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來，“內卷”成為坊間的流行詞語：“雞娃”教育內卷、“996”工作內卷、“30+”婚戀內卷等，折射出現代社會白熱化競爭中個體與集體漸趨力竭的情狀，引發了公眾廣泛的熱議與深切的憂慮。習近平總書記為此告誡：要防止社會階層固化，暢通向上流動通道，給更多人創造致富機會，形成人人參與的發展環境，避免“內卷”“躺平”。(1)

“內卷化”的概念嬗變及其本質

“內卷化”(言簡“內卷”或“卷”)來源于拉丁語“involutum”，意思是包裹或卷曲之態，或是向內演化、內在纏繞及衰退等諸多含義。隨著時代變遷，“內卷化”成為理解不同時期、不同文化背景下社會困境與挑戰的獨特視角。值得注意的是，“內卷化”概念除了語義內涵豐富之外，還發生了情感色彩的負向化嬗變。從已有研究成果來看，國內外學者對于“內卷化”問題的思考研究，大致可分為三個階段。

“內卷化”首啟于哲學與人類學的理論視域。“內卷化”(involution)概念由德國哲學家康德首先提出，將其作為與“進化”(evolution)相異的發展模式，描述“事物向內發展的趨勢”(2)。其后，美國學者戈登·威澤將其應用于解釋文明在遇到發展障礙時轉向內部復雜化的現象。(3)這一階段，內卷化主要被視為一種中性的描述性術語，反映對停滯狀態的哲學思考。

此后，在經濟學、政治學的實證分析中，“內卷”一詞不斷豐富。美國學者克里夫特·吉爾茨使用“農業內卷化”，用以描述農業社會在資源約束下勞動密集型生產方式無法突破產量限制的現象。(4)學者黃宗智沿用了這一理論框架，探討了中國農業中過度投入與邊際收益遞減的矛盾(5)，并界定了“內卷式增長”—一種表象增長而實質停滯的經濟狀態(6)。美國學者杜贊奇將該概念引入政治學領域，解釋中國政治現代化中的“政權內卷化”現象，即表面的國家擴張實質陷入自我強化的封閉循環。(7)在這個階段，內卷化概念開始承載消極的含義，成為分析“前現代社會”經濟與政治難題的有效工具。

而后，隨著全球現代化的加速推進，“內卷化”的理論邊界與內涵經歷了重要的擴展與重塑。“內卷化”不再僅限于描述“沒有發展的增長”，而是演化為涵蓋“機會稀缺的競爭”“徒勞無功的努力”，乃至“利益相互抵消的零和博弈”等多元社會現象的綜合性概念，其語義色彩越顯負面。

“內卷化”概念自誕生起，其內涵與語義色彩不斷轉變，從哲學層面發展演化“自然法則”的客觀描述，到“前現代社會”的發展困境標識，再到現代社會描述風險增多的“負面標簽”，其含義逐漸擴展，語義越發消極。這種變化反映出了深刻的社會歷史背景。

理解“內卷化”本質的關鍵在“限制”。馬克思在分析資本主義社會本質時提出了勞動“異化”的概念，認為“勞動者創造的商品越多，他就越變成廉價的商品。物的世界的增殖同人的世界的貶值成正比”(8)。“內卷化”的本質也可視為事物發展的“異化”現象：當主體遭遇特定限制，其發展偏離了“創造性轉化”正軌，背離了主體的發展利益，轉而陷入內涵空洞、形式煩瑣、實質停滯的特殊狀態時，主體內部的能量非但未能促進有益的突破與成長，反而在限制之下轉為內部繁復的能量消耗，形成了“演進停滯”的困局。

探求“內卷化”的核心，離不開對其觸發點—“限制”的探討。這一“限制”，即事物發展過程中遭遇到的“天花板”，標志著從“進化式”到“內卷式”發展的轉折，迫使原本流暢的外延式發展不得不轉向內卷式重復虛耗。不過“限制”在不同歷史與社會背景下有不同的解釋，這也構成了內卷化現象的多樣面貌，也是理解不同社會中根本矛盾的鑰匙。

