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7年7月，我大學畢業了。同月，王霙主演的電視劇《井岡山》上映開播。

　　我走出大學校門那一刻，感覺自己就像走出監獄的人犯那般激動——自己再也不用為各種厭惡透頂的考試發愁了。懷著無比激動的心情，我來到了工作單位報到——南方某鐵路局，抬上了無數人夢寐以求的“鐵飯碗”。參加完單位組織的“大學生培訓”后，跟其他“同學”一起去物資科，領到了各種作業工具和勞保用品——鐵錘、扳手、鉗子、手套等各種工具足有50多斤。最后我接到通知，大學生需要去一線鍛煉——工區駐站。

　　一線工區站，不是在一線城市，不是在省會城市，也不是在地級市城市或縣城，甚至連村都不是，是那種前不著村，后不著店的山溝溝里。來到工區后，認識了工區里的同事：一位在鐵路上干了十幾年的工長——大專畢業的，兩位在鐵路上干了30年左右的工人老師傅，兩位上一屆畢業的大學生——都是重點大學或211大學畢業的，2位鐵路子弟——當兵轉業到鐵路的，還有已經轉正了的3位大專生。

　　“官大一級壓死人，跟他吵沒意義！”

　　進入工作崗位后，我們“大學生”的工作，其實就是跟著單位指定的師傅，每天背著工具包出去鐵路上打螺絲——巡檢電氣設備、查電路、換燈泡等。我的師傅是位質樸的老工人，他告訴我，他年輕的時候（毛時代），鐵路工人是被尊為“鐵老大”的，工區還養著豬，生活條件很好，大家都很齊心，工區是自己的一個很重要的“家”。但慢慢的，他覺得這種“家”的感覺消失了，剩下的全部是冰冷冷的工作關系，只想干完活趕緊下班。師傅的絮叨，剛開始我不太懂，但后來發現，他的絮叨意味著年輕人的人生充滿絕望！

　　11月，一年一度的鐵路大修開始了，機關單位里派出來了兩名技術員到工區巡查。在吃飯的時候，質樸善良的老師傅因為工作安排問題，提了一下自己的看法，然后被兩名“欽差”當場辱罵式駁回。我不太懂這里面的“竅門”，師傅被無端責罵，我氣不過就替師傅說了句話，結果我也被“欽差”指著鼻子罵：“你以為你是誰啊，大學生算個屁啊。都來到工區了，還不老實一點！”師傅看著要吵起來了，趕緊把我拉到一邊，說道：“官大一級壓死人，跟他吵沒意義！”然后沒過多久，我就成為一個“刺頭”在機關單位被傳開，“他們”一致認為我這個大學生有“架子”。

　　有一次半夜出工檢修，工區的工長（沒得任何行政級別）故意拉著我跟他搭著干活。我跟他抬著一臺很重的發電機在鐵路上晃悠悠的走，一邊干活，他就一邊譏諷我道：“你狗屁不懂啊！大學生了不起啊！？你那么牛你家里有人當官嗎？！在鐵路上沒得關系和背景，你一輩子就是跟我一樣了，就是一名普通工人。你要有關系、要運氣好一點、會來事一點，才有機會調回機關里，成為技術員。十幾年前，我也是大學生！！！”我不知道他哪里得來的無名火這樣針對我，我也不知道是他的哪句話刺痛了我，我憤恨的將發電機往道渣上一甩，然后轉過頭對著工長怒目而視，把工長嚇得退了三步，他以為我要打他。

　　致此，大學畢業的那種興奮和意氣風發，就此湮滅了。我開始認認真真的思考自己的未來，我又陷入了深深的迷茫和絕望中——難道我的未來真就如此，可以一眼看到頭了嗎？！我師傅的現在，就是我的未來，難道我真的要在鐵路上打一輩子的螺絲？這樣的“鐵飯碗”好似人生的“墳墓”，沉重得讓人窒息！

