蠻生長的消費貸，到轉向利用大數據精算實現風險定價與追償效率最大化。

　　看看小紅書暴露的美國普通人的生活狀況，就知道這些人的主意不一定靠譜，并且也證明超前消費并未提升福祉，反而可能加速財富向金融、資本端轉移。

　　另一方面，我國沒有金融環節的全球主導權，無法借助全球資本流的沉淀來實現對自身超額利潤的吸收，因此只能依賴城市化過程中自然發生的人口流動來進行吸收，將土地作為吸收全球分工協作體系超額利潤的有效載體。通過基礎設施投資，這些利潤轉化為全民資產。因此，近年來一線城市的市民階層，能夠分享這部分超額利潤和公共服務租值，其生活水平已不遜色于美國中產階級。

　　然而，只說這部分群體遠遠不夠，他們背后支撐的是一大批在城鄉之間流動的半無產階級（農民工）。這些人多從事建筑業和流水線工作，通過候鳥式遷徙維系城市化的低成本擴張。同時，還有一群正面臨完全無產階級化、徹底脫離土地的新生代工人，他們多從事外賣配送、快遞、餐飲等服務行業，其勞動權益保障缺失的問題接近美國零工經濟的困境。

　　任何經濟體的轉型都是痛苦的利益再平衡過程。美國試圖通過制造業回流重塑分配結構，卻受制于華爾街的方向盤—金融資本的根本性支配；中國推進共同富裕的實踐，則需要重構全球化分工體系，也意味著內部既要壓縮金融、地產等領域的超額利潤留存，將過去四十年全球化進程中形成的"制度租金"進行再分配，讓享受全球化制度紅利的食利階層與城市中產在高質量發展階段重構其生產要素配置方式。

　　如果把全球視為同一個經濟體，那么在小紅書上訴苦的美國勞動者們想從根本上擺脫目前的處境，反而首先要進行“階層跌落”，需要在美國本土廣泛普遍的實現當下制度和秩序的自毀，讓自己真正站在和廣大第三世界國家同一基點的位置。這無疑又是樸素階級理論在遭遇當代國際分工體系時面臨的根本矛盾之一。

　　中美對賬是必然且是必須的。當我們實現了廣義上的對賬那一刻（即共同卷入全球分工體系），歷史已經不再只是各國的歷史，而是世界的歷史。

　　從目前的世界歷史來看，美國是資本主義體系的心臟，美聯儲和華爾街，靠著重重疊疊的金融和投資體系的羅網，意圖纏繞全世界。然而，體系并非人體，不同的資本利益和群體會提出相背的需求。與此同時，新的世界正在崛起，這一轉變類似于春秋時期向戰國時期的過渡。無論如何，世界體系新陳代謝的鐘擺從不會因黃金時代的挽歌而停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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