在小農經濟時代，農業生產力的桎梏、技術進步的蹣跚步履、耕地資源的稀缺，再疊加上封建等級制度的沉重枷鎖與冷酷無情的壓榨，共同構建起農民生存與發展的“天花板”。當遇到風調雨順、國泰民安的年景，人口自然繁衍增長，農民辛勤耕耘，試圖挖掘有限土地的全部潛力，以期突破產量的極限。然而，即便盡心竭力，大多也只能勉強維持最低標準的生存，遠談不上富裕與發展，這便是小農經濟下典型且深刻的內卷化現象。這一時期的內卷化現象雖然束縛了創新的腳步，但也客觀地為農村剩余勞動力提供了手工業等副業的出路，某種程度上展現出一種樸素的“均貧富”人本主義色彩，確保了社會的相對穩定。這時的內卷化不乏積極面向。

隨著資本主義的產生，市場悄然脫嵌于社會，逐漸成為一只獨立運作的“無形之手”，資本積累規律自此開始主導經濟發展脈絡。同時，在資本邏輯的作用下，人本主義的發展價值不幸被資本的“理性”綁架，個體淪為龐大而冰冷經濟機器中的齒輪，資本邏輯成為異化人類社會發展的巨大“限制力”，衍生出龐雜的各領域內卷化問題。這些問題逐漸泛化、擴張、膨脹，逐漸集聚為國家和社會的種種矛盾與挑戰，也折射出深層次的人類社會結構失衡與價值扭曲，內卷化因此承載了越發濃重的負面語義色彩。

然而，現代化進程的加速發展并未帶來內卷化現象的緩解，反而在國家、社會、個人三個層面呈現越演越烈的趨勢，編織成一張復雜的三重內卷羅網，掙扎于羅網之內的無數個體、社會單元乃至大小國家不得其門而出。這一趨勢不僅反映了現代社會的深度矛盾，也預示著人類社會未來的道路充滿挑戰與不確定性。

國家內卷：資本的全球棋局與發展的枷鎖

國家層面的內卷化體現在全球資本主義體系下，各國在追求資本積累過程中所遇到的惡性競爭狀態和結構困境，國家無論強弱都被資本邏輯裹挾進了一場以“增長至上”為信條的馬拉松式的尋底競賽。與此同時，對于后發國家而言，這條發展之路不僅有自然分布的坎坷崎嶇，更布滿了人為制造的圈套陷阱。西方國家雄踞全球產業鏈、價值鏈的高端，掌握尖端科技，以標準專利等規則秩序為追趕者框定了難以突破的“低端牢籠”，構筑了后者向上攀登的“天花板”，束縛著其邁向繁榮的步伐。這些交織在一起的因素，共同勾勒出了國家內卷化現象的復雜圖景，揭示了全球化浪潮中后發國家發展的曲折與艱辛。

增長至上：資本邏輯主導下的全球內卷。15世紀末，“地理大發現”開啟了世界的全球化進程。而后，在二戰尾聲中，西方大國主導下的世界政治經濟體系逐步建立，有力地催化了全球資本主義體系的成熟與加速運行。正如《共產黨宣言》所描繪的那樣，“資產階級由于開拓了世界市場，使一切國家的生產和消費都成為世界性的，資產階級把一切民族甚至是最野蠻的民族都卷到文明中來了，它迫使一切民族采用資產階級的生產方式變成資產者，他按照自己的面貌為自己創造出一個世界”(9)。這一系列變遷，不僅是地理疆界的跨越，更是資本積累邏輯向全球每個角落滲透的體現。全球化步伐的加速，為新自由主義經濟學的興起提供了鋪墊，其對經濟增長(實質是資本積累)的偏執追求，導演了一場國家間競相對資本放權讓利的“內卷化”劇目，“增長至上”似乎成為各國提升國際地位、維護國家安全與應對國內棘手問題的不二選擇。

然而，全球資源有限、市場有限與資本追逐利潤無限之間形成了尖銳矛盾，由此很容易導致市場過度競爭與產能過剩，國家層面內卷化現象日益凸顯。各國在同質化的增長模板中相互競逐，試圖通過模仿先進國的成功案例以實現超越，卻往往陷入因“水土不服”而增長乏力或“有增長而無發展”的困境。

巴西與阿根廷所遭遇的“中等收入陷阱”便是這一現實的鮮明例證。在20世紀后半葉，巴西與阿根廷曾憑借其得天獨厚的自然稟賦與初步工業化基礎，較早跨入了中等收入國家之列。這種以初級產品出口為主導的發展模式門檻較低、易于模仿，區域內國家競相采用相似戰略，導致競爭日趨激烈。進入21世紀第二個十年，全球大宗商品價格的驟降與國際經濟秩序的重構，對兩國構成了前所未有的挑戰。長期以來，產業結構的單一、創新動力的缺乏、教育科技的滯后以及制度架構的不健全，致使兩國在面對外部沖擊時暴露出嚴重脆弱性，最終使其經濟增長放緩、停滯甚至出現逆轉。環視全球，在發展中國家這樣的案例并不少見，說明“增長至上”邏輯所孕育的內卷化陷阱背后，實則是邊際效益遞減的惡性循環與熵值不斷增加的自我消耗。此外，全球化非但沒有消除反而擴大了資本主義周期性經濟危機，而且便利先進國家向后進國家、大國向小國、各國向鄰國轉嫁危機，如此加劇了國家之間的矛盾，導致國際治理赤字。