　　工區的值班室有臺破爛的彩色電視機，供值班的人可以看電視。那段灰暗的日子里，我主動去替人值班，因為央視正在熱播電視劇《井岡山》。每當片尾響起“抬頭望見北斗星、心中想念毛澤東”，我的心就五味雜陳并沁出了淚水，心里總會冒出問號：現實與理想怎么相差這么遙遠？！我開始細細思考師傅的話：毛時代工區是一個“家”——團結、有愛、互助，現在的工區是“冷冰冰”的——基于等級森嚴的權力關系。對師傅絮叨的反思，我朦朧的感覺到了兩種不同的文化和工友關系。

　　“我砸了‘鐵飯碗’，來到市場上游泳”

　　次年4月的一天，比我早一屆的一位大學生喝酒后，在暴雨中大吼大哭，沒過幾天他辭職回家考公務員去了；5月，另一個早一屆大學生（鐵路子弟），調回了環境相對較好的車間；6月，有一個在工區干了6年的大專生，托了關系找了公路局的“鐵飯碗”回到城里，于是辭職了；7月，工區一位干了10年的工人，因老婆嫌棄他太窮，要跟他離婚；8月，有位干了3年的大專生因為帶著耳機在鐵路上干活，差點被火車撞死——火車停了下來，該事故導致全工區被考核——只拿到一半的工資；10月國慶節，我到廣州散心，朋友（大學鐵桿、北方人）問我想去哪里玩，我說：“帶我去南方人才市場！”

　　到了人才市場，才發現居然有這么多民營企業國慶節不放假的在招人，而且很多還是互聯網明星企業。有百度，有阿里，有各種知名的門戶網站，他們招聘最多的崗位就是營銷專員——通過打騷擾電話去找客戶，這是當時最流行的營銷方式。我找幾家互聯網企業遞上了我的簡歷，有家剛拿到B輪融資的企業跟我談了薪資，他們開出的底薪，居然跟我在鐵路上的“鐵飯碗”薪資持平了，而且開單后還有20%的提成，他們號稱做得好，可以輕松月入過萬。我心動了，我糾結了一夜，于次日下了決心，給單位的人事科打了電話，告知我要辭職，不回去了。就此，我砸了“鐵飯碗”，來到市場上游泳。

　　掉進市場上來游泳，但市場不是游泳池，而是沒得終點的汪洋大海。對于身無分文的窮青年而言，在市場上游泳，他是連一條可抓住的舢板都沒有的，更不用說救生圈。進入互聯網公司做營銷專員，每天需要打200個以上的騷擾電話——可參考好萊塢雞湯電影《當幸福在敲門》。而且2個月不開單，就會被辭退。那個互聯網公司在廣州的分公司有100人的營銷團隊，但1個月內只有5個人開單。營銷總監每天早上給大家打雞血洗腦，說世界上為什么只有5%的人能成功，因為就是他們打了足夠多的電話，見了足夠多的客戶。而我10月份剛砸掉“鐵飯碗”，12月就嘗試到了什么叫被炒魷魚——打了上萬個騷擾電話卻2個月沒開單。

　　砸掉了“鐵飯碗”，作為農民的老父親很不理解，甚至痛恨我。被互聯網公司辭退后，我回家去過2009年的春節。回到老家后，我關在屋子里，一個月不曾出門，腦袋是空白的。過完春節，我鼓起勇氣又來到了廣州，在朋友的陪伴和幫助下，在廣州火車東站旁邊的城中村里，找了一個陰暗潮濕的握手樓租了間房子——樓下住著撐腿撩人的站街女，開啟了廣漂生涯。

　　由于沒有任何工作經驗，在市場上能夠獲得的工作崗位，只有銷售崗位。而在那個時候，大部分的銷售崗位，拼的就是人海戰術，號召的就是996福報。拼人海戰術，就是不斷的招人去做電銷機器——承受巨大的壓力和耐挫折的能力，50%的人堅持不了兩周，80%的人堅持不到2個月。每招一批人，只有20%的人能夠堅持2個月，其中10%的人開單留存下來了，另外的10%的人，就要作為“警示耗材”給處理掉——沒有任何賠償的辭退。2009年初，我鼓起勇氣好不容易又找了一份工作，在他們所謂的陣地上堅持了5個月，最后沒有連續開單，又被辭退了。充滿中國特色的民營企業這樣的爛舢板，再次把我推入大海，任由我淹死。當我再次被冷血透頂的資本當做人力資源給消耗掉時，我陷入了異常沉重的反思中：我被社會如此拋棄，究竟是我錯了，還是世界錯了？