從本質上來看，“增長至上”思維忽略了公平與效率的平衡，過分強調短期經濟效益，忽視了社會發展的全面性，從而導致經濟社會發展越發不平衡。在追求快速經濟增長的過程中，社會資源分配不均等問題被市場的“馬太效應”放大，貧富差距不斷擴大，社會階層日益固化，抑制了社會整體福祉的提升。這種不平衡不僅會影響民眾生活，還可能引發社會不穩定因素，對可持續發展構成威脅，在十分棘手的周期性危機基礎上，引發更為頭痛的結構性危機乃至系統性危機。

先進設限：西方設定的后發國家發展壁壘。全球資本主義的框架使各國陷入了無差別的增長內卷，后發國家在奮力追趕的過程中，還需破除西方設置的各種發展藩籬。這些藩籬阻礙后發國家的技術進步和產業升級，使“微笑曲線”的低端或底端發生惡性競爭，形成“卷中更卷”的惡性循環。

“卷中更卷”不僅是后進國家間經濟競逐的縮影，更是全球范圍內階級矛盾的外化顯現。西方先進國家依仗“鞭先著”的先發優勢，通過一系列經濟、政治策略，在后發國家培育親善西方的代理人，共同奴役剝削普羅大眾，將國內階級矛盾轉移到國際，使全世界無產者對立起來而不是團結起來，而國際資產者卻空前“團結”起來。美國社會學家伊曼紐爾·沃勒斯坦的“世界體系理論”揭示了現代世界體系中結構失衡的癥結所在：世界是一個由核心、半邊緣、邊緣國家構成的等級架構，其中邊緣地帶的國家只能依靠低附加值產業求生，常規途徑難以實現產業升級，而核心國家則借此掠奪資源、轉嫁風險，構筑起南北國家間權力失衡的鴻溝。(10)

從歷史上看，后發國家屢屢困頓于自然資源或勞動密集型產業的依賴陷阱，難以實現轉型升級。此局面非出于自愿，實乃國際經貿體系下西方主導利益分配格局的產物，即將不等價交換利益合理化，附屬和依賴長期化。曾經十分發達的印度棉紡織業的衰落，便是殖民時期英國通過不對等的關稅設置，迫使印度棉布棉衣成品產業萎縮，經濟體系被迫依附于棉花棉紗等原料供應的鮮明例證。步入當代，在全球經貿體系的復雜棋局中，發展的“天花板”并未消失，總是以或隱或現的形式存在。發達國家運用農業補貼、貿易壁壘、債務陷阱等系列手段，構建了一整套保護主義體系，以穩固其在世界經濟中的主導地位。同時，西方設置的技術轉移壁壘與對知識產權的嚴格管控，進一步加劇了全球的技術鴻溝，使后發國家難以獲得產業升級所需的關鍵技術，陷入“低端鎖定”的惡性循環，一些新興經濟體因此落入所謂“中等收入陷阱”。

總而言之，后發國家在歷史與現實的雙重擠壓下，面臨著一個西方刻意設置的發展“天花板”。在此之下，產業結構的固化、人力資本的貧乏、市場過度競爭引發的內耗以及創新活力的孱弱，共同編織了一個錯綜復雜的內卷網絡，嚴重阻滯了后發國家的經濟轉型與發展步伐。

社會內卷：商品拜物教，見物不見人

社會是人類文明發展的主要載體，市場和政府都是人類社會演化到一定階段的產物。隨著人類社會進入資本主義的歷史階段，市場(實際就是資本)獲得了前所未有的力量，衍生出獨立邏輯而不斷重塑世界各國的面貌。當國家間內卷化觸及民族文化、居民生活后，社會內卷化的力量隨之膨脹，在廣度、深度上都前所未有。

資本邏輯加劇社會內卷。社會內卷可以看作是對社會身份差異的抗爭，是階層固化社會對向上流動的深切渴望與行動。當處于社會中下層的個體意識到向上攀登的可能時，便會毫不猶豫地投身于激烈的競爭之中，渴望通過個人奮斗改變既定的命運軌跡。然而，在資本邏輯的裹挾下，社會加速分化，內卷越發顯著。

法國經濟學家托馬斯·皮凱蒂在其著作《21世紀資本論》中，通過對歷史數據的分析，揭示了一個驚人的事實，即資本收益率長期高于經濟增長率。這一發現意味著，資本持有者的財富累積速度遠超普通勞動者的收入增長速度，社會財富的真正創造者卻未能公平地享受現代化成果，其創造的價值更多地被資本所有者“截留”，從而導致貧富差距日益擴大。在資本邏輯的主導下，社會階層固化日趨明顯，社會流動性不斷降低，直接加劇了社會內卷的程度，越來越多的勞動者不管如何努力也改變不了貧困的命運，中產階級試圖晉升上層階級的幻想一個接一個地破滅。

資本邏輯也影響著社會關系的本質，引發社會關系的異化。如馬克思所言：“資本主義生產方式的神秘化，社會關系的物化，物質生產關系和它的歷史社會規定性直接融合在一起的現象已經完成：這是一個著了魔的、顛倒的、倒立著的世界。”(11)

更為嚴峻的是，資本邏輯還影響著社會的凝聚力，悄然瓦解著社會的根基。在資本主導的社會中，個人的利益追求被置于首位，資本的“利益最大化”邏輯放大了個體之間的競爭，合作精神則被擠壓至邊緣，社會的向心力和凝聚力大打折扣。當個體在面對結構性不平等的挑戰時，本應團結一致的力量，卻因分散與競爭的邏輯而分崩離析，難以凝聚起來爭取改變，社會裂痕也因此而日益加深、擴大。

因此，資本全球化下的社會內卷，不僅是經濟過度競爭的表面現象，更是資本邏輯下社會關系異化的直接結果。這一過程深刻地影響了社會結構和人際關系，加重了社會階層的矛盾和個體的孤獨與孤僻。

功利主義驅動社會內卷。現代社會內卷現象的根源，深植于資本驅動的社會結構轉型之中，歸根結底在于資本主義社會的基本矛盾，即在于生產的社會化與生產資料私人占有制之間的沖突。資本的積累與擴張不僅改變了生產關系，也重塑了人的社會角色和心理狀態，將個體從被動的“被規訓者”轉化為“物質的奴隸”。

在傳統的“規訓社會”中，無論是東方的儒家倫理還是西方的基督教義，都作為上層建筑的一部分，服務于維護既定的社會秩序與階級統治。它們通過一系列道德教化和社會規范，使個體服膺于社會的總體要求，形成了一種穩定的“被規訓者”身份。這種個體身份由外力“規訓”而來，并而非自我選擇。

隨著工業革命和現代化進程的推進，資本主義社會關系發生了質變，從“規訓社會”過渡到了“功利社會”。在這個新階段，資本邏輯促使社會結構進一步分化，同時將功利主義價值觀灌輸到社會的方方面面，個體看似被賦予了更多的自由和選擇，但實際上只是集中到眼前的物質利益極大化。在資本主義框架下，個體被“物質主義”“消費主義”所形塑，形成了有利于資本增殖的社會價值觀。

在功利社會中，資本邏輯將個體塑造成“人力資本”，并在市場調節下量化，個人的學歷、技能和業績亦被商品化，物質標準成為衡量個體價值的尺度，功利主義大行其道。人們在這種環境下，不僅被迫參與激烈的社會競爭，而且在精神層面也承受著巨大的壓力。人們為了物質財富積累或所謂“自我實現”，而遭受他者剝削與自我壓榨，這種復合的剝削壓榨比單粹的他者剝削壓榨更為嚴酷、更為徹底，因為它披著“自由”的外衣，讓個體主動投身于無休止的惡性競爭之中。

從“規訓社會”到“功利社會”的轉變，體現了資本邏輯對社會文化心理的深刻影響。資本邏輯下的功利社會，雖然激發了社會活力，促進了經濟的較快發展，但是其內在的矛盾和副作用也不容小覷。這一過程也暴露出了資本邏輯與人類福祉之間的內在沖突，社會內卷越演越烈正是這一矛盾的集中體現。

綜上所述，在資本邏輯的主導下，在功利主義的驅使下，現代社會正經歷一場前所未有的內卷化進程，從社會關系的異化到社會動力的轉型，內卷現象已滲透至社會的每一個角落。資本邏輯與功利主義不僅加劇了社會階層的固化，推動了社會關系的物化，削弱了社會的凝聚力，還深刻地重塑了社會文化心理，將個體從被動的“被規訓者”轉化為主動的“自我剝削者”。