　　出租屋里，大腦升級

　　我又失業了，我被困在昏暗陰濕的城中村里。我打開電腦，瘋狂的搜索著各種關于社會評論的字眼，同時做出我的思考。我認為社會不應該是這樣的，不能讓人這樣絕望無助；我認為，資本不應該如此冷血，把人作為一種純粹的人力資源；我認為作為一個社會，他首先應該保障每個人獲得平等的生存權。為了論證究竟是我錯了，還是世界錯了，我開始翻閱馬克思的著作，并閱讀各種經濟學著作和哲學著作，強迫自己開始各種思考。為此，我有天差點猝死在昏暗陰濕的出租屋里——因為閱讀和思考且作息混亂促使身體太過疲勞，導致低鉀癱瘓在出租屋，當時只能是脖子以上能動。

　　在那個出租屋里，我發現《獨立宣言》所描述的內容，缺失核心的內容——用于保障生存的基本經濟權利。《獨立宣言》宣稱：“人人生而平等，造物者賦予他們若干不可剝奪的權利，其中包括生命權、自由權和追求幸福的權利。”然而如果沒有平等的經濟權利，如果沒有基本的生存權保障，《獨立宣言》所描述的其他的一切權力都是“水中的月亮”。

　　在那個出租屋里，我發現馬克思的《資本論》缺少對生產資料支配權的描述。如果公民沒有享有平等的生產資料支配權，那么所謂的“公有制”就是虛假的。蘇聯的傳統計劃經濟，名義上雖然公有，實際上其實是腐敗透頂的官僚經濟——權力者支配生產資料，所以蘇聯滅亡是必然。真正意義的“公有制”經濟，應該是任何人都有平等的權力支配任何生產資料。

　　在那個出租屋里，我發現貧富差距的原因，不是源于自己的不夠努力，而是經濟權利的不平等。當自己未曾犯罪而傾盡全力去生存，卻依然無法生存的時候，不能輕易的懷疑自己——這是世界錯了，不是自己錯了。經濟權利的平等，源于生產資料的支配權獲得。而支持生產資料支配權的，是由生產資料支配工具來完成，即暴力、權力和財力。暴力可以掠奪生產資料，但是寫進了法律；權力可以調撥生產資料，但是只有官僚掌握；財力可以投資購買生產資料，但是只有老板享有。而普通人既不能使用暴力，也沒得權力，更沒得財力，他的一生就只能在生存邊沿掙扎。

　　2010年，還是在那個出租屋里，我在搜索各種社會評論的帖子中，得知了國內有右派與左派之分。右派主張全面倒向資本主義的現代文明，但是那是基于資本金權秩序下的社會文明。而基于資本金權下的社會文明，失業是常態，生存權毫無保障。沒有經濟權利的保障和平等，所有的自由和權利都是虛假的，甚至是虛偽的。左派主張回歸傳統計劃經濟，讓每個人都抬上一個“俸祿制”鐵飯碗。但是傳統的計劃經濟，未能實現生產資料支配權的平等，而且那個“鐵飯碗”只是瓷飯碗，有權的人說砸就能砸——上個世紀幾千萬抬著“鐵飯碗”的工人瞬間被下崗。

　　網絡上的右派，他們對自己的理念（基于資本金權構建的普世價值）充滿迷之自信，字里行間都是道德和道義上的優越性。但是他們所追求的，在官權面前，他們強調人權的優先性。但是在金權面前，人權不具有優先性。如果他們在金權面前追求的是人權的優先性，那么現實中的金權給人權帶來的種種殘酷碾壓，比如工廠搞的雙十二兩班倒工作制度，有富豪宣稱公司搞996工作制是福報，無數民企無故辭退員工不做任何賠償，將是他們首先批判的對象。他們在金權侵犯人權面前默不作聲，他們秉持的是金權至上的理念。不過右派也有正義性的一面，他們在非金權侵犯人權的時候，他們勇于挺身而出，去伸張正義，與強權惡斗。