個人內卷：主體價值的迷失與精神世界的荒蕪

習近平總書記指出，“現代化的本質是人的現代化”(12)。然而，人的現代化在資本邏輯的裹挾下遭遇了重重挑戰，國家層面和社會層面的內卷化傾向不斷傳導到個人，造成了“人的內卷”問題日益凸顯：“唯物”理性走向絕對化，人的價值被工具化，個體全面發展在物欲洪流中被扭曲。馬克思在《1844年經濟學哲學手稿》中指出，在資本的異化作用下，“人的類本質……變成對人來說是異己的本質，變成維持他的個人生存的手段。異化勞動使人自己的身體同人相異化，同樣也使在他人之外的自然界同人相異化，使他的精神本質、他的人的本質同人相異化。”(13)這種異化使人陷入自己給自己擬造的困境，即自我內卷。

精神世界空洞化：自我價值的迷失。在現代化的浪潮中，“功利社會”的價值觀傳導到個人，人的內在價值便逐漸被物質價值所遮蔽，“人把自己也降為工具，成為異己力量的玩物”(14)，人的異化問題由此凸顯。

隨著資本邏輯的演進，物質主義與經濟至上主導的價值觀將人生價值追求簡化為物化指標，統一于經濟利益最大化，原本趨向于“全面發展的人”蛻變為“單向度的人”。非功利需求邊緣化，真實愿望屈從于外界塑造的欲望，引發物質與精神的失衡，阻礙全面發展，埋沒創造力與個性。長此以往，個人成長動力衰退，集體主義發展受阻，社會將不再積極向上而不斷沉淪。資本邏輯催生了一種崇尚物質的價值導向，不僅使社會價值趨向單一化，更在“見物不見人”中侵蝕人的精神思想，令其陷入前所未有的“存在”危機。

一方面，商品化帶來一種“填不滿的空虛”。在資本主導的現代社會里，一切皆可商品化，這一過程無聲無息地侵蝕著人的精神。誠如馬克思指出，“在資產階級經濟以及與之相適應的生產時期中，人的內在本質的這種充分發揮，表現為完全的空虛，這種普遍的物化過程，表現為全面的異化”(15)。物質主義的成功標準誘導人們將生命的大部分能量投注于財富和地位的追求，而對精神層面的滋養卻視若無睹。盡管物質條件或許日臻完善，然而心靈深處卻彌散著揮之不去的空虛與不滿。消費主義文化乘虛而入，編織起一張“消費陷阱”的大網，使人們深陷其中，難以掙脫，內卷化也由此愈演愈烈。

另一方面，物化標準帶來一種自我價值追尋的偏離。伴隨人類社會現代化的步伐，資本邏輯的主導不僅物化了社會關系，也將人的存在、情感、創造力等多元特質簡化為可量化的價值符號，甚或就是金錢數量。馬克思曾感嘆，“人的生命則化為愚鈍的物質力量”(16)，外在的商品經濟的規訓“強化了個體對自我實現的追求，從而可能偏離真正的自我”(17)。一項針對中國青年群體的調查表明，有近七成(66.96%)的受訪青年認同“搞錢要緊”的觀點。另外，超四成(42.47%)的受訪青年認同“功利化的價值觀頗具影響力”。(18)在追求物質成功的同時，個體與內心深處的聯結斷裂，精神追求缺失導致發展動力不足，價值觀的錯亂催生系列精神困擾。內卷化從物質領域向精神領域蔓延，導致精神健康問題日益凸顯，成為現代社會不容忽視的挑戰。

個人閑暇消融化：創新與想象力被抑制。在當今社會，“忙碌”似乎被賦予了一種英雄主義色彩，象征著個人價值與社會貢獻的高度。忙忙碌碌的人們如陀螺般旋轉于生活的各個角落，少有閑暇“反躬自省”或與家人朋友度過歡樂時光。科技的飛速進步與工業化的浪潮并未如先賢所愿，即為勞動人民鋪展一片閑適與詩意的天地。相反，現代社會的齒輪在物質主義的油料加持下加速運轉，將經濟成就與社會地位的追求變成“吊在拉磨驢子前面的胡蘿卜”，為了在職場叢林中拔得頭籌，為了贏得更多社會認同，無數個體選擇將工作時間拉伸至極限，人類健康與全面發展的必要閑暇成為犧牲品。