　　網絡上的左派認為，真正的人權就是基本的生存權得到保障，所以他們提倡每個人都抬上一個俸祿制“鐵飯碗”的想法，渴望回到傳統計劃經濟時代。不過全民抬上“俸祿制鐵飯碗”來保障公民享有生存權，有三個核心的問題他們不曾觸碰。首先是這樣的鐵飯碗需要“龐大的財政”支持，就目前的經濟現狀而言，這樣的主張怎么可能成為現實？其次，傳統計劃經濟的鐵飯碗，其本質依然是搞等級工資制度，而且是基于農民的“口糧制”來實現，顯然這樣的生存權是一種嚴格的等級制度，這不是一種平等的生存權解決方案。其三，回歸傳統計劃經濟，他們至今為止也沒有提出一個任何可行的路徑。就今天的經濟環境而言，無數私營企業和工廠面臨著倒閉的危險，無數工廠老板巴不得有人可以將他們從“經濟泥潭”里撈出來。也就是，如果傳統計劃經濟可行，左派只需要提出一個可行的經濟解決辦法將這些瀕臨破產的企業“收編”，這些“資本家”們是愿意配合的。

　　青年的命運，就是社會的命運

　　2011年，網絡上發生了一場“蛋糕論”爭論。其中一個觀點認為，需要先做大蛋糕，才能分好蛋糕。另外一種觀點認為，需要先做好蛋糕分配，才能更好的做大蛋糕。基于當時兩種觀點的討論，我寫了第一篇時論文章《中國目前唯一的出路，是進行社會主義的生產關系改革》。我的文章從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的基本觀點出發，認為資本主義的經濟問題，無一不是生產關系束縛生產力發展所致。生產關系束縛生產力發展在市場上的體現無非是，所有企業最困難的是銷售與業務的開拓，而不是生產。生產對于當下的任何企業來說，是可以輕松解決的。生產關系束縛生產力發展，就像煮飯的電飯鍋，一口電飯鍋的最大容量，只能煮出來5斤米，放進去6斤米是毫無意義的。而中國當前有三口鍋，即農民的小農經濟、“國有”經濟與市場經濟。小農經濟效率極其低下，“國有”（實際是官有）經濟“老鼠”（貪官）太多，市場經濟缺乏市場——外需受限、內需不足。所以解決經濟問題的核心，不是分好蛋糕來確保做大蛋糕，也不是做大蛋糕再去分蛋糕。馬克思主義的基本觀點，是什么樣的鍋早就決定了蛋糕怎么分，比如按資生產就決定了按資分配，按權生產就決定了按權分配。今天的經濟和社會問題，是需要搭新鍋去做大蛋糕——即進行生產方式的創新，在小農經濟、官有經濟與市場經濟之外，再構建出一種新的經濟形態。

　　距離2011年，這眨眼間就過去十幾年了。雖然我學會了一點在市場上游泳的技術，個人的經濟也不再是年輕時那般窘迫，但是泳技再好，在資本主義的市場經濟這個汪洋大海和冷血的特色民營企業面前，這毫無意義。我已經超過了35歲，已經是被資本經濟和官有經濟雙雙拋棄的年齡，我隨時會被它們推進生存毫無保障的困境。為了生存，我不得不再次開啟思考，決定自己去尋找生存的希望之光明。同時希望廣大還淹沒在市場經濟的水里掙扎，或者把人生埋葬在“俸祿”里的廣大青年，也能勇敢的去思考和追尋自己的未來和命運。

　　青年的命運，就是社會的命運，也是國家的命運。如果一個社會或者國家，甚至是世界，連青年的生存保障都不能給予，它必將傾覆！主義信仰也好，普世價值也罷，如果不能解決平等的生存權問題，它就失去了值得廣大青年去追求的意義。我們不能被各種毫無意義的概念迷惑，拒絕一切宏大敘事，我們只關注普遍的生存權保障和平等的經濟權利獲得。

　　在21世紀，在數字貨幣已經成熟的時代，我想我們是可以追尋到這樣的光明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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