然而，閑暇的意義遠超簡單的休息與放松。閑暇是勞動力再生產的必要前提，是創新智造的搖籃和溫床。在那些看似平凡的閑暇時刻，非凡的靈感得以迸發，杰出的思想得以萌芽。但當閑暇時間被無情壓縮消融，個體的創新潛能被埋藏或廢棄，社會整體的創新動力也就隨之減弱。長此以往，社會將陷入一種機械式的重復，激發活力的創新會嚴重缺失，前進的動力亦逐漸式微。“茍日新，日日新，又日新”(19)，創新是民族進步的靈魂，是國家興旺發達的不竭源泉，是中華民族最深沉的民族稟賦。在激烈的國際競爭中，唯創新者進，唯創新者強，唯創新者勝。因此，保護和促進個人閑暇，不僅關乎個體的幸福與健康，還關乎經濟動力與社會活力，關乎國家長遠發展與安全穩定。

資本邏輯下的個人內卷化現象，不僅體現在價值標準的單一化、精神世界的空洞化，還體現在個人閑暇的消融化。這三個維度，不僅是資本邏輯對人性的直接沖擊，更是理解內卷現象本質、探索解決之道的重要切入點。唯有深刻剖析內卷的根源，才能找到通往真正人的現代化的道路。時下，“躺平”文化、“尼特族”的盛行與低生育率的困局，無疑是對非人本發展模式的強烈回應，它們如同警鐘，喚醒人們對現代性的深刻反思。

結語

日趨嚴重的內卷現象背后，是資本邏輯對國家、社會與大眾廣泛而深入的滲透。必須認識到，人是社會進步的基石，人民福祉與安全是維系國家穩定的關鍵。任何背離人本主義的發展策略，最終必將陷入自我消耗的內卷漩渦，不利于國家長治久安。面對“三重內卷”所帶來的挑戰，亟須重置發展邏輯，降低“資本”價值，將“人本”價值置于戰略核心，打造一個兼顧經濟效率與社會公平、個人幸福的新型社會架構。這要求在追求經濟增長的同時，不忘保障社會正義與個體尊嚴，確保每個人都能成為發展成果的平等分享者。唯有如此，方能構建起穩固的社會安全網絡，從而為國家安全奠定堅實的人本基礎。在此過程中，國家安全與社會穩定不再是孤立的概念，而與每一位公民的獲得感幸福感緊密相連，成為衡量社會發展水平的重要標尺。如此，才能在全球化的浪潮中，不會迷失民族復興的方向，進而唱響人類命運共同體的樂章。

注釋：

(1) 2021年8月17日，習近平在中央財經委員會第十次會議上講話，《求是》，2021年10月15日。

(2)康德著，宗白華、韋卓民譯：《判斷力批判》，商務印書館1964年版，第85頁。

(3) Alexander Goldenweiser, A Loosends of Theory on the Individual Pattern and Involution in Primitive Society,Berkeley: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36, pp.99-104.

(4) Clifford Geertz, Agricultural Involution:The Processes of Ecological Change in Indonesia, California: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63, pp.80-81.

(5)黃宗智：《華北的小農經濟與社會變遷》，中華書局2000年版，第65-124頁。

(6)黃宗智：《長江三角洲小農家庭與鄉村發展》，中華書局2000年版，第21-93頁。

(7)杜贊奇著，王福明譯：《文化、權力與國家——1900—1942年的華北農村》，江蘇人民出版社2013年版，第209-211頁。

(8)馬克思：《1844年經濟學哲學手稿》，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第51-52頁。

(9)馬克思、恩格斯：《共產黨宣言》，《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一卷)，人民出版社2012年版，第404頁。

(10)伊曼紐爾·沃勒斯坦著，郭方等譯：《現代世界體系》(第一卷)，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13年版，第422頁。

(11)馬克思·恩格斯：《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2012年版，第578-579頁。

(12)《十八大以來重要文獻選編》(上)，中央文獻出版社2014年版，第594頁。

(13)馬克思、恩格斯：《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47頁。

(14)馬克思、恩格斯：《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30頁。

(15)馬克思、恩格斯：《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第108、486頁。

(16)馬克思、恩格斯：《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2卷)，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第4頁。

(17)安東尼·吉登斯：《現代性與自我認同》，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16年版，第44-46頁。

(18)劉明：“我國青年群體競爭心態調查報告(2023)”，《國家治理》，2023年第19期。

(19)出自《禮記·大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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